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红外围思想考

(一)

文革派系考证，是一个大课题。之所以这样说法，是因为文革派系虽然都掌控在“一个人的自由”之中，但是，服从和挣脱掌控，也给文革之暴力本质，一个值得商榷的余地。俩种极端的说法是，一，文革本有“人民文革”说——也就是造反派合理论和正面论；——二，文革官方说法，是造反派和“三种人”乃及四人帮，是文革祸首。这两种看法，其实，就是一种看法，毛操纵造反派而后将其发落成为反动派。这是我们常常所说之文革民粹主义（造反派合理论）和文革官方镇压（造反派反动论）之极权主义合一。没有没有造反派的文革；也没有没有镇压之之文革。这个弯子，如果研究者转不过来，那么，他们只能是文革官方镇压的反对者和所谓“人民文革”的拥护者；而人民文革的拥护者，却无法解释毛之在官方体制里，同样，成为文革掌控者，这个现实。而他们所谓的文革积极论，也就是“文革第一次发动”，或者说是文革第一阶段积极论（见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和文革第二次消极论，其实也是我们上述观点之转换一种后的不良反映；同样，是毛之民粹主义和毛之反民粹主义之集合。所以，毛文革成为不同于斯大林和希特勒极权运动，“体制”和统治之一种风格，就是他敢于“炮打司令部”，施行民粹主义造反——而他的这个民粹主义阶段，其实，持续不到两年。毛，最终无法完成一种纯粹的、彻里彻外的民粹主义。因为他的思维和行为，早被他的前辈们框定在：社会主义就是由一个资本家控制的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型制之中而无法摆脱。换言之，毛的内、外体制论，不管是他炮打，还是炮熄，都是一种由民粹主义思潮，理想国思潮和人民万岁（——毛万岁合一）思潮的左右的，万变不离其宗的极权主义异化。在搞清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要跟随现在所谓“道歉思潮”引发的两种方向之争、支持和质疑此次道歉，做出人头梳理和派系澄清——我们把这两种方向之争，称之为自由思潮和红卫兵思潮，乃及，红外围思潮，续作业于今之现实。这个红外围思潮的发展，是从同路人思潮发生以来的系列观念联系而生，而灭的（固然，今天，这股思潮远未完全消匿，而是借尸还魂地重新复活着，鬼祟着和坚持着）。这是文革遗风的另外一种表现。这种表现，乃是极权主义现实中阿伦特发现的“平庸的恶”之持续生存论；而其生存和红卫兵掌权和红外围依附之，紧密相连。这是中国特色的平庸而远剩于德国之；从人数，本性和无道之范围而论。那么，红外围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较大的内涵和外延观察，CP革命时期康生所谓党的“同路人”提法，是红外围最早的简称（？）；这个简称，后来被北上入海（入中南海）的那些并不民主，或者后来不民主，以前也不全民主之“民主人士”，领取和认同。他们的中南海身份，就是这个最先出现的红外围身份。以后，文革发动，党的同路人被1966年红八月的红卫兵分割成为45年党人和以后之（45年以前入党人士子弟不算红卫兵），等等。这样，缩小了的同路人及其子弟归属，理所当然地、变成后来他们所谓革命的建设者——革命的领导者之区隔——（接班人和“直接接班人”——也就是“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些人）；也许包含现在那些“道歉者”之一或者之二一类人。于是，在文革中，赞成和反对这样的同路人分野的群体，开始产生。这个产生的过程，可以分成大背景和小背景。大背景就是，毛要打破过去他制定的革命特权，革命血缘和革命世袭论，施行由官方子弟革命特许论，转变成为平民子弟一样革命特许论，也就是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革命特许论。这是貌似进步于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狭隘血统论之革命特许状。小背景，就是中学革命派的分野，分成了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四四派系的出现之历史狭隘原因，坊间多有分析介绍，在此无赘；我们只是要分析这样的派系分野的风格特征，内涵特征和走向特征。从最后一点说起。四三派所谓的否定十七年，和毛的所谓否定不约而同；严格说，是四三派秉承了毛的某一种思维趋向，而定下的派系原则——否定十七年，那么，产生两种结果：大一之：关于四三派观点和幻觉：1，否定十七年，要干什么？那么，四三派的回答当然就会秉承毛主义之一个部分，一个特点和一个风格，那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据说，这是继承了那个德国人的说法。2，否定十七年，就像鲁迅和易卜生提问，却无法回答的那个问题，否定以后，用什么制度弥补和充填不是十七年的十八年，十九年……乃至永远？没有答案。3，于是人们就像记得CP热衷于巴黎公社建制那样，把巴黎公社其实没有建制，毁灭建制和废黜传统（文化，历史，道德，宗教……）之政治幻想和暴力无道（他们要杀死雨果和很多知识分子……），拿来作为宝贝于继承；其实，他们一不懂巴黎公社，二不懂毛之真实企图。

