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美国黑人George Floyd的不幸去世，在美国各地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游行，并进而演变为各种暴力破坏活动，直至今天还在一些地区继续。西雅图是首先出现大规模打砸抢事件的城市，让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大为吃惊。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的暴力事件，已经司空见惯。但是这次事件刚一出现，就直觉地感到与过去Rodney King等事件很不相同。怎么有点像当年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我小时候亲身经历过“文革”。也许如同得过某种病毒感染，体里产生了免疫抗体，下次病毒再来，身体就会本能地识别到。触发这“免疫反应“的，是西雅图市议员Kshama Sawant在事态之初就进行的极左煽动性演讲，让我感觉到这可能是一场非同寻常、有目的、有组织的行动，是有来头的。很不幸，几个月下来，事态发展的确如此。我从来没有想到文革现象会在美国发生，也从来没有想到当下美国社会能够分裂到这么严重程度。为什么？原因何在？
出于希望对事态根源的了解，我阅读一些有关的历史与政治书籍。其实，认识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过去对于政治并不太关心，属于温和自由（moderate liberal），倾向民主党。与周围很多朋友们一样，同情并帮助弱者，也尊重传统文化。但这几个月学习，让我对自己观点和对事态发展都产生了新的认识。这里把自己的一些观察与思考整理出来，和朋友们分享。并不是想改变他人的观点，而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些书籍、受益于其中的智慧，从而对看清现在和未来事态发展有所帮助。一己之见，难免偏颇。
- 转折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我们正在见证历史转折，这已无悬念。但是对于这是什么样的转折，看法则各不相同。
要看清美国形势，首先要看清世界大局。美国所面临的转折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转折的一部分。对此，作者Peter Zeihan在他《Disunited Nations》[1]（“去联合国”）一书前三章中的分析很清楚。
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自二战后开始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的尾声。过去这75年，虽然各种地缘政治摩擦和局部战争冲突不断，世界总体上是经历了空前的和平、繁荣、与发展。这与1945年后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包括创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等国际机构，密切相关。当然，美国首先有自己利益和价值观的考虑。但是，与过去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老牌帝国主义不同，在二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美国并没有把占领的土地据为己有（如日本、菲律宾、德国等等），变成为殖民地。而是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平台，这不仅仅是为自己着想，同时也为其它国家提供了公平贸易、共同发展的机会。其结果显而易见、无可置疑。过去四十年里，中国进入了这个平台、特别是加入WTO后，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腾飞奇迹。平心而论，中国成为大赢家、世界老二，除了自己的辛勤劳动，也是得益于这个平台。
如果把地球比为一个村子，在过去的75年里、特别是苏联倒台后，美国作为村中老大的地位不容置疑。老大有其显赫风光的一面，也有其肩负重任的一面。虽然有联合国这个居委会，老大除了是钱袋子、还要同时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村有村规，虽然不见得都合理，但如果没有或不遵守，这村子无法持续运行。村民大家有钱可赚时都开心，但因违规吃了罚单就会去骂警察。当老大不容易，老大不是圣人，也常犯错。当警察难，警察也是人，对此西雅图警署最清楚，尤其是在这几个月“defund police”的压力下。现在这种全球化已难继续维持。美国正在逐渐卸下义务世界村长和警察的重担。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世界村将会变得怎样？用作者Zeihan的话：“The beginning of … a global disorder, a world without American overwatch”。这一轮“世界秩序”行将结束的同时，“全村合作社”的大平台也将转型。英国脱离欧盟、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已经发生。对于新形势下的各国地缘政治，包括中国、美国等，作者给出了他的分析。
