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吴庸：劫后余生记

 【新世纪特稿2010年元月29日】劫后余生记（1）

人到老年容易怀旧，追念过往。在大雪纷飞的冬日，回忆春天的温暖、夏日的炎热、秋季的清爽，别有情趣。但人不能靠怀旧过日子，总是要做点儿事情以度余生。自 忖个人情况，1957年“极右分子”，1980年“改正右派”，苦也吃了，罪也受了，是非功过，心里明白，社会得失，看得清楚。反复权衡，决定：只要有一 口气，就不能满足于自我安适，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点儿于社会有意义的事。于今把这些小事罗列出来，算是劫后余生记。

事 情缘起于美国RFA“心灵之旅”节目播出对政治犯之妻金艳明的专访。金的丈夫刘京生原是公汽司机，西单民主墙时期曾与魏京生一起搞民间刊物《探 索》，1992年由大学讲师胡石根发起，与刘京生等人共同组织自由民主党，主张彻底抛弃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重视公民维权，进行秘密的争取民主的斗争。 这一组织不幸于1993年被破获，胡、刘分别判刑20年与15年。警方监视金艳明，并向其逼供。金腾地站起厉声道：你们要抓就抓，连我孩子一起抓来，我们 家就团圆了！警方无奈，只得说：别激动！别激动！

我 从RFA的专访中得知金如此勇敢，深为钦佩，决心与之见面相识。我知道金被监视，与之见面必须十分小心。历经3次波折才找到她：金是公汽售票员，首先到运 营中的该路汽车上查找，金的同事要我到总站值班室询问。值班者听说找金，态度非常冷淡，反问：你找她干什么？我立刻明白“冷淡”的原因，碰壁而归。第二次 直接找到她所住楼层，但不知道门牌，邻居以疑惑的目光看我，我又无法吐露实情，再次落空。只好拖到中共十六大闭幕，躲过敏感日期，再去寻找。到楼上直接捅 明：“听说她姓金”，果然被领到她的斗室前，可惜只有她的上大学的孩子在。我直扣主题：你们家的遭遇，我是了解的，并表示同情。听说你父亲正在学习法律专 业，我愿送他几本学习用书（他一直低头静听，未置可否）。不过，得麻烦你母亲到书店选购并送去。说着，我从提包中拿出信封（装1000元）放在桌上，“这 是书钱”。我要了他们的手机号与坐机号，匆忙而别。他把我送到楼下，表示他认可了这个陌生老人。

隔 月，我与金约好到她楼下汽车站见面。我在那里装作等车，回旋余地较大。见面后，她执意邀请我到家里坐，一再保证“没问题”。这时，刘已服刑多年，估计对金 的监视已撤销。她的住房只有七八平米，两床一桌外，简直没有站立处。她拿出刘的来信，写着法律课程考试成绩，平铺直叙，没有眷念之情，缱绻之意，因为信件 必须经检查才投寄，这是何等非人的现实！看着看着，悲愤、不平的情绪激越飞迸，难以自已。她向我叙述教友徐永海因住房被野蛮拆毁而到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 她送去棉衣御寒；与人权同盟组织者任畹町等人郊游聚会，便衣跟在后面，有时彼此还搭讪几句。说话间，她不时收到手机短信，内容极具讽世意义。我想，她的活 动一定是很丰富的。说着，我从包里拿出装有1000元的信封：为京生买点需要的东西吧。她低头轻轻一声“谢谢”，送我到车站时说：他要补牙，他父母给了点 儿，又从您上次的钱中拿了点儿，凑齐了。

金 为支撑这个家庭是很辛苦的。她不仅要承担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而且要承担物质上加重支出的需要。有一个时期，她清晨7点前赶到车场，运营到下午两点半，再赶 到一家书店作营业员，晚上回家瘫软在床，连饭都不想吃了。她的顽强很令人感动，趁又一次见面的机会，不免谈起对她的观感。我的印象是，她已从一场巨大灾祸 的阴影中走出。几次接触，感到她热情开朗，朝气勃勃，没有受到意外挫折常有的那种晦气、委琐之态。突然失去丈夫呵护，独立维持家庭存在，能够乐观、坚毅， 这对一个女人来说该是多大的突破啊！同时，感到她不平凡，视野超出一般妇女热衷于丈夫、孩子、家庭的局限。她说过“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说过“对 官方报道要用逆向思维”，这些随意而发的认识说明她具有较高的观察水平。我向她叙述时，着重提到她所接触的人，“恕我直言，他们有一个普遍的缺点：左派幼 稚病。我不赞成赤膊上阵，徒耗实力，特别是在北京，实力对比悬殊，不宜作无效的牺牲，希望妳善以处之”。她回应说：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但他们的有些活 动，我是不参加的。

以 后见面改在我经常光顾的国家图书馆，坐在借书大厅的沙发椅上，谈话的内容也变得轻松许多。我向她倾诉儿子家庭不和带来的苦恼，她狡黠地问我：每次给的钱， 老伴知道吗？我坦诚相告，那是我的私房钱，老夫老妻也允许有点隐私吧？有一件事是我向她认真提出的，即可否约若干挚友，每人每月捐献50元，10人即凑够 500元，帮助政治犯系狱而家庭生活困难者。她立即摇头否定，说：有些受难者家属见了我们就骂，说不定还要到派出所报告。成立小型救济会问题就此作罢。

2004 年11月刘京生出狱，对他们的按时资助由此也就告一段落。我至今还不时怀念他们，惦记这两个为民主事业无畏奋斗的工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国大陆的希望。写 到这里，一种难忘的情怀油然而起：你们能够感受到我心中的思念吗？好想找机会与二位聚聚，聊聊，因为我在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从 网上看到另一个工人的信息。他叫齐志勇，建筑公司油漆工。六四凌晨，他被堵在中南海南门附近的六部口小巷内，腿被击伤，辗转送医，左腿被截。他由此失去工 作，失去正常生活条件，即使在门前摆个小摊借以谋生也被驱赶。“欺人太甚”的感受在齐志勇身上引发的愤怒是难以估量的。他要求残疾人的待遇，要求赔偿他的 损失，到处奔走，到处呼号，揭发六四的残暴，联合六四的受害者。他的愤怒体现的正义力量终于对当权者有所触动。建筑公司有关部门出面允诺，只要齐同意因工 伤而截肢，可获赔偿10万元。刘坚决拒绝收买，坚持左腿之伤是六四强暴所致。这种坚贞不屈的品质，令人敬仰。当时，他正苦恼于糖尿病严重而无钱就医，由 此，萌发了与他结识的念头。

费 了很多周折才找到他的住处，他的学龄前女儿为我开门。那是一间不足15平米的房间，两旁塞满杂物，留出仅余一人通过的夹道，进入卧室为两床一桌一电视一冰 箱，再无插足之地。小窗是唯一光源处，外面以铁条封住。不由得担心：如不慎失火，如何逃生？简单地询问了病情，表示对他的遭遇甚为同情。随后，我拿出一个 信封，内装1000元，说：你的孩子很可爱，买几本儿童读物送她吧。齐是很开朗的人，并不推却，亦不感谢，只是拿出一张照片，那是一张表明心迹的照片：双 手张开写有“说明真相 拒绝遗忘 寻求正义 呼唤良知”字幅的留影，签名后送我。从此开始了我同他的来往，按时以些许资助表示对他的支持。

齐 志勇不仅为六四屠杀“寻求正义，呼唤良知”，他被暴政激发起来的怒火是不能遏制的。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哪里有抗暴表示，哪里就有他的参与。上 访人群的反抗活动，他赶去协助；高智晟发起绝食运动，他积极参加；每逢赵紫阳逝世周年，他准时冲破封锁去悼念；揭露中共恶行的公开信，他签名……要知道， 他是残疾人，只能靠轮椅车往来奔波，有着常人没有的行路困难；他还是重病患者，需要购买和按时服用胰岛素等药品，却不为病情所累。警察的监控不能软禁他的 意志，生计的窘破不能拦挡他的决心。当局企图用黑社会伎俩予以教训，指使4名歹徒于2005年9月27日夜间闯入他家一顿毒打，边打边喊：让你住嘴！让你 住嘴！他被打得满脸伤痕，被踩折一根肋骨，被踢得腿部浮肿，估计肾被打伤。他的4岁女儿吓得大哭，喊道：“我爸爸是好人！”我从《博讯》中了解这一悲剧 后，立即书就《吁请关注六四伤残者齐志勇横遭暴打事件》，指出：既然宣布建设“和谐社会”，怎么就不能同这样一位受过误伤的再平凡不过的百姓“和谐”而必 须施以暴打呢？既然“反对恐怖主义”，为什么对这么一位小人物要施以恐怖主义，与黑社会混为一体呢？我呼吁各界发出声援齐志勇的呐喊，谴责这一暴行的可 卑、可耻！呼吁书刊于《博讯》、《新世纪》和《中国事务》。齐不久接到两封恐吓函，再次对他进行威胁，齐说：我决不妥协，直到永远！

2009 年5月，我从《博讯》看到齐志勇因病住院消息，甚感不安。如今穷人得病，能拖就拖，能忍就忍，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住院，住院是危险信号。我忙与其夫人联系， 赶到她的工作地点，得知病情较为严重。我能做的，只是掏出准备的1000元聊表心意；还想到他女儿如今已读小学，她的稚嫩喊声“我爸爸是好人”永远萦怀于 我心中。齐被监视时，女儿上学要坐警车，惹同学另眼相视，因而要爸爸用轮椅车接送，遭警方训斥，这给孩子留下怎样的心灵伤痛啊，恐怕一生也无法治愈。可以 说，我对这个女孩儿的爱怜超过对齐的关怀。于是掏出300元交给她母亲：“快过儿童节了，给孩子买件衣服吧。”

我特别叮咛：“告诉老齐，少惹事！”这种牵挂之情，由来已久。他的反暴斗志令人敬仰，但这种志向戒之在躁，尤忌个人之勇。苏轼的《留侯论》指出：“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苏轼提倡“大勇”，即目标远大之勇，“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之勇，由此而讲谋略，用智慧，有长远打算，有总体部署，从而由大智产生大勇，这样就可以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古人这种见解是很有见地的。我曾劝齐：将战线保留在因六四伤残而讨公道、求正义上，容易求得社会同情，打好社会基 础。如果什么都管，从齐的社会地位来说，什么都难见实效，只暴露自己实力空虚而已。有一时期，境外记者纷纷追赶齐志勇，连半岛台记者都要他谈政见、述异 议，还有记者把微型“麦克”别在他身上去闯天安门广场，记者可能由此获得“爆炸性”新闻，造成轰动，齐的一举一动也就尽数收入公安档案，给自己创造着入狱 条件。不是害怕入狱，而是轻易被囚，一切公开活动都被禁止，岂非因小失大？

我 向齐传递的“少惹事”的希望没有得到回应。他仍然勇敢地活跃在第一线。美国总统即将访华，他与李金平计划向公安局申请反奥巴马访华游行，还呼吁上访者在使 馆区举行人权讨论。结果是：游行尚未申请，齐已被软禁，使馆区讨论没有举行，零散的二三十人被冲散。齐志勇，一位绝不妥协的自由战士形像深留我心中。

2006 年，我从网上看到《牢狱17载逼疯才子 喻东岳亟待救助》，愕然，悸然。喻曾任《浏阳日报》美编，诗书字画多有造诣。因泼污毛像，判刑20年。狱中饱受摧残，额头偏左有陷下的马蹄形伤痕，后脑偏 右有Y形络印，可见酷刑之烈。入狱不久即精神失常、分裂，长达15年。出狱后，不知自己是谁，见人作揖下跪，见大盖帽惊恐不安，称妹妹为“监狱长”，称儿 童为“爸爸”，双眼发呆，行动不稳。读到这里，我久久长坐，心如止水，无法摆脱世间如此黑暗对我的覆压，无法想象15载非人迫害的日夜轮替。我的情感已不 是简单的“愤怒”二字可以概括，它加深了我对“暴政”一词的认识。喻的家人发出呼吁，希望筹集10万元治疗喻的精神分裂症。其时，黄河清、秦晋、盛雪共同 发起为喻的募捐活动。我立即向喻家公布的账户汇去3000元。黄、秦、盛的义举共募得款项，折合人民币约123000元。喻经治疗，病情好转，他妹妹说， 不仅能识别家人、朋友，而且买菜时会算账，还可在阳台朗诵诗句：“我们要坚强，享受阳光和雨露，呼吸自由的空气，依然要快乐地活着……”能够恢复到这种程 度，从内心为喻庆幸。时间过去两年多了，喻的后继状况如何？他能成家立业吗？我暗自惦记着。