大二之，于是，因为四三派拿不出实际建制和远景，其热衷于毛之纯粹民粹和造反到底之幻觉，既不能到底，也无法继续。于是，四四派占据了政统（正统）的上风；这些四四派，并不想构想杨小凯体制论和革命论，也不奢望推举巴黎公社乃及巴黎公社的建制（因为他们知道，所谓的巴黎公社的普选和平等，在北京人民公社和上海人民公社里面，一天也不曾施行，无法施行和不能施行。）他们大大方方地保守于官方合法性和官僚合法性——就像他们苟合着大学（清华）“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样，在思想上和举止上，他们厌倦了民粹；在方法上，策略上，他们趋同于“同路人”风格（不管从二等公民之身份上，还是从二等观点之见解上，他们有着奴才般的忠诚和愚昧，软弱和投机。）但是，他们是有优势的。他们的优势，就是后来被证明的，“十七年”，非但没有被解构，打倒和批臭，反而从中找到了刘、邓正统（政统）的所来之源。因为，他们不想知道，在中国，除去十七年模式和后来发现的“模式”，其实，都不是真正复合普世价值和普世体制之模式。于是，问题的提法，开始出现一种争议。四三派和四四派关于十七年的讨论；大学中，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清华），究竟如何分野和定位呢？其实，这是一种对于中国革命，改革，模式和价值超前的讨论。现在的回答有两种：一是，四三派和毛本身的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不是CP最终的选择。因为，体制和反体制，在文革的意义上，全都排除了选择正当体制的努力。四三派和团派不要体制的体制，和毛的所谓政治幻觉（连同马克思的，乌托邦的），本质相关，灵犀相共，都是要排斥那种普世意义上，操作可行上和治衡得法上的政治体制；而或者选择十七年，或者选择无法无天，再或者，选择中国模式（经济高速发展的生态毁灭方式和人权低廉方式——也就是，资本之南桔北栀的非法治和不完全市场模式……）；而就是规避民主和自由。这是一些文革中人们不可发现的前景和“未来”，但是，四三派和四四派之争执、之终极目的，本源在此。

(二)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四四派走向和四三派走向，及其区隔和“前途”的课题——也就是回答，为什么，很多四四中人，变成红卫兵外围，迄今如此——而四三中人，却从“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常常演变成为、对于红卫兵和红外围人物的谴责者和揭露者。这是一道难题，而解释之，需要颇费力气。首先，就像刚才所说，四三派没有肯定“十七年”；这是一个冒险的选择；因为，十七年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的试验地，基础地和原则地，要想否定它，是要有些勇气的。这些勇气之来源，同样值得一考。一，首先要指出，不是四三派愿意或者有天才首创否定十七年；否定十七年的，是毛本人（关涉于此，比如他说，十七年来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都是毛言十七年——但是他更加指出十七年，长城不可毁——所以，他的循环逻辑等于0）；而毛和后来江青的关于干部子弟前途和历练的讲话——关于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八旗子弟蜕败的讲话，更加重要的，是她关于“财产和权利再分配”的强调——成为杨氏和北京良乡电校四三原则的一种承托和发挥——加之本人，在67年随即跟紧“红旗十三期社论”，提出取消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民兵）和履行巴黎公社普选和履行工人工资（对于干部阶层）……成为整个四三派的原则立场和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没有一个是其自身独立思索的产物。就像“四一四思潮”强调捍卫十七年，十七年必胜一样，同样，不是什么文革异端思潮（这里，相对于十七年的所谓官僚体制之最大异端就是毛本人了——见笔者有关文章－《北京之春》）这样，就会产生二，四三派，作为毛派附庸地位之同样是平庸的恶之承载者，如何摆脱这个东西，寻找出路和走向。这就是说，四三派在有限度否定十七年以后，当然，也分成两种前途：1，就是摆脱十七年体制正统说，另起炉灶；这个另起炉灶，不是退回到十七年，而是进展到逐步接近普世价值和自由制度。2，有一些极端顽固四三派（延伸到广泛意义上的团派主义），则坚持西方左翼思潮，依旧肯定毛制和文革，试图制造再一次乌托邦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德国、法国68年运动的持续支持者和附庸者，而根本看不到68年，就和百多年前巴黎公社一样，在施行体制上，毫无希望，毫无意义。）

