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按：柴静女士曾在《苍穹之下》中号召大家为防治雾霾而"从我做起"，我则写了一篇题为"防治雾霾不能'从我做起'"的文章，批评这种将公共问题私人化、抒情化和泛道德化的恶劣习气。当时，柴的不少支持者出来骂我。如今，更严重的雾霾毫无意外地再度袭来，我很想问问那些骂过我的人：（1）在过去半年里，你们是否真的曾为防治雾霾，自觉作出一些个人化的努力，比如少开车、少开空调等？（2）你们是否仍认为"从我做起"的倡导能缓解雾霾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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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女士制作的关于雾霾的纪录片，经由网络公开发布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众多的支持和赞扬之外，亦有人对纪录片的制作方式和内容提出了批评。由于这部纪录片得到了官方媒体的推介，有人甚至质疑它是否真是柴女士独立制作的。鉴于我本人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可靠信息，我不想介入这些方面的争论。
这部记录片除了聚焦雾霾的来源及危害，还特别呼吁每一个中国人"从我做起"，为解决雾霾危机做出私人化的努力。在中国，不少关心各种社会问题的人，都喜欢在公共讨论中发出类似的呼吁，希望人们能够为了问题的解决，各自做出私人化的努力和牺牲。这种颇为时髦的呼吁，还有各种以格言形式传播的变种。比如，"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等等。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试图表明，这种将公共问题的解决诉诸私人化努力的做法，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将误导人们偏离真正的解决之道。可以说，将关于公共问题的讨论抒情化、私人化和泛道德化，这种由来已久的恶劣习气，已经对中国社会的理智氛围产生了极大的毒害，并使公共讨论呈现出一种弱智化的趋势。
私人化的努力，只能解决个人问题，不能解决公共问题。雾霾危机在中国出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一危机可以说已经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我想信，每一个神智正常的中国人，都希望能尽快缓解乃至消除这一致命的危机。但不幸的是，这一危机并未显现合乎中国人一致愿望的缓解迹象。
将公共危机的解决，寄托于人们自觉的私人化努力，这其中包含着一种根本性的认知错误。公共问题就其本性而言，就不是可以经由私人化的努力得到解决的。假设公共问题可以通过个私人化的努力得到解决，政府作为公共机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雾霾危机，就像别的公共危机一样，绝不可能靠每个人"从我做起"来解决。在既定条件下，尽可能让自己的生活更便利、更舒适，这是普遍的人性。一部纪录片，就像任何类似的传播一样，可能让人产生一时的感情共鸣，但这种短暂的情感波动，并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更不可能改编普遍的人性。
公共危机的解决，是专属于政府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依靠"政府来解决雾霾危机。因为基于同样的人性，那些行使政府权力的人，在缺乏外在约束的情况下，也会尽力追求自身的私利，而不会主动和真心防治雾霾。雾霾危机只能由公众"通过"政府来解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控制政府，先通过民选的立法机构制定合理的法规，使每个人对舒适生活的追求与雾霾防治达成适度的均衡和契合；再通过可问责的行政机构进行公正和高效的执法，使大家逐渐形成对环境友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通过独立的司法机构保护每一个人与环境有关的个人权利。
但在中国，由于不存在有竞争的民选政治和独立的司法机构，人们的环境权利毫无保障。公众根本就无法就环境的恶化对政府进行问责，因环境污染而遭受直接损害的人，也难以得到及时而有效的司法救济。那些因受环境损害而试图维护自身权益的人，甚至经常要面对政府的强力维稳。而如果有人试图为保护环境而开展自愿的合作，甚或成立以环境保护为使命的非政府组织，那就几乎肯定要遭受政府迅速而严酷的打压。