世界在变，美国也在变。作者George Friedman在他的新书《The Storm Before the Calm》[2]（“平静前的风暴”）中，作出了值得关注的周期分析。他观察到，在美国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中，有两个周期在周而复始的进行。第一个是八十年左右的 “institutional cycle”（国家政体周期），第二个是五十年左右的 “socio-economic cycle”（社会经济周期）。现在行将结束的第一个周期是从二战后1945年开始的。这个周期的上一轮始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1865年。
现行的第二个周期从石油危机后里根总统上世纪80年代初上台开始，而其前一轮始于美国经济大萧条后30年代初FDR罗斯福总统上台。可以看到，每个周期都结束于严重的经济或社会危机，而新的周期开始于新政治格局的建立、或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历史上首次，这两个周期将同时在下面五至十年内结束。这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到来，而是两个新的生命周期即将同时诞生。
作者在此书的前2/3仔细回顾了过去几个周期的历史。在后1/3中分析了现行的周期，并对新周期做出了自己的预测。关于八十年左右周期的分析在其他书中也曾看到过，比如蒙古帝国的兴亡、前苏联的兴亡。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八十年左右？基本的解释是，政体与生物类似，也有其生命兴衰周期。政体是由人组成。八十年大约是一个人的一生，或三代政客的交替，从建业、守业、到葬业。如果这个政体过于僵化、再生能力弱，那很可能八十年左右就结束了。否则有可能浴火重生。
讨论当下周期时，作者Friedman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众多挑战之一是美国的联邦政府变得越来越庞大，法律条文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如说，奥巴马总统通过的医改法案多达897部文件，并且附上两万多页的法规文件来解读这些法律文件。美国的社保法（The Social Security Act）在1935年通过时，法律文件只有29页，到现在已经长到了2600多页、再加上数不清的附加解释文件。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没有谁能够搞清全部、看清全局，只好雇用一大堆专业人员各自负责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就制造出一个所谓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集团。
这些技术官僚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气泡中，只见木不见林。所有问题，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智力、技术问题，只有他们是专家、有发言权，世界在他们的掌控下才能运转。久而久之，很多人失去了基本的“common sense”（常识），逐渐地形成了所谓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s）。他们制造的复杂，成为了他们存在的理由。而他们的努力工作又创造出更多新复杂，雪球越滚越大。
现在圈子外的川普总统上台，是建制派没有想到的。恼羞成怒，立刻群起而攻之，不仅是民主党人士，也包括这体制中的共和党资深人士。作者Friedman认为，这种技术官僚体制已经走到了极端，其自身重量已经成为了国家继续发展的阻力。联邦政府体制的改革、common sense的回归，将是新周期到来时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另外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高等教育。目前这两者的模式，在将来都不可持续。
对于这一轮全球化的终结，在看到的中文材料中，文贯中教授的最为精辟[3]。他认为，国际经济将从现在的“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三个世界”，但这并不是冷战格局的简单重复。对于川普总统的出现，文教授认为，“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在过去的三年里，川普本人扮演了在世界经济中重新洗牌者的角色。
我比较认同文教授的这个评估。如果看清了国际上和美国内正在发生的重大转折，即使不是现在的川普总统，迟早也会出现其他洗牌者，只是个时间问题。物极必反。当历史洪流转向时，它是无情的，谁当总统都不会改变它最终的流向。命运的安排，使川普成了第一个戳破“皇帝新衣”的总统。他搅乱了岁月静好，犯了众怒，成了众矢之的。
2. 根源 (The Root Cause)
看清了大趋势，再来看看现在美国社会是怎么走到如此分裂的。很多人由于愤怒，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一个川普总统的出现。这好像也过于草率，有可能一叶障目，从而忽视了深层的原因。要理解今天美国的问题所在，我发现必须回到美国政治和文化的起源。但立刻就感觉到自己对西方思想发展史了解太少，要补课。《Great Minds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4]（“西方思想传统的智者们”）这部Audible 有声书满足了这一需要。推荐。
