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孙隆基 |
本文为11月23日孙隆基先生在北京大学演讲的实录，主题为"中国是否超前？西方照常升起？"，主要从当代中国的崛起、加州学派的中国史研究、西方中心论、英美主义等几个方面着手，并认为：中国的21世纪的对手是"英语界"，较劲的场所并不全然是国力，而是在"普世价值"的建构。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1963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1970年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71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东亚史，后转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著作有《新世界史》《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等。
各位听众好！我很荣幸今天能够在北京大学来做这个演讲，而且对我来讲这个意义是很深的。因为有人问我上一次来北京是什么时候，我说是在华国锋年代，当然你们在座有些人可能还没出生呢。
今天我的讲题是：中国是否超前？西方照常升起？当然如果你们喜欢看电影，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叫《太阳照常升起》，我就套用了这个电影的片名。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题目呢？就是我今天下面讲的，当代中国的崛起，中国近代的经济成长以及国力陡升，在当代的意识中已经造成一种反响，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在90年代时候，大家还没有感觉到，我自己将这种在意识形态里面，大家对中国的感观开始改变的时间定为1996年。中国被看成是与西方"分流"的有效发展模式。"分流"是什么？就是中国最终可能取代西方。反映这个时代趋势的是中国史研究领域内的"加州学派"。
为什么是1996年？沃尔玛，我想你们都很熟悉，在1996年打入中国的超巨型的市场，并调动中国庞大无比的廉价劳动力制造大消费的日用品。主要还是卖给美国人。
这时候，中国也从80年代某一个负面的形象阴影下走出来了。因为人总是有健忘症，可以说是时过境迁，在中国头上的盖顶的乌云也终于烟消云散。等于说中国从国际形象相当负面一个地位走出来，可能会变成这个世界上未来的一个强权，甚至是人类的希望。
△印有"Made in China"的美国国旗
美国"911"事件我在美国看到，我真正走进沃尔玛。因为"911"以后很多美国人以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现在都变成爱国者。我说家家户户挂国旗有点夸张，但是家门前升国旗的人是很多的。我去沃尔玛看到，地上一堆一堆的美国国旗，我拣起来一看是"Made in China"。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里面，有一位美国学者，Richard von Glahn，他出版了《财富之泉：中国从公元1000—1700年的货币与货币政策》，书中指出西方发现以后，美洲出产的银有1/3是被中国所吸纳了，等于中国是一块很大的海绵，否则美洲人也不知道银是怎么样的用法，或者是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为银子多不见是好事，开头的时候银子最多是西班牙，他根本就虚不受补，或者是被淹死掉。这可以说是加州学派的元老。
△《财富之泉：中国从公元1000—1700年的货币与货币政策》
下面就是加州学派，提到加州学派必定会提到王国斌，我想他肯定来北大做过演讲。他在1997年发表了《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他这本书可以算是比较历史，就超出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跟当时世界另外一个地区做比较，因此也有人称为全球史，全球当然牵扯的范围要更广一点。他比较西方起飞前英荷比地带与中国的江南，发现不相伯仲。这个比较你不能用整个中国和整个西方进行比较，等于你不能用青海省和欧洲波兰去进行比较，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都要比较最先进的地区。然后发现不相伯仲，就开始分流，就是西方开始从一个共同或者是起步点很接近的阶段，开始跟中国分流了，甚至跟全世界分流了，那就是工业革命，西方发动了煤和蒸汽的能源革命。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后来我看到这个书的标题，就替王国斌感到一种惋惜，因为他的书的标题是缺乏想象力的，《转变的中国》，有点像60年代费正清的《东亚：伟大的传统》《东亚：现代的变革》，其实他应该取一个标题叫"大分流"，结果那个词给下面那一位了，毕竟他是这一脉思想早期的人，虽然不一定是开山祖。