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陈平 |
【提要：“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出现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此后二百年，是“公共知识分子”左翼创造“主义政治”的历史。他们从书斋观念走向街头政治，再从街头政治走向暴力革命，先是席卷世界，后被世界席卷。有些人生前已经醒悟，有些人尚未醒悟，就被推上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主义政治”之祭台。这些人中我们熟悉的有：法国罗伯斯比尔，俄国布哈林，中国陈独秀。知识分子创造的“主义政治”，是此岸世俗形态的救赎政治，却比他们的前人——中世纪神父创造的彼岸形态救赎政治，更极端，但也更残酷。因此，仅仅称二十世纪的历史为“极端年代”，显然不够。“极端”在哪里？除了人类在其他世纪反复出现的冷酷自残，本世纪的特有极端是“热祸”，不将这一世纪命名“热祸年代”，也应命名为“中世纪回流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刷新了此前人类自相残杀的悲惨纪录，这一纪录很快被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主义政治”刷新：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屠城记录200万，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饿死无辜农民，仅官方记录即为2000万以上。这就揭示了百年历史中最为吊诡的底页——给穷人造成最大灾祸的，并不是其他，竟然是来自知识分子“为穷人的主义”，这是“热祸”之一；更为意外的是，造成如此“热祸”，与其说来自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卑下部分，不如说来自现代神父的高端动机，宁可信其救世情切，不必责其道德卑污。倘停留于道义谴责，则是思想懒惰，“热祸”一定会乘同胞们思想懒惰，一来再来。 ”】
在马来西亚，我见到了久想见面的一群马共游击队老战士。座谈中，目睹这些昔日在丛林里昼伏夜出的军医、冲锋枪手，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暴戾之气，不禁暗暗称奇。只是问及如何看待中国的文革和改革时，他们有所回避，反复说：“我们怀念毛主席，他是真正国际主义者，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而他们自己跨着尼康相机而来，坐着轿车而去，举手投足，已经完全融入现代社会，只是精神活力已经定格在那个“难忘的年代”了。
我之所以想见一见这群现代社会里的特殊公民，原因有二。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所有外来信息被封闭，用收音机接收境外广播，一“听”就犯法，以“耳”治罪。唯一的例外，是“马来亚革命之声”，不受任何干扰，清晰可闻，女播音员普通话字正腔圆，高亢清脆，可以与北京官方任何女播音员媲美。后来才知道，这是设立在中国内地的“外台”，受文革当局刻意保护，而那位女播音员，恰恰是在北京长达28年的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夫人。“马来亚革命之声”也已经定格为我少年时代的背景之一，四十年过去了，这些老战士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活得好吗？
第二个原因是马共历史特殊的悲剧性。在东南亚武装革命中，它坚持的时间最长，长达41年，最后竟然在1989年与政府签约，和平解散。国际社会一直流传一个神秘的故事：马共总书记曾经是一个三重国际间谍，那间谍还是一个越南与中国的混血儿，此事之离奇，超过詹斯邦007连续剧的想象，在长达150年的国际共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此次实地探访，我也是带着这一疑问而来，大致理清了这一事件来龙去脉。
莱特，1900年出生于越南。原本是法国人在越南的间谍，但是因为身份暴露，而被法国人「拱手」送给英国人。从1934年到1947年是英国间谍，被英国情报当局安排进马共卧底，因雄辩滔滔，熟悉马列经典，谎称是共产国际代表，在马共党内赢得「马来亚的列宁」之美誉。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之后，逮捕了莱特，发觉他有利用价值，因此没有杀他，而要他继续潜伏在马共，为日军提供情报。
莱特1937年至1945年任马共总书记，长达八年之久！1942年莱特策划了全马高级干部在雪兰莪的黑风洞开会，然后通知日军围剿。两千名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以炮火猛烈攻击。马共领袖们且战且退，最终还是死了18人。日军将他们的头颅割下，在吉隆坡街头示众。
被莱特出卖而殉难的马共高级干部，共约100人。在这之中，甚至包括他本身的得力助手郑声烈（亚宁），终年仅25岁。而莱特当时是44岁。以一个中年「长者」来陷害自己的年轻助手，何其残忍！
莱特对马共事业的最大破坏，是1945年8月15日军投降、英军9月底登陆，在这一政权真空时期，马共拥有当时国内最大的武装力量，游击队超过一万人，而且已经控制了部分地方政权，莱特居然能以共产国际的指示诱骗马共，不去建立全国政权，坐失大好时机。