美国是一个奇葩。与中国等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相比，美国并非是在一个在特定区域、由特定人群通过数千年一点点进化而来的。美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被有意发明出来的[2]。但是这发明并非异想天开，而是建立在西方思想和哲学数千年发展基础之上的。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欧洲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时期John Locke等思想家的影响[4]。
美国不仅是个发明，也是一个场大胆的创业实验。在当时启蒙运动五花八门的思想里，美国的创立者们只是从中选取了很特别的一小部分。与今天的创业一样，没有谁能保证这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后来也有人选择了其它思想进行实验。如前苏联的创立者就选择了马克思的思想，其实验结果已经成为历史。但美国的实验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这已经是非常奇迹、非常幸运了。因为起源于发明，两百多年实验一路上磕磕碰碰，也是靠着不断地继续发明和自我修正，才活了过来。美国独立宣言，宪法与多个修正案，建立起了美国文化的基础。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凝聚力。
美国从来都不完美。历史上也犯过现在回头看来很糟糕的错误。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但不可能回头来修改历史。由于美国的基因是发明，美国历史上总是有人在尝试去实验其它思想和理念，期望能够得到“更理想、更美好”的结果。这种努力是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的，也是自我修正的一部分。这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包容性。但是，即使有着美好的初衷，这些实验不一定都能成功，有些还导致了下面将看到的很糟糕实验结果。
作为现在的美籍华人，我们都不会忘记美国历史上出现过排华法案这样的黑暗。在二战中，作为美国的盟国，中国军人们浴血奋战，才使这一法案在1943年得以被推翻。直到1965年，在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下，华人选举权才得到了彻底平等。我们得益于我们前辈的不懈努力和六十年代美国的这场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倡导和平非暴力平权理念，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支持和尊重，也在于他是要求平等地成为这个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并非要求对黑人特殊对待，而是与白人的同等对待。“We the People”，“我们都是美国人”，这样的单一“Identity”（身份），强调的是我们的共同点，而不是不同，是让社会和文化走向认同、而不是分裂。这是一场伟大并且成功的实验。
但是很不幸，马丁路德金的这一认同和团结理念，在之后的运动中，不仅没有能够得以传承，反而走向了反面：异化与分裂。对于这段历史，和后来出现的“Identity Politics” （身份政治），“Political Correctness” （政治正确）等等，作者Francis Fukuyama （福山）在他的著作《Identity》[5]（“身份”）一书第11章中给予了很客观的介绍和分析。这些使社会越来越走向分裂的理念和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作者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左右双方都有份，但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左派（progressive liberals）的影响广的多，而且越来越走向更为极端。这些左派理念和实验同样可以在欧洲启蒙运动和后来的哲学家中找到思想基础，如罗素和马克思[4]。
“National Identity”（国家身份）是作者Fukuyama深入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为解决当前社会分裂提供了希望。如果在中国问“你是谁”，毫无疑问，回答是“我是中国人”。这就是“国家身份”。经过了多年“身份政治”的影响，如果现在美国问这个问题，回答一定是五花八门，“华人、太平洋岛人、印第安人、白领/蓝领、白人/黑人、‘红脖子’、老墨、左/中/右派、女权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去教堂者、无神论者、异性恋、同性恋、变性人、无家可归者、支持堕胎者、难民、新移民、非法移民、……“。几十年下来，越分越多、越细，并且每个群体的要求和利益都要分别给予特殊对待，因为这些群体有着他们独特的“Lived Experience”（生活体验）。