他在这本书里面分判了亚当·斯密式的自由市场、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三个层次。因为我们笼统的就说亚当·斯密是资本主义的理论家，是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层次最早的推广者。他反而说自由市场、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是三个不同的形式。因此在亚当·斯密的第一层次上，18世纪末的江南与西欧先进带几乎是没有差别，真正的分流是始自西方发动煤和蒸汽的能源革命，其所以能为之，必先超越斯密式的自由市场，走向商业资本的集中。迨至工业资本，则由集中沦为垄断，换言之，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到最后是摧毁亚当·斯密式的自由市场的。与此相反，亚当斯密自由市场是互通有无，让大家都有口饭吃，他最理想的形式反而是明清时代的中国。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在发表《国富论》的时候工业革命才开始。明清时代的中国是什么情形？市场是在政府的指引下发挥"平准"与"抑富"的功能，等于中国中央政府，包括帝制时代的中央政府，甚至一直到近代、现代，或者至少是战后，会尽量防止社会上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尤其防止出现能够跟政府对抗的民间势力、财团。因此有平准仓、抑仓等，政府在谷价比较低的时候就购入，到了饥荒的时候或者是谷价太高的时候就抛出，以丰补匮，以赢填缺，防止地域间和贫富间两极分化，他认为这条路是中国自己走的，跟西方不一样，现代化后也可能会继续走这条路。
王国斌中西何时"分流"的命题，在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2000年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The Great Diversity: 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里面获得进一步发挥。彭慕兰，认为西方的兴起是几个侥幸的组合：因为欧洲处于战国时代，国家支持资本主义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开始国家的力量就加进去了。国家支持海外扩张，看荷属东印度公司就知道了，是武装到牙齿上的一个商业集团，能够左右荷兰政府。美洲提供的额外资源与生存空间，这是多出来的田亩，本来欧洲是没有的。因此在更早一本书《欧洲的奇迹》里面说，假设欧洲没有美洲开垦给他提供粮食，欧洲本身是否容易起飞。还有非洲提供的黑奴劳动力，以及中国对白银的饥渴，说中国吸收了西方很大一部分的白银，尤其是中国这块大海绵对美洲白银的吸纳量，使没有商品可与中国交换的西方，得以用付现的方式累积了庞大的商业资本。当时西方卖给中国的东西根本没有，你说咖啡或者是糖，这些都可以在亚洲种植了。像英国的羊毛布，他们在广州很炎热的天气贩卖羊毛布，就很可笑。因为有中国这个调节的因素，等于激活了当时的全球经济，让西方累积了庞大的商业资本。西班牙就没办法，本来这些白银第一手经过西班牙的手，西班牙才真正是封建社会。
△《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如王国斌一样，彭慕兰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更为接近古典经济学的理想，它不受封建制度与重商主义的束缚，也没有农奴制，中国城市中的工商业也没有像欧洲般受到基尔特的约束。我们历来说中国是封建社会，因为我们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阶段的影响，如果你是前资本主义必然是封建社会，这是有点教条。其实中国当时已经远远超出这个阶段，当时就有一个很庞大的市场机制在那儿。
另外一个不算是加州学派，可以说是替加州学边敲边鼓的，是Andre Gunder Frank，把当代中国逐渐累积的优回流到今天回到全球经济的现况，他逐渐"回读到"历史上来。他在1998年发表的《白银资本：重复全球经济的亚洲时代》，英文的标题很有趣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Orient是导向，rerient是重新导向，但是orient也是东方的意思，等于是"重新回到东方"。王国斌和彭慕兰已经有点想去西方中心论了，比如说你的经济起飞也要看到，当时因为有中国在，也有印度在里面，不能说西方一直是很优越、一直超前的。不过Frank是更极端，他是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重新发明为"中心"，不要西方的中心。这当然有西方自己的一种负罪感，认为是剥削，而且何况他是马克思主义，我想他可能有托派的倾向。这个我觉得是矫枉过正，因为他把西方的经济发展全说成是掠夺，西方的技术突破他就认为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部分的技术在亚洲已经有了，西方是进行工业间谍的行为，这个话我觉得有点过头了。这么说来，就可以讲科学革命微不足道，工业革命是微不足道，启蒙运动也微不足道，文艺复兴更不用讲了，是西方本地的东西。其实，这些革命也是普世之业，不能说因为它是西方的东西，就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抛掉。
