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虽荏苒，岁月更如梭。一晃，我们告别未名湖已经四十年了。
任何一位曾经在1978—1982四年间的未名湖畔徜徉的莘莘学子，都会把燕园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和"一塔湖图"珍藏在自己的灵台深处，我也如是。但是，我还珍存着所有77、78级校友都没有的一个"藏品"——老同学张炜的北大经济系硕士毕业论文。
（这是这篇论文的封面照片，封面上标题等字，是我当年的笔迹）
论文题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分析
姓 名：张炜
导 师：厉以宁
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时 间：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一个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78级的毕业生，一个离开北大7年之后才和张炜老同学重新见面的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我为什么会珍存着一位与自己同期的经济系校友的硕士论文？为什么北大学子都引以为骄傲的厉以宁教授，亲自首肯并对我说："在外面，你可以说是我的学生"呢？——一切都要从这篇硕士论文谈起。
我们这拨儿北大学子本科毕业七年后，碰上了特殊的年头和特殊的事件；在之前的1986年—1987年之间，我和张炜仅通过两三次电话，已经知道，那时候他离开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第一任管委会主任的位置，回到市里担任天津市经贸委主任兼天津市政府外事办主任，并做为天津市的党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还从当时在天津纺织学院工作的化学系77级的高卫平同学（不幸英年早逝）那里，听到已是高官的张炜，对北大同学仍然关爱有加的佳话：高卫平知道张炜回到市里工作，一次携幼子赴市府大楼看望张炜，见面问候之后，张炜马上向秘书发话"半小时到40分钟之内，任何电话不要往我的办公室里接入，我要和老同学聊一会儿……"。虽然彼时我也有张炜对我的允诺："你来天津，我可以随时和你见面。"但，我知道一个北大出身的正厅级的高官，工作会有多忙，所以一直也没有去天津打扰他。
这里允许我倒叙一段：
1982年初，77级大学生毕业时，北大党委首先选择张炜留校任北大团委书记，但张炜不仅志存高远，而且还要从基层做起，所以他在感谢校党委信任的同时，坚决地婉拒了校党委的精心安排，提出到新疆去，从基层的锻炼起步。
张炜毕业后的去向，不仅是北大校党委的重要工作之一，也当然会引起有关上层的注意，最终他来到了天津，初步符合了他"下基层"的愿望，而这个安排也很自然地开启了张炜本人和中国历史从那以后的波澜起伏……。
张炜虽然分配到天津，但最终他不仅没能"下基层"，而且也没有避开"团委书记"这个"命里注定"。1983年，他被任命为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当时，他还与安排此职位的市委领导分辨："我没当北大团委书记，为什么到天津，还要做团委书记？"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职级"上的安排，上级已经在初步设计张炜的从政之路了。
因为担任了专职的团市委书记，张炜到天津的第二年，29周岁时，已经是正厅级别。
而我们俩毕业后的第一次见面，已经是张炜辞职后的那一年，那一年他不足35岁（被安排为副处级）。
为了这次从北大毕业后的第一次会面，我也做了些功课：
首先，我和已与张炜解除了婚约的生物系78级同学在北京见了面，谈到他们仅五年多的婚姻，更多地由于张炜辞职的政治原因而导致解体，我能感觉到她满满的无奈与惋惜；
其次，我已经确认了张炜辞职的具体日期：那一年的5月20日上午，天津市委书记传达中央紧急戒严命令之后，张炜愤然辞职；