适当的Diversity（多样化），可以使社会更丰富、健康、有活力。但是过了头，各个小群体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互相失去信任，国家最终会陷入混乱和分裂。奥匈帝国垮台和现代过度多样化造成国家衰败的例子很多[5]。这并非是要回到所谓的nationalism（国家主义）。
移民政策也是争论激烈的话题。我们是新移民，受益于美国的开放和包容。但是现在越来越明显，这种”身份政治“的实验正在走向极端，逐渐使美国失去凝聚力，使国家走向分裂和衰亡。相反，把大家团结在”我们都是美国人“这一个identity下，美国才有希望。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的文化认同丢掉了，其生存是很危险的。对此，作者在这书的第12-13章中的分析很值得深思[5]。
Identity Politics - “身份政治”对于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并非美国或欧洲独有。文革初级红卫兵喊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以及“红五类”针对“黑五类”的斗争，其实就是身份政治。“身份政治”关注点不是在于各方观点的是非优劣、merit or virtue，而是在持有观点人的出身等特征。很多这些特征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在这样的基础上，理性的辩论变为不可能。如果说这些“身份政治”运动、如这几年来的Black Live Matters (BLM)运动、的初衷还是好的、是希望引起社会对问题的关注，但结果往往是发展为怀疑、敌视、或仇恨，不仅没有得到所希望的社会同情，反而走向了孤立与分裂，反而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是很可悲的。近年来，“身份政治”也被极右翼接过去，争辩如果允许BLM运动，为什么白人至上运动不可以？多年的“身份政治”种下了今天美国社会严重分裂的祸根。
与“身份政治”紧密相关的是所谓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由于“Lived Experience”只有该特定人群才有、并且是内在感性的，外人就无法用理性的方式去理解或反驳。这就造成了很多心里想的话不能在公开场合说，很多过去的习惯用语也必须改为一些奇奇怪怪的新名词。禁言已经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下发生过。但是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有言论自由的保护，理论上任何话都是可以讲的。鉴于社会公德与互相尊重、以及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的原则，即使没有“政治正确”，在美国大多数人讲话都还是比较注意的。然而这些年来强制性地推行“政治正确”，反而造成了人们之间的隔阂。
川普总统上台后，针对“政治正确”，故意地讲了许多人们心里明白但不敢公开讲的话，许多很难听、但是实话[5]。他触犯禁忌，捅了马蜂窝，惹恼了许多人，使得社会进一步分裂。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石是debate and reasoning（辩论和讲理）。为了“政治正确“而禁言，只能使社会变得非理性。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主流媒体集体一边倒，十分让人担心。这些年来，"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我并不认同你所说的观点，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讲这些话的权力“）这样的自由民主精神，在美国已经越来越少了。由于只可感受并接受，不可辩论和质疑，“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如同宗教的替代品[6]，正在动摇美国文化的基石，把美国社会推向瓦解的边缘。
在过去几十年中，还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于理解美国社会现在的分裂会有帮助。60年代民权运动后，在黑人、华人、等少数族裔人新产生的选票大多被民主党争取到后，民主党的注意力转到一个接一个与“身份政治”相关的话题上。当正在非常努力地把人群越分越细、并为每一个细分小群争取权益时，民主党忽视了一个本来应该属于它去争取的大群 – 传统的美国体力劳动者们。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大趋势下，这些人从过去的小康中产阶级，现在变到了与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黑人类似的状况[5]。很长时间里，他们成了被两党传统政治势力都遗忘掉的人群。但是，川普看到了这一点。2016年正是这个被遗忘的群体把他推上了总统宝座。民主党真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已故教授Christopher Lasch在25年前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他去世后一年出版的《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6]（“精英的反叛和对民主的背叛”）一书里，对后来一直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给出了准确的预见和清晰的分析。这里的“精英”（elites），与前面提到的“技术官僚”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很多是各种技能和领域的专家（professionals）。不同之处是精英们除了在政府机构，很多是从业于大学或私营机构中，教授、科学家、IT工程师、科技高管、顾问、记者、媒体制作人、演员、金融分析师、基金经理、律师、等等现在的流行职业。大多数精英们居住在美国东西两岸民主党为主的州里。但他们并非都是民主党人或认同者，共和党也有。白人、黑人、华人、印度人，各种都有。
