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朗：道歉潮冲破历史的天空

图为王晶垚

2013年10月，原北京八中学生、老红卫兵组织"西纠"的发起者之一陈小鲁公开就文革期间批斗老师的行为道歉。这无异于在干部子弟、红卫兵一代冰封的心灵上扔一颗炸弹，虽然一些同代人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他避重就轻，但是，社会总体是叫好声，以致于获得2013年度致敬人物的荣誉。

可能受到激励，可能良心有所发现，可能担心没机会了，上个周末，1月12日，在北京师大女附中，20多位年过花甲的学生向30多位80、90岁的老师也进行了一次道歉，其波澜远远超过陈小鲁。之所以会这样，一是因为道歉人物之一宋彬彬是文革的标志性人物，曾在1966年8.18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并且，毛泽东对她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二是因为该校高一女生王友琴，研究红卫兵打老师及文革受难者逾三十年，于1995年发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2004年，发表《卞仲耘之死》，此后有《文革受难者》出版。而卞仲耘正是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她死于1966年8月5日学生的殴打之下，是被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位老师。

多年来，围绕谁打死了卞老师的追问不绝，有指控、有辨解，宋彬彬无疑是承担罪名最多者。经过十余年调查，她以为终于可以摘清自己--并非直接责任者，是时候卸去心头重负了，然而，人们不答应，不接受她实为洗脱的有条件道歉，最主要的是，卞校长的先生王晶垚拒绝。王晶垚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在中科院近代史所工作，有史学家的基本素养，他以非凡的意志建立了一份死难者记录，与试图改写历史的人物经历了数个回合的较量，如今93岁，顽强如故。

王友琴曾这样写道："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上，还是从处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残酷。""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是：彭小蒙和宋彬彬，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来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所说的'要武嘛'，意义和影响就绝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两天之后，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随后《人民日报》转载，她的名字与"红八月"、红色恐怖紧密相连。据1980年12月20日《北京日报》的消息：1966年8月，从北京到全国，发生大规模的红卫兵暴力。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

道歉事件，是过去几天人们热议的焦点。至少有这样三个群体：一是干部子弟集团内部。他们始终是特权阶层。

以宋彬彬为例，1972年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使其1978年得以考取中科院研究生。而在国门刚开的1980年，就出国留学，读取博士。网上流传著两年前，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时，她与张玉凤等毛泽东身边人士一起聚会向毛泽东敬酒的图片，尽管她一再说从来没用过"宋要武"这个名字，可她早已被视作毛泽东的人了。这个举杯的形象和闭目流泪道歉的形象，哪个是真实的宋彬彬？

作为"天之骄子"，这个群体的很多人宁愿再熬20年，历史把他们遗忘，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然而，提前引爆使他们的日子不再安生，良心发现者会纷纷站出来道歉；罪大恶极者将水落石出。

第二个群体表示欢迎道歉者，主张别对他们苛刻，免得把他们吓回去，目的是引发更为深刻而广泛的道歉，从而掀开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第三个群体是不依不饶，追问真相，追查真凶。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其中不乏80后、90后青年一辈。无论是哪一种反应，道歉潮都势必冲破历史的天空。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