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读到郭选年先生的《铁笔点春秋》和《续铁笔点春秋》，深为他的见识和胆略所叹服。在这两本大作里，他铁笔纵横，汪洋恣肆，对许多时政陋习和社会问题，提出尖锐的分析和批评，其中不乏独到的深刻见解。这些具有浓厚的批判意识和建设意义的思想观点，是以他对当代社会性质的准确理解为基础的。他在《续铁笔点春秋》的序言里认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坎坷徘回，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忽视了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在不具备经济基础的条件下要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催生社会主义，不可能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专制社会”。这是他对社会各领域普遍存在的封建专制主义现象进行深入观察与思考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他所写大量文章的立论基础。已经出版的两部《铁笔点春秋》，针对的是时事政治和社会现象；最近即将出版的《拨开迷雾 石破天惊》，针对的则是现当代的诸多历史迷雾。无论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郭选年的笔触都是以当代社会的封建性专制性为立足点的。
（一）“七不讲”和历史虚无主义
六十多年来，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现当代部分，都被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一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历史记录。在这些历史教科书和历史著作里，不仅是对历史的描述，而且历史事实本身，都有大量溢美掩丑的现象。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和西学东来的高潮，为人们提供了全面反思历史的条件，但是，一方面，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压抑之后，知识分子普遍热衷于向前看的社会前景，注意力集中在探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另一方面，共产党禁止媒体书报揭露和批判党在历史上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的错误。所以，整个社会舆论专门揭露、讨论当代历史疑点的论著不多。8964之后，体制内外许多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遭到清查整肃，社会上万马齐喑，一家独鸣。知识分子在经过短暂的阵痛之后，有的远离政治，或埋头业务，或下海经商；有的通过进一步的反思和探讨，对历史和社会发展前途产生了新的理论认知；有的潜心于对现当代历史真相的发掘和收集整理，于是开始有了一些揭露历史真相、探讨历史教训的研究成果，或在《炎黄春秋》、《东方》、《百年潮》等刊物上发表，或以口头文学、回忆录、理论专著等形式，送到香港出版。进入新世纪后，这些通过反思感悟和梳理历史事实所获得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新成果，陆续涌入社会。特别是借助于互联网，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和许多长期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得到广泛的传播，动摇着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历史合法性，这才出现了“七不讲”，其中包括不许讲共产党在历史上的错误。“七不讲”是典型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方式，它鲜明地表现出执政当局的无能和无奈。
共产党在历史上的错误被列进“七不讲”，意味着对现有历史课本的那些溢美掩丑现象，不但不许纠正更改，而且连评论探讨都要禁止。如果你想探讨历史疑点，揭示历史真相，那就给你加上“历史虚无主义”的罪名！“七不讲”宣布之后，官方报刊网站上发布了不少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洋洋大观，颇堪玩味。
有一篇题为《详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文章说：“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呢？一般来说，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对民族的文化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在这个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定义里，包藏着掩盖历史真相的祸心。问题在于，对那些虚假的、伪造的历史，为什么不能“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呢？探讨历史的真伪、揭露假象，正是我们应取的历史主义态度。
我们通常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因为历史事实和它的经验教训，可以成为我们今后为人处事的警示。但前提是这面镜子必须是干净的，才能如实照出镜前形象；如果镜面被涂上许多肮脏的污垢，并且布满裂纹，照出来的只能是残缺不全、扭曲变形的形象，而照不出真实的本来面目。溢美掩丑的历史，就像涂上许多污垢的镜子，必须擦去这些污垢，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才能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现有历史中的许多漏洞百出的问题，不许质疑，不许否定，不许揭露真相，不许据实论事，把编造的虚假历史强加于人，定于一尊，这难道不也是历史虚无主义吗？
历史虚无主义是非历史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包括两个层次的涵义，一是对历史本身的否定，表现为抹杀、掩盖、淡化历史事实，或以虚构的假象伪造历史；二是对历史事实，作出违背事件性质和历史逻辑的论断。前者存在着真实和虚无的差异，后者则有主义与邪说的区别。探讨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为了求实祛虚，求真辟邪，抹去镜面上的污垢，以求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貌。
郭选年的《拨开迷雾 石破天惊》，就是一部求实祛虚、求真辟邪的著作。他针对我国现当代历史上的许多关节和疑点，搜索了大量资料，在探求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对历史作出自己的评价。尽管其中有些史实还需要进一步求证，有些见解不一定恰当，还可以商榷，但这种求实求真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我国现当代历史上确实有不少虚假不实的记载和论说，经过几十年的宣传灌输，这些虚无不实的历史和相应的论说，都已经深入人心，极大地阻碍了人们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与进步。因此，如何恢复历史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显得十分必要，十分迫切。这本来应该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由于当局严格限制探讨历史上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功罪评说，绝对不容民间染指。因此，恢复历史原貌、如实总结经验教训的文章和著作就很难面世。尽管如此，历史却不依当权者的意旨而开辟着自己的道路，揭露历史真相、评说历史真理的文章和专著不绝如缕，许多作者冒着被查被禁被批判被迫害的风险，把自己思考研究的成果，陆续推向社会。郭选年的这部著作，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版的。
