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东 原载微信公号丁东小群
写在前面：5月13日，是王小波先生70周年的生日。本号转载两组文章，以志纪念。
王小波应当欣慰。但我留有遗憾。他如果多活十年，哪怕多活五年，情况便大为不同，可以感受更精彩的世界。他要开办自媒体，不知会有多么火爆，引出多少智慧的火花？
有一部阿根廷名剧，叫《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在我看来，王小波也是在黎明前死去。他死在了纸媒式微，互联网称雄之前。对他来说，这很可惜。
王小波死在1997年的春天。当时的中国，没有微信，没有微博，没有当下流行的各种自媒体。王小波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网民，当时只能通过电话拨号上网，费用高，速度慢。王小波是中国最早的个人计算机使用者，是最早用电脑写作的中国人之一，自己还会编程。当然，那时也没有金盾工程。
一个人在技术上先知先觉不顶事，重要的是社会流行什么。1997年，是纸媒为王的年代，传播信息主要渠道不是互联网，而是报纸、杂志、书籍和广播电视电影。个别人会用电脑写作，会上网，主流媒体不会，仍然无奈。
王小波用电脑写作，投稿只能打印在纸上，装进信封，通过邮政，寄给编辑部。书稿可以拷到软盘上，先是5吋软盘，后是3吋软盘，手递手交给编辑。当时没有U盘，一般出版机构也不会接收电子文本。
王小波的才华，生前得到了一些大陆高端纸媒的青睐。我知道，《读书》主编沈昌文，《东方》总编钟沛璋和副总编朱正琳、梁晓燕，《南方周末》编辑鄢烈山，《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都很器重王小波。有的请他开专栏，有的向他约稿，他的随笔被当作提振媒体品质的宝贝。我当时在中华医学会科普杂志《健康世界》客串编辑，也曾几次打电话向王小波约稿，他很快把打印的稿子用信封寄来，及时在杂志上刊出。
他出版不顺利的是小说。他最钟爱小说创作，而不是随笔写作。随笔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稿费，支撑他辞去中国人民大学外语教师的职务，以自由撰稿人立世。小说的发表磕磕绊绊。不少小说生前没有问世，成为遗作。
他的小说代表作是《黄金时代》。这是他最好的小说。也是他创作时间最长的小说。从1980年代开始动笔，导师许倬云提过意见，他反复修改了许多稿。许倬云推荐给台湾《联合报》，在副刊连载，获得中篇小说大奖。
1990年代初，《黄金时代》在台湾经联出版，又和另外两部小说合成一集，以《王二风流史》为题，在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港台图书市场小，发行量有限。小波能够得到的样书，肯定不多。
我们和他相识于1992年，蒙他看中朋友，把港版、台版各送我们一册。我当时在山西社会科学院，请大学同学兼社科院同事陈坪一起分享了《黄金时代》。我们进行了一次对话，讨论这部小说的意义和特色，整理出一篇对话录。当时我还没有"换笔"，稿子是手写的。寄给王小波。他送到《读书》。听他说，编辑认为原作尚未在大陆出版，评论不便刊出。手稿也没有退还。我还把《黄金时代》推荐给几个大型文学期刊，请他们发表，都告失败。只有《黄河》主编周山湖认认真真给王小波写了一封信，对小说作出高度评价，说明了不敢刊登的理由，托我转交。
又过了几年，赵洁平女士趁领导出差之机，终于让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在华夏出版社付梓。这样，王小波的五部中篇小说，总算在生前和内地读者见面了。
记得当时李银河问起我们那篇关于《黄金时代》的对话，我手里已经没有底稿。只有一份最初整理录音的草稿，我从中摘抄，写成一篇短文，李银河推荐给《博览群书》刊出。可惜当时疏忽，引用了陈坪的观点，却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我把此文编入文集《尊严无价》，才说明，此文系与陈坪合作。我曾说，王小波生前，只有三个人发表过评论文章，艾晓明、杨泥和我。这是不准确的。陈坪虽然没见过王小波，但他和我一起评论了《黄金时代》。他的见解，有思辨深度。
《中国作家》编辑郭小林也想发表王小波的小说，我和他一起到西单大木仓向王小波约稿，王小波给了他一张软盘，内有未刊小说多部。郭小林回编辑部向章仲锷汇报。章仲锷说，今年稿子满了，明年再考虑吧。没有等到明年，王小波就走了。
谢泳也曾为《黄河》向王小波约稿。王小波拷了一张软盘，我交给谢泳。谢泳选了一个中篇，很快在《黄河》刊出，王小波活着的时候，见到了杂志。
我们和王小波交往不少，但留下的照片很少。当时还是胶卷时代。不像现在，手机拍照很方便。
保存下来的照片只有一张，是老朋友向继东拍的。他们《湘声报》一行来北京约稿，组织了一个饭局。参加者有邵燕祥、牧惠、蓝英年等前辈，有王小波、李辉、杨帆、仲大军和我们夫妇。那天是1997年1月29日。两个多月以后，王小波便与世长辞。
数年以后，互联网的太阳冉冉升起，从黎明走向正午。
王小波去世22年了，至今仍然仍然受到新一代读者的钟爱。再过三天，是他的忌日。22年前他刚去世不久，我和导演张元有过一次对话。现重新展示，以示对王小波的怀念。
写在前面：5月13日，是王小波先生70周年的生日。本号转载两组文章，以志纪念。
