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纪云：我所了解的赵紫阳

田纪云：我所了解的赵紫阳（上）

田纪云/文

赵紫阳同志已于2005年1月17日与世长辞了。现在许多年轻人不知道赵紫阳其人，更不了解其事。我们这些与紫阳同志一起共过事的人有责任告诉他们赵紫阳同志其人其事。赵紫阳同志是一位老革命，老共产党人。他在1980年9月10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总理，成为继周恩来、华国锋之后的共和国第三任总理。在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赵紫阳

1975年9月中旬，正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紧锣密鼓、精心策划篡党夺权的时候，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当时，我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任财政局副局长（我1961年就任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1965年调中共西南局工作，文革中调到四川省革委会财政局任副局长），省委决定我作为四川省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会议（团长是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王黎之）。

这次会议于9月15日在山西昔阳县开幕，10月19日在北京闭幕。会议开始，由华国锋宣布大会开幕，陈永贵致开幕词。陈永贵在致辞中说：“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以大批促大干”，或曰：“一批二斗三大干”。接着，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针锋相对地说：要学习大寨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就必须结束无政府主义状态，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进行全面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艺等都要整顿，通过整顿把经济搞上去。对那些搞打砸抢的分子，要严肃处理，不听招呼的要调离，还不听再调动，一年调他三百六十次。他还讲了要全面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对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割裂、庸俗化等问题。邓小平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会场内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江青也出席了会议，在邓小平讲话时，她摇头晃脑，神气十足，不时插话，都被邓小平一一驳回。江青对经济问题可以说一窍不通，但却不懂装懂，乱开黄腔，参加会议的人对她的插话，无不暗暗发笑。会上，江青还大谈她一手扶持的天津小靳庄如何人人学写诗、人人能唱样板戏呀，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号召各地学习小靳庄的经验,等等。她还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召集新闻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时，就评《水浒》问题发表两次长篇讲话。她要求在大会上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并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就在全国学大寨会议的前夕，邓小平亲自点名调当时在广东工作的赵紫阳到四川主政，任省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也是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听说，在全国学大寨会议之前，即1975年初邓小平曾到他的家乡四川考察工作，看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穷得叮当响，广大农民饭不饱肚、衣不遮体的惨景，他心寒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四川改变面貌。他思来想去，找谁去四川主政呢？最后他选中了精明强干的赵紫阳。赵紫阳是一位在革命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领导人。他二十岁就在抗日根据地担任县委书记，二十一岁担任地委书记。全国解放后，长期担任省委书记，是当时中国政坛上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他长期主管农村工作，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农村工作专家。这位在全国久负盛名的赵紫阳，在大寨会议结束后，在北京民族饭店的一个会议室接见了四川代表团的部分代表，我也参加了接见。当时，赵还年轻，五十六岁，看上去很精神。在四川代表团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中央决定要赵到四川工作后，请赵紫阳讲话。赵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小本，首先讲了邓小平找他谈话的情况，接着讲了他对治理四川的一些想法，在谈到四川在农村工作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时（大概有人已向他作了介绍），他只讲了一句话：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研究，是可以解决的，不要长期争论不休，久拖不决。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赵紫阳，并且给我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

赵紫阳入川主政

四川在“文革”中是个重灾区。真是“天下未乱蜀先乱”，而且乱得既深且广。十年大动乱的破坏，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使四川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巴蜀大地，广大人民饱受饥饿之苦。197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５０８亿斤；全省粮食平均亩产３２５斤；农民人均收入５３.６元，比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低９.８元；农民人均口粮３６９斤，比全国人均口粮低４０斤。“文革”后期，四川一些地方的农村，谁给一个姑娘几十元钱或一、二百斤粮食，她就嫁给谁。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千疮百孔。1976年全省3000多个县以上工业企业，不仅没有给国家上缴分文，反倒亏损近１亿元。这样的工农业生产，不可能为国家财政提供多少收入，靠中央补贴过日子。大乱中的四川人民渴望大治。

