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如何背叛共产主义事业

外宣《多维网》：苏军是如何背叛共产主义事业的 渊按：《多维网》年末（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再次转载这篇旧文，让我们看到军队不听党的话的亡国后果。但从历史的背景来看，苏军是旧沙俄军队改造而成的，而解放军是由贫苦农民组建而成的，所以坚定不移的阶级路线保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但在出了徐才厚、郭伯雄这样的坏人以后，加强对军队的教育是有必要的。 《南都周刊》原题《枪杆子为何没保住苏联》 历史学家后来把第比利斯骚乱视为苏联解体的开端，在这次骚乱中，军队成了替罪羊。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首都，是国家的心脏地带，没有人能承担在首都开枪的责任。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格拉乔夫如此向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通报：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虽然军方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意军队对外争夺时的大收缩，希望加入这场政变，扭转国家的颓势。但他们同时也坚信，在国家内部，绝没有发展到必须对国人动刀子的地步，此前军队动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带来的血腥教训，使得他们始终徘徊在犹豫和动摇的边缘。本文摘自二〇一一年第五十期《南都周刊》作者曾向荣，原题为《枪杆子为何没保住苏联》。 苏共大叛徒叶利钦 八一九事件，又称苏联政变、八月政变，是指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至八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内部一些官员企图废除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取得对苏联的控制，然最终未遂的一场政变。 天蒙蒙亮，雾气弥漫，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迟缓地向市中心挺进，履带沉重地碾轧着路面，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军队行进的道路没有实施交通管制，他们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照样停车。早起的乘客和公交车司机惊呆了。从广播里，他们听到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声音：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 "戈尔巴乔夫肯定是被软禁了。如果他身体不好，为什么不是他自己出来讲，而是他们替他说？"公交车上的乘客们议论纷纷。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杨恕当时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办公室，打开电视机时，他发现好几个频道停播了，其他还在播放的频道全是放芭蕾舞《天鹅湖》等节目。在使馆大食堂吃早饭时，大家议论纷纷，说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了。杨恕意识到：出大事了。 当天，代总统亚纳耶夫还宣读了一份命令：从当日凌晨四点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这一天正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在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苏联解体前最重要的一幕在此上演。 "第十六个共和国"陷入危机 八月十九日凌晨，苏联国防部长办公室的灯光没有熄灭过，亚佐夫元帅一夜未眠。 按照亚佐夫的命令，当天清晨，坎捷米罗卡师的一个坦克团、塔曼师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图拉空降师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小股部队，向首都市中心的目标进发。 从亚佐夫发布命令伊始，军事机器迅速运转起来。人们听到亚纳耶夫的声音前，军队已接管了电视中心，塔斯社、政府大楼、电报电话局等重要目标也都置于军队的保护之下。 国防部长是职业军人所能到达的最高军职。亚佐夫是在军队出现一次严重事故后获提升的。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九岁的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小飞机，穿越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降落在莫斯科红场，直接导致时任苏联国防部长被撤职，亚佐夫随即接任。从那时起，亚佐夫这位前二战士兵从未轻松过，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四月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发生骚乱，军方驱散示威人群造成流血事件，亚佐夫饱受外界指责。 亚佐夫就任国防部长后短短几年间，苏联内部狼烟四起，外高加索、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主权独立。面对危机，地方当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动用军队。 这个红色政权迷信枪杆子，建立了庞大的军力。不只是本土，苏军在东欧的几个盟国也有驻军，他们几度直接出面干预盟国内政，建立和扶植亲苏政权，且屡试不爽。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军队先后受命出兵，平息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 基于苏联军方庞大的规模和财富，一些西方研究者把军队和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并列，称其为"第十六个共和国"。 占领柏林的苏军女兵 不过，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后期，苏军的好时光已经过去。苏联在美苏争霸格局中全面收缩。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裁军树立政权的好形象，主动放弃争夺军事优势，转为裁减军备。在美苏关系转向缓和之机，已经担任国防部长的亚佐夫开始去美国访问。佩戴元帅肩章的他到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参观，随后，亚佐夫和时任苏联空降兵司令阿恰洛夫有过一番交谈。 "你怎么评价美国的空降部队？"亚佐夫问。 "如果我进行的是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您会马上把我撤职！"阿恰洛夫回答道，言语中充满着对美军糟糕训练和演习的不屑。 亚佐夫笑了。 尽管对美军的训练感到不屑，但得知美国军人的工资后，亚佐夫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要能拿到美国士兵的工资就好了。"彼时，苏军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只是普通士兵津贴被拖欠，退休的顶尖科学家一个月相当于十美元的退休金都发不出来。 去美国比以前方便了，但亚佐夫再去柏林时，却已大不如前。柏林墙已经倒塌，德国实现了统一。昔日华约的军事同盟国，就像一张张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弃苏联而去，民主化的浪潮席卷了这些国家。 军队的大收缩，令亚佐夫把更多精力放在内部事务上。但他发现，当军队用于打击苏联国土内高涨的民族运动时，枪杆子似乎失灵了。一九八九年四月，军队不仅未能平息第比利斯事态，还导致戈尔巴乔夫和军方的关系受到损害。 失望与分化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使用武力。军队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却不敢为下属承担责任，他说："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还是采用武力为好。苏共中央会议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 戈尔巴乔夫把责任全都推给了亚佐夫。 空降兵副司令、后来担任叶利钦国家安全助理的列别德，这样总结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模式："日益恶化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克格勃、内务部作用无效……接着依靠国防部的公式（空降兵+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军事干预失败或过于血腥，则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和军队指挥官。" 从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一年间，苏联处理国内事件，几乎都是依照这一逻辑。政治领导人没有勇气为执行他们命令的人辩护，过错被越来越多地推到军人身上，士兵、军官、将军成了替罪羊，这为军队高官的离心埋下了伏笔。 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为军人们打抱不平，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顶头上司："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 "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博尔金说。 对此，戈尔巴乔夫一言未发。也正因为如此，军队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感变得越来越弱。 此时，军中一些功勋卓著的老元帅已经靠边站了，戈尔巴乔夫破格提拔许多年轻将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军中拥有崇高威望，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长。虽是唯一的总统军事顾问，但一九九一年初开始，戈尔巴乔夫却从没找过他。 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军队的丑闻，其中一些是冲着阿赫罗梅耶夫的，这令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屈辱。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说，当有人用种种丑闻玷污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时，戈尔巴乔夫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过一句话。 一九九一年初，在苏军从匈牙利和捷克撤军问题上，国防部建议：由于需要时间建造营房和住房安置撤回的部队，苏军应在四到五年内逐步撤出。但戈尔巴乔夫却单方面决定了撤军时间——一年内完成，有人甚至在谈判前就把这个决定透露给匈牙利当局。 此时，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1990年到一九九一年间，亚佐夫给总统写了好几份报告，报告这些地区苏军和俄罗斯居民受歧视的情况。但戈尔巴乔夫只有一种答复方法："分送各政治局委员。"然后是："分送安全委员会委员。"对于亚佐夫这个从青年时就习惯于"说了就得照办"的老兵来说，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 在这之前，尽管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动，使得军队各方面的抱怨声越来越高，传媒甚至时常讨论出现军人骚乱的可能性，但亚佐夫一直坚称"不会发动政变"。甚至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当各军区、舰队的司令们纷纷向国防部长施加压力，要求发表对苏联总统的不信任声明时，亚佐夫还严厉地制止："你们怎么想让我成为皮诺切特（智利军事独裁首脑，通过政变上台）呢？办不到！" 苏军少尉毛岸英 但随着情势的发展，当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冷漠和疏远，让他逐渐失去军人们对他的信任时，亚佐夫对他的失望情绪也在与日俱增。 在军人眼中，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一切，苏联总统与军队之间形成了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这种鸿沟不仅存在于军队对戈尔巴乔夫不再维护自己利益的不满，而且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改革路线也表现出极度的抗拒。 就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下属的信任时，叶利钦却在积极拉拢军方将领，以期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原苏联空军通信兵主任科别茨将军一九九一年初已公开倒向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九一年七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年轻的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给他介绍部队的情况。图拉空降师驻守在莫斯科郊区，叶利钦顺着直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 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一个月后，格拉乔夫等到了兑现承诺的时机。 科别茨和格拉乔夫很快发现，苏联空军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上将也与他们志同道合。 但戈尔巴乔夫依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降临，他在一九九一年八月四日飞往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周后返回莫斯科，八月二十日出席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 按照新的联盟条约，新的联盟之下是一个个主权共和国。谁将领导这个松散的新邦联国家？哪些机构将裁撤或保留？这些在条约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许多权势人物在新的联盟机构中找不到其所在部门的位置。 签署新联盟条约，就意味着苏联这个主权国家的灭亡，对于军队高官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那些后来被称为"政变分子"的人，来到莫斯科列宁大街尽头一座代号为ABC的克格勃秘密据点密谋。来自军方的代表有亚佐夫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上将。这些参加密谋的人，在"八·一九"事件结束后成了"水兵寂静监狱"的狱友。此时，后来在俄罗斯任总统达十二年之久的普京，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列宁格勒市政府官员，同时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 亚佐夫的办公厅主任伊万绍夫中将回忆："失望是使这位一向循规蹈矩的国防部长（亚佐夫）站起来反对总统和军队最高统帅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亚佐夫看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路线已经不符合从前所宣布的改革目标了。" 一年后，在"水兵寂静"监狱，亚佐夫这样解释他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原因，尽管此人几年前把他从遥远的远东调到首都，有知遇之恩，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经济崩溃了，民族冲突越来越尖锐……戈尔巴乔夫作为积极的国务活动家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和他的政府实际上已经不是在解决国内的问题"。 把军队开进首都 亚佐夫是旧体制的受益者，旧体制让他到达权力的顶峰。最终，他下定决心，同意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把军队开进首都。亚佐夫错误地判断：军队开进首都，就可以挽救苏联。 但亚佐夫在下令时强调，军队进驻只是为了维护秩序，而不是战斗。 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开始忙碌起来，驻守在莫斯科近郊的军官们被召到这里的苏军总参谋部。塔曼摩托化步兵师师长马尔琴科夫、坎捷米罗卡坦克师师长丘日科夫几次来到总参作战部，并受到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大将的接见。 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领导的部队也举足轻重，他的图拉空降师就驻守在京畿重地。此前，亚佐夫向格拉乔夫交办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和克格勃的人一起分析国内形势和前景。尽管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对格拉乔夫的业务素质和办事能力有怀疑，但亚佐夫认为，格拉乔夫"和其他同志一起也许能胜任这项工作"。 对格拉乔夫的怀疑事出有因。一九九一年初，立陶宛维尔纽斯、拉脱维亚里加发生流血事件，军方出动军队占领电视台、广播电台。占领电台、控制舆论，这是苏联人的一贯做法，似乎只要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天下就平安无事。流血事件后，格拉乔夫在《红星报》上公开表示，他不同意当局利用军队对付和平居民的做法。对此，克里姆林宫有人不满意，亚佐夫把格拉乔夫狠狠骂了一顿。 不过，空降兵司令应该纳入到计划中来，因为一旦事态朝最坏的方向发展，格拉乔夫这位在阿富汗战争时就以勇敢著称的空降兵指挥官会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突击力量。 亚佐夫在军事生涯里经历和组织过无数次大小战役和演习，但他并不知道，当大量坦克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如何在楼群密集的城市里保住政权，同时不对反对者使用武力？在亚佐夫和部分军队人士看来，他们只想将坦克开上街头，以保住苏联的旧有体制，但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能向反对者开枪。 副总统亚纳耶夫的一句话让亚佐夫稍感宽慰。在克格勃ABC秘密据点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亚纳耶夫说，对国家崩溃的政策愤怒到极点的人民，会兴高采烈地迎接出现在首都街头的军队，形形色色的民主派都将溜走，在人民、党和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军队的热烈支持下，祖国获得拯救。 但军队开进首都，没有产生威慑效应怎么办？反对派没溜走怎么办？如果出现流血冲突怎么办？政变分子却没有真正考虑过。没有公认的领袖，害怕负责任的情绪，缺少相互协调的计划，都为失败埋下了伏笔。 不开枪的士兵 八月十九日当天，杨恕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第一个上街的人。上午，大批坦克还在陆续开入城区。街道平静，商店开门营业，国际旅行社也开了门，大家照样排队买票。 莫斯科大剧院的左侧，停了几辆军车。警戒线前，站了几个士兵，拿着枪。 有几十个市民走上前质问士兵："你们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士兵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让我们来，我们就来了。"市民又问："那你拿着枪干什么？你是不是想要开枪？"士兵说："枪里没有子弹。"市民说："没有子弹你们可以发嘛。" "被市民指责时，那些士兵都是很胆怯的样子，就让老百姓骂，没有辩解。"杨恕对南都周刊记者回忆。 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士，举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孩子们回家去"，这是对士兵们说的，落款是"战士母亲协会"。 杨恕在红场周边观察，他认为，没有一个士兵打算开枪。就是有人下令开枪，军队也不会这样做。 "苏联的社会基础已发生改变，没有能力去调动或动员整个军队参与其中。苏联军队也出现了分化，很多军人也不同意用政变的方式去推翻一个合法政权。"杨恕分析道。 临近上午十一点，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部队已占领接近白宫的要地。白宫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叶利钦已从居所驱车到达这里。政变分子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通信也没有中断，只是派了些人跟踪他。 事实上，叶利钦知道军队的动向，甚至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动态他也悉数得知，因为格拉乔夫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快，有些官兵带着坦克倒向白宫保卫者一方，他们掉转炮头，支持叶利钦。 叶利钦意识到形势对自己有利，八月十九日中午，他走出白宫，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一辆坦克。苏军总参谋部上校布兰涅茨和几个军官一道换上便装，以来回走动的方式在莫斯科街头军队的周围执勤，并把侦察到的情况定时向首长汇报。 "在叶利钦演说那一刻，他显得非常漂亮：他的整个外表，手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话都散发着胜利的激情。"布兰涅茨回忆。 在演讲中，叶利钦多次使用"军政府"一词，这令布兰涅茨心中一阵阵刺痛。他认为，"军政府"这个称呼带有侮辱性，其不正确性在于，军政府通常搞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叛乱。在这个八月，就是把政权白白送给军队，军队也不要，因为军队的使命并不是为了夺取政权。事实上，部分军队人士始终觉得，他们将坦克开上街仅仅是为了保住旧有体制，而绝不是夺取政权，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向反对者开枪。 亚佐夫同陆军司令部、莫斯科军区和其他军区保持不间断的联络，他不断向下属强调："不容许发生流血。"此时，军队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些军官坚决反对动用武力，因为在保卫白宫的人中有妇女、儿童和老人；而另一些师、团指挥员则要求采取坚决行动。 格拉乔夫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作为军人，格拉乔夫不能抗命，他坚决执行亚佐夫把空降师调进首都的命令，向亚佐夫及时报告；但另一方他还和叶利钦保持联系，这是一个天大的升迁机遇，他不想错判形势，站错队。 八月十九日凌晨，叶利钦给格拉乔夫打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格拉乔夫从亚佐夫那里听来的戈尔巴乔夫生病的说法，叶利钦予以驳斥。他问："你能派自己人来警卫我们吗？"格拉乔夫同意。 当天下午，按照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白宫保卫者一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列别德少将。 尘埃落定 "军队为什么原地不动？它应当显示力量。"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多次催促亚佐夫下令采取行动，驱散白宫前的人群，但亚佐夫必须考虑行动可能引起的流血事件，他又一次想起第比利斯骚乱时军队采取的驱散行动。 历史学家后来把第比利斯骚乱视为苏联解体的开端，在这次骚乱中，军队成了替罪羊。军队驱散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人群，造成十九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类似的流血事件一九九一年年初还刚刚在维尔纽斯、里加发生。 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首都，是国家的心脏地带，没有人能承担在首都开枪的责任。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格拉乔夫如此向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通报：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 当国家面临消亡的危险时，亚佐夫希望加入到拯救国家的行列，就像参加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卫国战争，光荣地战斗。那时，法西斯德国就是他的敌人。在漫长的美苏争霸时代，美国就是他的敌人。 但现在，如果有战场，这个战场是在首都莫斯科。敌人在哪里？是那些说着俄语、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吗？ 向同胞开枪，会有什么后果？亚佐夫和军方不敢想象。他们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意军队对外争夺时的大收缩，希望加入这场政变，扭转国家的颓势。但他们同时也坚信，在国家内部，绝没有发展到必须对国人动刀子的地步，此前军队动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带来的血腥教训，使得他们始终徘徊在犹豫和动摇的边缘。虽然紧急状态委员会制定了夺取白宫的计划——"大使馆"行动，但这个命令从未下达。 八月二十一日凌晨，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又响了，对着话筒，亚佐夫的回答很直接："我不能派小伙子们去对付那些醉醺醺的人。"当时，亚佐夫同意对《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讲几句话。记者问："军队是否要冲击白宫？"亚佐夫声明："不，不会的。" 黎明时分，又一阵坚决的电话铃声响起，亚佐夫不得不拿起话筒。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国防部长到他们那里去。"打来电话的是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我不能去那里。"亚佐夫断然拒绝，他让阿恰洛夫带话，"告诉他（克留奇科夫），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 当天清晨，国防部召开了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于是，亚佐夫下令撤军。阿恰洛夫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 在杨恕看来，不开枪成为军方的情绪，没人愿意下这个命令，即使下这种命令，也没有人愿意执行。"莫斯科军区司令天天在电视上表态，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不顶用。不开枪，是苏联军队的情绪和政治选择。"杨恕分析。 三天后，六十八岁的苏军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死者穿着整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手里没有枪，元帅把窗帘绳折在一起做成绳索。"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放在一边的遗书写道。苏联官方没有表示慰问，第一个为他写下祭文的是一位美国将军。 两个月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九时三十二分，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代之以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元帅为之奋斗的国家灭亡了。 仍在军队任职的布兰涅茨很快看到了一幅军中浮世绘：亚佐夫及一些老战友住进"水兵寂静"监狱，三年后获俄国家杜马大赦出狱；格拉乔夫、列别德等人迅速堆积官职；一些将军和上校示威性地撕毁党员证，大声讲述他们的祖父曾放火烧了苏联建立的集体农庄。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八十一岁的亚佐夫授勋，作为他的生日贺礼。当初为挽救旧体制而作出的努力和面对民众始终坚持"不开枪"的举动，为亚佐夫赢得了俄罗斯人的尊重。 有人在评价"八·一九"事件时说，假如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帮"为首的是个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儿就得手了。 想起这些事，叶利钦仍感觉后怕。"政变分子若诉诸武力，连锁反应就会传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席卷全国。"他在一本传记中写道，"懂得人生价值，在犯罪前体验到恐惧。一九九一年八月，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们终究没能越过这个界线。" 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两年后也面临类似价值底线的考验，却没能超越他笔下的"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一九九三年十月，叶利钦调集军队，用坦克攻打白宫，造成八百八十多人伤亡，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获得了"勇敢"勋章。 莫斯科街头的炮火早已经散去。至今，杨恕仍清晰地记得二十年前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街头，那位羞涩的苏军士兵。 杨恕听得很仔细。有位老太太质问一位在街头待命的年轻士兵："你到这里来，你告诉你妈妈了吗？你妈妈知不知道？"士兵低着头，胆怯地说："没有，我妈妈不知道。" （参考书目：《沉沦之师：俄军总参谋部上校手记》、《苏联的最后一年》以及戈尔巴乔夫、克留奇科夫、伊万绍夫、博尔金、叶利钦等人的回忆录）

