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瑜或許可以算當代中國最具有世界聲譽的新聞記者——她先後榮獲國際報業發行人協會"自由金筆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吉耶爾莫·卡諾新聞自由獎、記者 無國界新聞獎、全球20世紀的新聞自由英雄獎……近年來，年屆古稀的高瑜筆鋒不老，身居北京的她，密切關注、及時反映中國的變化，凝聚共識，呼籲憲政。
2014年4月24日，高瑜突然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高瑜的命運牽動海內外衆多人士的心。9月8日，博訊新聞網和中國研究院聯合舉行研討會，來自中 國、美國、德國的多位她的校友、同行，紛紛發言。明鏡新聞網記者根據錄音整理了這些發言，除個別人士未能聯絡到外，都經過了本人審訂。現全文刊載如下。
我介紹一下高瑜。高瑜被抓之後我挺難受，她這是第三次被抓了，前兩次被抓都是跟我們的一些事情有關係。
高瑜是1944年出生的，她的簡歷中比較"硬"的東西我不介紹了，維基百科上都有，大家可以查一下。她在人大讀書的時候，丁子霖是她的班主任。她後來多次自豪地提到這一點。
高瑜在思想上一直是比較追求獨立的人，舉個例子：她的先生老趙，是"林立果小艦隊"的，當時被查，但那個時候她還是繼續跟他結婚、生子，老趙出來以後很長 時間沒有工作，高瑜沒有任何怨言。老趙由於在關押期間身心都受到摧殘，身體不好，但高瑜一直都在盡她的責任，從來沒有動搖過。
高瑜在1986年前後開始走向一個真正的記者職業生涯，她是從人民大學畢業後就開始做了，當時她在中新社，她走向這條路跟當年我、陳子明、陳小平在北京的 交往有關係。我跟高瑜認識是在1986年。當時胡耀邦搞了一個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決議，高瑜在中新社是高級記者，主要工作是向世界（主要是香港和台 灣）的一些刊物撰寫文章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名人和事件，這個精神文明決議和她的工作有關。當時某個部門也把我找去參加座談，她覺得我講的觀點比較 有新意，就把我請到她家裡去，從那個時候開始大約每兩個星期我就去一次她家，就某一個時髦的話題聊天，她請我吃飯。
由於她在中新社的工作關係，那個時候她就代表官方和港台媒體建立了聯繫，這些媒體應該說都是親中共當局的——其實我們把高瑜這個人呈現出來，會發現高瑜無 須保護：她是在1986年就開始考慮用她這支筆推動共產黨的改革。在這之前她也跟我講過她的興趣，她當時和林豆豆、羅點點都有聯繫，她想從被共產黨打入另 冊的人那裡了解情況，寫些歷史。
她跟鄧毛毛關係也好，鄧毛毛一度考慮由她來寫鄧小平。當時我們談起，如果寫鄧小平怎麼寫？我說你如果想推動改革開放的話，當然應該在改革開放的思路下，把 鄧的功勞多寫一點，給他定一個位。我知道鄧小平、朱鎔基這些人都喜歡看外邊的人對他怎麼評價，看到好的評價，會促進他們往前再走一步。
到後來她出事了，我們可以看到她的主要社會關係，多是共產黨中推動改革開放的、或者是她覺得被打入另類的那些人，她覺得把這些東西拿出來，對共產黨思考自 己的錯誤、問題和整個國家進步有好處，有積極意義，她總是寫這些內容的文章。她也說過，作為一個文化人，她特別想寫一個關於弘一法師李叔同的劇本，這就看 出來她的文化底蘊也是相當地深厚。
和我認識了以後，我就把她和子明、陳小平、我們這個團隊中的閔琦等其他人，都介紹接觸了，正好我們在做一個新的團體，高瑜很願意幫我們做一些工作，她介紹 我們認識了徐四民——當時徐四民是香港政協委員中的媒體代表，每次他到北京，總是要跟我們見面談一次，然後會把我們的一些想法拿到全國政協的會議上去。每 次徐四民和我們談完都挺激動的，感慨中國還有這麼一批人。
