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二0一三“十小”文化事件

朱大可

本篇为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撰写的年度文化综述。他在纵观全年之后发现似乎并无“大事”可言，2013年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上好戏连台，文化上一地鸡毛，因为中国的文化运转，已经远离人类价值的主轴，而靠记录那些“鸡零狗碎的破事”，无法阻止文化楼厦的慢性垮塌。于是放弃“盛事叙事”，并从大众娱乐的潮流中掉头，立足于事件对历史的微妙影响，将“中小规模”的事件作为观察与圈点的重要对象，由此盘点出私人的“十小”文化事件。

  

朱大可：2013“十小”文化事件

各家媒体推出的“年度十大文化事件”，令人有不忍卒读之感，诸如“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成为全国表率”，“八小时话剧《如梦之梦》亚洲巡演”、“五部委要求节俭办晚会”、“‘土豪’有望进牛津词典”、“凤凰古城景区门票‘捆绑收费’惹争议”之类，无论怎样端详，都无法找出其间的“重大”迹象。仅就现有的盘点结果而言，2013年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上好戏连台，文化上一地鸡毛。

中国文化领域的“无事效应”，显然并非小编们的责任，它既源于检查制度下的公共表述障碍，也源于文化自身的困境。那些被热推的“盛事”，大都是跟文化轴心无关的杂碎和过眼烟云，它们可以作为普通事件加以记录，但不足以构成“世界大国”自我炫示的年度结晶。媒体的费力盘点，指望能捡拾一点价值碎片，却露出文化短板的困窘。一个具有漫长而宏大的文化历史的国家，罗列一堆“大谷子巨芝麻”，这种逻辑性失调制造了新的笑点。

大众文化的基本态势，在于能被历史捕捉的结构性元素越来越少，而只剩下转瞬即逝的泡沫。我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覆盖十年中国大众文化，但最后只能以打烊告终，因为中国的文化运转，已经远离人类价值的主轴，而靠记录那些“鸡零狗碎的破事”，无法阻止文化楼厦的慢性垮塌。

但只要是放弃“盛事叙事”，并从大众娱乐的潮流中掉头，而立足于事件对历史的微妙影响，那么，某些“中小规模”的事件，依然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与圈点的重要对象。这里不妨试举要如下：

第一，全国多人向“文革”受害者公开道歉。2013年4月，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在《炎黄春秋》刊登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此举开了红卫兵道歉的先河。此后，河北宋继超、湖南温庆福、山东卢嘉善、福建雷英郎等，分别在媒体上向“文革”中被伤害的人士道歉。这场小型道歉风潮，最终因陈毅之子陈小鲁的道歉信而达到高潮。作为当年北京八中红卫兵领袖和革委会主任，陈小鲁在信中向“曾经伤害过的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并宣称，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这些来自各地的零星的非组织行为，可视作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并且是2013年最具历史意义的小事。

第二，诚信危机加剧，社会伦理崩溃加速，街头反伦理闹剧不断上演。唐山老人的广场舞干扰学校上课秩序，高中生站立抗议，却遭到众老羞辱；广东汕头高中生扶起骑车摔倒的老人，反而面对诬陷讹诈，报警后才获清白；西安一位老人因女孩不肯让座，竟一屁股坐到女孩腿上；四川达州三童扶起跌跤老太，反被诬陷索赔，更引发社会舆论哗然。此外，患者或家属杀医致死事件也多次爆发，显示医患关系仍在继续恶化。这是人性大面积坏死的征兆，在社会的每一个场所，溃烂的道德都在散发臭气，而且暂时看不到疗救的根本出路。

第三，“雾霾叙事”成为微博和微信的基本内容。重度雾霾袭击中国大多数地区，就连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拉萨都不能幸免，严重威胁国民生命安全，而民众惟有靠戴口罩自保，大街上重现非典（萨斯）时代的奇异场景。但跟当年一度流行的“口罩美学”不同，重返中国街头的口罩，失去了当年展示各种纹饰图案的乐趣。鉴于款式向带滤嘴的防毒面具靠拢，雾霾口罩具有轻度狰狞化的特点。“口罩美学”就此转向了“口罩丑学”，仿佛是一种严厉的视觉警告，悬浮于梦魇般的工业迷雾之中，为互联网平台提供细小到2.5微米的负面主题。