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森基辛格密谈记录

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森基辛格密谈记录 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森基辛格密谈记录曝光 尘封了二十余年的美国与中共在七○年机密的谈判记录，包括尼克森、基辛格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对话全文大白于世，定以《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基辛格秘录》）为名出版。名记者、《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傅建中透过特殊管道，已先取得该书的最精彩部份，在《中国时报》（一九九九年一月十日）刊出。《中国时报》是台湾第一大也是最受欢迎的中文网站。 傅建中认为，《基辛格秘录》收录了从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尼克森首次去中国作历史性的访问，他本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后来基辛格和毛、周等多次秘密会谈完整的记录。由于采对话方式，极为生动，读来有如身临其境，尼、基、毛、周等人的尔虞我诈、纵横捭阖一一呈现读者眼前。 以毛泽东和基辛格关于台湾的对话为例,Ｍ饧渌渲倒ㄍ?问题可能要一百年才会解决，但新的文件则透露毛告诉基，台湾还是暂时由美国代管好，中共即使收回台湾也管不了，因为岛上的「反革命份子」太多了。 又毛对基说，要送一千万中国妇女到美国，这是老毛的一计，因为这样可使美国多生小孩，损害美国的利益和元气。 《基辛格秘录》能够问世，是附设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的专家学者们，经由六年的努力,利用美国会通过的资讯自由法（FOIA），迫使美政府将原先列为高度机密，乃至只能目视的「Eyes Only）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解密，没有解密的文件，则由前述专家们分头去从尼克森、福特总统的文献、国务院档案以及曾和老基共事的官员们私人文件中搜求，整个过程的神秘诡异，据主编此一秘录的波尔博士说，就好像侦探办案一样。波尔是位精研外交史的史学家。 《基辛格秘录》除了收录了尼、基和其他美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共领导人的谈判翔实记录外，还有和前苏联领袖如布里兹涅夫、葛罗米柯、驻美大使杜布里宁等人的谈话纪要，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七○年代美与中共为对付苏俄，已形同结盟，美向中共提供了大量关于俄在中苏边境军事部署的情报。 这套近五百页的秘录，是基辛格本人交代国会图书馆藏之高阁的孤本外最完整和最权威的版本。基氏的孤本目前仍列为绝对机密，非经他本人特许，外人不得借阅。老基还规定他的秘录必须等他过世五年后才能解密，公诸于世。但乔大国家档案馆编辑的基辛格秘录出版后，基氏在国会图书馆的秘笈就无秘密可言了，就此而言，波尔博士和其同僚的贡献非常了不起。 《基辛格秘录》是纽约的一家出版公司印行，今年一月中旬起在全美各地的书店发售。 网罗新闻社台北报导，《中国时报》（一九九九年一月十日）刊出的一最精彩部份如下： 毛泽东：中美持续对峙没有好处 毛尼对谈纪录 参加会谈人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王海容（中共外交部特别助理）；唐闻生（毛之译员）；尼克森总统；基辛格（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幕僚洛德（笔录员） 日期及时间：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一日，星期一；下午二时五十分－三时五十五分 地点：北京毛泽东主席官邸 双方见面先相互问候。毛欢迎尼来访；尼表示能与毛会面乃莫大荣幸 尼：主席真是饱读诗书！周总理说，你书看得比他多。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你说，一定要谈谈有关哲学的问题。 尼：我这么说，是因曾拜读主席的诗词及演说稿，而了解他是个专业哲学家（中方人士笑）。 基：我在哈佛教书时，都指定学生研读主席的文集。 毛：我那些文章不算什么。我写的东西了无新意。 尼：主席的文章震撼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能改变的只是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咱们的共同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这个（说法）。他骂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篇演说。你看了吗？ 尼：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 周：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介石集团。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蒋匪，我们也被回骂成匪，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 毛：其实，我们跟他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还长。 尼：是的，我知道。 毛：这些问题不是我权职内该讨论的。应该与（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在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有位叫FrankCoe先生的美国人，他在贵国一片大乱之时，也就是你上次竞选时，曾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你会当选总统。我很喜欢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却反对（你）这次访问。 尼：主席说曾投我一票，那他是两恶相权取其轻。 毛：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英国）奚斯首相也是右倾。 尼：戴高乐也是。 毛：戴高乐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也说，西德的基督民主党也是右倾。我比较乐见这些右派掌权。 尼：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至少是目前，左派说到的右派能做到。 基：总统先生，还有一点。左派的都亲苏联，不会鼓励（美国）朝（中华）人民共和国靠拢，而事实上也因此而对你批评。 毛：正是如此。有些人反对你。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了。 周：这件事你或许清楚。 毛：放眼世界，美国的情报比较正确。其次是日本。苏联呢？他们最后总算跑去挖出尸体了（指林彪等人坠机案）。但他们也没说什么。 周：在外蒙古。 尼：最近的印度－巴基斯坦危机，我们也碰到类似的问题，美国左派严厉抨击我为何不与印度站在同一阵线，其实左派的理由有二：一、他们支持印度；二、他们支持苏联。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放眼大局，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他有多大）吞没他的邻国。此举虽让我付出政治代价我并不后悔，因为这么做是对的），但我认为历史会证实这么做是对的。 毛：容我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可否少做点简报呢？(此时尼可森指著基辛格博士，周恩来则笑笑），若把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形式上的讨论向其他人简报，你认为好吗？ 尼：毛主席尽可放心，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我和周总理的讨论绝对保密，不会跨出这房门一步，这是最高层密谈的唯一方式。 毛：这就好。 尼：举例而言，我希望和周总理以及稍后和毛主席就台湾、越南、朝鲜等问题交换意见。 我也希望讨论以下敏感问题，包括日本前途、次大陆前途、印度未来角色、全球动态、美苏关系等。因为唯有我们著眼于世界全局以及影响全球的主力，我们才能对眼前迫切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毛：以上那些烦人的问题我并不想介入太深，反倒是喜欢你的哲学讨论。 尼：举例来说，毛主席有一件有趣的现象你应该注意到了，大部分国家都同意我们今天的会面，但苏联有异议，日本则表达了他们的疑虑，印度也不赞同。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决定未来政策发展的方向，以便因应全球以及眼前南北韩、越南、当然还有台湾问题。 毛：是的，我同意。 尼：例如我们必须自问－只限在座的人，为何苏联在与贵国的边界集结的兵力多于在与西欧接壤的边界？我们也必须自问，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是要让日本保持中立、完全没有武装好呢（我知道我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抑或让日本与美国在某段时间内维持某种关系好呢？以哲学观点而论，我要强调的是，国际关系里无所谓好坏的选择。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绝不可制造真空状态，因为真空随时会被别人递补，诚如周总理所言，美国已摩拳擦掌，苏联也摩拳擦掌，问题是哪一方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危机？到底是美国侵略抑或苏联侵略？这些问题虽棘手，但我们有必要讨论。 毛：就目前而言，不管是来自美国的侵略抑或来自中国的侵略其实都是相当次要的问题，换句话说，侵略之类的话题可说根本不是重点，因为我们两国并未处于交战状态。贵国打算撤出若干部队回国，我国则未派兵出国，因此我们两国的现状十分奇怪。这是因为过去廿二年来，我们双方的想法从未透过谈判交流过，我们双方进行乒乓交流至今不到十个月，而贵国在华沙提出的建议迄今也不到两年。此外，我国在处理问题时，摆脱不了官僚机制。例如，贵国希望双方能在私人层次上交流，或是互开贸易大门，但这些提议全被我们官员搁在一旁，坚持旧立场，在未解决重大问题之前，根本没有次要问题出场的份。我本身也曾这么坚持过，后来我认为你是对的，接著我们开始打乒乓球，周总理说，这也是在尼克森总统上台后才有的。 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了尼克森总统给我们认识，当时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曾反对我们和贵国接触，他说应该比比詹森总统与尼克森总统孰优孰劣，但巴国总统雅亚说，这两人不能比，也无从比。他说，一个像流氓（他指詹森总统），我不知道他这印象是打哪儿来的，我们这边也不太喜欢和詹森总统打交道。贵国前几任总统，从杜鲁门到尼克森，我们都不太满意。我们不是很满意杜鲁门与詹森。 从杜鲁门下台到詹森上台之间的八年，都由共和党总统执政，这期间你大概也还没想清楚。 周：重点是杜勒斯的政策。 毛：他（周恩来）之前也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个。 尼：但他们（指向周恩来与基辛格）握过手。（周笑笑） 毛：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博士？ 基：毛主席，那段期间全球局势产生剧变，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以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没什么两样，直到尼克森总统上台我们才了解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本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有所不同。 尼：毛主席，我了解有一段期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和毛主席与周总理有很大的出入。现在我们能同聚一堂，主要是因为我们认清世界新局势，同时也认清一国内部的政治意识形态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外与对双方的政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们看法不同，而周总理与基辛格博士已就这些歧见交换意见。 同时我们也要说，审视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强权，我们知道中国不会威胁美国国土。我想你了解美国并无意染指中国，而中国也无意宰制美国，我们相信你也了解美国并无意称霸全世界。此外，或许你不相信，但我真的认为，中国或美国这两个大国均无意独霸全球，因为我们对这两个议题的态度一致，所以对彼此的疆界领域均不会构成威胁。 因此，虽然我们理念有所不同，但仍可以找到共同点，建构一个双方均可无后顾之忧地照自己路线发展的全球架构。其他国家我就不敢说了。 毛：我们也不会威胁日本或南韩。 尼：以及其他国家，我们也不会。 毛：（询问周恩来时间），你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够多了吗？ 尼：是的，散会前我想说的是，毛主席，我们知道你和周总理冒了很大的风险邀请我们来此，对我们而言，这也是很困难的决定，但是读了毛主席一些谈话后，我知道他是会把握机会的人，定会掌握时机、打铁趁热。 另外，我也有一些个人的感想要对周总理说。周总理，你并不了解我，由于你不了解我，所以你不该信任我。你会发现，我从不信口开河，说些我做不到的事，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能和毛主席以及周总理开诚布公。 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森基辛格密谈记录曝光(2) 毛：（指著基辛格），「掌握时机，打铁趁热」，我想总的来说，像我这样的人说话像放炮一周噗嗤而笑），说些「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势力、建立社会主义」之类的话。 尼：像我，还有匪帮。 毛：但你或许不会被推翻，据说他（基辛格）也不会被推翻，若你们都被赶下台，我们就没朋友了。 尼：毛主席，你的经历我们大家可是众所周知，出身赤贫，一路攀爬到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最高位置。 我的背景就没有这么精采，我同样出身穷苦人家，一路爬到国家元首之位。历史结合我们两人，问题是各自抱持不同的哲学观、但都是脚踏实地，获人民爱戴的我们是否能达成突破，除了为中国与美国效劳之外，亦能在未来几年替全球效命？而这正是我们在此的原因。 毛：你所著的「六大危机」写得不错。 尼：他（毛）饱读诗书，学贯五车。 毛：我书读得太少了，所以对美国一知半解。我必须请你介绍几个老师给我，尤其是历史与地理老师。 尼：好，一定找全国最好的名师。 毛：这正是我对史诺先生的评语，史诺先生已在几年前过世了。 尼：真遗憾。 毛：没错。 双方能够好好交谈就不错了，即使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无所谓，因为持续对峙对我们有何好处？谈判为何一定要有结果？若我们第一次失败，人们会说，为何我们无法第一次就成功？唯一的理由是我们走错路了，但若我们第二次成功了，他们又会怎么说呢？ 毛泽东：我怀疑西方让苏联东进对抗中国 毛、周、基谈话纪录 在座人士：中共党主席毛泽东、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传译唐闻生、传译沈若芸；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洛德。 日期：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六晚间十一点半至隔天凌晨一点二十分。 地点：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寓所。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晚间十一点，在钓鱼台国宾馆附近一栋别墅，周恩来在会议中告知基辛格，他和洛德已获邀在今晚十一点半和毛泽东会面。周恩来表示，他会亲自护送他们到毛的寓所。 基辛格和洛德等人稍后返回国宾馆，周恩来则在十一点二十分赶到，随即带领基辛格至中南海，洛德则由中共外交部礼宾司朱副司长陪同至中南海。周恩来先让基辛格在毛寓所的接待室等候，然后从另一个房间转到毛的起居室。 毛泽东由身边的看护搀扶，从坐椅中起来，走向基辛格向他问好，一旁的摄影师则忙著拍照。毛泽东欢迎基辛格来访，后者则表示，距离上回他首次见到毛已将近一年。毛接著向洛德问好，并称他好年轻，比两个翻译都还年轻，洛德则答说，他其实要比翻译老些。接著毛泽东指指一旁的大沙发，两边人马遂都坐下。摄影师则继续忙著拍照。 毛（边走边说）：我看起来还不差，但老天已对我发出邀请。（转头朝洛德说话）你真年轻。 洛：我渐渐老了。 毛：在坐的要属我最老了。 周恩来：我是第二老的。 毛：当年英军有人反对你们国家独立。蒙哥马利元帅则是反对你们政策的人士之一。 基：是的。 毛：他也反对杜勒斯的政策。不过，他大概不会再反对你们了。当时，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大笑）。 基：以前的敌人。 毛：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算是朋友。 基：这是我们的感想。 毛：也正是我说的。 基：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的坦白和开放。 毛（对著摄影师说）：就这样了。（摄影师旋即退下）。不过，我们别说些假话或耍诡计。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随意的放，测试一下。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把戏都没什么用。连一些大军演也没什么用。我曾对你们的记者史诺说过。对重大事件而言，你们的中央情报局没什么帮助。 基：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因为，当你们下令时，譬如说，你们的总统下令，你需要关于某些问题的资讯，情报单位的报告却像雪片般飞来。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他们做得不好（周恩来在一旁笑了）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周继续笑著）。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 毛：你工作做得不错。