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作者
我的《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一书，完稿以后，原本以为是可以在内地出版的。可经历了好几年的等待，烦劳了许多文学界朋友为我多方说项，终于还是 一处又一处地都没有能够过关。幸得五七难友谢庄同志不惮其烦地奔走联系、筹钱出力，才得以由香港天马公司出版。由于这样，书不能在内地发行，就只能很少量 地印一些送朋友。而且，不但没有收入，连邮挂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在此时刻，老友铁流闻讯从他私人设置的“铁流新闻基金”中拿出8000元人民币，减少 了谢庄同志的压力，并承担了一部分书的分发，算是为我这个穷作家，解决了把书送到朋友们手上的问题。这里，我首先向为此书出版作出努力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
这本书的初稿，原本在搜狐、新浪、百度等网站上发表过，这次出版，并没有大的删改，只是对初稿中某些因记忆差误和不够清晰的地方，依据朋友们的意见作了订正。订正的地方，我也在书中加注作了说明。
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心里虽然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松快，但更多的仍然是无法解脱的遗憾。因为，这本书出版得太迟了，当年的许多朋友，不仅比我年长的白峡、孙遐龄已经一个一个地老成凋谢，连比我年轻得多的万家骏、王志杰、陈谦、都没有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我感到很对不起他们。特别是在刚寄出这本书后，我就得到了王地山同志去世的噩耗。王地山同志，是1949年在南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西南服务团和我们大家一道入川的。当时他是最年轻的一个，还只有 16岁。在《川南日报》工作到1952年四川的四区合省，转到《四川日报》。1956年报社安排他上四川大学读书，原本是作为报社未来骨干来培养的。可不 幸的是，1957年，他竟然也陷入了“阳谋”大网，因写了《南斯拉夫问题我见》一文受到批判。1958年8月在北京南斯拉夫大使馆门前被捕，11月被判刑 14年。从此，二十余年的青春才华就耗散在劳改生涯里。但在劳改期间，他居然自学了好几种外文。以致在1978年提前释放后能够在中学教英语。1979年 平反后，又经过许多折腾，迟到1988年才调回成都，落实在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任教。虽然出版过《早春的困惑》（诗）与《冬夜的回眸》（散文）两个集子， 但他的回忆录《走出豆豆溪》，在新浪网上连载后，却只出了个山寨版的单行本。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中，他本来是可以有更多成就的，可57年那一场大人物 的“钓鱼”游戏，竟扭曲了他的命运，使得他长才未展，壮志湮埋。一想到这些，真不能不为我们这一代无端消逝的英才，感到一阵阵的心酸欲泪。
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是不堪回首的。就拿我这本书里所写到的，我们那个根本不曾有过的“小集团”及这一冤案所牵涉的人来说，一提起，也无不叫人心中那伤口上的 血，一滴一滴地继续往下滴。除了徐航在劳改期间死于非命，张望、丘原早已在“文革”中自杀，白堤、张宇高在平反后随即病逝，沈镇、遥攀也已在平反后的劳累 中去世，此外，其他还有一些人，我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的下落。现在还活着的，白航已过了八十五岁，我已进入了八十七岁。较年轻的铁流、李加建、储一天等人， 也都七十多岁了。虽然冤案平反了，但回顾我们的一生，却只能唏嘘感慨，无法说出我们心中积郁的深沉悲慨。这并不只是因为我们个人不知道这人世为什么会这么 荒唐，让我们以无罪之身竟落得这么坎坷一世。而更难堪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看不到我们原先所追求的“全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究竟到何时才能有一个曙光 在望的前景。从辛亥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直到现在，孙中山遗嘱所说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毛泽东所承诺的，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幸福和富强的新中 国”。