与 此同时，维权人士郭飞雄被捕。对他的酷刑，包括7昼夜连续审问，不准睡眠。郭抗议这种非法行为，对之以零口供，15天绝食绝水。郭夫人张青呼吁社会伸出营 救之手，支持和帮助她丈夫。打官司是需要付律师费和路费的，《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为此发起募捐活动。我当即拨通张青电话，与之联系，希望将捐助直接寄到她 手中。她明白我的意向后说：“我不认识你，不能接受你的钱。”这种警惕当然是必要的。我想，电话上谈，一时难以剖白，“能否将您的电子信箱地址告之，容我 在信中做些解释。”“我的电脑被抄走了。”“胡平不是为飞雄发起募捐活动吗？”“那你寄给他好了。”我企图寻找另外途径缓解这样的尴尬，就说：“其实，只 要您将工资卡账号告我，当天就会把钱汇到卡上，比绕道美国胡平那里方便多了。”回答是：“我早就没工作了，哪儿来的工资卡！”我知道，女儿的学费筹措正让 她为难，这是一个落难的贫困家庭，更增加了资助的决心。她对我的身份不放心，不妨找她放心的人予以疏通。RFA的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报道过郭飞雄事 件，与张青有过联系，请她证实一下我的意图，可能得到张青信任。张敏给我发来张青的手机号，说据此联系即可。我拨了多次，对方关机，无法通话。不愿就此罢 休，又想到自己在《北京之春》发过文章，如果提及这层关系，请胡平代为疏通，如何？不过，想想，胡先生工作繁忙，很难对与之从无交往之人留有印象，此念遂 止。事情没有办成，我的心十分不安，至今还在想象中摹拟狱中的郭飞雄、家中的张青以及他们的子女形像，思念着这一家人的安危冷暖。唉！事没做成，深感遗 憾。（网上传来消息，张青携子女于2009年4月抵美，11月在媒体公开露面，我打开RFA网页，听了听记者采访张青及其子女的录音。）唉！郭飞雄如今的 状况怎样？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我思念着……

劫后余生记（2）

2005 年，高智晟律师3次上书中央，揭发各地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惊动整个社会，震撼海内外。他的一篇又一篇剖析中共倒行逆施的檄文，把这个党的残民本质 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发起抗暴绝食运动，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在国外引起广泛响应，参与者日益增加，维权派欢欣鼓舞，中立派向其靠拢，一个崭新的局面开 始形成。国际上对他的义举热烈支持，对他的褒奖纷至沓来，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授予勇敢提倡者奖，新西兰亚太人权基金会授予第一类维权斗士奖，自由文化运动 授予特别人权英雄奖首奖，奥地利授予布鲁诺-克莱斯基人权奖，民主教育基金会授予杰出民主人士奖。

一 日，新世纪网编辑张伟国来信，问我有无办法将获得杰出民主人士奖的消息通知高律师，我答：试试看。于是，约请刘京生会面，我知道他同这些人士有联系，只有 通过他才能与这些“危险人物”接头。见到刘后，他马上与高律师好友马文都通话，认为转达这一消息没有障碍，不过，他们（高、马、刘）要去山东临沂，支持维 权人士、盲人陈光诚。陈光诚案是当时维权热点，庭审使这一热点达到高潮，众人因不能旁听而围堵在法院门前，与法警展开肉搏，高律师被撞倒于地，某人摄像机 被摔坏。维权中官民这类冲突屡见不鲜，已成定式。待庭审后，高律师等驾车从临沂返京途中，我与他开始通话。高当时还沉浸于法院前警民搏斗的不平情绪中，向 我数落警察的蛮横和法院的无理。待他的愤怒稍释，我向他通报得奖信息，通知：授奖单位要求写一份3000字左右自传，欢迎得奖者去美领奖，来往机票与食宿 由授奖单位负责，否则可指定当地人士代领。这是我首次与高律师交往。

几 天后，我打电话询问自传拟就情况，高答，初稿写好，尚需修改。我告知，定稿后可Email给我，再转美方。高决定，此奖由纽约的张雪容女士代领。后来，我 收到自传文本，深知它的珍贵价值，除保留一份外，寄伟国一份转授奖单位，又发给伍凡与盛雪各一份，希望他们妥为保管。这份亲笔自传告诉人们，一个贫穷的农 家子弟，伐过木，下过窑，在串街卖菜间隙自学法律，考取律师资格。他的精神境界逐步扩展，思想水平不断提高，终于识破这个社会的本质，积极投入从维权走向 民主的斗争。毫无疑问，他的开创性才能在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史上写就光辉的一页。

数 月后，伟国来信称：有笔稿费需付给高律师，问我可否直接寄送。我明白，这是问高律师所得杰出民主人士奖的奖金如何送达。此时，由于抗暴绝食运动不断扩展， 当局对此惶惶无主，在高智晟家布置严密封锁，警车数十辆，警员百余人，团团围困。学者焦国标和教师滕彪去探望高律师，被揪到派出所进行恐吓，禁止与高见 面，可见形势之紧张。高律师家中电话、电脑线路被切断，出门被特务贴身跟综，多次被寻衅殴打，甚至企图制造车祸。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稿费”是寄不到 的。我找马文都，他被软禁在家，公安命令他不准用电脑发文、发信，不准与他人来往。我找刘京生，他也被软禁，电脑中信箱被切断。一场针对高律师的不祥策划 已经露出端倪。因此，我给伟国复信，建议将“稿费”以高律师之名暂存银行，再看动静。果然，8月15日，高律师在山东姐姐家看望危重病人时，被一群突然闯 入的莽汉捂住，罩上头套，只穿背心、裤衩儿，被绑架而去。3天后，新华社宣布：因高智晟涉嫌犯罪，市公安局将其“拘留问话”。从此开始了高律师生活的另一 页。

从 这段简短经历感到，这个宠大的体制存在很多缝隙。正面走不通，寻缝隙进入却能游刃有余，通知高律师得奖就是一例。神不知，鬼不觉，协助一位被官方高度监控 的抗争者妥善地处理了境外获奖问题，事情不大，却可举一反三，在重兵把守的虎视眈眈处，只要善于寻找缝隙，应该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比如，被高度监视的高智 晟夫人耿和携子女、郭飞雄夫人携子女已通过缝隙逃出黑暗的中国。

劫后余生记（3）

写 写对社会的点滴认识同别人交流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从个人来说，常动脑子写作对保持思维清晰有益；对社会来说，交流心得可收集思广益之效。意识形态的多元 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参与到这种多元的活动中，同反映不同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一较高低，更有其深刻的社会价值。我就是怀着这样的认识，五六年来，书就约 150篇文章、共约50万字，贴在网上。

我 对自己观察社会的能力有一定的信心。这信心源于：（1）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过专心致志的研究，不仅作理论史的追踪，且结合各该历史时期 的社会需求进行印证，还把它们同相应时期的其他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比较，这样，就对马、列、毛主义有了全面平衡的可能。（2）对海外媒体的中文播音系统与中 文互联网系统传播的内容作过不懈的追求。它们对丰富我的认识、完善我的构思起了很大作用。

2003 年起开始在海外媒体初试身手：（1）在RFA的“老百姓的声音”节目，口述我撰写的“1959到1961年究竟饿死多少人”。根据权威资料计算的结果是 3582万人，与后来学术界公认的结论不相上下。（2）在《民主论坛》发表《且看大陆毛派贩卖什么》、《再看大陆毛派贩卖什么》，抨击郑言实（政研室？） 长文《正确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两篇短文分别由《博讯》、《网路文摘》、《北京之春》、《民主与自由》转载，前文还在大陆的《猫眼看人》和《世纪沙龙》 以“仅供参考”名义转载。（3）总结80年代思想解放的《1978年到1988年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较量》在《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3期发表，被该刊 读者评为“最喜欢的文章”之一。可以说，初步媒界，给我很大鼓舞，从此找到新的发挥余力之处，很多社会热点问题引起我的反响。

中 国大陆如何走向民主，五四运动以来迄未找到明确出路，各种政治转型方案争相亮相。这里会遇到如何判断诸多方案的可行性问题。我提出3项标准：《倡言民主转 型者需要经历三问》（2007.12.2）。（1）中共是什么性质的政党？（2）能否识别中共的言行分裂？（3）中共能否同意党内派别公立、党外多党竞 争？任何转型方案，都需要回答上述3问，并根据答案提供应对之策。只要用这3问测试，转型方案的目标及路径会立即显示，用以区别高低，屡试不爽。

《08 宪章》描述了未来宪政民主的轮廓，它的公布得到社会广泛支持，当局坚决予以压制。我支持宪章原则，但不同意抹掉它的棱角，因而有《对“08宪章”的思 考》（2008.12.22），批评将该宪章解读为“融合左右，超越对抗”，批评所谓“朝野大和解”的幻想。又有《反智主义与中国的民主转 型》（2009.7.23），批评认为该宪章无意“改变政权和更换掌权者”的意见，批评“用爱和宽恕感化中共”以“走向全面政治和解”的意图。与此相关的 文章还有《“朝野大和解”质疑》（2005.1.10）、《和解的呼吁与实现的困境》（2008.8.24）、《质疑〈中国社会和解提 纲〉》（2009.2.4）、《官民和解与社会转型》（2009.4.9）等，对空想式“政治和解”思潮，反复作出我的分析。

政 治体制改革是热门话题，各种社会力量均在这面旗帜下表现自己，众说纷纭。我认为，把希望寄托于中共当权派炫耀的“政治改革”上，希望由他们实行自我革命， 自动地改专制为民主，是悬虚的，不切实际的。在这方面发过多篇文章申述一得之见，这里举1篇为代表：《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幻觉》（2006.6.19）， 认为邓小平“没有一丝一毫推进民主事业的意愿，而是专制权力的维护者”，呼吁去掉对他的“政治改革”的幻觉；认为胡锦涛处于诸多矛盾的焦点，具有反民主、 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倾向，不应对他的“政治改革”存在幻觉。

民 主社会主义的提倡是一些救党者谋求挽救中共生命的新招。这方面以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代表，以为在“社会主义”头上增添“民主”或“民 主主义”就可以建立美好制度，引领中国融入世界先进潮流。我发表《读谢韬新作有感》（2006.12.4），从历史的考察中说明中华大地不具备移植民主社 会主义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发表《对谢韬“救中国论”的几点质疑》（2007.3.14），询问作者如何安排中共领导权与执政地位，如何对待“无产阶级专 政”。如果这两条不动，那么，“民主”或“民主主义”则是空谈。还发表《不要开错药方――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007.3.26），说 明把马克思主义改头换面以论证民主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不仅无益而且露怯。又发表《引进“民主社会主义”略析》（2007.5.28），指出中国早就有志士 仁人做过引进这一主义的实验，皆以失败告终，说明民主社会主义与专制社会主义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体系，企图说服专制主义者改弦更张，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是要 不得的迷信。

新 民主主义的鼓吹是另一些救党者谋求挽救中共生命的新招。他们以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既有中共领导权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基础，又有资本主义振兴经济的生命 力，最适合中共需要，最具有中国特色。这种观点在中共老一代中高层党员中颇有市场。我发表《从朱厚泽一段谈话说起》（2007.6.4），介绍朱老的分 析：“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假民主主义，根子上出问题，因为它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蕴含一党专政。”认为这个评价一语中的！后来，我在《毛泽东的新民主 主义是假民主主义》（2008.3.6）中指出毛的“民主”不是由民做主，而是为民做主，由党做主，领袖做主，即专制、独裁，还在《为胡耀邦平反与新民主 主义复兴》（2009.5.1）中指出今天的中共“领导”已成为权钱勾结拼抢社会资源的江洋大盗，资本的复苏已成为从头到脚流着血污的官僚资本大亨，在此 情况下侈谈“新民主主义”，是不敢正视现实的表现，是阁楼内的清流空谈。

