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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 资中筠 |
【编者按】在1月1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新年期许》论坛上，资中筠先生对中国的反腐、法治、外交和社会启蒙分别表达了自己看法和期待，本文系她的发言实录。作者本人审阅后，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
讲到中国的问题，我想到的是第一个问题是环境问题。环境问题还不光是人，不光是中国的政治问题。目前中国如果要是再不注意环境，如此地污染下去，我们看不到生态的拐点。水资源污染的严重性可能超过空气，空气大家可以看得到，但水污染却不然。现在中国已经基本没有青山绿水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最希望的就是2014年执政者能够把主要的资源和注意力，切切实实转到环境领域，不然民众根本住不下去了。
第二个，目前的反腐方式难说乐观。现在因为中央的反腐举措，好像导致经济一片箫条，饭店开不下去了，各行业都受影响，据说连做日历的都破产了。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说明中国的民间消费力量非常之弱，只能靠官消费，官的消费实际上用的还是纳税人的钱，这是不正常的消费市场。所以不能靠明年的官员消费反弹和大吃大喝来繁荣市场。所谓拉动内需，是应该真正把民间消费力量、老百姓的消费力量拉动起来，那么市场才是靠大多数民众支撑的，而不是靠官员奢华的大吃大喝、贪污腐化支撑的，才是一个正常的消费市场。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落实决议里面对于经济改革的好多积极的措施。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很多经济学家出席的会，经济学家们一片乐观，他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决议，如果每一件都能够落实的话，足以推进经济改革，而且认为这次的经济改革是根本性的、可以突破政治框架的。那么起草决议为何能够把如此根本的改革措施写上去呢？是不是因为，有关领导并没理解某一个措施意味着什么，就放过了。我不懂很专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金融、证券方面的改革，在座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了解的。
假如这些改革措施落实后国家发展是非常有前景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假如一项一项具体落实这些措施时，遇到政治上的阻力和矛盾怎么办？这和许章润教授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当上层采取了高度集权的政治方向，那么改革措施与权力框架的矛盾，一定会有一个爆发点，矛盾张力紧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
我不乐观。一方面在政治高度集权的情况下，经济措施每落实一项都必然触动非常强大的权贵既得利益，这比当年蒋经国遇到孔家的麻烦大多了。我对目前这种方式的反腐，无论能够揪出几个大老虎，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没有法治的反腐会戕害温和的中间力量
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法治的问题。如果不强化法治，目前实行的大力反腐、反贪官，在另一方面将民间的健康反腐力量也一同打压下去了。仍依靠原来的老式反腐办法，就是清官（在体制内进行官僚机构的整肃，编者注）的办法，是不行的。
如果没有法治，相当温和的、配合正面改革又具有善意的，想让社会和平向前推进的力量，都会被当做敌对力量被抓起来，而在现有体制下贪官是抓不完的。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上面是暴君、贪官和酷吏，下面是愚民，很快变成刁民和暴民，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没有法治的反腐会把中间力量都打下去。还有一部分人选择逃走，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只要有条件的，就往外跑。这个国家、民族就要被抽空了。我还是很欣赏清华孙立平教授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危险不是揭竿而起和暴动，这不太可能，危险在于整个民族的溃烂。
目前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溃烂在发生，原本在社会共识中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认为非常正常。比如去年高考，有还算尽职的监考老师没收了作弊的工具，家长们却聚众把他揍了一顿，为什么？家长认为他们唯一公平的权利就是作弊，因为权贵子弟不需要作弊，走后门就可以入学。现在公然认为作弊是堂而皇之的权利，而且是取得公平的手段，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如果再没有法治，大家都认为干坏事可以得到好处，年轻人根本不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诚实的劳动能够向社会上层流动，获得好的社会地位，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法治的第一条，最重要的是不能乱抓人，把无辜的人投入监狱是绝对错误；还有一点是严禁刑讯逼供。纵观全世界，曼德拉坐了27年牢，如果他一开始受到刑讯逼供，他还能走出来做这些事情吗？甘地是非暴力抵抗，他的对立面英国政府也是非暴力。如果甘地最初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摧残，也就没有今天的印度。现在很可怕的就是抓人后用各种办法变相的刑讯逼供，把肉体和精神都摧毁了，或者屈打成招，造成冤狱。这个人出来后也没有能力再做事情。