二，毛本人是四三派的鼻祖，他，同样也是四四派的源头。而分割成为四三，四四中人，很多人逐步演变成为体制内人物和体制外人物。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外是，红卫兵中人，也有喊出“五个现代化”的，如魏京生等人。）于是，从近期所谓前途和仕途而论，当今中国当然是四四派的天下。因为他们的十七年，由邓和后邓时期所肯定——更由六四镇压所肯定。四四派中人和红卫兵中人，因为都一度外在于中央视线，是因为毛暂时放弃之；而后，由CCP制定直接接班人政策后，他们被看成《决议》文本以外的主要势力而被纳入政权。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他们这样叫嚣——抑或相反相成。清华四一四派喊出的“四一四必胜”，更是成为刘邓胜出于毛的证据。于是，四四派中人，或者随波于流，或者上岸招安（他们本来就是准备招安的非干部子弟。）而四三中人，则经过文革，认为毛的试验不顾人权法理，道德规制，是一种界天堂而下地狱之路。这样，他们除去很少数转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多为成长为普世价值的追求者和履行者。因为，他们的放弃四三原则，不是肯定十七年或者否定之，而是要挣脱这个文革羁绊本身。于是出现三，是一种估计；这个估计就是，肯定十七年者，比较否定之，更容易成为体制的拥趸和辩护——于是我们看见，文革拥护十七年，跟在贵族红卫兵身后，讲究捍卫红卫兵的，大多成为今天紧跟红卫兵权贵的新的外围人士和帮系；这个东西就是新的红外围其人，其“是”（以认可“宋氏道歉”为一道标准线）。这是一种悲哀。但是，这种悲哀的发生，被犹太人阿伦特定义为平庸的恶之载体，是再确切也不过的。因为，CP同路人的言行选择和前途断定，后来自然而然发挥成为新的平庸的恶（也就是八个所谓花瓶党人之平庸，之恶俗，之腥臭。）这些伟大的骑士们创造了一种举世无双的、新世纪唐佶歌德之歌，用其附会“联合政府”的空洞叫嚣，为中国人带来亘古未有的无独立，无自由状态。他们是红外围的生态祖先。

四，据实而言，红外围何以四、五十年接续不断地、成为红卫兵权贵的附庸和寄生，问题比较严重，而且必有其因。实举几项，以做说明。1，平庸的恶之承载，形成和发展，是因为人们恐惧现实，惧怕暴力和沉溺权财。这几项成为他们这些同路人不拾好歹和助纣为虐之成因。2，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之血统里，没有丝毫主义坚持和问题意识，抑或将其变异和腐化，把本来作为政治常识的原则是非，统统偷换成为似是而非的具体技术课题而加以应用（牵强附会）。他们是天生的一群庸人；而庸人的主要体症就是以服从为本性，为天职（他们在文革中袒护十七年，就是一个证明——而据反证之，则是四三中人。）于是，3，这些人，在进入中南海或者思想上如此这般以后，他们的政治身体和发音器官，即被改造和摘除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本性远离四三派，远离怀疑一切，远离无政府主义，远离“炮打司令部”……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蹊跷。因为毛，并未把文革组建成为单单是四四中人——而他自己造就的团派和四三派，则成为一种对于他的体制的终生的炮轰者（而蒯大富，聂元梓等愚忠于毛者，除外。）这是一种辨证。这个辨证也许，仅仅是也许，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四四派娘胎里带出的媚态和服从，成为她们判断失误和待人系事的习惯与准则——而这种媚态和服从，在四三派里面绝无仅有——只是蒯大富和其他极左人物，依然非常愚蠢地认为，毛是真正的团派主义和四三主义；始终耿耿于怀于“第一次文化革命”（这个革命本就子虚乌有）。他们搞错了。毛是什么，他就是他本人的正、反两个极端组成的一种同一性和非同一性。这也是辨证法。