Lasch教授在此书第1章中上来就讲，虽然在美国特权阶级始终存在，但从来没有像现在的“精英们”这样如此危险地与他们的周围所隔绝。精英们普遍鄙视生活在美国中部的人们，觉得这些人很落后、愚昧、无知、无聊，与这些同为美国人的人们毫无认同感，甚至不觉得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精英们是近年来全球化大潮中的得益者。精英们关心的是在国际化中如何赚钱、出名、享受各国奇异的美食文化服装，但并不需要承担任何社会承诺与责任。对于精英们来说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家，只是在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飞来飞去过程中的一个落脚点。他们习惯了旅游者似的世界视角。身为美国人，对于关注和参与解决美国广大社会问题的热情很有限，认同感也许还不及对大洋彼岸的国家多。爱国（patriotism）只是个抽象概念。
从六十年代以来，精英们并没有想通过民主的公开辩论把他们的理念强加于美国的大多数老百姓，而是另辟平行或替代机制，就不再需要与那些不开化的其他美国普罗大众打交道了。无国界概念很自然、很正常，因为生意和机会在全世界。然而世界还没有进化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4]。资金流动可以没有国界，但劳动者是有国界的[5]。久而久之，这些生活在美国中部的劳动者，由于种种原因，就被边缘化于这套全球化替代机制之外了。经过几十年的经营，精英们已经基本上掌控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新闻、文化命脉。无论政治体制内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上台当总统，他们自己要么就是精英，要么也一定要拉上精英们。直到2016年川普这个政治体制外的奇葩逆袭当上美国总统，胆大包天，要对精英政治开刀，才真正触痛了精英们的利益。精英们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左派精英们对于美国立国文化传统的认同感本来已经很淡漠，对于完全在美国选举制度下合法产生的这个川普总统，实在是不能接受，立刻就打出来“他不是我的总统”、“四年抵抗运动”等旗帜，这是对美国宪法的蔑视。再加上川普总统并不买他们的帐，社会矛盾变得前所未有的激化。Lasch教授的观点属于populism（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左中右都可能，所以与川普总统的一些观点，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观点，都有类似之处。后面会谈到它在历史上曾经的作用。
促使不同观点演化成为社会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主流媒体最近这几年来向左的一边倒，想必大家已经有察觉。如果希望了解其原因和严重程度，可以参考作者Mark Levin的书《Unfreedom of the Press》[7]（“新闻不自由“）。在民主社会中，新闻媒体起着重要的监督、反馈、公正批评作用。如果说两党政治好比体育比赛，新闻媒体就是裁判员。但是近年来大部分主流媒体越来越不甘于作为裁判员的寂寞，挽起袖子、跳入赛场，站到左翼一方，当起了运动员，成为了事实上的民主党党媒。这种一边倒很危险，使得社会舆论不对称和并且偏激，客观上起到了煽动社会走向分裂的作用。
这些造成美国社会分裂的种种矛盾，看似孤立、偶然，实际上是在上述国际大环境和美国发展大周期之末的必然。不是这些矛盾，也会出现别的矛盾。
3. 大选 (Presidential Election)
再过几周就是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虽然说谁当总统可能不会改变美国历史大转折后的最终去向，但不同的总统很可能会影响到如何转折，所以还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民主、共和两党为了总统竞选互相攻击、吵翻天。再加上媒体的炒作，让客观判断更为困难。我希望在我投票时，不是一个感性冲动，而是经过认真理性思考的。有两个问题我需要先搞清楚。第一个问题是希望搞清楚一开始讲到的我那文革“免疫反应“意味着什么，以及对于大选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对美国转折时的挑战有了解后，我希望搞清楚如何选择总统，更有利于美国即将到来的大转折。