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总体国力虽然比过去强多了，国家确实也富起来了，但“自由、民主”现在却成了“敏感词”。社会上由于贫富悬殊与权力失衡， 使社会失去了公正，有很多人由于房屋被拆，土地被收、权利被侵、上访被截、维权被压，感到自己失去了公民的权利与尊严，甚至失去了免于恐惧的安全保障， “幸福感”成了所谓“先富起来”的有权有势的权贵阶层的专利品，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感”实际上已经非常稀薄，而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更没法与“幸福”沾 边。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只不过是些社会的“边缘人”，在言论自由都被限制得非常逼仄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不知道如何去为促进社会的进步尽力，能不愧对人 民、愧对自己的父母亲人朋友吗？但我们要想说几句真话，却很难找到说话的平台，这能不感到困惑与彷徨吗？所以，我在这本书里，虽然写的只是过去历史事件的 回忆，实际上，我所企盼的，除了想避免悲剧历史的重演，更多的，是希望人们从历史的大劫中吸取教训，激发起推动社会前进的勇气与保持坚忍不拔的毅力。
作为1957年的一个“右派分子”，我常常感到，我们的历史处境是非常特殊的。好像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历史悬浮物”。我们几乎是世界上最不被理解的人。 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历史冤案仍然只是一个“半平反”状态。不仅政策没有完全落实，工资没有依法照补，档案没有当面销毁，那个“反右是必要的，只 是扩大了点”的歪歪论点，仍然像天王庙的“金牌神谕”沉重地压在我们头上。所以，我们几十万未死的“右派”，虽然在名义上“平反”了或“改正”了，可我们 的社会地位，在官方文书上仍然是“摘帽右派分子”、“劳改释放犯”，说得最客气的也只是“前右派人士”。我们仍然�着受歧视的黑锅。至于当年究竟划了多少 万“右派”？杀了多少万？饿死、累死、折磨死的有多少万？除了网传信息偶有某种“解密文件”所透露的未经查验的数字，此外，就全无可靠的官方统计，更谈不 上应该有一个完备的“名单”、“名册”或“右派冤案题名录”了。——就这一点来说，我对当时发动“反右”的左派大人们是有点瞧不起的，他们的气量比不上明 朝的一个太监。明朝的太监魏忠贤，在大杀东林党知识分子之后，他敢于把全部案件编成篇幅浩繁的《三朝实录》，把东林党人每一个人的言论和奏疏文字，都一字 不漏地记录在案。而1957年“反右”时，分明所有“右派分子”都是有案可查的，为什么现在不但没有编成“实录”，反而在遮遮掩掩地说什么“只是扩大了 点”而不敢面对历史事实呢？——如果未来的中国能够在北京或上海建立一个“反右运动纪念馆”的话，我希望未来的历史学家千万不要忘记编撰这样的一份“题名 录”或“反右实录”，把它印成一本书，或刻在石碑上，向后代人公开展示。
时间像流水，在不停地冲刷着历史。像我们这一代的所谓“右派知识分子”，既然一直没有人认真地作过“结论”，历史将怎样纪述，我们一暝之后，就无人过问了。 即使在现时，也已经是议论纷纭的了。例如，在当前的几代人中，不说对某一个“右派分子”个人，就说对“右派”这个群体，不同的人的不同看法，也几乎是五光 十色，差异很多的。“老左派”（包括“中毛共”的那一类人）当然照旧认定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分子”；“新左派”（执政党内保守既得利 益而不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那一部分人，特别是负责“宣传”、“新闻出版”部门的那一类人）基本上是把我们看成“持不同政见者”（即和流亡国外的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差不多的人），是他们在“宣传口”、“文教口”要加以“严防”的对象。（老实说，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认识，往往还不如“国安”部门的人。“国安”的 人有时要执行上级命令对某些人进行监视与防范，但他们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只要没有搜到武器，他们并不把“促进体制改革”、“要求言论自由”、“探讨社会主 义民主”及“宣扬普世价值”的文章，看得比手枪、炸弹更危险。）——从“左”面来的这类看法，实质上是“政治歧视”，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是不会改变的。 但我们相信历史发展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迟早总是要实行的。执政党里面的改革派势力，随着时间的进程，会迅速地壮大起来。一代又一代 的接班人，总会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有所进步。历史的车轮，是极左势力与保守势力的螳臂挡不住的。世界有许多先例。苏联、东欧、台湾以及最近的非洲国家，都 出现了良性的转变。所以，我对我自己的一生，虽然早已界定为只能是一个悲剧角色，但对我们的中国，我是并不悲观的。比我年轻的朋友们，更完全可以乐观地期 待。