1988年3月，我們接過《經濟學週報》，《經濟學週報》很快就有了一些變化，胡啟立在一次會議上就點了我的名字，說"聽說王軍濤去接了《經濟學週報》， 他是怎麼去的要查一下"。主編何家棟先生出於保護我，就把我從《經濟學週報》的副主編位置撤下來，安排我到深圳蛇口工業區、陝西延安地區和山東兗州礦務局 搞調研。這時候我們跟高瑜說，你能不能把中新社的高級記者辭掉，到《經濟學週報》來當副主編？我們那個報雖然是中宣部直屬的13家廳局級報紙，但實際上已 經民辦了。高瑜義無反顧就來了，而且做羅點點的工作，兩個人都到了《經濟學週報》，一個做副主編，一個做副社長。
高瑜來《經濟學週報》之後立即搞了幾篇重頭文章，其中有影響很大的、被陳希同"89報告"中提到了的嚴家祺與溫元凱對話錄，明確提出來"中國改革不進則 退，搞不好會進入勃列日涅夫停滯期"——你可以看出來，雖然陳希同報告中對這篇文章上那麼高的綱，但高瑜關注的其實還是共產黨的改革，並沒有在體制架構之 外去談。
她想幫著共產黨解扣
在這些過程當中，高瑜對政治越來越關心，與共產黨中有改革思想的、而且受過打壓的團體就有了廣泛的聯繫，和胡績偉先生等人大的一批主張改革的人也建立了很 好的關係。對於1989年政治事件，海外開放社會關注的重心都在學生身上，而共產黨的實際關注重心始終是在黨內的這些人。到了1989年，學生是在開槍十 天後開始受到通緝的，而高瑜和曹思源，都是在5月就開始被通緝，6月初就抓了他們。曹思源是因為要動員人大常委們開緊急會議，高瑜是因為在胡績偉等人和學 生之間做了一些斡旋，希望給一些時間，讓學生撤出廣場，同時希望人大表態，對學生的熱情給予肯定。這跟我所知道的閻明復、李鐵映甚至陳希同、李錫銘的說 法，並沒什麼太大區別，連李鵬公開對學生談的，也就是這麼個意思——當然李鵬公開說他是共產黨員，真正的觀點他不說，說出來的都是"你們動機是好的"之 類。
運動被鎮壓之後，共產黨不認賬了，高瑜也被抓了，查下來之後覺得高瑜確實也沒有什麼，就是在憲法和黨章的架構之中進行活動，一年之後（陳小平：450 天。）得到釋放，被羈押的時間也不算是很長——在度過"六四"週年以後，當共產黨覺得沒有什麼威脅的時候，很多人被陸續釋放。
釋放之後，高瑜就開始進行了另一輪工作。徐四民其實是一個連李鵬都很喜歡的人，高瑜的很多文章恰恰都發表在徐四民的《鏡報》上。她當時做了一件事，我在監 獄裡有23次絕食，我父親當時就寫文章向上邊反映這些事，是高瑜找了她的大學同學高潮，送到了喬石那裡，喬石就讓兩個《法制日報》記者、又是我們北大77 級的校友做調查，調查後說反映基本屬實，這樣就開始給我看病等等。後來高瑜又對中國其它的政治犯，特別是"六四"時受迫害的犯人的情況，做內外溝通，包括 讓徐四民出面勸李鵬，讓李鵬態度能軟一點，因為李鵬當時的態度最強硬。李鵬開始說不行，徐四民就說這對中國吸引外資沒有好處，李鵬說要是從中國吸引外資的 角度，可以考慮。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雖然在政治方面高瑜做了許多幫助異議人士爭取人權的工作，但很大意義上她也還是想幫著共產黨解扣，讓它的罪惡錯誤不要更重。她主要的 活動對象，還是共產黨中離休的或在任的幹部。高瑜在我出國之後就再次被抓了，後來何家棟先生在我出國後三個月給我來了一封信，提到預審員對他講，王軍濤判 了13年，只坐了四年半牢，有八年半沒坐，說讓高瑜和畢誼民兩個人把這個牢坐滿，畢誼民三年，高瑜六年——當然這只是他們的一個說法，中國法律也沒有那麼 簡單。
他們那次說高瑜"洩密"，其實指的是洩給徐四民的媒體。徐四民本身是全國政協委員啊，照理說在徐四民那裡發的文章也不足以給高瑜定罪，後來官方要求徐四民和共產黨"保持一致"。高瑜那次非常了不起，在監獄裡關押的時候，還和何家棟聯繫，講起裡面的情況。