你飞遍全世界，你是燕子，还是鸽子？（大笑）越南问题应该算是大致解决了。 基：我们也是这么觉得。局势该有个朝平静发展的转换期。 毛：对的。 基：基本问题都解决了。 毛：我们的情形也一样（边说边比手势）。你们总统当时坐在这里时也说过，每个人都有依其需要行事的方法。这也导致了贵我两国的携手合作。 基：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这样很好。只要大家的目标相同，就不会我伤害你，你伤害我。然后我们可以共同对付一个冒牌货。（大笑）当然，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批评你们，你们也会想批评我们。这照你们总统的说法是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会说，共产党滚开，我们则会说，滚开帝国主义份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话，不这样做的话不行。 基：我想我们双方都得忠于自己的原则。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话都一样，可能会把情况弄混。我对周总理说过，由于你们的原则，很奇怪的，对欧洲你们说话就可以说得比我们更强势。 毛：至于你们，在欧洲和日本方面，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彼此合作。有些事吵吵嘴没关系，但基本的合作还是需要的。 基：至于你我之间，就算有时彼此批评，我们还是会配合你们行动的，也绝不会参与任何旨在孤立你们的政策。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重要事务上应该和他们合作。欧洲现在的领导圈十分弱势。 毛（手指著基辛格）：法国的社会党正和共产党联手，苏联则希望法共夺得政权。我不喜欢法国共产党，就像我也不喜欢你们美国共产党。我喜欢你，但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大笑）。西方历史上，你们总是有套政策，譬如说，在两次大战中，都是你们压迫德国和俄国宣战。 基：但我们的政策可不是压迫俄国和中国打仗，因为中国的战事对我们来说，就和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一般危险。 毛：（在基辛格的发言翻译前，毛先用中文回话，还一边数著手指头。翻译唐闻生先翻完基的话，然后再把毛的话翻成英文）。我想说的是，你们到底是不是打算让西德和苏联握手，和平相处，然后使苏联得以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都有这种想法，让苏联东进，好对抗我们和日本。或许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也可以用来对抗你们。 基：我们不赞成这种政策。我们较支持不追求这种政策的德国反对党。（毛泽东开始抽雪茄，并试著递雪茄给基辛格和洛德?洛德表示他不抽烟） 基：我们并未计画在未来四年大量裁减驻扎在欧洲的美军?（毛把脸转向周） 周：说到裁军，你的意思是最多裁百分之十到十五。 基：完全正确。 毛：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有多少？他们大都是飞弹部队吧。 周：大概在卅至卅五万间，包括地中海的驻军。 毛：这大概不包括海军在内。 基：不包括海军。在欧洲中部约有廿七万五千人，但这不含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 毛：你们部署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军队散布很广。你们在韩国有军队，我听说大约有三十万人。 基：大约四万。 毛：蒋介石那儿大约有八到九千人。 周：在台湾吧。 毛：听说日本还有两地驻军，四万人在琉球、二至三万人在日本本土。我不知道菲律宾有多少美军，但现在越南的美军只有一万多人。 基：但他们很快都会撤回。 毛：对，我听说你们在泰国有四万人。 基：对的。但主席你刚才说的大都是空军部队，所以恐怕不能光以人数衡量。 毛：你们也有地面部队，例如在南朝鲜。 基：我们在南朝鲜确有地面部队。 毛：你经过日本时，最好多花点时间和他们会谈。你只和他们谈一天，他们的面子很挂不住。 基：主席，我们希望此行的重点是北京的会谈。稍后我会单独再去一趟东京。 毛：很好。对他们说清楚些。你知道日本对苏联的感觉也不是很好。 基：他们有点爱恨交加。 毛：（比手势）一句话，这是日本田中首相告诉周总理的，苏联做的事就像看到有人要上吊，就立刻把人家脚下的椅子抽走。 基：是的。 毛：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未发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土地。（周恩来轻轻的笑了）他们抢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抢了一半的新疆和东北的满洲，还说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基：他们还夺走当地所有的工业。 毛：对呀。他们还抢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毛转头和周讨论）库页岛位在千岛群岛南方，我得查查字典，看它的中文名叫什么。 基：日本被苏联的经济发展性所迷惑。 毛：（点头）他们希望从苏联那儿拿回些什么。 基：但我们将加强日本和美国关系，同时也希望和中国加强关系。 毛：我们认为，要是日本和苏忧抗叵担蝗绾兔拦忧抗?系，这样会比较好些。 基：日本和苏联如果形成紧密政治关系是很危险的事。 毛：这在现实上，似乎不可能成真。 周：（对毛说）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和白宫的联系。 毛：（对周说）重要性何在。 周：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大使的管道处理。 毛：黄华命苦（周大笑），他在你们那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还扭伤。 基：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医生。 毛：好啊。（周大笑）黄华好像在你们那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笑声），对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笑声，尤其是女士们），有人说，如果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 毛：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甚么，女人倒是过剩。（笑声） 基：女人是没有配额或关税的。 毛：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给你几个，或者千把个。（笑声） 周：一定，而且是自决自愿。 毛：如果让她们到你们那，绝对是个灾难，这样倒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笑声） 基：我们和中国进行经贸不是只考虑商业利益。 毛：你要我们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人。（在座的女士笑得特别厉害） 基：主席正在推销他的观点。 毛：这样做，我们可以让她们像洪水一样淹没你的国家，同时伤害你们的利益。我们的国家有太多的女人，她们会生孩子，而我们国家的孩子太多了。（笑） 基：这真是一个新奇的意见，我们会好好研究他。 毛：你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你的访问正是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笑） 毛：中国人是非常排外的，例如，在你的国家你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人，但在中国你看到几个外国人？ 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森基辛格密谈记录曝光（3） 周：非常少。 基：当然，你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幸运。 毛：是的，那是有原因的，在百年前的义和团事件中，主要是八国联军，接著是日本，日本占领中国十三年，他们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土地；过去入侵的八国联军不但占领了中国土地，而且还向中国要索赔款。 基：是的，还有治外法权。 毛：在对日关系上，我们没有要求他们赔款以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而且要计算赔款非常困难，没有任何会计能够做到。只有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消除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要化解中日人民间的敌意比化解你我之间的敌意困难。 基：是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敌意，相反的，我们之间现在只有一个判断性问题。（毛表示同意）未来几年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很快就会开始运作。 毛：是吗？ 基：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毛：你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是什么？是指台湾？ 基：是指其他有这种意向的国家。 周：你是指苏联？ 基：我是指苏联。 周：沈小姐了解你说的意思。 毛（看著翻译沈若云）：这个中国的英文能力很好。（对周恩来说）她是谁？ 周：她是沈若云。 毛：姑娘。（周恩来笑了）今天我说了一些无聊的话，为此，我必须向中国的妇女们致歉。 毛：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 基：不过，我们遇到的翻译，他们都做得很称职。 毛：你遇到的翻译和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二、三十岁，如果他们老了以后，就无法翻译像现在这么好了。 周：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 毛：我们应该送一些像这样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国，年龄不要太大。 基：我们准备设立一些人员交换计画，让你们送学生到美国。 毛：一百个学生当中如果有十个人学好外语，那就非常成功，即使有十多个学生不想回国，例如一些女孩想留在美国，那也没关系，因为你们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排外。过去，中国到外国却不肯学当地语言，（看著翻译唐闻生）她的祖父母就拒绝学英语。他们就是这么顽固。你知道中国人是非常顽固和保守。许多老一代华侨不肯说当地语言，但年轻一代好多了。 毛：（比个手势并指著他的书）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交，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 基：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唐：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辞汇－纸老虎。 基：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笑） 毛Ｈ缍砉セ髦泄蚁衷诟嫠吣阄颐墙捎糜位髡胶统?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周恩来笑了）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笑）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笑） 毛：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他们说他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苏联进攻中国就是社会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者。 基：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将是一件好事。 基：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毛此时请基和洛德喝茶）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毛：（笑）那会怎样？因为自从深陷越南后，你们遭遇这么多的困难，你想如果苏联深陷在中国，他们会感到舒服吗？ 基：苏联？ 唐：苏联。 毛：那时候你们可以让苏联深陷在中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戳苏联的背后，那时候你们的口号将是寻求和平，你们将以和平之名瓦解社会主义帝国，也许你们将以作生意帮助他们，并向他们表示可以提供一切协助反对中国。 基：主席先生，我们了解彼此的意图实在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会联手攻击中国。 毛：（打断基的谈话）不，不是这样，你正在进行的目标是瓦解苏联。 基：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笑） 毛：（用两手作势）苏联的目标是占领欧亚两个大陆。 基：我们希望吓阻苏联的攻击，而不是击败他，我们希望阻止他。（周恩来看表） 毛：世事难料，我们宁愿事情如此发展，这样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比较好。 基：那种方式？ 毛：那就是苏联进攻中国并且被击败，我们必须作最坏的考虑。 基：那是你的必然性推论。（周恩来笑） 毛：我们国家有许多妇女，她们不懂得如何作战。 唐：那不一定，有许多妇女特遣队。 毛：她们只是在演练，真的作战时，你将很快逃进地下庇护所。 唐：假如这几分钟的谈话公开，将引起半数中国人的公愤。 毛：那是中国一半的人口。 周：首先，它将无法通过外交部这一关。 毛：我们称今天的会议是秘密会议；（中方人笑）我们今天的会议要公开，还是保密？ 基：那由你决定。假如你同意我打算将会议内容公开。 毛：你的意思如何？公开好还是保密好？ 基：我想还是公开好。 毛：今天我们有关女人的用词应该销掉。（笑） 基：我们将从纪录中删除。（笑）当我回去后我们将开始研究究这项提议。 毛：你知道，中国有一个陷害美国的阴谋，那就是送一千万名妇女到美国，藉著增加美国人口来伤害其利益。 基：在我的印象里，主席已经非常确定这个想法，那么我一定会在我的下一个记者会上使用它。（笑） 毛：对我来说无所谓，无论如何，上帝已经送给我一封邀请函。 基：我真的发现主席今年气色比去年好。 毛：是的，我的情况比去年好。摄影师进入会客室他们攻击我们。（毛在没人搀扶的情况下起身向美国访客道别）请代我向尼克森总统致意，同时也向尼克森夫人致意，很抱歉无法与她及罗杰国务卿见面。 基：我一定会转达。 周：新闻声明我们会在一个小时内送给你。（毛陪著基到外厅并与他及洛德道别，然后周陪同基登上座车） 毛泽东：我不相信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与会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外长姬鹏飞、副外长王海容、译员唐闻生及沈若云、国务卿基辛格、美国联络办事处主任卜大卫，国务院计画暨协调处主任洛德。 时间：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周一下午五时四十分至八时廿五分。 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毛主席官邸。。 毛：各位讨论了些什么？ 周：扩张主义。基辛格：没错。 毛：谁在谈扩张，他吗？（指著基辛格） 周：他先开始，其他人也跟进。 基：关于均势，贵国外长不时批评我们，但我认为他了解真正的源头。 毛：但那种扩张主义是微不足道，你们不该怕他们。 基：我们并不怕他们，主席。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得采取像两周前那样强烈的措施。 毛：那些措施还不错。那时我们还无法说服埃及副总统夏菲。他来此地表示对美国没有信心。他说你们偏袒以色列。我说不必然。我说那些犹太人后裔并不是一条藤；譬如，我们跟恩格斯合作，而不与其他犹太资本主义者往来。 基：中东的问题是现在就要防范被苏联掌控。 毛：他们不可能掌控中东，因为虽然他们的野心很大，但能力却有限。以古巴为例，你一恐吓他们，他们就跑了。 基：后来我们又吓了他们一次，但我们没有声张。 毛：最近吗？ 基：最近。他们出动好几艘潜艇，我们也出动好几艘军舰，后来他们就退了。我很怀疑这个国家会想跟我们建立关系。刚开始卡斯楚派代表团来接触，代表团负责人是洛德利圭兹。他率领六名拉丁美洲同胞来到中国，试图代表苏联与我们媾和。第二次他们试图透过罗马尼亚的西奥塞古和，他们试图说服我们不要继续在意识形态上搞斗争。 基：我记得他当时在这儿。 毛、周：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周：他第一次到中国。（英语） 毛：第二次柯锡金亲自来，那是一九六○年。我向他宣布我们准备对他进行斗争一万年。（笑） 翻译：主席说要斗争一万年。 毛：我也向他明言，我们双方都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被你们（苏联）贴标签称作教条主义者，这是反马克思的。因此我说那我们也给你们冠个名称，叫「修正主义者」（笑）。所以我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次我对柯锡金让了步。我说我原先说这场斗争将进行一万年，看在他亲自来拜访我的分上，我就减一千年。（笑）你看我多慷慨。我一让步就是一千年。（周和毛商议） 还有一次，也是罗马尼亚的一位波德欧洛维斯基先生代表苏联来谈。这一次我又让步了一千年。（笑）你看，我的时限越来越短。 第五次罗马尼亚总统西奥塞古又来了－那是两年前－他再度提起这个问题，我说「这次不论你说什么，我不能再让步了」。（笑） 基：我们必须采用中国式战术。 毛：目前你们跟我们之间有些歧异。现在我讲话不太舒，因为我掉了两颗牙。你们跟我们的活动也有点不同，那就是，我们向来以牙还牙。我们体察到柯锡金总理和我们达成的协议从来没有真正履行过的事实，那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的协议。 基：不论在车内或他处，我向周总理解释，我们的战术较为复杂，或许没那么大胆，但我们的战略一样。我们毫不怀疑谁是今日世界最主要的威胁。 毛：你们的作法是中国式的太极拳。（笑）我们做的是更有活力的太极拳。 周：直接出击。 基：的确，但是当挑战真正出现时，我们的反应跟你们一样。 毛：我相信，那就是为什么您最近到阿拉伯世界拜访做得很好。 基：主席正在学英文。 