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当反革命也不容易――谈反革命的逻辑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九十年代以来,"革命"一词开始背时,"反革命"一词开始转运。很多人公开宣称自己"反对革命",公开声明要"告别革命",甚至直截了当地宣布自己就是"反革命"。

这无疑是一种惊人的变化。曾几何时，"革命"是中国人心目中最神圣的词汇，而"反革命"则是最邪恶也最可怕的罪名。有多少人忍辱负重一辈子，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有多少人含冤自杀，仅仅是为了表白自己不是"反革命"。

不过，稍加考察便可发现，其实，这一变化远远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惊人。"反革命"一词的"平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词义的变化。现在人们说的"反革命"和当年说的"反革命"根本不是同一样东西。

在毛时代，说你是反革命，其实就是指你反对中共政权；现在说的反对革命，意思是反对革现行政权的命，也就是反对革中共政权的命，也就是反对用激烈的方式反对中共政权。同样是"打倒共产党"这个口号，放在毛时代会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放在今天则会招致那些自称"反革命"的人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因为你要"革命"太"革命"。

由此可见，"反革命"这个词，在过去和现在非但不是指的同一件事，而且是指的两件几乎相反的事。过去说的"反革命"，差不多就是今天说的"革命"。今天某些人的"反对革命"，翻译成过去的语言，差不多就是反对反对革命，或反反革命。负负得正，今天的"反革命"差不多就是过去的"革命"。

造成上述颠三倒四的原因，显然和人们对"革命"和"反革命"的定义有关。如果我们把革命定义为用激烈的手段(通常指暴力手段)改变现行政权或制度，那么我们就应该说，在毛时代，把激烈反对中共政权的人说成"反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当时的"革命者"激烈地反对别人改变现行政权，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共产党早先是在野党，是革命党，四九年后成了在朝党，从而也就成了保守党或反革命党；可是共产党偏偏还要继续沿用过去在野时的称呼，继续把自己称为革命党，继续把反对者称为反革命。这就导致大量的自相矛盾。类似的事例还很多，譬如在毛时代的农村，富农不富，而且往往比谁都贫穷，但仍然被叫做富农；在七亿人中，毛泽东明明最是有产阶级，可是大家都说他最无产阶级。

撇开上述种种荒谬不提，我这里只打算谈谈"反对革命"。在这里，我还不去讨论诸如"暴力革命是否应该一概反对"和"人民是否拥有革命的权利"一类问题，我只想说，当反革命也不容易。

你反革命吗？你反对别人用激烈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改变现行政权吗？那末我问你，你反不反革命政权，你反不反对用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呢？如果你说你不反对，那你就不合乎逻辑了，你就算不上反革命了，因为你不是反对革命，你只是反对没成功的革命而已。你这种反对一文不值，你无非是接受成王败寇的逻辑，你无非是永远站在得胜者一边的投机分子，永远站在权势者一边的势利眼罢了。

结论很简单，你要反对革命，你就必须反对革命政权，你就必须反对通过暴力革命而建立的政权。中共政权正是一个通过暴力革命而建立的政权，所以你就必须反对中共政权。古人说：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这就是说，靠暴力夺天下或许情有可原，靠暴力治天下却万不可恕。中共政权不单是靠暴力而起家，而且直到今天它还在靠暴力来维持，还在用暴力镇压人民，不准人民用和平的方式表示反对，所以尤其不能原谅，所以对这样的政权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陈破空: 深度、宽度与高度――纪念王若望先生

左起刘宾雁、王若望、郭罗基、方励之

“将军白发征夫泪，”我第一次见到王老的时候，在我脑海中回荡的，是这一句古词。那是1996年冬天，在寒风凛冽的纽约中领馆前，王老和羊子大姐，参加百日囚车活动，抗议中共独裁。

寒风中挺立的，是王老的巍巍风骨。王老一生，三度身陷囹圄。国民党时代，因参加罢工，入狱三年；毛泽东时代，因批评共产党，入狱四年；邓小平时代，因参与八九民运，入狱一年多。

三度牢狱之灾，源于王若望先生怜悯弱者、抗击强权的天性，也足以见证他识别和反抗独裁的勇气与骨气。邓小平曾咒骂王若望“狂妄至极。”那是一个独裁者对批评者的定义。在独裁者那里，他自己怎么说怎么做，都不算狂妄，因为他有的是特权；而一个民间批评者，说什么，做什么，在独裁者看来，都是“狂妄”，因为他不能容忍；在邓小平眼里，老百姓没有权利监督政府，知识分子没有权利批评独裁者；只有他自己，可以高高在上，任意批评和教训别人，随心所欲地将别人投入监狱。

1993年，海外民运在华盛顿召开大会，王若望先生原本是众望所归的民运领袖，但旧民运的名利混战、中共潜伏势力的从中作梗，反而使王老遭到排斥，海外民运也由此进一步分裂。亲者痛，仇者块。中共高层随后总结海外民运，得出一个结论，八个字：“不成气候，不足为患。”

华盛顿大会之后，王老并不气馁，也不怨天尤人，而以乐观、豁达心态，继续从事民运，埋头苦干。王老的一生，可以总结为六个字：深度，宽度，与高度。那便是：思想的深度，胸怀的宽度，道德的高度。

针对旧民运的种种弊端，王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这是一个贴切的说法。喝狼奶长大的人，需要挤出狼奶；在毛泽东血旗下过来的人，需要切除自身体内的毛泽东基因。旧民运的确存在诸多弊端，诸如：固步自封的小圈子病；实用主义代替理想主义；目的与手段相颠倒；等等。可以告慰王老的是，越来越多的民运人士，已经意识到，民运需要不断觉醒、不断反思、不断进步。新民运将摒弃旧民运的弊端。

今日中国，中共的专制横行，依然没有尽头；而中国民众的抗议、抗争、抗暴，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当前，广东乌坎村民的持久抗暴，就是生动的写照。人们一直说，中国处在大变革的前夜，这个前夜，何其漫长！然而，黑夜就是黑夜，终有黎明到来、曙光初现的那一刻。为此，我们随时需要做好准备。海内外民运队伍，亟需成长、成熟。

