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几年中文里出了一个新词"毛粉"，是习近平乞灵于毛泽东崇拜的民间反射，但是这个"粉"是有历史来源的，还有几人记得？那在半个世纪前。这里讲一个"毛粉"原型的故事，此人型塑的"毛粉"特征，主要不是崇毛，而是投机和害人。】
老少咸宜的《北京晚报》，1963年8月2日突然刊文介绍学术刊物《历史研究》第四期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称《忠王李秀成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挑战了史学界的传统观点。我虽然只是一个中学生，却已经在家中的《历史研究》上读到戚文，却比较赞成罗尔纲，即戚本禹的对立面，觉得被俘的天平天国李秀成的确是在跟曾国藩搞"苦肉计"。然而我怎会知道，这场关于"忠叛"的文字之争，背后有巨大的政治阴谋，跟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如出一辙，正是"文革"的两场前哨战，所以这一类文字讨伐所挑起的，才叫"文化大革命"。
我大概受父亲影响，从小喜欢乱翻历史书，当时莫名其妙地关注这场史学诉讼，一开始著迷的，是《李秀成自述》稿本的神秘性，全文应该五万余字，却只剩二万七千余字，曾国藩亲自删改原稿，并撕毁原稿第74页以后的内容，命人抄写送军机处，名为《李秀成亲供》，原稿则藏于湖南湘乡老家。明清史大家孟森的北大讲稿《清代史》说："当时随折奏报之《李秀成》亲供，相传已为曾国藩删削，今真本尚在曾氏后人手，未肯问世。或其中有劝国藩勿忘种族之见，乘清之无能为，为汉族谋光复耶？闻亲供原稿尚存之说甚确……"，1936年孟森为北京大学影印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再谈这个说法。1944年吕集义在湖南湘乡曾国藩后人家中，见到原稿，拍下十五张照片，而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学家罗尔纲依据这个蓝本，作《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继续沿着孟森的思路，论证李秀成诱劝曾国藩取清廷而代之。我觉得这事也很简单，曾国藩不把这个俘虏的《自供》上缴朝廷，自然是因为原稿有不可告人之处，觉得对他不利才如此。戚本禹横空里杀出来说李秀成"变节"，哪儿跟哪儿嘛，纯粹是瞎搅和。
然而学界的争论，是家常便饭，怎么会惊动中宣部，连我这个住在沙滩大院里的小孩子也觉得奇怪——九月份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了一个批判戚本禹观点的会议，史学界的大佬、名流如侯外庐、翦伯赞、尹达、吴晗、刘大年等，和宣传官僚大阵仗出席，摆出一副权威、正统的架势，周扬说："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听这口气，就知道这位文艺界总管的厉害，可是然而连学术界也是由他管着的，是这次才知道的，而且他开会还得到总理周恩来批准，敢情他们也是"政治第一"的，后来文革里批判"学术权威"，就是他们这号人，所以我多少觉得有点活该。
究竟这个戚本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原来中南海里有一个"政治秘书室"，是专门为毛泽东处理文书业务的，成员都是一些老红军、老八路，文化程度低，据说胡乔木曾经向毛泽东建议找一些大学教授来，遭到拒绝，因为毛只看重忠诚。1950年"政秘室"从中央劳动大学选了三个毕业生，其中有个从上海来的山东威海人，初中文化程度，名叫戚本禹。毛泽东有个习惯，每天让秘书摘录报纸要点，再读给他听，这就是戚本禹的工作，同时他还负责管理毛的书籍，有一次他偶然发现毛的阅读书目中，有那本吕集义编辑的《李秀成自述》，就读起来，又去读罗尔纲的《笺证》，心里很不服气，觉得这个忠王李秀成明明就是一个叛徒嘛，于是他写出《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投给《历史研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之后，到第二年春天，忽然江青派人找他，找了三次才把他叫到家里。戚本禹回忆道：
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我当时办公的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随后他就带我去了江青家里。见面之后，江背对我说，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主席看了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对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新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她还告诉我，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接着江青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态了，他批了十六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接着她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斗争啊！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