再者，我还落实了：张炜是那年那件事之前提出辞职并得到上级批准（行政降三级重新安排）的体制内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我和张炜的会面，是在天津天塔地区附近的一所极普通的二居室单元房里（约四、五十平方米），他自己下厨为我做午餐，吃饭时，他不仅酒、饮料不喝，连茶都不用。他家里那个冰箱很小，我很好奇：张炜做为天津市经贸委主任，出国机会不少，国内外的交际应酬也会很多，为什么生活条件这么简单？
我们的第一次会面，还没有闲暇谈及张炜的硕士论文事。因为那个阶段是张炜辞职后，主动把突然诊断出患了白血病的儿子接到自己身边治疗的最紧张最让人心痛的一段日子……。
张炜的儿子患病那年四岁。（请原谅，我写到这里，潸然泪下，太多的故事，我实在写不下去……。）
我只想告诉同学们：那时候孩子仅仅才四岁啊！在北京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白血病，必须接受高能量的放射治疗，孩子极难忍受，张炜每周往返京津两三次，为了鼓励儿子在痛苦中接受治疗，张炜此时也必须忍受痛苦……。唯天地才有知！
大家知道，白血病的儿童一定不能感冒，孩子住院前后,都与张炜同住在天津家里，天津的夏天比北京还热，半夜里，张炜经常要给孩子洗澡，有时一夜要洗两次，既要降温，又不能着凉，父子俩都在咬牙挺着！
在北京儿童医院医生精心治疗下，孩子的白血病得到初步并有效的控制，但同时引起了对肝部的严重伤害.全身黄疸。如继续放射治疗，肝部受损会导致死亡，不继续放射治疗，白血病有可能复发。中国儿科白血病治疗的最高权威单位——北京儿童医院、最权威的医生胡雅美院士明确告之了，中国当时的医学技术在两难中不得不选择后者——停止对白血病的治疗。胡院士也同时指出：孩子只能也必须赴国外才能继续医治。
可亲可敬可爱的海内外同学们，以生物系78级同学欧阳三、新闻77级同学刘娟为代表，他们不仅发起了募捐，而且在美国落实了可以给孩子免费治疗的医院。
孩子出国治疗，已刻不容缓。
而此时，正逢张炜"诸事不顺"之时：
出国需申领护照，可是孩子的户口在其母亲那里，我和孩子的奶奶找不到孩子的母亲（很久以后得知，她已于此前出国），就找到当时也住在北京的孩子的外婆，但交涉和索要孩子的户口时，遭遇到始终的巨大障碍。我们最后只得被迫采取了其他特殊措施，总算给孩子办妥了护照；
张炜当时以"副处级"的干部身份，递交了携子出国治病的正式申请，石沉大海……；
恰在那个时段，天津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和一位京剧演员擅自出国不归，上峰迁怒，由政法部门出面，加强了对张炜的戒备管理（作出此项决定的人，是天津市前公安局局长宋长顺，此人于2007年畏罪自杀）……；
而同在此时，张炜的硕士论文，也进入了最后阶段，怎么办？
我们从这个"怎么办"开始，回到张炜的硕士论文：
1991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第一次来到了厉以宁老师彼时在中关园的那个很不宽敞的住所，讨论张炜论文答辩的有关问题，具体谈话内容，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厉老师对张炜的呵护有加，寄予厚望的神情，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厉老师爱学生，不仅爱出自他门下的学生，也爱每一位曾经在北大读过书的学生，我是有太深的体会了，希望在下面的文字里还能涉及。
这里请允许我引用张炜的原话："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厉老师鼓励和指导我完成硕士论文。"短短十几个字，饱含了厉老师对学生最深沉的爱与期待，我也深知：对于张炜来讲，厉老师对其硕士论文的鼓励与指导中蕴涵的深厚师恩师情，是天高海深但极难面谢！这种师生情谊，只能埋藏在各自的心灵深处，倾诉的机会少之又少……，因为自张炜离开祖国后，只与恩师在伦敦见过一面，那还是2003年夏末时分，迄今已近20年了……。
