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是一九八八年开始定居巴黎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我与我老婆高皋从北京经香港来到巴黎。我们与高行健早就认识。法国文化部授予高行健“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那天，我与高皋到巴黎第九区“作家与作曲家协会”参加了高行健的授奖仪式。在巴黎期间，我们与高行健有多次往来，发现高行健的女友，与他的原配夫人王学筠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类型”。这样就引起我老婆对王学筠的许多回忆。王学筠家和高皋家是“世交”，她们是小时的玩伴、小学同班同学。早在七十年代，王学筠就曾对高皋说，高行健自命不凡，他认为自己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看来，世上无难事，“为者必成，行者必至”。目标明确、坚定不移、专心致志，是成功的要素。
在高行健出国前，在一九七四年，高行健就到北京工作，而王学筠在南京。一九八一年初冬季节，当时我家住在社科院干面胡同宿舍。晚饭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打开房门，看见站在门口的王学筠。我叫着高皋，说“王学筠来了”。高皋有点吃惊的嘟囔着“她怎么突然从南京来了”，立马迎上来，看见只有王学筠一人，一面说，“怎么就你一个人，高行健呢?!”，一面赶紧把她让进屋来。只见王学筠穿着厚厚的大衣，呆呆地站着，面色煞白，手里攥着一张纸，眼泪止不住刷刷地往外淌。高皋上前楼住她，问到，“怎么啦? ……”忍了半天，王学筠才举起手中的纸，嘣出一句话“他突然写信来，要和我离婚。”高皋说，“找他去！找他去！”，拽着王学筠，抄起外衣就冲出去了。
我焦急地等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高皋回来了，样子平平和和，歇了口气，开口道：“你猜高行健住在哪里，就在东总布胡同文化部宿舍，原来的传达室，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取暖用的蜂窝煤炉就把屋子占得满满腾腾。高行健坐在书桌后边，我和王学筠紧贴着门挤坐在凳子上，隔着炉子和他面对面。他们俩面无表情都不开腔，我只好东拉西扯，看见床上一大铁桶饼干，就问怎么这么多饼干，高行健则面无表情喃喃回道，有时几天不出门，就吃点饼干……反正是劝‘和’不劝‘分’。我自觉没趣，时间也太晚了，说了声那我就先回去了。没等我开门，王学筠站起身说要跟我一起走。我赶忙拦着她说，这是你自己的家，怎么能跟我走，把她往回推，径自开门，就回来了。”
後来听王学筠讲，那天晚上，他们两人溜溜地坐了一夜，一句话都没说。看来，高行健是铁了心，一定要离婚。高行健和王学筠的相识，还算是浪漫的。王学筠祖籍安徽，父亲王气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散文学家。她和高行健都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相差四届。高行健高三时，希望在跨进大学前能找到一个女友，看中了身材高挑、眉目清秀、文静稳重、出身于教授家庭的学妹王学筠，利用上学放学同路的机会，有意与她接近，逐渐确立了恋爱关系。高行健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局工作。一九六七年，王学筠还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利用文化革命大串联的机会到北京与高行健会面。王学筠说，当时大学生是不准结婚的，但是，在高行健执意坚持下，还是把婚结了。不久，王学筠的父亲被打成“特嫌”、关进牛棚。
一九六八年，王学筠被分配到山西省介休市陶瓷厂当工人，工厂在大山里,全是农民工，连报纸都看不到， 没纸、没笔，王学筠夸张地形容， 离开时连字都快不会写了。 其间，高行健欲将妻子调至干校团聚，因王父问题尚未解决，没有调成。 一九七0年，他们的儿子王成至（小名毛毛）出生。为解决分居问题，高行健设法和妻子一同到安徽省皖南宁国县“港口中学”，王学筠教书，高行健担任政工组组长、革委会委员，被评为“学毛选积极分子”并加入了共产党。宁国县非常偏僻，传说连日本人都没去。当时正值备战时期，情势紧张，他们就想找一个能躲避战事，又有柴、有米、有水的地方，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王学筠教学工作繁重，把儿子寄养在父母家中，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都优于他们，不要高行健负担养儿费用。高行健心里明白，曾对王学筠戏言，“你爸爸养不起我儿子，我找你当老婆做什么？”
宁国县不是久居之地。一九七四年，高行健以王气钟女婿的身份找到北京的南楚珍，他是王气钟的老朋友，刚刚被解放的官员。当时，外文局正需要一位法语人才，有法语专长的高行健在南楚珍的帮助下，被调进外文局国际书店《中国建设》杂志社，王学筠仍留在安徽。
高行健一直想方设法要把妻子调回北京，还曾亲自跑回宁国县办理，却屡屡失败。
七十年代末，高行健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工作。此时，王学筠的父亲已被解放，因身边无子女,于一九七九年将女儿调回南京大学留学生部任教。高行健夫妻虽然都离开了穷乡僻壤的宁国县，却仍然分居两地。王学筠每年暑假到北京和丈夫团聚，她父母也有时随行，顺便看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的长子王学庄，高行健经常跑前跑后帮忙照应。高皋当时在北京一个小医院工作，高行健为了让王学筠在北京多待几天，就以生病为由要高皋帮王学筠开“病假条”。高行健则一有时间就回南京看望妻儿。