中 共毛派势力企图恢复毛泽东的主张及毛氏体制，他们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共走向，成为社会走向民主化与现代化的障碍。这方面，我撰文分析产生毛派的社 会条件，肯定毛派反腐、争取党内民主的积极作用，同时批评其政治上总体主张的反动性。前后发表多篇文章：《追踪“为江青平反”的背 景》（2004.11.15）、《不容轻视的崇毛潜流》（2005.12.1）、《崇毛与批毛――兼议迁毛尸、撤毛像》（2005.12.25）、《评毛 派最新攻势》（2007.8.6）、《评107位毛派万言书》（2007.10.1）、《一分为三的毛派述略》（2008.1.21），一直盯住毛派不放 松。

高 智晟律师是民间抵抗力量的杰出代表，他开展的维权活动在和平、理性的社会转型方面打开新的局面，他的影响波及大陆及海外。所以，我为之欢呼：《高智晟律师 赞》（2006.5.3），积极推荐：《支持提名高智晟律师候选2006诺贝尔和平奖》（2006.9.15）。当局拘捕高律师，我发表《高智晟事件琐 议》（2006.9.25），纵论得失。高律师被秘密拘捕不久，盘古摇滚乐队就谱写、演唱《天下出了个高智晟……》，这是民间的咏叹，百姓的牵挂。我立即 写就《天下出了个高智晟……》（2006.12.25）发表，予以呼应。

2007年是“反右”50周年。各地难友纷纷要求彻底平反，补偿损失，这是维权意识的觉醒，我积极参加。不仅分析《1957年北京大学的民主开拓》（2007.2.15）、 《1957年，向往自由的“右派”》（2007.2.21）、《毁灭知识、摧残文化的“反右”浩劫》（2007.2.27）、《1957年“反右”的性 质》（2007.3.5），而且呐喊：《五七年“右派”发出你的声音！》（2007.3.15）、《1957年“右派”，要再接再 厉》（2007.4.9）、《可贵的突破，再突破……》（2007.4.23），热情推荐《“右派”陈奉孝的人生之路》（2007.3.12）。

达 赖喇嘛代表与中央统战部代表的“接触”、2008年3月10日开始藏族同胞的和平抗暴活动，引起舆论界高度关注。西藏问题，据我看，由两个基本因素构成： 北京在藏区搞的变革，“粗暴地破坏了社会应有的安定秩序，把藏区僧俗人等赶至绝境；同时，粗暴地破坏了原有的人文传承系统，把藏族文化特点消灭殆尽。”这 就是《“西藏问题”的出路》（2008.4.15）一文的主旨。同时，我回顾汉藏两族历史上形成的藏族高度自治与象征性中央主权结合，成为长期主导形式， 再看中共统治藏族的失败纪录，得出结论：“藏族同胞之所以不满，反复骚动，归根究底，就是反对中共统治一切，反对中共暴政。”这是《最近西藏事件的根源何 在？》（2008.3.25）所揭示的主题。鉴于中共统治者的顽固性，我在一些文章中表示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不抱丝毫希望。

北 京奥运的举行是中共政权显示实力的机会。我在《胡锦涛在奥运期间的危险倾向》（2008.7.30）中揭示胡锦涛以保卫奥运名义“非常态地部署军事控制， 对社会各界实施军事管制”的真实用意，指出这是胡锦涛对中共制造的旧冤新仇怀有深度的恐惧感，“只能以炫耀现有的军事实力来对抗奋起者的攻击，以严密的高 科技的军事控制来提高自己的信心”，指出这种危险倾向一旦与军方保守势力合拢，“就会出现完整的军事独裁统治”。举办北京奥运，胡锦涛不惜倾国库之所有而 不受任何约束，公众无从了解这场历时17天的奥运花费规模。因此，《给北京筹办奥运算笔经济帐》（2008.8.9），根据民间的估算6000亿元到 15000亿元，与当年中央财政安排四川8级巨震的重建资金仅700亿元作了对比，又与农村仍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作了对比，并指出当局通过推动物价上涨和 股市圈钱可以搜敛民脂民膏，奥运庞大支出最终还是由百姓承担。

中 共领袖胡耀邦不能溶入高层权力角斗规则而被黜，其中他与海外记者陆铿谈话起了摧化作用。接受陆铿采访详情一直被大陆封锁。我据香港发表的录音文本，在《胡 耀邦遭遇“杀威棒”》（2005.3.8）中，分析了谈话过程及诸多影响因素，揭露了中共保守势力对胡的多方打压，指出邓小平因这篇采访记而最终决心废 胡。在言论界，这是首次对这一事件的爆光。

中 共领袖赵紫阳被邓小平贬黜，于软禁中长期反思，逐渐挣脱原教旨束缚。赵的新识见首先由宗凤鸣整理成书传出。我据以发表《“没治了”――赵紫阳给中共的挽 词》（2005.2.14），认为赵的新境界显示他与这个党已经一刀两断。在软禁中赵紫阳自己录制的反思《改革历程》使人们进一步接触他的内心世界，认识 他的政治思想的自我升华过程，乃有《赵紫阳的政改目标――议会民主制》（2009.5.16）和《赵紫阳的光辉》（2009.6.4），指出赵紫阳的宪政 民主思想达到普世价值水平，他的政治思维达到一生的顶峰，认为这是中共领袖少有的异化现象。

《江 泽民――中共之癌》（2008.9.8），集中了我对江的满腔愤怒。此文历数江的种种罪恶，揭露这个十恶不赦者的真实面目，进一步分析这个党一惯将权力与 利益紧密勾结，“要他们摆脱旧日习惯是困难的，希望他们区分权与非权的界限从而在退出政坛后不向权力伸手就更加困难。”我认为：听任江泽民冒充“党和国家 领导人”招摇撞骗，“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在发出一项挑战：党内无人奈何于他。只要他招摇撞骗一天，那些追求党内民主的改革建议就会黯然失色，种种关于政治改 革的弘论都会消减魅力。人们会想：连江泽民都管不住，还侈谈什么党内民主、奢谈什么政治改革？最现实、最有说服力的改革莫过于从眼前的障碍做起，从改掉江 泽民的特权开始！这是最鼓舞人心的党内民主、社会改革的第一步！”看来，只要胡锦涛主持这个党，江泽民招摇撞骗的格局就不可能改变，只等着西班牙法庭对江 泽民的起诉，追究其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吧！

“特 殊利益集团”是中共权力结构的必然产物。权力在他们手中，不管是用于政治上独裁，还是用于经济上寻租，都是特权，依此结成特殊利益集团。这是《怎样看待 “特殊利益集团”？》（2006.10.30）提供的解释。1995至1999年，当局决定把占户数95％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放开，让它们自寻出路，只把占 户数4-5％的大型国企掌握手中，让它们凭借对资源的权力霸占、对资本的行政集聚、对市场的全面排除、对收益的肆意留存而成为官僚垄断资本。我在《国有还 是私有？》（2009.8.24）中指出：“一个以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控制着这个社会的命脉是不争的事实。”接着，我在《今日中国 大陆的官僚垄断资本》（209.9.22）中分析了这场经济垄断风暴的性质：垄断就是独占，它与自由竞争是不相容的。经济垄断使价格失真，阻碍技术进步， 强化权钱勾结，摧促两极分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就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产生。

世 界金融危机袭击中国大陆，打乱了中央政府原有的经济部署。根本出路在于，从外向型经济模式转变为内需型经济模式。我在《世界金融风暴中的北京困 境》（2008.10.21）中指出：“现在的当权者尚无此种思想的充分准备，社会众多群体更缺乏这种认识。”何况，转型是艰巨的经济重组，三年两年的时 间是不够的。走老路，越走越窄，不转变，没活路，“这是在世界金融风暴中北京的真正困境所在。”随后，我在《透视中国经济的困境》（2008.11.3） 中描述了北京对增长内需的矛盾所在，在《“扩大国内需求”辨》（2008.11.27）中分析了当局斥资4万亿元实际上还是走以投资求需求的老路，对工农 的消费需求没有根本性助益。

俄 罗斯的状况令我不安。它掀起吹捧已故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的狂潮，上下一致做起怀念苏联军事帝国的美梦。“我以为，这绝不是好梦，是帝国霸权行将复辟的先 兆”，这是我在《勃列日涅夫还魂记》（2007.7.21）中提出的警示。另一篇《俄罗斯在翻跟斗》（2007.8.13），分析俄国所以闹腾着要把斯大 林请回来，是由于“民主主义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自由主义没有开辟应有的思想空间。宪政民主的基础公民自治没有自觉起步。另一方面，旧的意识形态却 占有相当大的社会思维比重。大俄罗斯主义从沙皇时代到共产专制时代一直是统治意识，难以抗拒。霸权主义以民族主义形式出现，成为俄罗斯人的普遍梦想。”俄 国的反民主倾向，是中国大陆争取宪政民主的严肃的前车之鉴。

以上是几年来参与社会意识形态交流的大致轮廓。在垂暮之年，人生之幕即将落下时，我没有以安适自娱，留下这点心声，本意在于同别人交流，也不时自问：思维的路径是否走偏？谨言慎行，是我的座右铭。

（2009.11.26）http://www.ncn.org/view.php?id=77315

金鐘：香港公投，全民起義

 【香港爭取2012年特首與議會雙普選的民主運動，最近因五位議員辭職，提出公投起義，掀起一連串激烈的抗爭。本文描述這場運動的背景與未來。】

　　香港八十年代著名作家哈公先生曾在他的一篇怪論中形容香港和台灣是掛在中國體外的兩顆睾丸，對於中國的生命至關重要。哈公在一九八七年六月因病辭世。香港和台灣這二十多年對中國大陸的重要性，哈公未能看到，但是，無論中港台互動的演變如何，我們仍然欽佩哈公的論斷精采、無與倫比。

    和中共較量的民主舞台在香港

香 港和台灣對中國大陸取得今日自豪的「走資」成就，曾經作出西方資本不可替代的貢獻。但隨着中國經濟的壯大，港台現存的利用價值萎縮，在中國致力於大一統的 宏圖中，港台竟變成中國的一項「負資產」，成為中南海頭疼不已的心病。中國的民族問題、統一問題，舉世無雙。間歇發作的是西藏、新疆，新聞很大，陣痛而 已。那是「少數民族」問題，但是，台港卻是「自家人」的問題。台灣當然是頭號麻煩，是半個世紀以上的恩怨情仇，解不開、理還亂，那裡有一個二千多萬人的政 權，完整的國家機器。完全可以不買北京的帳。連正藍馬英九也令他們失望。

因此，真正的戲台在香港。一九九七，憑鄧小平君臨天下之威，趕走了英國佬，實現了「主權回歸」。很多人忽略或不懂這四個字，整天價「回歸、回歸」，殊不知中英協議乃是建立在這四字之上。換言之，只是「主權回歸」，「治權」沒有回歸，故而才有「港人治港」、「一國兩制」、基本法。也沒有人去推敲：中國憲法第一條明文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然而，憲法下的「子法」香港基本法，卻明文規定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這種憲政上、法制上的根本矛盾和香港回歸受到中英協議的國際制約，正是觀察今日香港「政改」問題、中港關係乃至「反中亂港」，必要的一個前提。香港民主派和保皇派的長期對抗也源自於此。

香港最近的政治焦點是「五區公投，全民起義」。由公民黨、社民連五名立法會議員宣佈辭職，逼使立法會舉行補選，即以一項變相的公民投票，彰顯市民對於二○一二年雙普選的支持。這場風波已在香港掀起漫天風雨。龐大的中共在港勢力，正發動政界、媒體、學界進行大圍剿。辱罵總辭議員是「政治流氓」、「無法無天」、「挑戰基本法」，目的就是要搞「獨港」、搞「顏色革命」，聲勢只有當年魯平之流反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憤怒可以相比。

