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中国，首先要厘清两个概念：一，中国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和文化的概念。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和文化的概念，历史只不过百多年。我们今天认识的中文，是白话文运动之后的产物，普通话也不是自古以来有之的事情。事实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一个政治产物，更是一个为了大一统而设计出来的政治产品。
作 为一个地理概念，中国的定义也不断在变；一直由华北和黄河流域往南发展，到沿海一带就停了下来。往西和北就好像有度无形的屏障，而中国历史的其中一个大题 目，就是在中原居民和西北的游牧民族的互动。在历史长河中，西北游牧民族，不少最终都在地理上的中国定居。历世的统治者也意想不到，最终打开中国的门户的 所谓外族，竟然是从东边进攻。
有如史学家黄仁宇所提出，中国一直有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抗衡从西北游牧民族的进击；以国防作为大一统的理由，中国不是唯一的国家。此外，黄河泛滥也似是古代中国的一大管治问题，集中资源对应天灾，也解释了为何中国一直以来可以维持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
要运作一个集权的官僚系统和政治结构，需要极多的资源。中国，是一个少有可以在过去二千年以来，几乎不间断地向最基层人民徵税的国家。也在公元六百年前，已经有诸侯国透过垄断资源及个别行业图利，并以这些资源去支撑国防和庞大官僚的开支。
从 一定角度看，中国的官僚文化根深蒂固，甚至到今天仍然见到这个文化一直延续，没有中断过。但除了经济官僚的超稳定结构，中国宏观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就 是中央和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矛盾。有时候，地方名义上服从中央，但实质上自主经济政策；有时候则强干弱枝，财政统一归中央。
通常，中央越是强大，经济官僚的势力也越庞大，国家也越是封闭。当地方势大，不但只对外更倾向开放，各种货流人流也更频繁。
现 在中国最大的挑战是甚么？人口结构问题，很多人都知。另外，地方意识日渐强大跟中央的利益也出现了矛盾。当年邓小平「让一小部份人富起来」的政策，就是让 地方有更大的自主，那时也是人口流动的频繁的时候。在过去十多年，政治上又再走集权路线，除了国进民退，北京也对地方的经济方针多加干预，似乎这是中国历 史的主调，到今天仍然是一样。
一方面是集权中央，另一方面是地方意识兴起，我忽然妙想天开地觉得，过去几年越来越多人要求开放户籍制度， 其实也是一个自然的调节。毕竟，当各地人口又再出现一次大融和，在未来的一代人的时间，理论上可以缓和地方意识的兴起。不过，这个趋势也有另一个可能，就 是现在才开放人口流动已经太迟，不同地方的既得利益者和外人遇上，结果不是融和而是矛盾和冲突。
原则上，有自由总胜过没有自由，各方继续画地自限，只会令矛盾和冲突更明显激烈。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和文化的概念，历史只不过百多年。我们今天认识的中文，是白话文运动之后的产物，普通话也不是自古以来有之的事情。事实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一个政治产物，更是一个为了大一统而设计出来的政治产品。
作 为一个地理概念，中国的定义也不断在变；一直由华北和黄河流域往南发展，到沿海一带就停了下来。往西和北就好像有度无形的屏障，而中国历史的其中一个大题 目，就是在中原居民和西北的游牧民族的互动。在历史长河中，西北游牧民族，不少最终都在地理上的中国定居。历世的统治者也意想不到，最终打开中国的门户的 所谓外族，竟然是从东边进攻。
有如史学家黄仁宇所提出，中国一直有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抗衡从西北游牧民族的进击；以国防作为大一统的理由，中国不是唯一的国家。此外，黄河泛滥也似是古代中国的一大管治问题，集中资源对应天灾，也解释了为何中国一直以来可以维持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
要运作一个集权的官僚系统和政治结构，需要极多的资源。中国，是一个少有可以在过去二千年以来，几乎不间断地向最基层人民徵税的国家。也在公元六百年前，已经有诸侯国透过垄断资源及个别行业图利，并以这些资源去支撑国防和庞大官僚的开支。
从 一定角度看，中国的官僚文化根深蒂固，甚至到今天仍然见到这个文化一直延续，没有中断过。但除了经济官僚的超稳定结构，中国宏观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就 是中央和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矛盾。有时候，地方名义上服从中央，但实质上自主经济政策；有时候则强干弱枝，财政统一归中央。
通常，中央越是强大，经济官僚的势力也越庞大，国家也越是封闭。当地方势大，不但只对外更倾向开放，各种货流人流也更频繁。
现 在中国最大的挑战是甚么？人口结构问题，很多人都知。另外，地方意识日渐强大跟中央的利益也出现了矛盾。当年邓小平「让一小部份人富起来」的政策，就是让 地方有更大的自主，那时也是人口流动的频繁的时候。在过去十多年，政治上又再走集权路线，除了国进民退，北京也对地方的经济方针多加干预，似乎这是中国历 史的主调，到今天仍然是一样。
一方面是集权中央，另一方面是地方意识兴起，我忽然妙想天开地觉得，过去几年越来越多人要求开放户籍制度， 其实也是一个自然的调节。毕竟，当各地人口又再出现一次大融和，在未来的一代人的时间，理论上可以缓和地方意识的兴起。不过，这个趋势也有另一个可能，就 是现在才开放人口流动已经太迟，不同地方的既得利益者和外人遇上，结果不是融和而是矛盾和冲突。
原则上，有自由总胜过没有自由，各方继续画地自限，只会令矛盾和冲突更明显激烈。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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