△《白银资本：重复全球经济的亚洲时代》
他这部作品最大的贡献，在于推广了西方在没有起飞以前，世界上大半的白银都集中在中国的说法。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看资本全球经济，而且跟沃勒斯坦的路数有点接近，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因此他就推广这种说法，世界上大半的白银都集中在中国。此论成为正在形成中的加州学派（1997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的理论基石。加州学派因为彭慕兰那本书也可以称为"大分流派"。
待加州学派接过这个论题，其出发点与是老牌左派弗兰克是迥异的。因为弗兰克是将中国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掠夺的对象，但是加州学派已经是后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他在历史上看到的中国是代表无限的商机与庞大的市场，后来我称为这种史观是"沃尔玛史观"，是后马克思主义时代，是1990年代以来，实际上是全球化的思维，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就让渡给全球化。弗兰克等于说是前一个时代的代表，虽然他已经切入了去西方中心论，因为沃勒斯坦世界经济体系并没有去西方中心论，世界经济体系还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然后分三个圈。
下面这本书大概有点耸人听闻了。到2009年英国报人马丁·贾克把加州学派勾勒的中国的庞大历史身影以及王国斌式的"中国历来殊途说"膨胀为《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Western World），这个话中国人没有讲，是一个老外讲的。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
我将这本书的观点简略为几点。一是轮到中国代西方崛起的时候，它将保留自身在世界史中的独特性。当然王国斌说，西方没跟我们分流以前，我们这个形态已经不是一样了。将来经济即使也起飞以后，传统这条道路，国家对社会起了一种平衡的因素，不让它两极分化，让中央政府独大，这个路会继续走下去，这个就叫分流，就是我的道路跟你不一样。因为中国时代来临，就不限于人民币取代美元、取代世界货币。这点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美元取代英镑没什么了不起的。帝制时代的朝贡制度将以改换头面的方式取代西方中心的国际法。中国的文化价值也将成为新的普世价值，等于现在的西方普世价值不算什么普世，你是某一个历史时代暂时占有霸权的几百年的普世价值，将来普世价值也有改朝换代。
《当中国统治世界》这本书激发了伊恩·莫里斯于2010年出了一本书批驳，叫《为何西方目前仍在统治》（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我说他们像有些流浪汉在墙上打的涂鸦战，你写一句，我把它涂了加上我的句子。为何西方"目前"仍在统治，"未来"他不太敢讲，其实他后来还是讲了。这个教授认为自己在西方中心论与王国斌的加州学派、弗兰克之间走出第三条路线。认为西方目前的优势并非是先天或者是长期以来已经"锁定"。什么叫锁定呢？有些人认为西方优越于东方是在希腊文化时代就锁定了，有的说是在中古晚期，有的说近代初期，就锁定在现代的优越性。他认为不是锁定的，因此我不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不是历来优越的。
他对加州学派所说西方中心是侥幸、偶因造成的，也不能接受。用侥幸去解释历史的话等于什么都没解释。他就有自己另外一套，用很多的数据和图表。
这些图表就显示，历来西方超前的频率较高，但自唐宋开始，由中国代表东方社会发展线条开始超过西方。这在唐宋史研究有一个议题叫"唐宋变革论"，内藤湖南、陈寅恪、严耕望都提过这个。一般是中国史内部的一个议题，但是从伊懋可（Mark Elvin）开始搬到世界史，变成世界史的一个议题。因为那时候西方一直领先，到唐宋时候，由中国代表的东方超前了，就是第四张图。
宋代到明代，西方的线条明显的呈现下沉。这里面我也批评他几句，用中国代表西方，整本书把印度漏掉了，只说东西两极，中间也不讲。右边这个图显示西方的线条从1800年又开始上扬，就是工业革命，也是加州学派认为西方借中国的存在这个偶因翻腾了上去的时刻。这是加州学派的观点，说因为有中国存在，我后面会讲到，中国好像是世界经济的"压仓物"。当然这个有点偶然，因为历来西方在上面，现在为什么东方上去了？