好景不长。从高行健正式提出离婚起，夫妻之间便形同陌路，而王学筠坚持不离，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法院判决。高行健负担儿子每月十六元抚养费。一九八七年，高行健去国后，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就中断了。离婚对王学筠的打击很大，提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像变了个人似的。 二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高皋与王学筠通电话，得知王学筠以副教授的身份已从南京大学退休，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帮忙照顾儿子。王学筠谈了高行健的家史，又谈了毛毛的情况。毛毛取名“成至”，是“为者必成，行者必至”的意思。毛毛有一些高行健的性格特征，从小喜欢临摹名画，功底颇深，足以乱真，因为没被美院录取而就此封笔。毛毛一心向学、外语极好，在得到博士学位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所工作。高皋说，从电话中可以感觉到，毛毛忠厚老实，懂事孝顺，性格更像妈妈。
在高行健出国前，在一九七四年，高行健就到北京工作，而王学筠在南京。一九八一年初冬季节，当时我家住在社科院干面胡同宿舍。晚饭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打开房门，看见站在门口的王学筠。我叫着高皋，说“王学筠来了”。高皋有点吃惊的嘟囔着“她怎么突然从南京来了”，立马迎上来，看见只有王学筠一人，一面说，“怎么就你一个人，高行健呢?!”，一面赶紧把她让进屋来。只见王学筠穿着厚厚的大衣，呆呆地站着，面色煞白，手里攥着一张纸，眼泪止不住刷刷地往外淌。高皋上前楼住她，问到，“怎么啦? ……”忍了半天，王学筠才举起手中的纸，嘣出一句话“他突然写信来，要和我离婚。”高皋说，“找他去！找他去！”，拽着王学筠，抄起外衣就冲出去了。
我焦急地等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高皋回来了，样子平平和和，歇了口气，开口道：“你猜高行健住在哪里，就在东总布胡同文化部宿舍，原来的传达室，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取暖用的蜂窝煤炉就把屋子占得满满腾腾。高行健坐在书桌后边，我和王学筠紧贴着门挤坐在凳子上，隔着炉子和他面对面。他们俩面无表情都不开腔，我只好东拉西扯，看见床上一大铁桶饼干，就问怎么这么多饼干，高行健则面无表情喃喃回道，有时几天不出门，就吃点饼干……反正是劝‘和’不劝‘分’。我自觉没趣，时间也太晚了，说了声那我就先回去了。没等我开门，王学筠站起身说要跟我一起走。我赶忙拦着她说，这是你自己的家，怎么能跟我走，把她往回推，径自开门，就回来了。”
後来听王学筠讲，那天晚上，他们两人溜溜地坐了一夜，一句话都没说。看来，高行健是铁了心，一定要离婚。高行健和王学筠的相识，还算是浪漫的。王学筠祖籍安徽，父亲王气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散文学家。她和高行健都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相差四届。高行健高三时，希望在跨进大学前能找到一个女友，看中了身材高挑、眉目清秀、文静稳重、出身于教授家庭的学妹王学筠，利用上学放学同路的机会，有意与她接近，逐渐确立了恋爱关系。高行健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局工作。一九六七年，王学筠还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利用文化革命大串联的机会到北京与高行健会面。王学筠说，当时大学生是不准结婚的，但是，在高行健执意坚持下，还是把婚结了。不久，王学筠的父亲被打成“特嫌”、关进牛棚。
一九六八年，王学筠被分配到山西省介休市陶瓷厂当工人，工厂在大山里,全是农民工，连报纸都看不到， 没纸、没笔，王学筠夸张地形容， 离开时连字都快不会写了。 其间，高行健欲将妻子调至干校团聚，因王父问题尚未解决，没有调成。 一九七0年，他们的儿子王成至（小名毛毛）出生。为解决分居问题，高行健设法和妻子一同到安徽省皖南宁国县“港口中学”，王学筠教书，高行健担任政工组组长、革委会委员，被评为“学毛选积极分子”并加入了共产党。宁国县非常偏僻，传说连日本人都没去。当时正值备战时期，情势紧张，他们就想找一个能躲避战事，又有柴、有米、有水的地方，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王学筠教学工作繁重，把儿子寄养在父母家中，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都优于他们，不要高行健负担养儿费用。高行健心里明白，曾对王学筠戏言，“你爸爸养不起我儿子，我找你当老婆做什么？”
宁国县不是久居之地。一九七四年，高行健以王气钟女婿的身份找到北京的南楚珍，他是王气钟的老朋友，刚刚被解放的官员。当时，外文局正需要一位法语人才，有法语专长的高行健在南楚珍的帮助下，被调进外文局国际书店《中国建设》杂志社，王学筠仍留在安徽。