五，于是，我们相系于今。讨论这个红外围可以成为今天没有红卫兵的红卫兵外围——也就是，政权和政治的外围。她们今天的所作所为，除去证实了平庸，证实了邪恶，更证实了文革的阴魂不散。这个“文革”，既真又假。真之所在，是因为文革单独权力运作下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中事宜，以貌似历史的面貌出现（如唱红歌，跳忠舞，万众一梦，全国一心等等……）；但是她们的文革缺少真正的民粹主义实践——这样的“文革：没有蒯大富，也没有聂原梓——这是官方之民间和民间之官方之双原型；没有这两个原型，只有一个官方原型，当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文革。换言之，这种文革只是四四派的文革，不是四三派的文革；只是官员文革，不是人民文革——更不是毛主期待，实行，停滞，失控和终结之文革——而文革终结，不是终结了“革－文：革除传统，价值和自由”——而是开始了毛在四十年代讲过的：CP要搞资本主义。（见资料）这是一段另外的话题。但是，这段话题和“十七年”乃至其发展，紧密相系之。所以，四四派中人既可以完成革命，也可以完成（CCP）资本——既可以跟随毛，也可以跟随刘、邓——既可以成为同路人，也可以成为红外围。这是由平庸的恶支撑、豢养的，那种帮衬极权势道之枉道从势者类的、代代香火接续之物。这是中国人的平庸的恶；她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诊视了这样一种症候：极权主义和文革之毛，必须不单要有四三派（团派——帮助其打倒十七年，打倒刘、邓）——还必须有四四派，在文革阶段任务完成以后，从新开始旧的或者新的统一体：国人模式，而红外围则是那个文革和这个模式的平面支撑者和平民支撑者。这是那句话的新、旧诠释之一体：你们是建设者，我们是领导者。（！）

(三)

文革“红外围”形成的大概历史背景是这样的。66年，第一张大字报纷纷出现于各种中学，其写字者，一律是干部子弟。这不是偶合。这是一个信号。毛－刘、邓之流，要同时抢夺文革霸语权。这个蹊跷在于，毛一开始纵容这个举止——抑或是他抵制“水泼不进”的一种表现。继而，毛退出北京；工作组成立，进驻各种单位和学校（陈伯达这个典型的毛派，进驻人民日报）。于是，发生后来很多事情。毛的通盘计划就是要否定工作组形式的文革。于是，他否定了他自己同意的路线（工作组路线），而提出一条所谓批判“资产阶级白色恐怖路线”（这里，哪里牵涉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国人居然对于这样的毛氏语言无法、也不能有任何察觉和质疑……）。于是，反对工作组而要回到或者创造毛式文革之呼声，开始出现。这就是毛一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二来支持反工作组之各类大学和中学组织之故。于是，在此浪潮中，一贯以血统革命论为准则的中国“革命”（——以至于文革）发生了变化。将军队派系，林彪派系拉入反对工作组之战略之毛，由各种军队子弟发声，形成一种所谓军干子弟乃及平民子弟参与的反对工作组文革之苗头——而大学造反派接过清华附中造饭口号，形成以清华，地院等造反派红卫兵组成的庞大毛派平民子弟之组织。据此为止，贵族红卫兵所谓革命特许状和血统站队论，随着刘、邓主张和转移斗争大方向之失败而告终。联动一类所谓的八旗子弟，反抗中央文革小组的斗争，其实，是毛派聚焦文革方向，指其爹娘所致——于是，毛，暂时放弃了血统论而坚持平民论——但是整个CP并未贯彻到底这个毛氏路线；到了七十年代末叶，红卫兵不受谴责论和直接接班论，业成事实。