中共文匯報的網友則直呼：「堅決抵制任何普選，香港特首只能由中央來任命！」「這場政治和智慧的角力，可能比台灣問題還難搞！」（一月十九日）。

政改一拖再拖，中共失信於港人

這是一些頗見真章的聲音。「五區公投」當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石頭。走上街頭的「八○後」可能不是太了解事態的來龍去脈。香港民主派在八十年代就表示支持香港回歸中國。理由何在？他們叫做「民主回歸」，即借「回歸」的東風結束殖民地歷史，實現港人當家作主的民主理想。因此，司徒華、李柱銘都進入規劃回歸的基本法草委會共襄盛舉。但是，民主派的理想一再遭到挫敗。

首先，排除了九七回歸後實現民選特首的可能，解釋是百廢俱興，條件不成熟，要有個過渡的安排，延後十年吧。民主派好商量，接受○七○八年普選特首與立法會的安排，此議列入基本法附件中。不料二○○四年人大釋法，否決○七○八雙普選，理由仍是條件不成熟，要循序漸進。民主派理所當然不服氣。香港如此發達、現代化程度居全球一流的都市，何來不成熟之理？便出現了爭取二○一二年即第三屆大選時實現雙普選運動，但二○○七年已遭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換來的是一句空頭許諾「二○一七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隨後可以普選立法會」，這就是今天五區公投的來源。

為甚麼？因為北京沒有信用，中共撒謊成癖，人治難改。九七到一七，一拖二十年，承諾只是「可以」二字！沒有時間表，沒有路線圖，「可以」隨時變為「不可以」。中共花招翻新，二○一七搞一個假普選，讓你「食死貓」，玩你於股掌之上。社民連看透奸計，五區總辭於焉出台。一個月前，特區政府提出「2012政改方案」作三個月的市民諮詢，其中對二○一二年的特首與立法會的產生提出改進辦法，主要是選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由八百人增加到一千二百人，立法會議席由六十席增加到七十席。但特首的提名門檻仍維持八分之一，即由原一百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人。這在左派控制多數的選委會中，對提名民主派的候選人極為不利。更重要的是，這份政改方案，對二○一七到二○二○雙普選隻字不提。

五君子請辭﹕香港歷史光榮的一頁

因此，由未參與五區總辭的民主黨等十一團體組成的「終極普選聯盟」的目標是爭取二○一七的「真普選」，這是民主派為香港全民普選作出的一項後備的妥協程序，他們和五區公投只是梯隊不同，顯示民主派不放棄民主的任何機會，並非左派攻擊的以反中亂港為能事。

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香港社民連、公民黨五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梁國雄、陳偉業、梁家傑、陳淑莊中午到立法會秘書處正式遞交辭職信，這是香港歷史性的一刻！因為在中共主權之下，將「公民投票」第一次變成建制內的政治行動，突破了中共統治六十年的禁忌和港共瘋狂的打壓，必將在中國漫長的民主發展史上留下光榮的一頁。

公民投票是當代民主政治、體現「主權在民」的最高境界，即直接民權的實踐。代議政制，人民通過選舉產生的議會行使權力，是間接民權，這是民主的一般形式，因為不可能任何決策都由全民投票來表決。但國家或社會的重大公共政策交由人民一人一票直接決定，已是二十世紀末的潮流，尤其是一些人口比較少的國家，如瑞士進行過三百多次公投，歐洲各國都有多次公投記錄。美國各州憲法修訂必經公投決定。公投的民主原則，從共產國際到聯合國都是認同的。公投往往是體現人民自決、民族自決的必要手段。在台灣，《中華民國憲法》早有一章「選舉、罷免、創制、複決」。複決就是公決、公民投票。二○○四年又制定《公民投票法》，分全國公投與地方公投。迄今，台灣舉行過六次全國公投。

但是，在中國大陸，六十年來沒有公投概念的存在，不僅憲法、黨章沒有痕跡，連《辭海》都查不到「複決」二字！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不僅嚴禁「三權分立」、多黨制，甚至規定荒謬的不爭論，黨內民主都予封殺——獨裁到如此地步，香港新老左派、親共派、保皇黨，唯命是從，便是毫不奇怪的事，當年圍剿彭定康、劉慧卿一句話：（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和今天瘋罵五區公投是「港獨翻天」、「暴力顛覆」、「煽動革命」……以「起義」號召公投，純屬文宣設計，毫無暴力含義。卻被大肆抹黑、危言聳聽，極盡恐嚇之能事，渲染反共風險，挑撥中央與特區關係，用心之壞，神經之錯亂，只有歇斯底里可以形容。表現最惡著者，是那麼兩三枝筆桿子，或是投身而暴發者，或是前民主派的出逃者，恨不得中共趕快出兵，把「起義份子」就地正法而後快。

這是香港民主運動和中共在港附庸集團的一場大對決。是泛民派走向成熟、親共派無可救藥的新較量。

議會「功能組別」弊端多，早廢早好

公民黨副主席梁家傑律師說，公投運動的核心思想是，借公投結果，取消功能組別。這是近年來一個爭論的重要議題，是香港政制改革的重大目標。

香港議會的功能組別，原是港英政治體制的產物。七十年代前的議員全部委任。一九八四年港府發佈《代議政制綠皮書》，首定立法局五十七名議員中二十四名經選舉產生（其餘三十三人包括十一名官守議員，二十二名總督委任議員）。這二十四名議員中，十二名由功能組別選出。這是最早的來源。到一九九一年，議員增到六十名，其中功能組別議員增到二十一人。一九九五年港英時期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六十席，全部選舉產生，其中分區直選二十席、選委會選十席，功能組別由彭定康政改方案提出增加九席，成為三十席。

港英當局的原意是逐漸開放各專業人士的參政，擴大立法局的代表性，彭定康計劃三十功能組的選民可達二百三十萬人，選民將比以前擴大五倍。彭定康的政改遭到魯平痛斥為「千古罪人」後被否定，但功能組別卻保留延續至今，這個制度有何弊病呢？

一、不公平。立法會六十議席中，分區直選三十席選民為三百三十七萬人，功能組別三十席選民（含人與團體）只有二十二萬六千人，與選舉公平原則相差太大。功能組別三十席中的選民票十九萬人，一人一票，只選十席，而團體票、公司票佔二十席。如有5,582個企業的十個功能組，佔了十二席。金融界、保險界、鄉議局三功能組合格選民均不到一百五十人，卻各佔一席。

二、各界分配不合理。教育界有八萬八千多選民，一席；漁農界只有一百六十選民，也是一席。團體公司的一票往往都是老闆出任。

三、功能組失去代表的公義資格。如最近的高鐵爭議，個別功能組議員涉及工程投資與地產的利益關係，使之不聞民間的反應，參與強行通過高鐵撥款。行業功能組議員多為大財團代表，他們便不惜聯手支持損害小業主與消費者利益的提案。

四、有時多數議員支持的議案，可以被功能組否決。如有關最低工資、保障勞工權益方面。以上情況多次發生，有案可查。因為議案通過門檻高，往往不是簡單多數。

可見，功能組別制度，不僅不合理地佔有議會一半之多的議席，又是小圈子選舉產生，和分區直選另一半的選舉產生形成強烈對比，失去民主制度的公平普遍意義，勢必繼續在議會中發揮負面影響，淪為議會官僚化的累贅，能夠早日割掉這塊贅肉，使議會更真實地代表全港人的利益，實為當務之急。

按北京口頭承諾，功能組別也將在十年後議席全部直選後消失，但是，今天港共一派仍在大力硬挺功能組別，文匯報鼓吹功能組別要「永遠保留」，透露不祥的圖謀。因此，五區公投將其擺上枱，批之廢之，和爭取特首普選一樣，是一場硬仗。其難度有如我們多次呼籲取消政協、加強人大的代議功能無效一樣。

從五區公投這場惡鬥看來，香港雙普選的前路，還是充滿坎坷，保皇黨和他們北方的主子已經看到「香港可能比台灣還難搞」。

可以見到的趨勢是，已經建立民主社會的台灣，面對中共的統戰，其得失只會是「多少的問題」，而香港未來的民主則潛伏著「有無」的危機。一黨專制下的權貴利益集團，不會甘願看到香港變成台灣式的另一座民主燈塔，那是絕無疑義的。                  

（作者﹕開放雜誌總編輯，2010年1月28日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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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管见：旁观中共“创造历史”新篇章

【新世纪特稿2010年元月27日】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不衰，使得中国共产党气壮如牛，无论对内对外，都显露出一副气焰嚣张的嘴脸。

对外，在丹麦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共政府一面以发展中国家之代表自居，声色俱厉地对发达国家发难，拒绝将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纳入国际协议，拒绝接受对实际减排的国际核查，一面自忖未来中国势必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又公然否决多数国家共识，致使发达国家减排指标也未能达成协议。如此蛮干，其考虑无非是，担心减排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威胁到中共的执政地位。而为一己私利而肆无忌惮地拨弄算盘珠子，羞辱迫切希望会议有所成就的美国总统，怠慢多国政要，中共表现，实在是极其恶劣。

对内，悍然无视中国宪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刘晓波、 打击《零八宪章》，并将其所谓"一审判决书"公之于众，在全世界面前，留下一个极其蛮横而无耻的笑柄。《零八宪章》理性而温和地主张，"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力图使中国"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走出"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泥潭。中共如临大敌，因为在它看来，走向重现共和精神的宪政中国，实质即为中国的"颜色革命"，则它的一党专政无法长久。

那么，"颜色革命"在中国有现实性么？中共如此有恃无恐， 如此蛮横无理，它真的就是一个历史规律奈何不了的怪物，或者，它真的可以创造出一个以它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么？

一

当然，所谓历史规律，不过是一个学术上的说法，无非是说， 历史现象的背后，有某种体现历史过程之本质的关系存在着，若有这样的变化出现，一般地就会有那样的变化随之发生。诸如此类。

例如，马克思认为，某种性质的社会生产力， 决定着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曰经济基础，而生产力在发展变化，当新的生产力出现，则经济基础也逐渐改变，其上的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不能不随之改变。

话是这样说，现实生活很复杂，很丰富。即使新的生产力已经出现， 人们也往往很难把握，它已发展到何种程度，是否已造成比较普遍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是否已足以支持改变经济制度来适应这种新的关系，以及，是否足以支持改变政治体制来适应其基础的变化。

就现实而言，中国的帝制被推翻以后，不久就有袁世凯复辟、 张勋复辟，而到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则有名曰"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但它背弃马克思学说，将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长期专政，则不可避免地，先是蜕变为共产党专政。然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后向集体领导体制反攻倒算，发动"文革"而建立其个人专政，直到其晚年，企图以"革命"之名义建立二代毛家王朝，终于未能成功。

名为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 而个人崇拜引导下的个人专政也隐藏其中，只不过，个人专政发展到鼎盛之际，显露出毛家王朝传承的迹象，结果失败。然而，此后再重建一党专政，看上去反而似乎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实在具有讽刺意味。直到现在，一些执著的人们仍不承认"毛氏天下"已经失败，还要另立新的毛家党，接续毛泽东领导下中共十大的香火，可见历史惯性之沉重。

不仅如此。毛氏王朝失败，其实也有很大偶然性。 毛泽东对其身后王朝高层的安排，仍透出他的老练，要毛氏家人与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合作，也就是，其策略为排除尖锐对立的两极（老帅与张春桥、王洪文等），以避免政局不稳，重要的是团结、依靠党政官僚集团，不可四面树敌。但是，江青等人终究还是倚重张春桥等人，对华国锋则咄咄逼人，这样，就驱使官僚集团与老帅们联手，击败了毛氏激进集团。

可以说，激进派本身的失误造成了他们的失败， 而这一发展为市场经济扫除了一大障碍，但毕竟是险中取胜。

况且，类似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人们注意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晚清统治者推行立宪改革， 实际上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同时，其统治仍具实力基础，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问题是，清政府自己犯下大错，而且错得都有道理──大错之一，把权力从汉人手里收到满人手里，将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出现的"内轻外重"和"汉重满轻"局面再度扭转，其典型表现是成立"皇族内阁"，尽管皇族中的政治改革派掌权，却失去人心。大错之二，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把地方先前争取到的路权矿权全都收回。据说，地方办铁路多年，鲜有成效，不如中央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地方争到了这些权力，在中国社会里意味着进步，倒退就失去了人心。所谓人心，实为地方士绅之心。专制中国之社会基础即为士绅，士绅变心，则专制岌岌可危。