（二）历史的虚无和虚无的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一层涵义，我把它概括为“历史的虚无和虚无的历史”，前者意味着历史真相被“虚无”或淡化掉了；后者指的是以虚构的假象充当历史的真实。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上，被虚无淡化的史实，最典型的大概要算是反“AB团”和“富田事变”了。这是毛泽东制造的一个党内军内的大冤案，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AB团是国民党右派1926年冬在南昌成立的反共组织，只存在了几个月，1927年4月就已经解体。毛泽东却在1930年10月14日向中央的报告里说，“在占领吉安时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AB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都是AB团分子。”就以这个不明不白的情报为依据，毛泽东先后在红一方面军和赣西南的党政军机关中开展肃反运动。据江西省委党校戴向青、罗惠兰所著《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记载，红四军共抓了1400多名AB团分子，杀了几十个“总团长”，有的老人回忆，当时红四军驻地黄陂沙滩上尸横遍地，水都染红了。萧克说：“总计四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当时四军总数七千多人，所打的AB团相当于全军的五分之一。”赣西南的反AB团更为惨烈。毛泽东派亲信李韶九主持赣西南党政机关和红二十军的肃反，抓捕了大量领导干部。20军174团政委刘敌愤而在驻地富田率部抗争，救出被捕人员，并发布文告，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是为“富田事变”。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获悉“富田事变”后派项英到苏区，以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处理这一事件。项英采取内部处理的方针，一方面批评富田事变是重大错误，同时也批评反AB团中的刑讯逼供。不料当时正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却认为“富田事变的本质是反革命”，“毛泽东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迫使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并以毛泽东取代项英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于是，江西苏区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肃反高潮，与富田事变有关的人员及赣西南的大量干部都被杀害。1931年7月，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被以开会整编的名义诱骗到于都县平头寨，缴械关押后，从军长、军政委到排长600余人，全部遭到残酷屠杀，仅有二人幸免。
在江西苏区肃反的影响下，其他根据地也开展了反AB团的残酷斗争。据《百年潮》2000年第一期一篇文章记载，“短短几年间，共处决了七万多名‘AB团’、二万多名‘改组派’和6200多名‘社会民主党’”。各地党政军的知识分子干部，大部分都惨遭杀害。
共产党历史上的这么重大的事件，本应认真清算总结。却因为这个大冤案的主要责任人是毛泽东，长期成为禁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中央曾组织以冯文彬为首的调查组，对反AB团和富田事变进行专题调查，后又由中组部长陈野苹组织核查组核查。调查和核查的报告已经查清事实，几万被杀者没有一个是AB团成员。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反AB团是“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的干部”，“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但同时又强调“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党和红军坚持肃反斗争是必要的。”只是由于缺乏经验，政策不完善，以致“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就严重地发展起来，造成了极其痛心的损失。”请看，最后没有查出一个真正的敌人，却依然坚持肃反是必要的，只是严重地扩大化了。一方面把历史事实本身虚化淡化，另一方面把违反事实的结论强加于历史，这种历史的虚无，不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吗？
虚无的历史可以西路军的失败为典型。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五军、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西渡黄河，准备夺取宁夏，打通与苏联的联系。11月初因形势变化，夺取宁夏计划被迫放弃。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河西部队为西路军，继续西进。但在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剿下，敌众我寡，孤军奋战，两万余指战员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据西路军幸存的领导人李先念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记述，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任务不定，变化多端，西路军每步行动，都要请示报告，指挥员没有临场机动专断的权力。这说明失败的责任在于中央和军委。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却说：“为敌人吓到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里还说：“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历史事实就这样为虚构的谎言所代替。多年来，这个虚无的历史一直是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论。直到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才承认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西渡黄河和建立西路军，都是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行事的。但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却讳莫如深，不着一词。这个历史问题的内核，依然被“虚无”着。
（三）虚无的主义和主义的虚无