毛：为什么在你们的国内，你们对水门事件那桩屁事那么在意？（当传译解释她不能照实翻译主席的「屁事」一语，因为那意即「放屁」时，中国那一方传出更多笑声。周总理问洛德先生是否知道中国字「屁」的意思，洛德先生回答「不知道」，周总理说他可以问他太太。中方解释那是一个形容这种情况的字眼。）这个事件本身是个很小的事，可是因而引起这么大的乱子。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这样。 基：不过，主席先生，外交政策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外交政策会维持目前的方向，或者在危机情况下我们会采取的行动，都不会改变，我们过去的作为可当作证明。 毛：对。即使是在国内事务方面，我想就你和总统而言也没有很迫切的问题。 基：没有。对我而言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我跟这没有一点关系。就总统而言，他有办法处理好的。 毛：我所指的国内事务是你们的通货膨胀问题，物价上涨，失业增加，因为看起来失业人口已经因为美元相对稳定而减少，所以看起来应该没有大问题。为什么水门案会闹成这个样子？ 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森基辛格密谈记录曝光（4) 基：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有很多老式的政治人物不喜欢总统，因为他采取的政策不是那么传统。也有很多知识份子变成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摧毁一切。 毛：例如雷斯顿（JAMAES RESTON）、艾萨浦（JOSEPH ALSOP），现在都站出来反对尼克森总统。这个我无法理解。 基：我能够了解雷斯顿为什么会这样做，只是跟著别人走，他总是反映流行的观点。至于艾萨浦，我想他只是暂时有些失常，他很快会回到原来的立场。 毛：你想他们会不会写写文章，比如说，试试大众的看法？ 基：他们都以为是他们在统治这个国家。他们不时会轮流玩弄一下总统。（笑）如果我们要去管他们在做什么，主席先生，那我根本就不会来这里做第一次访问（笑）。任何重要的事他们都是反对的，但我们还是做了。 毛：对。大家都说美国人没有什么秘密。 基：真的是这样。 毛：我们想美国人可以好好的保守秘密。 基：基本上是这样没错，主席先生，不过你可以放心，只要我们把消息留在白宫里不放出去，我们讨论的东西就不会走漏。 毛：例如说，一件是古巴事件；一件是你到中国访问的事。另一个情况是最近你们跟苏联的往来。在这些事例里面，保密工作都做得蛮好的。 基：确实如此。我的办公室要保密的事项，都能够守得住。不过我们跟苏联之间的事没有什么秘密。跟苏联之间的事，我们一直都是有什么就跟你们说什么。我们跟苏联往来情况你们都是一清二楚。保证未来也是这样。 苏联喜欢制造一种印象，让人家觉得他们跟我们有共同统治世界的伟大计画，不过这只是用来欺骗其他国家而已。事情不是这样。我们没有那么笨。 毛：关于苏联，你们的说法老是跟我们一样。你们的见解似乎跟我们的大致相同，也就是苏联有可能会想要攻击中国。 基：这个，主席先生，我以前以为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实际的可能性，这个我说过，特别是跟你们总理和大使说过。我们想他们最想要做的是摧毁你们的核子武力。 毛：但是我们的核子武力只不过像苍蝇这么大（笑）。 基：不过他们担心的是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毛：我会说他们担心的是卅年后或五十年后。一个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兴起是不可能的。 基：那么，我已在很多场合说过，上次也跟主席提过，我们相信如果终将会有这样的事，对每个人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决心自己独力去防范这样的事，就算跟中国没有做任何安排也一样。 毛：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的问题，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关系的问题分开来处理。 基：原则上…… 毛：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有可能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之间的问题，就相当的复杂。我不相信会有和平解决方案。（对外长说）你相信吗？ 基：我相信吗？他问的是外长。 毛：我是问他（外长）。（周总理说了些话没有翻译到）。 他们（译注：指的是台湾，是一批反革命份子，怎么可能会跟我们合作？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再过一百年再去管他。对世事不要太急。有什么需要著急的呢？那只不过是个千把万人口的岛屿罢了。 周：他们现在有一千六百万人。 毛：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不需要用一百年的时间来处理。 基：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应该会快得多。 毛：不过这是你们必须决定的事情。我们不会去催你们。如果你们觉得有需要，我们就来做。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从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的困难是我们不能立刻就切断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部都跟我们国内情势有关。我跟总理说过，我们希望在一九七六年之前，或者在一九七六年期间完成这个程序。所以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找到某种方法，让我们得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作用是当作我们加强关系的象徵，因为在技术层面说，连络办事处用处非常大。 毛：这是可以的。基：什么可以？ 毛：（在翻译之前说了一些话）可以照现在的做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现实上可不可行的问题。 毛：都一样（大笑）。我们现在对香港也不急（大笑）。我们甚至不会去碰澳门。如果我们真的想去碰澳门，最多也只会碰一点点。因为它是葡萄牙从明朝就开始紧紧掌控的地方（大笑）。赫鲁雪夫也骂过我为什么我们连香港和澳门都不要。而且我也跟日本说过我们不只同意他们统治北方四岛，而且还包括历史上苏联从中国划给他们的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基：主席，我觉得外交关系的问题是这个。在台湾问题上，我相信我们对各自坚持的立场都很清楚。所以我们有的问题是……而且连络办公室同时也做了非常有用的事。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徵性地显示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各方面都是正常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找个方法来实现它，不过并不是非要不可。 毛：我们已经和苏联与印度建交，不过关系并不太好。而且与它们的关系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基：我完全同意主席的讲法，也同意我们必须彼此了解，我相信我们对彼此都有实质的了解。 毛：我们的连络办事处主任已经跟你们说过大原则，也提过当年乔治•华盛顿反抗英国的故事。 基：对，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对我作过精彩的演说，我也从总理那里听过。 毛：那套说法可以不用提了。我们现在面对著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建国运动，一方面我们必对美国在当地阻止苏联的做法表示欢迎，以免苏联控制中东地区。我们的黄大使提过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不过他不了解美国阻止苏联势力的重要性。 基：嗯，我那时的说法让他很惊讶，而他重复说明了联合国的立场（大笑）。而且我了解你们公开地采取了某些立场，这并不违反我们共同的立场。不过实际上我们会进一步解决中东问题，但我们也想显示这并不是因为受到苏联的压力才这样做的。镇所以，每当苏俄施加压力时，我们就必须将这个争议中的好处分清楚，然后当我们赢过他们时，我们也很可能是朝同样的方向在前进。我们不是反对阿拉伯国家的主张，我们只是反对它们是藉著苏联的压力达成的。 毛：没错。 基：而且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策略。 毛：赫鲁雪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 基：他一九五九年到这里访问时，不太成功。 毛：我们在一九五九年决裂。他们一九五八年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海港时，我们开始失和。我和他们，他们的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笑）他向莫斯科报告后：赫鲁雪夫就来了。当时，赫鲁雪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这是他提出的建议。那时候，他十分自大，因为他见过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将军，就有了点所谓的「大卫营精神」。他在北京向我炫耀，说他认识美国总统，提到艾森豪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friend）。（问卜大卫大使：你知道吗？） 卜：不，我从不知道这回事。 毛：还有一些消息。从此以后，赫鲁雪夫没有再来过。但他曾到过海参崴，他是从中国到海参崴的。 周：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反中国的演讲。 毛：现在的苏联领袖没有一个曾到海参崴那么远的东边。柯锡金自己说过，他对西伯利亚的事情不太清楚。（中方查看时间） 周：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毛：我还想和你谈另外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好像谈得太久了。超过两个半钟头。我们占了原本为别的活动安排的时间。（注：他指的是卜大卫大使的接待会。）我想讨论的问题是，我很怀疑，如果民主党掌权，他们将会采行孤立主义政策。 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席先生。我认为目前的知识份子和一些民主党人，可能有走向孤立主义的趋势。不过，客观的现实将迫使他们了解，除了我们当前的政策外，没有其他选择。目前来看，在他们了解这点以前会产生多大伤害，还有，他们是否将继续同样错综复杂的策略，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他们将沿袭现今的做法。（最后一句话没有翻译。） 毛：那你似乎和我是同一类。我们好像多少都有点疑心。 基：我是怀疑，我对某些领袖也有些疑问。但我相信局势的迫切需要将迫使我们回到我们目前正奉行的政策。不过，主席先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利用这段我们全都还在位且都了解这情势的时候，尽量巩固关系，不再让其他政策有机可趁。 毛：这个主要从一点上就可以证明，就是从欧洲撤军的主张。 基：是的。 毛：这是帮苏联的忙了。 基：我们将不会在我们的政府内执行。只有二种情形可能：军队从欧洲撤退，如遇挑战，也不太愿意极为残暴、极为火速的解决。 毛：你所说的「粗暴」意思是指可能开战。 基：如果有必要，但…… 毛：我不喜欢你向我耍外交手段。 基：如果有必要，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将发动战争，他们会退缩回去。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很怕我们。 毛：因为我也认为最好不要打战。我也不喜欢战争。虽然人家都认为我是个战争贩子。（笑）如果你们和苏联开战，我也认为不太好。如果你们准备打，最好使用传统武器，把核子武器留著当备用，不要碰它们。 基：我们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毛：那好。我听说你们提出这种说法是想先争取时间。 基：我们是希望争取时间，但我们也希望处于一种地位，就是如果苏联攻击我们讨论的任何重要地区，我们要能反击。这是我们必须准备好的情况。 毛：完全正确。至于苏联，他们欺弱怕强（他笑著指向王小姐和唐小姐）。你不要因为王小姐或唐小姐比较软弱，想欺负她们。 基：主席先生，依我的经验，她们并不十分软弱。她们也不按照主席的劝告行事。（笑） 毛：她（唐小姐）是美国人，而她（王小姐）是俄国间谍。（笑） 主席先生接著在没有人扶持下起身，陪伴美国人到外面大厅。他向国务卿、卜大卫大使和洛德先生道别，要摄影师照相。当他和国务卿握手时，他说：「请代我向尼克森总统致意。」国务卿回说他会照办。卜大卫大使和洛德先生表示很荣幸能见到毛主席。主席向洛德先生说曾见过他，洛德先生答是。） 毛泽东：我要告诉上帝台湾给美国管较好 毛基对谈记要 与会者：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主席、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乔冠华－外交部、黄镇－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联络办公室主任、王海容－外交部副部长、唐闻生－副司长，美国及大洋洲事务司，兼通译者、章含之－美洲及大洋洲事务司副司长、基辛格博士－美国国务卿，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布什，大使－美国驻北京联络办公室主任、洛德－国务院政策企划参谋主任 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森基辛格密谈记录曝光(5) 时间：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一日，星期二，晚间六时廿五分至八时零五分 北京地点：毛主席官邸 国务卿基辛格在傍晚五点四十五分，和副总理邓小平会晤。对方告知，毛主席希望在晚间六点半和他见面。对方要求他携同部分访问团成员出席，包括基辛格的夫人，基辛格希望能够让他的夫人和毛泽东亲自接见，还有另外两名官员在他们谈话时在场。接著，基辛格和邓小平又谈了十五分钟。然后，基辛格博士和同行诸人休息至六点十五分，然后他们从人民大会堂前往毛主席官邸。 以下诸人依序引见给毛主席，交换短暂的寒暄，此时，摄影者进行拍照，并拍摄影片。晋见者包括基辛格、基辛格夫人、布什大使、松奈费尔德参事、国务次卿哈比毕、洛德、来天惠、洛德曼先生（国安会）和安妮•巴狄克女士（国安会）。毛主席站著谈话似乎是相当地困难。当他看到基辛格夫人，他坐了下来，要了一个便条纸，写下他要讲的话，说基辛格夫人个头比基辛格还大。然后，毛主席再度站起来，欢迎其他的晋见者。然后客人便被送出房间，美方客人只有国务卿基辛格、布什大使和洛德留下来。 参与会议者围坐在扶手椅上，呈半圆形。在谈话整个过程当中，毛主席讲起话来都是十分困难，若不是由唐小姐（唐闻生）和王小姐（王海容）重复他所说的话，确认没有弄错之后，然后进行翻译，要不然就是由他的护士拿著一本记事本，让他把要讲的话写在上头。整个会谈过程里面，毛主席都不断用力地用手和手指做出手势，以强调他的重点。 毛：你知道我浑身都是病。我很快就会上天堂了。 基：不会的。 毛：快了。我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函了。 基：我希望你还要很长一段日子才会接受邀请。 毛：我接受博士（医生，一语双关）的嘱咐。 基：多谢。（美国）总统非常希望能够访问中国，也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和毛主席见面。 毛：我们诚挚地邀请他来访。 基：我们非常重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毛：是蛮重要的，但没那么重要。（用手指作手势）。你们是这个（两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大），我们是这个（两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小）；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 基：是的，但是主席过去常说，军事力量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毛：副总理邓小平说过，小米加步枪。 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 毛：是的。 基：你用英文说，也写下来了。能不能把这给我？ 毛：好。（他把他写下的便条递给基辛格）。 基：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我说到，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毛：不。（把两只手指握得很近）。所以你们和他起了争执。（指著副总理邓小平） 基：目标是一样的，只是方法有意见。 毛：昨天，你们和邓副总理争执的时候，你说到，美国对中国无所求，中国对美国也无所求。我的看法是，这种说法一部份是对的，一部份是错的。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全世界。（开始咳嗽，护士趋前帮助他）要是无论哪一边对另外一边都无所求，你们干嘛要到北京来，我们又为什么要接待你和贵国总统？ 基：我们到北京来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也是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对世界情势的看法比我们打过交道的任何国家都要清楚，而我们和贵国若干观点一致……相当多。 毛：那样靠不住。那些话不可靠。那些话不可靠，是因为根据你们的优先顺序，最重要的是苏联，第二是欧洲，其次是日本。 基：那并不正确。 毛：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他用手指头数）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五个（举起他的五只手指头）。 基：那并不正确。 毛：所以我们有争议。 基：我们是有争议。苏联对我们是重大威胁，但不是最高优先。 毛：这样说不对。它是个超级强权。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强权（用手指头扳数）。我们从后往前数（数著自己的手指头）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排最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瞧。 