王小波和他的作品全集
王小波应当欣慰。但我留有遗憾。他如果多活十年，哪怕多活五年，情况便大为不同，可以感受更精彩的世界。他要开办自媒体，不知会有多么火爆，引出多少智慧的火花？
有一部阿根廷名剧，叫《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在我看来，王小波也是在黎明前死去。他死在了纸媒式微，互联网称雄之前。对他来说，这很可惜。
王小波死在1997年的春天。当时的中国，没有微信，没有微博，没有当下流行的各种自媒体。王小波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网民，当时只能通过电话拨号上网，费用高，速度慢。王小波是中国最早的个人计算机使用者，是最早用电脑写作的中国人之一，自己还会编程。当然，那时也没有金盾工程。
一个人在技术上先知先觉不顶事，重要的是社会流行什么。1997年，是纸媒为王的年代，传播信息主要渠道不是互联网，而是报纸、杂志、书籍和广播电视电影。个别人会用电脑写作，会上网，主流媒体不会，仍然无奈。
王小波用电脑写作，投稿只能打印在纸上，装进信封，通过邮政，寄给编辑部。书稿可以拷到软盘上，先是5吋软盘，后是3吋软盘，手递手交给编辑。当时没有U盘，一般出版机构也不会接收电子文本。
王小波的才华，生前得到了一些大陆高端纸媒的青睐。我知道，《读书》主编沈昌文，《东方》总编钟沛璋和副总编朱正琳、梁晓燕，《南方周末》编辑鄢烈山，《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都很器重王小波。有的请他开专栏，有的向他约稿，他的随笔被当作提振媒体品质的宝贝。我当时在中华医学会科普杂志《健康世界》客串编辑，也曾几次打电话向王小波约稿，他很快把打印的稿子用信封寄来，及时在杂志上刊出。
他出版不顺利的是小说。他最钟爱小说创作，而不是随笔写作。随笔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稿费，支撑他辞去中国人民大学外语教师的职务，以自由撰稿人立世。小说的发表磕磕绊绊。不少小说生前没有问世，成为遗作。
他的小说代表作是《黄金时代》。这是他最好的小说。也是他创作时间最长的小说。从1980年代开始动笔，导师许倬云提过意见，他反复修改了许多稿。许倬云推荐给台湾《联合报》，在副刊连载，获得中篇小说大奖。
1990年代初，《黄金时代》在台湾经联出版，又和另外两部小说合成一集，以《王二风流史》为题，在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港台图书市场小，发行量有限。小波能够得到的样书，肯定不多。
我们和他相识于1992年，蒙他看中朋友，把港版、台版各送我们一册。我当时在山西社会科学院，请大学同学兼社科院同事陈坪一起分享了《黄金时代》。我们进行了一次对话，讨论这部小说的意义和特色，整理出一篇对话录。当时我还没有"换笔"，稿子是手写的。寄给王小波。他送到《读书》。听他说，编辑认为原作尚未在大陆出版，评论不便刊出。手稿也没有退还。我还把《黄金时代》推荐给几个大型文学期刊，请他们发表，都告失败。只有《黄河》主编周山湖认认真真给王小波写了一封信，对小说作出高度评价，说明了不敢刊登的理由，托我转交。
又过了几年，赵洁平女士趁领导出差之机，终于让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在华夏出版社付梓。这样，王小波的五部中篇小说，总算在生前和内地读者见面了。
记得当时李银河问起我们那篇关于《黄金时代》的对话，我手里已经没有底稿。只有一份最初整理录音的草稿，我从中摘抄，写成一篇短文，李银河推荐给《博览群书》刊出。可惜当时疏忽，引用了陈坪的观点，却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我把此文编入文集《尊严无价》，才说明，此文系与陈坪合作。我曾说，王小波生前，只有三个人发表过评论文章，艾晓明、杨泥和我。这是不准确的。陈坪虽然没见过王小波，但他和我一起评论了《黄金时代》。他的见解，有思辨深度。
《中国作家》编辑郭小林也想发表王小波的小说，我和他一起到西单大木仓向王小波约稿，王小波给了他一张软盘，内有未刊小说多部。郭小林回编辑部向章仲锷汇报。章仲锷说，今年稿子满了，明年再考虑吧。没有等到明年，王小波就走了。
谢泳也曾为《黄河》向王小波约稿。王小波拷了一张软盘，我交给谢泳。谢泳选了一个中篇，很快在《黄河》刊出，王小波活着的时候，见到了杂志。
我们和王小波交往不少，但留下的照片很少。当时还是胶卷时代。不像现在，手机拍照很方便。
保存下来的照片只有一张，是老朋友向继东拍的。他们《湘声报》一行来北京约稿，组织了一个饭局。参加者有邵燕祥、牧惠、蓝英年等前辈，有王小波、李辉、杨帆、仲大军和我们夫妇。那天是1997年1月29日。两个多月以后，王小波便与世长辞。
数年以后，互联网的太阳冉冉升起，从黎明走向正午。
延伸阅读
张元回忆王小波
作者：丁东
王小波去世22年了，至今仍然仍然受到新一代读者的钟爱。再过三天，是他的忌日。22年前他刚去世不久，我和导演张元有过一次对话。现重新展示，以示对王小波的怀念。
丁：你是怎么跟王小波相识的？