以古稀之年流亡美国的王若望先生，未能等到祖国的光复，而于清贫中辞世。中国人迷信落叶归根，但是，我要说，对王老，很庆幸的是，他的遗骨留在了北美大陆，这片自由和阳光的土地。生不能为自由人，死也要做自由鬼。唐代诗人韦庄写道：“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又写道：“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我愿意以这样的心境，来看待王老不能归葬故国的情境。

王若望先生壮志未酬，虽长眠异域，却魂系故国。作为他的继承人，我们，海内外民运人士，更须汇集意志与坚韧，杜绝消沉与懈怠，执著于民主建国、民主救民的远大目标，矢志不渝。只要我们像王若望先生那样，具有思想的深度、胸怀的宽度

、和道德的高度，那么，改观民运，进而改造民族、改变国家，大业可期。

（2011年12月20日，于纽约。在纪念王若望先生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演讲。原载《北京之春》）

张三一言：乌坎暴力革命礼赞

乌坎革命是今天热门话题之最。我对乌坎革命作如下辨识。

[一]、民主暴力革命是中国可行道路之一

乌坎革命兴起，除了垬党喉舌及其御用文人诬指外，在有自由权利的民间有三种反应。一种是热情支持鼓励肯定，这是民间主流；一种是冷漠，这是精英，尤其是上层贵族精英为主；一种是冷嘲热讽，很少，几成例外。

先辨析一下乌坎这次起事是不是革命事件。甚么是革命？我不理它的汉语词源原意，也不管它的外文含意，我只谈现今人们面对政治现实中革命的意思。革命就是革掉垬一党专政制度与政权，以民主制度与政权取代之。这里所指的革命可以以激烈暴力达至，也可以用渐进改良方法达至。乌坎用的是革命手段，且是暴力革命手段。

乌坎是不是暴力革命？我用事实判断。

乌坎革命事实是革掉垬政权，由人民民主自治。不但是革命，而且还是典型的暴力革命。最重要的是村民用暴力赶走村政权，不是开欢送会送走，而是用暴力将中共政权在乌坎村的傀儡代表赶出村；『过万村民，用砖头、木棍、农具击退上千警察，村民的正义抗暴自卫行动迫使该村最后一名官员在12月12日逃离，创下中共建政以来，地方首度完全脱离当局掌控的纪录。』垬被赶走后反攻，『在对峙中，警方发射了50多枚催泪弹与喷射高压水枪，但村民无所畏惧，坚持不让“鬼子进村”。』这不叫暴力革命叫甚么？这是100%、如假包换的民主暴力革命。乌坎村的实践也证明了人民团结的力量。

『9月22日，公安武警入村镇压遭数千村民包围还击，警车被毁，警、民均有受伤。9月24日，乌坎村民自发成立“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村妇女代表联合会”。』事实是，乌坎村消除了垬一党专政的村政权与在这条村的极权制度，取代它的是村民民选的“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村妇女代表联合会”民主政权。创下中共建政以来，地方首度完全脱离当局掌控的纪录。这一纪录，对盗窃国六十多年的垬红朝来说是晴天霹雳。

在乌坎革垬命热潮中，王希哲竟然在其《再谈右派“革命家”必然的带路趋势》文中断定：工人、农民、城市市民都不反共！是不吃人间烟火的星外来客谈。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暴力革命，不少村民把乌坎正在发生的故事叫做「起义」。他们说：「我们就是要推翻一个腐败的村政府，薛锦波是烈士」。

乌坎暴力革命带来的结果是甚么？

是“12月21上午，乌坎代表与以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为代表的广东当局上谈判之后，朱明国代表广东省委答应乌坎临时理事会提出的三项要求：1、交还薛锦波遗体；2、要求安排五家国际著名传媒机构代表，亲验薛锦波遗体；3、承认临时理事会村代表地位。”“承认临时理事会村代表地位”就是承认乌坎人民暴力革命的结果，证明暴力革命之路在中国行动通。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 “做干部不容易，手段一天比一天少”，政府权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责任一天比一天大，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以流氓式的语言说了大实话：）从流氓大实话可以看到，暴力革命不是乌坎村独特之路是全国普遍可行的民主道路。  『今天乌坎开了头， 就再也檔不住了，垬可能被逼接受村一级政府由村民自选的局面，因为已经到了不接受不行的局面了。』

[二]、人民力量取代垬，乌坎民主革命开了红朝新纪元

垬一党专政的特点是包管一切：从人民做爱生育到国家命运都要由党领导（管制）。乌坎革命最大意义就是革除垬领导（极权操控）；自己领导自己（民主自治）。乌坎革命粉碎了没有力量可以取代垬的神话。请看人民的力量，『乌坎临时理事会代表召开记者招待会，会长说，要求承认村民自选的代表，这是最重要的。对此，一个记者问：村委会和派出所还会不会回来？人群中有人说：已经成为历史！会长说：原来的村委会很罪恶。』有村民明确坚定表示：不是由村民选举出来的村政权，村民一律不承认。这就是强大的取代垬的人民力量。

[三]、民众自主，不是精英主导的乌坎村革命

这次乌坎村革命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村民自发自觉自治，完全没有精英领导、主导、参与。这也是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上层贵族精英冷漠的原因。也因为如此，所以不见村民捧出和平非暴力图腾来膜拜，没有听到要与垬合作、没有力量可代替垬…的怪论。我设想，如果这次乌坎事件是由知识精英领导的，精英会这么对乌坎人说：和乌坎人再一次谈论“为什么不可采用暴力斗争路线”！于是乌坎革命就不存在了，垬也可以代代平安专政下去了。这些精英做的是阻止民主地球转的逆动事。