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中国经历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不属于狭义上颠覆国家政权的“革命”，却是用一种极端意识形态和暴力去颠覆传统文化的广义革命。这几个月，在几个美国民主党管理地区和许多大学里，出现了有组织的打砸抢、破坏传统标记和建筑、对私有财产的蔑视和破坏、蔑视法规的暴力冲突、抹杀传统价值观、表态站队、因言定过，与文革中的“破四旧”、“抄家“、“文攻武卫” 、“斗私批修”、“表忠心”、等等有很高的相似性。很惊讶的是，对此民主党和多数主流媒体，从一开始就保持沉默态度，其中的一些极左民主党官员则公开站出来支持defund police运动和已经走向仇恨化的BLM运动，与依法地客观、公正、及时处理George Floyd事件越走越远。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民主法制社会中出现这些与“文革”类似的有组织极左和暴力现象，我非常困惑。为了能够了解其共同的历史渊源，我去读了两本“革命史”，从开始的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1848年遍及欧洲的革命浪潮、到20世纪初的俄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一本《Fire in the Minds of Men: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ary Faith》[8]（“人们心中的一把火：革命信仰的源头”），作者James Billington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上世纪60年代末在美国出现的大规模“反文化”动乱（Counterculture）和左倾革命思潮在年轻人中蔓延，促使作者在1980年写下了这本经典巨著。不少当时参与了动乱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了大学里的哲学和政治学教授[4]，对今天的美国大学、中学教育有着深远影响。此书第9章中对于马克思、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了仔细的介绍和分析。
恩格斯：“共产主义并非教义，而是运动”，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一定要付诸实践和行动的。共产主义幽灵（specter）和“革命之火”，通常以民主的名义出现，在过去中国近代历史中、现在正在发生在美国的社会动乱中、以及现在美国极左政客煽动性言论中，都很常见。第二本历史书《World Revolution: The Plot Against Civilization》[9]（“世界革命：反文明的阴谋”）是作者Nasta Webster在一百年前写的，她亲身经历了那革命年代。后人批评她关于革命历史中秘密组织（secret societies）的描写是阴谋论。但是第一本书的第4章对秘密组织给予了证实[8]。革命者对于改良（reform）没有耐心，而要用激进手段、包括暴力，来迅速解决问题。这在近来美国动乱中很活跃的极左组织ANTIFA的纲领中（见Wikipedia）可以很清楚看到。当年在中国，主张激进的陈独秀与改良的胡适的辩论中也是如此。胡适认为激进和暴力即使取得了成功，结果将会是独裁专制。很不幸历史证明胡适是对的。现在总统大选之前在美国发生的这些问题，不得不让人的担心历史的重演。对比历史，现在众多相似之处实在不容忽视，继续发展下去会很危险。下面是两书中的一些内容与现实的对比：
- 与现在媒体向左一边倒相同，历史上所有的激进革命运动都是由媒体和记者主导的，用媒体煽动大众去革命，并且大多发生于新传媒技术普及的时候。1848年欧洲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生于电报技术的普及；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文化动荡，发生于电视技术的普及；现在美国的激进动乱发生于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普及。
- 与现在极左政客Bernie Sanders所鼓吹的一样，无一例外，每次激进革命者们都有个乌托邦式的美好目标，用以吸引大众，并且都是给自己贴上民主的标签。但是无一例外，结果都是与美好目标相去更远。
- 与现在的左倾精英政治一样，每次革命的领导者和骨干都不是来自被解放对象人群，而是来自之外的知识精英（intelligentsia）。马克思欧洲革命、俄国革命和列宁布尔什维克革命都是针对“无产阶级”和工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针对农民。现在美国的BLM运动是针对黑人，但骨干很多是左翼白人精英。如果宗教是麻痹大众的鸦片（马克思言），那么革命就是知识精英的amphetamines（安非他明）。
- 与现在美国发生的打砸抢和ANTIFA等极左反政府组织的暴力活动一样，为了达到“美好目标”，历史上的革命者们通常都允许不择手段、没有底线。
- 革命即使成功了，如在苏联和中国，结果都与美好理想相反，以政府强制整体贫穷化的“平等“而告终。权贵不同了，但被解放对象往往是失望。几十年下来，美国现行的左倾“身份政治”并没有解决所希望解决的社会问题，反而使问题更深。民主党领导下的BLM运动正在走向仇恨和暴力，并不能改善黑人的现实处境，反而分裂了社会、激化了矛盾。
- 左倾民粹主义在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中都起了很大作用。也许是幸运，现在支持川普民粹主义的美国体力劳动者，在之前没有被民主党左倾力量关注并争取过去。他们没有像俄国和中国的工人农民那样，成为参与反对精英统治的革命力量，这也许是因为现在美国的精英政治两党的建制派都有份。否则会很危险。