张：我最早认识小波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一个作家。说来很有意思，介绍我认识王小波的是一个加拿大学者。那是1992年底。当时我已经开始为《东宫西宫》准备剧本，做了一些访问、调查，也写了一个梗概。《读书》杂志登了刘心武的一篇文章，谈我拍的《北京杂种》。这位加拿大朋友来找我，要看我的片子。知道我想拍这部片子，就送给我一本书，叫《他们的世界》，我才知道李银河、王小波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从他们的书里看到了一些非常详细的资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位加拿大朋友告诉我说，他认识他们夫妻俩，觉得应该让我们见见面。
见面之后一聊天，我发现小波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彼此感到很谈得来。我谈到想弄这个片子。他也了解了我的工作状况；那时候还没有决定小波参与到我们的剧本中来。我把这个剧的小梗概给小波和李银河看了，李银河提出，你还不如让小波来写这个剧本，小波是个作家。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开始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一天小波给了我一本书，这就是《王二风流史》。我看完后吓了一跳。我完全没有想到我是在和一位大作家合作。我当时感到非常高兴，能与小波这样的人合作，真是从心里洋溢一种幸福。我开始跟他合作时，完全不知道在他身上蕴藏着非常伟大的潜质。 这个剧本进行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最初是谈梗概，谈整个的感觉。在小波介入之前，已经存在了一些人物关系。电影里主要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阿兰，同性恋者；一个是小史，公园的警察；小波参加后，使得剧本的深度、幽默感和整个内容都更加丰富，更加有层次。剧本创作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那天在告别会上碰到艾晓明，艾晓明讲小波曾跟她说过好几次，张元这个家伙要的剧本改了很多趟。艾晓明说这话时，我心里也很难受。的确是费了很大的劲。他最初写了一稿剧本，然后又写了一稿剧本，在这两稿中间，小波自己还专门为剧本写了一稿小说，他想寻找那种更加自如的感觉。
他写的小说叫《柔情似水》。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他把这个题材做得更丰富了。在写完小说之后，他又做剧本。然后由我把它改写成更加电影化的剧本。在这之后，小波又做了一个纯粹对白的话剧式的剧本。所以，前后工作量非常大，时间也比较漫长。在整个的剧作期间，我和小波不断接触，不断谈话，经常在一起吃饭。在接触中，我对小波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成了好朋友。我觉得小波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跟朋友的合作非常有义气。
张：我最早认识小波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一个作家。说来很有意思，介绍我认识王小波的是一个加拿大学者。那是1992年底。当时我已经开始为《东宫西宫》准备剧本，做了一些访问、调查，也写了一个梗概。《读书》杂志登了刘心武的一篇文章，谈我拍的《北京杂种》。这位加拿大朋友来找我，要看我的片子。知道我想拍这部片子，就送给我一本书，叫《他们的世界》，我才知道李银河、王小波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从他们的书里看到了一些非常详细的资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位加拿大朋友告诉我说，他认识他们夫妻俩，觉得应该让我们见见面。
见面之后一聊天，我发现小波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彼此感到很谈得来。我谈到想弄这个片子。他也了解了我的工作状况；那时候还没有决定小波参与到我们的剧本中来。我把这个剧的小梗概给小波和李银河看了，李银河提出，你还不如让小波来写这个剧本，小波是个作家。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开始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一天小波给了我一本书，这就是《王二风流史》。我看完后吓了一跳。我完全没有想到我是在和一位大作家合作。我当时感到非常高兴，能与小波这样的人合作，真是从心里洋溢一种幸福。我开始跟他合作时，完全不知道在他身上蕴藏着非常伟大的潜质。 这个剧本进行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最初是谈梗概，谈整个的感觉。在小波介入之前，已经存在了一些人物关系。电影里主要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阿兰，同性恋者；一个是小史，公园的警察；小波参加后，使得剧本的深度、幽默感和整个内容都更加丰富，更加有层次。剧本创作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那天在告别会上碰到艾晓明，艾晓明讲小波曾跟她说过好几次，张元这个家伙要的剧本改了很多趟。艾晓明说这话时，我心里也很难受。的确是费了很大的劲。他最初写了一稿剧本，然后又写了一稿剧本，在这两稿中间，小波自己还专门为剧本写了一稿小说，他想寻找那种更加自如的感觉。