基：我知道我几乎从不曾和毛主席意见不合，但他这一点并不正确，因为这只不过是我们优先顺序的问题而已。 毛：（拍他的两个肩膀）我们认为你们做的是从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你瞧，我们排第五。我们是小拇指。 基：我们在莫斯科什么都得不到。 毛：但是你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基：我们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毛：但是你们现在有中国的台湾。 基：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解决这件事情。 毛：在一百年内。 基：上次我到这儿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毛：的确。 基：更少。我不认为需要一百年。 毛：最好它是在你们手里头。要是现在你把它送回给我，我也不要，因为现在它要不得。现在那儿有非常多的反革命份子。一百年的话，我们会要它（用手做手势）我们将会为得到它而打仗。 基：不是一百年。 毛：（用手做手势，计数）很难讲。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实在难说得很。（指著天花板）等到我上天堂去见上帝，我要告诉他，现在让台湾由美国代管还比较好。 基：他听到这话从毛主席嘴里说出来，肯定大吃一惊。 毛：不，因为上帝（过去）保佑你，而不是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摇晃著他的手）因为我是个好战的军阀，同时也是个共产党。那就是为什么上帝不喜欢我。（指著三个美国人说）他喜欢你、你还有你。 基：我从来没有这个荣幸遇到上帝，所以，我对这点实在不敢讲。 毛：我敢讲。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朝著基辛格国务卿）你现在几岁啦？大概五十岁吧？ 基：五十一了。 毛：（指著副总理邓小平）他已经七十一。（摇著他的手）我们都死了以后，我、他（指邓、周恩来和叶剑英，你们还都活著。瞧？我们老家伙不会做。我们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基：我想就主席稍早提到我们相对的优先顺序这件事情再谈一谈。 毛：没问题。 基：苏联是超强，难免要优先，我们经常要应付它。但在策略上我们要遏阻苏联扩张，所以中共对我们是策略优先。不过我们不希望利用中国当跳板，因为是死路。 毛：你们已经跳到那儿了，你们也不需要我们的肩膀了。 基：没有，这只是战术性阶段。总统会向您证实。 毛：也请代向贵国总统问好。 基：我会照办。 毛：我们欢迎他来访，你有什么办法帮我治治我现在这说话不清的毛病？ 基：您的意思我们都懂。 毛：（指著头）这儿不错，我能吃、能睡；（拍拍膝盖），这儿不灵光；不疼，可是走路没力气。我肺也有问题。总的说来，我身子不太好。 基：见到您总是很高兴。 毛：你知道我是外宾的样板。 基：毛主席，我看了我们两年前的对话纪录，我认为它是最深入的国际事务纪录之一，我们对它非常重视。 毛：但有些事我们必须等待观察，我做的一些评估还有待客观的情势来推动。 基：我认为毛主席当时的基本评估到目前为止从情势发展看来都证明是正确的，基本上我们都赞同。因为尼克森总统的辞职我们经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得不作一些调整。 毛：我认为那是可以的，调整说得过去。 基：它很重要，不过现在这些都过去了。 毛：欧洲现在太软弱了。 基：我同意，欧洲的确太过软弱。 毛：他们怕苏联。 基：他们担心苏联跟国内的情势。 毛：日本在搞霸权。 基：日本还不准备搞霸权。 这还需要领导阶层的再一次改变。不过日本仍具有争取霸权的潜力。 毛：是的。 基：我认为下一代的领袖，我的学生中曾根，他是我在担任教授时的学生那一代会比较倾向使用日本的力量。 基：我们支持德国的统一，可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可以防卫苏联的军事行动。不过美国是支持德国统一的。 毛：我们同意这一点，你们和我们。 基：我们并不担心一个统一的德国，不过在此之前苏联在欧洲的势力必须有所减弱。 毛：除非和苏联打一仗，否则苏联的势力不会减弱。 基：是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然而在水门事件期间，我们无法这么做。这也是我们要调整的原因。 毛：其实并没有必要这样处理水门事件。 基：这是没有理由，没有理由的。（唐表示有些不解。）根本是毫无藉口采取这样的态度。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然而却因为一群非常短视的人，而演变成一场国家与国际的悲剧。尼克森总统是一个好总统（毛同意地点头），我还常与他联络。 毛：请代我向尼克森先生致意。 基：我回去后会打电话给他。 毛：那么请首先代我向福特总统致意，其次再代我向尼克森先生致意。 基：是我的荣幸。 毛：你太忙了。 基：您认为我太常旅行了？ 毛：我是说你太忙了，而且看来你不忙也不行。你不得不忙。当风雨来袭时，燕子就忙了。 基：我得花几天的工夫才能了解其中含意。 毛：这个世界并不平静，而暴风雨－风和雨－来了。随著风雨的来临，燕子也开始忙碌了。 唐：他（毛）问我英文的「燕子」怎么说，sparrow（麻雀）又是什么。我说这是两种鸟。 基：是的，但是我希望我们对于暴风雨的影响力，要比燕子对风雨多一些。 毛：或许可能延后风雨到来的时间，但是很难阻止风雨的到来。 基：不过重要的是当其来临时，能够具有最佳的地位面对，而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同意您的看法，风雨正在行进之中，或是可能到来，而我们希望能以最佳的地位面对，不是躲避，而是克服。 毛：就像敦克尔克（注：二次大战英国自欧陆的敦克尔克撤退其部队）？ 基：我们可不会那样。 毛：那可不一定。你可以看出你们现在不会那个样子。 基：我们将来也不会这个样子。 毛：那不一定。纽约时报一名军事记者在八月时出了一本这样的书。 基：谁？ 唐：（在与中方其他官员讨论后）我们查到以后再告诉你。 毛：你认为目前在欧洲的卅美军能够抵挡苏联的攻击吗？ 基：欧洲的弱点不在我们的军队，而是欧洲本身的军队。我认为以核子武器可以抵挡他们的攻击。 毛：那位记者不相信美国会使用核武。 基：纽约时报过去十年来一直在讨论美国遭到击败的事情。假如西欧遭到攻击，我们当然会使用核武。我们在欧洲有七千枚核武，而那些绝不会任人掳获的。这还只是在欧洲。我们在美国更多。 毛：但是有一批为数不少的美国人不相信你们会使用核武。他们不相信美国会为欧洲牺牲。 基：主席先生，我们的国家才经历一段艰辛的路途，部份是因为中南半岛，部份是因为水门事件，而有许多失败主义者因此浮现。但是您若是观察我们过去五年来的作为，我们总是直接面对苏联，而苏联总是退让。我向您保证，我们的总统也会如此，如果苏联攻击欧洲，我们一定会使用核武。而苏联绝对不能不相信否则太危险了。 毛：你对核武有信心。你对你自己的军队却没有信心。 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的军队数量不如苏联。这是事实。而最重要的一项事实是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愿意建立大规模的军队。如果他们愿意，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订定一个符合现实的策略。 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森基辛格密谈记录曝光(6) 毛：敦克尔克的策略也非完全不可取。 基：主席先生，我们最终势必要对相互间的声明具有起码的信心。 攻击，一旦我们起而抵挡，在我们动员之后，我们确信会赢得与苏联的战争。 毛：(比著手势)我们采取的是敦克尔克策略，就是我们允许他们占领北京、天津、武汉以及上海，而透过这样的战术，我们将成为胜利的一方，敌人将会遭到击败。世界大战，第一次与第二次，都是这样进行的，而后来也都打赢了。 基：我认为如果苏联对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发动大规模攻击，美国都会立刻介入。我也相信美国绝不会在没有打一场核战的情况下撤出欧洲。 毛：这儿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你的可能性，另一个是纽约时报的。而高华德参议员六月三日在参议院的演说也谈到这一点。 基：他说了些什么？ 唐：我们会送你一份副本。是六月三日在参议院的外交政策辩论。 基：可是有什么重点？ 毛：他不相信欧洲。 基：您必须了解，主席先生，这是大选前一年，而许多议论都是说给国内听的。纽约时报廿年来有其一定的份量，不过错的比率也不低。 毛：人家说纽约时报是由一个犹太人家族所拥有。 基：是的。 毛：华盛顿邮报也是如此。 基：华盛顿邮报-现在已不是了。(他问布什大使，后者指出葛兰姆夫人是犹太人，她是梅尔先生的女儿。)您说得没错。 毛：经营者都是犹太人。这位大使(看著布什)在北京处境艰困。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布：我今晚能来这儿，真是荣幸。我认为您很忙，没有时间接见联络办事处主任。 毛：我不忙，因为我不用去管所有例行性的事务。我只看国际新闻。 基：可是主席对于美国所写的东西，知道的比我还多。我不知道纽约时报记者写的那部书，还有高华德参议员的演说。 毛：你没有时间。你太忙了。(看著洛德)洛德先生，你现在升官了。 洛：是的，主席先生。 毛：（向布什及洛德）你们俩都升官了。 基：他（布什）还没有。他在一九八○年将会升。 毛：他能当总统。 基：要在一九八○年。 毛：你们不晓得我的脾气。我喜欢人们骂我（提高声调并用手拍打椅子）。你们一定会说毛主席是个老官僚，这样的话，我会快一点与你们见面。而且会急著想见到你们。如果你们不骂我的话，我就不会见你们，宁愿睡大头觉。 基：这对我们很为难，特别是叫你为官僚。 毛：我批准（用手重击他的椅子），外国人都在我面前拍桌子。骂我的话，我只会感高兴。 基：我们会考虑看看，但这对我们来讲还是很不自然。如果我们称主席是官僚的话，那一定是出自策略上的权谋。 毛：但我的确是个官僚，而且还是个军阀。这是苏联给我冠上的名号，官僚也是他们给我的。 基：但我没有看到最近有苏联的访客来此。 毛：他们每天都在骂我，每天。 基：但苏联对中国的评价与我们不同。 毛：（在基辛格的话还没翻译完前）因此，我接受这两个称号，军阀与官僚，再荣幸不过。而且你们也说过我是个战争贩子及侵略者。 基：我？ 毛：在联合国的美国。联合国通过一项美国支持的决议，宣称中国侵略朝鲜。 基：那是廿五年前的事了。 毛：没错，所以它和你没直接的关系。那是杜鲁门时代的事。 基：是的。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想法已经改变了。 毛：（摸摸头顶）但决议还没取消。我仍然戴著侵略者的帽子。我仍然把这视为无上的荣誉。好极了，非常好。 基：那么我们不该更改联合国决议了？ 毛：不，不应该这样做。我们从来都没有提出那样的要求。我们宁愿戴上这顶荣誉的帽子。蒋介石说，我们是侵略中国，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确实侵略了中国，也侵略了朝鲜。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声明公诸于世，或者是在你对记者发布消息的时候透露？我要说的是，苏联封我为「军阀和官僚」，美国则封我为「战争贩子和侵略者」。 基：我想，我会帮你把这些话公开。不过，我没办法让历史正确地评价。 毛：我已经在你面前公开这些话。我也对许多来访的外宾说过，包括欧洲人在内。你们到底有没有言论自由？ 基：当然有。 毛：我也有言论自由，我放的炮超过了他们放的炮。 基：这个我已经注意到了。 唐：你已经注意到。 基：主席的炮。 毛：请代我问候贵国国防部长。 基：我会的。 毛：我很不满意他去访问日本竟然不来北京。我们要邀请他来这里，让苏联人瞧瞧，但是你们太小器了。你们美国人非常有钱，可是这点你们实在是太小器了。 基：当敝国总统来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这点。 毛：带他一起来。贵国总统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个文官和一个军人一起来。 基：您是指我（文官）和斯勒辛格（军人）？ 毛：是的。但是我不会干涉你们的内部事务。你们派谁来由你们自己决定。 基：好的，他不会跟总统一起来。也许以后再来。 毛：我们希望邀请他参观我国东北、蒙古和新疆。他也许不会去，你大概也没有这个勇气。 基：我会去。 毛：（朝著布什看）他去过了。 基：我一定会去。 毛：好。 基：我们已经试著向你建议，我们已经准备好就这些当中的一部份问题提供建议或是协助。 毛：就军事的部份，我们现在不讨论。这类事情应该等到战争开打了再说。 基：是。但是你应该晓得，我们应该预作准备。 毛：所以，会议可以结束了吗？ 基：是的。 （基辛格国务卿、布什大使和洛德先生于是向毛主席道别。基辛格和副总理邓小平确认，中方会发布这次会议的公开声明，而且会把声明文件立刻送到美方手上。美国人于是向其他中国官员道别，然后乘车离去。） 基辛格秘录与台湾 《中国时报》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傅建中报导，一星期前洛杉矶时报的中国通和专栏作家金曼出版了「转向」一书，大爆美国与中共过去将近三十年来奇怪关系的内幕，紧接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推出《基辛格秘录》的巨著，后者把尼克森和基辛格如何与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互通款曲，联手抗俄的战略底牌，藉公布双方会谈巨细靡遗的记录全部曝光。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处于美中（共）大战略的棋局中，是什么样的地位，中共如何看待台湾，在所谓台湾问题的底线为何？美国的想法和对台湾的底牌，都透过上述文化有了明晰的轮廓。金曼根据尼克森手写的文件，得出台湾＝越南＝交换的结论和公式，事实确是如此，可是《基辛格秘录》里的台湾则是美中对抗苏联的无形战争里，一颗可随意摆布牺牲的棋子。 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访问大陆时，已定下一九七六年承认中共并与之建交的日程，可是一九七四年尼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这一给中共的承诺无法在尼的任内实现，继任福特总统，在基辛格的左右下，虽想继续尼氏未完的使命，却因内外环境不许可而不能如愿。当时国际间因美国在越南战败，中南半岛陷落，美国的国际信誉空前低落，不容许再把台湾出卖；国内的情形是保守亲台的势力仍大，福特为了竞选连任，不能造次，一九七六年共和党大会时，雷根对福特竞选提名所掀起的严重挑战，说明保守亲台势力的不可轻忽。 在中共方面，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到「四人帮」当道时的副总理张春桥，对台湾的立场亦不尽相同，有时甚至自相矛盾，这极可能反映了中共内部高层权力斗争的一面。早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南海第三次会见基辛格时，毛说台湾问题可以等一百年再解决，不要这么急嘛。不过毛说这话时，对著在座的中共外长姬鹏飞说，他不相信「和平过渡」（peace transition）还问姬相不相信？毛的「和平过渡」后来被中共首任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解释为「和平解放」，并提醒基辛格毛主席不相信和平解放台湾。其实毛说台湾可以等一百年，不急于收回香港澳门，完全是从高瞻远瞩的大格局思考，那时中共的头号敌人是苏联，在联美制俄的大战略上，台湾自是要退居后位，毛才说出「我们能暂时不要台湾」的话。周恩来、邓小平的眼光不如毛，所以会在解决台湾问题显得急切，一九七二年周与尼、基会谈时，触及和平解放台湾时，就直言基说要十年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太久了。等而下之的张春桥，据白宫一次秘密会议的纪录显示，张某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中以副总理身分会见美参院共和党领袖施高特时曾扬言「准备军事解放台湾，和平解放是不可能的」。八月黄镇见老基时，重申中共对台的强硬立场，引起美政府内部的讨论与关切。可是毛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十月第四次会见基辛格时，重述台湾可以等一百年的旧话，毛甚至对基说：「它（指台湾）最好在你们手里，即使你现在要送还给我，我也不要，因为（台湾）要不得，有太多的反革命份子在那里。」 毛强调一百年后非要不可，打仗也得要。值得注意的是，毛说这些话时，美中关系正常化停滞不前，双方的关系已颇冷淡，此时毛的健康也很坏，讲话已很困难了。 至于美国的对台立场及解决之道，见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和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基辛格（任国务卿）召集的两次内部会议纪录中。 在前述的第一次会议中（七五年七月），那时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部门主任洛德把和台湾的关系降为代办级，同时削减对台军售，不过参加会议的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来天惠有不同看法，他表示还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制造一些问题，老基指示洛德「要加强共同点（即不能出现像来的异议），找出一个方案来做这件事。」事后证明美国没能降低和台湾的关系。 第二次的国务院内部会议（七六年十月），基辛格和洛德、来天惠讨论到中共攻台的可能，老基对美不能与中共完成正常化，备感挫折，而现在居然得面对中共对台用武的可能，因此他自言自语，美国要和中共打仗吗？（Go to war?）与会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恒安石说，中情局曾告诉美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盖茨，中共攻台不可能，但恒担心中共可能会对外岛采取军事压力，恒安石说：「从长远来看，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台湾独立（编按：恒安石一贯反对台独，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只要台湾宣布独立，美国就可以撒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了）。」 基辛格此时一厢情愿的表态说：「理想的解决之道是台湾合并（rejoin）于北京。如果他们之间自行找出办法，从我们的观点来说，这是绝对理想的解决之道。」 在这节骨眼上，在座的亚太事务副助卿安士德（曾任台北美大使馆副馆长）插话说：「这种可能性很小。」 来天惠立即接著说：「是的，不可能。」 从这些对话可以看出，美国对台湾没有办法的办法的底线是：由两岸自行解决，目前柯林顿政府不断要台北和北京对话，只消看看二十多年前基辛格的想法，可说是有脉络可寻，其来也有自的。归根结柢，基辛格秘录所带来的讯息是：台湾可有也可无，的话），无则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台湾好比下棋时的卒子，是可以牺牲的。