高行健一直想方设法要把妻子调回北京，还曾亲自跑回宁国县办理，却屡屡失败。
七十年代末，高行健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工作。此时，王学筠的父亲已被解放，因身边无子女,于一九七九年将女儿调回南京大学留学生部任教。高行健夫妻虽然都离开了穷乡僻壤的宁国县，却仍然分居两地。王学筠每年暑假到北京和丈夫团聚，她父母也有时随行，顺便看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的长子王学庄，高行健经常跑前跑后帮忙照应。高皋当时在北京一个小医院工作，高行健为了让王学筠在北京多待几天，就以生病为由要高皋帮王学筠开“病假条”。高行健则一有时间就回南京看望妻儿。
好景不长。从高行健正式提出离婚起，夫妻之间便形同陌路，而王学筠坚持不离，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法院判决。高行健负担儿子每月十六元抚养费。一九八七年，高行健去国后，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就中断了。离婚对王学筠的打击很大，提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像变了个人似的。 二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高皋与王学筠通电话，得知王学筠以副教授的身份已从南京大学退休，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帮忙照顾儿子。王学筠谈了高行健的家史，又谈了毛毛的情况。毛毛取名“成至”，是“为者必成，行者必至”的意思。毛毛有一些高行健的性格特征，从小喜欢临摹名画，功底颇深，足以乱真，因为没被美院录取而就此封笔。毛毛一心向学、外语极好，在得到博士学位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所工作。高皋说，从电话中可以感觉到，毛毛忠厚老实，懂事孝顺，性格更像妈妈。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12-12-23
高行健前妻：他说我精神有问题，夜里磨刀要杀他
文章来源: 苹果日报 于 2013-09-12
香港《苹果日报》副刊2013年9月1日刊登了署名王学昀的文章，题为《和高行健结婚离婚》。王学昀在文中写道，《苹果日报》去年12月发表的严家祺《高行健的元配夫人》一文勾起了她的回忆，由此想到关于她和高行健离婚原因的传闻。王学昀斥责这些传闻严重失实，并提供了一些她和高行健的生活细节。
《苹果日报》网站截图：王学昀《和高行健结婚离婚》
和“高行健”结婚离婚
今日浏览网络，无意中看到香港《苹果日报》去年十二月刊登的一篇文章《高行健的元配夫人》，作者是我老友高皋的丈夫严家祺先生，自从搬过一次家后，我和他们夫妇好多年没联系了，看到文章，讲的都是过去熟悉的事情，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我的家住在南京大钟新村，当时那里住的大多是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把列夫•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高植先生，也就是高皋的父亲。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高植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友，他的太太是我母亲的中学同学，而我和高皋又一同在一所小学念书，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现在还能回忆起我们住的院子里常常举办文艺晚会，有一次，我们的妈妈和其他妈妈们一起身着俄罗斯服装跳舞，爸爸们则把在院子里挂上五颜六色的电灯泡，童年的记忆十分纯洁、美好。
我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就读南京第十中学（现在的金陵中学），与高行健认识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学校举办的一次舞会上，高行健通过一位跟他同班的男同学来找我，说希望我教他跳交谊舞。此后，放学路上经常会和他“巧遇”，和他比较熟悉以后，我憋不住好奇，问他学跳舞为什么不自己来找我，他说怕被我拒绝，并说很早就注意我了，因为经常在学校体育场看到我的身影，也去观看过我参加朗诵比赛，在跟我接触之前，他已经通过好几位同学了解了我的家世。一九五七年暑假开始后，我收到一封信，此前，除了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比赛的获奖通知之外，没有人单独给我写过信，打开一看，竟然是高写来的，欣喜地告诉我他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了。后来我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地分南北，主要是通过书信相互了解对方。文革爆发后，我的家庭也像许多教授家庭一样受到冲击，高那时已经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利用出差机会回南京来看我，劝我跟他到北京避避风头，我们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在北京结婚。
