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会很莫名其妙，一些重要的经历在脑海中往往留不下痕迹，而某件小小不然的事儿却能一直记着，清晰如昨。
"蓝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这是上小学有了作文课不久，语文老师给我们读的一篇范文的第一句。作文是班上大队长写的，题目是"记暑假的一天"。这句描述在我的脑袋里飘忽了五十多年，挥之不去，真真是件怪事。这不，在键盘上敲着这篇"跟进"，随意地抬起头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恰是"蓝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的画面，心境一下朗朗地回到儿时的清澈。
2017年我的"状告海关案"将进入第四个年头，2016年11月2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发来又一份"延长审限通知书"，给他们自己凑了整儿——"十"。近来，朋友们发给我的邮件中常会有些劝慰：别动气、别上火，保重身体为要。也许是案子拖了这么久，他们怕我已是心力交瘁了。借新一年的开篇"跟进"，我想告诉朋友们，你们不用替我担心，儿时蔚蓝天空中飘着的那几朵白云一直伴随着我，九岁到二十九岁因为有个"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父亲带给我的"出身不好"的重压，没有扭曲了我的人格；如今已走过人生的花甲，我更懂得与黑暗抗争不能陷入黑暗，要与它拉开距离。
光绪三十四年(1908)，我的爷爷李积芳同好友叶瑞棻、余辉焘合译了日本市町屯杂志社编著的《自治行政例规》，开始了将宪政理念引入中国的努力；1937年，不满二十岁的父亲李锐和七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自发地成立了共产党的支部；2015年父亲将进百岁之前作诗四句：
难免将投炉火中，为民做主未宽松。
何时宪政实施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文革五十周年，《炎黄春秋》杂志在这一年"被夺权"而"玉碎"。它被最后治罪中的一条是五月号所发文章碰撞了中共内部指令"有关文革的稿子，各家报纸杂志一律不得发表。"丁东先生说："中国大陆的舆论生态，有如《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冬天终于来了。" 此时距我爷爷的译著出版已是百年有余，父亲的中共党龄将届八十，执政六十七年的共产党与宪政之路背向而驰，愈行愈远。
毛泽东在他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有名句：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取得政权后的毛泽东跃马扬鞭"超英赶美"，以民间饿殍遍野的惨剧收场；浪漫任性的他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霸气，以为自己不但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还可以领导世界人民"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在去世前四年却不得不亲自为这个雄心划上句号。（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尼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毛回答："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激情四射的革命因缺乏理性而难以持久，迄今为止，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入歧途——前苏联"老大哥"如此，"小老弟"中国更是如此。我是二十九岁那年不再敬仰毛泽东，摒弃了"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追求，活到现在已心静如水。对于有生之年看到宪政在中国开张已不抱任何希望——那是一个遥远尚不可期的目标。一位朋友说："跟公权较劲是你余生锻炼脑力和陶冶性情的业余活动。"这话有道理。哪一天三中院蛮横到连"延审通知"都懒得发了，我也不会动气，只当是学习诸葛亮《诫子书》"非宁静无以致远……险躁则不能治性"的历练。
认知如此，但是我说过：我不是因为有希望而努力，是因为不努力就不会有希望。我回复一位关心我的朋友："我的爷爷是最早的同盟会员，是推翻满清后的第一届国会众议员；我的父亲一生追求宪政在中国开张；到了我这一代，似乎很难背离父辈的追求，只求个人的舒适和安危。特别是跟中国的研究所合作了这么多年，看到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尤其是那些从农村进入城市作工的人，不能同工同酬，孩子们不能得到跟城里人孩子一样的待遇，真是很难作壁上观。"
10月份回国，参加了一次朋友们的聚会，其中有我尊敬的鲍彤先生和杜光先生。身患癌症的杜光先生的身体已经十分羸弱，艰难地拄杖爬到二楼，发言时却声若洪钟："我们要发出自己声音，各自为战，绝不放弃应承担的历史责任。生活在这个社会，衣食住行依赖社会，要回馈社会，没有权力封闭自己，要尽公民责任，对得起供养我们生存的劳动人民。"鲍彤先生说："每个人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就是做自己的主人。就是理想社会。"散会后我跟鲍彤先生同乘一辆朋友的小车回家，第一次享受了警车尾随"护驾"的"殊遇"。进入鲍彤先生居所小街的入口，后边的警车离去，即看到小街另一头警车车头的大灯。我问鲍先生："您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自由呢？"他回答我："至死不会。"那么坦然、那么不以为然。我百感交集……
在收笔2017年第一篇"跟进"时，我想跟关注我的案子的朋友们说，在新的一年里，请千万不要忘记我的律师中的一位：夏霖。2016年的一审他被判十二年徒刑，二审拖延至今还未有开庭之日。有一位在瑞士的朋友为了夏霖的判决，写给我她应对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提给台湾渔民"秋刀出鞘渔民笑"一联的下联："夏雨入泥律师悲"（台湾对大陆，笑对悲）。她说："不光是律师悲，简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夏霖，还有那些"709大抓捕"中被囚禁至今的律师们，是为了帮助别人维权而身陷囹圄的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关注他们的命运，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命运。
少儿时，人小，不懂世事，心思一片湛蓝，那时北京的天也是无边无际的透亮。如今人老了，北京也变得只能从高楼的缝隙中看天，大多数的日子，那天都是灰蒙蒙的块儿块儿。哪怕仅仅是为了我们的后代能在作文本的方格子上爬出："蓝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这样幼嫩纯清的词句，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同只顾一党私利而不管人民福祉的专制政权的抗争呵！改变"悲哀"的命运，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承担起自己公民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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