1991年12月的第一场雪后，我和张炜在北京再次见面，他显得有些激动，又尽量平静地告诉我：上午，我完成了硕士论文的答辩，厉老师特意请陈岱老（陈岱孙）主持了答辩……。我十分着急地问他，有没有留下答辩会现场的照片？当然是没有！同学们可以想像，那一个答辩现场是一个多么庄严肃穆而又神圣的空间，当年已经91岁高龄的陈岱老，不仅已经关门多年不收研究生了，而且很少走出晚年的住所——燕南园55号。但，此时，陈岱老在北大经济系的第一位大弟子厉以宁教授，要为其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张炜举办硕士论文答辩了，这位轻易不说话，但在中国经济改革紧要关头总会发出掷地有声之音的中国经济学泰斗，打开了燕南园的大门，在自己的家里，为自己学生的学生，举办了正式的论文答辩会。当时的陈岱老一定身姿挺拔如临风玉树，当时的陈岱老一定从容不迫，高贵不凡！
这是一场十分特殊的可以进入北大史册的答辩会，因为那是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对一位特殊的北大学子的答辩会，而且是在特殊的空间——陈岱老的私人园邸的一场答辩会，而研究这场答辩会的主导者、主持者、应答者……到底覆盖了几代北大人？那就是历史系同学的课题了。
张炜还告诉我，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履宽教授也参加了他的答辩会。
那一次见面，我和张炜来不及谈论这场答辩会的细枝末节，我只知道一切都空前顺利。这当然是张炜的荣耀，但，这又仅仅是张炜个人的荣耀吗？当然不是！这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北大传统与北大精神，这就是厉老师在《山景总须横侧看》散文集中所阐述的："于是出现了两个北大。一个是外界看得见、听得到的北大，那是浮在水面上的北大；另一个是只有生活在北大，同北大的命运始终拴在一起，继承并发扬了探索精神的北大人才能察觉到的北大。这是深藏在北大人心中的北大"；"想铲除北大探索精神的人的打算落空了，北大依旧是北大"。
北大依旧是北大？但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的张炜，却不可能再去顾及"证书"、"文凭"之类，也顾不得考虑当时国内重要地区单位的邀请，他要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才能让重病的儿子顺利出国继续治疗。
正式申请携子出国治病不批，反而更加处处地对张炜加强了管理，我们不由得想到一起：张炜要先出国，再把孩子接出去……。
我已经淡忘了或不清楚这中间张炜经历了多少曲折与多少揪心的等待，有一天，一个不相识的北大同学给我带来一封张炜写自东京机场的短信，他写到："走得太匆忙，但你知道我顺利离京赴美，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已通过正常渠道赴美，联系为小孩治病，为了避免麻烦，手续一办好，便于X日迅速出国……"，"我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的朋友，深感满足……"。我看到此信时，高兴仅仅是几秒钟，就深陷痛苦的思念与茫然，此时应该是1992年10月。
在我们于2003年的久别重逢时，我才得知：1992年10月张炜出国时，手里持有天津颁发的中国护照，和美国大使馆给予的入境签证。
前面已谈到，我和张炜不辞而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已经是2003年的夏末秋初，是在英国的剑桥小镇。
此时，张炜已经从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取得了剑桥大学经济系的教职，同时还担任了剑桥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而这个研究中心是由英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一手创办，并担任主席。
这个研究中心也得到了撒切尔夫人的关注和支持.
