我發現自己和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孫女赫魯曉娃教授，對當前局勢的嚴重性做出了相同的判斷，那就是當下世界爆發核戰爭的風險有可能超過了當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直接原因就是普京和習近平，也就是俄中這兩個核大國的領導人在與美國和西方的對抗中面臨滅頂之災，顯示出遠超赫魯曉夫的自殺傾向。
如何解釋21世紀的人類會走到這一步？越來越多的的人想到了美國學者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也就是說文化差異，會成為後冷戰地緣衝突的主導因素。問題是，亨廷頓並沒有講清楚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相同的人性，為甚麼會演變出如此不同的文化？講不清楚這個問題，給理解基於文化差異的身份政治和衝突帶來了很大困難。應該說，自「文明衝突論」出世以來，高度全球化的歷史和人類學研究和交流，為回答這些難題提供了全新的知識基礎，而這次中國引發的病毒全球大流行和俄國侵烏戰爭，給世界秩序帶來的重大衝擊，則為我們理解文明衝突提供了極深刻的啟示。儘管在簡短的時評中，不可能展開如此宏大復雜的問題，但我還是決定把自己從這次歷史性衝突中獲得的一些啟示，與讀者分享。因為我相信，這種思考和交流有助於未來中國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啟示之一：文明衝突的本質其實不是文化身份差異導致的衝突，而是政治文化差異導致的衝突。當然，政治文化差異與歷史上的地緣政治衝突有很深刻的關聯，理解這種關聯的一個重要線索，就是理解歷史上不同帝國政治秩序的演變，如何塑造了不同的政治文化。
啟示之二：歷史沒有目的，現代世界的誕生有很多偶然因素，其中關鍵一點，就是地中海世界的海權國家在與陸權國家的漫長競爭中竟然佔了上風，催生了大英帝國這樣空前絕後的全球性海權帝國。而沒有海權國家特別是海權帝國的興起，就不會有現代世界。在這個過程中，海權國家內生的政治文化，因具有很大開放性和政治包容性，有利於推動法治和民主自治的政治秩序在全球擴展，但陸權帝國內生的政治文化，雖不利於法治和政治自由，卻不會放棄與海權政治文化的對抗和競爭。
啟示之三：陸權帝國內生的政治文化擁有巨大的人口優勢，從而意味著海權文化的秩序理想未必一定會在全球實現。相反，海權與陸權兩種帝國內生的政治文化在全球展開對抗與競爭，帶來了人類未曾有過的整體自殺風險。進步主義的歷史主義傾向，低估了這個風險。
那麼，為甚麼先是歐洲大陸，後是俄國，現在是中國，成為現代世界人類文明自殺風險的主要震源？從宏觀的角度看不難理解，海權國家的弱點是人口和土地資源相對不足，這也正是海權政治文化比較理智也比較節制最根本的原因，海權的政治包容和鼓勵個人自由帶來的創新活力，是現代科學、技術和大工業知識的活水之源，而陸權國家要與之對抗，基本策略就是技術趕超，同時不惜以拼人口來取勝或保種。這種生存策略固然給海洋霸權帶來致命威脅，但在陸權國家和陸權帝國之間，更帶來了難以控制的相互摧毀的風險。這種風險從西歐沿歐亞大陸向東延伸，是地緣政治自然的空間邏輯。這種邏輯如何催化俄中兩個超級陸權帝國的政治文化演變，將在下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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