于是，出现平民子弟“闹革命”的毛氏方式，究竟是什么方式？这个问题，同样比较难以回答。一方面，他们主张和实际上引来千万蒯大富和韩爱晶；另一方面，他们枪毙了反对血统论的遇罗克。之所以这样有所指，有所不指，全赖毛的实际政治需要。在66——69年，血统论中人只能是保爹妈派和血统封建派，是些五世而斩派。所以，毛要触动这个底线。但是，毛很快就释放联动。说明他又要挽救这个底线。于是，在大面积煽动和诱惑下，广大学生和民众也就随着毛的双身、两面、“多元”起舞，隐、现于时。似乎一时间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这是平民子弟的灾难和节日。他们分成的（在中学）北京中学四三，四四派，大致也是跟随双身之毛分裂成为两翼之派系。于是，我们缩小这个范围，以观察其中的走向和发展。集纳北京打死校长那个学校而论。工作组派和非红卫兵派，在那里是一个例外。不像在其他学校，工作组撤退以后，大权真的旁落于非红卫兵派系——不，宋氏，一方面为刘、邓势力把持，又同时为毛把持——这样一种双向把持论中，宋，刘等人的权力角色，是北京几乎唯一的，不因工作组撤离与否而立于不倒地位之红卫兵。因为，比如在清华，蒯氏出现，随即意味着刘，贺和其他高干子弟权力旁落。可以说，宋氏倒否，证实了毛、双身两面的一个实例——而这个实例，在后来所谓薄希来一类人身上，同样得到了比较毛来得更加彻底的权财落实（“直接接班人”）。但是，我们强调的是，于毛式文革的基本框架之内，所谓平民子弟造反的前途，究竟何在；抑或他们根本就没有前途。

蒯大富造反，是没有前途的（他被毛象消灭土匪一样即将消灭——而邓实际上消灭之）。2，一般平民子弟，如果不是依赖于红卫兵或者十七年，他们也表现的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四四派的十七年，当然不是平民的，而是太子的。3，所以，平民子弟保卫十七年，实际上，就是既保卫党委，也保卫太子。4，到了文革结束，太子正确论和联动－西纠正确论——加上红卫兵元创者正确论（清华附中红卫兵反对暴力论——骆小海等人和后来某子道歉论——乃及他所说“毛主席伟大领袖论”……），一股脑，都成为一般平民子弟中保护太子的理由。5，这个观念，和他们在文革时期没有任何反对力和想象力之平庸有关。6，加之，她们在后来的生活中，被太子们诱以利益，钱财和房子……她们很快就在具体倾向上，转移到红卫兵立场上。于是，我们看见，在宋氏从蒙面（见《八九点钟的太阳》电影），到直面于纸张网络和会议，她们逐渐地试图恢复她们的正确性和权力面。于是，就像文革中那些袒护她们的人一样，太子周围，总会有一些红外围在作业，在作祟于文革研究（她们甚至偷盗第一苦主的文革资料）。7，这就是大范围研究平庸的恶的中国背景；这个背景的出现，一方面是文革乃需；另外，则是普世适用的、极权主义附庸支撑权力结构的、那种未解构前状态。这个状态只能在极权主义解构以后方才可以消失。8，就像极权主义研究者们研究纳粹系列迫害图一样，类似集中营统治，也不是完全由屠夫们亲自掌控。他们需要一些支撑这个局面的人们，包含运输死人者，管理囚徒者，“协纣为谑”者。他们组成迫害与被害的赋格。九，就是这样一种群体，在完成直接刽子手不能直接完成的，关涉坟墓，焚尸炉，毒气室……这样一些被执行事宜。9，这些人的出现，究竟是恶，还是平庸；究竟是是，还是非；究竟是屠夫，还是尸首？……记住吧，他们仅仅被叫做“犯人头”吗？……（见《倾向》杂志）

（四）

考察“红外围”人群和个体之较好对照物，牵涉到极权主义指涉下“人民”之定义（当然，主要是指平民子弟及其父辈一类人群；含，中程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小业主、商人子弟，……等等）。人民——这个一般泛指“政治正确”的人群，对于极权主义，对于毛，对于文革——乃至对于整个49年以后的历史，究竟具备如何一种含义呢？——当然，可以扩大而言之纳粹体制下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体制下并不完全雷同的人民和人群（个体）。关于极权主义人民一词指涉的一般性概念，是被笼罩在关于极权主义统治概念之中。就像很多极权主义研究者所云。但是，其中“人民”究竟是服从者，还是挣脱者；是思想独立的群体，还是未可改变的被洗脑固定之人群——他们的洗脑和反洗脑关系如何？加之他们的沉默，发声，宁默而生，还是宁鸣而死？——他们的利益，吃饭和服从，和怀疑，和挣脱……又是如何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是不是不可改变？这个改变，是不是一旦出现，随即意味死亡？……这些对矛盾（复数），如何落实于个体？所谓个体自由，是在什么样子的启示和顿悟（长悟？）状态下，关涉到群体自由，结社自由和人民自治乃及体制和法制？这些，都同样需要严格定义与分析之。换言之，如果我们听信类似阿伦特和阿隆一类学者的话，那么，在争夺人民和启发人民这个层面上，极权主义作用的恶，作用的平庸，作用的罪过……是不是永远都是遮蔽性固体而没有伸缩性……他们是合理的现实和现实的合理吗？如何确定这些实物和理性？如何分清是非曲直？乃及政治上的物质与暗物质；对称与非对称……甚至可以关涉到美学和丑学一类问题（类似翁.艾柯一向研究的历史与现实，今天与昨天）—— 一切历史都是今天的历史——其取消历史和时间的关涉又意味何在？这些，也是一道道难题。其中，关于文革指涉的觉醒说，造反说和外围说，莫不与此有关。这里，就书摘式予以简单说明之。