我在这里把关于历史问题的论说、评价、判断、结论等等戏称为“主义”，是从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着眼的。虚无的主义指的是同历史事实相反或强加于历史的评价和结论，主义的虚无则是指正确的评价和结论却被虚无掉了。前述反AB团和西路军两大历史事件，都存在着虚无的主义和主义的虚无，但最典型的要算是共产党历史上两个最具权威性的历史决议——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产生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造神运动的重大里程碑。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记载，“《决议》的起草从头到尾是毛主席主持的，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是他的。所以后来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这个决议里，既有如实的历史叙述，也有不少历史的虚无和虚无的历史。为了树立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决议既夸大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的错误，又突出毛泽东个人在那一段历史上的作用（胡乔木在九十年代就承认这个决议“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而像反AB团和西路军这样一些由毛泽东一手造成、给共产党带来巨大损失的历史灾难，却一个字也不提。正是循着这样的逻辑格局，决议制造了对毛泽东的神化。
在这个决议里，历史的虚无和虚无的主义鲜明地表现在关于遵义会议的记载和评价上。请看：“红军长征开始后，……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长期以来，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著作和文字都是按照这个口径立论的。其实，这都是一些虚无的谎言，都是为突出并神化毛泽东服务的。所谓“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是为后面的谎言作铺垫的，完全不是事实。《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里说：“长征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他是闲人”，因为“他原来担任的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被撤销”。一个在长征前领导职务被撤的“闲人”，长征后怎么有可能把广大干部和党员团结起来呢？但没有这个谎言，后面的谎言就无法成立了。正因为广大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所以他才能领导遵义会议，并成为中央新领导的“为首”者，才有“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断语。
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遵义会议的记载，主要是在调和谎言和事实之间的矛盾，在“团结起来”的问题上，说是“毛泽东在长征行军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和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这个不同于《决议》的叙述，基本上是符合于事实的。遵义会议的召开，上卷说是“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说会议是“毛泽东所领导”了，但把毛泽东列在参加会议人员的首位，说会议的决议，是“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的，“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等等，依然没有摆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窠臼。
何方在2005年出版的《党史笔记》，有两篇专门介绍和论述遵义会议的长文，共约五万多字，对有关遵义会议的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揭穿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谎言。他否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的传统说法，指出：“根据现有材料，大概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就对军队的领导而言，1985年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明确地记载着：“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后成立的军事三人小组，组长是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是组员。直到这一年的8月，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因周恩来病重，张闻天建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成为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上的一篇文章就直言：从1934年12月的黎平会议到沙窝会议的8个月里，“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
就对全党的领导而言，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会议，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前，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并主持的。据有人统计，前后多达137次。如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的几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都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由他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或结论，起草会议决议。在党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会议讨论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洛川会议（1937年8月，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都由张闻天作报告和结论。这个时期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进行联系，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答复地方党组织的请示汇报，也都由张闻天出面。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任命，如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前敌总指挥，长征途中由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陕北后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为主席等，都是张闻天提议后经有关会议讨论决定的。所以何方说：“至少1938年前，在政治上还不能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8年9月，王稼祥从苏联回来，向政治局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接着举行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才改变了党中央的领导格局。