人类的社会、政治演变史，从来都是上下结合推进的。越往古看上层越显重要，甚至是可独断行事；越往今看，下层越显重要。具体一点看，从利比亚到乌坎，特别是乌坎，民众之上层的精英基本退位，全由基层民众独立自主自行其事。民众教育水平提高、现代科技提供手机和互联网的无所不在，向来操控舆论工具的统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到了无法再长期的蒙蔽农村群众的地步。民众掌握了原本精英专利的知识和讯息，就有了独立自主自行其事的能力；乌坎革命提供了以上判断的证明。所以可以说，精英退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看来知识精英不“认命”不行了。知识精英地位变了，但并非变得全无作用；大可以到象牙塔去做学问理论工作。精英要起负面作用就去做御用文人、当现政权合作派。要起正面作用起码要做到两点：革除鄙视民众思想观点；愿当民众伙伴，最好当民众配角。

张三一言   20111225   香港

胡少江：金正日之死对中国人的提醒

图为阅兵仪式上的金正日、金正恩（右）父子

神秘无常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死了。我不知道朝鲜街头面对电视机镜头哭天喊地的人有多少是出于难以抑制的悲伤，有多少是为了政治安全或者是为了政治投机在进行行为艺术表演。即使是那些自认为是真心悲哀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是源于兔死狐悲的凄凉，还有多少是源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那种对迫害者的情感依赖。

不少现存的中国人在一九七六年也曾经亲历如此的场面。看到这几天朝鲜电视画面中出现的情景，想必绝大多数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一定会死五味杂陈，也有不少人会会心一笑。

多年来，面积不大的朝鲜在世界上是一个麻烦不断的角落；而这些麻烦的绝大部分都是由这个刚刚死去的独裁者制造出来的。当他活著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们，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甚至是与他互相称之为为亲密战友的北京紫禁城墙背后的“中国同志们”，每时每刻都会感到忐忑不安，因为他们实在是不知道这个深藏于宫闱之中的“亲爱的领导者”下一秒钟会产生出一个什么怪诞的主意，而且也无法预知这些怪诞的注意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灾难性的后果。

这个子承父业的麻烦制造者不仅自己深居简出，他的封闭政策也令朝鲜国门紧闭，这不仅增添了人们对这个人和这个国度的神秘感，更增加了人们对这个反复无常的独裁者的恐惧感。可以说，他的唯一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而且绝对不是那种可能给人们带来某种惊喜的不确定性，而是那种随时会给人带来灾难的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他的死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一个福音。

但是，对于金正日的中国的亲密战友而言，这个独裁者的去世也会带来些许的尴尬。这个尴尬就是，中国人民会再一次地被提醒，中国的执政党在这个世界上究竟乐于与什么样的人为伍。这个让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唾弃的人、也是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厌恶的人一直被中国的执政党用大量中国人民的纳税钱来豢养著。这实在是一件令国家蒙羞、令中国人蒙羞的事情。同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当然也会通过世界舆论所表达的对金正日的蔑视联想到中国执政党在世界上的声誉。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声誉绝不会令中国人感到骄傲，也不会让中国的执政者感到骄傲。

金正日是被他那个担任“终身主席”的父亲指定为接班人的国家的“亲爱领导者”，而在去年他又一手指定了他的那个才二十多岁的儿子来世袭金氏王朝。这种行为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刻实在像是一个令人贻笑大方的政治进化史上的“恐龙化石”。对于这种世袭式的政治继承，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中国的执政党对此则是倾心支持的，甚至是准备以金钱甚至军事介入为代价来支持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执政党之间对待金氏小朝廷的这种不同态度也一定会让那些还有思考能力的中国人有所感悟，而那些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的人也一定能轻易地在政治制度的光谱上测出中国和朝鲜现有制度的同质性。

201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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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笙：为乌坎淌下感同身受的泪水

图为薛锦波和林祖銮在乌坎村民大会上并肩发言

因地方当局"偷卖土地"引发的乌坎事件，在经历了3个月的风风雨雨之后，总算是初显风停雨歇的迹象，官民双方都做了让步，乌坎村取消了原定于周三的示威游行，广东省成立工作组介入处理，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表示村民的要求合理，"无论涉及哪一级的官员，都会查办"。

乌坎村代表林祖銮对官方的答覆感到满意，表示这还不是一个胜利，但是一个胜利的开端。在外电中读及这段报道，我感慨不已。这个"胜利的开端"，来得如此的不易，已经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我的内心为乌坎淌下了感同身受的泪水，我的眼角再也闪烁不出一朵泪花。

乌坎的万众一心、不屈不挠，决定了当局在这个触犯众怒的恶性事件中，必须给出一个可以服众的说法，拖延不是办法，驱使大量警察和武警去围困手无寸铁的村民，更不是办法。不论这一事件的最终走向如何，乌坎其实并无"胜利"可言，乌坎在事实上已定格为永远的输家。

任何原本鲜活的生命都是无可复制的。但愿乌坎的"两死三残"，最后不会又不了了之，或又以"自杀"、"自残"强行做结。要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和谐社会"是这般的艰难，付出的代价是如此的惨重。国人即使是在法律允许的路线内行走，也常会是一寸前行一滩血。

建议乌坎为魂归天国的烈士筑造一个纪念碑，让村里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这段黑暗的历史。建议乌坎的村民集体承担烈士遗属和伤残者的生活费用，不要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在这个官府日趋明显异化成吃人野兽的年月，人和人之间，往往剩下的也就是百姓间的惺惺相惜。

乌坎"只想攞番田地，有田耕，有饭食"，结果"两死三残"，"成条村被包围"，几千人下跪哀求当局释放被非法抓捕的村民代表，喊声中有哭声，催人泪下……把下跪的屈辱悄悄抹去吧，不屈的乌坎，英雄的乌坎。在这个异常漫长的黑夜，被强加了屈辱的何止是一个村子？

不只是我的内心为乌坎淌下了感同身受的泪水，长期遭到劫持的祖国，同样在为乌坎人而哭泣。不只是乌坎人过的是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大江南北的老老少少，十之八九同样是在憋屈中屈辱度日。那些日复一日去围困乌坎的警察和武警，又何尝真正享有了能免于屈辱的生活？

这时节的"首善之都"，无疑是天寒地冻，折胶堕指。有些为着追寻公道的访民，已经在往年的大雪纷飞中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悲惨世界；有些则被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在与世隔绝中度日如年；部分露宿的冤民，在饥冻交切中望眼欲穿，但也还是等不来"一个胜利的开端"……