徐贲：前苏联的三重信仰危机

苏联人无法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对灌输于他们的信仰得到满意的理解，他们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也就不可避免。

 　　前苏联的政权崩溃是从信仰的失落、流失、颓败和瓦解开始的。造成信仰破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这个信仰体系与现实的脱离和它本身内部的矛盾和乖讹。

　　信仰暴露出它的矛盾和乖讹，并不意味着它就此会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实上，在强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诞已经暴露无遗，人们还是会认真地互相欺骗、假装相信它依然是未来的希望。然而，大多数人能感觉到那种空洞和荒诞，足以让这个信仰在他们眼里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神话的"笑话"。笑话的实质是"乖讹"(incongruity)，康德为乖讹的矛盾本质提供了清楚的说明——"在所有引人发笑的事情里，一定有荒诞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无法对它得到满意的理解)"。

　　苏联人无法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对灌输于他们的信仰得到满意的理解，他们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也就不可避免。

　　领袖的罪行

　　第一重信仰危机主要是由领袖人物的错误、失败和暴行造成的幻灭感。

　　苏联人对信仰发生动摇，可以追溯到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披露斯大林统治的残暴和黑暗秘密，对后代苏联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苏联人(苏联的"60后")和东欧人有着长久的"唤醒"效应。

　　正如一位过来人所说的，"犹如头部被榔头猛击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诗人和作家帕维尔·科胡特(Pavel Kohout﹐"77宪章"发起者之一)曾经是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员，他28岁时知道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觉得"再也没有安全感，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

　　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领袖，这简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让许多人陷入了极度的精神恐慌，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此写道，赫鲁晓夫的讲话"摇动了绝对权威的领导教条，程度达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们都陷入了暂时性崩溃。有十几名忠诚的斯大林追随者因赫鲁晓夫的讲话而变得失常，甚至需要医疗救护。其中，波兰共产党的强硬派总书记贝鲁特(Boleslaw Bierut)便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斯大林主义的模范作家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w)亦在数天后开枪自杀"。

　　这是最初发生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幻灭，也是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三重信仰危机中的第一重。这三重危机会同时存在，它们各自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会随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形成不同时代或不同阶段的信仰危机特征。

　　第一重信仰危机主要是由领袖人物的错误、失败和暴行造成的幻灭感，领袖人物的专制暴虐、滥杀无辜、出尔反尔、阴险毒辣、淫乱、迫害狂、言而无信会让人们普遍感觉到错愕、惊慌和恐惧，也使他们陷入一种被出卖和背叛的痛苦绝望之中。

　　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统治的领导人(如斯大林和贝利亚)，他们的人格缺陷和道德败坏使得马克思主义事业失去了民心，毁掉了它的正当性。赫鲁晓夫对秘密报告破坏共产主义信仰的后果显然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记叙，匈牙利党的首脑马加什·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听说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后，对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着急。你们党代会里发生的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它会在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里带来什么"。

　　拉科西预感到的就是一场信仰危机的灾难。一旦领袖的丑事被披露，便犹如精灵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关进瓶子里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响"。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也终究不可能消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长久影响。虽然赫鲁晓夫后来试图用允诺20年实现共产主义来补救共产主义信仰所受到的损害，但始终无效，苏联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停滞、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过程，意识形态越来越丧失民心，再也难以起死回生，而整个官僚体制也因为丧失信仰而陷入了金钱崇拜和拥权自肥的腐败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灭很难长久地停留在只是对少数领袖或领导人的失望层次上，因为它迟早会引起人们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苏联体制中会涌现这么多，这么自私贪婪、穷凶极恶、寡廉鲜耻的虐待狂人物，不是个别，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素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创始人)就似乎已经察觉到，苏联秘密警察"契卡"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捷尔任斯基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

　　前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国总统特别助理的迪米特里·沃克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前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

　　不仅是间谍或警察，其他人员的提拔也是一样，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勃烈日涅娃(Luba Brezhneva)写道，"官方不断强调要粉碎'人民的敌人'，唤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为青年人的楷模，他们不仅经济上有好处，还能得到升迁。"

　　高尚的理想与阴暗的现实

　　造成马克思主义第二重信仰危机的是高尚理想与阴暗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视为理论与实践的极大脱节。

　　斯大林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使得无数苏联人，包括苏维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为血腥镇压的对象和受害者。苦难是最好的清醒剂，也是最好的现实教育。高尚的信仰理想与阴暗的生活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苏联制度的道义性和正当性产生疑问。

　　在苏联进行残酷统治的是一个暴力的制度，它是一部由那些特别暴戾、残忍、冷酷的人开动和维护的斗争绞肉机。那些特别崇尚暴力的人们一旦开创、建立和维持了一个他们想要的制度，这个制度便会自动挑选那些与其一致，会不择手段保证它不断维持统治的帮凶和投效者。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续机制。

　　开创者与继承者的传承关系是在制度的同质延续中建立的，民众对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会成为对这个制度的失望。美国历史学家艾米·奈特(Amy Knight)在《贝利亚：斯大林的第一副手》一书里指出，斯大林时期的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为贝利亚是苏联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斯大林时期苏联制度的本质了"。捷克作家和学者彼得·哈卢比(Peter Hruby)说，"每个国家的人口中都存在少量会成为罪犯的人。在极权专制国家，这样的人机会最好。他们不仅有机会得意发达，而且有机会为服务于伟大事业感到自豪。"

　　恶棍贝利亚官运亨通是因为有斯大林赏识他，斯大林这样的领袖才需要贝利亚这样的副手。艾米·奈特对此写道："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做决定都很少或根本不考虑苏联人民。让这些统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们都极端鄙视个体的人，都毫不心软地残害人民"。一个制度与它的领导人和主要运作者的素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在这些人身上的邪恶和腐败一定会对这个体制的可信度和道德形象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造成马克思主义第二重信仰危机的是高尚理想与阴暗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视为理论与实践的极大脱节。苏联史专家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指出，"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社会正义、造就群体意识、建立公民与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把群众当作能够做抉择的负责成年人。"但是，苏联社会里充满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迫害政治异己的暴行，毫无正义可言。人们生活在害怕被出卖和背叛的恐惧之中，彼此或与领导之间充满了猜疑和敌意，难有信任。政府更是对民众颐指气使，把他们当不懂事的儿童或弱智来对待。强权统治"背弃了所有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道义理想，而代之以一个无处不在的、无以复加的谎言体制"。

　　波兰诗人亚历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曾是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 他之所以对共产主义幻灭，就是因为痛恨共产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谎言，他说，"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饥饿，如果这些不是被谎称为自由、正义、幸福生活，会更加容易忍受一些。" 坏事本来就够坏了，把坏事谎称为好事，那就更坏了，更让人怀疑和不相信谎言的宣传。苏联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伊高·康恩(Igor Kon)也指出，共产主义理想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严重不符是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

　　他写道："造成苏联帝国崩溃的原因包括苏联人的心理危机。这种危机从1970年代就已经缠上了苏联社会，1980年代终于将它拖跨。冷漠、犬儒主义、酗酒……都是苏联崩溃的(民心)因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无法兑现承诺，因为它的设计师低估了苏联社会愤怒的程度，自从苏联的意识形态神话破产后，这种愤怒便已经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

　　信仰与伪信仰

　　苏联制度的一个致命内伤，它的不稳定因素是内在的，而不是由外来威胁所造成的。他们不会去攻击那个信仰，而是会拿它当一个仅供消遣逗乐的笑话。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第三重信仰危机是因为人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本身有缺陷，并无法通过它自身来克服。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家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指出，共产主义失败是"自我毁灭"的结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毁的。

　　他写道，"共产主义观念本身就包含了它后来崩溃的种子。这个结果早已在共产主义观念里等着发生了……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别人杀死的。它自己慢慢烂掉了……让人们看清不过是一个彻底平庸、极端简单化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也许能激励我们去牺牲，有高尚的行为，但也是灵魂的鸦片，令人神智不清……随着这个理想所助长的丑恶现实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它也就干枯死亡了。"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斯大林主义实践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产主义信仰被苏联人抛弃，要为之担负责任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或贝利亚的个人暴行，甚至也不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是共产主义本身。用彼得·哈卢比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纽带便是二者都"信奉无情残害的阶级斗争"。霍兰德对阶级斗争有类似的看法："相信无处不在、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让(马克思主义者)丧失了对道义的敏感，也为在无须运用暴力的社会体制中大肆滥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

　　一位名叫弗拉迪米尔·法克斯(Vladimir Farkas)的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级领导反思道，苏联共产主义比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更邪乎，因为"它欺骗地利用了人类最高尚的理想，而纳粹则毕竟还未如此"。英国作家、政治评论员大卫·普赖斯-琼斯(David Pryce-Jones)认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苏联，"其他国家没有像苏联这么自我伤害的，杀了这么多自己国家的人民"。苏联当然并非是唯一如此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来推行的迫害和杀戮，它的对象不仅是"敌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战友，甚至连领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

　　乔治·奥威尔在讨论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时认为，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凯斯特勒对"革命"就经受了这样的幻灭，"革命本身就是个腐败的过程。……不光'权力导致腐败'，获得权力的方式也导致腐败。因此，一切通过暴力手段改造社会的努力，到头来都会导致(大清洗)的审讯室;列宁导致斯大林，而且假如列宁活着，他也会跟斯大林一样"。

　　波兰哲学家和思想史家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一旦人们看清了这一点，便不可能再把它当作对现实生活有指导意义的信仰。他写道，"马克思似乎在想象，只要消灭了资本家，全世界就会变成一个雅典市集(Athenian agora)。只要取消机器和土地的私有制，人类就不再会自私自利，就会从此和谐地共同生活。"

　　霍兰德则指出，一个政权靠着乌托邦式的理想来支撑，并以它的名义实行高度集权，这样的制度要比既无须乌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权的体制不稳定得多，它需要不断用暴力维持稳定，越使用暴力，实际上越不稳定。苏联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稳定，道理即在于此。这是苏联制度的一个致命内伤，它的不稳定因素是内在的，而不是由外来威胁所造成的。

　　以为政府权力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信仰，全都管制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的观念。波兰裔美国籍学者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认为，这种让人厌恶的管制方式最终成为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指出，这种管制式统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规范起来，营造一个取消道德选择和差别的社会环境，代之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彻底和谐"。这样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是本来很平常的生活小事，也都成为具有政治含义的反抗。

　　苏联政治笑话许多都不是针对政府、政党、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对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谑戏回应，正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被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所管制的，所以对它们的谑戏也就成为对这一权威的冒犯和不敬，成为政治性的笑话，其中也包括那个他们装作相信但实际上已经不相信的信仰。

　　他们不会去攻击那个信仰，而是会拿它当一个仅供消遣逗乐的笑话。

——共识网

司马逸：超现实主义的习近平饶舌说唱

2013年年底到来时，习近平玩公关，参拜毛泽东尸体和亡灵，到庆丰包子铺吃包子秀亲民，结果招致公关灾难，导致"毛病养成恶习"、"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习包子"、"庆丰帝"之类的调侃和外号不胫而走。

习近平至今还没能从两年前的公关灾难中恢复过来——他至今不敢再公开吃包子；此外，他跟他父亲习仲勋和以莫须有的罪名差点把习仲勋活活整死的毛泽东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成为他领导下的中共宣传班子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

在2015年年底到来之际，习近平再次玩弄他屡试屡败、屡试屡糗的公关，通过他控制下的中央电视台推出饶舌说唱（rap）《深改组两岁了》，进行直截了当的自我歌颂,力图将包揽一切权力并由他亲自担任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一个又一个的败绩歌颂为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的这种公关蠢笨和音痴(tone deaf)立即成为中国国内外的大笑柄。于是，习近平宣传班子再赶紧推出堪称擦屁股式的配套宣传："中国用饶舌歌曲宣传深改成就 美媒：方式更悦耳"。

中共官方媒体此处所说的美媒，是指美国《华尔街日报》。该报12月29日发表报道说：

"在2015年即将结束之际，中国中央电视台以共产党的宣传方式推出新奇的饶舌说唱歌回顾过去一年，其中只有好消息。…当然，那说唱歌没有提及让中国难堪的事情，如当局决定驱逐法国记者高洁（郭玉），给著名人权律师浦志强判刑，天津的系列大爆炸，深圳的滑坡。这一切都发生在过去一年。"

对照阅读中共官媒的宣传和所谓的美媒报道，读者不能不慨叹，在人类文明史上，专制独裁政府的信口雌黄和颠倒黑白从未达到过这种超级娱乐的水平。

何谓超现实主义

娱乐既然属于文艺范畴，分析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蠢笨无比的公关宣传就不能不借助一点文学术语或文学概念。于是就有了"习近平的超现实主义"之说。

所谓的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是跟现实主义（realism）相对而言的。

现实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安徒生童话的《皇帝的新衣》——大权在握但愚蠢又虚荣的皇帝受了骗子的骗，光着屁股招摇过市令众人惊骇，并被不懂政治又没有惧怕心理的儿童说破。这童话生动形象地如实描绘了权力在社会上和人世间的运作，因此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皇帝的新衣》的续集——在天真的儿童指点说破皇帝裸奔的事实之后，众目睽睽之下的皇帝不是赶紧拉扯遮羞布遮掩羞处，或扭头逃回高墙之后的深宫，而是街市上原地立定，然后缓缓转身，旋转360度，720度，同时御用合唱队开始高唱颂歌，讴歌皇帝身段之美，肚皮赘肉形成迷人的皱折，屁股处没擦好的一抹抹排泄物痕迹金光闪闪香气飘逸，这续集就是典型的超现实主义。

用比较学术的话说，超现实主义是亦真亦幻，真假莫辩，犹如梦境，离奇离谱，令人眩晕。

用中国网民的大白话说就是"权力的裸奔"。

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2015年年底到来时推出的超现实主义宣传，令人不禁想起习近平的前任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灾难连连的穷途末路时中共官方推出的"文革"颂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从各种意义上说，2015年中共宣传机器推出的颂歌《深改组两岁了》跟1974年的颂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可谓一脉相承，不但歌词是蛮不讲理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式的狂躁叫喊，而且节奏也是追求快节奏。

所不同的是，当年毛泽东当局推出自吹自擂的颂歌，毛泽东自己没有赤膊上阵亲自发声。但习近平则在自我颂歌《深改组两岁了》中数次发声，从而完美地实现了"老鼠上称钩自称自"。

《深改组两岁了》之可笑

饶舌说唱（rap）起源于美国非洲裔移民的传统演唱艺术，原本是下层阶级的娱乐，充斥着对当权者和社会主流的挑战和调侃。习近平当局以这种艺术形式来进行歌颂当权者的宣传，这种现象本身带有牛头不对马嘴的先天性滑稽，因此受到国际媒体的普遍嘲弄。

但对那些密切追踪中国政情和社会的观察家来说，《深改组两岁了》的主要可笑之处还不在于这种牛头不对马嘴，而是在于它的歌词的哪壶不开提哪壶，类似于上文所提到的讴歌一抹抹的金光闪闪香气飘逸。

例如，习近平上以来所发动的所谓打老虎也打苍蝇的反腐运动，早就被中国公众看出是以反腐为名进行政治清洗，而且近来更是成为令人无法发笑的习当局为贪官打掩护的笑话，如红二代李小琳在瑞士银行暗藏数百万美元的巨款被国际媒体揭露，习当局装聋作哑并禁止调查报道；对红二代贪官薄熙来大呼大隆的司法审判在中共当局控制下只是以贪污受贿两千万截至，对薄熙来及其妻子的数以几十倍乃至几百倍的其他贪污和不正当收入装聋作并禁止调查报道。

但《深改组两岁了》却高唱以习近平为首的深改组对"苍蝇老虎大狐狸，抓抓抓抓，从严治党自身要硬司法改革一定要赢...有腐必惩，有贪必诉"，好像是中国公众是齐刷刷的傻瓜或眼瞎，没有能力看到和理解基本的事实。