1946年，泰共和印尼共产党领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新、马地区。在此之前，莱特口口声声说他是共产国际派来马来亚的代表，结果一碰面，莱特的马脚露了出来。1947年3月马共召开中委会议，以证实莱特身份，真假国际代表可以各执一词，对面对质，使真相水落石出。但是，莱特事先知道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所以在会前已经潜逃。马共中委等了许久，仍然盼不到这个平素以列宁式的准时而要求党内同人的“总书记”，最终委任陈平接任总书记，并授权他调查莱特事件。
陈平花了一年时间，提呈了一份有关莱特问题的报告，证实莱特确实是一个法—英—日—英多重间谍，日本投降后，重投英国政治部。这份文件指出莱特从来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也不是越南共产党的中坚份子。他从来没有获得越共或中共授权进行任何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国际接触。调查报告也揭露莱特在日据时代私吞了29万元日币，170枚金盾和23万两黄金。在战后，他挪用了13万新加坡币。1947年之后，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莱特的行迹和生死。即使后来他重新归属的英国情报机关，也无法联络到他，只能假定他已经遇害。
这个谜底，直到1998年马共总书记陈平在泰南边境秘密接受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报纸《星洲日报》专访，才透露莱特已经被被杀。莱特从马共出走后，去香港、泰国寻找中共、泰共和越共，企图重施故技，东山再起。1947年8、9月间，几位「中共海外支部」的华侨党员（一说是泰国共产党人），在曼谷街头偶然撞上了莱特。莱特试图挣扎逃脱，街头撕扯中，这些中共华侨党员怕他喊出声来，竟意外地把莱特掐死！
陈平本身对莱特这个人也存在着许多不解：为什么英军在日军攻势下败退时，不带走莱特以保护他的个人安全？为什么莱特在身份败露潜逃后，不寻求英国当局的保护？随着莱特的「意外丧生」，这个谜团也许永远也没有人能解开了。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马共历史长达50年，最后不得不在1989年解甲归田。即使不出现莱特，这一结局是否就能改写呢？
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冲击，殖民体系崩溃，新兴国家涌现。十月革命崛起苏俄帝国，以红色意识形态改造世界，又迅速冲击这些新兴民族的稚嫩独立。如果说，四百年前欧洲殖民者西来，是第一次改写苏伊士运河以东各民族历史，那么此时红色帝国意识形态扩张，则是第二次改写这些民族的历史。除新加坡罕见特例，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在独立之后出现两种前途：不是陷于“种族政治”，就是陷于“主义政治”。
所谓“种族政治”，是指宗主国或其他外来力量撤离，内部被压抑的种族矛盾迅速上升，该地区现代自组织能力发育滞后，青黄不接，秩序失控，迅速陷入种族仇杀，甚至与邻国发生种族纠纷，恶化为地区性种族战争。从六十年代亚非拉美的种族冲突，到刚刚平息的南斯拉夫种族屠杀，能看出这一来龙去脉。甚至今日恐怖主义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产生于此“种族政治”的后期流毒。
所谓“主义政治”，则在内部种族压力较弱地区发生，大多发生于新兴国家的知识层，他们接受苏俄意识形态狂热，强化阶级斗争，否定传统社会以及市场机制，推行计划体制，建立暴力专政。
此外也有第三种地区，“种族政治”和“主义政治”综合并发，如印尼，既持续发生排华风潮，又出现共产国际第三大党——印尼共产党，总统苏加诺试图混合二者，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亦属此类，只是分而出之：回教统治阶层沿袭种族政治，如巫统；中下层华族知识分子则走向“主义政治”，如马共。（马共内部也有“种族政治”成分，这一侧面可证之于外部接受祖籍所在地文革中国影响甚至援助，内部受困于所在国华裔少数民族范围，始终不能发展至马来社群，并最终因此而败亡）。然而，相对整个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潮流，“种族政治”和“主义政治”或分或合，毕竟是支流，终不能摆脱歧途旁出重归主流的结局。现代化主潮并不以宗主国撤离为转移，甚至经此曲折，一旦回潮，益增其澎湃，沛沛然不能御。国际关系全球化，经济体制市场化，政治发展民主化，人心所向，三者合一，既消解种族政治，也瓦解“主义政治”。1989年苏东剧变，“主义政治”分割世界的最长铁幕落下，此前有多少新兴独立国家，此后就有多少改革转向的国家。恰在这一年，陈平结束28年在境外北京指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奇特生涯，回国与政府签订艾合和平协议，马共解散，回归社会。陈平这一急剧转向，是否还是受中国从文革转向改革的新政压力，尚难遽断。但对两千万长期受战争之苦的本土居民，毕竟是福音。就陈平以及马共战士而言，这当然是悲剧，却属于更大范围悲剧的一部分，这一结局不能避免，也无从避免。