乌坎是不幸的，但同时又是有幸的，最起码盼来了一个自认为"胜利的开端"，最起码这个村子在风雨如磐中，还能共同进退，而没有成为听任暴政鱼肉的一盘散沙。乌坎事件再次印证了可悲的现实：在这个满目荒芜的季节，要争回你的权益，就要闹，而且要把事情闹得够大。

在一个已然沦陷的国度，真正能让你拿回权益和尊严的，不是法律，不是一贯自我标榜"为人民服务"的党和政府，而是在恶势力面前的众志成城，以及不屈不挠的坚持斗争，乌坎的这次风雨历程，再次可悲地证实了这一点。国人生不逢时，竟然降生在了这样的"法治国家"。

虽然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但广东省方面在此事件中总算给出了善意的回应，不管怎么说还是难得的，而且是值得赞许和肯定的。乌坎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暮色的浓黑，倘使你的眼角还能有泪，请将感同身受的泪花放飞。国人在哭着乌坎的同时，何尝不是在为我们自己而哭泣？

写于2011年12月23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伟光正"与绝人之后的恶魔连袂共舞第1986天！廖祖笙居所被反动当局连续断网、断电视287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非法剥夺！廖祖笙夫妇的出境自由被"执法"机关非法剥夺！）

廖祖笙目前电话：(0598)7861331　13860527331　13799156861
廖祖笙目前住址：中国福建省泰宁县金乾水乡一栋101室
廖祖笙邮箱：liaozusheng@gmail.com

张轶东：2011年末 巨变前夜？

  【新世纪特稿2011年12月21日】在自然界的大地震发生之前，总会出现一些震前预兆，如井水水位异常，蚂蚁搬家，老鼠出动等等。人类社会在大动荡之前，也会有一些人有预感。甚至一些文化水平不甚高的人也会感到要出大事。18世纪中叶，法国一个农村老妇对一个外国旅游者说：“要出大事了！我不知道要发生什麽大事，但我知道一定要出大事。”在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巴黎市内开小酒店的德伐克夫妇目睹贵族子弟作威作福，也预感到“要出大事了”，但他们还认为“大事”不一定发生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不料在不久之后，他们也参加了攻打巴士的监狱。

在中国大陆不久前的历史上，有一个发生“大事”前预兆频发的季节，那就是1965年末。中年以上的人应该都记得吧？1965年曾经是我们生活得很好的一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过去了。人们不但可以吃得饱，甚至国家的猪肉卖不动了，号召人民吃“爱国肉”哩！但是在这表面繁荣的背后，党内和社会上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顶点。那年的9月29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国庆前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什麽：“让我们所有的敌人，即美国，苏联，日本，印度，以及蒋介石集团都一起来向我们进攻吧！我们已经作好了“打”的准备。我等待这一天等的头发都白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红色权利报”就评论说：“陈毅的发言是否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困难呢？”其实哪里只是一般的内政困难，这已反映出中共不可能用旧的方法继续统治下去了。接着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文痞姚文元写的那篇“评吴晗同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时“头号右派”章伯钧看到姚文之后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即将开始了！”果然，第二年（1966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即十年动乱。

那么，当前这2011年末中国大陆的形势较之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以及本国1965年底的情况有什麽相似呢？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吧！首先，全世界在2012年都面临着好几个未知数：玛雅人预言的大自然突变。不论这种突变是否真会发生或变化有多大，它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就不小。其次就是世界政治生活中将发生的大事：美国，俄罗斯和台湾的总统改选。这三个世界未知数对人们的心理都会有影响，加强了“人心思变”。

现在我们先对比一下法国革命前，前苏联解体前和中国从中共建政到2012年形势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吧！

法国    17世纪时，路易14在国内“朕即国家”，在国际上他一咳嗽，欧洲就感冒。到18世纪上半纪，他的儿子路易15“我死后哪怕洪水弥天”也不管了。但18世纪末，他的儿子路易16上了断头台。三代！

前苏联      第一代列宁，第二代斯大林，第三代赫鲁晓夫，第四代勃列日涅夫（加安德罗波夫和契尔连科），第五代戈尔巴乔夫。亡！

中共第一代毛泽东自称马克思+秦始皇，但其实他也=路易14+路易15，也等于列宁+斯大林。他的后人呢？第二代邓小平，第三代江泽民，第四代胡锦涛，第五代习近平，亡？

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大陆自身的形势。国际上中共遇到的C形包围圈比1965年9月陈毅发言时是否更严重一些？但是那时并没有任何人打中国，而是中国人自己互相打起来了呀！再说国内，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研究什麽“社会管理”和“文化体制改革”，胡锦涛跑到文联大会上去大放厥词，彭丽媛当上了文联副主席，不其实就是等于承认自己已经不能用旧的方式统治下去了吗？加上刘晓波，艾未未，陈光诚弄得中共黔驴技穷，四名士兵携枪出逃,孔庆东和司马南等御用文人挑起左右混战.“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甘肃正宁校车惨祸后，中共政府却给马其顿送优质校车，引起群情鼎沸。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广东数千人游行示威，喊出的口号已不是“反腐败”，而是“反独裁”，这表明人民的觉醒程度已经打大提高了。富人纷纷移民，穷人纷纷偷渡，这不和地震前老鼠搬家是同一性质吗？

那末到底会发生什么“大事”呢？简单明了地说就是：在2012年，在中国大陆将发生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冲突。这个冲突发生的时间，可能是在2012年中共18大召开前后。这个18大在历史上会有三种表现方式之一：1）不等18大召开就天下大乱了，中共灭亡：2）在18大召开中党内矛盾公开，吵成一锅粥，甚至发生军事政变。社会同时大乱，18大流产；3）18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共能继续“伟光正”5--10年。不久前胡锦涛通过连战放出空气，说什麽中共要在10年内搞政改（在这以前还放过空气说习近平第二任时要搞政改）。其实这只是它单方面的如意算盘。想当年清廷不也宣布1916年实行宪政吗？不料历史没有等待。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就把清廷轰倒了。