从戊戌到辛亥，十几年时间里，深层的变化就跃过了临界点了么？ 更进一步说，1911年4月，革命党人倾其人力、财力、物力，精心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结果却一败涂地，而半年后，新军官兵一时冲动，爆发武昌起义，居然就一下子成功，而且全国响应，帝国瞬间崩塌。这难道就是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变化而直接导演的革命么？显然，不是这样。

那么，这就是说，历史规律之类，其实没什么大关系， 只要统治者不犯下大错，其统治就千秋万代地"可持续"，就"万万岁"？应该说，也并非如此。

当然，中国共产党，及其御用学者们，很是想论证出这样的结论， 很希望客观的必然性就是如此。所谓"执政能力"云云，所谓"和谐社会"之类，大体就是说，即使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那经济变化岂奈我何？只要共产党执政能力非凡，只要共产党驾驭了经济增长，只要在共产党控制下呈现一派"和谐"表象，共产党专政当然就可以"万万岁"。

为党说话，自然就是这样一个说法。

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偏偏不是局限于一党一派的思想家， 他们的信念，是"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按其思路，笔者以为，可以讲出另外一番道理。

社会经济的深层变化，会造成一种客观必然性。具体而言， 生产力的性质改变了，例如，从手工到机械化、到电气化，再到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这时，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会起变化，在社会中的关系会起变化，时尚与道德等等文化氛围，也会起变化。如果统治者很愚蠢，犯下大错的机率就高，而即使他们并不愚蠢，但还是习惯于其老传统，那些维护传统之举动，也会显得不合时宜──过去的正确，现在成了错误，对此越是缺乏意识，越是基于过去的所谓经验丰富，犯错误的机率就越高。

在事变背后，必然性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它把各种偶然性搅成一团，人们不由得眼花缭乱。必然性似乎很神秘，而偶然性往往更显得神秘。在这里，不仅在于事过境迁，"正确"与"错误"之间的转换，让那些套中人实在莫名其妙，而且在于，统治当局犯下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错误，却一点儿也说不定，其中哪个错误，恰巧成为致命的错误。
　　
二

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到进入21世纪的时候，仍然相当稳固， 而且，它有它的一套独特的理论，还有一班御用学者不断为其修饰打扮，使得它那一党专政，看上去简直就成了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

怪不得号称"特殊材料制成的"，果然非同凡响。

一般认为，民主政治是最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政治形态。 当今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即使保留着某种过去的体制，如英国、日本那样保留着皇室，也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在政治生活中没有实质的影响力。

人类生产活动中出现剩余产品，就出现了私有产权， 同时也就出现了产品交换，逐渐地形成了市场。不过，在自然经济中，市场经济处于从属地位，直到近代，工业革命促成了大规模的生产与消费，市场经济才成为主导的经济形态。

自然经济之上的国家，一般为专制国家，而东方社会，因为土地是" 莫非王土"的国有土地，其专制程度远高于西方社会。中国的情况较为复杂，其土地制度基于国有，但允许私有，而且允许土地买卖，表现出复杂的多元性和弹性，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超稳定结构"，专制制度长期持续下来。由此也可以看出，一种体制，倘若它纯之又纯，则弹性或韧性不足，很难持久生存，反之，它若能最大限度地包容，融汇其它体制的一些因素于其中，则可持续生存及发展的能力也就比较强。

显然，市场经济本身，适应性很强，弹性很大， 它可以在自然经济卵翼下生存发展数千年，而一旦它跃居支配地位，也没有小家子气地排斥其它。它自身在发展中孕育着计划方式，但也包容以行政力量推动的计划体制，同时，只要有一定程度的开明，不对市场斩尽杀绝，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军事独裁，也可以对君主制或变相君主制高抬贵手。

但是，条件毕竟是一定程度的开明，这开不得玩笑的。那就是说， 无论是犯大错，甚至倒行逆施，都有其限度。若任意胡来，就是自讨苦吃。况且，市场经济发展越是深入，越是发达起来，市场规则通行起来，则犯错的空间就愈益缩小。

自下而上的武装反抗，甚至权力易手、改朝换代， 而市场经济尚未发展起来，则新政权和新领导人终究不可避免要回到传统的轨道。不说陈胜吴广，也不说太平天国洪秀全，即使中国共产党这样自诩"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即使毛泽东那样气吞山河的一代风流人物，还不是悄悄地走回到专制国家、专制帝王的路上去了？

但是，进入到20世纪，情况毕竟在起变化。一次大战之际， 市场经济全球化之趋势还很微弱，但毕竟列强无暇顾及，中国民族经济就迎来一个"黄金时期"。到二次大战后，全球化浪潮渐渐涌起。其时，尽管中共以其指令性计划为特色的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压抑市场，尽管中共不断搅起政治运动，但中国终于进入长期和平发展时期，而其指令计划也终究建立在市场之上，无法完全铲除市场。毛泽东到晚年时不由得叹息，新中国走过了20多年，即使经历了"文革"洗礼，还是"与旧社会差不多"。这表明，确实形势比人强。

中共现在气壮如牛，也同样是以市场化、资本化， 以市场化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为它的底气。中共政权前30年，有陈云为首的经济官僚，有周恩来为首的行政官僚，堪称人才济济，而其运作平台则是政治运动＋计划体制，纵有天大本事，经济还是走到濒于崩溃之边缘。而后30年，即使先后打倒了胡耀邦、赵紫阳，在"六四"之后还是接受了市场经济，加入了WTO，使得中国经济得以依托众多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本化，以及国际市场，展现持续的高增长过程。江泽民在邓小平逼迫下接受市场经济，朱�基顺势而为，推波助澜，胡锦涛这样的平庸政治家才有机会坐享其成。

反过来看，中共悍然镇压八九民运， 其残暴远远超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直追清王朝，然而，毕竟它在1980年代表现相当开明，而镇压之后也随即重申"十三大路线不变"，后来又进而接受市场经济，于是安然度过了那一段不大稳定的时期。

同样不能不注意的是，经济与社会向市场化发展， 革命及其方式也在变化。

清政府犯下大错而惹出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当时， 除了这样的兵变和全国响应，大概很难有其它方式可以推翻清帝国。而"六四"镇压，邓小平等人也同样担心引起兵变，戒严部队的组织堪比一次大战役的作战调动。不过，中共高层的分裂只是初显端倪，而各个政府机构、团体，以及各地方政府，人们尽管普遍同情抗议的学生，但还远不可能响应一次推翻中共统治的革命。当时，实际希望渺茫却富于政治价值的，是所谓"六二○"道路，即"民间力量以和平抗议方式施压，最后通过人大常委会开会，来解决政治分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陈子明语），而这已经与过去的农民起义以及辛亥革命、中共的革命，都很不相同。

新的革命不再以改朝换代式的权力更迭为目标， 它要求民众有其权利，实际则以经济和社会的和平演变为基础。可以推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主义革命定义为"多数人的革命"，实际上就是考虑到，进入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阶段，已经不大可能以巴黎公社式的起义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来的共产党文献中，所谓资本主义出现"总危机"而导致革命，也只是一种教条式的虚构。现实的发展是，工人政党必须学会、必须参与议会政治，必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恩格斯觉得，看上去是与先前倒了过来，现在是革命者坚持合法斗争，而统治者则试图迫使革命者走上街头而启动镇压。这样，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就渐渐消失，因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往往仍需要采用暴力方式，而多数人自己来实现革命，对暴力的需要就会大为降低。这样，革命的酝酿过程，即为和平演变，亦即，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权利、争取权利、掌握和运用权利的过程，而传统所谓"出现革命形势"，这时即为发生民权运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了"不断革命"之后，民主政治与民权运动， 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视野。中国共产党对此虽然不大清楚，但也不大在乎。它毕竟政治经验丰富，一旦取得了政权，即意识到阶级专政须转为一党专政，同时也意识到，民众权利实为其一党专政之潜在威胁。因而，它站在专制的立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吸取国民党的教训，即对其自身成长所依靠的那些权利和自由，一概加以严厉的限制，不能容忍任何反对党出现在它的视野之中。于是，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之路，就成为一条布满荆棘之路，到处是陷阱，到处是绝地。

然而，中共即使在计划体制时期也不能不容许市场经济存在， 到改革开放时期，更进一步走到不能不接受市场经济，就把它自己置于一个颇有几分尴尬的境地。它一向都很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它现在必须割裂经济与政治，人们形象地谓之曰"打左灯，向右走"──它不能不逐渐地放松对经济自由的控制，放松对企业社会的控制，也不能不容忍资产阶级再次出现，而在政治上，则严格控制，将公民权利尽量地归在"西方民主"名下，甚至干脆摆出反对"普世价值"的姿态，为其一党专政而与人民为敌。中共的御用学者房宁干脆宣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不认同"天赋人权"理念，言外之意很清楚，"天赋王权"尽管古老，但他们很会与时俱进，让它进化到"天赋党权"并不困难。

这样一来， 中国共产党进入到一个其政治与现实经济脱节的绝妙境地。

"天赋人权"也很古老，然而，在近代乃至现代， 因为市场经济从长期的附属地位进入到支配地位，这古老的观念一跃而成为现代观念，具有了普世价值，而"天赋王权"则逐渐没落。特别是，市场经济本性为全球性经济形态，在其全球化进程中咄咄逼人地从西方向东方蔓延。"天赋王权"对抗"天赋人权"，或早或晚总是失败。中共祭出它的"天赋党权"，尽管不无新颖之处，它自己也得意地自诩它所谓"创新理论"，却是一种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的错误尝试。基于如此大错，它的犯错机率就空前增加了。

三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共产党很顽强，或曰很顽固， 过去它或许还比较在意"批评与自我批评"，而现在，自恃实力渐渐雄厚，脾气就大了起来。它容不得异议，听不得批评，经常表现得"理不直但气很壮"，人们越是批评它这样或那样不对，它越是坚持要这样或那样，还要将其"进行到底"。

──从1980年代初确定"干部子弟接班"之"国策"，到形成" 太子党"，成为权贵阶层中一个特殊集团，可以与毛氏王朝相媲美。民众极其反感，中共则我行我素。

──将计划生育之国策，极端化为强制实行"一胎化"，至今， 改变这一国策的实施方式仍然受到既得利益集团抵制、阻碍。

──基于高层政治交易，以及行业集团的利益，强行上马三峡工程， 继黄河之后，长江再遭毒手。

──改革开放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而投资主导增长的方式， 在国有体制支配下得以延续，且借助全球金融危机之力，以"国进民退"或"再国有化"逆转市场化进程。

──"再国有化"实际在改革之初即通过城市土地国有而开始， 在改革中借助土地资本化而将巨额财富集中于政府之手，实施普遍的强制拆迁，推动房价疯狂上涨。

──以"市场化"为名，推卸政府对教育、医疗作为公共品的责任， 致使两大服务行业畸形发展，矛盾错综复杂。

………………

重判刘晓波，发生在"上层建筑"，尽管知情的人们有限，毕竟"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中共仍表现得如临大敌。而上述的情况，矛盾冲突在社会中更为广泛，却须日积月累，才能出现较大的影响或反应。

对国内民众之言论、出版、结社、示威游行， 以及选举与被选举等各项权利的严厉控制，使中国社会在共产党治下60年仍维持"一盘散沙"特性，使民众在社会矛盾冲突中居于弱势地位，对党权支配下的行政滥权无能为力。

不过，冲突激化的情况正日渐增多， 政府在压力下做出蛮横反应的趋向，也愈益明显。对互联网的控制即为其中之一，这相对于重判刘晓波，尽管也很"上层建筑"，却已是更多地向"基础面"移动。而乳制品中检出三聚氰胺，从公认标准为"不得检出"，到默认可检出而只是"不允许超标"，再到轻飘飘问责而蛮横对待受害民众，则在"基础面"造成深刻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事情，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汇集起来，其焦点是，对中共及其政府的很深的不信任。