我们来看，阿伦特指涉的人民思想状况和社会情形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基本呈现以下一些特征：阿伦特说

——“巴甫洛夫的狗，降低到最基本的人类样本，一组反映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反应清除和取代，这些就是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模范‘公民’；这种公民如果是在集中营之外制造的，就会不完美了。”（《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下同）

这是一种现实吗？是绝对现实吗？“完全相同”的反映是不是彻底，干净，全部呢？是不是有着不同的某些反映呢？（比如在“道歉”这件事情上，完全不同的反映真的出现了。这是非巴甫洛夫反映。）极权主义国家的未来公民，就真的是在时间完成式中出现的吗？如果这样，那么，潜在的前苏联和前东欧之哈维尔，之瓦文萨，之索尔仁琴……又如何解释呢？换言之，我们看到的那些成千上万的狗，模范公民和完全一样的方式，难道不是涵盖所有道歉平民之群体吗？于是，完全相同——对应于完全不相同？这里的分析是这样的。在毛文革时期，“完全相同”的反映，是占据绝对多数的人群之观点；巴甫洛夫之狗的观点和人民＋毛＝文革的观点不可动摇。但是，在四五运动以后，这个裂隙开始出现。人民开始转移自己的视线从毛游离到周，到邓。于是，在异议人士提出迥然“不同”的观点以后，巴甫洛夫狗效应开始瓦解。一大群自己思考问题、自己回答问题的小圈子开始出现。但是，就像四三派否定了十七年以后，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到否定天堂之路导向地狱的方向之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而更加多数的人，则跟在四人帮倒台以后的皆大欢喜中，认为CP拯救了中国，自此，一切都是以CP为主导，为主干，为选择。这就是新的巴甫洛夫结构之表现，乃至持续发效以至于今。所以，我们挑开的只是阿伦特的一个隙罅，而不是全部。在“道歉”事件之中，这种巴甫洛夫效应同样表现在这些附和权贵虚以为蛇的红卫兵权力论＝道歉权力论（话语新霸权）。在此悖论之中——和他们认为四人帮垮台就是CP新生一类笑话，可以同归一体。因为平庸的恶的政治哲学前提就是在不否定纳粹的基础上给出一些模棱两可和偷梁换柱的“反扑”。这种反扑，实际上已经比较老邓否定文革还要倒退。

——一个反抗暴君者并未失去言论自由，“从理论上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可选择做反对派；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是带来一个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不仅降低到它那最后一种独特的仍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独特的标记，因为它的操作结果属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所共有”。

这个说法的合理性在于，每一个人都会不自由；这个说法的不合理性在于，如果没有一个人去争取这个自由——这个自由本身，不自杀也会死亡——而极权主义社会中，人们正在探索一种自由和一种自杀之间的悲观的和乐观的关系，以求在实现事务的转换过程中，兼顾两头的结局：一头，仍旧是极权主义——而另外一头，业已开始了非极权主义的希望；虽然，没有人知道如何切断这之间的脐带而抛弃极权主义，但是似乎人们在思维上，业已开始切断阿式“无效”和极权“惩罚”（恐惧）？而那些保障在有效范围中的红外围，不愿意待见这一点，她们依旧保持独立和自由无效论。我们可以从三个实例看出这个两端错动论的奥妙。一个是，在七十年代末叶，改革大潮汹涌之际，出现三股势力挑战极权主义。一股势力就是官方势力，这个势力业已不是毛主义风格，而是实用主义之；但是在这股势力的历史根基中，也有施行资本主义的原则和技巧（见延安时期CP关于不施行一党专政和施行资本主义之言论）；于是极权主义开始由他们导致发展成为“后极权主义”（资本加权力）。二一股势力，就是借助CP改革而企图将其引入所谓新威权主义之路的几乎是全部改革派主张。这些人，附会邓的新加坡模式而企图找到一种CP融合资本模式论。（他们被称为新启蒙主义（＝新愚昧主义）之运动的后人、后学——而被许良应等睿智学人所批评和揭露。）三一股势力，就是盲目乐观于整个世界对邓发出微笑的那种局面之人——也就是国人中又是占据绝对多数之平庸恶的承载者（当然，包括那个时期的老美和欧洲人）。这些人群在以后的发展中没有丝毫进步。他们最后伙同宋氏和刘氏（进）一起，制造一种气氛，把一种对于文革批判和解释的权力，也就是歪曲和遮蔽文革真相的权力，以“道歉”之名，加以巴甫洛夫化，让今天的四四派人众匍匐在前，以称其确。这是一个悲剧中的笑话。

