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十月一日香港民运人士到到中联办前抗议，抗议者抬着棺材上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共产党人所谓"五不搞"，无非就是说，在党专政的"如来佛手心"里，宪政共和或民主共和，根本毫无希望。辛亥革命百年的中国，已经被中共改造为党专政的"共和"中国。
十月，是"人民共和国"的国庆，也标志着辛亥革命已经历百年风雨。两相交汇，党专政的"共和"代替了宪政共和的严峻现实，就令人感觉格外沉重。
政党以某种政治理念为核心，而政党的组织，就其本性而言，本来与政府机构或军事组织不同，在正常的社会情况下它较为松散。在英文里，政党是party，人们的聚会也是party，注册个政党，不过就是类似于组织个聚会，没有什么特殊的了不起之处。
但是，在东方社会，在专制的环境里，难以容忍政党自由生存与发展，于是，在这里组织政党，就须有较严密的组织和运行规则，特别是以"铁的纪律"著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分裂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其最早的矛盾冲突，即表现为著名的"党章第一条"之冲突。熟悉俄国政治环境的列宁坚持严格的组织规则与纪律，而那些较为西方化的人们，则倾心于较为松散的党组织。
列宁式的"新型政党"掌握权力以后，能否转向正常状态，则事在人为。
铁托领导的南共曾提出，党应该摆脱过去战争与革命中的状态，其中之一，即取消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的候补设置，因为这一设置针对的是党的地下状态和战争状态，为应付因抓捕、牺牲引起的突然变动而设置，在正常状态下就无须如此。
更重要的是，战争和革命时期，召开全党代表大会的难度较大，其中央委员会或其政治局，作为执行机构，权力较为突出，而正常环境里，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它与那些中央机构的关系，应有较根本性的调整。例如，代表大会的政治民主机制，以及代表常任制等一系列设置，实际与议会制相仿，这也就便于共产党适应于现代政党政治及代议政治。
但是实践证明，共产党很难与时俱进。苏联共产党首开运用国家权力于党内斗争之先河，而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觉仿效斯大林的治党模式，而且，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乃至宫廷政治的权术谋略，经毛泽东之手而迅速在中共政治中蔓延。
中共不熟悉欧美政党的运行方式，也不熟悉列宁领导时代布尔什维克党的运行方式。苏共在斯大林时代，仍延续其列宁时代的传统，党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对全党公布，而中共对于这样的政党内部公开性的规则，完全是陌生的。它以其"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为荣，以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自豪，现代政治理性犹如凤毛麟角，个人崇拜及官位崇拜甚嚣尘上。
不过，中共在取得政权之际固然没有主动转型，后来，毛泽东逝世、毛氏小集团"四人帮"倒台、中共转向改革开放，其实又有一次机会。这时，中共深受专制折腾之苦，党内理性声音一度强劲起来，有识之士对于党自身的改革提出诸多建议，到1980年，甚至出现"庚申改革"的小高潮。可惜的是，这一改革倾向还是不能不与"四项基本原则"主导趋势相撞，依然无果而终。
中共权力从代表大会向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转移，特别突出的集中于毛泽东个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名存实亡，实行"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则服从于政治局，服从于毛泽东个人，"毛主席、党中央"之称长期并列。这种状况，在毛泽东身后也没有根本改变，一直延续下来。"以×××为核心（或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样一种奇怪称谓，竟然长期使用，其意当然不是指还存在一个"以其他某人为核心（或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而是作为"毛主席、党中央"之变体，仍有将党魁与党中央并列的一层涵义在其中。
同时，共产党掌握权力以后，普遍地国家化，就不可能转向较为松散的政党常态，相反，它掌握着政府与军队，后两者的组织形态，反过来也制约着共产党的组织状态。中共尤为典型，因为中共在长期战争环境中与军队共生，党军一体成为传统，在掌握政权后不仅不收敛，不转而实行军队国家化的改革，反而党组织又再向政府机构大肆蔓延，造成党政一体、党军一体而盘根错节的现实。
