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评价一个人的一生，对有的人来说，一件事就足够了；对有的人来说，他一生做了许多互相矛盾的事，中年反对早年，晚年否定中年。这种人，不同人对他了解不同，因而有不同评价，龚祥瑞就是这样的人。
我在三十多年前，因为参与筹办中国政治学会，与龚祥瑞多次见面共事。政法大学的杜汝楫也参与筹办。杜汝楫见到龚祥瑞，总是很冷淡，他断断续续与我谈起龚祥瑞的往事。有一次，我们一些人去拜访年已八十的钱端升，希望他出任中国政治学会的名誉会长。钱端升曾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是龚祥瑞的导师，一九四九年後，他曾举荐龚祥瑞进入中央政法委参事室工作。一路上，杜汝楫说龚祥瑞在“反右”时是如何辱骂钱端升的，龚祥瑞说钱端升是“大胆凶恶的反党阴谋家”，要在大学讲台上“吹倒共产党”。北大著名国际法专家王铁崖等也受过龚祥瑞严厉批判，他们关系非常不好。我见到龚祥瑞时，他已年近七十，说话口音很重，一字一句，小心翼翼，总与人保持距离。
政治学会是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张友渔负责筹建的。最早参与筹建政治学会的人，还有社科院的杜任之、李慎之、丁健吾、陈为典、北大的赵宝煦、人民大学的许崇德、外交部的胡其安、上海华东师大的王邦佐、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现任政治局委员的王沪宁。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我提交的论文是《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龚祥瑞的论文是《如何改革中国的干部制度？》
我一看到“干部制度”四个字，就觉得龚祥瑞的文章像“应时评论”，但哲学所的杜任之对龚祥瑞的文章十分赞赏。杜任之与我住同一栋楼，我们常常见面，他要我好好读读龚祥瑞文章。我读後知道，龚祥瑞是要借鉴英国文官制度来改革中国的干部制度。这篇文章没有当时一套“官腔”，直截了当谈自己看法。正是这篇文章，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後，“西方文官制度”开始引起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注意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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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李克强（后排右1）在北大上学时与龚祥瑞（前排左2）等合影 |
受龚祥瑞多次谈“文官制度”的影响，一九八二年，我访问巴西回国途中，在纽约时会见了联合国技术合作部发展与管理司司长许乃炯，商谈如何在北京举办“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问题。联合国发展与管理司是主管审计、文官制度等咨询工作的。我从许乃炯处带回了英、美、法、西德、日本、加拿大、瑞典七国文官制度资料，由政治学所全部翻译成中文并在《国外政治学》上发表，当时都送给了龚祥瑞一套。一九八三年四月至六月，政治学所在联合国技术合作部的协助下，在北京举办了“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龚祥瑞在一九八五年出版了一本《文官制度》的书，在龚祥瑞、中国政治学界、政治学所的共同努力下，“文官制度”的观念在中国为愈来愈多的人接受。赵紫阳完全掌握了“文官制度”的精髓，一九八七年他在听取中组部汇报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时说：“将来人事制度划一大杠杠、大制度：选举产生的，实行任期制；非选举产生的，实行公务员管理。外国的政治家没有退休制，而公务员有。我们统统有退休制，这对改变终身制有作用。”赵紫阳把“政治任命”担任职务的人员与选举产生的人放在一类，指出这些人不按“公务员”办法管理。他说，这些人“任期完了，还可以做别的，比如国务委员或副总理任期满了。可以当选省长，中间也可以休息一段。隔一届，又选上了，也还可以干。有些人本来是选举产生的，到届之後，如有资格，还可以去当公务员。公务员也可以当政务官。”但“六四”後，赵紫阳的政治改革主张被否定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国家公务员制度在执行中变形了，吏治腐败日趋严重。
龚祥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英国，他的导师是英国工党领袖、政治学家拉斯基和宪法学家詹宁斯。从英国回国後，曾任国民党青年干校副教务长。他的这一经历，在一九四九年後给他带来麻烦。龚祥瑞在教学中和政治运动中，采取了“左”的姿态，批判“资产阶级法学”，以此来保护自己。文革结束後，龚祥瑞才逐渐伸直自己的脊梁，到中国政治学会成立的一九八0年，他已年近七十，他开始直截了当地、毫无保留地把他精通的宪政、法治的思想和知识，在北大课堂上介绍给他学生，并利用各种方式传播他的理念。李克强是龚祥瑞的学生。英国 丹宁勋爵的《法律正当程序》一书，就是在龚祥瑞指导下，由李克强、杨百揆 、刘庸安译成中文出版的。杨百揆毕业後到社科院政治学所工作，“六四”後被社科院清除“下岗”。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 姜明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博士、纽约州律师李进进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也都是龚祥瑞的学生。姜明安在谈到龚祥瑞讲课时说，他“激情、充满感染力，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几乎都会被他影响。” 我也曾反复读他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获益匪浅。
“六四”後，非常瞧不起龚祥瑞的杜汝楫离开了中国。他去世前我们还通过电话，回忆当年政治学会的情况。杜汝楫为人正直、刚直不阿、从不向权势低头，是波普尔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译者，他在美国定居後，因心脏病去世。而龚祥瑞在“六四”後七年的“最後岁月”中，在北大、在中国到处讲学，结交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学者。他说，中国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更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敢不敢说真话、为人为师的道德问题。龚祥瑞的晚年，也许是衰老给他带来了心灵的充分自由，过去与他有恩恩怨怨的同事、熟人一个一个去世了，他已不再惧怕什么，也不怀有野心，这时，他用他一生积累起来的渊博的知识，不遗余力地宣扬宪政、法治、自然正义、正当程序等理念。在浙江省高院工作的陈有西，因为到北大高级法官班学习的机会，成了龚祥瑞的学生。一九九六年龚祥瑞去世前，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还与陈有西大谈宪政。陈有西说，“龚老先生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哀中国有政治而无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言语间惆怅万千。”
龚祥瑞的早年意气风发，中年内心扭曲，晚年达到了心灵完全自由的境界。尽管他的中年遭受二十余年的屈辱，但终其一生，就像他在自传中说的，是一个追逐太阳、追逐光明的人。《法学》杂志主编周恩惠问他，一个法律人最基本的素养是什么？他说，首先要有献身精神：“一个法律人要不怕强权，要敢于维护法的尊严，为老百姓伸冤、鸣不平，还要准备遇到各方面压力。但只要坚持的是真理，成功终归是属于你的。” （写于2013-1-2）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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