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地是老朋友，他曾向我们讲述父亲黄药眠的一些往事。
左起：老鬼、黄大地、丁东、郭小林
黄药眠教授出生于1903年，逝世于1987年。他1928年参加中共。抗战时期加入民盟。1949年9月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反右前夕，组织有意让黄药眠回到党内。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来电话，邀他到和平餐厅吃西餐，吃到一半，徐就说：老黄啊，现在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了，你还要走到哪儿去啊？黄药眠说：社会主义建成了，我就教书，吃饭吧。徐看话锋不对，就不再往下谈了，只是又东拉西扯了些别的。等吃完饭临分手时，徐拍了拍家父的肩膀，说：老黄啊，你的架子可不小啊。
又过了几天，周扬突然到家里来了。黄药眠很诧异。周扬说：没什么事，老朋友了，还不能来看看你吗？看看你有什么藏书。一边聊一边转，临走时才透露底，说：老黄啊，康生同志很关心您啊，想来看你啊。黄说：他那么高的地位，看我来干吗呀，我怎么敢当啊？话就到此为止了。
1957年5月，民盟进行机构调整，黄药眠出任宣传部长。。5月13日民盟中央开会，决定成立四个工作小组，包括科学规划、学制问题、有职有权、百家争鸣，并要黄药眠负责学制问题。黄让师大陶大镛，人大侯大乾，农大陆近仁等分头在各自高校组织教授座谈，拿出参考意见。陶大镛最为得力，在师大组织了两次座谈，十三位教授到会发言，并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人大和农大也先后组织了座谈，拿出了意见。黄药眠认为师大的意见最具代表性，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我们对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
参加六教授会议，黄没什么准备，是临时接到民盟办公厅电话，说章伯钧约他和其他几位大学教授上午十一时到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午餐，就便了解各高校学生运动的情况。黄这些天处于紧张忙碌的状态中，6月3日在北师大美学讲座做了最后一讲，对蔡仪、朱光潜、李泽厚的演讲进行了答辩，感到十分疲惫；6月4日召集各高校的民盟主委到民盟总部开会，研究高校领导体制改革问题；6月5日又在师大中文系教职员第三次座谈会上作长篇发言。所以6日上午他正头晕脑胀，不想工作，就答应参加，休息放松一下。黄11点半才到，章伯钧已经讲过了，钱伟长正在发议论，说清华大学学生非常激动，恐怕要闹事。费孝通认为，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能收拾。曾昭抡对时局的估计最悲观，说南京学生闹事，结果给三轮车挡回去了。黄当时心想，小事情可能会闹出一些，但政权是稳定的。闵刚侯亦在座，没有发言，胡愈之先退。史良说，此事她当晚就可以反映给周总理。章伯钧表示，要协助党平息风波。吃饭的时候，章又表示，民盟要大发展。
黄药眠被打成右派后，一级教授降成二级教授，一直没离开师大，不能教书，就在校内劳动，扫厕所，帮着抄大字报，夫人蔡彻成了替罪羊，不断地下乡劳动，先是到京郊百花山，后来到山西四清，文革中期又到山西临汾劳动。
黄药眠1961年摘帽，不能给本科生讲课，只能给研究生上课；只能讲古代文论，不能讲现代的。古代文论讲了一段，又说不能让他讲了，于是就在家研究。
黄药眠脾气很大，原先当中文系主任时，常常给系秘书难堪。系秘书常常在会前写好一些小纸条，让他在会上讲。黄有的讲，有的不讲，有的按自己的意思讲，事后还训系秘书，“你有意见去汇报好了，我不怕你汇报。”他当右派后，有一次开他的批判会，一个学生上来揭发，说他如何如何，结果他在批判席上勃然大怒，指着那人说，这话我没说过，你这样讲你要负责！吓得那人脸色灰白，后来不敢再开他的批判大会了。给黄摘帽不是学校主动提出的，那时大形势转暖，邓小平找师大校领导问黄药眠的情况，校领导说，此人态度不好，还不怎么认错，建议不摘帽。小平一听火了，说，“二几年的老革命了，还戴个右派帽子，摘！”这才给他摘了右派帽子。
一同摘帽的原北师大副校长傅种孙先生，在传达摘帽的会上，倔脾气又上来了，说，先前说我如何反动，把我划为右派，现在又说我确实改造好了，我觉得我还是那样，没有什么变化。黄悄悄按了按傅先生的手，打住了他的话。在回家的路上，黄劝他不要太书呆子气，说，政治就是这样，想开一点吧。但傅老先生则始终处在亢奋状态中，最终脑溢血去世。
改革开放后，黄药眠成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当时他已年近八旬。博士生虽然由他来带，但怎样物色人选，怎样考核等具体过程，都交由他的学生童庆炳教授操作。因为黄有博士生导师的资格，童庆炳当时还没有，黄身体不好，已经没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务性的事情了。所以每年一届的研究生招上来后，就集中找一天，带到家里来见个面，黄就跟各位随便聊聊，问问个人的情况，打算，如此而已。有一个博士头一次来家的时候，混在大拨之中，并没有引起黄的注意。后来他与李泽厚对话，成了黑马，火起来了，教育部何东昌说，这样的人怎么还能让他读博士，要取消他的博士资格。童庆炳来问黄药眠。黄说：那哪行啊？年轻人思想上再有什么问题，也是教育性质的。取消学籍，这不又变成搞运动整人了吗。所以童庆炳对上边说，黄先生不同意，还得让他读下去。到1986年夏，当时的中宣部长朱厚泽说：还是让他的导师黄药眠去教育好了。这个话传出来，《文汇报》记者闻风找到黄药眠，问他：你对学生的言论怎么看？当时黄病得很厉害，没看过他的东西。黄大地在旁边说，还是先把他的东西拿来给家父先看看。你十天后再来采访吧。过了十天，黄看了文章后，记者也来了。于是就有了后来《文汇报》发表的采访。黄药眠说：改革开放需要有新思想，新观点，如果我们总是固守着老传统，那么改革开放的路子就会越走越窄，并最终陷入孔子的藩篱之中。他也批评了学生一些过于偏激的地方，认为他否定理性，是失之偏颇了。总的说来，支持他敢于向前看向前闯的态度，评价比较客观公允。黄药眠在《文汇报》上的讲话发表出来后，博士来过几次，表示感谢。
黄药眠、童庆炳和他们的博士都已去世。这一段不寻常的教学生涯，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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