从陈平个人经历看，正如千百万“主义政治”的忠贞信徒，并不是出身于所谓无产阶级，而是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都接受过比当地无产阶级好得多的教育。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出现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此后二百年，是“公共知识分子”左翼创造“主义政治”的历史。他们从书斋观念走向街头政治，再从街头政治走向暴力革命，先是席卷世界，后被世界席卷。有些人生前已经醒悟，有些人尚未醒悟，就被推上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主义政治”之祭台。这些人中我们熟悉的有：法国罗伯斯比尔，俄国布哈林，中国陈独秀。知识分子创造的“主义政治”，是此岸世俗形态的救赎政治，却比他们的前人——中世纪神父创造的彼岸形态救赎政治，更极端，但也更残酷。因此，仅仅称二十世纪的历史为“极端年代”，显然不够。“极端”在哪里？除了人类在其他世纪反复出现的冷酷自残，本世纪的特有极端是“热祸”，不将这一世纪命名“热祸年代”，也应命名为“中世纪回流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刷新了此前人类自相残杀的悲惨纪录，这一纪录很快被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主义政治”刷新：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屠城记录200万，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饿死无辜农民，仅官方记录即为2000万以上。这就揭示了百年历史中最为吊诡的底页——给穷人造成最大灾祸的，并不是其他，竟然是来自知识分子“为穷人的主义”，这是“热祸”之一；更为意外的是，造成如此“热祸”，与其说来自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卑下部分，不如说来自现代神父的高端动机，宁可信其救世情切，不必责其道德卑污。倘停留于道义谴责，则是思想懒惰，“热祸”一定会乘同胞们思想懒惰，一来再来。
四十年前陈平在北京或许会聆听伟大领袖教诲，诗言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此救世气概，其实应改为另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更为内省的说法：“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而这些“救世功业”，上可溯源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下可追忆二十世纪中国“文革”。马共之悲剧，只是夹在中间的一小段。退一步说，即使陈平一生不悔，到暮年还在坚守自己的信念，那么则可由旁人为他庆幸：他能有机会解甲归田，平静写出《My side of history》，而不是被推上祭台，这一生也是不幸之大幸。而其他知识分子，如果许身“公共”，更有救赎心切，热血奔腾，无论是当年拿起武器——所谓“武器的批判”；还是今日以批判现代性而自慰——所谓“批判的武器”，都能从上述二百年祸害中照见自己的身影，或浓或淡。知识分子者，更兼“公共”也，能不慎乎？
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更多普通民众在救赎下的命运，“Their side of history”。当年中苏决裂，东南亚风起云涌，人们惊呼这里会有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恰恰相反，最后发生骨牌效应的，是“主义政治”在这一地区的内讧：苏共打中共，中共打越共，越共打柬共。在这场乱局中，唯有马来西亚例外，以黎民生命为念，以朝野双方体面妥协结束。我们且看1989年艾合和平协议：
政府对马共自1930年以来所作的贡献，表示「了解与感谢」，并「不否认马共在加快独立进程中所起作用」；政府也同意马共三个坚持，即在正式文件中不用「投降」字眼、不说马共党员「重返社会」、不要求马共「交出武器」。马共则不坚持「马来亚共产党」合法化、不坚持「停止服役」、并在签署协约后，在马来西亚和泰国代表见证下自行销毁武器。事后，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称赞首相马哈迪高瞻远瞩，为和谈扫除障碍。
如此光荣妥协，要在陈平祖籍所在的中文教科书出现，尚待多年，而在他年青时阅读的红色词典中，则找不到如此教诲。但在1688年或有先例可循，英国人曾经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结束了48年纷争。陈平和他最后700名战友，也坚持了41年。在二十世纪东南亚武装风暴中，这一国家结束得最晚；但在最后结束时，却比他们的任何邻国、邻党表现得更有教养。这一教养或许只能在英格兰留下的文化遗迹中找到出典？大英帝国的统治应该结束，也早已结束，但它如果是这样收回夕阳余辉，那它还就有一点理由来告慰自己：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东南亚是三教汇集之地。耶稣、佛陀和穆罕穆德共同教诲下的善良民众，似已宽恕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的现代救赎神父了。而他们自己应该反思的，恰恰是那句经典的反面：
全世界知识分子们联合起来！他们得到的是锁链，失去的是世界。
-
——网友推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