赵紫阳进川后，首先面对的是长期“左”倾路线和“文革”所造成的残局，政治上一片混乱，内战不止，干部队伍阵线不清，人妖颠倒，经济上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赵背后由于有铁腕人物邓小平支持，进川后立即精心部署，大刀阔斧地收拾混乱不堪的局面。他根据邓小平要进行整顿、把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全省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运动，对那些造反派头头，大部分调离机关，下放基层，有刑事犯罪行为的，都依法予以处理。与此同时，他经常轻车简从，深入基层，走乡串户，调查研究，寻求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谋略。当时，我是四川省革委会财政局主事的副局长，经常参加赵紫阳主持的各种会议。从多次接触中，我对赵有这样的印象：有水平，有能力，有干劲，对各种复杂的问题，他能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一语道破；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能与各级干部、群众平等地讨论问题；他思想活跃，不僵化，不固执，从善如流；他决定问题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他定的问题执行中出了毛病，从不责怪下级，勇于承担责任。当时许多负责干部私下议论，邓小平有眼力，把赵紫阳派来四川，巴山蜀水大有希望。但遗憾的是好景不长，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随后，又在全国掀起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在北京发生了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更是达到了高潮。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赵紫阳也成了“四人帮”打击的目标。

1976年2月14日，在“四人帮”召开的各省市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都点名批评赵紫阳大搞复辟倒退，反攻倒算，整造反派，并追查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关系。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被视为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赵紫阳的得力干将，因此成为财政局造反派第一号打倒对象。“打倒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黑干将田纪云”的大标语，贴满机关院内，在大街上亦多处可见。几个造反派头头整天与我纠缠，要我交代这，说明那。他们积极策划召开机关批判大会，批判我的修正主义。当时，我在财政局领导中算得上是少壮派，真正干事的，在群众中人缘也满不错，加之我认定“四人帮”倒行逆施，日子长不了，因此我对那几个造反派头头的攻击陷害，无所畏惧，从未作过检讨，他们积极策划的批判我的大会迟迟未能召开。

历史对热衷于搞阴谋的人是无情的。1976年10月，正当“四人帮”加紧串联，要篡党夺权的时候，一声春雷，从北京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顿时神州大地沸腾，巴山蜀水雀跃，广大人民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样，庆祝人民的胜利，党的新生，国家的新生。

不言而喻，“四人帮”的垮台，就意味着邓小平的东山再起，也意味着赵紫阳的新生。对于“四人帮”垮台的前前后后，邓小平复出的情况，历史的记载够多了，我不打算去记述这方面的情况，我想简述一下赵紫阳在四川的政绩。

一、率先振兴农业

“四人帮”垮台后，赵紫阳精神大振，工作干劲十足。他除了领导批判“四人帮”的政治斗争、整顿干部队伍之外，全神贯注地投入恢复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对四川在农业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例如要不要搞泡冬田，要不要搞双季稻，水利建设是以机电提灌为主，还是以修中小型水库为主的问题，等等，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得出了结论。他认为强迫农民一年种两季水稻再加上一季小麦或油菜的办法不合算。他根据四川春季多雨低温的气候特点和群众的反映，认为在四川除少数地区外，不宜推广双季稻。他说，种双季稻加上种小麦，虽然一年两季变三季，但亩产低，尤其是晚稻，四川霜冻来得早，大多数年份绝收或大幅减产，因此提出“主攻中稻”的方针，一季中稻稳产高产，可拿到800至1000斤，加上一季小麦五、六百斤，每亩拿一千几百斤是可靠的。这就是当时赵紫阳总结的“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的说法，即种三季不如种两季收益高，且成本低。他深入南充等地调查，针对四川伏旱严重的情况，提出这些地区可以及时改种红苕等耐旱作物，同样可以得到好收成。他把这些概括为“水路不通走旱路”。这就推翻了过去四川有的省委负责人把推不推广双季稻视为两条路线问题的观点。关于水利建设，他根据四川山多丘陵多的特点和国家财力的状况，提出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的方针。同时在农村放宽政策，提倡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他的这些主张，得到省委的广泛赞同，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1977年与1976年相比，全省粮食总产量增长10%，仅稻谷就增产１２０亿斤；平均每个社员的口粮增加了６６斤、现金分配增加了9.6元，是近十年未曾有过的新记录。1978年下半年，四川省委又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支持农民采取包干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后来发展到包产到户。接着，在家庭联产承包推广以后，又在广汉向阳公社进行了全国首先撤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为全国范围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吹响了进军号，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这样，四川与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后来在全国传为佳话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即由此而起。