这三个可能中哪一个发生的概率最大呢？根据前面的分析，毕竟第一和第二个可能的概率在50%以上，而第三个可能的概率在50%以下。

                      2011年12月1日于美国费城

冉生：闯入动物农庄的一只『疯蟹』

    牆內子虛烏有的「蟹農場」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是一個年輕人在網上創辦「農場」兩周年的紀念日。兩年中，這個把自己的網名，以及其在互聯網上開墾的「農場」命名為「hexiefarm」的年輕漫畫家，用其創作的大量漫畫作品，在贏得海內外眾多熱愛自由人士喜愛的同時，也成就了他被極端憎惡自由的中國網絡管理者們的敵視。於是，在他的個人網站上，一行文字，被他當做一件禮物送給了自己，不，當作了一枚勳章別在了他的胸前。

　　「今年，『蟹農場』這三個字上了國內搜索的敏感詞名單。」

　　這可能嗎？起初，我並不相信這是真的，於是，就使用百度搜索引擎輸入了「蟹農場」這三個漢字做了一番試驗……果然如此，「奇蹟」終於發生了！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生活在一個連空氣中都瀰漫著謊言氣息的國度，當我懷疑這個自號「蟹農場」的漫畫家的自我「炫耀」時，我卻忘了一個事實：我是翻到防火牆的另一邊，才闖入「蟹農場」大門內的；倘若沒有翻牆，「蟹農場」的個人網站，在中國大陸的網絡天地間就意味著只是一個「並不存在的虛構」。

　　據傳是工程師出身的漫畫家，「蟹農場」在兩年前僅僅只是一介漫畫讀者而已，但自馮正虎事件與成都的唐福珍自焚事件發生後，一怒而起的他，才提筆闖入漫畫園地，玩起了政治漫畫藝術來的。在這條路上，國內著名的時政漫畫家鄺飈給了他極大的方向感和勇氣，他說：「這之前，我沒受過任何繪畫專業訓練，所以說我是半路出家的。自從畫上漫畫後，我一直視鄺飈老師和他的作品為旗幟，如果沒有他的鼓勵和支持，『蟹農場』系列恐怕就堅持不到現在。」

　　這位又自號為「瘋蟹」的漫畫家，弄起漫畫來的確瘋狂得很，短短兩年內，他不但把自己弄成了在牆內無法立足的「敏感詞」，還幾乎以每天一幅的產量，為其海內外讀者奉獻出了六百多幅既令人忍俊不禁，又尖刻辛辣的作品。這些作品，都有一個標簽──「蟹農場」。

　　和諧時代的一隻「瘋蟹」

　　為何要把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命名為「蟹農場」呢？Hexie，應是一個雙聲的漢語拼音詞組；而farm才是英文「農場」、「農莊」的符號。當Hexie作為漢語拼音的語音符碼時，它至少可與和諧、河蟹、合寫、喝血等表意符碼黏合在一起；儘管hexie有著多重意義指向，但在當下的中共官方話語詞典中，它的表意指向卻是唯一的，即「和諧」這個最核心的關鍵詞。君不見，作為官場政治正確的話語切口的六字短語──「構建和諧社會」，其靈魂似的定語成份不正是「和諧」二字嗎？

　　在當代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和諧」既是中共第四代執政者用以統一本集團成員行動與意志的座標，甚至還可視為胡錦濤本人的執政年號。然而，在有著強大語言增值能力的中國民間話語中，它的符號能指系統卻在與「和睦、融洽、協調、勻稱、和解」等所指對象發生斷裂後，竟與另外兩個讀音相同的語詞，即「河蟹」與「喝血」發生了碰撞。於是，智慧的網民們便將「和諧」 生成為新的符號系統，並使之與橫行霸道、獨裁專制、暴虐嗜血等語詞捆綁在一起。漫畫家「瘋蟹」將其漫畫作品命名成「蟹農場」，正是取「河蟹」之意。

　　英國偉大的政治寓言小說家奧威爾的《一九八四》 和《 動物農莊》，仿佛就是當代中國的兩面鏡子，而渴望改變生活的中國年輕人，則在這兩本不朽名著中， 看到了自己與國家的真實景象， 也領略到了運用黑色幽默與兇殘的暴政進行抗爭的妙處。漫畫家「瘋蟹」就是其中之一，而其「蟹農場」無疑就是圖像版的中國《動物農莊》。當「和諧」這一漢語形容詞通過意義的積極再生產，在互聯網上變成一個極具諷刺力量的反專制文化奇觀之後，「瘋蟹」便把它徵用到了他原創的圖像寓言世界中，並將它改造成了「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它動物更平等」這一霸權話語的精煉、傳神、具有時代感的縮略語。

　　繼承了奧威爾諷刺與批判精神的「瘋蟹」，其從事政治漫畫創作的這兩年時間，正好是中共的「和諧」統治術遭遇到廣大民眾群起抵抗的時間段，對體制喝倒彩的網民們把這兩種力量的較量，形象地比喻為「草泥馬大戰河蟹」。

　　騎著畫筆翱翔於動物農莊上空

　　荒誕程度絲毫不遜色於《動物農莊》的當代中國，給生活於其間的漫畫家「瘋蟹」提供了豐富無比的創作素材。防火牆即便築得再高，「中華局域網」的遮羞布仍然遮蓋不了走馬燈似的一幕幕人間慘劇、悲劇、喜劇、醜劇、鬧劇……。

　　「國家不幸詩人幸」，於是，兩年來既動盪不安又荒誕不已的中國社會生活，在給「瘋蟹」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作衝動與靈感的同時，也一天天成就了這個秉持人性與良知的批判的漫畫藝術家。

　　初涉漫畫領域，「瘋蟹」只是基於自由的生命本能用畫筆去鞭撻他所鄙夷和憎惡的獨裁者與言論審查者，那時的漫畫作品，明顯地被尚不成熟的他塗抹上了濃郁的憤怒底色，今天我們再來審視他那些早期的四格漫畫作品時，就會發現，作為藝術作品自身而言，與今天「瘋蟹」的作品相比，則顯得粗糙、直觀、單薄與單調多了。