可是，说“期待”，也不应该是《等待戈多》式的消极的等待。谢韬在世时说过：“不能急，不能等，要促！”我一直觉得，他说的这句话，是切合现实的。这是因 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的现实情况，都给中国的历史转变，设定了十分沉重的负担。为了对人民负责，任何改革者，都不能不采取慎重其事的态度。所以，不能 急，改革必须有基本的共识：1、不能因改革而引起内战，自相残杀，流血千里，甚至导致外敌入侵而亡国。2、不能因仓促的“休克疗法”式的改革而造成经济的 崩盘，给人民生活带来难于承受的困苦。3、不能因改革欠缺全民协议而影响各阶层、各民族间的正常关系遭到破坏，导致国家分裂。4、不能因改革欠缺合理的程 序与步骤的安排，而造成政治混乱与社会秩序的失控，造成长期的不安定状态。——总的来说，中国现时的改革，应该以通过不流血的和平协商的途径，走向宪政民 主，才是最佳选择。谢韬所说的“促”，我觉得，就是向这方面促。促，就是促使人们不要左顾右盼地踟蹰不前，要积极而大胆地启动宪政民主的进程。
从理论方面看，谢韬和辛子陵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可以说，其一，是为使现行体制，放弃不利于国、不利于民、不利于执政党自身的“专政”，实行“宪 政民主”。把“政治不平等”的体制，改变为“政治上一律平等”的体制，可以巩固国家的政治基础，并有利于杜绝贪污腐败，避免政权在腐化中崩溃。其二，继续 实行名实相符的“社会主义”政策。关注弱势群体，避免社会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向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过渡，实行经济利益的“社会共享”，以求长治久安。其“在 精神实质上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用意，无疑也是想取得执政党在改革路向上的共识。谢韬和辛子陵的理论探讨，谓之“救党救国”，并没有任何虚夸，而是处处为 执政党通过主动地开启宪政改革以走向通过普选合法执政，进行了周密思考的。这样的理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从改革的步骤来看，李锐关于先实行“党内民主”再向“社会民主”发展的建议，也有便于执政党内部取得共识，做好思想准备，以减少改革阻力的好处。也是切合中国现实情况，有利于改革实践的。也并没有哪一点是对执政党不利的。
可以说，谢韬、辛子陵和李锐关于体制改革的思考，都是一些老革命“老成谋国，用心良苦”的表现。一片丹心，昭于日月！
当然，民主改革的启动，由执政党主动地提上议事日程，比东欧北非国家在群众抗议的情况下被动地进行改革，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这些“右派”老人，总是希望执 政党能接受合理的意见，不要把改革建议都看成是想“谋朝篡位”的阴谋。试想，李锐已经九十多岁，辛子陵也近八十岁了。这些人关心改革难道仅仅是为自己着想 吗？改革了，他们可以当部长、当国务委员吗？谢韬已经去世，我们这些“右派”老人也都到了风烛残年，并没有谁还有什么政治野心。老实说，改革或不改革，我 们都活不了几年就要向人世告别了。我们对中国改革的关心，主要是由于我们不能忘情于中国，不能忘情于生我养我的中国人民。也由于我们参加过夺取政权的革 命，不能不关心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后果。
而使我们难堪的是，中国现时的这种“右派写作”现象，竟常常遭到各式各样的误解。在某些仍然保有红卫兵“拜神”心态的青壮年人眼里，会因为写作的内容涉及 “批毛”而不能不感到难于忍受而要发动反击；而在更年轻的八、九十年代出生的爱国“愤青”们的心目中，则更会觉得这些闻所未闻的“右派”故事，全都是“右派”在给“祖国辉煌的历史”抹黑，更是一种应该痛骂和咒诅的现象。他们都不理解，我们所作的一切，其实正是为了他们的未来。——面对这种种充满仇恨与敌意 的误解，我们该怎么办呢？伤心吗？叹气吗？灰心吗？搁笔吗？……不！他们的表现，正说明我们为社会启蒙的工作，还远没有作到家！我们应该为他们的觉醒，付出更沉静、更坚毅、更耐心、更执著的努力。这是因为，他们也是未来中国的主人，即使把我们这些老骨头再一次磨成灰，我们也要对他们负责！
2011年2月14日。人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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