蔓延开来的不信任感，是近年来社会中的一个特点。 当胡锦涛接替江泽民之际，特别是江泽民长期当权且交班时玩弄保留权力的手腕，致使许多人对"胡温新政"抱着希望。而今，对胡温的嘲弄也已出现，只是不象当年对江某那样刻薄，而对胡锦涛的后任，乃至后后任，则类似当年的希望，人们现在是谨慎得多了。这是中共消耗其社会基础的明显迹象，同时也意味着，对其犯大错的容忍度，在迅速下降。

或许，这样的分析对于中共可以是某种警示，促使它有所收敛， 但是，它的"闻过则喜"比较特别，乃表现出"越说我这样不好，我越这样"的涵义，所以，根本不必担心它是否合乎规律地表现愚蠢，只须注意规律受其影响而变形的特殊性，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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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为民主呐喊！――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序言

　　 近年来，对民主问题的争论悄然升起!民主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它是中国人民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奋斗目标，有无数 的先烈为此而前赴后继。民主可以富民强国，这是近代以来通过“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反复得出的普遍的共识。然而，今天在改革开放30年后，国家和一些 人富裕了，人们对民主更迷茫了!在一些人看来，不要民主，我们富裕得比其他国家更快。有了民主出现“多数人暴政”怎么办?于是批判民主的学者开始大行其 道，得到了政治精英和财富精英的青睐。“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这潭清水被他们搞浑了，在21世纪的中国竟然成了一个问题。没有民主照样可以富裕， 这点好像得到了证明，就像文盲也可以发财一样。民主与发财好像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文盲发财与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发财可能会有所不同，就像山西的煤老板发财 与比尔・盖茨通过创造微软帝国发财在来钱之道和用钱之道上有所不同一样。反民主论者不关心前者的发财是以牺牲许多人的生命、健康和基本权利为代价，他们可 以论证没有民主可以富裕，并只对民主的缺陷津津乐道。但是，他们并不能回答没有民主能不能实现社会平等和公正、没有民主能不能保障基本人权、没有民主能不 能有真正的社会稳定、没有民主能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系列问题。

 

　　本书作者是我国著名的宪法学者，著作等身，他在国外和国内有很多的研究和考察，对民主法治有很多实践的经验、深刻的研究和见解。由他来诠释民主的真义和功能其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宪法和宪政的关系已有许多论述。在英文就是Constitution和Constitutionism的不同。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现今世界上只有宪法 而无宪政的不在少数。只有当宪法后面加上-ism时，才能称为宪政，这个小小的后缀就是“主义”、“理念”。那么什么样的宪法可以称之为“主义”、“理 念”呢？就是当它把民主、自由的理念称为自己的精神和主义时，才称其为宪政。

 

　 　当代的宪政理论认为：宪法就是国家和人民之间订立的契约，这个契约首先要明确公权力是哪里来的？这就是“主权在民”，即主权是人民授予的，这就是民主的 思想。这个契约还要明确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保障，要规定人民享有哪些权利，这些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权力必须承诺全力予以保障，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人权 的思想。没有民主与自由，哪里来的宪政？没有民主与自由，哪里来的法治？

 

　　蔡定剑教授为中国的法治、中国的宪政呐喊不遗余力，在其新作问世之际，嘱我为之作序，欣然命笔，题为“为民主呐喊”以飨读者！　

　　　　　　　　　　　　　　　　　　　　　　　　　　　　　　　　　　　

　  2009年11月8日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

【江平简介（上图）江平，男，著名民商法学家、社会活动家，1930年出生于大连，祖籍浙江宁波。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49年北平解放，江平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委会的工作。
    1951年8月，选入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期间，参加中国学生会的工作，与当时担任学生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共过事。1955年 担任过著名法学家史良所率中国司法访问团的俄文翻译工作。1956年以全优获得毕业文凭，完成学业。怀着满腔报国热情的他年底就回了国，之后在北京政法学 院工作，任教于民法教研室。
    1957年开始了，“国之不复，何以为家”，右派、家散、……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担任的主要社会职务有：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1983年-1988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88年-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 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1993年）；中国法学会副会长（1988年-1992年）；中国经济法 研究会副会长（1985年至今）；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1995年 至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仲裁员、专家委员会委员。】

【蔡定剑简介（下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1986年至2003年底先后供职于全国人 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2004年1月始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 度的研究。2002年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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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吴敬琏是“一根卖女孩的小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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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是仇腐的面具

 

吴敬琏比较合适于遣送到北朝鲜去，到北朝鲜帮助金日成推进改革开放。留在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或者暗中支持者。

吴敬琏在最新一期《人民论坛》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经济改革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腐败，而民众厌恶腐败的舆论，如果被利用，则可能出现仇富浪潮。

文章说，仇富浪潮从本质上说，其实是有利于腐败分子作为权贵的，因为他转移了目标。可是如果不是这样，不能给它以科学的解释，它可以去引导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对一般富人的斗争。但按照税务局的统计是年薪12万以上就是富人，那么专业人员以上的人大部分都成为富人，这显然是一种转移目标了、搞错对象了。

必须指出，吴敬琏是在这里指鹿为马。如果不考究吴敬琏的动机，可以说吴敬琏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中国人的仇富就是仇腐，从不仇恨正当发财的富人，只仇恨不正当发财的腐人。吴敬琏李代桃僵，将年薪12万以上的中产阶级当做富人，从而掩盖了年薪12万以下然而灰色收入120万以上的腐人。这样的替代之后，一种从亘古以来的社会正义就成为非常错误的东西。

我之所以不痛斥吴敬琏，是在于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吴敬琏，还有一个似乎很高尚的动机，并且还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文革历史记忆。作为毛右翼，作为统治意识形态右边的假肢，吴敬琏担心左翼民粹主义的复兴和文革政治运动的回归。吴敬琏换下了文革中极左翼面具，穿上了改革中极右翼马甲，其实还是同一个人，同一种思维方式，同一种主旋律。

与大多数人的暴政一样，民粹主义并不是用来指责民众的，而是用来批判精英的。这在俄国思想史中写得明明白白。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历史中也是一样，民众所需要的是民权和自我保存，他们反对中共所动员起来的地痞流氓搞运动，而革命中的民粹，是吴敬琏们打着人民的旗号，用来裹挟民众的民权和自我保存。还有在文革中也是一样，并不是民众对精英下手迫害，而是精英对精英下手迫害，当了文革结束之后，害过别人吴敬琏们，一转手，把罪责又转嫁到民众头上。

　　仇富（“腐”）就是仇恨特权，对公权力滥用的防守反击。权力滥用都是用大多数人的名义，用人民的名义。政府使用了人民的名义，在当下侵犯少数正当来源的富人财产权，和少数不正当来源的小鱼小虾（绝大部分不正当来源都是权贵，政府的自家人，或者就是政府官员自己，不会侵犯的）。而人民并没有从中受益，还是这种利用中的替罪羊。

违法的政府官员是侵犯财产权的首恶，要维财产权，矛头应该指向腐败官员，并且和人民联起手来。人民并不痛恨少数正当来源的富人，相反羡慕崇拜，可以放心地联手。不联手也不要“诬蔑”。

　仇富（“腐”）就是维权，维护正当财产权。应该说，维权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逻辑结果，当私人财产权出现之后，必然要保卫自己，免受强制和侵犯。穷人和阳光富人都仇富（“腐”）。在维护财产权方面，不管是阳光富人的，还是穷人的，这没有冲突，而且可以联手。例如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非法集资案件，孙|午所的吸收存款，是农民的私人财产，对孙大午的非法侵犯，也同时侵犯了农民。还有例如广东各地的禁止电|动|自行车，侵犯了电动自行车厂商的利益，也侵犯了购买人的利益。

200年8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本次调查发现，尽管舆论对富人多有否定，92.9%的人仍然“希望成为富人”。可见穷人实际上并不反对市场经济，相反承认改革伦理，维护改革共识。农民最大程度的承认市场经济，进入了城市成为农民工。

　　穷人和富人都参与到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积极和消极。市场经济是大多数人能够富裕的最佳办法，所以穷人拥戴市场经济。就从人数来说，穷人对市场经济的梦想、情怀、认识就代表了市场经济的目标和功能。市场经济是大多数人的出路。实际上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之所以要战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因为前者能更更好地满足大多数人出路。这在西方的自由主义经典里面说很清楚。

可是在吴敬琏们眼里，穷人是市场经济的敌人。几个亿的穷人参与到市场经济，构成市场经济的主体，被活生生地抹杀。富人仅仅是市场经济的配件，却被经济学家看成市场经济的化身。绝大部分富人是“腐人”，只有少数才是阳光的。腐败和特权绝不是市场经济的特征，而与腐败和特权融为一体的“腐人”却成为市场经济的化身。仇富，也就是仇“腐”，让经济学家变成了反对市场经济。

　　很清楚，穷人才是市场经济的化身，市场经济是服务于穷人致富，而不是服务于“腐人”进一步掠夺。穷人仇富（“腐”）是在捍卫市场经济，捍卫市场经济的本来面目。而富（“腐”）人本身却败坏了市场经济，变为裙带资本主义。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学问，是穷人经济学，而并不是富人经济学。

　　要说符合市场经济本来面目的富人，也是有，那就是一些阳光富豪。但是这些人很少，不构成富人的主流，与穷人相比，更是大海里面的几滴水。所以这些阳光富豪，并不能代表市场经济。也从来没有一种经典经济学说，论证说阳光富豪代表市场经济。

 

瞎子领导瘸子

　

吴敬琏有一种文革伤痕的恐惧，并且把这种恐惧当做理性。吴敬琏动不动就担心退回文革时代，而实际上，正如我在《2009年后改革十大人物》中说薄熙来，其主政重庆的思路，很明显有一种强烈意志，告别偏离改革意识形态和路线。经过改革的淬炼，薄熙来红与黑的变奏，对改革路线的隐性批判，不可能再回归于文革，而是超越改革，或者指向后改革。如今回归文革的政治面具，只与改革时代相关，而与文革时代无关，不过是作为改革的反方案。

吴敬琏也未必相信自己所说的政改，能够实现，但是他以为自己是卖火柴的小姑娘，给出给一点点希望。一点点希望已经时间太长了，没人相信了。而吴敬琏所说，是指出“中国出路”，出路不能仅仅是一点点希望。“中国出路”不能是白日梦。在这种请况之下，还在散布改革鸦片，那么我可以轻蔑地说，吴敬琏就是一根卖女孩的小火柴。

老太太穿了个花裙子，还是老太太。有一些“老共产党员”开明改革人士晚年靠近民主自由，是一种对自己的赎罪，却把自己打扮成跪式民主花瓶。被表扬相当于落后的小孩被用高帽鼓励，拔苗助长。其所作所为，意义不大，但是评价很高。这种很高评价，并不是其历史贡献，而是“哄小孩”。

:我觉得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没必要尊重，需要更多的苛责，他们才能做得更多，因为是赎罪。太高名不副实的评价和哄抬，只能在特定时间，勉强维持“欺骗”。越高引起的批判越大，最后会被说成一无是处。就像一快还不错的砖头，会说成和氏璧，最后就会被说成是茅坑臭烘烘的砖头。

改革意识形态及起到的英雄崇拜，摧毁了这种根本性是非。改革意识形态仅仅是一种虚拟奔向宪政的“路径”，仅仅是一种走向自由的信仰。并不是或者不一定是真实可靠的政治解决方案。在作为手段展开过程之中，手段逐渐成为目的，这时候能否推进改革的是非，或者愿不愿意赞成改革的是否，就被当作根本性的是非。改革手段上的是非，与宪政目标上的是非，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中间是断裂无序的。

对于改革而言，体制内的人、物，精神是最短的短板，最大的限制，其挪动一步，相当于月球一小步人类一大步。所谓改革开明人士挪动了一小步，能事半功千倍，并不是他们的光辉业绩，而是依赖于最短短板这个原因造成的。

而且改革并不是可以在无限时空条件之下，就像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所以每一小步骤的改革，不管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扭曲，还是策略错误，并不一定带来为政改准备更好的条件，并不是线性进步的。