　　原因何在？生活的荒誕，並未轉化為藝術的荒誕；反諷、隱喻、含蓄的喜劇藝術語言，也沒出場支持作者的藝術性批判活動；畫家本人在面對出現在作品中的被審判對象時，並未獲得足夠的智力高度。

　　當這位才氣橫溢的年輕漫畫家歷經了兩年時間的思想與藝術修為後， 再把所有古怪、荒誕、畸形與被扭曲的社會萬象納入到自己的藝術審美視野予以觀照時，他已學會了情緒的控制，已超越了反抗的生物本能，也拓展了藝術與生活雙重想像的空間；更重要的是，他已攀登上了一個制高點，當他俯瞰那被高牆深院圈起來的、門口寫著「為人民服務」金色大字的中南海時，他看到了：

　　這個神秘兮兮的中國第一大院，其實就是一個骯髒透頂、臭不可聞的動物農莊；而那些看似不可一世的權力擁有者，其實就是一群道貌岸然、利令智昏滿嘴謊言的豬玀， 或者乾脆說就是一堆可笑、可鄙復可憐的行屍走肉似的人類垃圾。

　　於是，近期的「蟹農場」生產出來的系列獨幅漫畫，諷刺的幽默味道卻越來越濃了，畫面變得越來越含蓄了，與此同時，讀者獲得的藝術想像空間也越來越大了。如此一來，「蟹農場」系列政治漫畫也就因而獲得了張力與豐富的審美效應。

　　如今，勤奮的「瘋蟹」通過他的努力，使得他的「蟹農場」漫畫獲得了一種藝術強者的面貌。這一面貌，是通過天安門的符號隱喻、醜態畢露的豬玀形象塑造、奇異的想像力、含蓄內斂的表現力、荒誕的繪畫元素、簡練的畫面構成， 以及回味無窮的諷刺與幽默呈現出來的。假若九泉之下的王小波能夠看到「瘋蟹」的「蟹農場」，尤其是看到他那一幅幅想像力令人拍案叫絕的「天安門」之後， 我想， 他再也不會因中國缺少優秀的政治漫畫家而感到遺憾了吧？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12月号

王军涛：只有街头抗争才能破局启动转型

图：今天中国大陆群体事件层出不穷，但尚未燎原成全国性的政治风潮之势

从执政核心的现存矛盾看，中国已经具备和平转型的上层条件――有很深的派系分裂。但破局启动转型，需要民间大规模政治风潮的压力撕裂上层，让改革派有政治基础站出来。


2011年10月以来中国政坛上的几件大事表明，中国危机仍在持续恶化，各派力量间的政治冲突趋于激化， 官民博弈出现新动向。

纪念辛亥百年背后的江胡斗

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转型经验，比较政治学界普遍认为：一场和平的政治转型是朝野政治互动的结果；民间的动力是寻求更公正和自由的社会，而官方板块中的各种力量是为了最大化的自己的权力而支持对自己更有利的制度变革，呼应民间运动，启动改革。

10月以来，官方的动向最引人注目的是，江泽民突然现身在纪念辛亥革命的会议上。胡锦涛本来想借这个会议强调共产党上台和执政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压制民间纪念辛亥革命中讨论政治问题和改革的热忱，继续对台湾和海外华人打统战牌。虽然这些政治方针了无新意，但这类礼仪场面中的超级位置，会让人们产生对发言者主导局势的印象，从而巩固发言者的权位。江泽明的亮相，将会议的注意力从胡锦涛身上转到江泽民身上。引发人们对权力斗争的进一步遐想。其实，不论是江泽民还使胡锦涛都知道，这一行动会削弱观察家对会议的政治信息的关注，江泽民这一做法有些"不顾大局"。但江泽民必须这样做，因为权力斗争趋于激化。前些时候，江泽民先病逝、后病危的消息严重动摇了江家阵营。官场老手江泽民深知"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的政治规律。为在18大最后冲刺前不翻盘，江泽民必须采取反常方式高调亮相稳住阵脚。果然，江的亮相成为大哥会议的最大新闻看点，胡锦涛的声音和位置基本上不为人所关注。而且，江派随后在境外媒体和坊间散布舆论，江泽民打破胡锦涛利用江泽民病危推翻18大的既定决策。不过，江泽民高调亮相虽然达到稳住阵脚的作用，但此举也引发胡锦涛阵营的反弹。10月下旬到11月在境外网络出现一批有关大陆政局的分析文章，一反民间流行印象，从内部透露，江泽米已经基本失去主导局势的影响力；胡锦涛稳掌18大筹备工作主导权。

从执政核心的现存矛盾看，中国已经具备和平转型的上层条件；上层已经有很深的派系分裂。但是，上层有派系还不足以为破局，启动转型。破局启动转型，需要民间大规模政治风潮的压力撕裂上层，让改革派有政治基础站出来。

政治转型路径图的三部曲

10月以来，中国民间运动确实有新的动向。在今年对茉莉花革命镇压中，积累数年的维权人士被各种恶劣手段严厉镇压。到今年六四前后，观察家普遍认为，当局基本上控制住这些力量。但10月，刚被释放的艾未未，发动了一场借款"付税"运动，扭转了前一阶段民间运动的劣势，成功地将90后青年人动员加入一场捉弄当局的行为艺术斗争。

艾未未利用艺术和网络动员青年人所造成的影响虽然鼓舞人心，但这还不是能够启动转型的政治事件。从第三波民主化、到颜色革命、再到阿拉伯之春的政治转型路径图是三部曲：第一步是大规模政治风潮撕裂上层，启动转型，以民众街头抗议开始，以当局承诺改革而告成功。第二步是各种力量参与的圆桌会议，讨论制宪和选举。第三步是新的党派相互竞争通过公开选举实现二次政党执政轮替，标志民主巩固，转型完成。从上述路径图看，中国缺乏的是大规模民众街头抗议支持的政治风潮。