高在中学时就表现了对文学的爱好，只要尝试写一点东西，就会拿来听取我的看法，结婚以后仍然如此。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我看到的作品有十篇，短的有两页，最长的有十页纸，每一篇的内容情节至今还历历在目，不是丑化揭批右派分子，就是讴歌文革，其中有一篇他特别满意，署上笔名“红飚”，寄给了江青。
 |
| 高行健 |
自二〇〇〇年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一种关于我们离婚原因的传闻大为流行起来。据该传闻称，高的第一个妻子反感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写作，抱怨他直写得家徒四壁，连孩子也养不活。传闻还说，高在文革期间继续暗中写作，而妻子威胁他要向组织告发手稿里有见不得人的东西，高怕因文获罪，一边掉泪，一边把一整箱手稿烧个干净。关于这件事，我在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首先，传闻的“作者”似乎没有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生活过，高和我当时都有固定工作，拿固定工资，他爱不爱写作、写多写少，都不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写的家徒四壁”不知从何说起。我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出世后，从小到大一直寄养在南京我父母家里，高没给过一分钱生活费，直到离婚后才根据法院判决支付了三年的抚养费。文革中我父亲工资被扣，母亲没有收入，我曾与高商量寄点钱回家，他却说：“你爸爸养不起我儿子，我找你做老婆干嘛？”
第二，这位传闻的“作者”与我素昧平生，不知根据什么说我迫使高烧掉手稿？又是根据什么认定高当时有“一整箱的手稿”可烧？实际情况是，高在文革时期作为造反派头目、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多次对别人进行抄家、批斗，还催逼我和哥哥烧掉了家藏的所谓“反动”书籍和海外亲友的照片。
一九七五年，高以我父亲女婿的身份找我父亲的学生南楚珍推荐，从安徽农村调到北京的中国旅行社，之后又经过我母亲的亲戚龚普生（乔冠华太太龚彭的大姐）推荐担任了《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一九七九年，高陪同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到法国、意大利访问，回国后首次跟我提到他对诺贝尔文学奖志在必得，说“巴金老儿不敢拿，我敢拿！”我当时很纳闷：你手头没有什么作品，靠什么去拿这个奖呢？他也曾对我说，鲁迅之所以拿不到诺奖，就在于作品太少，都是短篇的。不过就是从那以后，他的确把重心放到了写作和加强与知名文化人的交往上来。
他最早提出跟我分手是在一九八〇年，他说：过去想方设法调我到北京解决两地分居，现在终于搞清楚老是调不成的原因了，因为我的档案里给我父亲的结论是“特嫌”（“特务嫌疑”的简称）。他还说：特嫌是永远翻不了身的，即使表面上给平反了，实际上仍然受到严密监控，根据内部规定，特嫌的子女是不能嫁军人，不能嫁党员，不能嫁干部的。“你怎么偏偏就嫁了我，你是个完蛋了的人，可我还要发展，你干什么揪着我这根稻草不放呢？”我反问他：“当初你山盟海誓地追求我，怎么这个时候变成了我偏偏要嫁给你？你利用我们家关系调回北京的时候，怎么没有嫌弃我们这个特嫌家庭？”
此前，已经有亲朋好友告诉我他在北京有外遇，并说我精神有问题，夜里磨刀要杀他，我还不太相信，看到他这幅嘴脸，我难忍心头怒火：你有了别的女人提出要跟我分手，光明正大说出来不行吗？何必要给我扣一顶“特嫌子女”的大帽子？联想到他把许多历史人物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婚姻就是政治、爱情就是性”；二是“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现在竟把这两条经验全用到了我身上，作为有自尊的女人，我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
在跟高离婚多年后，我曾努力忘掉这一段极不愉快的经历，没想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段经历竟然换了如此一副扭曲变形的面貌来回访我，令我啼笑皆非。这么多年来，我也曾试图还自己一个清白，在友人们的帮助下发表文章，据说有的媒体根本拒绝刊登，有的网站登载了两天又拿掉了，或者把涉及到离婚这部份的内容删除不用，理由很简单：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没有办法说清楚真伪，不能刊登一面之辞。
我很理解这些媒体的态度。第一，高是诺奖得主，我是平民百姓，话语权不在我手里，有人对我说：“捏死你就像捏死只蚂蚁”，生动地表达了这个意思；第二，高作为法籍华人获得大奖，华人社会视为骄傲，重提旧事有伤骄傲，实属自讨没趣；三是少数人可能觉得“妻子告丈夫”最能体现共产制度的邪恶性，宁可信其有。理解了这些，以后再有人找我询问高从前的事，我一概采取“沉默是金”的态度。
虽然如此，我还是很感谢《高行健的元配夫人》的作者还原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并祝老友夫妇身体健康，生活快乐。
（作者：王学昀）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