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８年是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周年。４０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惊人成就，但世人对这些成就的惊羡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不安。经济实力的强大并没有带来民主进程的推进，四个自信引导下的中国一方面要以高压维稳，应对国内的各种社会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在国际舞台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与防范，中美关系在建交４０周年之际更是进入了一种类冷战的对立状态。４０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正走向何方？我们邀请在法国塞尔日－蓬多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谈谈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官方话语今天所说的改革已经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南辕北辙，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改革的名义反改革的时代。当前的执政方略绝对开创不出新时代。
以改革的名义反改革
法广：近些年来不少观察人士都做出了中国改革已死的判断。您个人是否也这样认为？所谓改革已死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张伦：我同意这样的看法。这种说法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大概进入21世纪之后，就已经有了。上一个十年（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这种说法就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
事实上，如果分析一下中国最近20年的改革，可以看出来，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措施出台。其实，中国真正的改革、最有活力的改革，大概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还有一些，但进入21世纪基本上就没有没有看到希望看到的真正的改革措施出台。
今年（2018年）3月份，我为法国《世界报》写过一篇文章。当时正是中国人大修宪（法广注：取消领导人任期制）之后。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改革的名义反改革的时代。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最近40年的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进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让中国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话，这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两个字：自由。是邓（小平）时代允许了中国人享有了毛（泽东）时代没有的、一些局部的自由，主要是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在政治上则没有。但即使这样，还是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的进步都是来自于这种局部享有的自由。但同时，中国的问题，也正是中国民众的自由没有得到充分享有，是自由的不完整和权利的缺失造成的。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事实上就是中国的改革、中国民众的权利、自由，不再能够继续深化、享有。相反，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年，不断强化国家机器，经济上，所谓国进民退趋向进一步恶化，民营经济受到打压，社会受到严格控制，新闻表达和言论自由空间进一步压缩，在法制建设上，比如709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等等，也就是中国公民社会，民众自由受到进一步挤压。所以我才说，今天所说的改革，事实上与过去所说的改革，已经完全不可以同日而语，完全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的。尽管今天还在以改革的名义讲改革，但是，与80年代我们所看到的改革的本质，已经发生根本的错位，本质上是相冲突的，所以我才说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改革的名义，但事实上反改革的时代。虽然最近经济上有些放松，这与中美贸易战压力有关。
这条路可以走到哪一步，我个人抱持极大的怀疑。曾经有朋友问我如何看海南自贸区的前景。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当初，比如深圳、珠海等地的特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果，不外乎是它们先行一步，是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整体发展方向一致的。而现在，我们很难设想，局部地区、局部行业给予所谓更大的自由，但同时，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是以一种严控的方式运作的。这种内在的冲突绝对是不可能持续的。所以我对中国下一步的所谓改革能带来什么新的成效、新的让人满意的成果，抱着极大的怀疑。
邓式路线已基本走到尽头
法广：如何解释这种打着改革的旗号、行反改革之事这样一种相互矛盾的局面呢？是习近平本人不愿意改革？还是还有其他阻碍？哪些具体的因素阻止改革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向前呢？
张伦：分析这样的现象当然比较复杂。但我们也可以这样归纳一下。从主政者的角度讲，习近平在一些理念上绝对是缺乏对现代改革的意识。他的很多思想烙印还有很重的毛时代色彩，这一点大家现在看得已经非常清楚，所以，在他的执政方略里，是以强固党的执政（地位）、要重新进行社会控制、强化国企、等等这些措施作为其执政的基本走向，从这一点来说，习本人作为主政者绝对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这种邓式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六-四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扭曲的状态：一方面，政治上高压，加强控制，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这中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缺乏有效的制度表达的途径，造成大面积的恶性腐败、环境坏损，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到了胡、温的后期，其实就已经看得非常明显。
在过去的很多访谈中我都提到，邓的路线已经基本走到头了，这种路线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所以，习上台之后，他要么进行改革，（开始）改革2.0、3.0、4.0……的新时代，也就是要上一个台阶，要有一种更深化的改革、更完整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原来一种局部性的、扭曲性的改革带来的问题，同时享受继续改革的成就。另一种可能则是，用毛的方式，来解决改革带来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习正是以这后一种方式来应对改革面临的一些问题。
对此，我们可以遗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这其中一些逻辑。这个逻辑的关键问题在于：改革到底是为整个中华民族、为整个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人的权利的增长、享有更多的自由为最终目标的？还是尽管可以为中华民族带来强盛、在某些程度上也给中国人带来一些好处，但前提是不能动摇中共的统治、一切是以中共保江山为前提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改革哲学、改革目标。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习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就是说，中国今天的社会发展已经走到这样一个阶段，需要有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定义改革，重新定义中华民族未来的文明取向。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要么继续强化一党专政，继续这种党领导下的、一切以巩固党的权力为中心的方式，还是突破这样的框架，以一种新的架构，来进行改革。在这一点上，习肯定是做出了他的抉择，这也是造成中国今天再次面对内外交困的一个根本原因。
当然，在这背后也有利益集团的支撑。因为邓氏的这种半拉子改革（如国内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所说），当然有利于部分权贵。这些权贵最希望这种改革模式永远强固下去：既有过去政权的好处，又占了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些便宜，这样天下难得的好事为什么不要呢？！
我的意思是，有习的问题，也有意识形态上、改革方略上，做最后抉择的问题。当然，从政治、社会意义上来说，也有一个利益集团，他们需要这样一种结果 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们的代表。这几种因素造成了中国目前改革死亡这样一种状况。
改革与文革结婚必生怪胎
法广：习近平宣布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您看来，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会是怎样一个时代？如何走出现在这种僵局？
张伦：如果以现在这种方式，所谓创造他的新时代，我敢断言，他是绝对达不到目的的。因为他的许多措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逆历史而行的。所以，我很难相信他怎么能解决旧的问题、开创出一个新时代，怎么能以现在所展现出来的这些执政话语等等，引领这个民族真正走上一个新的台阶。比如处理社会矛盾，他是很难以现在这种方式来完成的。毛和邓他都想要，他想用毛的一些方式来补邓的方式，用邓的东西来强固毛的体制，以这种方式来开创新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很简单，我刚才提到，邓是有局部的自由，还是有一种自由取向，而毛是反自由的体制，这两种是绝对不可融合的。我曾经说过：改革和文革是不能结婚的。否则，一定会造出一个怪胎。这种执政方略，是绝对开不出新时代，很可能还会给中国埋下一些新的危机，埋下新的灾难性的因素。所以，中国肯定是进入了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期。
新年之际，我的最大期望不外乎希望这个民族能够少一些灾难，能够更好的迈上一个现代的台阶。但这很可能只是我个人的期望。如果习近平以这种方式继续执政下去，我个人还是有很大忧虑的：他绝对很难真正地引领这个民族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因为内在的逻辑的这种冲突、这种矛盾……我不知道执政集团是否认识清楚，他不能理顺这种关系，那最后只能让这个社会付出更大的成本。
——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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