现代政党政治，以多党竞争为常态，反对党合法存在，执政党对其施政负责、对选民负责。选民的选择不是一次性选择，他们可以决定政党轮替，而政党轮替也不必"千百万人头落地"。然而，共产党的党专政"共和"，实际上堵死了向宪政共和、民主共和的发展之路──其它政党只能匍匐于共产党的脚下方能存在，它们不可以争取执政，不可以作为反对党存在，不可以不服从共产党领导。即使共产党恩准它们尝试着上台执政，则它们面对的现实是，政府官僚集团同时也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军队是共产党的军队而非国家军队。若它们的执政胆敢触动共产党的利益，不用说，那就是政治自杀。
在这个意义上，就不难理解，共产党人高呼其所谓"五不搞"，无非就是说，在党专政的"如来佛手心"里，宪政共和或民主共和，根本毫无希望。辛亥革命百年的中国，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改造为党专政的"共和"中国。国家机器党化，或党国家化，一旦执政党轮替，如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时所说的，非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可，成为一场革命，对党专政的政府机构和军队，非彻底改造不可。
可叹的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于共和初始、党派争鸣的年代，而一旦它成为执政党，就致力于将"帝天下"升级换代为"党天下"，使得中国党专政下的"政党政治"，距离承认反对党之合理性的现代政党政治，越来越遥远。
更可叹的是，中共隆重纪念它的九十周年党庆，自然引起民间对"建党"的兴趣，而中共则声称目前在中国"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暴露出这个老朽政党对新政党成长为现代政党的深深的恐惧。
依照《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它"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而中国共产党在其政治实践中，实际上是面向过去，是以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治军事失败为前车之鉴──它不能容许在国民政府治下那样的公民权利空间，特别是那样的言论空间和社会组织空间，再滋生出新的"建党伟业"。这样，它就失去了在政治上与时俱进的能力，很自然地，它对市场化、国际化环境里新出现的政党，顺理成章地成长为现代政党，进而对其党专政形成威胁，本能地感觉恐惧，本能地显示出戒备的姿态。
十月，是"人民共和国"的国庆，也标志着辛亥革命已经历百年风雨。两相交汇，党专政的"共和"代替了宪政共和的严峻现实，就令人感觉格外沉重。
列宁式的"新型政党"
政党以某种政治理念为核心，而政党的组织，就其本性而言，本来与政府机构或军事组织不同，在正常的社会情况下它较为松散。在英文里，政党是party，人们的聚会也是party，注册个政党，不过就是类似于组织个聚会，没有什么特殊的了不起之处。
但是，在东方社会，在专制的环境里，难以容忍政党自由生存与发展，于是，在这里组织政党，就须有较严密的组织和运行规则，特别是以"铁的纪律"著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分裂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其最早的矛盾冲突，即表现为著名的"党章第一条"之冲突。熟悉俄国政治环境的列宁坚持严格的组织规则与纪律，而那些较为西方化的人们，则倾心于较为松散的党组织。
列宁式的"新型政党"掌握权力以后，能否转向正常状态，则事在人为。
铁托领导的南共曾提出，党应该摆脱过去战争与革命中的状态，其中之一，即取消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的候补设置，因为这一设置针对的是党的地下状态和战争状态，为应付因抓捕、牺牲引起的突然变动而设置，在正常状态下就无须如此。
更重要的是，战争和革命时期，召开全党代表大会的难度较大，其中央委员会或其政治局，作为执行机构，权力较为突出，而正常环境里，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它与那些中央机构的关系，应有较根本性的调整。例如，代表大会的政治民主机制，以及代表常任制等一系列设置，实际与议会制相仿，这也就便于共产党适应于现代政党政治及代议政治。
党政一体、党军一体盘根错节
但是实践证明，共产党很难与时俱进。苏联共产党首开运用国家权力于党内斗争之先河，而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觉仿效斯大林的治党模式，而且，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乃至宫廷政治的权术谋略，经毛泽东之手而迅速在中共政治中蔓延。
