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謙：當德國首席哲學家成了綏靖俄羅斯的戰犯—被普京愚弄的哈伯瑪斯？

李忠謙 / 风传媒20220516

國向來是歐盟的領頭國家，無論政治、經濟、文化、學術在歐洲大陸都引領風騷。不過面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從一路容忍普京侵略惡行的前總理梅克爾；提出「烏克蘭應給予頓巴斯自治地位」（又被稱為「史坦因邁爾公式」）的梅克爾時代外長、當今總統史坦因邁爾；到卸任總理後跑去當俄羅斯石油公司監事會主席、不時為俄國說項的前總理施洛德—卻都成了輿論聲討的對象。

至於現任德國總理蕭爾茨，雖然早在今年2月底就宣布暫停啟用北溪二號天然氣管線、撥款千億歐元提升軍備，3月初更打破了二戰後「不向衝突地區運送武器」的保守原則，提供烏克蘭1千件反戰車武器與500枚「刺針」飛彈。不過對於德國是否該提供重型武器，蕭爾茨政府卻一直謹慎以對，直到4月底德國聯邦議會做出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應向烏提供重型武器」的決議後，蕭爾茨政府的態度才終於鬆動。

對於德國「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破產，《Politico》形容「鮮少見到一個國家對其自身的信心在一夜之間被粉碎地的如此徹底」、「德國被推進一個痛苦反省、自我懷疑與相互指責的過程」，甚至尖銳地指責「德國並非一夜之間就把靈魂出賣給俄羅斯，而是花了很長一段時間，讓整個國家都成為了俄羅斯的同謀」。《Politico》據此羅列了12位應當對錯誤政策負責的德國菁英，令人驚訝的是，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大思想家哈伯瑪斯竟也赫然在列。

高齡92歲的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是德國最負盛名的哲學家與社會學家，除了在後現代橫行的世道裡，以「溝通行動理論」繼續攙扶著啟蒙時代以來的理性方案艱苦前行，並且以追求正義為核心的「憲政愛國主義」取代民族國家的舊時概念。他認為一部新憲法所蘊含的公民理想與價值觀（而非未經選擇與反省的種族身份）不但能夠作為東德與西德的集體認同，歐洲也應該以一部新憲法來做為跨越國界的身份認同，最終走向康德全球一家的理想。（不過可惜的是，這兩項立憲倡議最終均未實現）

從批判理論起家的哈伯瑪斯，一開始就不只是個枯坐書齋的學者。除了進行政治哲學的抽象思辨，他更始終保持著對於現實政治的關注，國際間的軍事衝突也常是他反省批判的對象。包括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他都曾公開發表文章表態，甚至在當時引發激烈論戰。雖然這兩場戰爭都沒有經過聯合國授權，不過哈伯瑪斯為前者做出辯護（因為這是對遭迫害的少數民族的緊急救援，在世界公民法權完善制度化之前，北約的軍事干涉實是保護人權的義行）、對後者直言批評（因為美國片面決定出兵的單邊霸權主義破壞了國際法規範，他更痛責歐洲領導人無力形成統一的外交政策）。

德國著名哲學家哈伯瑪斯在《南德日報》公開呼籲不要與俄羅斯為敵、不要加大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引來國內外輿論熱議。（翻攝網路）

面對2022年的烏克蘭戰爭，今年6月就要過93歲生日的哈伯瑪斯再次公開發聲，在《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發表〈戰爭與憤慨〉（Krieg und Empörung）一文。雖然這篇文章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找到擺脫兩難的辦法，寄希望於謹慎應對烏克蘭『不能輸掉這場戰爭』的目標」，但哈老的重點並非擺在「烏克蘭不能輸」—而是在於「謹慎應對」，甚至「烏克蘭不能輸」這件事在他看來，已經讓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都陷入危險之中。而他在文章中的首要論敵，也從過去的獨裁暴君、美國霸權，隱隱然指向被侵略惡行輕易激怒、卻未能理性應對核戰風險的德國年輕世代。