在此以前，政治局会议一般都在张闻天的家里举行，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也比较尊重。据何方在《党史笔记》里记叙，毛泽东“到陕北后常对人说，洛甫（即张闻天）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有时也说成‘有道明君’或‘明君’）。因而刘英就被称为‘娘娘’。他因管军事，又自封为‘毛大帅’。于是‘明君’、‘娘娘’、‘大帅’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从毛泽东的戏言里，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虽然名义上还是总书记，但由于他为人谦抑，自动退居毛后，毛泽东才成为实际上的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中央的一些会议也改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了。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里，最突出的“虚无的主义”和“主义的虚无”，是关于反右运动的论述：一九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经过30年，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不但重复这个谰言，而且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坚决予以反击”的过程，以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决议和党史二卷关于反右运动的描绘，是典型的“虚无的历史”。所谓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谎言，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个“右派分子”有这样的言论与行动。在这个虚构历史的基础上，建立起虚无的主义：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就抹杀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把55万多（一说三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贱民、使数以万计的右派分子在劳教营里饿死、冻死、被打死的严重罪行。
我曾经多次指出，我国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基本矛盾，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反右运动正是这个矛盾尖锐化的反映。以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界，此前以广大群众通过批评建议的形式，揭露共产党领导的工作中的某些弊端为主要内容，反映了争民主、反专制的本质要求。尽管当时只有少数青年学生自觉地提出民主自由的口号，批判现行制度的专制实质，绝大多数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言论的民主性质。但既然他们批评的矛头指向专制制度的弊病，那么，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他们就站在了民主的一边。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专制一方占尽了优势，“六八社论”一发表就把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转化为对敌斗争的反右运动。所以，反右运动的实质是代表专制制度的权贵官僚对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而在官方的舆论和许多文痞的文章里，至今仍在重复“决议”的谎言和滥调，却把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的实质“虚无”掉了。
主义的虚无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对毛泽东的专制主义本质的虚化淡化上。前面提到的反AB团和西路军的问题，主要责任者都是毛泽东，都是他为了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而消灭异己的阴谋活动，可是党史在这些问题上却丝毫也不涉及他的错误和罪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虽然承认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但又说反右运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结论多么荒唐！究竟是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还是他利用反革命集团？江青在被审判时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事实非常清楚，毛泽东不但利用这个反革命集团，而且他自己就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是罪恶滔天的文化大革命的头号罪犯。从反右派、反右倾到文化大革命，都充分暴露出毛泽东处心积虑地巩固独裁统治的专制主义本质。遗憾的是，直到今天，颂毛的红歌到处吟唱，评毛批毛却依然是个禁区。“七不讲”中的不讲共产党的历史错误，实际上是不许讲毛泽东的错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掩盖了毛的专制主义，也就维护了、虚无了现在继续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
（四）简短的结语：让历史回归真实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取代中国现当代史的中共党史，存在着太多的历史虚无主义迷雾。历史贵真实。真实是历史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我国历史的优良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已经传诵千古，这是我们应该继承的文化遗产。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也有权利追求历史真实，克服历史的虚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抛弃虚无的历史。郭选年的《拨开迷雾 石破天惊》就是一本旨在求真求实的著作。他书中关于毛泽东的大量史实和评论，对于许多至今仍然把毛泽东奉为“大救星”的毛粉和毛左派，是非常有力的当头棒喝。当然，由于他长期从事技术工作，个人认知有限，不论在史实的是非判断上，还是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上，都会有所不足，但这种历史责任感和大无畏的勇气是很值得发扬的。
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存在着太多的疑点，迷雾重重，要拨开迷雾，需要有更多的朋友起而探求、评议、争论，通过广泛的、深入的切磋研讨，让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大白于天下，才能从中取得有益的经验教训，克服历史虚无主义。那些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无聊文人，舞文弄墨，媚上惑众，以虚无的历史假象来掩盖历史真相。他们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
2014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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