中共不熟悉欧美政党的运行方式，也不熟悉列宁领导时代布尔什维克党的运行方式。苏共在斯大林时代，仍延续其列宁时代的传统，党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对全党公布，而中共对于这样的政党内部公开性的规则，完全是陌生的。它以其"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为荣，以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自豪，现代政治理性犹如凤毛麟角，个人崇拜及官位崇拜甚嚣尘上。
不过，中共在取得政权之际固然没有主动转型，后来，毛泽东逝世、毛氏小集团"四人帮"倒台、中共转向改革开放，其实又有一次机会。这时，中共深受专制折腾之苦，党内理性声音一度强劲起来，有识之士对于党自身的改革提出诸多建议，到1980年，甚至出现"庚申改革"的小高潮。可惜的是，这一改革倾向还是不能不与"四项基本原则"主导趋势相撞，依然无果而终。
中共权力从代表大会向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转移，特别突出的集中于毛泽东个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名存实亡，实行"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则服从于政治局，服从于毛泽东个人，"毛主席、党中央"之称长期并列。这种状况，在毛泽东身后也没有根本改变，一直延续下来。"以×××为核心（或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样一种奇怪称谓，竟然长期使用，其意当然不是指还存在一个"以其他某人为核心（或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而是作为"毛主席、党中央"之变体，仍有将党魁与党中央并列的一层涵义在其中。
同时，共产党掌握权力以后，普遍地国家化，就不可能转向较为松散的政党常态，相反，它掌握着政府与军队，后两者的组织形态，反过来也制约着共产党的组织状态。中共尤为典型，因为中共在长期战争环境中与军队共生，党军一体成为传统，在掌握政权后不仅不收敛，不转而实行军队国家化的改革，反而党组织又再向政府机构大肆蔓延，造成党政一体、党军一体而盘根错节的现实。
"帝天下"升级为"党天下"
现代政党政治，以多党竞争为常态，反对党合法存在，执政党对其施政负责、对选民负责。选民的选择不是一次性选择，他们可以决定政党轮替，而政党轮替也不必"千百万人头落地"。然而，共产党的党专政"共和"，实际上堵死了向宪政共和、民主共和的发展之路──其它政党只能匍匐于共产党的脚下方能存在，它们不可以争取执政，不可以作为反对党存在，不可以不服从共产党领导。即使共产党恩准它们尝试着上台执政，则它们面对的现实是，政府官僚集团同时也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军队是共产党的军队而非国家军队。若它们的执政胆敢触动共产党的利益，不用说，那就是政治自杀。
在这个意义上，就不难理解，共产党人高呼其所谓"五不搞"，无非就是说，在党专政的"如来佛手心"里，宪政共和或民主共和，根本毫无希望。辛亥革命百年的中国，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改造为党专政的"共和"中国。国家机器党化，或党国家化，一旦执政党轮替，如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时所说的，非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可，成为一场革命，对党专政的政府机构和军队，非彻底改造不可。
可叹的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于共和初始、党派争鸣的年代，而一旦它成为执政党，就致力于将"帝天下"升级换代为"党天下"，使得中国党专政下的"政党政治"，距离承认反对党之合理性的现代政党政治，越来越遥远。
更可叹的是，中共隆重纪念它的九十周年党庆，自然引起民间对"建党"的兴趣，而中共则声称目前在中国"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暴露出这个老朽政党对新政党成长为现代政党的深深的恐惧。
依照《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它"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而中国共产党在其政治实践中，实际上是面向过去，是以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治军事失败为前车之鉴──它不能容许在国民政府治下那样的公民权利空间，特别是那样的言论空间和社会组织空间，再滋生出新的"建党伟业"。这样，它就失去了在政治上与时俱进的能力，很自然地，它对市场化、国际化环境里新出现的政党，顺理成章地成长为现代政党，进而对其党专政形成威胁，本能地感觉恐惧，本能地显示出戒备的姿态。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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