文中提到的"蓝色封皮线装书"，这事发生在1962年，曾国藩曾孙、台湾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把《李秀成亲供手迹》影印公布于世，每份售价两百四十元，内容较刻本多九千多字，为三万三千三百多字，全书没有结尾。曾约农将原稿捐赠国立故宫博物院，题名为《李秀成亲笔供词》，大陆则称为《李秀成自述原稿》。这本书居然是上海的张春桥进口来送给毛泽东的，这个细节透露，早在1964年"四人帮"里的张春桥已经很贴近毛了；当然，江青主动找戚本禹，也显示这个婆娘对文化学术界的咄咄逼人，以及她的盛气凌人——"背对"着戚本禹传达毛的旨意。
毛泽东为什么对"李秀成"忠叛争辩感兴趣？这涉及到一个重大党内旧案，即所谓"华北六十一人自首叛党集团"。1936年时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刘少奇，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指示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干部履行"自首"手续保释出狱，此决定由延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61人包括刘澜涛、薄一波、安子文等。谁知1966年康生写信给毛泽东，重提此案，说刘少奇当年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很明显他是在给毛出主意，如何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恰在此时看到戚本禹的文章，乐得"古为今用"一下，借学界"忠王李秀成"的忠叛之争，明确向天下释放一个他要"抓叛徒"的信息。后来文革爆起，以及蔓延全国的"抓叛徒"风潮，冤死无数性命，其端倪皆始于此。那批当年"自首"的人，一个也没逃脱"叛徒"的归宿，刘少奇则最惨，带着"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被活活整死。
刘少奇死在开封。文革末期我在河南当记者时就听到过一个阴森的传闻，1970年岁尾，从开封一家戒备森严的旧银行抬出一具尸体，称"一个烈性传染病患者"，运往东郊火葬场火化了。1987年拍摄《河殇》之际，我就建议导演夏骏，说，假如我们能找到那个旧银行，在刘少奇罹难处拍几个镜头，这部片子就"无以替代"了，我们也可以真实体验一下什么叫专制主义。从后来中国的演变来看，夏骏这次若不抓拍，"刘少奇罹难处"就永远湮没了。那是我们这次拍外景中最传奇的一幕，我在《龙年的悲怆》中有详细的一笔：
极巧，当我们在开封市政府的会议室里听崔市长介绍完开封情况后提出这个要求时，他沉吟片刻，说：
"好吧。少奇同志去世的地方，就在这间会议室的隔壁。"
摄影师曹志明扛起机器、剧务黄敏举着点钨灯，我们鱼贯走进那座旧银行的天井。此刻已是深夜。我抬头看看四周壁立的黑黢黢的高墙，觉得人像站在井底，有一种插翅难逃的感觉。
刘少奇被囚禁的房间，在西房的左手里。迎门挂着他的遗像。屋内还保存着当年的旧物：一个写字台和一张单人床，床上的枕头据说是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就在这张床前，不知为什么，我没有竭力去想象当年他躺在这里是一种何样的痛苦状（据说他的白发有一尺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却想起了延安枣园山坡下他的那间窑洞来。那里好像也是摆着一个写字台和一张床。只是那里有一股圣洁而崇高的意味，这里却弥散着压抑和恐怖。
这个悲剧，可谓一个坏制度的极致。我后来在解说词里写了这么一句："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它最终也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主席。"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刘少奇承受的这场苦难，是彻底枉然了。缘于中共不肯"非毛化"，刘少奇遗孀王光美，2004年居然亲自摆"宽容宴"，跟毛泽东后人"一笑泯恩仇"——为了换取儿子刘源的仕途，她可以借助中国习俗里最垃圾的"人情"伎俩，去配合中央继续宠毛的既定方针；几年后刘源又亲自授衔晋升毛的孙子为少将。他们母子做的都不是"私人行为"，而是具有社会示范效应的重大政治举动。然而历史的记录是白纸黑字——"骨灰寄存证"。骨灰编号：一二三；申请寄存人姓名：刘源；现住址：××××部队；与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刘卫黄；年龄：七十一；性别：男；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不过在六十年代初，戚本禹"一炮当红"，康生要他去设在钓鱼台的"反修九评"写作班子，但是《红旗》副总编辑邓力群也找他谈话，他说不想去《红旗》，邓一扳面孔："这个事是给主席打的报告，主席批了，没得商量了。"原来《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抢先向毛泽东提出调戚。
沙滩大院六四年那时，大家都到机关食堂吃饭，各家凑一桌，我记得常看到有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总是谁也不搭理，孤伶伶独自吃饭，偶尔凑到我家这桌来，也是傲慢地朝我爸点个头，闷声吃他的。后来听爸同妈妈私下说，此人即正当红的戚本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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