加州学派认为中国长期以来领先西方，甚至到了工业革命前夕中国和西方的先进地区其实没什么差别，江南地区和英国、荷兰、比利时没什么差别。但在莫里斯的图表里不过是一条长弧线上暂时呈现的凸角，长远来开不过是很小的波动。西方的线条自1800年上扬坡度很陡，可以将过去的两个千年的发展都夷为平地，中国自唐宋开始出现的小幅度异扬无阻挂齿，1800年以后那个角度实在是太陡了。
毋庸置疑，与摩里斯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西方中心论相比较，有更理直气壮的"西方照常升起论"，只是在中国读者间少数介绍而已，因为中国读者容易陶醉在"中国超前论"里面。
现在我就讲西方照常升起论。那是源远流长，不是最近十年的事情，要回溯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18世纪开始掌控了海洋，继之以美国在20世纪的全球霸权，都有其的辩护士以及预警者，鼓吹英美主义者总是在危机时刻重申自身的霸权。
目前中国的崛起主要是挑战英美民族的世界霸权，维护这个霸权至少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以上，历经沧桑，至今是方兴未艾。
早在1883年，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英国剑桥大学的近代史讲座教授约翰·西理（John Robert Seeley）即发表了《英格兰膨胀论》（The Expansion of England），这本书是讲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815年打败拿破仑的大英帝国史，立时成为畅销书。
这个叫大英主义，并非孤立现象。因为当时流行各类超级民族主义，如大日尔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大伊斯兰主义、大阿拉伯主义、大奥斯曼主义、大突厥主义，泛非主义，以及大亚洲主义，因此每个人都自我膨胀，各自有发言人。日本的德富苏峰在甲午战争1894年鼓吹"大日本膨胀论"，明显受到《英格兰膨胀论》的启发。
《英国膨胀论》并非庆幸英国成为首强，是说我们现在的帝国有危机了，是强调英国在漫不经心的情形下建立帝国，不是有心扩张，如果继续掉以轻心，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将在半个世纪内将欧洲列国都矮化，这个预演到后来应验了。除非英国组成更大的不列颠，不是Great Britain而是Greater Britain，他指的是英联邦。这里有张英联邦地图，是世界史上最大的帝国。我在讲到蒙古帝国的时候会问是不是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有人说是，我说不是，历史上还有更大的帝国，是"日不落帝国"。
1890年英国自由党的政客戴尔克爵士发表了《更大的不列颠的问题》（Problems of Greater Britain），主张将加拿大和澳洲内附，如英伦本岛的属土焉。等于最好把加拿大和澳洲变成威尔士、苏格兰一样的。当时他们在争取自治权嘛。当时英国的首席帝国主义者约瑟·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力主必须与美国争夺加拿大的亲和，认为至关重要者是在保持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伟大独特性。
英美之间固然存在竞争，更显著的是英美一家论，最著名的是代言人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吉卜龄（Rudyard Kipling）。他有鉴于德、日、俄的兴起，而大英已是夕阳帝国，期待美国接过棒子。晚年他已经移民美国，变成美国公民，而且变成罗斯福总统的入幕之宾。他说我们现在英国大概独立难支了，要维持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霸权要靠你们美国了，希望你们结成联盟，因为他十分支持美国并吞菲律宾，提出这是"白种人的负担"，因此曾经也在印度过了一段日子，看到大英帝国在印度，觉得盎格鲁-撒克逊的使命不是建立一个帝国，而是将这个世界怎么文明化。就算挨人骂，也得将它文明化。他写了一首诗说，美国的子弟兵如果在菲律宾被人家骂的话，你们就由他骂，因为你们是牺牲你们自己去开化他们。
吉卜龄的主张被参与辛亥革命的美国冒险家，孙中山的参谋长荷马李（Homer Lea）发展成地缘政治学，他分别于1909年、1912年发表了《无知的勇气》（The Valor of Ignorance）与《撒克逊的日子》（The Day of the Saxon）等预警之作。在《无知的勇气》里他说，进入了现代以后，美国孤悬海外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只要看日俄战争就知道了，蒸汽船一下子就可以驶到别的国家。问题是美国国防、军队还是拿破仑时代的，但现在是蒸汽船的时代，美国浑然不觉，但是到工业革命已经把全球打通了，日军数周之内就可以进犯美国本土。在1908年有一部科幻小说，说日军登陆济州，而且唐人街的华人做内应，因为他们要搞大亚洲主义，美国的交通线就被切断了，一直到日军打到华盛顿那边才有反映、才将其制止。这个文类叫敌国入侵文学，这个在当时西方帝国主义时代是十分流行的。
