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5日星期二

梁京:中国人何时得自由?


图为卡扎菲接待到访的江泽民(2002年4月13日)

卡扎菲的下场虽不令人意外,但各种细节传来,对我心理冲击之大却是未曾想到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利比亚人的命运,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国人的命运。


利比亚与最先发生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以及紧随其后的埃及都不同。突尼斯的独裁者本.阿里很聪明,三十六计走为上。结果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最圆满,独裁者全身而退,人民亦得自由。埃及则有了变化,穆巴拉克直到最后还在做梦,以为多数埃及人会理解和原谅他,坚持不下台。所幸埃及军队很出色,站在人民一边,为埃及人赢得了尊严,并打开了通往自由的大门。不过,埃及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前面还有一些艰难的考验。

利比亚的情况之所以更加牵动中国人的心,是由于它在两个问题上与中国很相似,第一是专制统治者自认毫无退让余地,只有“死磕”到底,第二,人民不团结,且组织程度极低,根本不是专制政权的对手。但是,还是有人毅然起来反抗了。很显然,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介入,这些起义者的命运会很惨。现在,利比亚人民解放了,但付出的代价也极大。这场持续数月的战乱,几乎伤及所有的家庭。

这使得向往自由的中国人在得知卡扎非死于非命的消息后,不能不产生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我们为利比亚人民获得自由而高兴,另一方面,反身思己,不能不问中国人要获得自由也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吗?一想到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就不寒而栗。

卡扎菲末日的同一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当权者面对国内正在急剧恶化的危机形势,面对国内维权舆论日益高涨的抗议当局使用流氓手段限制陈光诚自由,殴打所有前往探视者的运动,面对整个中产阶级乃至知识精英阶层对未来普遍惶惑不安,却摆出了一幅不屑理会,或毫不知情的姿态,大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及其“科学内涵”,而且还要“使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中共当权者不可能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各种事情,那他们此时的这种看起来完全是精神分裂的话语,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理解中共决策,必须知道中共专制与经典的独裁不同,它不是家天下,而是党天下,是一种集体的专制制度。我曾在评论中说,近二十年来,中共把中国传统的奴才文化发展到极致,并且使之现代化了。从此次六中全会的决议看,中共领导层面对全球专制制度四面楚歌的形势,似乎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文化反击战”。这场文化反击战,并非简单地唱唱高调,而有十分实际的算计

算计之一,就是找到一个GDP的新增长点。中共领导层显然已经看到,继续扩大资源密集的投资,各种风险已经太大。现在大规模投资所谓文化产业,可以继续瓜分国民财富并且更方便转移海外,即使中共政权垮台了,自己也不吃亏。算计之二,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尤其是增加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减少他们造反的动力,算计之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灌输奴才文化和腐败文化,以抵抗所谓西方文化,其实质就是消解自由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吸引力。

中共的奴才文人吹捧这个新的文化战略已经无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恰恰说明他们利在其中,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确有不少人相信,中国的奴才文化和贪腐文化是不可战胜的。

中共这个战略能成功吗?中国人何时才能自由?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并非源自西方文明,而是源自人的本性,只不过西方文明率先找到了自我解放的路径。因此,中共想以奴才文化与自由相对抗是不可能成功的。但中国奴才文化的发达,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事实证明,毛泽东鼓励造反的“文革”,并没有革掉奴才文化的命。造反文化与奴才文化不过是中国政治文化相反相成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走出这个文化困境,才可能得到真的自由。而这一天并非遥不可期,因为网络时代是一个促人学会交流和思考的时代,是一个既不利造反文化,也不利奴才文化的时代。

20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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