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香港大学教授冯客
【編者按：馮客教授通過數以千計的官方文件，對1958-1962年中國的大饑荒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從而為研究現代中國的這段歷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書的副題是「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由於把文革當作「史無前例的浩劫」似乎已被視為定論，提出中國此前已經陷入過一次絕不比文革好受的浩劫，似乎不可思議。但是不幸的是，事實如此。第二次（1966 - 1976年的）文革浩劫並不「空前」，儘管它使幾千萬人在飛來橫禍中挨鬥；第一次（1958-1962年的）浩劫倒真的是空前的，它把幾千萬人活活餓死。這兩次接踵而至的浩劫惡果都是直接由全體中國人民承擔的。
馮客教授把大饑荒定位為中國現代史的核心，這是史家的卓識。的確，不研究大饑荒就無法瞭解現代中國。】
1958-1962年間，中國陷入了人間地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帶領全國投入瘋狂的大躍進，企圖在十五年之內趕上並超過英國。毛澤東認為，中國有廣大的資源，即數以億計的勞動力，足以一舉飛越他的競爭對手。他沒有仿照蘇聯單一發展工業的模式，而是「兩條腿走路」：發動廣大農民同時改造農業和工業，把經濟落後的現狀，轉變為物質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社會。為了追求烏托邦天堂，一切都集體化了，把農民集中在龐大的公社裏共同生產勞作，這些公社就是共產主義的試驗性標誌。農民被剝奪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家園，他們的田地，他們的財產和他們的生計。食物由集體食堂根據工分按勺分配，於是就成為迫使人們服從黨的領導的武器。多達一半的農業勞動力被迫投入大修水利的群衆運動，這些大規模的蓄水工程的所在地往往離家很遠，勞動者必須在那裏長時間地連續工作，缺乏足夠的食物和休息。這場實驗最終為國家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災難，奪走了數千萬人的性命。
至少有四千五百萬人非正常死亡
相比同類的災難——例如波爾布特、希特勒或者斯大林統治時期的災難——發生在中國的情形有所不同，即，大躍進期間發生的災難的真正規模至今鮮為人知。因為長期以來，共產黨的檔案是不公開的，是機密，只有極少數持有證明信的最受信任的歷史學家才能看到。但是最近，新檔案法出臺，大量檔案資料得以向專業的歷史學家開放，這就使得學者們對於毛澤東時代的研究能夠較為深入。本書參考的檔案文件多達一千餘份，歷經幾年收集，從數十個黨的檔案館中遴選，包括位於北京的外交部，還有來自河北、山東、甘肅、湖北、湖南、浙江、四川、貴州、雲南、廣東等省的材料，分佈在全國不同地區的市縣檔案館，行政級別雖然較低，但其資料同樣珍貴。收集到的材料有公安部門的機密報告，黨內高層會議的詳細紀錄，未經刪節的重要領導人講話，農村工作研究，大規模死人事件的分析，對死亡數百萬人負有責任的幹部們的檢討，大躍進晚期派去的特別小組對饑荒真實程度的調查，農民抵制集體化運動的綜合報告，秘密意見調查，以及普通群眾的上訪信等等。
這些浩瀚詳細的卷宗推翻了我們對大躍進的理解。例如，關於最終的死亡人數，迄今為止的研究者只能根據官方的人口統計數據下結論，其中包括1953、1964和1982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他們估計，非正常死亡人數在一千五百萬到三千二百萬之間。但根據公安部門同期整理的報告，以及大躍進最後幾個月內中共彙編的大量秘密報告顯示，上述數字是遠遠不足的，災難的實際程度要嚴重得多：從1958到1962年間至少有四千五百萬人非正常死亡。
高壓恐怖和制度性暴力無處不在
「饑荒」，或「大饑荒」，這兩個詞常被用於形容毛澤東時代那四五個年頭，但它無法概括過激的集體化運動所導致的各種死亡情況。同樣，不負責任的「饑荒」二字有助於形成一種流行的觀點，即死亡是由於經濟計劃匆匆上馬、執行不善的無心之失。通常也不會將毛澤東、大躍進與大屠殺聯繫起來。通常認為，中國當時的情況和緩得多，這是沾了柬埔寨或者蘇聯的浩劫的光，與二者相比仿佛如此。但本書披露了新的證據，顯示大躍進期間高壓、恐怖和制度性暴力無處不在。這歸功於中共自己匯總的極盡詳細的報告，我們從中推斷出，1958-1962年間，粗略估計有6%到8%的死者是遭酷刑致死或直接處決的——僅此一項至少有兩百五十萬人。至於其他受害者，有的是被有意剋扣食物而餓死的，還有許多死於衰老病弱或喪失勞動力——因爲不勞動就無法得到維持生命的食物。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為富裕，有的因為幹勁不足，有的因為直言不諱，還有的僅僅是莫名緣由不討食堂掌勺人的喜歡。當地幹部出於壓力，千方百計迎合上面下達的指標，只抓數字，不顧人命，間接導致不計其數的人因此喪生。