高瑜著《我的六四》。
這次出獄之後，她繼續為推動中國的新聞自由做了些事情，這個時候她獲得了一系列的國際大獎，奠定了她在海外媒體中的影響力。一開始高瑜還寫一些時論和時評 的文章，在薄熙來唱紅打黑的事情成了熱點之後，在十八大前後，中國向什麼方向走的話題突然有異議的時候，我覺得高瑜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嗅覺和能力就出來 了，她開始和各個方面的人廣泛接觸，我記得當時包括偉東、柏光等這些人的動向都是高瑜告訴我的，她接觸了很多人包括張木生、陳小魯、馬曉力等等，各派都接 觸，交際甚廣。高瑜自覺地選擇了一個定位，就是"推動中國政治走向著憲政和民主的方向"。越到後來她越清楚，她聯繫一批老的，過去在"一二九"一代的共產 黨裡的改革派，比如在《炎黃春秋》的一些老同志家裡定期聚會，她把他們的一些意見在海外的媒體上發出來，這些成了她的特色，因為她信息多，也跟其它一些媒 體，像何頻先生的明鏡集團等有交流和討論。
我覺得媒體就應該是這樣：別人有的東西我也登，但有自己獨立的信息來源，高瑜只是其中之一。從立場上來說，高瑜的時評雖然也有一些對習近平和共產黨執政者 的批評，但是基本上還是站在建設性的角度，建議這個國家往什麼方向走更好。我記得習近平在南巡講話出來之後，我和她在skype上聊，她還說習近平的南巡 講話是準備繼承鄧、反對毛。當時胡錦濤在建國60週年後想打通毛鄧，這是有點左派回潮，而江是主張區分前後30年，高瑜說習近平的姿態還是繼承鄧，繼續推 進改革開放，對此她抱了些期待。她有一篇文章德國之聲沒有發，其中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對薄熙來做了一些肯定。
高瑜不是一個激進派
我對高瑜的總體印象，我覺得高瑜就是一個記者，主要把社會各方面的信息綜合起來，通過媒體傳遞到社會上去，特別是把各種政治意見的討論表達出來。至於說 "洩密"，我不相信。高瑜作為一個記者，最擅長的不是陳述事實、寫故事，最擅長的是把意見綜合地表達出來。再一個，她在政治光譜當中不是一個激進派，雖然 她和激進派有很多來往，和激進派做很好的朋友，有很多交流，在一些方面挺贊成和尊重他們，但她基本表述的立場，包括平常接觸的人，都還是共產黨中的在各個 歷史時期推動中國進步的一些人。
所謂她的"罪"中有一條，是說她參加了幾個海外的會，這讓我覺得有些蹊蹺——習近平抓的一些人，我覺得蹊蹺。在周永康主政後期，抓人是先警告你不許幹，你 出國我不讓你出國，如果你不聽，"犯規"，那就要抓你了。但是習近平時期是不警告你，你幹了之後我再抓你。高瑜兩次出國開世界民主化大會，簽証護照等，當 局都放行讓她出來了，這要是在胡錦濤和周永康後期是不會讓你出來的。這就使得我想：抓高瑜是高層比較成熟的決定，還是底下有些力量想故意"做局"陷害高 瑜，把一些矛盾激化？我個人認為有這個可能。因為從1976年到現在，我參與中國政治，我知道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作為執政黨主要掌權者，一次只想解決一 個問題，也不想樹敵太多，但是他的政敵往往也給他製造出一些麻煩來。我希望中共當局要意識到高瑜是得到世界範圍內尊敬的記者，在這麼長的記者生涯中一直是 推動中國各種力量，形成中國改革開放進步的共識，在這一點上，她從來沒有站在被共產黨判定為敵對的、很激進的立場上。當然共產黨也有很多派別，有的是敵視 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的，但高瑜是站在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一邊的，她所採取的方式和主張的路，還是在打造一個民族的共識。（未完待續。 選自明鏡出版社 《中國新震盪》）