中国的水源、土壤、空气污染之严重，从太空中都可以看到，但《深改组两岁了》却高唱"治水治气治土地治治治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习近平当局在2015年先是鼓噪中国股市四千点才是改革牛市的开端，一万点指日可待；在股市崩溃市值蒸发超过20万亿之后，又发布行政命令指挥市场，动员"国家队"入场救市；救市不成，再动用警察救市，并由此成为全世界的笑话。

在成千上万的中国股民听信了习近平当局的宣传入市赔的倾家荡产欲哭无泪之际，《深改组两岁了》却高唱以习近平为首的深改组"让不该伸的手不伸让市场自主"。

2016年超现实主义问题

在众多观察家看来，习近平宣传班子在2015年即将结束之际推出的饶舌说唱《深改组两岁了》可谓愚蠢至极，甚至愚蠢到很有精神病的嫌疑。

这种疑似精神病的的超现实主义可以令人想到很多有趣的问题，其中包括，推出这种无耻到可笑的颂歌究竟是

——习近平本人的主意，还是其谋士的主意？

——出于无知的无耻，还是出于无赖的无耻，或是出于心存侥幸心理期望依然可以骗人的无耻？

——41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推出，预示着毛泽东和"文革"气数已尽，如今《深改组两岁了》预示着什么？

探讨上述的种种无耻，还可以用童话说事——那个愚蠢又虚荣的皇帝被天真的儿童道破光着屁股，成为众人的笑柄，但他不赶紧扯遮羞布遮挡或扭头逃跑，而是原地转身360度展示其丑陋的裸体，究竟是因无知？还是无赖？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以为他依然可以安然无恙地裸奔？

走出童话，返归现实。对习近平当局纯粹的无知或无赖，中国公众除了发挥耐心尽力忍耐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好招法应对。对习近平当局存在侥幸心理，中国公众只能寄希望于发出更大的笑声来打破其侥幸心理。

不过，从各种迹象来看，即使是对无知或无赖，发出更大的笑声似乎也有益无害——君不见，自从习近平在2013年年底吃庆丰包子成为笑料之后，他就一直没敢再在大庭广众面前演吃包子秀了么？

写到这里，大概有人要担心，习近平宣传班子很可能会怂恿他在2016年再吃一次包子。假如真的是发生这种事情该怎么办？

上述问题可谓新年2016年的超现实主义问题。

——《纵览中国》首发

马龙闪：俄罗斯学界如何解释苏联的解体

综合俄罗斯学术界、舆论界关于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解释，总共提出了上述9种理论或9种观点，而其最大的概括、最精的提炼、最高的升华，具有最大覆盖面的结论，是"体制模式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苏联解体2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对这个问题，学界争论激烈，社会上众说纷纭，那么，俄罗斯学术界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人家作为当事国，作为身历事件的当事人，对自己国家的这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又是怎样评说的，我们应该仔细加以倾听和研究。从人家当事者那里得到的信息、史实和评说，应该说是最全面的，最有权威、也最有说服力的。我国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来自俄罗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和观点，大概是不无兴趣的。

　　其实，我国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也吸收了俄罗斯学界有关具体问题的不少资料和成果，但多是呈碎片状的，支离破碎而非系统性的，且由我们自己做了"思想加工"。有些人甚至采取"我注六经"的态度，在关键问题上依据一些经不起推敲和检验，甚至于子虚乌有或捕风捉影的说法，来注解自己的观点;更多的人，不是抱着冷静的科学理性，而是以高度情绪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来解说、"宣传"这个问题。至于俄罗斯学界和舆论界从整体上怎么看待、解释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原因这个问题的，我国学术界则很少做过全面而深入的介绍和系统的研究。

　　俄罗斯学术界20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其实像我国学术界一样，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了多方面深入而细密的探讨;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文章和著作，可以说同样是汗牛充栋。但是，对于俄罗斯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的综述文章，见诸我国报章杂志的却比较少。主要原因是，这些年我们国家设置的有关课题，都操之过急，没有人下足功夫去专注于此。国家规划的、有资金保障的、人力充足的课题，不研究这个题目，作为学者个人或某几个人，是不可能从事这类皓首穷经的项目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俄罗斯来说，毕竟身处异域他邦，对人家在这类问题上的研究，需要搜集大量的文本资料，了解起来相对是比较困难的，若不倾注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是难以胜任的。对于某些有点权、有点钱，又有相应物质资源的人来说，说实在的，他们也没有多少可资利用的专深人才来致力于此，况且俄罗斯学界的解说与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他们对此避之而唯恐不及，哪还会去研究此类问题。

　　所幸，最近为研究俄罗斯当代史学史，笔者集全力翻检了不少俄文报刊，看到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堪称是俄罗斯国家史学权威刊物的《俄罗斯史》，刊载了由其主编А.Н.梅杜舍夫斯基教授撰写的《从分析史学观点，看改革和苏联崩溃的原因》一文。该文简括而又精辟地概述了近些年俄罗斯史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我们可以借助这篇文章，结合其他资料加以综合，向我国学界介绍一下俄罗斯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总体研究情况。

　　一

　　梅杜舍夫斯基是在2010—2011年期间，为纪念苏联改革开启25周年、苏联解体20周年，撰写此文的。他说，过去"就这个问题所发生的争论"，"与其说触及的是事件过程的实质和对它的学术解说，毋宁说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在苏联开启改革四分之一世纪、苏联解体也已过去20多年之后，对这一问题进行完全学术研究的时机已经来临，因为这已为这一问题的理性分析提供了一定的时间距离"。他就是抱着这一态度，从分析史学的视角，采取信息认知论的方法，来冷静、理性地研究苏联灭亡原因问题的。

　　按照梅杜舍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对苏联崩溃原因的概括，俄罗斯史学界近些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归纳为七种理论，或者说七种观点。但他并不完全认同这七种看法，他从分析史学出发，用信息认知论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实际上可称为俄学术界就此提出的第八种看法;加上我们中国学者都很熟悉的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提出的苏共瓦解的"三垄断说"，实际上俄罗斯舆论界和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总共提出了九种理论或者九种观点。

　　下面让我们看看，解释、评说苏联败亡解体原因的这九种理论、九种观点，究竟都包含了些什么内容。

　　先看看梅杜舍夫斯基依据现代俄罗斯文献，对俄罗斯学术界解释苏联崩溃原因的七种理论、七种观点所做的概括。

　　第一，是帝国论。这种理论把苏联看作是同其他大帝国相类似的国家，其解体也与这些帝国瓦解有着相似的各种原因，主要是在现代化条件下发生的政治不稳定和民族冲突。按照这种观点，帝国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它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帝国必须靠维持世界政治格局中各种力量的平衡，一旦失去这种平衡，就会导致"帝国走向极端"并引致解体和灭亡。这一类型的国家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国家规模巨大;二是，国家在民族构成上具有非单一性，就是说，它包括相当数量的民族，具有国家管理的超民族结构;三是，帝国的所有部分都是靠强力来支撑。维系国家的基础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从经济到军事制度，从宗教到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相应的就是，一旦失去构成制度标志的其中之一，国家的解体就是不可避免的。提出这种观点的西方和俄国学者为数不少，笔者作为中国学者，第一次听到这一观点是在1996年，那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科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Н.萨哈罗夫应邀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时介绍的。

　　对这一理论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帝国"是包含各种类型的国家，"帝国"这一概念本身就有不确定性，所以，很难划清"帝国"与"非帝国"的界限。在他们看来，在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构成都有相似的特点，无非是表现得弹性大小而已。这些持异议者还有一个论据，认为苏联与传统殖民帝国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其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同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相比拟，恰恰相反，它们之间不完全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出于这方面的原因，А.Н.梅杜舍夫斯基本人也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观点。

　　第二，是民族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把苏联国家解体的原因看作是没有形成具有明确价值观和公民身份的民族，或者相反，认为是"主体民族没能掌控国家局面"。而"就苏联的情况而言，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造成民族结构标志物的不稳定性，而形成民族精英之后，他们要求建立对本地区政权和资产所有权的监督和控制，并力图把资产私有化"。同样，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压倒苏联的弥赛亚思想而占据上风，成为主要的破坏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为数众多，一度在俄罗斯学界曾风行一时，并曾在一段时期内影响我国。

　　不过一些俄国学者认为，这一理论虽然有其表面上的说服力，但实际上偷换了因果关系，是用国家解体的结果来解释它的原因。就苏联的情况而论，倒是恰恰相反：是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现象产生了民族，并导致民族的分裂，而不是相反。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存在了那么长时期，而它瓦解后却重新建立了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这些学者拿出的论据是，有相当数量的多民族国家，如西班牙、大不列颠、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它们都是按民族区域分配权力和财富的，至今这些国家也没有解体。即便包括当今的俄罗斯联邦和后苏联地区的一些国家，也是如此。

　　梅杜舍夫斯基大体认同这一观点，并不同意民族主义是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

　　第三，是民族—人口理论。该理论把危机的原因"看作是对帝制国家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民族，遭到侵蚀而发生的民族关系的变化"，即，主体民族由占国家族群的多数转变为少数，因此，国家"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

　　包括梅杜舍夫斯基在内的一些俄罗斯学者，也不认同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虽然如实地描绘了崩溃前夕苏联民族—人口形势的变化，但没能对其他一些帝国崩溃的逻辑做出解释，因为那些国家的民族人口，并未发生上述数量上的变化。

　　第四，社会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把苏联衰落的原因，看作是制度造成的缺乏经济效力，而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而是以计划经济和强制劳动为基础的。其后果是，社会发展停滞，政治制度断裂、革命危机爆发和苏联解体。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苏联这种类型的国家，在这方面像停滞不前的具有东方专制制度或专制皇权制度的国家一样，处于现代世界进程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而一当企图摆脱计划经济的困境，就会导致解体和垮台。按照这种理论，世界石油价格的暴跌就成了苏联不稳定的起爆器。这一观点是经济学家、叶利钦时期的总理盖达尔在《帝国的灭亡——现代俄罗斯的教训》(莫斯科2006年版)一书中提出的。

　　持异议的学者，对这种理论提出了三点驳论：一是，该理论没能对这种制度这样长期存在的原因做出解释，因为该制度先前他也曾遇到过这些经济困难，但却能够通过镇压的手段加以克服;二是，这种理论对下述问题也没能做出回答：为什么这种制度不垮台(这种例子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就不能使之适应新的经济条件;三是，该理论没能揭示出在国家激烈动荡后，传统的政权精英为什么能在事实上保存下来，因为其保存下来是造成他们接踵而来的专断复辟倾向的原因。

　　第五，是现代化危机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苏联在有效实现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以后，却没能力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及时改革社会经济制度。"苏联在这时虽然还保持着对外扩张的势头，但无力改革却导致国家在技术和军事上的落后。这样，就在冷战中表现出了失败，也遭遇了意识形态的崩溃。于是，这种现代化的危机便转化为帝国的危机。这种观点，是由曾被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的俄科学院院士、西伯利亚分院院长В.В.阿列克谢耶夫等人表述的。

　　梅杜舍夫斯基对这种观点的说服力表示质疑，指出：这样说，"未必能解释得通苏联现象的本质特点，因为技术落后早已存在(惟其为克服技术落后这一任务，才使共产主义制度在其整个存在期间合法化)，而意识形态瓦解和国家解体则发生在苏联军事强大的巅峰"。这就是说，用现代化危机理论来解释苏联的崩溃，不完全符合苏联的实际情况。

　　第六，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之为"阴谋论"。这种观点认为，苏联的解体和瓦解，是"一种全然预谋策划的行为"。这就是说，"是外部压力和内部阴谋，或者是二者里应外合把苏联搞垮的"。这种说法，主要是在戈尔巴乔夫后期被撤职的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其《改革：背叛的历史》和《大国的悲剧》这两本书中提出来的。这两本书多年前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其观点为一些中国学者广为传播，所以，这一观点不仅为我国学界，而且为社会大众十分熟悉。

　　在传统上，凡解释革命和政变，往往都会提出类乎这种"阴谋论"的说辞。梅杜舍夫斯基认为，这种说法无法回答下述这个主要问题，即为什么像罗马帝国这样的国家，不能防范这类阴谋的发生，而同时，其他一些国家为什么又能成功地加以防范?在这位学者看来，每当一个国家被倾覆瓦解，与之有重大利害关联的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往往"诉诸带有浓重情绪色彩的论据，诸如'背叛民族利益'等等的说法，这是不可避免的"。言外之意是，情绪终归是情绪，代替不了理性的分析。梅杜舍夫斯基认同西方学者的下述观点：尽管苏联解体瓦解的"外部因素无疑是存在的，但没有理由将其绝对化"。这位俄国学者认为，这种"阴谋论"近乎个人决定论，事实上，这是把苏联解体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因素"或者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个领袖人物的虚荣和冲突"。

　　这样看来，这种"阴谋论"，是我国的一些学者，大多是半学者和半政治人物，从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等人那里原封不动搬过来的。

　　第七，综合论。这种理论以Р.Г.皮霍亚教授为代表，此人曾任叶利钦时期的国家档案局局长，现任俄罗斯国家行政学院一个教研部的主任，他不同意用一种主要原因来解释苏联的瓦解，认为"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瓦解苏联的唯一主要原因"。因为"苏联解体不是历史地决定着的，这就不是某一历史规律的体现"。持这种理论的学者，还包括这一类观点，认为国家垮台的原因是文明冲突论的结果，也是上述所有一系列因素，特别是民族种族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交相结合的结果。

　　梅杜舍夫斯基认为，文明冲突论本身就缺乏明确性，这使人们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运用这一理论，所以在他看来，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同时他也认为，列举各种原因来解说苏联瓦解，意味着人们无法找到其中某一主要原因来准确诊断苏联的病症和死因。

　　从上述可以看出，梅杜舍夫斯基对上面提到的这七种理论，或者说七种观点，都一一提出了驳论。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集中论述了不认同上述一系列理论观点的理由，他认为："所有这些理论，只是说明了现象的个别方面，无法作为包罗所有方面的因素令人信服。这些用单一因素和多因素的解释之所以缺乏说服力，其原因在于，它们无法揭示出危机各种变化情况的体制性关联;它们没有考量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因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可划分为整体性原因和短期性原因。这些解释之所以缺乏说服力，原因还在于，它们通常具有宿命论的特点，因为它们是从国家崩溃的预设性出发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混淆了因果关系，没有分析在各个阶段存在的各个过程的变化，或者相反，它们也陷入了历史唯意志论的对立的极端，把事态归结为领袖人物的感情用事和失误。这些解释并不是排他性的，不是与其他解释不相容的，因为它们几乎都可以归结为整个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最后，这些解释也显得很不具体：假若苏联注定要解体，那为什么存在了这么长时间，而又为什么这解体又恰恰发生在20世纪末，而不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或20世纪60年代?须知，那时上述所有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存在的。这些理论总的缺陷是，它们实质上重复着人们在解释过去罗马帝国和其他帝国崩溃时所提出的论据，从好的方面说，它们是企图依据19世纪出现的理论，来解释现代史上的现象，从坏的方面说，它们是为此利用了当年那个时代本身的术语，而同时又依靠从苏联意识形态中因袭来的思想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就不能认为这些解释是完备的。"

　　梅杜舍夫斯基关于上述七种苏联解体瓦解原因论的这段话，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一、他虽然不认同对苏联解体瓦解的这七种解释，但他没有把这些解释同他的看法完全对立起来。他说："这些解释并不是排他性的，不是与其他解释不相容的，因为它们几乎都可以归结为整个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这就是说，"整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才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而其他因素都是从这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因素派生的，"它们几乎都可归结为"这个体制。