如同1999年支持科索沃戰爭的〈獸性與人性：一場處於法權與道德界線上的戰爭〉（Bestialität und Humanität. Ein Krieg an der Grenze zwischen Recht und Moral) 、以及2003年與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共同倡言的〈我們的革新—戰後歐洲的再生〉（Unsere Erneuerung：Nach dem Krieg—Die Wiedergeburt Europas），哈伯瑪斯在〈戰爭與憤慨〉中也強調了「憤慨」或者「強烈情感」的重要性。哈老當年談的是「不管怎麼樣，人們對於殘酷驅趕之不義的憤慨，確保了西方對於軍事干預的廣泛共識」、「強烈的感情把歐洲公民緊緊拉到了一塊兒」，如今他則說「每起死亡事件都在旁觀者中日益引發不安與震驚，每起戰爭罪行也都引來日益強大的憤慨—人們迫切希望對此採取行動」。

不過23年前哈伯瑪斯宣稱「北約是在沒有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採取行動，但這種干預是作為對於被迫害之少數民族（以及少數宗教群體）的緊急救援」，如今雖然他也贊成支援烏克蘭、對俄羅斯的侵略也有所批評，但針對「德國政府應該對烏克蘭提供何種類型與程度的武器」的時下爭議，哈伯瑪斯卻說「憤怒指責德國政府過去做出錯誤判斷的聲音」讓他感到不安；19年前哈伯瑪斯讚嘆歐洲各國的反戰遊行「象徵一個歐洲公共領域的誕生，必將名留青史」，如今歐洲人也團結起來聲討普京的侵略，但他在呼籲「仔細權衡風險」與「歐盟應該擁有自己的武力」之餘，那些挺身反對俄羅斯開戰的歐洲公民，反倒成了遭到哈伯瑪斯數落「過於樂觀、敏感與理想」的主要箭靶：因為俄羅斯一再威脅西方干預可能引發核戰，這些指責德國幫得不夠多、不夠快的批評者卻「忽視這項警告，也忽視了這場戰爭可能讓西方陷入困境」。

德國總理蕭爾茨。（美聯社）

哈伯瑪斯在這篇文章結尾的所謂「兩難」，即「坐視烏克蘭戰敗、或者讓有限衝突升級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強調冷戰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一場對抗核武強權的戰爭不可能在任何合理的意義上「贏得勝利」，充其量只能進行「保全雙方顏面的妥協」。哈伯瑪斯認為在避免全球陷入衝突的前提下，協助烏克蘭的決定必須排除任何投機的因素。即便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嚴厲制裁已經表態參與了這場衝突，但面對普京將西方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視同參戰的紅線，哈伯瑪斯主張「西方必須仔細權衡每項額外的軍事支持程度，以確定是否跨越了正式介入戰爭的不確定邊界」、甚至「限制我們提供軍事支援的類型與範圍」。

哈伯瑪斯對於蕭爾茨援助烏克蘭重型武器的躊躇不前、以及當年梅克爾「我們盡可能不製造無法控制的升級，給歐洲大陸、甚至全世界帶來無法估量的痛苦」的克制作法表示讚許，這種主張當然引來西方輿論的高聲反對。包括《Politico》將他列為德國的「骯髒十二人」（Dirty Dozen）之一；《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一篇投書則認為哈伯瑪斯誤解了國際法的規範機制，只關注是否會引發核戰，更將呼籲支持烏克蘭的聲音看成一種「無視後果的天真」。

其實哈伯瑪斯的主張並非什麼離經叛道的想法，包括美國與其他北約成員至今也跟他一樣，一方面對烏克蘭堅定表達支持，另一方面也謹慎面對普京劃下的核武紅線，西方領導人確實在「坐視烏克蘭戰敗、或者讓有限衝突升級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兩難之間拉扯。不過哈伯瑪斯將德國外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作為箭靶，認為這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表現出對規範性問題的敏感」、「以最大聲量要求更有力道的支持烏克蘭」，並將烏克蘭獲勝化約為一種不可動搖的道德堅持。