2014年4月24日，高瑜突然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高瑜的命運牽動海內外衆多人士的心。9月8日，博訊新聞網和中國研究院聯合舉行研討會，來自中 國、美國、德國的多位她的校友、同行，紛紛發言。明鏡新聞網記者根據錄音整理了這些發言，除個別人士未能聯絡到外，都經過了本人審訂。現全文刊載如下。
毛毛曾考慮請她寫鄧小平
王軍濤（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我介紹一下高瑜。高瑜被抓之後我挺難受，她這是第三次被抓了，前兩次被抓都是跟我們的一些事情有關係。
高瑜是1944年出生的，她的簡歷中比較"硬"的東西我不介紹了，維基百科上都有，大家可以查一下。她在人大讀書的時候，丁子霖是她的班主任。她後來多次自豪地提到這一點。
高瑜在思想上一直是比較追求獨立的人，舉個例子：她的先生老趙，是"林立果小艦隊"的，當時被查，但那個時候她還是繼續跟他結婚、生子，老趙出來以後很長 時間沒有工作，高瑜沒有任何怨言。老趙由於在關押期間身心都受到摧殘，身體不好，但高瑜一直都在盡她的責任，從來沒有動搖過。
高瑜在1986年前後開始走向一個真正的記者職業生涯，她是從人民大學畢業後就開始做了，當時她在中新社，她走向這條路跟當年我、陳子明、陳小平在北京的 交往有關係。我跟高瑜認識是在1986年。當時胡耀邦搞了一個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決議，高瑜在中新社是高級記者，主要工作是向世界（主要是香港和台 灣）的一些刊物撰寫文章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名人和事件，這個精神文明決議和她的工作有關。當時某個部門也把我找去參加座談，她覺得我講的觀點比較 有新意，就把我請到她家裡去，從那個時候開始大約每兩個星期我就去一次她家，就某一個時髦的話題聊天，她請我吃飯。
由於她在中新社的工作關係，那個時候她就代表官方和港台媒體建立了聯繫，這些媒體應該說都是親中共當局的——其實我們把高瑜這個人呈現出來，會發現高瑜無 須保護：她是在1986年就開始考慮用她這支筆推動共產黨的改革。在這之前她也跟我講過她的興趣，她當時和林豆豆、羅點點都有聯繫，她想從被共產黨打入另 冊的人那裡了解情況，寫些歷史。
她跟鄧毛毛關係也好，鄧毛毛一度考慮由她來寫鄧小平。當時我們談起，如果寫鄧小平怎麼寫？我說你如果想推動改革開放的話，當然應該在改革開放的思路下，把 鄧的功勞多寫一點，給他定一個位。我知道鄧小平、朱鎔基這些人都喜歡看外邊的人對他怎麼評價，看到好的評價，會促進他們往前再走一步。
到後來她出事了，我們可以看到她的主要社會關係，多是共產黨中推動改革開放的、或者是她覺得被打入另類的那些人，她覺得把這些東西拿出來，對共產黨思考自 己的錯誤、問題和整個國家進步有好處，有積極意義，她總是寫這些內容的文章。她也說過，作為一個文化人，她特別想寫一個關於弘一法師李叔同的劇本，這就看 出來她的文化底蘊也是相當地深厚。
和我認識了以後，我就把她和子明、陳小平、我們這個團隊中的閔琦等其他人，都介紹接觸了，正好我們在做一個新的團體，高瑜很願意幫我們做一些工作，她介紹 我們認識了徐四民——當時徐四民是香港政協委員中的媒體代表，每次他到北京，總是要跟我們見面談一次，然後會把我們的一些想法拿到全國政協的會議上去。每 次徐四民和我們談完都挺激動的，感慨中國還有這麼一批人。