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美国如何选择总统更有利于这即将到来的大转折。用个比喻来思考，也许会帮助我们站得更高些、看得更清楚些。总统大选也许有点像一个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们选择CEO。一般会采用top-down approach（自上而下方式），要首先搞清楚公司的大目标是什么，然后需要找什么样的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候选人的个性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候选人是否有能力来完成这个任务。根据我十几年的管理经验，能干的人往往都是很有个性的，都不是“省油灯”。关键是能否创造一个环境，让能干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司大目标上，并实现之。个性只要是不与这个大原则有本质的冲突，就需要包容，而不是micro-management（拘泥细节，管头管脚）。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首先要看清美国下面四年的大目标是什么。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在面对上述诸多社会矛盾的前提下，尽量让美国为上述即将来临的大转折做好准备。如果作者Friedman的周期分析有道理的话，下面这四年是转折前的过渡，而代表转折后方向的总统会在2024年或2028年出现。今年要选出的总统只是为了这个过渡[2]。至于转折后的方向会是什么，现在尚未明朗，只能分析和估计。而Friedman一书对分析提供了帮助，也就是这几十年来产生出了的庞大政府机制已经走到了其生命的终结，必须矫正。为回避一时的痛苦而去维稳，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大转折是躲不过去的，一味地维稳，只会把痛苦延迟，从而加剧未来的痛苦。这与每个美国人的切身利益都相关。下面四年的总统需要担负起这个过渡的职责。因为现在只有两个候选人，任何一个都不会是完美的，我们选民只需要在两人中选择一个相对而言更适合这个职责的人。
选择CEO，一定要有interview（面试）。而刚刚结束的民主党全国大会DNC和共和党全国大会RNC，正好是对现在两位总统候选人及其团队的“面试”机会。我抱着公平的原则，认真地看了两会双方大多数人的讲演。好在这次双方的差异非常大，在已经清楚了需要什么样总统的前提下，面试并不困难。
川普（Trump）阵营给出的竞选宗旨很清楚，就是要继续矫枉。同时强调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谴责这几个月的暴力动乱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我一直很不喜欢川普本人“大嘴巴“的个性。我可以不喜欢他的信口开河，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所想和所说是基本一致的[5]，并且说到做到。他上次竞选时的承诺很多都已兑现。也就是说，川普讲话可能不好听，但对于他会做什么的可预知度比较高（predictability）。对他的can-do精神和团队的总体水平留下很深印象。川普是个务实的领导，并非以意识形态为目标，他的团队也已有合作稳定的过程，对于团队未来执行竞选宗旨的可预测性也比较简单。
拜登（Biden）阵营很不一样。相比起川普时常表现出的傲慢个性，我感觉拜登作为个人而言更加厚道些，但我并不是为了选邻居。他政治倾向上是温和自由，与我过去的观点比较接近。但是拜登阵营的竞选宗旨不很清楚，似乎把川普拉下总统宝座是不断重复的最高目标。虽然长期目标比较模糊，但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等民主党建制派大佬们在大会上的助阵，可以预计其宗旨还是继续维持川普之前的民主党既定政策，包括”身份政治“、”政治正确“、等等，即使不走向更加左倾的话。
我担心的是，拜登似乎是个没主见的弱领导，而他周围团队人员个个都比较强势，这是个危险的管理团队组合。虽然说的都很好听，考虑到这些人过去的表现，未来团队执行力的可预测性不高。最使我不安的是拜登团队中Sanders和Harris两个人。Sanders倒是不隐讳他的极左倾向，眼睛中一直燃烧着“革命之火”。Harris是副总统提名人，她过去政绩也是很左。虽然在这次“面试“中，她的表现相对温和些，但是给我留下了一种虚伪（hypocritical）的印象。我在美国职场上工作多年的经验中，有这种印象的人并非罕见，往往是说的很好听、但变起脸来比谁都快。我希望这是错觉。但是拜登万一在任期内有三长两短，Harris将成为美国总统，这实在很危险。在“面试”过程中，拜登团队只字不提这几个月来美国民主党地区有组织的极左暴力动乱，还继续称其为和平示威。总体来看，如果拜登当政，美国政府走向更为左倾是大概率事件，使得已经很庞大的联邦官僚体制走向更大和更广泛的社会掌控。美国政府如果发展为更左甚至极左，将使上述已经很严重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