应该说就政改而言，文革之后到80年代中期，是最可能的黄金时代（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不仅从当时历史来看，而且从改革方案本身来说），政改的可能性空间，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政治矛盾冲突加剧，反而越加不可能。也就是说，是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的衰落。社会经济的进步也并不是真正的进步，而是毁灭性的“进步”，对自然条件和政治统一性的透支，也就是把成本转嫁到其他领域。认为改革三十年进步的，是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私生子所主张的，而看到政改之死的，是一种根本性的政治自由尺度。

吴敬琏看到了毁灭性的“进步”，也看到政改的紧迫性，但是没有看到政改已经不可能，也就是改革之死。也未必是他看不到，而是他不愿意承认的。他就不觉得经济增长仅仅是掌权的手段。掌权是极权主义直接目的，一切为了掌权。被高速的成长替代了吗？在经济之上，有政治焉。看不见或者不愿意看到，并不等于掌权作为目的根本性存在。

政改需要的对整个政治体制有主宰能力的人。没有人可以撼动。即使当今的胡锦涛，对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力，也很有限。因为都是体制的螺丝钉，最大的螺丝钉还是螺丝钉。

有人认为如果民众特别认同一个体制外的人，那么，他就可以对体制内施加影响力了？目前的问题是没有这样的人。可是，这仅仅是准备，目的永远也达不到。永远也不会有太有影响力，可以达到对对整个政治体制有主宰能力。专制体制也不会让这样的人出现。

 

精英还是人民创造历史

 

时代的总体性和出路，到底由谁来承载，在历史上没有定论。所以有历史到底是人民创造的，还是英雄创造的的永恒争论。当然从经验观察角度而言，首先是英雄精英自动担负使命，而在一种政治腐败精英堕落英雄末路的时局里面，人民以及出自人民与人民一体的新精英带着人民的面具，成为时代的总体性和出路的承载者。当我们观察中国当下时局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共产党的政治精英、与大学内的知识精英以及市场中的财富精英，组成庞大的分赃联盟，这时候吴敬琏想从三种精英的联盟中，拉扯出相对干净相对开明的一部分，作为时代的总体性和出路，是一种政治幼稚病。首先低估了中共分赃联盟体制的污染和腐化能力，以及对叛变者的追杀能力。

其次高估了相对干净相对开明的旧精英的道德素质，以及无限延长了政治变革的时间条件，来得及等这一些一点臭鸡蛋孵化出来，长成小鸡，再成为大公鸡，再来领导中国。

第三吴敬琏处于具体时空错位的谬误。这是哈耶克发明的词，换成中国话，就是刻舟求剑，吴敬琏还坐在一个已经看不见的80年代初后文革背景之中，根本无视改革三十年形成的地基，才是我们所站立的地方，吴敬琏有点像《天龙八部》结尾发疯的慕容复。

吴敬琏基于二十世纪中共革命的语境中，民众是大多数人暴政的来源，所以将来也是一样。过去的血腥革命记忆与将来的血腥革命想象共振在一起，因此吴敬琏将人民或者民众当做替罪羊。

颇有意思的是，在一个共同体内，必须有一个替罪羊为共同体内的罪恶、苦难来承担责任，不是皇帝官僚精英，就是民众。民众也是二十世纪中共革命的受欺骗者，革命政权的受害者，同样是知识分子道德话语霸权的受害者，而吴敬琏丝毫没有反思，照着中共当局所愚弄他的话，接过继续讲。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替罪羊也会嬗变为救世主。所以中共革命之民粹主义，与吴敬琏之反民粹主义，实实在在是同一个污泥巨人的左右两个裤管。

吴敬琏指出需要精英，是一种虚无主义的道德立场，更加进一步的指向是模糊的，到底是要人民捧起，跪倒在吴敬琏所膏立的相对开明旧精英的面前，请求他们高尚得舍己牺牲，领导人民，还是对这一些相对开明旧精英的道德诫命，让他们承担起精英的责任和使命，来创造历史。也就是吴敬琏到底是要形成一种等级制度还是给相对开明旧精英的道德诫命，处在混沌当中。

精英就意味着战斗，就意味着牺牲，而不是奢侈的享受和特权，不是人上人的肉身傲慢。当指明需要精英，实际上就是要一些杰出的人，舍己为人，用血气敢于抗争。精英并不是天生的就应该获得尊荣，而只有牺牲，放弃小我。这是对精英的要求。

吴敬琏们强求精英阶层，极有可能导致对当前统治的保守，因为当前统治者是当前最方便在手的“精英阶层”，而且想有效改革，确实离不开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党的领导，于是吴敬琏们很容易转向为中国模式背书。最近几年来，主流经济学家和开明改革派，纷纷踩着十年前新左派的脚步，转向了中国模式派。与新左派一样，吴敬琏们虽然也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但是并不把权贵资本主义当做改革与中国市场经济的本质，于是乎肯定主流，就为转向中国模式派，做好了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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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茂华：游走在剃刀边缘的陈云飞

原题：陈云飞维权示弱，蜚声警界

   近年来，国内频发公民维权事件。宅田被占的、房屋被强拆的、人身受侵害的、冤案不得申诉的、生存权宜不得保障的，各种事件在这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层出不穷，草民百姓中也涌现出一批抗争的“维权人士”。成都人陈云飞便是一位有较高知名度的维权者。2008年我统计过，他参与维权事项18件，平均每月1．5件。2009年他做事的频率更高，替别人、替自己维权26  件，平均每月2件多，年初到岁尾一以贯之坚而不疲。这个市郊的种花农民，本是1989年6．4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亲历者，当年北农大园林系的学生，这本应在世外桃源般的花木庭院中修枝锄草、恬然生活一辈子的人，心中却因此埋下挥之不去的、是尘世苦难的6．4情结。

  最近，网络上有人给他冠上一新名头“维权行为艺术家”！此名有些古怪，维权可不是好玩的，那是弱势草民以身家性命与强势利益集团拼死抗争，这与超然著称的艺术家有何干系？

  但陈云飞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他主要在替人维权，践行公民的义务和权力。他替6．4死难者家属募捐解困，声援聚会遭打压的基督徒，同谭作人一道为地震伤者献血，谴责为地震灾区作出贡献黄琦、谭作人被冤判，为成都市民免遭彭州石化污染威胁而奔走，声援冯正虎、刘晓波……。总之这既非武艺高强、又没有任何势力背景的“种花农民”，的确像一位侠肝义胆的唐吉柯德或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奔走行动在艰难维权路上。各位知道，2009年形式逼人，当局疯狂狰狞，抓捕异议反抗者多人。游走在剃刀边缘的陈云飞，竟然天真如“少年不知愁滋味”，用一只公民信心的螳臂，去挡那铁甲的专制车轮。

  第二，他维权方式独特，花样翻新，风骚独领。且心态纯正良好，不计较人家的恶，对那些抓拿他的国保警察，他一贯的态度都是蔼然平和，礼数得当。他对我说过，“对他们这些工具一样的人，我没有私仇”。他脸上常挂的笑容是真诚的，行为是磊落的。

  第三，他所有维权行为虽有些另类，但不搞强力对抗而尽是“示弱”之举，且于合法范围之内。

  此一篇小文，道不尽陈云飞风貌人事，我只有拣几件说说，以供读者诸君管窥一豹。

  一张温和的笑圆脸，背上的一块广告牌是陈云飞典型标志。不管是为生存谈花木生意，还是到茶座访友，他长期就这样一副行头蹿走于成都大街小巷。要是乘公共汽车，他就会把牌子胸前举起，广告内容让乘客尽收眼底：“请中共官员公布财产，接受百姓监督！——温馨提示：请公仆不要对主人动粗。”明眼人一看就懂，这内容一点也不反动，我党的报纸上不时也有这种议论么。并且当下没有一条法律禁止将广告背在人自己的身上。那当局有何必要为此而恐慌呢？

  这天，陈云飞身背广告牌路过成都督院街四川省政府大门，这衙门里可尽是大官呵！这卑贱的草民是何用心？果然，没走几步，他立即被巡警喝住，命令摘下牌子、出示身份证。陈云飞恭敬从命，递上证件与警察，对方接过一看，脱口说道：喔，你就是陈云飞？我们警察都有你的照片！陈云飞一听惊诧莫名，这才知自己早已蜚声警界，荣登名册。他回答警察说：我有这么坏吗？弄得你们通缉我？接着被带入最近的派出所，作审讯笔录。陈云飞一再申明自己动机是爱护中共官员，“官员也是我们的同胞嘛，及时提醒他们不要失足成贪官，我是公民主人，官员是公仆，主人提醒仆人不要偷东西哪点不对呢”？警察作完笔录，拿出相机，示意他将广告牌丢在地上，叫他用手指地上牌子摆好姿态准备照相。陈云飞抗议道：“你执法不能侮辱我”，说着从地上捡起广告牌平举胸前，面对警察，大睁圆眼直视前方，嘴里喊出口令“一、二、三，茄——子！”（大陆人旅游拍照时流行的口令，以取得表情有笑容的效果）终于，陈云飞配合警察完成一张咧嘴嘻笑的照片存档。

  由于他平时和国保警察打交道太多，也了解这些基层人员的无奈，只是一些执行上面意图的工具而已。在他被拘押期间有时也会和他们聊天，有一次聊得兴起他甚至异想天开要替警察维权，他说：各位这样辛苦，经费又少，干你们这行对付的尽是我这样又穷又冥顽的人，连一点受贿的机会都没有，要不我替你们维权，找上面要点经费？——吓得国保赶紧拒绝。            

  另一次是在审判黄琦案的法院现场，法庭外声援者众多，要求旁听的人挤在院子里等待发旁听证。陈云飞一早就去法院交身份证申请旁听，法官一看他名字就把身份证丢出窗口，拒绝发证与他。他抗辩无效，只得出法院大门，和路边声援者站在一起观望。只见四处警察林立，多辆警车停放路边，便衣穿梭于人群间，气氛甚是肃杀紧张。陈云飞一抬头，见一辆警车上有熟悉的国保拉长着脸在执行监控任务，他竟上前仰头打招呼，国保瞥他一眼不理睬。他大声说道：嗨，不要太紧张严肃了嘛，来，我们一起笑一个！

  为地震灾民呐喊的黄琦被成都武侯区法院冤判三年徒刑，有良知的成都人都气愤不已。陈云飞决定用行动表达抗议。这天，他带上一张自制的“奖状”来到法院法官联系处，拨通了黄琦案主审法官税长冰的电话：“你好，是税法官么，我是陈云飞，我认为你们在黄琦案中表现精彩，你们忠于上峰，恪尽职守，功勋卓著。我来给你们颁奖，奖状带来了在法院大厅，你下来领”。税法官开始未解意，明白过来后又惊又气在电话那头吼：“什么，颁奖？……我不会来领，你跟政府作对，我叫警察抓你！”见税法官执意不肯领奖，陈云飞也执意不放弃，他便持奖状到信访接待室说明来意。信访处不受理，但明示可将奖状交案件资料收发室。陈云飞于是将奖状交该处，郑重其事叮嘱转交税法官后才离去。事后我听他聊到此事，他认为，颁奖行动是成功的。

  在很多场合，陈云飞都自称是黄琦、谭作人的同案犯，所以8．12号九点谭作人被审，他一定到场。为避开阻拦，他早晨5点半起床从远郊的家里出发，7点多就到达法院。时间还早，先在法院台阶上露天补睡一觉，醒来即发短信广邀朋友来参加旁听。9点不到，法院内外已有两三百人，比审黄琦案时还要人多。陈邀来的朋友有志同道合的维权人士、有在网上写文支持谭作人的知识文化人、更多的还是地震灾区死难学生的家属。大家明知进入庭审旁听极不容易，但此时即便站在外面也是一种抗议姿态。陈云飞心情激动，他感到民心可鉴，维权不孤独。可是和上次黄琦庭审现场一样，还没有等到过安捡他就被国保发现，警察大喝一声：陈云飞出来！接着不由分说立即被塞进警车，绝尘而去。到派出所，警察例行审讯，陈云飞心中坦然，声明对谭案的看法。警察作完笔录递给他签字，他飞快的签上：周永康是法盲!  陈云飞2009．8．12