他写的小说叫《柔情似水》。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他把这个题材做得更丰富了。在写完小说之后，他又做剧本。然后由我把它改写成更加电影化的剧本。在这之后，小波又做了一个纯粹对白的话剧式的剧本。所以，前后工作量非常大，时间也比较漫长。在整个的剧作期间，我和小波不断接触，不断谈话，经常在一起吃饭。在接触中，我对小波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成了好朋友。我觉得小波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跟朋友的合作非常有义气。
丁：小波生前对你的处境，对你选择的独立拍片的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有什么看法？
张：从电影学院毕业以后，我是主动地选择了作为独立导演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小波是主动地放弃了在大学的工作，作独立撰稿人，小波的处境跟我相同。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和小波之间是无需再多说什么了。生存方式的选择包括对生活、对艺术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目了然的事。 丁：你今年三十四岁，小波今年四十五岁，从社会经历角度看，几乎差着一代人，你与小波沟通时感觉怎么样 ？ 张：在年龄方面，我没有感觉和他相差太多，小波不是一个倚老卖老的人，我感觉他的思想、他的谈话，非常具有青春感。他和我是特别相近的朋友。
丁：在你与他共同创作电影的过程中，不管是对于同性恋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的态度上；还是你们两个人在艺术、审美的追求上，没有什么差异吗？
张：当然，他给我很多的启发，更多的是在思想的深度上。例如他在剧本中加进了一些施虐和受虐的内容，这种东西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他把这个内容作为影片的主题，增加了非常多的有意思的东西，在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上、权力和性的关系上、施虐和受虐的关系上，他使得整个的影片增加了很多的层次。与小波相处，我觉得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在同性恋的问题上，他采访了非常多的人，他从社会的个案当中，了解到了非常详尽的素材。我跟他谈到这些问题时，他不断跟我谈起一件又一件的具体事例。我从中看出，他原来所做的大量的社会调查是非常好的。在我们做剧本的过程中，不断地有同性恋者给他来电话，进行咨询，或者说和他保持思想交流，保持朋友关系。这给影片在把握同性恋者的准确性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丁：你选择了同性恋作为你影片的主要题材，一开始是什么初衷呢？
张：起因是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北京有一个爱滋病研究所，他们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可是找不到采访对象。有人就想出了个极馊的主意，和各大公园联合起来搞。在公园里抓到了一些同性恋者，然后用审问的方式获得问卷。我当时对采用这种方式来猎取别人心中的秘密，深受震撼。我就从这儿产生了想做一部电影的念头。当初仅仅是从这个角度开始。当我发现这个题材时，更多地想到的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同性恋、而本人也不是同性恋的警察，他在不断地听一个同性恋者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以后随着不断的访问和调查，特别是小波加入以后，影片就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想领域，它已不单纯是一个社会问题题材，而且从影片中体现出了更多的诗意和力度。我觉得我们这部影片向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深的心理空间，是一部探讨人的心理，挖掘人的内心世界的影片。
丁：你和小波最后的接触是什么时候？