二、探索进行国企改革之路

与此同时，在工业方面他最早带头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子。工业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放权让利，使企业真正成为主体。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工业企业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业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决定选择六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１４项政策和措施，并选择１００个单位作为第一批试点。

当时，我作为四川省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非常赞赏并积极支持赵的改革思路，对省委提出的改革措施以及需要财政上解决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支持。根据省委的指示，先后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如对新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代用品烤酒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如小生铁实行定额补贴，“五小工业”实行利润分成；小水电以电养电等。同时在省委确定的广汉、新都、邛崃三县的农村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进行了县级财政包干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对于四川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服务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四川试点企业效果十分显著，据84户试点工业企业统计，总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润增长幅度分别高于全省平均增长幅度3.01%、6.89%、4.81%。商业系统试点企业商品销售额、利润总额、上缴利润分别高于全省平均增长幅度6.39%、6.69%、4.71%。做到了国家多得、企业多留，国家所得大于企业所留。

四川省10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传遍全国，传到北京。1979年7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成都主持召开了带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康世恩在会上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是一个大政策，势在必行，这样做，解决了目前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会上，除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杜星垣作了报告外，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如何支持工业生产和改革的做法。我说：“实践证明，开辟财源、增加收入，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开大会、发号召、下指标，是不行的；仅仅停留在穿针引线、挂钩搭桥，帮助企业解决产供销中的具体问题，作用也很有限。…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从政策上合理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在保证国家多得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企业财权，才能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增加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某些政策措施，就短期来看，或者就局部来说，是减少收入的因素，但从较长时期来看，就全局来说，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源的增加，最终体现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同样，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时，从表面看是从国家财政收入中让出一块给了企业，但由于调动了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水涨船高’，不仅可以补偿让出的一块，而且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国家财政积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退一步，正是为了进两步。”我强调：“逐步调整国家、企业、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打破‘统收统支’的局面，恢复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应有权益，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见“论开源”一文，原载1980年《经济研究》第7期）这期间，我在全国性刊物和《四川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支持国企改革，阐述财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赵紫阳在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上总结国企改革试点经验时说：“四川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不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商业，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已经迈出了比较大的一步，当然还是初步的。经济开始搞活了，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效果。情况是好的。但在企业扩大自主权、实行市场调节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他指出，这些问题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已经进行的初步改革，同尚未改革的整个经济体制、现行规章制度的矛盾，也就是通过改革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同现在的生产关系中某些方面的矛盾，同上层建筑中某些环节的矛盾。二是企业扩大自主权、经济搞活以后，也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作法，搞歪门邪道。比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弄虚作假，挖国家墙脚，以邻为壑等等。他强调，要使改革健康发展，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和具体指导，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

赵紫阳清醒的认识到，国企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说：“四川的初步改革，就广度来说，是全国最大的，经济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带来很多连锁反应，如果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好，就能为将来大改大革摸索经验，作好准备，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坚定性、坚韧性，要锲而不舍，抓住不放，长期搞下去，但步骤上要稳。”（引文原载1980年4月21日《人民日报》）

四川面貌的迅速变化，引起了怀有深厚故乡情的邓小平的注意。1978年2月，邓小平再次到四川视察，对四川工作评价很高，说赵紫阳在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两年就改变了四川的面貌。在人民群众中普遍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紫阳来了喜洋洋”的佳话。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还说，中国农村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那时候是紫阳同志主持；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群众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对赵紫阳在四川主政时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赵紫阳主政国务院

1980年初，赵紫阳调中央工作。2月23日至29日，在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4月1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他为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成为继周恩来、华国锋之后的第三任总理。