——“18世纪《人权宣言》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法律的来源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历史的习俗，而是人。”她解释道，“人权宣言无视历史赐予某些社会阶层或某些民族的特权，显示了人从一切监护下的解放。”  但是，“在此之外，宣言的起草者们并完全意识到另一层含义。宣布人权，同时也意味着新时代里有一种迫切需要的保护，因为个人在这个时代里，不再能安全保有出生时既有的财产，作为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也不再得到肯定。换言之，在新的，世俗化和解放了的社会里，人不再确信这些社会权利和人权，而直到此时，这些权利还是政治秩序之外，不是由政府和宪法来保障，而是由社会的、精神的、宗教的力量来保障。因此在19世纪，一致的意见是，每当个人针对国家的新统治权和新专横而需要保护的时，就必须提出人权。”（这是一个创新的见解：天赋人权变成上帝已死。）

   

  ——她说，“是自己之本，也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之本。另外，没有哪一种具体的法律必然保护他们，因为一切法律都取决于他们。就法律而言，人是其唯一的主人，正如就政府而言人民被宣布为是它唯一的主人一样。人民的主权（有别于君主的统治权）并非上帝恩惠所赐，而是以人的名义宣布的，所以很自然，人‘不可分离’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并且变成人民自治主权中不可分离的部分。”（同上/并参考笔者《阿伦特的大哀赋》）

   

这是三个标准；上帝，人民和个体。所以，结合极权主义体制这三者皆无的状态，人们可以看到同样三个元素在起作用：1，如何看待毛的造神运动对于普遍中国人民的愚弄——她们之中的、66年八一八造神对于宋氏人物的意义和无意义。2，十九世纪极权主义派生物就是无神论；这个无神论是以人俗之中的客理斯玛类型，代替上帝赋予之礼物：客理斯玛——这是一个严重的转折。在此转折中，荒诞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毛之流，更是以亘古未有的个人（“个神”）崇拜代替上帝，宗教，道德（她是先验的），文化（她是传统的）和革命（她是还原于前的，复辟的和历史的价值再造和重复）——而原型客理斯玛－上帝之恩赐，之礼物，之天才，之领袖，和东、西方一直以来的、无论是民主之，还是独裁之领袖，毫无关系。3，平庸的恶，正是因为她们认定人类自选客理斯玛，而不是寻找相应的上帝之选，之民，之才所产生客理斯玛。这样，在此20世纪独有的专制和极权客理斯玛中，迷信和盲目与之的红卫兵及其附庸——也就是平庸之恶的载体顺势而生，延续至今。故此，在此延伸分析中，阿伦特论及的艾希曼之流才被悄然或者显然引入文本。平庸的恶之携带者和人权法案之变异者，成长为双重的、对于人的服从和对于神的抵制，反对与涂炭。而“忏悔”，只能面对上帝——如果忏悔文化已经被消灭，就像上帝已经被消灭，她们的所有忏悔都是没有壁向，龛位，平台，所指和能指的；其为一种世俗的滑稽和形上的虚无。因为，如果没有所有这些宗教铺垫和基础加以支撑，一切人类的，神祗的良知都会对之伸出拒绝之手——就像历史的回顾，只能是传统的接续，而不是任何纳粹和红卫兵文化可以取代的。按照阿伦特的见解，如果“上帝死了”，那么，至少“人民自治主权”还需亡羊补牢地给予宗教缺遗一种必须的补救。（？）这恐怕是最为一般性的结论了。

——原载《北京之春》，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