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6日星期一

呉祚來:孫中山被中共當局選擇性利用

作者:吳祚來

央廣Rti  2026年11月17日

孫中山被中共當局選擇性利用(AI圖∕程寬厚)
圖片來源:其他
孫中山被中共當局選擇性利用(AI圖∕程寬厚)

一、中共為什麼紀念孫中山:爭奪革命繼承權與歷史正當性

習近平這段話來自2026年11月12日紀念孫中山誕辰16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同時強調「堅定不移推進祖國完全統一」。

中共對孫中山的尊崇,始終包含著對中國近代革命繼承權的爭奪,而現在則有更重要的政治目的,不僅想強調中共政權奪取大陸的正統性,也想藉此統戰臺灣國民黨,以形成所謂的統一戰線。

這裡需要區別革命「道統」與國家法統。中共所爭取的,是孫中山革命聲望與政治遺產的繼承權,並非承認中華民國憲政法統的延續。其敘事邏輯是:國民黨雖然擁有孫中山創立的組織,卻背離了孫中山;共產黨推翻了國民黨政權,完成了孫中山的事業。

孫中山還具有連接臺灣與海外華人的象徵作用:藉助這位跨越海峽、具有廣泛歷史影響的人物,中共能夠將革命繼承、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結合起來。因此,紀念孫中山既是歷史評價,也服務於現實政治:透過尊崇一位先於中共的革命領袖,為自身權力尋找更深的歷史來源。

二、中共選擇性繼承的孫中山思想與革命法則

中共對孫中山的繼承,突出的是反帝、統一、革命動員以及強大革命政黨的必要性;相較之下,孫中山提出的憲政、人民政治權利,以及革命政權最終如何退出,中共主流媒體總是語焉不詳。

孫中山《建國大綱》把政治建設程序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並提出人民應當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權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方案設定了革命政府向民選政府移交權力的終點。儘管訓政本身包含由執政黨判斷人民是否具備自治能力的危險,但至少在公開的制度設計上,革命政府並不應永遠執政,孫中山的思想中,有著告別革命的理念,而中共的革命,只有實現共產主義時,才能終結。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中共的共產主義,也因此不能混為一談。1923年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明確認為,當時中國不具備成功實行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的條件,國家統一與獨立才是迫切任務。

真正需要追問的是:當革命反覆被賦予高於法律的正當性時,誰來決定革命應當結束?如果掌權者始終可以宣布革命尚未成功,那麼憲政就可能被無限推遲,反對者也容易被轉化為革命的敵人。

從這一角度看,毛澤東與孫中山之間存在革命政治邏輯上的相通之處,毛澤東把革命延伸到奪取政權之後,從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不斷以新的鬥爭重組政治與社會。文革期間,大量既有黨政機構受到衝擊,地方權力由革命委員會等機構重新組織。

因此,中共對孫中山最有利於自身的繼承,是革命黨領導國家、革命目標壓倒制度約束的政治邏輯;而孫中山關於人民權利、地方自治以及最終授政於民選政府的設想,卻被棄置一邊。

三、要正視孫中山的政治負資產

首先,是孫中山舊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取自元末農民起義口號,在清末的政治生態中,極易引發種族仇恨與互殺(事實上也已然在一些區域發生),極端的民族革命有利於革命,但會給各個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並為將來的地緣政治埋下仇恨的種子。

這一民族革命框架,在辛亥革命前後受到修正,改良立憲派與儒政菁英們,強調民族和解,特別是北洋軍政集團發出的『共和電報』,迫使大清遜位,大清退位詔書上也寫著,未來的國家是共和政體。五族共和與五色旗成為民國初年的國家象徵,表明共和國需要超越漢人復國,轉向多民族共同建國。

其次,是革命黨居於國家之上的制度傾向。軍政、訓政、憲政的設計雖然以憲政為終點,卻把通往憲政的鑰匙交給革命黨:人民是否已經成熟,政治訓練是否完成,何時能夠結束訓政,容易由掌權者自行判斷,這為長期黨治留下了制度空間。退出大陸前的國民政府迫於各種政治勢力壓力,包括美國的壓力,開啟了修憲與行憲,但時間窗口被蘇聯在中國的代理人關閉。所謂的訓政時期,極易成為黨國利益集團的幌子,強調人民素質而無限拖延行憲時間。國民政府退居臺灣後用戒嚴方式,說明當政者總能想出辦法,為長期執政找到藉口與方策。

孫中山倡導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國家」,使黨政軍一體化,領袖的個人極權因此生成,臺灣民主化逐步結束國民黨對國家權力的壟斷,不是當政者主動設計而自發生成,而是臺灣人民不屈抗爭的結果。大陸則在列寧主義組織體系下進一步強化了黨高於國家的結構,從這個意義上講,大陸政權確實是孫中山黨國一體的真誠踐行者。

孫中山的持續革命思想,被中共繼承,用革命方式與法則解決一切面臨的難題,從二次革命到護法戰爭、北伐革命,皆是如此,為了革命成功,必須擁有強大的資金支持,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德國人,蘇聯人的資金,皆能為我所用,使中國內戰成為外國代理人的戰爭。最終中共作為嫡傳的蘇聯代理人,奪取了中國大陸。由此可見,孫中山的政治遺產中,最嚴重的惡果是『聯俄容共』帶來的。

這種革命精神與法則,為毛澤東繼承,毛澤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永遠革命,甚至踢開黨委鬧革命,文化大革命建立的是革命委員會,代替黨國政府,由最高領袖直接指揮。

結語:

中共既然自稱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忠實繼承者」,就不能迴避其政治遺產中的制度追問:人民能否真正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與複決的權利?地方自治能否獲得切實保障?革命政府是否願意結束專政權力,還政於民?如果繼承的只是革命權威與國家統一,卻將人民權利和憲政承諾無限推遲,那麼所謂「忠實繼承」,便只是借先驅之名,為長期黨治專制提供正當性。

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年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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