起初邓小平让赵紫阳当总理，赵并不情愿。因为他知道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当总理真可谓难矣。特别是在那时的中国，一个经济落后、文化素质又不高的国家，一个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国家，要当好总理则更为不易。1980年初，当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工作时，他曾到邓小平门上再三陈词，请求不要让他来北京，理由是他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邓小平勉励他说：“在位谋行，担子压上了，在实践中锻炼，会把工作搞好的”。又说他自己做大官（指中央秘书长）的时候才２０多岁，知识也不多，不也干得挺好嘛，关键在善于学习。赵紫阳再不好推辞了，只好走马上任。这一段话是在1983年6月我被任命为副总理以后，向赵紫阳请教时，赵告诉我的。

赵紫阳不辱使命，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

以改革总揽全局

赵紫阳主政国务院时，正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后，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的时期。赵紫阳面临的任务繁重艰巨，他需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中国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为中国人民开辟光明的未来。他在日理万机、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的同时，始终抓住改革这个牛鼻子，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求稳定。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经济特区的建设，沿海地区的开放，整个经济体制，包括计划、财政税收、商品流通、对外贸易、粮油购销、劳动工资制度和物价体系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等等，都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由他精心策划、稳步推行并取得巨大成就的。

就全国而言，1979年至1983年，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同时在部分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以及“利改税”的试点，以调动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到了1984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全面推开，农业生产连年五谷丰登，人民衣食温饱已基本解决，企业扩权试点也取得了可喜成绩，全面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

1984年9月9日，赵紫阳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重大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为：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第二，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的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调整价格体系，涉及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九月十日，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文件批示：“我赞成。”9月13日，陈云复信赵紫阳指出：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他表示完全同意。关于计划体制，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

10月4日，根据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为了适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需要，我国现行计划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搞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的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业、服务业和小商品生产等方面，实行市场调节。《暂行规定》就计划体制改革，包括的生产计划、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利用外资外汇计划、物资分配计划、商业外贸计划、劳动工资计划、文教卫生计划、国民经济的平衡等12个方面做出了规定。

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赵紫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在同时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说：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我是这么个评价。邓小平还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邓小平还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改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

在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国务院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由我分管，我的工作重点也转向了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根据赵紫阳的建议，1985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

对于如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赵紫阳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行动方针（见1985年3月国务院向六届全国人大三大会议的报告）。邓小平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见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的谈话）。

在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真可谓“难于上青天”。建国后几十年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已渗透到各个方面，比如经济形式的单一全民所有制，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对生产资料的统购统配，对财政收支的统收统支，对工业消费品的统购包销，对外贸易的统－经营、统负盈亏，对劳动工资制度以及对物价管理的高度集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等。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了几十年，人们已习以为常，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谁要改变它，就是离经叛道，搞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改革，向商品经济以至市场经济过渡，不仅要触动旧体制，改变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且必须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八十年代，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和巧妙运筹下，冲破重重阻力和难关，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九十年代及以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八十年代，在计划体制上缩小指令性计划、增加指导性计划的同时，先后推出并实施了以下改革措施：１、改革税收制度，即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取消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办法，税后利润归企业，探索国有企业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发展的路子；２、改革与完善财政体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变由中央“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体制，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３、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取消实行多年的主要农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制度，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４、改革蔬菜购销体制，取消由国家统购包销的制度，把蔬菜经营推向市场；５、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变官办为民办；６、改革流通体制，变国家独家经营为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符合商品流向、有利商品经济发展的流通网络；７、改革外贸体制，实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打破长期实行的由国家统负盈亏、大锅饭的外贸经营体制；８、改革工资制度，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打破平均主义；９、改革劳动制度，实行劳动合同制、双向选择和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打破长期实行的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劳动制度；１０、改革物价管理体制，逐步慎重地放开物价，使之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