2022年5月7日，烏克蘭東部盧甘斯克州村莊「比洛霍里夫卡（Bilohorivka）」一座學校遭俄軍戰機轟炸（Twitter）

哈伯瑪斯甚至將德國的輿論粗分為兩個集團：一些人急於讓德國成為一個替自由與生命而戰的國家，只以勝敗的角度來看待戰爭；另一些人則從冷戰汲取不同的教訓，深知對抗核武強權的戰爭不可能「勝利」。法蘭克福大學的史麥齊（Cord Schmelzle）就在《法蘭克福匯報》指出，哈伯瑪斯批評「年輕世代的道德訴求值得尊敬，但不適合緊急情況」，但所謂「西方與烏克蘭需要的是談判、而非軍事支援」，其實忽視了烏克蘭的軍事能力是其與俄國進行任何談判的必要條件，況且普京並非只想控制頓巴斯、他所下令的軍事行動更是企圖摧毀一個在前蘇聯領土上的自由民主國家。

德國作家諾拉・玻松（Nora Bossong）則在《日報》（Die Tageszeitung）撰文表示，哈伯瑪斯所謂「無法戰勝核武強權」的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因為俄羅斯在二戰之後確實在區域戰爭中吃過敗仗（眾所皆知的「帝國墳場」阿富汗就是一例）。玻松指出，年輕一代被他指責為「不了解冷戰邏輯」，但他也忽略了年輕世代同樣也目睹了南斯拉夫、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等地的戰事，對於從這些地方逃往德國的難民來說，哈伯瑪斯所謂「二戰結束77年之後，令人不安的戰爭畫面又重回我們的生活」聽來就像是一種糟糕的嘲諷。

玻松強調，即便「北約不直接參戰」仍是現在進行式，但國際法也規定了保護其他主權國家的責任，「不參戰」這件事並不像哈伯瑪斯所想的那般理所當然。畢竟巴爾幹半島的戰事、盧安達的種族滅絕，都一定程度改變了國際維和及其道德基礎。史麥齊則說，匆忙迴避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威脅，也等於迴避了摩爾多瓦、喬治亞或哈薩克等後蘇聯國家的安全問題，甚至俄羅斯的「核訛詐」對於國際法律秩序的挑戰與可能後果。

如同普京動武的糟糕決定或許是對北約東擴的反彈，侵略烏克蘭卻反而促成了北約團結與迅速擴張；哈伯瑪斯這回想敦促眾人勿被義憤沖昏頭、在核戰威脅下應當仔細考量各種決定，但是一篇立論不夠嚴謹周全的文章，除了讓自己淪為輿論口中「被普京的核訛詐戲弄的昔日大哲」，「只有和談一條路可走、軍援烏克蘭絕對行不通」的堅持更遭到普遍質疑、甚至他瞄準抗俄義憤的批判只會招來更多道德憤慨。如今蕭爾茨政府更靠向被其批評的力挺烏克蘭一方，讓這位思想家更顯踽踽獨行，至於先哲康德的全球和平理想、甚至理性與溝通在這場衝突中的必要角色，恐怕也都承受了他下筆前始料未及的負面衝擊（希望歐洲不會因此往核戰又靠近了一步）。（相關報導：預告戰爭會以俄羅斯大敗結束　前中國駐烏克蘭大使發言影片遭下架｜更多文章）

在這個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敵我之分」（Freund-Feind-Unterscheidung）幾乎籠罩所有公共論域的「新冷戰時代」，哈伯瑪斯堅守啟蒙方案與溝通理性的立場當然更有其時代意義與必要性。但是當哈老親自發聲呼籲德國與歐洲同胞放慢腳步、細思風險，他的長篇大論跟言語機鋒也被拋進了「敵我之分」的絞肉機裡無情傾軋與清算。「避免走上核戰」的提醒當然不能說錯，但當哈伯瑪斯讀到各種對他批評的聲音，午夜夢迴時不知道是否也會感嘆「溝通行動真的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