荷马李的地缘政治学不同于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大陆心脏说。麦金德认为欧亚大陆是一个世界岛，谁控制世界岛的内核就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世界岛就征服全球。荷马李认为未来霸权，或者是能够伸张霸权的地方是太平洋，谁宰制太平洋谁就将支配全球。
这不只是谈美国和日本问题，是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的前途，现在说英美是不只一家，是同一条船，这条船沉了大家就死了，是从当时流行的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观点出发，敲醒了整个英语民族势微的警钟：当时的军事学家的统计，捍卫大英国环球一周的霸权只有50万军士在防守，却受到正在兴起的德国、俄国、日本的切割，他们从这个圈里也绕了地球一圈，从不同的方向向你进攻。德国的挑战直指英伦本岛，俄国威胁英国在印度和远东的地位。英国为了在远东能够制衡俄国，竟然自杀性地去扶植另一个海权帝国——日本。日本的崛起直接殃及美国。没想到把日本扶起来，但是对美国造成鱼池之殃，他是坑了美国。
这种叫英美主义，Anglo-Americanism，刚刚那个不列颠膨胀论是英国还要防着美国，怕加拿大变成美洲国家，不是英联邦国家，澳洲变成亚太国家，不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了。但从吉卜龄到荷马李，就是英美主义。
荷马李的预测的英语民族与德国、日本的冲突，以及与俄国的对阵应验于20世纪的史实。历史似乎还是眷顾了英语民族，也维护了西方的优势，因为这些冲突最后胜出的还是英语界。
现在回到西方兴起论，广义和狭义的，广义就是整个西方，狭义就是英美。在二战以后，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里把世界史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中东支配的时代，就是两河流域和埃及。第二段是欧亚文化平衡的时代，就是两边没有谁超过谁。第三段是西方的兴起。麦克尼尔在1982年《逐富竞强》（The Pursuit of Power）中——受到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将宋代升格为第三期的序曲，说中国人只是开了一个头，后面的路则由西方走下去，还是同一条轨道，只是谁在谁前面而已。这个跟后面的分流说是两回事，那个根本就是我跟你走的路是两回事，他是在同一条轨道上你追我赶。
△《逐富竞强》
西方崛起论1981年被澳洲学者艾力克·琼斯（Eric Jones）接过去，他仿造当时流行的"日本奇迹"，发表了《欧洲奇迹》（The European Miracle）一书，强调欧洲自中古晚期因为自身的独特性开始与亚洲分道扬镳，这个不是你走的路没走完，我继续走下去。在往前追溯就变成长期锁定论，中古晚期就锁定了，或者希腊时代就锁定，还有远古锁定论。前述加州学派有一大半是在反驳欧洲奇迹论。等于这个大分流这个概念是一个双面刃的，你用我也用。其实大分流一词最早提出是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但没有对这个名词进行发挥，被彭慕兰拿去，变成一个时尚的学术概念。
△《欧洲奇迹》
当然西方中心论的最具代表的就是美籍日裔的法兰西斯·福山。东欧与苏联集团的瓦解给西方中心论打了一记强心针，因此他于1992年发表了《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预测后冷战的世界将向西方的价值靠拢——后者终于被证实为普世价值。
英美主义从来就没有过时，这一点令人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今天没听说人提大日尔曼主义、大亚洲主义这些东西，有的话可能是一些极右派或巴尔干这些边远地方的民族极端主义，这些好像都不是主流，但英美主义一直是主流，由他们最高的学府、最知名的学者提出。比如2003至2004年，英国最畅销的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NeilFerguson），连续发表了《帝国：大英世界秩序之兴亡对全球势力之教训》（Empire：The Rise and Demise of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和《巨无霸：美利坚帝国的兴衰》（Colossu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两书皆为英语民族历史成就之赞歌，并对继续维持霸权的期望。
