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发出的反对三峡工程兴建的声音，自八十年代中第五次上马高潮迫近时，大约只公开或半公开吼出来过三次。
一次是至今列为机密的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关于三峡工程问题的调查报告——《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再一个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专业性很强的书：《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和《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第三次就是我们那本薄薄的、由九十二岁的前国民政府资源安置委员会委员长孙越歧老题写书名、十多名北京大报记者联手采写的《长江长江》了。
大陆新闻本从属于宣传；而宣传自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出"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这一原理之后，就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了——这已是常识。令海内外所有爱国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你可以牢牢掌握"只要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而不要腐朽衰败的资本主义"；你可以牢牢掌握"党和它的领导历来伟大光荣正确"；你可以牢牢掌握"昨天是唇齿相依的战友，今天是犯我边疆的死敌，明天是亲密的贸易伙伴"……这些，老百姓心里都有数，不说就是了。
但假若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并不是牵涉到人心、人性、平等、自由等等恼人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问题，而是一项工程，一项生怕您中共一不小心会像嬴政、杨广一样干件亡党亡国的大傻事的工程，对这种论证，"牢牢掌握"的人还是不让，真有点岂有此理了。
这项工程提出，已经近七十年。到了八十年代末，正第六次向"立即开工"逼进。如果说以前的些微反对之声早已一次次被政治运动封杀了的话，到了改革开放意兴正浓的彼时，又有人站出来了，这就是著名的由孙越崎带队的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所作的为时三十八天的调查。平均年龄七十二岁、一个个全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带着满肚子意见和建议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却没有一家综合性的、发行量比较大的报纸对他们的见解作一点哪怕是最基本的公正客观报道。
不巧的是，该组的副组长是我母亲的老友，是我曾经跟在屁股后边喊叔叔的人。"牢牢掌握"既然不肯，他只好请她发话把女儿调去采访他们。
我的母亲从不对我要求什么。一旦她打来电话，并且称我为"戴晴"，准是她那备受磨难却依然勇气十足的共产主义信念又发动了。 我到政协礼堂去了——他们正式的调查汇报正要在那里做出。我以为找错了地方，因为，诺大的政协一层会议厅只在前几排正中坐了不到一百名听众。 我径直走过去坐在一旁。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林华叔叔看见了我，在他的开场白里加了一句："今天的大会有光明日报记者到场！"话音一落，听众突然鼓起掌来——这真让我大吃一惊。跑新闻的同行都知道，对于各大会议，当记者的能想办法混进去，占个有利位置，不被赶出来就很好了。什么时候享受过如此礼遇？当然后来我才明白这恰是有意封锁的结果。
我那时对三峡工程一无所知，仅凭一名工科生的基本常识，觉得他们讲的不无道理。但我仅仅就职于一家报纸，既不掌握版面，也无采访派遣权。我能作的只是回报社找到总编室主任，问他如此重大的事为什么不派记者。他说上边有"精神"。了解大陆政治运作的人都明白，对"精神"这种事，权力核心之外的人只有干瞪眼的份儿。我能作的也就是对他讲了我的见解，请他以后在对工程作正面报道时"悠着点"。他什么都清楚，而且以后也确实尽量作了。我们的这一努力在声势浩大的"正面"推进中，当然微乎其微。
这次只是"奉母命"。我依旧忙自己的事，不认为我的工作与三峡工程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直到一九八八年秋。
那时，香港文化界正忙着欢迎分别代表海峡两岸的两颗良心在彼地相会，我在被邀之列。第二次让我惊异的是，在大陆不见有多少普通人关注的三峡工程，在香港各报的版面上却是如火如荼，这很让我这个北京人觉得自己对于大事的漠然真是丢人。但我依旧不知道我能为三峡作什么。如果没有新结交的香港友人在我开完会回北京之后，依旧不依不饶，不停地将有关三峡报道的剪报源源寄来，弄得我火烧火燎，坐卧不宁，可能依旧没什么。我只盼与此工程有关的我的同业，如各报的科学版呀、时事新闻刊物呀等等能有点作为，但报面上还是只见官调高唱。
那条消息终于出来了——也是在港报上见到：如果一切顺利，按早建方案，三峡工程"将于1989年开工"！
再忙，再不懂，再无直接工作关系，也不再能构成一个有着起码良心的中国报人坐视不问的理由。我狠狠心，开始"管闲事"了。