张炜在担任剑桥大学经济系研究生课程的同时，举办和主持了"中国经济改革问题讲座"，第一位受到邀请的贵宾主讲，就是他的恩师厉以宁先生。我十分荣幸地做为厉老师、何（玉春）老师夫妇的唯一随员，一同赴英。
厉老师办理这一次出国手续时，特意地使用了因私护照。他对我说，"我有公务护照，但这一次是我的学生邀请我，我要用因私护照……"。老人家的语气平静而饱含深情、深浸其中，那种师生相知相爱、贵相知心的厚重情感，非北大人，是无法体味到的。
那次的剑桥相会，不算太短、又实在短暂，也是迄今为止，厉老师与张炜在毕业后的唯一一次见面。
从那以后，我倒是和张炜有N多次见面：在伦敦、在华盛顿、在香港、在台北……。
2003年这次赴英，我受邀作为厉老师、何老师学术访问剑桥大学的唯一正式随员，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张炜在厉老师面前给我做了"背书"，从那以后，每当我服务的中国教育电视台有北大光华学院的采访任务时，我总是最早赶到现场的记者，为的是与厉老师见见面，为的是把张炜的问候与思念带给恩师。而每一次，我自然分享了厉老师与张炜之间的师生情谊，我也总是感动其中。
从厉老师和张炜的言谈身教中，我做为一名北大78级理科生，也对"经济学"这门经国济世、经世济民的显学，有了浓厚的兴趣，下功夫研读并曾在某业大讲授经济学的相关课程。
经济学是讲究"外部效应"的，我也讲讲张炜那篇硕士论文给我带来的"外部性"：
从陪同厉老师、何老师夫妇访问剑桥大学后，厉老师曾三次带我赴贵州省的"毕节生态扶贫试验区"，做扶贫实地考察。两次带我赴新疆石河子大学做学术演讲（那时，北大的现任党委副书记、厉老师的博士生于鸿君，在石河子大学任支援新疆教育的副校长）。2010年10月，厉老师委托我把给石河子大学经管学院的院名题字送到新疆，临行前，厉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代表我去的，你可以对外说，你是我的学生"。
尽管我与张炜在境外见面有过N次之多，但我深深记住的是：每次见面时，他总是不忘让我给厉老师、何老师带去问候，厉老师何老师每年都要把自己最新的学术著作送给张炜，也不忘把印有北大风光的纪念品托我或其他同学带给他。我也曾经把北大"双甲"庆典时的体恤衫、棒球帽带给了张炜。（我记得，次年张炜戴着北大"双甲"庆典棒球帽，出现在HK的活动中，生物系78级的王飞澜高兴地给我发来微信：张炜戴的棒球帽是我设计的……）因为厉老师知道，我更知道，张炜想念北大，张炜想念厉老师，张炜也想念北大77、78级的同学们！
那篇硕士论文之后的故事还有许多许多：
我退休后，因独子在海外患病不肯回国治疗，我们只好准备出国去照顾生病的孩子。出国前的2011年6月，我和经济系77级的石小敏夫妇、哲学系77级的杨利川夫妇在香港与张炜有过一次见面。那是张炜离开了剑桥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后，受HK查氏跨国公司的诚邀，担任公司高级经济顾问，刚刚落地HK的几天之后；
我出国后仅一个多月，就被查出肠癌，匆匆回国手术，术后又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在两个重病叠加的打击下，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想见任何同学和朋友，包括张炜那里也断了联系。但是，张炜得知我患病后，先后委托他经济系77级的同班同学石小敏、朱善利、金利佐等，先后给我送来医疗费和药物，我当时在深度抑郁中，全然不想、也不可能问问他们三人：是怎么找到我家的？为什么金利佐会在雨中长时间等候，不见到我不罢休……？
两年后，我才明白：这一切也来自张炜的悉心嘱咐和周到安排……
其实，用文字讲故事不是理科生的长项，我从事的电视职业又是靠画面说话的，所以，那篇硕士论文的前前后后，从那一年张炜的愤然辞职，到1991年12月，厉老师主持、陈岱老坐阵的论文答辩，再到2003年夏末张炜与厉老师的第一次海外重逢，这十几年里，张炜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很少知道，并不是他不讲，也并不是我不问，而是我们之间太少有这样的时间谈谈家常。2006年5月，由在摩根斯坦利公司工作的无线电系78级同学刘嘉陵的悉心安排下，我和张炜同班的石小敏专程赴伦敦，计划有一周的时间，但张炜只能抽出一个下午和晚餐时间和我们见面谈话，这中间还要扣除从伦敦开车到剑桥的往返车程耗时。那次会面时，我尚处于极度的"时差疲劳"中，只给他们俩留下了一张《只谈国是》的照片（该照片收藏在77级经济系的纪念册中），尽管画面感极强，但我已经困得撑不住了。