自1989年以后，中国局势糜烂、民怨沸腾但鲜有大规模的街头政治风潮，不是政府改进镇压方式所能完全解释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民间精英甚至民运人士在总结89民运失败的教训时，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合法的行动方式，放弃街头运动作为行动策略选项，并对街头行动进行政治甚至道义讨伐。中国底层反抗运动早就采取街头抗争、暴力抗暴的行动方式。但由于精英回避领导和参与，这些方式无法成为改变政体政治行动，而只能是就事论事的反抗事件。

不过，中国民间运动最近出现的新动向表明，民间精英正在走出89民运被镇压后的心理阴影，越来越多地同情、支持、参与和领导街头抗争，并且对那些和平理性非暴力者反对街头行动，提出批评。钱运会案件中独立调查团被网友和民间运动主流抨击，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民众不再接受那种站在政府和民众之上的所谓公正立场。最近，著名公共空间民间评论者笑蜀在境外媒体发表言论认为，国际关注中国异议人士的人权问题是帮倒忙。他的言论遭到许多民间人士的批评。就事论事地讨论，独立调查团在钱运会案件和笑蜀在国际关注人权问题的意见，都是可以理性分析和讨论的，他们面临的政治压力表明中国民间运动对政府及自我定位的转型。这种转型持续下去，就会造成舆论促使大量的民间精英走进民众，发动、参与和领导街头抗争。只有街头抗争才能破局启动转型。

――《动向》杂志2011年第12期

梁京：PM2.5——北京灰霾之灾折射中国模式危机

2011是中国公共话语政治自89年64事件以来最活跃的一年。一批新词进入了中国公共语汇，最近的一个就是PM2.5。PM2.5之所以能为大众所知，首先要感谢美国人的“阳谋”。没有美国大使馆自2008年以来每小时通过推特发布他们检测到的北京空气质量指数，中国人至今还会蒙在鼓里，不知一场杀人不见血的环境灾难，就发生在盛世之都。当然，这一醒悟更要感谢网络革命，没有这个新的信息传播手段，中国当局就能继续他们自欺欺人的把戏。

最新一期《南方周末》，以“活在灰霾”的大标题在头版披露了这场环境灾难的一些真相。虽然此时中国的读者们也很想知道正在发生的广东陆丰农民抗议事件的真相，而《南方周末》却只能只字不提。不过，这篇灰霾之灾的报道与当地造反的农民有一个同样的目标，那就是抗议中共专制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
http://nf.nfdaily.cn/epaper/infzm/html/2011-12/15/content_7038328.htm

北京灰霾之灾折射了中国模式的危机以及这个奇特的发展模式带来的严重灾难的特征。中国模式陷入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这个模式巨大和深远的灾难性后果，再也无法掩饰。这场民族灾难首先让中国农民遭殃。六四以后，中国当权者的一大策略就是先稳住城里人。这个策略深化了对农民的剥夺。随后，政府开始向国有部门的普通工人开刀。在这个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知识和白领阶层与海外资本一道，分到了一小块牺牲劳动者利益而增大的财富蛋糕，因此，他们不在意“三农”之痛，不在意农民工颠沛流离之苦，而乐意和中共的权贵们一道，共享盛世之繁荣。

虽然不公正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且愈演愈烈，但中国模式的受益者们宁肯加入到当局自欺欺人的游戏。其中既有无知，也有无奈的盘算，那就是押宝自己能够幸免于灾难。但是，灰霾之灾证明，谁也无法在这场民族大难中独善其身。灰霾之灾最大的特点是一视同仁，不论你是住在豪华别墅的亿万富豪，还是蜗居地下室的北漂，你都要和农民工一道吸入饱含PM2.5的毒气，都要准备为中国模式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

《南方周末》的报道还披露了中国模式是如何靠当局的欺瞒手段来维系的，而这种手段又如何在信息革命的时代无以为继。多年来，北京的环保官员一直报告北京的空气质量在改善。但事实是，他们不仅不敢公开PM2.5的数值，而且对PM10的实际测量值也做了手脚。明明有越来越多的北京人死于日益污浊的空气，政府竟敢以调整数据采集点来欺骗公众。与此同时，中南海内却装上了先进的空气净化器。中国的权贵，既不想与百姓同呼吸，更不想与他们同命运。不过，在这个信息革命的时代，当权者的虚伪和卑鄙失去了曾经的欺瞒效力。总有少数有心人，不论他们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能让权贵伪善和无耻的真相曝光。

北京灰霾之灾还告诉我们，在迷信权力、轻视生命尊严的中国，极权主义者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可以让千万人死于非命。在革命战争时代是大规模杀戮，在夺权之后是大规模迫害和饥荒，而在繁荣时代，则是技术含量高低不等的假药，有毒食品，乃至无处不在的有害空气。中共强悍的造反领袖与平庸的奴才接班人气质完全不同，但无视普通人的生命并无二致。中国模式真实的社会代价，将不会逊于毛时代那些疯狂的政治运动。

对这样一个中国的崛起，美国及整个文明世界该如何应对？北京的灰霾之灾对这个问题也有重要启示。我们看到，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园内的一台空气质量监测仪，对于戳穿中国当局对北京空气质量改善的骗局起了很大作用。这台价值有限的监测仪，对专制统治政权的打击力，并不亚于一艘航空母舰。

要消除PM2.5的毒害并不容易。中国当局之所以迟迟不敢公开有关数据，不敢把这一指标列入空气监测指标，就是因为他们对于消除这一公害毫无信心。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环保部不久前宣布，将把这一指标列入常规监测。PM2.5读数将不断提醒中国人，要过一种健康和有尊严的生活，就要彻底铲除中国最大的公害——专制体制。

201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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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见：中共的“责任和义务”

11月16日，甘肃正宁县发生幼儿园校车超载逆行与卡车相撞，事故共造成21人死亡43人受伤，其中19名死者是幼儿。图为事故现场。

校舍，校车，原本中共根本不屑一顾，一次地震、一次车祸，突然间它们就成为大事情了，其中的"责任和义务"，也就自然与它的执政能力，实际地联系起来了。


甘肃发生幼儿园超载校车与卡车相撞事故，二十人惨死（包括十八名幼儿），辽宁和其他地方也随之发生校车事故，多名幼儿受伤，而恰在此时，中国政府向欧洲国家马其顿捐赠数十辆校车。对照如此鲜明、反差如此强烈，让人难以接受，一时间，互联网上舆论大哗。