物質極大豐富的空頭支票，不僅造成人類歷史上最慘重、規模最大的死亡，還給農業、貿易、工業和交通帶來前所未有的破壞。鋼鐵產量被視爲經濟發展的神奇標誌，於是鍋碗瓢盆和農具都被扔進後院的熔爐以增加鐵水的產量。興辦萬豬場本來是讓家家戶戶有肉吃的偉大宏圖，但事與願違，牲畜數目驟減，不光因為大量宰殺供應國外，還因爲是成批牲畜病餓而死。原材料和資源隨意配置，加之工廠領導們為了增產無視生產規程，使浪費越來越嚴重。人人都在偷工減料，盲目追求更高產量。生產出來的劣質產品堆積在鐵路兩邊如同廢物。腐敗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根纖維，從醬油到水壩一起變質。交通系統陷入停滯，最終全面癱瘓，再也無法負荷計劃經濟的需求。價值上千萬元的貨品堆積在食堂、宿舍甚至是馬路上，就此爛掉或者生銹。浪費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穀物堆積在塵土飛揚的阡陌之間，而人們則在啃樹根或者泥巴果腹。
本書同樣記錄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如何造成人類歷史上對財產的最大程度的破壞——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任何一次轟炸。40%的民房變成瓦礫，有的被推倒，用來製造肥料、建設食堂、安置農民、修建公路、留出空間創建更美好的明天，甚至什麼都不為，單單為了懲罰住在房子裡的居民。自然界也未能倖免。我們永遠無從得知大躍進期間究竟減少了多少森林面積，我們知道的是，在某些省，長期過度砍伐所毀掉的樹林高達一半。河流和水道同樣遭殃：水壩和運河遍佈全國，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參與修建，耗掉巨大的人力和財力，絕大多數毫無用場，反而成為禍患，導致泥石滑坡，河流淤積，土地鹽鹼化以及洪水氾濫。
毛劉周形成的利益鏈和派系聯盟
因此，本書並不局限於論述饑荒本身。它披露了許多災難的細節，詳細記下毛澤東如何在一個瀕臨崩潰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上建立自己的威信。隨著災難的展開，毛澤東對批評自己的人殘酷打擊，以維護自己作為中共領袖的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饑荒結束之後，形成了一些對毛不滿的新的派系：為了牢牢把握政權，毛澤東不得不發動文化大革命，將整個國家搞得天翻地覆。大躍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關鍵的事件。若想真正瞭解共產中國，必須將大躍進放在整個毛澤東統治時代的核心位置來考量。從更宏觀的角度說，現代社會致力於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間尋找平衡；而發生在那個時期的災難，則時刻提醒人們：把國家干預當作解決社會矛盾的良藥，實在是錯上加錯。
本書提供了新的線索，說明一黨制政體下權力如何運轉。政治學家研究大躍進背後的政治，都是基於官方聲明、半官方文件或者文化大革命時期流傳的紅衛兵材料，但這些經過審查刪剪的資料無法透露內幕。人們無法完整地瞭解核心領導人的真實的所言所為，除非北京的中共中央檔案向研究者開放。這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是不可能的。但在省級檔案中可以找到許多關鍵性會議的紀要，因為地方幹部經常參加重要的黨內會議，以隨時領會北京的領導意圖。這些檔案披露了領導層的另一面：隨著一些極機密的會議內容逐步為人所知，我們看到中共內部成員之間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其中毛澤東的面目很難令人恭維，與他精心樹立的公眾形象相差甚遠：談話漫無邊際，老子天下第一，沉湎於於陳年瑣屑，開會時擅長虛聲恫嚇，最重要的是，他無視人民死活。
我們知道，是毛澤東一手策劃了大躍進，因此對於此後的災難，負有主要責任。為了實現目標，他使出渾身解數，協商、哄騙、煽動他的同僚，有時還要折磨或者迫害他們。他不像斯大林，不是把他的對手投入地牢處決，但他有權罷他們的官，撤他們的職——作為黨內的最高統治者，他還有其他許多特權。趕超英國的運動是毛澤東發起的，幾年後他勉為其難地允許他的同僚重新採取較為和緩的經濟發展政策，大躍進才算壽終正寢。但如果劉少奇和周恩來這兩位權勢僅次於他的領導人帶頭反對的話，他也不可能一意孤行。劉周二人輪番驅策黨內其他高幹支持毛，由此形成的利益鏈和派系聯盟一直深入到基層農村——本書對此首次作了記錄。黨內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使表現一般的幹部被撤職，而強橫霸道的角色則借助於從北京颳出的極端過激主義的狂風，橫行不法。
這樣那樣的隱蔽的抵制和顛覆