张：去年我和他最后碰了两次面，那时《东宫西宫》刚刚拍完，还没有做完后期。那段时间我要去法国，再从法国去美国，因为有四个月的学者访问。那时李银河也离开北京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他来我家，就在外面的桌子旁坐着，正好有一个法国电影节主席的夫人也来我家。小波那天脸色非常不好，心情显得很郁闷。我发现他经常趴在桌子上，或是仰面看着天花板。我就问他，你是怎么搞的？他说最近夜间发电子邮件，经常时间是颠倒着的。那天我就觉得他的身体是不是什么有问题，很替他担心，劝他要注意，看来他的病还是有一些先兆。
丁：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提到了心脏病，看来他对自己的病也不是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小波生前看到这部片子了吗？
张：他没有看到。
丁：这部片子在国外得奖他知道吗？
张：他知道。
丁：我听银河说，小波开始不是很愿意搞剧本，因为他以前没有搞过剧本。
丁：我听银河说，小波开始不是很愿意搞剧本，因为他以前没有搞过剧本。
张：对，他跟我说过，他感到弄这个剧本很困难。我也感到很困难。因为我和小波都不是同性恋。作为异性恋者写同性恋的剧本，更多的东西我们要去体会。所以，小波经常跟我说，弄这么一个东西有时候是有点儿扭曲。现在我经常回过头来看他写的那些阿兰的台词，可以感受到他的功力。为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经常会面临这样的现实：你必须去承受你从没有体验过的处境和心态，而且要把自己的心放进去。所以我觉得，对小波来说，做这个剧本确实是很难的。中国的编剧在国际上拿奖的很少。而这部电影在阿根廷电影节得到了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摄影奖，由此可以看到八位评委对这部电影的很准确的评价。
丁：据你了解，阿根廷电影节在国际电影节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张：这个电影节实际上是个大电影节，在七十年代，它曾经是全世界四大电影节之一，像特吕弗、戈达尔等很多重要的导演，还有很多非常好的影片，都经常去这个电影节。它去年重新开始办，所以办得非常大，第一名大奖是六十万美金，吸引了很多国家的优秀影片去竞争，它有八位评委，都是非常优秀的电影导演和演员。我们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可能获得大奖的。这部影片和西班牙的一部影片竞争，四位评委（两位美国和两位欧洲）为了使我们这部片子获大奖，延迟发奖一个多小时，阿根廷报纸把这些细节报道出来了。后来我们的电影获得了除了大奖之外的所有重要奖项。
丁：王小波去世后，有过三次公众的悼念和纪念活动，你都去了，但你为什么都没有发言呢？
张：在这样的场合里我愿意多听一听，多想一想。小波生前的朋友我差不多都不认识。我参加了几次这样的活动，发现作家很少。最后一次我带朱文一起去。他从南京来，提出想参加这样的活动，我看现场好像年轻的作家就是朱文一个。我认识的很多作家大都没读过小波的东西，这使我很吃惊。我有机会在这种场合看到了很多小波生前的朋友，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我与小波相处的日子里，一直都处在紧张、忙碌的状态中，不是拍片，就是工作。我与小波的谈话大都是我跑去找他，谈剧本、谈工作，然后在一起吃饭。我把他介绍给很多我周围的朋友，我发现他不是特别喜欢交际的人。我这个人也不太善言。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别的会议，只参加了悼念小波的这三次聚会。我觉得这样的会议应该参加，能够借此机会认识小波的生前的朋友，我也感到很高兴。总之，我很幸运，小波生前写的唯一的电影剧本，他唯一一次介入电影创作，是与我一起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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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展示张元对王小波的回忆，今天再展示一段22年前我和李银河的对话，谈王小波为什么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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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辞职
作者：丁东
昨天展示张元对王小波的回忆，今天再展示一段22年前我和李银河的对话，谈王小波为什么辞职。
丁东（以下简称丁）：王小波为什么选择作自由撰稿人，当时前前后后是怎么回事?
李银河（以下简称李）：我查了一下存档时间，王小波选择作自由撰稿人的真正时间是1992年9月，不是1993年。他当时辞职就是想一心一意写小说，因为虽然当时在北大、人大教个书什么的，也没有太多的事，一星期就一两节课，但即使这样，他也觉得精力上受打扰，不能够集中起来。他写作特别需要整块时间，不能老是把时间打得一段一段的。 丁：他最后辞职时是在人大，他在人大教什么?