　　我国读者中，可能会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这怎么说得通，难道能把认为"戈尔巴乔夫因素"是苏联瓦解主要原因的观点，同认为体制模式是苏联瓦解根本原因的看法协调起来吗?其实在我国，早有学者讲过，"戈尔巴乔夫现象"实质上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更确切些说，它是对斯大林体制"逆反效应的产物"：惟其曾有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才引发戈氏提出的"民主化";惟其有斯大林惨无人道的"大镇压"，才会有戈氏要求的"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和"人道"，是针对斯大林的"非人道"和"专制独裁"而提出的;他提出的"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正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逆反效应的产物"。所以说，"体制模式"是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并不排除其中这个"戈尔巴乔夫因素";非但不排除"戈尔巴乔夫因素"，也不排除"叶利钦因素"、"赫鲁晓夫因素"、勃列日涅夫因素、苏斯洛夫因素、日丹诺夫因素，等等，因为所有这些人物及其活动，都无一不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无一不是苏联瓦解的或大或小的因素之一。

　　在我国学术界，有人太过强调戈尔巴乔夫个人因素对苏联解体作用的观点，有"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嫌疑而遭到人们否定以后，最近两年，这种观点又演变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共腐化变质说"，其实，"苏共腐化变质"，或早一些变或晚一些变，不管在张三手里变，还是在李四手里变，这也无不与"体制模式"相关联;因为苏共本身就是这种体制模式的产物。

　　至于上述对苏联瓦解原因的其他种种解释，也几乎无不同苏联这个具有"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这样或那样地联系着，因为它们都是由后者决定并派生出来的。

　　二、还应提请注意，梅杜舍夫斯基在这里把造成苏联危机的原因，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整体性原因"，一类是"短期性原因"。这种划分极为重要，过去在苏联解体原因问题的研究中，还几乎没见人提出过这种划分：所谓"整体性原因"，就是对苏联历史发展全过程，几乎在各个时期，在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影响的原因;所谓"短期性原因"，顾名思义，是只在某一时期，某一时段，或只在某个局部方面发生短时间影响的原因。通过这种划分，就可以在影响苏联瓦解的诸因素中，区分出轻重缓急和主次分量来，不至于对各种因素进行一、二、三、四，不分主次轻重地平行罗列，这样，就能从造成危机的大量因素中，进行比较分析、过滤筛选，突出最权重者。把这位俄国学者的这种区分，放在中国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毛泽东关于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思想。不过用梅杜舍夫斯基的概念，在这里便于更具体、深入地理解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其实，为了更全面、更易懂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在梅杜舍夫斯基这两个概念和范畴的基础上，再加以扩展，进一步划分出下面一些范畴和概念，比如"全局性原因"和"局部性原因";"长期性原因"和"短期性原因";以及"全覆盖性原因"和"点线性原因"，等等。这样，就能把梅杜舍夫斯基提出的"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性原因，同经过信息筛选过滤，排除其信息杂质，吸取其合理成分之后的上述七种原因论，基本协调一致起来。所以，这位俄罗斯学者说，上述七种原因论解释"并不是排他性的"，它们几乎都可"归结"，并统一于"整个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这就是说，这种"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是属于"全局性原因"、"长期性原因"、"全覆盖性原因"和整体性原因，而上述七种原因论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只属于"局部性原因"、"短期性原因"、"点线性原因"和"个别方面原因"。总之，"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性原因，是可以覆盖和涵括上述所有原因的。

　　梅杜舍夫斯基之所以对上述七种解释不加认同，就是因为它们之中任何一种原因论解释，都不能与"整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性原因相比拟，因为只有这种"体制模式性"原因可对苏联历史过程产生这么长久、这么深刻，这么多方面、这么全局性的影响，可以全面覆盖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军事、外交和社会各个方面，对其各个时期的危机做出解释;而其他七种解释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起这种长期性、全局性的作用。而且，这位学者通过在后面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了这一体制模式性因素在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又怎样造成了苏联更大、更严重的危机。

　　在梅杜舍夫斯基看来，上述七种原因说之所以说服力不足，是因为它们大多因袭过往时代(19世纪)的旧说，来解释一个全新时代的现象;或者因袭苏联时期僵化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它自身的灭亡，这正像一个人自己来评价自己，用自己的话语来为自己辩解一样，是显得苍白无力，无以说服人的。况且，它们只能对历史过程做一个局部方面或某个时期、时段的说明，而不能进行全覆盖式的、全局性的、长时期的、总体上的说明。

　　二

　　梅杜舍夫斯基正是突破19世纪和苏联时期的思维框架及思维局限，依靠信息认知论的方法，从历史分析的视角，用新的话语体系，对苏联瓦解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信息认知论是在信息化时代条件下解决信息认知方式的一种理论。在信息社会，通讯工具多样，计算机普遍应用，互联网发达，人们从各种渠道都能轻易获得或发布大量信息。这样，就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权和发布信息的自由权，以至于不限于书刊就能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然而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信息质量的问题，即所得信息是否经过了检验核实，是否确实可信可靠的问题。近些年在研究苏联解体瓦解原因问题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有些人拿出子虚乌有或虚无缥缈的材料，就来论证重大严肃的历史政治问题，比如，用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讲话"来论证他的"背叛"：这个讲话，后来经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查证，该国根本就不存在一所叫"美国大学"的高校，何来戈氏在这里的讲话?!况且，经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核实，标明戈氏该讲话日期的那一段时间，戈氏就没到过土耳其。就是这样一件没经核实，只是在一个研讨会上被抛出的纯属子虚乌有的资料，就被我国某些学者到处引用。甚至在核实此材料为乌有的十年之后，不久前在我国被号称为最有权威的学术刊物上还在传播。近年，在谈论苏联解体问题时，一些学者运用类似这类乌龙性资料尤多，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正是根据信息社会中信息爆炸、出现信息质量问题这一现象，信息认知论才应运而生。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各种验证方式保障信息及其来源的可靠性，以确保信息的质量可信度。

　　梅杜舍夫斯基正是依据这种理论和方法，对涉及有关苏联解体问题的信息及其来源，通过构建现实实在的认识动机，用信息可靠性标准对各种各样的信息加以筛选，区分真实信息还是过手(虚假)信息，是学术创造型信息还是转播宣传型信息，是经过操控腐蚀而变形的信息，还是真实直接的学术信息，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对信息来源者的历史意向和行为动机加以分析，就能鉴别、确定信息资源的质量来。这位严肃的俄罗斯学者，依靠这种严格的信息分析法和信息筛选法得到的资料，进一步通过历史分析，得出结论认为：

　　"苏联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但与俄帝国不同，它是自然而平静地灭亡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倒不是苏联的解体，而是它竟然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其长命的基本原因在于核武器的遏制作用)，因为它既违背经济规律，又与人类理智的本性背道而驰。苏联不是被居心叵测的人搞垮的，而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官方也承认)它的结构模式的反常规性和无效能性而瓦解的;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苏联的基础。它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就像一栋房屋，是匆忙草率搭建起来的，它的整体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失去任何支撑能力。可以说明这个论断的基本证据就是，在它垮塌之时，没有任何人起来对它进行维护。与此同时，也丧失了用全新性质形式构建政治体制的机遇，因为，精英们在全球化信息过程的背景下，恰恰不懂得如何构建政治体制的真正机制，不懂得掌握制度性参数，不懂得如何稳步而有计划地推进改革。这样一来，由于离心倾向超过向心倾向，在20世纪末全球化条件下，这种体制的解体便成为不可避免。"

　　这段话言简而意赅，有关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重要论断尽含其中。笔者尽量严格按其原义并用易懂的语言翻译了出来。尽管如此，对于某些非专业读者恐怕仍显得不易理解，出于这一考虑，在此不妨再多费点笔墨，对其主要含义略作一些阐释。

　　第一，这里主要强调指出，"这种"苏联"模式"是其解体瓦解的根本性的、也是主要的因素。这位俄罗斯学者特别强调："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苏联的基础"，它是决定苏联解体瓦解的整体性因素，即起着全局性、长时期、全覆盖影响的因素：因为"这种模式"作为"苏联的基础"性因素，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从一开国到其历史的终结，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影响;它对苏联的作用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孔不入，超过前述各种原因论因素的权重和分量;前述七种因素都是由这个整体性因素派生出来，并由它所决定的。

　　前面曾经论及，在梅杜舍夫斯基看来，其他七种原因论解释与他的"体制模式说"，并不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而是前者可"归结于"后者，后者可涵括前者。这样看来，梅杜舍夫斯基实际上是依靠信息认知论的方法，排除前者在学理和资料信息上的一些非理性成分、附加杂质和虚妄因素之后，在前七种原因论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对苏联解体原因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是对以前研究成果的提高、锤炼和升华。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也提出了较为独特的解释。在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方面，梅杜舍夫斯基没有责难个人，而是归结为整个"精英集团"，归结为他们不懂得"在全球化信息过程的背景下"怎样进行政治改革，不懂得"如何构建政治体制的真正机制"，如何一步步"有计划地推进改革"。而且，这个"精英集团"在改革问题上纷争不断，曾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和对抗，这样就贻误时间，丧失了改革的最佳机遇，最后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解释与我国学界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把苏联解体灭亡的责任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个人及其在改革上的错误和失败，而是将责任归之于整个"精英集团"。这倒是别开生面，应该引以深入思考的。

　　从梅杜舍夫斯基的结论看，他关于苏联瓦解的"体制模式说"，倒是同我国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多数主流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客观地说，他的论证更深刻一些，方法论显得更严谨。不过，我国学界就"体制模式说"提出的时间，要比这位俄罗斯学者早得多;我国学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就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这种观点，较之他在2010 - 2011年提出，要早了10多年时间。

　　就世界学术界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学界，是对苏联瓦解原因问题研究最给力的国家，我们两国投入的力量最大，对问题开掘得最深，因而取得的成果也最为显著。就目前我们对俄罗斯学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可以说我们两国学者得出的结论，是殊途同归，相当一致的。在两国学术界，分歧和激烈争论都存在，但这是表面现象。剔除一些学者在学理、动机上的非理性，以及在资料信息上的虚妄杂质外，总的来看，几乎把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所有因素都可以归拢、统一于"体制模式说"这一总的结论中来。

　　为了说明整个问题，在这里笔者不妨举出一个饶有趣味的例子。我国有一个学者，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上，他认为，是思想、组织和政治"三大主要原因"造成的;在这三大原因中，每一原因的现实因素和历史因素，在他看来基本是各占一半。说实在的，这种看法较之"王小石"的观点，更客观一些，但基本属于"王小石"观点的范畴。这种看法可以说是他预先形成的定见，是"先入"的观点。但在论证问题的过程中，他通过对"三大主要原因"的阐述，在做结论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综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这里明显表现出了这位学者"先入论断"与其"下意识""逻辑结论"的矛盾：在该学者那里，是历史逻辑的强大力量在一闪念之间占了上风，让他得出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思想、组织和政治)三大主要原因"是"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之上的结论;而这一结论正是同他在文章开头，甚至同这句话后半句得出的"先入论断"相矛盾的。从这个例子可以明显看出，属于王小石观点范畴的一类论说，实质上是可以归入"体制模式说"的，因为这一结论有强大的内在历史逻辑力量。

　　我们从俄罗斯学界的研究联系到了中国学界的情况，从俄国学者梅杜舍夫斯基的"体制模式说"，联系到了中国学者的"体制模式说"，这似乎扯得远了一些，但这样联系起来，会让中国读者感到更贴近我们自己，更容易理解一些。

　　三

　　上面我们集中谈到的有关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体制模式说"，也就是梅杜舍夫斯基从分析历史和信息认知理论出发，对苏联崩溃原因所做的解释。这实际上是俄罗斯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苏联解体原因所作的第八种理论解释。再加上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苏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提出的"三垄断说"——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也就是说，是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行政特权制度，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灭亡。这是俄罗斯对苏联解体原因所作的第九种理论解释。这第九种解释，实质上与梅杜舍夫斯基的"体制模式说"异曲而同工，只是更集中着眼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方面，并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

　　这样看来，综合俄罗斯学术界、舆论界关于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解释，总共提出了上述9种理论或9种观点，而其最大的概括、最精的提炼、最高的升华，具有最大覆盖面的结论，是"体制模式说"。因为正是这一原因论解说，不仅涵括了"帝国论"、"社会经济论"、"现代化危机论"，而且覆盖了久加诺夫的"三垄断说"和"综合论"的各个因素，甚至在筛除其情绪因素、信息杂质和不实因素前提下，也包括了"阴谋论"中某些合理的"戈尔巴乔夫因素"等。可见"体制模式说"，是解说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各种理论观点的提高、深化和升华的集大成者。

转自《共识网》

胡少江：香港的二零一六年将更加寒冷

香港市民迎来了二零一六年，但是在新年前夕发生的两起政治事端足以使香港市民们对香港的未来更加担忧。第一件事有关香港大学的一项行政任命： 香港特区政府在二零一五年的最后一天发布《宪报》，公布特区首席行政长官梁振英任命亲大陆政府人士李国章为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这项任命违反了香港大学绝大多数学生和学者的意愿，一经公布，立即招致了强大的反对声浪。 

第二件事是出版人再次失踪。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股东李波先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七时左右在书店的仓库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在具有法治传统的香港，公民被无端带走，这无异于一桩恐怖事件。向新闻界披露该事件的人直言，他十分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失踪"的人；失踪者的家属也不敢发表公开评论。 

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在二零一五年的最后一天，令人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政治寒流在二零一六年到来之前便已经先行吹到了香港。事件清楚无误地表明，在二零一四年争取全民普选的学生市民运动之后，经过周密策划，大陆政府和特区政府对香港民主派的"秋后算账"正在加紧进行。香港将迎来一个政治上十分寒冷的二零一六年。 

李国章是一位跨界名人。他曾是医生、学者，回归后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和特区教育统筹局局长，现时是香港行政会议成员。与此同时，李国章还是在中国大陆分行网络最发达的外资银行－－香港东亚银行的副董事长。在被任命为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之前，李国章已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在去年围绕港大副校长任命的一次政治对垒中以立场亲共而且强硬而著名。 

不久前，围绕是否任命同情民主运动的著名法学家陈文敏担任副校长一事，香港大学内的民主和保守阵营发生尖锐对立：一方是亲共的特区政府及其支持者，另一方则是绝大多数的学生和教授。作为校委会成员的李国章在该事件中表现蛮横无理，被视为大陆政府控制香港大学教育的的代言人。在港大内部的大量反对声中，特首梁振英坚持任命李国章为校委会主席，表明了大陆和特区政府加强对香港高等学校的意识形态控制的立场更加坚定。 

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失踪一事也极具政治性和恐吓性。铜锣湾书店是香港出版和发行与大陆有关的政治书籍的著名书店，出版了大量在大陆被禁止发行的书籍，成为大陆访港游客突破新闻封锁、了解真实的现代政治史实的一个窗口，当然也成为大陆情治部门的眼中钉。在李波新年前夕神秘失踪之前，自去年十月起，该书店已经相继有四名股东和员工失踪。据媒体报道，其中的一名失踪者被目睹为四位大陆人士从泰国的住所带走。 

国内外的民主派人士指出，大陆机构从香港、泰国等地公然带走香港居民，说明大陆的政治压制已经通过其臭名昭著的情治部门延伸到了香港。这不仅仅是对"一国两制"承诺的违背，更是对香港的法制传统和国际法的蔑视。这也说明，为了维持专制制度，大陆政府已经撕破脸皮，将香港、香港居民也列为可以任意恐吓和迫害的目标。 

新年前夕发生在香港的这两件事不可低估。它说明大陆政府已经重新调整其对香港的政策。它要抛弃过去为了顾及国际舆论而对香港民主派网开一面的政策。在大陆政府看来，以其控制的丰富资源和在国际上日益强势的地位，它完全可以对任何反对声音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这种强硬态度不仅仅是对香港的，也是针对大陆的。不难想像，香港的二零一六年会更加寒冷，整个中国的二零一六年也会更加寒冷。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