1988年3月，我們接過《經濟學週報》，《經濟學週報》很快就有了一些變化，胡啟立在一次會議上就點了我的名字，說"聽說王軍濤去接了《經濟學週報》， 他是怎麼去的要查一下"。主編何家棟先生出於保護我，就把我從《經濟學週報》的副主編位置撤下來，安排我到深圳蛇口工業區、陝西延安地區和山東兗州礦務局 搞調研。這時候我們跟高瑜說，你能不能把中新社的高級記者辭掉，到《經濟學週報》來當副主編？我們那個報雖然是中宣部直屬的13家廳局級報紙，但實際上已 經民辦了。高瑜義無反顧就來了，而且做羅點點的工作，兩個人都到了《經濟學週報》，一個做副主編，一個做副社長。
高瑜來《經濟學週報》之後立即搞了幾篇重頭文章，其中有影響很大的、被陳希同"89報告"中提到了的嚴家祺與溫元凱對話錄，明確提出來"中國改革不進則 退，搞不好會進入勃列日涅夫停滯期"——你可以看出來，雖然陳希同報告中對這篇文章上那麼高的綱，但高瑜關注的其實還是共產黨的改革，並沒有在體制架構之 外去談。
她想幫著共產黨解扣
在這些過程當中，高瑜對政治越來越關心，與共產黨中有改革思想的、而且受過打壓的團體就有了廣泛的聯繫，和胡績偉先生等人大的一批主張改革的人也建立了很 好的關係。對於1989年政治事件，海外開放社會關注的重心都在學生身上，而共產黨的實際關注重心始終是在黨內的這些人。到了1989年，學生是在開槍十 天後開始受到通緝的，而高瑜和曹思源，都是在5月就開始被通緝，6月初就抓了他們。曹思源是因為要動員人大常委們開緊急會議，高瑜是因為在胡績偉等人和學 生之間做了一些斡旋，希望給一些時間，讓學生撤出廣場，同時希望人大表態，對學生的熱情給予肯定。這跟我所知道的閻明復、李鐵映甚至陳希同、李錫銘的說 法，並沒什麼太大區別，連李鵬公開對學生談的，也就是這麼個意思——當然李鵬公開說他是共產黨員，真正的觀點他不說，說出來的都是"你們動機是好的"之 類。
運動被鎮壓之後，共產黨不認賬了，高瑜也被抓了，查下來之後覺得高瑜確實也沒有什麼，就是在憲法和黨章的架構之中進行活動，一年之後（陳小平：450 天。）得到釋放，被羈押的時間也不算是很長——在度過"六四"週年以後，當共產黨覺得沒有什麼威脅的時候，很多人被陸續釋放。
釋放之後，高瑜就開始進行了另一輪工作。徐四民其實是一個連李鵬都很喜歡的人，高瑜的很多文章恰恰都發表在徐四民的《鏡報》上。她當時做了一件事，我在監 獄裡有23次絕食，我父親當時就寫文章向上邊反映這些事，是高瑜找了她的大學同學高潮，送到了喬石那裡，喬石就讓兩個《法制日報》記者、又是我們北大77 級的校友做調查，調查後說反映基本屬實，這樣就開始給我看病等等。後來高瑜又對中國其它的政治犯，特別是"六四"時受迫害的犯人的情況，做內外溝通，包括 讓徐四民出面勸李鵬，讓李鵬態度能軟一點，因為李鵬當時的態度最強硬。李鵬開始說不行，徐四民就說這對中國吸引外資沒有好處，李鵬說要是從中國吸引外資的 角度，可以考慮。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雖然在政治方面高瑜做了許多幫助異議人士爭取人權的工作，但很大意義上她也還是想幫著共產黨解扣，讓它的罪惡錯誤不要更重。她主要的 活動對象，還是共產黨中離休的或在任的幹部。高瑜在我出國之後就再次被抓了，後來何家棟先生在我出國後三個月給我來了一封信，提到預審員對他講，王軍濤判 了13年，只坐了四年半牢，有八年半沒坐，說讓高瑜和畢誼民兩個人把這個牢坐滿，畢誼民三年，高瑜六年——當然這只是他們的一個說法，中國法律也沒有那麼 簡單。
他們那次說高瑜"洩密"，其實指的是洩給徐四民的媒體。徐四民本身是全國政協委員啊，照理說在徐四民那裡發的文章也不足以給高瑜定罪，後來官方要求徐四民和共產黨"保持一致"。高瑜那次非常了不起，在監獄裡關押的時候，還和何家棟聯繫，講起裡面的情況。
高瑜著《我的六四》。