我对中国法治最大的期许就是能够公开严禁刑讯逼供，包括变相的折磨，并且对于刑讯逼供严加惩罚。这样对政治犯而言还稍微有点希望，当然我最希望是取消政治犯，不再有因言获罪。但在尚未没取消政治犯之前，起码给他们以尊重和人道的待遇。但我听说取消刑讯逼供非常难，据说若取消后，真正刑事犯破案率会大大降低，因为相关部门缺乏经费取证，只能靠口供。要是真按照法律一个个取证，他们没有这笔资源，就要罢工。也就是说如果取消刑讯逼供，刑警就没有资源去破案，抓获刑事犯、杀人犯，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社会。太高的期许不必要，起码这一条我希望能够做到。
另外，就是在整个社会溃烂下去的时候，能够保护那些还剩下的一些健康的细胞。现在把那些健康细胞一个个都摧毁，整个社会就烂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
“文革”再现的风险不大，但“反右”风险犹在
刚才讲到有“文革”再来的危险，我认为这一危险不太大，尽管“文革”的思维方式是存在的。“文革”的发生，是因为有一个非常自信的神话领袖，领袖个人认为把群众都发动起来，能拥护他一个人，打击所有他要打击的敌人，所谓“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现在如果真发生“文革”，把群众都发动起来，“造反有理”，矛头针会对谁？最近纪念毛泽东的规模缩小了一点，可能是领导层回过味来。现在“毛粉”们这样大张旗鼓的纪念毛、怀念毛，在他们心目中毛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人了，就是那么一个偶像。而他们现在对现状最不满意的事情，是针对现任领导人的，他们都认为要是毛在的话就可以治治他们。特别是湖南韶山的那次纪念，似乎要做成一种把全国人都发动起来的大事，却受到当地的保安、警察的限制。实际上可能是执政者意识到，现在如果把毛再抬出来，群众的矛头是针对现在一切不满意的事，不满意的根子在现在的领导。所以“文革”再现可能不太大，但是“反右”再现是有可能的，目前就在专门打压不同意见和知识分子。这是我感觉到的一种情况，“反右”重来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还是最弱的。
希望中国外交不要走向冒险主义
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外交领域。现在有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外交是非常复杂、细致和敏感的事务。我也不太赞成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就像五四运动的时候，火烧赵家楼那样是不行的。
为什么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谈判来解决，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决，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而现在，中国动不动就煽起整个民族的情绪，把武力解决看得很轻易。这一代人实际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至于中国的边界领土争端也是很复杂的事，民众受媒体煽动，并不知道全部实情。有人说毛泽东在的话不会让人欺负我们。但其实，毛泽东送掉了很多领土他们不知道。
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连汇报真实情况都不敢。我在这个领域工作过，所以觉得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假如是中国外交出问题的话，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偶然的擦枪走火，有关国家都为各自强烈的民族情绪所左右，这很危险。毛泽东从朝鲜战争之后，在外交上至少并没有走冒险主义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传备战，但是没有敢主动向外冒险，还打开了中美关系，这是应该肯定的。
现在中国虚骄之气非常强大。我希望中国别自以为国家强大了，要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发生冒险主义，至少最高决策者还要保持一点清醒的头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期许。
民间启蒙已经开始，任重道远
最后，我觉得希望在民间。如果说希望领导人或者上层能有向前突破的举动，我不抱希望。但我发现，实际上这些年来民间的思想非常活跃，思想已经多元化了。现在有一个撕裂现象，就是极左和极右都出现了，但真正比较理智的声音，或者是说我称之为“正能量”的（跟上面认为的“正能量”可能是两回事）的声音，像我们现在在这讨论的一些思想，实际上正在传播开来。
如果说启蒙，这些年来在一般的至少认字的民众里面，思想的启蒙还是很明显的。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几年前我写的东西，常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或者惊世骇俗，现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包括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明白的人多起来了。那么假如要是出现类似苏俄的那种变革，也不会出现几千万党员站出来维护旧权力，不见得大家都会出来保卫原来的贪腐政权和原来的专制。
现在在体制内觉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启蒙是不是还得继续下去？当然还要继续，因为启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众的狂热还在，还是非常愚昧的。还是脱离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维。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与原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实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启蒙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让理性的声音得到传播。尽管言论空间正在紧缩，好在现在的互联网和微信的传播力是是很难完全控制的。
——原载FT中文网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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