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由我根据赵紫阳的大思路，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方案后，首先提请赵紫阳主持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论证，如认为可行，即提请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或政治局审议通过，然后再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作出决定颁发文件予以实施。有些重大改革措施，如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劳动工资制度改革、物价改革等，在财经领导小组研究后，赵紫阳还要带上我和有关人员分别向邓、陈汇报，征得他们的同意。有的则在书记处或政治局研究后由代他们参加会议的秘书向他们汇报，然后把他们的意见反馈给中办。

回顾八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进展是顺利的，成功的，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但在决策上存在两大失误：一是1986年把正在进行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国有企业“利改税”重新拉回到企业承包的轨道，使国企改革走了一段弯路。二是1988价格改革“闯关”，导致抢购风波，经济工作被迫转入治理整顿，不仅为一些反对改革的人攻击赵紫阳提供了口实，也是导致1989年学潮的原因之一。当然，价格体系的改革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88年与1984年相比，国家定价的商品由67.5%下降为24.0%，国家指导价由14.4%上升为24.0%，市场调节价由18.1%上升为57.0%，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创造了条件。

田纪云：我所了解的赵紫阳（下）

田纪云/文 

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痛定思痛，深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8月31日政治局通过了这个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现状，指出了现行体制的弊端，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和方针，被称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又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在实际上没有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３３页）。他尖锐的抨击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２９页）。这时的邓小平确已看到了高度集权、个人独裁的弊端，是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1986年6月10日，我陪同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经济情况时，邓小平再次强调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又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我把邓的谈话整理成文，后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此后，邓小平又在多个场合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要赵紫阳先找一些人进行准备。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书记处9、10、11月曾多次开会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2日、9月4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赵紫阳去青岛出差未参加）。在9月2日的会议上我发表了以下意见：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涉及领域比较广泛的问题，现在各方面议论很多，当然大部分意见是善意的，但也不排除有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企图影响我们的改革方向，但作为书记处必须冷静对待，不可操之过急。我认为当前一下子要全面展开是比较困难的，可以先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１、党政职责严格划分，２、政企分开，３、权力下放，４、精简合并政府机构。胡启立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而不是设计一个什么模式，美国的、苏联的或者其他什么的。”在四日的会议上议论了参加政改小组的成员，最后，胡耀邦说：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既存在高度集中，又存在高度分散。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他提出两条建议，一是中央国家机关科以上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二是同意成立一个班子，请紫阳同志挂帅，启立、纪云、兆国同志参加，乔石同志是否参加，再考虑一下。10月6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除了研究十三大报告、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工作外，又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明确由赵紫阳牵头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小组成员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田纪云、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彭冲等四人。根据赵紫阳的提议，决定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胡耀邦说，政治体制改革小组成员是在小平同志那里定的。

根据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指示，赵紫阳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倾注了大量心血。赵紫阳多次邀集一些有关同志研究政改如何起步的问题，并于1986年11月7日召开了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议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１、近期改革目标如何提法，仅讲“制度化”含意不清楚，没有前提；２、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分工？怎样提更确切，党如何实现领导；３、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党政职责如何划分，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干部管理，人事制度等；４、民主法制建设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发表了以下讲话（大意）：１、对我国原来的政治体制的利弊要作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要简单化，一概否定。他说：不能说我国的政治制度只适用于战争年代，不适用于和平环境，只适用于抓阶级斗争，不适用于和平建设，因为事实上这种制度在解放后巳经运行了三十多年，虽然弊端很多，严重影响着社会进步，但它毕竟已存在了几十年，如果根本不适用，它就完全成了人为的东西。现在我们搞改革，深感阻力很大，改起来不那么容易，这也从反面说明现在的制度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２、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还有一个好处，即存长去短，保留长处，克服短处，名符其实的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他说，我们原来政治制度的好处，一是人民意志比较统一，宏观决策快，二是分配比较平均，就业面广。缺点是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不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３、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理顺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重点要解决好党与政府、人大、政协之间的关系，防止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或一个人手里。要研究最后达到什么目标，在我国不可能搞三权鼎立的制度，党政分开，只能通过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去实现。当然，一元化领导不能层层逻辑到基层，支部书记也是一元化领导。要研究过渡的办法，没有过渡办法，目标也难达到。赵紫阳的讲话，可以说是他当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在11月6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向书记处汇报了政改研讨小组会议的情况，得到书记处的认同。此后，在赵紫阳的主持下，政治体制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进行了大量工作，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期设想和近期目标。近期目标和措施大部分被吸纳到赵紫阳在1987年召开党的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从而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现在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开拓精神和民主政治色彩的一份政治改革宣言，报告中提出的政改方案至今仍然是正确的，也是符合邓小平理论的。