现在有不少中外报刊把我称作"环境人士"，真是惭愧得紧。当然，对这一崇高事业心仪已久，但我们在1988年底到1989年初在三峡工程上所作的，其实仅仅本着记者的敬业心，为大陆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决策程序上，作一点对有限言论自由的推进。
邓小平说过：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广泛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样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有了小的错误，也能及时总结纠正。
赵紫阳说过：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即使处在权威决策的专制体制下，也总算有根令箭可捏了吧！于是我们所作的第一件事是把专家们在学术上的见解转译为普通百姓能听得明白的话；第二件事是找个地方把它发出去。
第一件事不难。我虽然不能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采访拒绝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的十名专家，但改革开放已十年，相当一批优秀的记者已经摆脱只听命于自己的上司、心甘情愿作喉舌的心态。我们可以合作，大家齐动手，可以在一周内推出十篇访谈录。但发表在哪里呢？
对控制最严的报纸本不敢作任何奢想，但那时《世界经济导报》还没有停刊，或许有可能发一期专号？我与张伟国很认真地筹划了一番，不幸被上海本部否掉了——这是同人间的不同意见，没有官方插手。
报纸不行，刊物呢？《瞭望》之属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据称"思想解放"的，是《新观察》。但他们几期已涨稿，能不能发个增刊？不行，因为必须上报特批，不但时间来不及，也肯定批不下来。《自然辩证法杂志》呢？科学院主管，但新任院长据说属于绝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忠厚长者。《群言》？《华人世界》？……记得还问了好几家，全部理由充足地婉拒，共产党真是伟大得滴水不漏。
我那时差不多快气疯了，忽然想起一份新创刊不久而且一直向我索稿的山东杂志《科技企业家》。立刻联系，编辑部非常兴奋，马上派人来京参加我们正在进行中的经济学家座谈，敲定三天后，即旧历大年初一那天，他们再派人来京取稿。为赶排赶印，来人不出车站立刻搭回头车返济南。而且，他们不但不要我们的钱，还愿支付一点我们在北京的活动开支。
真是喜出望外！
我送他们下楼。走到楼梯口，那编辑停了步，欲言又止。我的心快停跳了。一再追问，方知他们还须我们北京的"一点帮助"，即：能否想办法得到国家科协的同意——因为按照"牢牢掌握"，这是他们刊物主管的主管的主管。我硬着头皮说了声没问题，心想被访人之一的周培源老，正是前科协主席；一本科学杂志按照现领袖的较新指示发一期利国利民的专辑，难道还作不了主不成？没想到事情办到这一步还是翻了船。原来这家刊物的在京联络主管不敢只请示科协前主席而忽略刚刚到任的现主席，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兼爱国政治家、中共的新鲜血液钱学森先生。钱先生的答复是："戴晴什么人？她插手的事我们不要理。" 钱主席不愿沾我的边，这心情我太理解了。但他说不知我何许人，似乎显得有点矫情。因为就在不过两三年前，我还作为故属（他当七机部副部长时我是该部技术员，文化革命时曾是他所靠近的那一派的干员），对他作过一次专门拜望。就如每次与伟人所作的聪明睿智之谈一样，有着一位歌唱家夫人，并且常常在琴声中思考科学与政治问题的钱老，问我最喜欢贝多芬的第几交响乐。我那时正傻呼呼地在文化界生拼硬撞，于是说"第五"。钱先生脸上展现出天堂般的微笑：
"不，第九。这是他最高的成就——人与人之间的谅解、和洽与友爱。" 我茅塞顿开。不幸到1989年须经他点个头的时刻方知，这精神只在老贝的音乐中，哪怕听者不但领略深透还爱得要命。
于是，只剩下出书这条路。
问了北京的几家，包括有眼光、有胸怀，不时赔钱出好书的几位和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出的几位，都被婉拒。绝望之中，就如上苍主使一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许医农！四十年代末即参加了"革命"的许大姐是全国最有见解、最肯为作品与作者作出个人牺牲的资深编辑，当时正代表贵州社在京组织另一套书稿。至为关键的是——"牢牢掌握"在这里竟然有了一个小砂眼儿小漏洞——她有权在出版社审批的同时给我们一个书号。
开印。
这就是那本《长江 长江》了。文化界、新闻界（包括外国、港台驻京记者）义买筹资、出版界朋友义务帮忙，终于赶在政协、人大开会之前发行，直送委员们下塌的宾馆小卖部！ 我们印了五千册，贵州社随即加印五万册，沿长江发行。但他们只卖了两万本，"平暴"即发生。剩下三万，作为"为动乱与暴乱作舆论准备"，奉旨销毁。三联书店紧接着出了港版，更名为《三峡工程是否应兴建》。1991年，上马之风又起，台北新地社印了台版，用原书名。
与官方主办的声势浩大的"正面报道"相比，我们的努力也许小得可怜。无论将来宏伟壮丽的大坝将滔滔江水拦腰截住时，有人在觥筹交错之际讲讲这蚍蜉撼树的小插曲，还是几十年之后工程师们为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淤沙伤透了脑筋，而跌足长叹"早就有人说过"，都已无关紧要。
我们只是一批敬业的新闻从业者，我们尽力在需要的时候作了我们该作的事。□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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