可以说，中国出现如此罕见的雾霾危机，完全是权力专横腐化、治理溃败失灵的恶果。这一致命危机的产生，不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公德，而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权利；是因为政府不但放弃了自身保护环境的责任，而且还剥夺了人民参与环保的资格。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与不少中国特色的文艺型意见人士的看法恰恰相反，人们的公民意识，不可能在回避政府权力的情况下自我养成，而只能通过对政府的参与、监督、批评和反对得到培育和锻炼。如果政府疏于履行自身的职责，一个真正有公民意识的人，并不会动辄进行自虐式的自我归责，并试图避开政府去尝试各种于事无补的私人化努力，而是要对政府进行严正的质询和问责。而如果政府不愿或无力回应公众的诉求，而相关的危机又非解决不可，那么人们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这部记录片除了聚焦雾霾的来源及危害，还特别呼吁每一个中国人"从我做起"，为解决雾霾危机做出私人化的努力。在中国，不少关心各种社会问题的人，都喜欢在公共讨论中发出类似的呼吁，希望人们能够为了问题的解决，各自做出私人化的努力和牺牲。这种颇为时髦的呼吁，还有各种以格言形式传播的变种。比如，"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等等。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试图表明，这种将公共问题的解决诉诸私人化努力的做法，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将误导人们偏离真正的解决之道。可以说，将关于公共问题的讨论抒情化、私人化和泛道德化，这种由来已久的恶劣习气，已经对中国社会的理智氛围产生了极大的毒害，并使公共讨论呈现出一种弱智化的趋势。
私人化的努力，只能解决个人问题，不能解决公共问题。雾霾危机在中国出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一危机可以说已经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我想信，每一个神智正常的中国人，都希望能尽快缓解乃至消除这一致命的危机。但不幸的是，这一危机并未显现合乎中国人一致愿望的缓解迹象。
将公共危机的解决，寄托于人们自觉的私人化努力，这其中包含着一种根本性的认知错误。公共问题就其本性而言，就不是可以经由私人化的努力得到解决的。假设公共问题可以通过个私人化的努力得到解决，政府作为公共机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雾霾危机，就像别的公共危机一样，绝不可能靠每个人"从我做起"来解决。在既定条件下，尽可能让自己的生活更便利、更舒适，这是普遍的人性。一部纪录片，就像任何类似的传播一样，可能让人产生一时的感情共鸣，但这种短暂的情感波动，并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更不可能改编普遍的人性。
公共危机的解决，是专属于政府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依靠"政府来解决雾霾危机。因为基于同样的人性，那些行使政府权力的人，在缺乏外在约束的情况下，也会尽力追求自身的私利，而不会主动和真心防治雾霾。雾霾危机只能由公众"通过"政府来解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控制政府，先通过民选的立法机构制定合理的法规，使每个人对舒适生活的追求与雾霾防治达成适度的均衡和契合；再通过可问责的行政机构进行公正和高效的执法，使大家逐渐形成对环境友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通过独立的司法机构保护每一个人与环境有关的个人权利。
但在中国，由于不存在有竞争的民选政治和独立的司法机构，人们的环境权利毫无保障。公众根本就无法就环境的恶化对政府进行问责，因环境污染而遭受直接损害的人，也难以得到及时而有效的司法救济。那些因受环境损害而试图维护自身权益的人，甚至经常要面对政府的强力维稳。而如果有人试图为保护环境而开展自愿的合作，甚或成立以环境保护为使命的非政府组织，那就几乎肯定要遭受政府迅速而严酷的打压。
可以说，中国出现如此罕见的雾霾危机，完全是权力专横腐化、治理溃败失灵的恶果。这一致命危机的产生，不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公德，而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权利；是因为政府不但放弃了自身保护环境的责任，而且还剥夺了人民参与环保的资格。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与不少中国特色的文艺型意见人士的看法恰恰相反，人们的公民意识，不可能在回避政府权力的情况下自我养成，而只能通过对政府的参与、监督、批评和反对得到培育和锻炼。如果政府疏于履行自身的职责，一个真正有公民意识的人，并不会动辄进行自虐式的自我归责，并试图避开政府去尝试各种于事无补的私人化努力，而是要对政府进行严正的质询和问责。而如果政府不愿或无力回应公众的诉求，而相关的危机又非解决不可，那么人们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2015年3月2日
——微信 我爱新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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