组织实施沿海发展战略

早在1979年7月，中央就确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些决策的目的是充分发挥侨乡和沿海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人才和资金，发展对外贸易，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和发展。1984年和1985年，在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和开辟四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强调，沿海开放地带应当面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的出口，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引进来，加以消化、吸收、创新，向内地转移，成为对外辐射和对内辐射的两个扇面的枢纽。1988年4月，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海南岛为海南特区。实行比其他经济特区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体制和政策，授权海南省更大的自主权。此后又明确提出，沿海开放地带特别是沿海各大开放城市，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转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上来。

赵紫阳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经济家,他的思想如流水一般,不停地流动，不停地运转。他对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事业无限热心，无限忠诚。他朝思暮想的是如何使中华民族尽快富裕起来，强大起来。他工作深入，作风扎实，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养成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作风。1987年他走遍沿海各地，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沿海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他的主导思想是，沿海地区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加上内地资源的支持，完全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依靠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经济，这样既可以促进沿海地区的发展，又有利于让出国内市场给内地，带动内陆地区的加快发展。他对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依据和方针政策措施作了详细论证。赵紫阳认为，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为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国沿海一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以此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个战略设想，有这么几个要点：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经济贸易活动，是在国际之间进行交换。我国最丰富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沿海地区劳动力充裕，素质较高，费用也低，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扩大这类产品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用大量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因陋就简生产，容易起步，适合我国沿海许多地区的情况。发展“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实际上也是发展以产品为载体的劳务出口。

（二）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来源和产品销售主要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三）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外债不是一点不能借，但重点决不能放在举借外债上。从前段实际情况看，借外债自己办企业，特别是办大型企业，多数效果不佳，建厂周期长，产品销不到国际市场上去，还债能力差，往往使我们背上包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办“三资企业”，就使外商和我方有了共同利益，外商不仅可以带来资金，还会带来技术，带来管理经验，带来销售网络，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主要措施是：

1、在广东、闽南三角地区和海南岛进行全面开放试点。广东、福建两省，过去九年在对外经济方面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成绩显著，经济搞得较活，发展速度很快。中央决定，两省继续先行一步，实行全面综合改革和扩大开放，对金融体制、外贸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科技教育体制、房地产经营体制、计划体制及人事、劳动和工资制度等都要深化改革，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争取在三五年内建立起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体制框架。海南岛现在的经济基础很薄弱，建省后将确定为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现在的经济特区更放宽、更灵活的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加快开发建设的步伐，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外向型经济。

2、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1985年初，己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9个市49个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7年底国务院又批准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这两片由原来的“小三角”扩大为“大三角”，新增两市46县。现在准备把长江三角洲这一片开放区扩大到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绍兴；把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一些市县和沿海开放城市所辖县，都划定为经济开放区。这样一来，我国沿海从南到北将形成有32万平方公里土地，1亿6千万人口的连片对外开放前沿地带。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给经济开放区的政策主要是：5年内进口技术改造用的设备免征关税；对外商投资企业按八折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些地区的开放，国家基本不增加财政、信贷、外汇负担。

3、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几年来，我国外贸体制虽然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改革，但基本上没有触动长期存在的外贸企业吃中央“大锅饭”的弊端，没有迈出实质性、突破性的改革步伐。这次外贸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地方政府向国家承包出口创汇任务和上交外汇额度，财政对外贸的补贴，实行自负盈亏，超额创汇实行中央与地方二八分成，从而推动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的承包，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问题。这是我国外贸体制一次大的带有实质性和突破性的改革。这次外贸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还有一句话，就是“统一对外”。这里面关键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要把责、权、利统一起来，促进工贸、技贸结合，推行代理制，把竞争机制引入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使企业直接面向国际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这样做，有利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于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随后召开全国省长会议，专门就对外贸易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部署。大家一致认为，改革的方向对头，目标明确，措施可行，表示一定要把这项改革搞好。