這次出獄之後，她繼續為推動中國的新聞自由做了些事情，這個時候她獲得了一系列的國際大獎，奠定了她在海外媒體中的影響力。一開始高瑜還寫一些時論和時評 的文章，在薄熙來唱紅打黑的事情成了熱點之後，在十八大前後，中國向什麼方向走的話題突然有異議的時候，我覺得高瑜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嗅覺和能力就出來 了，她開始和各個方面的人廣泛接觸，我記得當時包括偉東、柏光等這些人的動向都是高瑜告訴我的，她接觸了很多人包括張木生、陳小魯、馬曉力等等，各派都接 觸，交際甚廣。高瑜自覺地選擇了一個定位，就是"推動中國政治走向著憲政和民主的方向"。越到後來她越清楚，她聯繫一批老的，過去在"一二九"一代的共產 黨裡的改革派，比如在《炎黃春秋》的一些老同志家裡定期聚會，她把他們的一些意見在海外的媒體上發出來，這些成了她的特色，因為她信息多，也跟其它一些媒 體，像何頻先生的明鏡集團等有交流和討論。
我覺得媒體就應該是這樣：別人有的東西我也登，但有自己獨立的信息來源，高瑜只是其中之一。從立場上來說，高瑜的時評雖然也有一些對習近平和共產黨執政者 的批評，但是基本上還是站在建設性的角度，建議這個國家往什麼方向走更好。我記得習近平在南巡講話出來之後，我和她在skype上聊，她還說習近平的南巡 講話是準備繼承鄧、反對毛。當時胡錦濤在建國60週年後想打通毛鄧，這是有點左派回潮，而江是主張區分前後30年，高瑜說習近平的姿態還是繼承鄧，繼續推 進改革開放，對此她抱了些期待。她有一篇文章德國之聲沒有發，其中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對薄熙來做了一些肯定。
高瑜不是一個激進派
我對高瑜的總體印象，我覺得高瑜就是一個記者，主要把社會各方面的信息綜合起來，通過媒體傳遞到社會上去，特別是把各種政治意見的討論表達出來。至於說 "洩密"，我不相信。高瑜作為一個記者，最擅長的不是陳述事實、寫故事，最擅長的是把意見綜合地表達出來。再一個，她在政治光譜當中不是一個激進派，雖然 她和激進派有很多來往，和激進派做很好的朋友，有很多交流，在一些方面挺贊成和尊重他們，但她基本表述的立場，包括平常接觸的人，都還是共產黨中的在各個 歷史時期推動中國進步的一些人。
所謂她的"罪"中有一條，是說她參加了幾個海外的會，這讓我覺得有些蹊蹺——習近平抓的一些人，我覺得蹊蹺。在周永康主政後期，抓人是先警告你不許幹，你 出國我不讓你出國，如果你不聽，"犯規"，那就要抓你了。但是習近平時期是不警告你，你幹了之後我再抓你。高瑜兩次出國開世界民主化大會，簽証護照等，當 局都放行讓她出來了，這要是在胡錦濤和周永康後期是不會讓你出來的。這就使得我想：抓高瑜是高層比較成熟的決定，還是底下有些力量想故意"做局"陷害高 瑜，把一些矛盾激化？我個人認為有這個可能。因為從1976年到現在，我參與中國政治，我知道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作為執政黨主要掌權者，一次只想解決一 個問題，也不想樹敵太多，但是他的政敵往往也給他製造出一些麻煩來。我希望中共當局要意識到高瑜是得到世界範圍內尊敬的記者，在這麼長的記者生涯中一直是 推動中國各種力量，形成中國改革開放進步的共識，在這一點上，她從來沒有站在被共產黨判定為敵對的、很激進的立場上。當然共產黨也有很多派別，有的是敵視 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的，但高瑜是站在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一邊的，她所採取的方式和主張的路，還是在打造一個民族的共識。（未完待續。 選自明鏡出版社 《中國新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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