这十几年间，张炜的学术造诣，我尚不能从经济学、政治学专业角度准确评价，但每一次在电话里和张炜讨论国内经济政治形势时，我总感觉张炜对中国大陆社会民情的了解，远远超过我这个国家级媒体的记者；我也知道，他在美、英近20年的求学做研究的学术生涯里，不少国内出访的很高级别的干部，总要千方百计地与他非正式的会面或电话交流；要知道，张炜是从38岁又开始了新的学习，他不仅依次取得了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的MPA硕士学位、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最后任职在剑桥大学，而且他用笔名发表了一系列经济学、政治学的评论论文，每周一篇，坚持了23年，这发表在海外主要媒体的近1200篇论文，影响了很大的一批国内外华人；他在剑桥大学任教的时候，英国皇家只要举办重要的中国问题研讨会，他就必然成为受邀的主讲嘉宾。但是，在他自己主持召开的研讨会上，却仍旧保留了北大学生会主席的老传统，例如，2005年秋，剑桥大学"中国制造"研讨会上，仅是海外的北大同学就占据了近半数的席位。
这十几年求学加研究的过程中，张炜不仅要抚养孩子，还要给孩子寻医治病，他曾经把哈佛医学院的最新研究文献提供给医生，其实就是指导了医生的治疗；我也知道，张炜从美国转到英国读博士时，孩子抚养权的转移，落定，发生过不小的法律障碍，中国人要在英美法庭上辩护维权，难度可想而知，他也不得不面对、解决。
而张炜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呢？依然是几十年如一的简朴、谦和、有礼：
大约是2014年上半年，张炜大病一场，需要有人在病床前照顾，他自己强忍病痛，不向同学声张，只有当时在HK工作的金利佐同学闻讯赶到医院，照顾了不短一段时间，后来我们谈起此事，他总是把金利佐同学的悉心照料放在嘴边，对自己的重病却极少谈及。
2014年11月下旬，我和哲学系77级的俞晓阳，不约而同来到HK，我们仅有一个小心愿：想给老同学60岁生日增添些快乐，减少些孤单……。没承想：直到晚饭后，张炜才有时间与我们俩见面聊天，而且仅仅是我俩各一杯啤酒、他一杯冰水而已。他少有地提到，本来公司最高负责人要利用当天下班后，给他安排集体性宴会庆生，他坚决婉拒，理由是公司不能开此先例。最后，他勉强同意了在本周五的中午午餐时间，全体员工一起小聚一下，就算庆祝了。
此时是张炜来此公司仅3年多的时间，他已经担任了此大型跨国企业的CEO……。
我在澳大利亚时，遇到了张炜在剑桥大学的博士生钟先生，这是位工学和经济学的双博士，当他讲到：这一辈子有北大张炜这样的导师，是此生之骄傲……。我听了，心里真为张炜和母校感到自豪。
这十几年的故事，张炜不会讲，但我从网上文章得知：张炜在剑桥大学基本落定之后，出于对一个当年曾经采访北大竞选时的记者的礼貌，而接受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采访，张炜讲述了这十几年的风雨兼程，采访的记者们都留下了眼泪，他们说：尽管这个节目我们还不能播出，但，你是我们心目中高大的英雄……。写到这里，我也唯有泪下。
2022年，是77、78级同学告别我们的母校40个年头，也是老同学张炜离开自己的祖国30个年头……。
一篇硕士论文前前后后的故事还在延续，
我在聆听，也在创作；
北大77、78级学子毕业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波澜起伏如历史画卷，
我在画外，更在画中……，……。
北京大学无线电系78级学生 叶宝生
2022年3月16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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