4、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当时我国投资的环境还不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办事效率低，经济法规不健全。十三大提出，要“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这是我们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目标，完全做到需要有个过程。目前要重点抓好国务院公布的“二十二条”及其实施细则的落实，切实解决已投资营业企业存在的困难，使其能够取得好的效益。

此外，为了适应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大进大出、随时进随时出的需要，决定对现行的有关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清理。适合的继续执行，不适合的或加以修订，或予以废止，同时制订一些新的章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多次讨论，大家一致赞同这一战略设想，认为这一战略设想的实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听了这一战略设想汇报后非常兴奋，当即表态，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胆地干。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小平同志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中央、国务院领导也一致表示拥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讨论多次，大家一致赞同这个战略设想，认为这一战略设想的实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把沿海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加以部署。３月４日，国务院在上海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对贯彻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作了具体部署。我在会议讲话中指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养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这是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根据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经国务院批准，新划入沿海经济开发区的有１４０个市、县，包括南京、杭州、沈阳等省会城市。

1988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时又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为了抓紧组织实施赵紫阳提出的、党中央决定的沿海发展战略，1988年3月8日，我在上海主持召开沿海地区开放工作会议，对如何具体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现在回头看，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大大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对中西部的发展起了火车头的作用。

另外，令人敬佩的是，赵紫阳在主政国务院期间，一直保持着着战争年代养成的那种艰苦朴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传统作风。在国务院工作的十多年中，我多次陪同赵紫阳同志到各地调研。那时，领导同志出去很严格，到各地调研，轻车简从，往往都是坐在一辆面包车上，和大家一起交谈，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从不搞假现场，从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1983年，赵紫阳、胡启立和我一起到新疆调查，在牧民帐篷里，和维族、哈萨克族的牧民亲切交谈，一起跳舞，到中午一起喝马奶、吃羊肉，各族人民十分高兴。在喀什期间，还和群众一起赶“巴扎”，没有戒严，没有清场，气氛十分祥和。1986年春节，我陪赵紫阳走遍海南调查研究，到黎族同胞聚居的通什一起过节。即使出国访问，也是尽量精简人员，不讲排场，节约开支。据我所知，赵紫阳总理一九八五年出席联合国四十周年庆典，只带了少数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吃住都在我住驻纽约代表处；会见各国政要都是在联合国大厅里找个房间进行的，不住高级宾馆。时时处处保持本色，令人难忘。

在机关工作作风上，要求工作人员高度负责、一丝不苟，善于同各方面协商办事。国务院工作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协调任务很重。有些难度大、涉及面广的问题，往往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办法。比如有一次为解决好一个省大批下放人员安置问题，我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带领有关人员去现场办公，参加省委会议，统一认识，研究可行办法，得到了妥善解决，并对当时存在类似问题的省市，提供了思路和解决的办法，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赵紫阳在主政国务院期间，日以继夜，忘我工作，充分表现了他为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躬尽粹、高度负责的精神风尚，充分显示了他的治国本领。赵紫阳治国所倚仗的不是资格，不是后台，而是才干。他的决策不是来自主观臆想，而是来自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来自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他指导工作的方针不是靠行政命令、以势压人，而是靠正确的政策，以理服人。因此人们亲切地称赵紫阳为“庶民总理”。