李：在人大教专业英语，一星期也就一两次课，但还有计算机的事也需要他做一点。这些都不是他特别喜欢做的。他在人大与领导、教研室的关系都非常好。辞职的时候也没遇到麻烦，因为当时是朋友介绍他进去的。但他刚去不久，可能才一年吧，就辞职，有点让他的系主任尴尬，不过人家也没难为他。
丁：他辞职的时候，对社会保障譬如医疗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李：医疗这方面，当时只是觉得还挺年轻，再加上医疗制度也慢慢由公费在向自费的形式退，这就跟自己找个保险公司也差不多了，所以当时也就没有太多这方面的顾虑。小波作了自由人后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觉得太好了，是那种自由了的感觉，后来不是有人将自由撰稿人干脆就简称为自由人吗，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按点上班，用不着去处理人事关系。在中国哪个单位都有这些事，小波这个人也不是太擅长人际关系的，所以从他这个人的个性和他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生活状态来说，作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丁：他成为自由撰稿人后在创作上有什么区别吗?
李：我没有太确切地统计过，但从感觉上说，作了自由撰稿人后创作的东西比以前多。
丁：成为自由撰稿人后，创作是多了，但是发表方面的不顺利有没有给他带来心理压力?
李：心理压力很大。他写的小说在出版方面压力很大。他有一次在给华夏版《黄金时代》的后记里说，出版的过程比写作的过程还艰难。这确实是他当时的体会。后来他写杂文对他出书有帮助，人们通过这个更多知道了他。当初有好多人不太能接受或理解他小说的风格，比如说有的总编认为看不懂。
丁：他好像还不是市场对他有了巨大需求，约稿供不应求的状态下辞的职，仅仅是感到教学与他写作的精神力和时间有矛盾。我研究过自由撰稿人，现在中国自由撰稿人在总量上不太多，这些人多数还是围绕市场转的。迁就市场，服从于市场需要。我认为，王小波的价值取向是和他们有区别的。他并没有迁就市场的需要去做违心的工作。当然如果这事情是市场需要的，也是我想表达的，我就做；如果是市场需要的，而不是我想表达的，王小波就没有做。在自由撰稿人中像他这样的不是很多，这个现象还是值得研究的。
李：医疗这方面，当时只是觉得还挺年轻，再加上医疗制度也慢慢由公费在向自费的形式退，这就跟自己找个保险公司也差不多了，所以当时也就没有太多这方面的顾虑。小波作了自由人后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觉得太好了，是那种自由了的感觉，后来不是有人将自由撰稿人干脆就简称为自由人吗，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按点上班，用不着去处理人事关系。在中国哪个单位都有这些事，小波这个人也不是太擅长人际关系的，所以从他这个人的个性和他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生活状态来说，作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丁：他成为自由撰稿人后在创作上有什么区别吗?
李：我没有太确切地统计过，但从感觉上说，作了自由撰稿人后创作的东西比以前多。
丁：成为自由撰稿人后，创作是多了，但是发表方面的不顺利有没有给他带来心理压力?
李：心理压力很大。他写的小说在出版方面压力很大。他有一次在给华夏版《黄金时代》的后记里说，出版的过程比写作的过程还艰难。这确实是他当时的体会。后来他写杂文对他出书有帮助，人们通过这个更多知道了他。当初有好多人不太能接受或理解他小说的风格，比如说有的总编认为看不懂。
丁：他好像还不是市场对他有了巨大需求，约稿供不应求的状态下辞的职，仅仅是感到教学与他写作的精神力和时间有矛盾。我研究过自由撰稿人，现在中国自由撰稿人在总量上不太多，这些人多数还是围绕市场转的。迁就市场，服从于市场需要。我认为，王小波的价值取向是和他们有区别的。他并没有迁就市场的需要去做违心的工作。当然如果这事情是市场需要的，也是我想表达的，我就做；如果是市场需要的，而不是我想表达的，王小波就没有做。在自由撰稿人中像他这样的不是很多，这个现象还是值得研究的。
李：说到市场这个问题，我们是讨论过的。文学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纯文学，一种是娱乐性的。就像电影也分两种：一种是纯艺术片，另一种是商业片，娱乐的和严肃的这两种东西之间有明显区别。做纯文学的人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你要是打算走这条路，你就别打算发财。所以他经济动机可以说是没有的。再有我们确实也没什么后顾之忧，哪怕他一分钱不挣我们也能活下去。做纯文学是他一生的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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