根本不把本国民众的要求当回事

当然，捐赠校车之事并非匆忙决定，更不会有意来凑热闹。外交部发言人解释说，“应马其顿政府要求”捐赠校车，其实也是回馈对方先前的善举：在中国汶川地震期间，“马其顿也给予了中国援助，援助是相互的”，“从履行中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出发，中方应该提供相关的援助”。

这样的说法或许没错，然而，却也分明是在提醒：汶川地震，数万生灵涂炭，中国政府理所当然要履行它执政的“责任和义务”──

其一，正视学生在地震中伤亡惨重的现实，及学校建筑质量的普遍低劣，以求切实改进；

其二，正视水库建设与运营诱发地震的现实影响，及地震预报中的问题，作调整之对策；

其三，正视非政府组织及普通民众对抗震减灾的自发热情，逐步放松相应的管制；

…………

但是，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应外国政府要求而履行它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还算认真，而面对它在本国执政的“责任和义务”，面对震灾之际伸出手来援助四川的全国民众，则是另一副面孔，根本不把本国民众的要求当回事。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它反而越来越严厉地制止人们议论学生的伤亡、学校建筑质量的低劣，甚至悍然动用国家机器，惩处那些批评它的敢言之士。

对中共而言，它的外交部的解释，可以说是把事情越抹越黑。其实外交部实在也是没有办法，其发言人要更多地面对那些较少顾忌的外国记者，而中国所有的引起较多关注的大小事情，这些记者或许不会都去向铁道部、卫生部之类提问，却都会质问外交部。

中国似乎有成为“雾国”之趋势

其实，中共及其政府漠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近年来已是越来越明显的事情，而他们不以为耻，反而似乎理直气壮，则尤其以他们在空气质量监测标准上的小动作最为典型。

近年来，雾霾天气在中国有蔓延之势。浓浓的雾霾动辄笼罩数省，甚至弥漫半个中国。若不是在林区或海上，湿气形成的大雾一般在日出之后就会逐渐消散，而中国近年来的雾霾，则无论冬夏，往往终日不散，且往往持续数日，须借助风力或降雨降雪，方得消退，且风雨过后雾霾又很快卷土重来。同时，这种环境下百姓的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发病率，也急剧增加。不由得让人担心，中国似乎已有成为“雾国”之趋势。

这样的变化是否与空气污染有关，尽管还难以定论，但北京奥运会之际的状况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当局施展手段，大面积关闭与限制污染源，并加之以人工增雨，结果那次体育盛会终于躲过了雾霾的威胁。由此来看，污染的确与雾霾天气有密切关系。

驻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早就开始监测并发布空气监测数据，却从一开始就遭到中国当局指责，美国使馆的相关网页被屏蔽。不久前，北京再次出现浓重而持续的雾霾天气，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推特得知美国使馆的监测数据，当局所谓“轻度污染”的说法更难以服众。这样，逼得当局人士不得不公开表态。可笑的是，这些官僚丝毫不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古训为意，还是以其一贯态度指责美国使馆的作法为“炒作”，而这样也就更使得人们关注美国使馆与中国当局在监测空气时使用标准的不同。

美国使馆依国际标准，监测PM2.5微粒，而中国环保部门测量的是较大的PM10微粒。两相比较，所谓“轻度污染”显得更为“权威”，而更为细微、更易为害的悬浮物PM2.5微粒的状况，却在一般民众视线之外。这样来看，美国使馆在网络上公布它的监测数据，履行它对在华工作的美国人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也履行了它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提醒中国民众注意自己身处其中的空气状况，而中国当局，不仅不在乎自己对本国民众的“责任和义务”，将空气中PM2.5微粒的数据视为“机密”，还公然干涉美国内政，指责美国使馆履行其责任和义务的举动。

“崛起”的中国无干净水可喝

不过相对而言，中共当局对待空气监测数据，与它对待水质数据相比，可能还算好的。

据旅德中国专家王维洛先生分析，卫生部制定的饮用水水质标准，在标准使用上留了后门，体现“中国特色”，但标准本身，可以说与欧盟饮用水水质标准一样严格，算是与国际接轨。但水厂属建设部管理，建设部对城市供水另有水质标准，而水厂之原水主要来自地表水，地表水水质标准则归环保部管，又是一套标准。要命的是，2002年版地面水环境品质国家标准，实际上与时俱退，放弃了可与发达国家媲美的1988年版国家标准──前者的“一类水”仅相当于后者的“四级水”。用王维洛的话说，“只有在中国，为了掩盖水污染的严重局面，降低了地表水水质标准，使得过去不适合饮用的污染水，成为了‘可做饮用水源’的水”，以致“‘崛起’的中国无干净水可喝”。

无干净水可喝，于是瓶装“纯净水”或“矿泉水”的产销，以及水净化装置，都成为很热门的产业。但是，空气无所不在，人们可以习惯于喝瓶装水，却不见得能够天天带着防毒面具生活。中共高层领导人可以工作、生活在特殊空气净化装置密集的区域，据说这种装置过滤掉的污染物，溶在水里“象墨汁一样”，同样，那些水净化装置的卖点，也可以向人们演示，从标准自来水中过滤出“象墨汁一样”的杂质。

面对这样的现实，环保部门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它们的“责任和义务”，通常人们理解为为改善环境而执行环境标准，殊不知，它们更重要的“责任和义务”，是要保证现实状况在民众眼里看来尚属“和谐”，严酷的真相则往往被视为“国家机密”，公布须谨慎，更须避免“炒作”，以免这种所谓“炒作”干扰了稳定之大局，使人们对执政当局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

但是，执政的中共要保证它的永久执政，也就要知道，它的“责任和义务”并非儿戏，不可以蛮不在乎。校舍，校车，原本中共根本不屑一顾，一次地震、一次车祸，突然间它们就成为大事情了，其中的“责任和义务”，也就自然与它的执政能力，实际地联系起来了。

《动向》杂志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