△《帝国：大英世界秩序之兴亡对全球势力之教训》
总的来说，里面讲了大英帝国、大美帝国，说他们也干一些不好了事情，总的来说是大英帝国将世界代入了现代，建立了一个以法制和民主为框架的世界秩序。国际法、议会政治、政党政治、法治，这些的提出都是大英帝国送给英美的礼物。虽然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也做过一些坏事，总的来讲就像以前国内常讲的三七分，三分是好的，七分是不好的。
在《巨无霸》里，他居然说美国是一个自我否认的帝国（an empire indenial，一方面要做帝国，另一方面要撇清，在世人面前说我们没有民族野心，比如菲律宾想加入美国，我们让他独立；我们还帮日本独立、宪政，还变成我们自己的竞争对手。美国既捱尽骂名，又不愿贯彻帝国主义，例如频频出兵中美洲，但在它撤出的地方总需不断回去收拾烂摊子，它建立殖民地之处却很上轨道，像波多黎各、美属维京群岛，他在战后六年将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还帮助他复兴。
这样美国变成了"王者之师"，但是这个王者之师在推翻了伊拉克独裁者后却想尽快撤出，撇清自己。弗格森指出，非但不该打倒美帝，而是应该担忧美帝式微后，恐怖主义与痞子国家横行的无序的降临。跟美国说你要当仁不让。
弗格森在2011年的《文明：西方势力的六个杀手锏》（Civilization：The Six Killer Apps of Western Power），指出西方在近代的崛起有赖竞争、科学、私有制、医药、消费和工作。这个有点像Eric Jones，意思是我们一开始能够崛起，是因为有过人的长处，你没有。西方人的发明了这六个"应用程序"，并非靠剥削全世界或仰赖中国与印度那种庞大的压仓物而占据优势。相反，世界其他地区要赶上西方，都必须要学习这六招应用程式。
△《文明：西方势力的六个杀手锏》
他说第四招医药是新版的"白种人的负担"，西方的医药改善了被殖民者的健康，延长了他们的寿命，却背上了殖民地主义的罪名。
他的第六招工作，其实是指韦伯的新教伦理，他的担忧是新教伦理就美国还有一点，在欧洲已经没有了，反而被中国和韩国学去了。韩国快变成基督教国家，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基督教的积极发展也是平行现象。至于这两者有没有因果关系，我觉得还需要证实一下。
一方面，弗格森似乎回到琼斯《欧洲奇迹》的乐观主义上头；另一方面，他不脱吉卜龄式的西洋帝国哀愁，并敲击荷马李般的警钟。
弗格森谈新教伦理，这是我们的杀手锏，西欧已经没有，工作伦理只有美国在维持，此外则传入了南韩和中国，成为被对手所用的杀手锏。
他尤其担忧祖国英国将于21世纪末被伊斯兰化，因为穆斯林移民日众、繁殖力强，而且信仰坚定，对精神虚无的欧洲人将如催枯折朽。
弗格森一方面认为文明不能没有信仰，另一方面说伊斯兰太有信仰，好像也不太对头。
到弗格森2013年的《大颓败》(The Great Degeneration)，"前途堪忧的西方"则连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美国也包括进去了。因为阿当·斯密在两个多世纪前形容依靠田赋，背对国际贸易的中国为"停止的国家"。如今"停止"这个词只适用于欧美，因为西方的制度已经僵化，管制法令多如牛毛，市场机制受之肘制，一方面"大到不允许倒"的财团祸国殃民不受制裁，另一方面工作者受惠于福利国家，市民社会却在萎缩，这一代正在花光多多少代子孙的家底。在弗格森眼中一个东方超前的大分流正在开始。在这里，"西方例外论"又淡出了，"大分流论"重新回到在同一个跑道上你追我赶。
△《大颓败》
弗格森的《大颓败》是周而复始的"西方的没落"悲歌的最新鲜出炉。然而，今天"西方当仁不让"论述仍然相当蓬勃，尤其在英语界（Anglosphere），该论视英国国家群的文化与制度为举世无双，且一直站在保护文明的前哨。
学院派的重镇是在2006年替邱吉尔的《英语民族史》写续篇的安德鲁·罗勃斯（Andrew Roberts），他说："英语界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继起的冷战中皆胜出，目前与伊斯兰世界的比拼也胜券在握。
耐人寻味者：如果不是中途杀出一个伊斯兰，尤其是圣战分子在2001年后对美国以及欧洲本土的一连串打击，《英语民族史》的续篇的假想敌是否立即上升为中国？
这类对西方的敦促其实也是掷在对手脚下的手套，挑战者纵使会一时得逞，如果不能提供相应的普世价值，即使如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和极权主义苏联，也将会在擂台上跑跑龙套而已。
中国的21世纪的对手是"英语界"，较劲的场所并不全然是国力，而是在"普世价值"的建构。
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点击"阅读原文"
购买孙隆基最新著作《新世界史》
——微信 三辉图书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