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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九年民运期间出现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幅大标语 |
六四之前并非没有腐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腐败直接表现为共产党官僚集团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用计划经济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社会的一切资源。那种腐败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法权"，换言之，那时的腐败实际上政治制度明文规定的等级式的政治权力和物质享受。
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共产党扼杀了三十年之久的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大地发出新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们，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法权之外寻租。最常用的做法是将计划内的商品低价批给自己的子女和朋友，让他们在市场上高价专卖盈利。
反对官员的子女利用父辈的特权进行"官倒"是一九八九年北京街头市委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丶叶剑英丶王震等几大家族的子女都被街头示威民众看作是"官倒"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儿子主持的康华公司等，都被看做是典型的官倒产物。他们都是当时反对腐败的对象。
虽然邓小平在民愤之下解散了儿子举办的康华公司，但是各级官员的子女凭借父辈的权力谋取物质利益的现象，却在六四事件之后有增无减。六四之后中国腐败的一个新特点是，几乎所有的官员们不再满足于通过子女谋取物质利益，他们开始直接跳上前台，利用政治权力来收取，甚至索要贿赂。
六四之后，腐败开始彻底摆脱了"法权"的限制，官场的权力与市场的利益之间的交换变得赤裸裸地毫无遮掩。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九八九年春季的群众大规模抗议使他们感到了丧失权力的危机，他们开始以世纪末日的心态来疯狂地攫取财富。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开始抛弃"为人民服务"的遮羞布，直接宣扬的"打江山丶坐江山"的理念。他们的"坐江山"绝不仅仅是满足于掌握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为了攫取这些政治权力所能够给他们带来的物质享受和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胃口；是为了要将对江山的控制权变成"江山"和财富的所有权。
六四镇压彻底撕碎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谎言，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推向表面。镇压就像是使执政党上瘾的麻醉剂，越用剂量越大。他们需要动员所有的官员来维护这个非法的不得人心的政权。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党的最高层与各级官员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各级官员帮助镇压不满的民众，而最高当局则容忍各级官员的腐败。
就这样，在执政党与民众的对峙中，在所谓的"维稳压倒一切"的口号下，腐败变成了中国政治镇压机制的灵魂和中枢，甚至变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粘接剂。一旦失去了腐败，失去了腐败的各级官员，现有的政治制度就会坍塌，甚至现有的中国社会，也会出现一种失序的震荡。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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