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日，柴靜入選了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評選的「全球100大思想家」，而就在本周，重度霧霾再度襲擊北京，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00以上的pm2.5指數，更有人用專業粉塵計數設備，錄得2000多，甚至6000多的指數，霧霾如此糟糕，讓人不禁想起了一年前轟動一時，也是此次柴靜因此入選百大思想家的紀錄片《穹頂之下》，如網友「破破的橋」就感嘆道：「回顧柴靜紀錄片引發熱議之後......大家在爭吵中又呼吸了一年霧霾。我們失去了改變現狀的意願和能力。」不過，這樣的感嘆多少顯得有點矯情，畢竟，禁止柴靜紀錄片繼續傳播的，並不是網友的爭吵，而是官方的禁令，讓改變現狀的意願和能力消失的，也更多是現行體制的高壓，而不是爭吵帶來的厭倦。
針對「破破的橋」這樣同情式的理解，也有對《穹頂之下》直言不諱的批評，張雪忠先生貼出舊文「防止霧霾不能『從我作起』」，批評這種「將公共問題私人化、抒情化和泛道德化的惡劣習氣」。在張雪忠先生看來，霧霾是一種公共危機，解決公共危機，是專屬於政府的責任，從而，重要的是民眾要能控制政府，並通過政府去解決公共危機，「一個真正有公民意識的人，並不會動輒進行自虐式的自我歸責，並試圖避開政府去嘗試各種於事無補的私人化努力，而是要對政府進行嚴正的質詢和問責。」
我大體同意張雪忠先生的上訴觀點，但也略有不同。在我看來，公共問題私人化、抒情化和泛道德化的流行，還有其獨有的形成機制。公共問題私人化，是公共參與堵塞的後果。在極權體制下，民眾被剝奪了幾乎所有的公共權利，缺乏有效的公共參與渠道，甚至，只要嘗試介入公共事務，還會遭遇到維穩，甚至是專政打擊，然而，民眾又不可能脫離公共事務而獨活，公共問題的出現，個體依舊需要作出應對，長期處於這種參與不能，而認知上和心理上又需要處理應對的困境之下，造就了一種回避實質參與的替代方法。
公共表達渠道被阻塞，並不能消滅或壓抑公共訴求，因此就必然發展出間接的、替代的、扭曲的方式來轉折表達。長期以往，人們會適應替代表達而不適應直接表達，並可能產生至少兩種心理效應：一是買櫝還珠效應，以替代途徑為正朔，而抵制直接途徑；二是習得性無助效應，喪失直接表達能力。因此曲筆、偽托、嘲諷為風尚，而排斥、抵制甚麼詆毀直言批評或抨擊。因此，將集體行動替換為個人選擇（私人化）、將實質參與替換為情感帶入（抒情化）、將公共制度問題替換為個人倫理問題（道德化），都是為著緩解個體認知上和心理上的焦慮，而被創造出來的替代方法，這才是公共問題私人化、抒情化和泛道德化流行的大眾心理基礎。
張雪忠先生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近些年來，在公共問題上採用這種私人化、抒情化、泛道德化的方式，大有泛濫之勢，除了上述屬於極權體制下的一般大眾心理基礎之外，在我看來，也與大陸特有的市場化進程，或者說市場新極權現實有關。
首先，市場化產生了龐大的新興社會階層，以及更為強大的參與需求。作為市場化進程的相對獲益者，該階層已經基本滿足了自身的生理、安全、歸屬等私性需求，而越來越在意尊重和自我實現等社會性需求，而要實現此等需求，就不可能離開社會化、公共化的參與和貢獻，於是，可以很容易地就觀察到，新興社會階層有著對公共參與的普遍需求，甚至是焦慮，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間，湧現出來的上百萬志願者，微博時代諸多公益和公共事件的關注熱潮，都說明了這一點。
其次，市場化提供了新的話語平台。市場化也意味著消費主義的興起，包括文化消費，也因此催生了所謂的市場化媒體，以及隨後的網絡表達空間的出現。這一新出現的文化消費空間和表達空間，與新興社會階層的興起同步：新興社會階層旺盛的參與需求，大多經由這一空間或平台而得到表達，這一空間或平台，又因為獲得了新興社會階層的接受而具有更多影響力，更多商業上的價值。
最後，巨大的需求、新興的平台，共同造成了特定話語的興旺。在新興的話語平台上，一種以新興社會階層為主要對像的話語逐漸形成，這一話語主要由以下幾個內容構成，一是整體上親自由化的觀念表達，一是變革路徑上，普遍的求變怕亂心態，一是針對旺盛的參與需求的各種替代方案。這一話語形式的出現並非偶然，大陸市場化進程是在極權體制的大框架下展開，公共參與渠道並未同步開放，而是大體維持著權利限制格局，更為吊詭的是，大陸的市場化進程開始於1989年悲劇以後不久，從一開始就與公共參與的凍結狀態相伴隨，因此，不僅巨大的公共參與需求並不能得到真正的釋放，連公共參與這一訴求本身也不能過多地表達，於是，巨大的參與需求只能以一種隱晦、間接、扭曲的方式來表達：
具體而言，主要是兩種方式，其一，是以所謂去政治化的方式，將相對不那麼敏感的公益事務，作為公共事務的替代品，以此緩解新興社會階層的參與焦慮，比如免費午餐等公益行動，固然有其自身價值，但卻被放大為「柔軟改變中國」的公共解決方案；其二，則是張雪忠先生所謂私人化、抒情化、泛道德化的方式，將本應是公共參與、集體行動，制度取向的問題，轉換為情感帶入、個人選擇和倫理指向。以情感帶入為例，微博上點蠟燭之類，就是對真正的公共參與的替代，「圍觀改變中國」、」一人一票、改變中國「之類的表達，就是將必不可少的集體行動，替換為一種個人選擇，而「你光明，中國便不黑暗」之類表達，就是用一種倫理擔當，替代了必要的制度變革，簡言之，這其實是以一種迂迴的方式，迴避掉了公共參與堵塞這一根本問題，而推出的雞湯話語，除了緩解新興社會階層的參與焦慮之外，幾無意義。
柴靜的《穹頂之下》雖然揭示了一些現象，但在根本上，依舊屬於雞湯話語之列，強調「從我做起」，看上去挺美，可是，沒有集體行動，就無法實現努力與回報的對應，絕大多數個體都會選擇不作為的搭便車態度，以致企業，政府都不會感受到任何直接的壓力，霧霾當然只會越來越嚴重。正如張雪忠先生質問的，那些曾經罵過他的人，「在過去半年裏，你們是否真的曾為防止霧霾，自覺作出一些個人化的努力，比如少開車、少開空調等」？
不僅如此，「從我做起」不僅不可能在現實中發揮作用，還通過提供「從我做起」這樣的虛假選項，掩蓋了權利剝奪才是霧霾危機根本原因、掩蓋了缺乏結社自由從而無法集體行動這樣的真問題，事實上，上面所提到的雞湯話語，也大多是是這樣的同構產物，作為公共參與不可、集體行動不能，制度改變不得之下，訴諸於情感帶入、個人選擇、道德訴求的替代產物，這種雞湯話語因為切中了巨大需求的痛點，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且尚能通過體制的審查，因而獲得廣泛的傳播，但是，除了一點心理安慰作用之外，這樣的廣泛傳播，也帶來了更多的副作用，通過傳遞某種虛假希望，這些雞湯話語在很大程度上遮蔽掉了本應獲得正視，也遠為嚴峻的現實和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完全同意張雪忠先生，這確實是一種「惡劣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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