实践证明，赵紫阳没有辜负人民的重托，他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在胡耀邦、万里等人的支持和协助下，大刀阔斧，纵横捭阖，有勇有谋，敢于碰硬，敢于挑战，不仅开创了人中国政局的新局面，而且以快速的步伐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轨道，制定并大力组织实施改革开放的兰图，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赵紫阳在党的十三大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后，于1987年11月28日最后一次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会议。会议在对当前工作做了研究部署后，赵作了简短讲话，要点是：1、我已辞去总理职务，人大常委会已批准李鹏同志任代总理。2、今后国务院的任务很重，李鹏同志是能胜任国务院工作的，国务院的同志要通力合作，团结一致，做好工作。3、国务院的工作千头万绪，但要以改革统揽全局，有些同志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移。“七五”期间一定要把改革放在首位。只有抓改革，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只有使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把握方向。不能把改革同一般工作平摆起来。4、要坚持改革，就必须有一种勇气，敢于冒点风险，及时做出决断。在改革的问题上，既不能操切从事，也不能久拖不决。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审时度势，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知难而进。

赵的简短讲话语重心长，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他对改革的热切期望，也流露出他的某些担心。

在赵讲完话后，万里讲了两句话，他说：“紫阳同志是有政绩的总理，合格的总理，希望后任者也像紫阳同志一样做一个合格的总理。”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1987年初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以后，有人企图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机，整肃一大批坚持改革开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改变改革的方向。赵紫阳挺身而出，顶住了这股恶浪。他在1987年1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念，他说，一个中心即邓小平同志经常强调的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二者缺一不可（上述概念在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被正式上升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于正在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提出了“四个不变”和“四个不要”的方针，“四个不变”是：全面改革的方针不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不变，现行城乡政策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不变。“四个不要”是：不要层层点名，不要层层抓代理人，不要对经济理论中的不同意见进行批判，不要在农村反自由化。他在一月中旬召开的省长会议总结讲话时又详细阐述了这些方针，从而不仅拨正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向，保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而且保护了一大批具有改革意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创造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

邓胡赵时期

我要首先指出的是，从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是中国开国以来真正专心致志地搞经济建设，对内对外实行改革开放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国力大增强，人民生活大改善，全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国泰民安。人们称这个时期为邓、胡、赵体制的时期。所谓邓、胡、赵体制，不论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时，还是赵紫阳任总书记时，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领袖是邓小平，他是“核心”的核心。

根据我近十年近距离的观察，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他们虽然性格不同，作风各异，但他们政治观点一致，大思路相同，工作配合默契。胡耀邦心胸坦荡，无私无畏，擅长政治思想工作；赵紫阳为人持重厚道，光明磊落，是中国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我多次听赵紫阳对我说：“现在当总书记的人选，在六十多岁的人中，只有耀邦同志最合适。”直到1986年末，他仍然坚持这个看法。此二人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真可谓邓小平的左膀右臂。这个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为后盾，真正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体制，一度所向披靡，铸就了改革开放的大业。正是在这个时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普及，并不断深化完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开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据我所知，胡、赵个人关系也十分融洽，在赵调来北京工作时，胡与赵通电话时开玩笑地说：你来北京后可要把成都的房子交了呀，不要保留两处住房哟。赵说：放心吧，谢谢您的提醒。1986年，在赵得知小平同志对胡有些看法时，他劝耀邦同志主动找小平同志谈谈，沟通思想，解除误会。胡、赵在工作上互相尊重，胡多次说过：紫阳在经济工作方面是内行，在经济工作上多由赵做主。

顺便说一下，赵紫阳为人正派，从不拉小圈子。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十四年，特别是在国务院工作期间，那时，我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我又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经常向他单独汇报工作，也多次陪同他去外地考察工作，但他从来没有单独请我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杯酒，真乃“君子之交淡如水”。党十三大后，薄老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在谈到你的问题时，紫阳从来不说话。”（我想，大概是因为都在四川工作过，为了避嫌吧）。外界传说，赵紫阳曾提名我做总理，纯属误传，没有这回事。另外，据我所知，赵紫阳另一特点是，不论人前面后，从不说别人坏话，即使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他也不在背后说短论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大传统美德。

我在赵紫阳领导下工作了十四年，亲身体会到赵紫阳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以及他的非凡智慧和治国才干，也亲身参与了他所领导和推动的改革开放大业，所受教诲终生难忘。

现在，他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所立下的赫赫功勋，他高尚的人品、优良的作风、超人的才华将与世长存，永载史册！

写于2005年1月

——《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