耘余闲墨（6）
由于二〇一五年全球重要国家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年，使得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关注度大为降低，尽管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涉及了一战话题。到目前为上，一战原因除了表面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被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涉及。比方说，美国社会学家希罗（Daniel Chirot）与心理学家麦考利（Clark McCauley）在研究种族屠杀问题时，曾引一战开始时的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关于战争原因的感叹，「但愿我晓得」。
其实呢，看看关于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家族的传记，就不难知道：一战前，奥匈帝国从平民到皇帝都在寻死，连社会精英如艺术家、作家之类的人都希求祖国毁灭。在皇帝那里，他对自己的总参谋长说：「如果王朝必须灭亡，至少也要体面地灭亡。」首都维也纳的爱国热情让人不得不感动。路德维希及其兄长（之一，保罗）、母亲及姐姐结束家庭度假，回到维也纳，看到的情形是：「每一个屠户和修鞋匠、每一名医生和教师，都在经历斯蒂芬·茨威格所谓的『自我提升』，把自己想象成英雄。女人们催促她们的丈夫穿上制服，阶层的屏障正在倾倒，人们和商店里的陌生人热切交谈，尽情地开那死期已迫在眉睫的塞尔维亚人的玩笑。」塞尔维亚人确实值得奥地利人蔑视、痛恨，因为他们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在中国，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在读到奥匈皇帝关于帝国灭亡与战争关系的说法时，能够通俗化战争这一高端政治行为——它无非像一个家庭为了给儿子报仇豁出所有，哪怕以整个家庭毁灭为代价。当今有底层生活经验的人也不难想起还算舒适的长途大客车上，曾反复播放的电影光盘：一位著名丑角（也是小品艺术家）扮演的日本兵（鬼子），被打得狼狈不堪，最后从口中吐出蛤蟆来。尽情地糟蹋日本鬼子（暗示为全体日本人）与维也纳市民「尽情地开那死期已迫在眉睫的塞尔维亚人的玩笑」，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吗？没有。爱国也好，寻死也罢，它总需要艺术表达方式。
至于奥匈帝国作为一战的罪魁祸首，它灭亡得确实相当体面，没有像后来二战时的纳粹帝国遭遇德累斯顿大轰炸；皇帝呢，遭到流放而已，也没象希特勒那样在地下城堡自杀。怀有正义感的人们无不希望凶恶帝国不日而亡，然而，其亡之方式越文明也说明人类整体上的思维质量越好，越在提高。苏维埃帝国的灭亡支持了我的观点。君子协议式的散伙产生出了波罗地海沿岸的爱拉立三国，产生出了外高加索的格阿亚三国，等等。历史学家偏爱重复哲学家黑格尔的话「历史往往惊人地重复」，犹太先知则早就说过「日光之下并无新事」【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ECCLESIASTES 1:9】在斯大林不计划代价地推行霸权主义的时候，苏联国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产生了一句笑话，讽刺斯大林在保卫和平名义之下的错误外交政策暨地缘政治，是曰「将进行一场为和平而彻底毁灭的战争」。历史学家维·达希切夫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陷入困境的时候，曾撰文反省斯大林的霸权主义后果并建议领导改革的政治力量「寻求新的东西方关系」，认为这是「苏联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达希切夫说：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给出的战后欧洲格局考虑了苏联的安全利益和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重大贡献，而斯大林后来采取的向欧洲中部及东南部的扩张政策破坏了欧洲均势，反希特勒的同盟国利益受到了威胁。多亏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环境，如果在勃烈日涅夫之后、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说这些话很可能被判重刑——像我们「看到的」刘晓波与高瑜、杨东茂，之后可能还有浦志强。
在更深层的历史上看，达希切夫的大胆言论等于为苏维埃帝国的体面灭亡找到了出路。如果没有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苏维埃帝国会死得很惨，很有可能是纽伦堡审判以黑格尔格言的方式出现。帝国之死也必然，体面而死对它本身以及所有相关方都是件不错的事情。不过，这引出了一个迷思：从达希切夫的命题到戈尔巴乔夫的实际动作，苏联与西方建立的新的地缘关系算是最初版的「新型大国关系」；如果「新型大国关系」之实现要以帝国消亡为代价，再版它的风险能为模仿者所接受吗？如果本质上不想接受，这个再版就连盗版也算不上。还有，今日的俄罗斯强权者继续承担达希切夫版的「新型大国关系」后果，又想倒旧账，因此，就出了乌克兰实质割裂的情形。这种割裂虽然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信条所不能接受的，但可以预见的东西之分则是西乌克兰回归传统欧洲，相当一部分乌克兰人得到了幸福生活、文化慰藉，就像现在的波兰人、捷克人等等的状况。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初稿；十二月二日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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