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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笑的是，他的所谓“重要讲话”，对毛泽东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为特色，与其反复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习近平比安倍有过之无不及
真是无巧不成书。几乎在同一时刻，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北京瞻仰毛泽东遗容，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发誓坚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参拜靖国神社，他表示此举只是拜祭亡灵并为和平祈福。
习近平在其“重要讲话”中详细论述和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卓越贡献”，尽管不得不提到所谓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然而他话锋一转，大谈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表示对毛泽东“不能苛求”。
如果说，这是纪念逝者的一篇仪式性讲话，则这样讲倒也无可厚非。然而，据说那是纪念逝者座谈会上的一篇具有总结性的“重要讲话”，况且口口声声高谈阔论历史唯物主义，那么，这样对毛泽东高唱颂歌而回避对其严重错误乃至罪行的分析与批判，与日本首相的举动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习近平明确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但是，他自己对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乃至罪行轻描淡写，只是一味开脱，根本不见所谓“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根本忽略了“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
马恩否定了“不断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他自诩其人生大事之一，而这件大事，在他的思想和理论中叫作“继续革命”，因为它是他发动“社会主义改造”的延伸。
习近平承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但是，面对毛泽东在中共取得政权以后，即中断新民主主义，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一般原理和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验，在有着特殊国情的中国，不到十年时间就跃进到“社会主义”的历史事实，他轻飘飘地颂扬毛泽东“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完全回避“全面认识”和“科学把握”，似乎这样的“革命转变”真的可以无视历史条件、具体国情而随心所欲地实现。
毛式“社会主义”建立在对农民土地集体化的基础之上，自“革命”完成之日，就有农民要求退社、收回先前“自愿”集体化的土地，或退而求其次，要求土地承包，农村中“三自一包”之风连绵不绝。中共党内有人对这种趋势抱以同情，被毛泽东视为“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斯大林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实践予以反思与批判，乃至连绵不断地出现改革浪潮，也同样被毛泽东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为维护其“社会主义”，为抵抗改革浪潮，他悍然发动持续十年的“文革”，中国几度陷入全面内战，大批中共元老、各级官员及知识分子、无辜民众被迫害致死，无数的人家破人亡，党风、政风及社会文化之风，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与道德，都遭受极大毁坏。
或许人们可以说，毛泽东不知道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了“不断革命”。但是，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著作早已传到中国，“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一经典名言出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早已为许多人熟知。况且，即使马克思恩格斯赞同“不断革命”之时，他们对于自己的基本理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一直未曾动摇。
习近平歌功颂德、文过饰非
毛泽东最为突出的作为，是他主动放弃、实际中断了新民主主义。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左翼学者做出突出贡献，确定中国当时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这时，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都还发展不足。新民主主义应运而生，毛泽东对此有其贡献。不过，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发展不足的状态，是有暂时性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有着“历史偶然性”意味，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则是“历史必然性”。这样，新民主主义有其偶然性或暂时性，在长期中仍以民主主义发展为正道。这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接受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但突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终将显露其局限性。
但是，毛泽东一旦取得政权，即忘乎所以，反而中断新民主主义而跃进“社会主义”，暴露出他对马克思学说实为门外汉的本色。习近平至今竭力为毛泽东辩护，其实表明，他自己就是在“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班门弄斧。
中国共产党对待毛泽东，对待其取得政权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直到现在，仍不敢彻底承认错误乃至罪行，不敢开放社会舆论予以具体分析与批判，更不敢彻底纠正。习近平高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笑的是，他的所谓“重要讲话”，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为特色，与其反复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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