本書最重要的工作是，將這場災難的兩個層面結合起來分析，在此之前的研究都將兩方面孤立起來。我們必須把中共權力中心——中南海——內發生的事件，和普通百姓的遭遇結合起來。除了個別基於訪談的農村調查報告，根本沒有任何關於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史，更罔論大饑荒了。正如檔案中的新證據所顯示的，這場災難遠遠不能只歸咎於毛澤東一人。中共彙編的大量文獻展示了該黨統治下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文件顛覆了老百姓僅僅是受害者的觀念。儘管共產黨對內對外都在宣傳本制度的穩定有序，但它從來沒有能力把它制定的宏偉藍圖成功地實施過，因爲總是遭到這樣那樣的隱蔽的抵制和顛覆，這種抵制和顛覆在任何一個民選政府的社會中都是聞所未聞的。和有民選政府的社會相反，在實行嚴酷紀律的共產社會裏，決策層的錯誤導致整個社會機器發生故障陷入停頓。從檔案和訪談中暴露出來的，是個正在解體的社會，是個人自為戰，但凴本能求生，不擇手段的社會。所以，正是極端激進的集體化運動本身起着破壞作用，迫使各階層的人大家都想方設法規避、削弱或者利用中央（興公滅私的）政策，暗中演化成（極度自私自利的）利益驅動，而這正是中共致力消滅的對象。隨著饑荒的蔓延，普通人要想求生，必須越來越依賴於各種反常的手段，諸如撒謊蠱惑、私藏欺瞞、行騙偷竊、巧取豪奪、玩弄謀術，諸如此類，和國家周旋。正如羅伯特•賽韋斯（Robert Service）所指出的，在蘇聯，這些現象並沒有使國家機器停止運轉，反而像潤滑油一樣防止整個制度完全陷入停頓。「純潔無私的」共產主義政體，不可能提供足夠的動力推動人民合作，而沒有一定程度的利益驅動，它只能走向毀滅。共產黨真想長久維護其統治地位，就得時不時地違反自己的共產綱領。
只有反抗，才能生存。從農民私藏糧食到地方幹部造假賬，群眾發明了種種求生存的方法，同時也延長了政權的壽命，從而成為制度的一部分。混亂是共產主義者的生存方式。人們靠說謊求生存，結果是信息被一路篡改到黨的主席那裡。計劃經濟需要大量錄入精確的數據，然而在每一個層面，目標是失真的，數據被誇大，和地方利益相衝突的政策則不被理睬。在求生的驅使下，個人創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維都必須被壓制，終于形成了長期的封閉僵化。
墮落成為習慣導致更大的破壞
有些歷史學家會把這種生存行為解釋為「抵抗」的證據，或者是「農民」反抗「國家」的「弱者的武器」。但是各個社會階層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如果大饑荒期間從上到下各式人等偷竊糧食都算「抵抗」行為的話，這個黨早該垮台了。乍一看，普通百姓的抵抗佔據道義上的優勢，這種抵抗文化很容易被賦予光榮色彩。實際上，面對有限的食物，一個人吃飽往往意味著另一個人挨餓。農民把糧食藏起來，城裡的工人就沒有飯吃。這個工廠的職工在麵粉裡摻沙子，到頭來總會有人吃進嘴裡。那不過是絕境之下的生存方式，不能把它浪漫化，就好像不能將世界看成非黑即白。事實是，集體化從不同角度逼迫每一個人做出艱難的道義選擇。墮落一旦成為習慣，勢必導致大規模的破壞。普里莫•列維（Primo Levi）在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回憶錄中提到，倖存者很少是英雄：在一個奉行弱肉強食原則的世界裡，誰把自己凌駕於他人之上，就意味著他的道德觀已經蛻變。列維在《被淹沒的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一書中有個灰色地帶，描寫幾個同住的人，為了獲得一份額外的食物，不得不背叛自己的倫理道德，以求生存。他盡量不評判，只敘事，層層展現集中營的日常生活。這也是本書的主旨之一：讓讀者理解大災大難期間人類行為的複雜性。中共檔案首次使我們能夠進一步瞭解半個世紀之前人們所做的艱難選擇——無論是最高決策者，還是遠離北京的茅屋裏的饑餓的農家。
本書前兩部分考察大躍進是怎樣展開的，背後的原因是什麽，確認幾個關鍵的轉折點，詳細說明千百萬人的命運如何被寥寥幾個最高領導人的決定所改變。第三部分考察破壞的程度，從農業、工業、貿易、住宅到自然環境。第四部分展示宏偉的藍圖如何在普通百姓的生存鬥爭中變形，其後果沒有人預料到，也很少有人完全認可。城裡的工人偷竊、怠工或者蓄意破壞計劃經濟；農民則採取形形色色的手段以保命，從直接吃地裏的青苗，到背鄉離井逃荒活命。還有人搶糧倉、縱火燒黨委辦公室、襲擊貨運列車，偶爾還組織起來，武裝對抗政權。但在森嚴的社會等級制度下，人民處於最底層，他們反抗求生的能力是極其有限的。其中有些人相對更加脆弱，第五部分關注的就是兒童、婦女和老人的狀況。最後，第六部分試圖分析人們的致死之由，從意外事故、疾病、折磨、被謀殺、到絕食自殺。本書最後《關於引文來源及參考書目的說明》較為細緻地解釋了從檔案文件中取證的情況。
——原载《动向》杂志20111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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