  陈云飞的“行为艺术”其实没有多少艺术性，只是他的信心过于执着，他的姿态特别溜滑，他的“示弱”于法律无可挑剔，他的心态呼吸出奇的平和。这样的“蚁民”被当局锻炼促成了炖不软、煮不烂的“刁民”。在一个遍地是顺民、臣民的专制社会里，“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样的刁民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呵。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不会放过这样的谔谔之士，它只轻轻一砸下来，陈云飞仅2009年就被非法拘押四次。第一次是6．4敏感日，从5．28到6．8被绑架囚禁10天，期间他绝食5天抗议。6．9号放出来的第二天就到美领馆递声明，要求转发他本人愿意到中华民国避难的申请书。第二次是国庆敏感日，从9．26到10．4, 期间10．1日绝食一天。10．3号晚,警察通知他可以回家了，陈云飞坚持不走，大叫：“我已经适应这里了，你们想抓想放没有法律手续，你们说给我办法制培训班，那就给我发毕业证，结业证也行。否则我就不走！几个壮汉警察过来拖拉，他紧抓椅子对抗，哪里是人家的对手。第三次是11．14到11．18号因赵紫阳生辰敏感日，被拘押4天。第四次是世界人权日敏感，从12．9到12．15拘押6天，绝食31小时。奇怪的是，陈云飞被拘押27天，仅仅因为日子敏感而抓捕，这是抓人的理由吗？这是锦涛同志提倡和谐社会、依法治国的做法吗？况且，不可捉摸的“敏感期”越来越多，党纪国法，兹事体大，怎能如内分泌混乱更年期妇女的“月事”没定准，你叫小民百姓如何猜测、如何脱敏顺服？

  第四次拘押期间，也许是天寒地冻受凉，陈云飞感到身体不适，要求到医院诊治。看管警察根本不理睬。陈云飞心中气愤，不停敲窗抗议。12．14号晚上8点过，囚室进来穿便衣戴墨镜的壮汉三人，先关上电灯，然后重拳围打。这些受过训练的打手，黑心烂肺，往人身上什么地方打，又不露痕迹，以及打到什么程度都是谋算好了的。陈云飞两手抱头大声喊叫：叫你们打喔，打死我吧！从89年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二十年了……。屋子外的警察听之任之，不吭一声。

  这天晚上月黑风高，夜寒沦肌浃髓，挨打受伤的他如何度过漫漫长夜，几处伤口？伤口有多痛？心里如何愤怒屈辱？想起家中温软的被褥了吗？还有那八十老母和孩子可安好？——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只晓得第二天放回家，他第一件事就是告知朋友，友人将此事上网公之于众。

  12．17日放回家的第三天，陈云飞抗议对他多次违法拘押和殴打，自戴锁链来到省高检察院、成都市公安局门口，高举牌子，要求将自己一次收监，关在安全又省心的地方，以此减轻基层警察负担。他举起的牌子上写道：感谢周书记安排三位黑老大给我按摩服务  善待自己同胞的公仆辛苦了。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一个“蚁民”成长为一个“公民”，他无畏的勇气信心来自于天赋人权和正义。时日何丧，予及汝偕亡！陈云飞不拘一格，正维权公行大道之上。

  此文刚写完，网上读到消息：陈云飞2010年元旦为支持冯正虎回国权利，绝食一天。 

                                                     2010．1．4 成都．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元月号）
http://ncn.org/view.php?id=77259

许晖：迷路和走丢：当今时代的一个典型性隐喻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是维权律师高智晟目前可知的状态。不过警方却通知高智晟的家人，称高智晟已于2009年9月“迷了路，走丢了”。这是一则不合逻辑的说辞。对当事人来说，“迷路”是自己的主观判断和当下感受；对他人来说，“迷路”是对当事人的事后评述，而且只能由当事人事后告知这一事实才能如此评述。当事人“迷路”的时候，他人不可能如此准确判断，最多只能猜测“也许是迷了路”——如果他人和当事人在一起，那么“迷路”的就会是双方。即使“迷路”是他人对当事人的事后评述，也并不必然导出“走丢”这一结果，因为“迷路”只是他人的猜测，除了“迷路”之外，还有其他各种选项，比如遇害、逃跑等等。“迷路”本来应该是不确定性描述，警方居然当成了确定性描述，居然又由此得出“走丢了”的结论，实在是无视世人的智商。

如果有人认为从逻辑出发的这种辨析是玩弄文字游戏，那么我要说，其实在我看来，“迷路”和“走丢”更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典型性隐喻，极其凝练地表达了权力的傲慢，以及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终极判决。统治者将异己视作“迷路”的对象，潜在地定义为没有走正确道路的人，而自居为正确道路的代表，所谓伟大光荣正确。这种心态来自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绝对权力，不容他人质疑，不容他人染指。对“迷路者”的终极判决即为“走丢”。对独裁者来说，不知悔改的“迷路者”必须“走丢”，如果不“走丢”就是对绝对权力的藐视和挑战，同时更是一种如剑悬头的威胁。但“迷路者”并不愿也不会自动“走丢”，独裁者于是就要动用各种公开的或者秘密的手腕，强行逼迫“迷路者”“走丢”——不管“走丢”的处所是哪里。刘晓波“被走丢”进了监狱，高智晟“被走丢”到了无法明说的处所，更多的“迷路者”尚在“被走丢”的途中。“迷路”和“走丢”从单纯的不辨道路，遂一变而为当今时代的典型性隐喻，隐喻着一意孤行的统治者和奋起抗争的被统治者的关系。

http://www.ncn.org/view.php?id=77227

渡江：悼念海星

罗海星与作者（右）

海星於2010年1月14日零時二十四分平靜地離開人世了。海星出生於1949年1月11日，享年61歲。這些年來他一直頑強地與血癌病魔作著艱難的搏斗。這一個半月來他不幸感染了所謂的豬流感，車輪轉般地住入了瑪嘉烈、瑪麗、東華等三家醫院。從一度危險，到逐漸康復。我們親友們正為他邁過生死門檻而高興之際，13日深夜與14日凌晨之交時分突然接到他又轉入瑪麗醫院病危的消息。我和小蓮飛車趕去。當時，海星的母親羅伯母在座，海星的愛妻蜜蜜在側，海星的女兒芳雨、兒子寧雨在側。遠在溫哥華的好友志軍老弟的太太和女兒在側。我和妻子小蓮及時趕到，一會兒，海星的英魂升天了。當醫務人員整理好海星的遺體時，我們圍攏在病床周圍，羅伯母用手不停地撫摸海星的臉頰，愛子之情，喪子之痛，難以形容。蜜蜜說，海星很安慰了，他知道他想見的人都到了。我們也感到心靈上的安慰。能夠在老友彌留之際及時趕到，海星的在天之靈是與我們相通的。

我家與海星家是世交。羅伯伯與父親是共事六十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我們都在香港出世，小時候的玩伴。我於五十年代先期從香港回去內地家鄉，海星於六十年代回廣州深造。文革動亂期間我曾到廣州，與海星有過匆匆一會。再見面是十年之後，相聚在羊城了。不久我們先後回到出生地香港。這時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初創年代，海星本是廣東省外貿的專才，在內地有廣泛的社會人脈關系，回到香港為港資投資內地穿針引線，架橋鋪路，做出了出色的成績。他先後在香港經濟導報的投資貿易公司，新鴻基集團公司擔任要職，最後為香港政府遴選，出任貿發局駐京辦事處首席代表。在這個崗位上，他為香港與內地的經濟交流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正在中國經濟建設熱潮洶涌的大好形勢下，一九八九年一股逆流突出，天安門廣場讓廣大愛國愛民主訴求深化制度改革的民眾和學生付出了血的代價。俠膽熱腸的海星為了營救被追捕的民運人士，自己不幸陷入陷阱，鋃鐺入獄，被當權者一言定讞，判了五年牢獄，在粵北服刑。幸有國際力量的相助，兩年多後以保外就醫出獄，回到香港與久盼的家人團聚。從此，海星落下了病根，幾年後病發，是為血癌。海星回港後，背負政治罪名，不能重回大機構工作，轉行進入國際媒體營生。但海星以他對內地、香港、國際政商形勢的瞭解，剖析時事，精湛獨到，為商家和讀者所歡迎。可惜不久海星終于倒臥病床，住院留醫，人生又開始了新的逆轉。但海星性格豁達樂觀，在與病魔搏斗中，詼諧幽默，當病情平穩時，每有好友相邀美食，他必定不拂盛情，欣然赴約，暢懷大啖。幾年來，海星躺倒出來，豪情不改，直至病逝。

我和海星相交日長，相處日短。雖然有四五十年的友情，但常常人各東西，天南海北。這幾年大家在香港的時間多，常常就世事國事討論看法。大家在制度改革，政治改善的大方向問題上意見較一致，但枝節問題也常有爭論，甚至互不相讓，其實也很有樂趣。海星不僅是個很有才幹的人，他對父母孝順負責，他自己雖然有病，但常常不顧季節寒熱，從美孚趕到北角為年邁的雙親辦理事務。二零零八年，為了一嘗父母的願望，重遊川渝舊地訪問抗戰時結下情誼的老朋友，他拖著病體隨侍同行。雖然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但其實也是非常勞累的。由于海星的榜樣，弟妹們對他很敬重。當海星的癌病需要骨髓移植時，弟弟海雷毅然獻出自己的骨髓。海星與病魔搏鬥至今，與父母兄弟妻子兒女朋友們的關心和支持是分不開的。海星對自己的妻子兒女也很關心。他在獄中很思念愛妻蜜蜜，很關注女兒芳雨、兒子寧雨的成長。他在患病初期，小兒寧雨還未大學畢業，我聽他說過，他很掛心。現在我們高興地看到海星的女兒兒子學有所長，他們在社會上已經自立了。我們欣喜地看著他們正在為社會做出貢獻，長江後浪推前浪。海星對人對朋友赤誠相待。他主動幫很多人，為他們介紹工作，力所能及地解決朋友在生意上、業務上、生活上所遭遇的困難。我親眼所見他做過不少這樣的事。我們的小老弟王志軍行伍出身，打過一九七九年中越的那一場惡戰，他這個香港仔本來沒有什么文化，因為也是被他的父母送回大陸，遇上文化大革命，書沒讀成，去了農場勞動又參了軍。打完仗回來香港，去了加拿大留學，苦讀成精。再回到香港做生意，開始時是缺乏商務經驗的新手，是海星手把手地指點他。後來志軍老弟在商場做得相當出色，現在又出書回憶三十年前的親歷戰事，一書風行香港。志軍老弟常為自己的成功之途，感念海星的幫助。

海星終於被病魔奪去了生命，但他是祥和而去的。因為他一生不整人不害人專門幫人，對人對世問心無愧。他對自己的生死早有預感，我幾次探訪他時，當他精神稍好，和我談笑風生，指點江山，豪氣干雲。我發現皇后大道西有一檔粥麵店的牛肉粥十分鮮美，他食指大動，和我談論多次。我見他當時身體似有好轉，便趕去買了一盒送來，他吃得津津有味。現在想起令人心酸。但他那時的神態坦蕩豪邁，我想即使是病魔也應為之折服。

海星，你去了。你的精神仍在。我向我在洛杉磯的母親、向東江縱隊的老戰士材叔、向程翔夫婦，向一切與你相知相識的親友報告你的死訊，他們都惋惜不已。我的母親看你成長，看你遭遇磨難，聽到我的報告，她老人家非常傷痛，為之久久不語，瞬間失憶。與你有忘年交情的老東縱材叔反復說了一句話，可惜啊，可惜啊，海星是一個很有才華很有情誼的人，可惜遭遇坎坷，不能施展抱負。

海星，你應該感到很驕傲。這么多朋友愛惜你，包括很多長輩，還有社會上許多的人士。你放心地走吧，你的愿望，為實現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一天，一定就會來到。

                                             寫於2010年1月15日凌晨

http://ncn.org/view.php?id=77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