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史一平：《邱會作回憶錄》的史料价值

2011年2月14日星期一

史一平：《邱會作回憶錄》的史料价值

（图1）1970年在長城。左起:黃永勝、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陳綏圻，葉群，胡敏。

根據當權者的利益和需要，人爲地區別“敵我”，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就是鄧小平導演的“以法治國”的真諦。

破譯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鑰匙

邱會作將軍是名人。他擔任解放军總後勤部的部長達十二年 (1959-1971)。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藍圖（“五七指示”）就是對他的報告的批語。文革期間，他進入政治局和“軍委辦事組”（這是由周恩來而不是林彪直接領導的“軍機處”），後被鄧小平“依法”判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员”。經過“公審”，按照鄧小平的設計，使“黄吴李邱”和“王張江姚”一起，成爲毛澤東的替罪羊。至于毛自己，则按照鄧小平的同一設計，年復一年，高臥在紀念堂裏，作爲綿延共產黨神聖統治的圖騰，尊享一代又一代黨國精英奉獻的香火。

邱會作是江西一少年，十五嵗參加“红军”造反。顯然得益于好學深思，僅以文字水平而論，也决非李鹏所能企及。邱留下的回忆录，七十六萬字，除了小部分講自己的战績以外，以主要篇幅記錄了他在文革中的親歷。作爲“毛主席的紅小鬼”，他理所當然接受了共產黨的歷史觀，但是，連他也終于認清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真面目。他細心而且詳細地記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和所做，替後人提供了破譯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鑰匙。

邱用了“林是被毛拖進文革”（P686）幾個字，概括了林彪在文革期間自始至終的地位。連毛澤東要搞掉劉少奇，也是通過周恩來向林攤牌的。

和局外人不同，邱把文革中的“軍内”和“軍外”加以區別。在敍述林彪在全國範圍内追隨毛澤東支持造反派的同時，一一記下了林不能容忍中央文革通過軍内造反派插手軍隊的事件。他記下了林彪和徐向前兩個元帥之間圍繞着“怕亂”和“不怕亂”的分歧而展開的鬥爭。按照廣泛流傳的信息，是葉劍英對江青拍桌子；邱會作指出，這不是事實，事實是葉劍英對徐向前拍桌子。他還記下了楊成武（代總參謀長，本來是林的愛將）轉向江青以後，林、江矛盾的發展。在對楊的處理上，毛連續開了四次會表示對林的支持，善於翻雲覆雨的江青則迅速倒戈，抛棄了楊。

個人恩怨是中南海内鬬的核心

領導層的個人恩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内鬬的核心。邱披露了周恩來告誡軍委辦事組的名言：“什麽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在林、江矛盾發展的過程中，不謀而合，林也在掂量同樣的問題：“主席是要軍隊（林彪），還是要造反派（江青）？”林的判斷是“主席要軍隊，但對打擊造反派也不會太高興。”但是，最後證明，林彪的估計並不準確。在打倒了劉少奇之後，毛的首選，已經不再是軍隊了。

準備“九大”時，林彪支持陳伯達起草以“發展生産力”為主題的報告，被毛否定。毛要張春橋以“繼續革命”為中心。這是毛、林分手的起點。雖然林彪被黨章冠冕堂皇定為接班人，但是，無論毛澤東，還是林彪，彼此都十分清楚，林的健康狀況，根本無法“接班”。

九屆二中全會是黨内外、海内外無法理解的謎。設不設國家主席，稱不稱天才，怎麽成了你死我活的兩條路綫鬥爭？周恩來、康生和林彪、陳伯達一樣，都在發言中主張設國家主席，汪東興的調子比“黄吴葉李邱”高得多，但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麽周、康、汪榮任了毛主席革命路綫的捍衛者，林陳黄吴葉李邱卻成了反革命？事情的起因是什麽？發展過程又是如何？是什麽觸動了毛澤東對自己生死存亡的恐懼，使他最後下了如此驚天動地的決心？在邱的回憶錄裏都提供了啓發性的記載。

對盛傳中的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武裝政變”，由於原告提出的除了空話還是空話，在這種情況下，使讀者有根據認爲，被告對此嗤之以鼻是更有説服力的。

再現了一個“革命”的拜占庭

邱通過回憶錄再現了一個“革命”的拜占庭。讀者和研究者們如果把中共最新“審定”的、乾巴巴的、避實就虛、但具有最高權威的黨史教科書，和邱將軍有血有肉的回憶錄加以對照，無疑會得到考據和鑒別的樂趣，並且提高透視歷史和透視中共的教益。

這是邱氏的獨家記錄，不可能不受到視野和視角的局限。但是我願意向讀者推薦兩篇話。一篇是劉少奇在唇亡齒寒時對戰友彭羅陸楊的批判（P.434-438），另一篇是林彪在類似處境下批判同盟者陳伯達的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P. 721）。往日的戰友，一旦被毛抛棄，劉、林二人就無例外地以大公無私的姿態，施以無情的鞭撻。這種黨内鬥爭，出於革命的本能，出於向最高統治者效忠的本能，更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邱在書中秉筆直書，沒有為尊者諱，相當難能可貴。順便提一下，作者在表達對林總的信仰和感情的同時，沒有忘記客觀地記下了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泰然自若”的神態和“胸懷寬廣”的氣度，儘管劉已經受到了來自毛澤東的致命的打擊。

作者的回憶錄沒有終止於文革，他還沉痛地延伸到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之後的 “公審”鬧劇，立此存照：“公審是一個‘政治垃圾堆。”（P938）他指出：《起訴書》人爲地把老幹部分成“黑榜”、“紅榜”，“凡當局需要的人，……一律放在紅榜之内，一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這樣就把……同盟建立起來了。”至於“黑榜”名單，也就是所謂的敵我矛盾，“是由當權者圈定的” （P933）。根據當權者的利益和需要，人爲地區別“敵我”，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就是鄧小平導演的“以法治國”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