第四，全国流行说“梦”，“中国梦”取代“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成为官方的首席语词。“梦论”跟其他政治训诫的区别在于，它的内涵和外延更加神秘而难以捉摸，给阐释者提供广阔的阐释空间。杀死城管的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后，其子夏健强的绘画，描绘几米式的“小贩梦”，成为本年度诠释“中国梦”的最著名文本，它不仅推高针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同情指数，更引发对暴力执法及其城管制度的痛切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社会蓝皮书》，宣称“贫富分化”问题2013年的关注度上升到首位（关注率38.6%），从某个侧面，表达出民众对国家公正的无限渴望。如果这种位于底线的“中国梦”无法兑现，则任何美梦，都只能是“痴人说梦”。

第五，新老传媒共同面对多重困境，四面楚歌。《南方周末》爆发贺词事件；数名微信大V因“造谣”被捕，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亦被跨省抓捕，从而揭出媒体“黑幕”；上海报业集团合并，新闻晚报宣布关张。就在这种动荡的时局中，北京上演“封杀门”闹剧：郭德纲因以打油诗暗讽北京台去世台长，而该台不走正常的法律诉讼之途，反以协会名义发表声明，激烈谴责郭德纲，呼吁各地电视台抵制郭德纲，由此引发演艺圈的怪味内讧。内外交困的中国媒体，正在向一个难以预料的未来演化。

第六，当局整肃腐败，纵酒笙歌受到节制，“茅台指数”大幅下跌，中国白酒经济和酒桌文化进入冬天。茅台酒始终是中国官场、名利场和生意场的润滑剂，可以度量权力腐败的深度，我称之为“茅台指数”。茅台酒的价格暴跌，无疑是“酒桌文化”的黄昏，更是“茅台经济”的暗夜，却令民众看到反腐的依稀曙光。

第七，当代艺术面对冰火两重天。著名的北京画家村宋庄遭遇大规模拆除行动。艺术家和村民集体抵制强拆，但在高额地产利益驱动之下，地方政府不惜毁灭北京文化地标。宋庄正在灰飞烟灭，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乌托邦旧梦。另一方面，一件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戏仿之作，以1.8亿港元拍出，引发业内的巨大争议。坊间谣言四起，到处是关于卖家的猜想，就连卡塔尔公主也躺着中枪。艺评家朱其抨击该画只具备“插画”水准，但一个尖锐的事实在于，中国艺术品市场早已跟“绘画美学”脱钩。近年来反复出现、日益升格的“亿万事件”，只能促使人们反思它的阴郁本性：幕后资本往往利用“拍卖”程序，对被选中的艺术家进行价位炒作，以便哄抬画价，操纵市场，最终达成谋取暴利的目标。严重脱离画作实际水准的超高价位，暴露出艺术品市场的虚构性、投机性和欺骗性。在经济大幅走向衰退的时刻，“一夜暴富”的中国当代艺术，终究要面对自身的“最后的晚餐”。

第八，“牛津共识”缺乏共识，新左派、自由派和新儒家三方婚配以失败告终。今年8月，一些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新儒家学者，在英国牛津大学探讨中国现状，经过幕后争执与妥协，最终形成《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文本。但这一“重大事件”未能引起策划者预期的“热烈反响”，究其原委，在于《共识》里的三个关键词--“以民为本”、“公平正义”与“和而不同”，都只是主流语词的简单重复。《共识》无力充当知识界和解的思想标杆，反而成为与官方价值达成“共识”的鲜明记号。但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重要的不是达成所谓“共识”，而是捍卫思想的独立与自由。

第九，被指身怀“国师情结”的刘小枫，最近因抛出“国父论”，而面对“旧朋新友”的全面诘难。学者邓晓芒以25000字回应刘小枫15000字的文章，推敲刘文的逻辑细节，对其进行“精确打击”。刘军宁撰文不指名地宣称，“所有帝师都是伪先知”；萧功秦则痛斥其为“新封神论”，断言刘已“走火入魔”，离“法西斯主义”仅一步之遥。批评家吴亮更是以短促决断的吴氏语体，直接宣判刘小枫的“文化死刑”，一如他曾对汪晖所做的那样：“小枫不值得研究，他只配被彻底破坏，事实上他早已自我破坏了。”这场论战，显示思想界的深层分裂已经浮出水面，但它只是中国社会大分裂的冰山一角。

第十，节假日放假方案成为万众吐槽对象。本年度放假模式，尤其是中秋国庆休息日的胡乱调度，已经引发民众的严重不满，而2014年春节究竟应当如何放假，再度引爆激烈争议。12月出台的下一年度放假表，显示官方首次拒绝承认除夕也是节日。有人认为，这是为除夕高速公路收费埋下伏笔。无论幕后真相如何，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它公然对抗人性和民意，藐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习俗，成为文革结束以来最荒谬的节假日方案。

  

朱大可，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