虽然还可以考虑更多的方面，但这简单的对比，就已经很清楚了哪个候选人更适合美国下四年的大目标。与文贯中教授的看法一致，川普是在当前美国面临转折这个非常时期的洗牌者。如果继续连任，他将继续洗牌，为即将到来的转折铺路。他只是过渡，并不代表未来。他的洗牌已经、并且会继续带来各种痛苦，但希望这是短痛，使转折尽快顺利到来。矫枉有可能过正，但对美国宪法要有信心。而拜登团队的宗旨明显是回避这些年来系统性左倾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而是希望用进一步更左来维护这已经不可持续、并且已近尾声的左倾周期。其结果势必在这周期不可避免地结束时，造成更大的痛苦。像我这样过去一直同情民主党的温和自由者，都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很遗憾，现在双方竞争如此激烈的时候，民主党还是老调重弹，居然拿不出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和像样的竞选班子，看来是气数已尽。
所以，这次总统大选不是选择川普或拜登，而是选择顺应历史、短痛少痛；或是选择维系旧体制、阻挡历史潮流，从而导致长痛多痛。无论大选的结果是什么，都是美国人民在民主制度下的选择，都需要尊重。
4. 乐观 (Be Optimistic)
美国现在这场越来越左的政治实验，即使愿望善良，由于偏离美国的立国之本越来越远，其终将会结束。面对现在社会分裂和动乱，还是不应该失去对美国之本的信心、和对美国精神的信念。
经过二百多年来的发展，美国之本可以概况为三方面：美国的哲学，美国的文化，和美国的历史。作者Ben Shapiro在他的新书《How to Destroy America in Three Easy Steps》[10]（“如何三步就轻易毁掉美国“）中对这三方面给出了详细描述，并且指出了现在美国社会里，针对这三方面的严峻挑战和破坏。对于何为美国精神，作者David McCullough在《The American Spirit: Who We Are and What We Stand for》[11]（”美国精神：我们是谁，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一书中讲得非常好。现在民主党的左倾在多方面已经背离了美国之本。川普总统的一些做法也有违美国精神。现在是过渡时期。几年后，希望在未来美国新的周期开始时，能够回到传统的美国之本和美国精神。对此要有信心。
美国的基因是创新。美国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美国历史上的重重困难，有的比现在的要困难得多，也都走了过来，并且在创新的浴火中重生[2]。现在的困难是重生前的痛苦，终究会过去。对此要有信心。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相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1]。对此要有信心。
世上很多事情也许没有对错，而只有因果。学习历史，是为了看清现在，并且不失对未来的乐观。虽然当年革命烽火中，黑格尔讲：“人类从历史里学到一个教训，那就是没有学到任何教训“。希望我们这代人能够有足够的智慧，超越这个轮回。
参考书籍与资料
[1] “Disunited Nations: Succeeding in a World Where No One Gets Along”, by Peter Zeihan, November 2019.
[2] “The Storm Before the Calm: America’s Discord, the Coming Crisis of the 2020s, and the Triumph Beyond”, by George Friedman, February 2020.
[3] 文贯中教授访谈： “这一轮全球化已经终结，留给中国的时间窗口很有限“，2020年4月。
[4] “Great Minds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3rd Edition”, by Darren Staloff, 2000.
[5]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by Francis Fukuyama, September 2018
[6]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by Christopher Lasch, January 1996.
[7] “Unfreedom of the Press”, by Mark Levin, May 2019
[8] “Fire in the Minds of Men: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ary Faith”, by James Billington, January 1980.
[9] “World Revolution: The Plot Against Civilization”, by Nasta Webster, 1923
[10] “How to Destroy America in Three Easy Steps”, by Ben Shapiro, July 2020.
[11] “The American Spirit: Who We Are and What We Stand for”, by David McCullough, Apri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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