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情势的发展，当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冷漠和疏远，让他逐渐失去军人们对他的信任时，亚佐夫对他的失望情绪也在与日俱增。
在军人眼中，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一切，苏联总统与军队之间形成了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这种鸿沟不仅存在于军队对戈尔巴乔夫不再维护自己利益的不满，而且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改革路线也表现出极度的抗拒。
就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下属的信任时，叶利钦却在积极拉拢军方将领，以期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原苏联空军通信兵主任科别茨将军一九九一年初已公开倒向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九一年七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年轻的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给他介绍部队的情况。图拉空降师驻守在莫斯科郊区，叶利钦顺着直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
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一个月后，格拉乔夫等到了兑现承诺的时机。
科别茨和格拉乔夫很快发现，苏联空军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上将也与他们志同道合。
但戈尔巴乔夫依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降临，他在一九九一年八月四日飞往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周后返回莫斯科，八月二十日出席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
按照新的联盟条约，新的联盟之下是一个个主权共和国。谁将领导这个松散的新邦联国家？哪些机构将裁撤或保留？这些在条约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许多权势人物在新的联盟机构中找不到其所在部门的位置。
签署新联盟条约，就意味着苏联这个主权国家的灭亡，对于军队高官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那些后来被称为"政变分子"的人，来到莫斯科列宁大街尽头一座代号为ABC的克格勃秘密据点密谋。来自军方的代表有亚佐夫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上将。这些参加密谋的人，在"八·一九"事件结束后成了"水兵寂静监狱"的狱友。此时，后来在俄罗斯任总统达十二年之久的普京，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列宁格勒市政府官员，同时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
亚佐夫的办公厅主任伊万绍夫中将回忆："失望是使这位一向循规蹈矩的国防部长（亚佐夫）站起来反对总统和军队最高统帅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亚佐夫看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路线已经不符合从前所宣布的改革目标了。"
一年后，在"水兵寂静"监狱，亚佐夫这样解释他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原因，尽管此人几年前把他从遥远的远东调到首都，有知遇之恩，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经济崩溃了，民族冲突越来越尖锐……戈尔巴乔夫作为积极的国务活动家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和他的政府实际上已经不是在解决国内的问题"。
把军队开进首都
亚佐夫是旧体制的受益者，旧体制让他到达权力的顶峰。最终，他下定决心，同意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把军队开进首都。亚佐夫错误地判断：军队开进首都，就可以挽救苏联。
但亚佐夫在下令时强调，军队进驻只是为了维护秩序，而不是战斗。
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开始忙碌起来，驻守在莫斯科近郊的军官们被召到这里的苏军总参谋部。塔曼摩托化步兵师师长马尔琴科夫、坎捷米罗卡坦克师师长丘日科夫几次来到总参作战部，并受到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大将的接见。
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领导的部队也举足轻重，他的图拉空降师就驻守在京畿重地。此前，亚佐夫向格拉乔夫交办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和克格勃的人一起分析国内形势和前景。尽管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对格拉乔夫的业务素质和办事能力有怀疑，但亚佐夫认为，格拉乔夫"和其他同志一起也许能胜任这项工作"。
对格拉乔夫的怀疑事出有因。一九九一年初，立陶宛维尔纽斯、拉脱维亚里加发生流血事件，军方出动军队占领电视台、广播电台。占领电台、控制舆论，这是苏联人的一贯做法，似乎只要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天下就平安无事。流血事件后，格拉乔夫在《红星报》上公开表示，他不同意当局利用军队对付和平居民的做法。对此，克里姆林宫有人不满意，亚佐夫把格拉乔夫狠狠骂了一顿。
不过，空降兵司令应该纳入到计划中来，因为一旦事态朝最坏的方向发展，格拉乔夫这位在阿富汗战争时就以勇敢著称的空降兵指挥官会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突击力量。
亚佐夫在军事生涯里经历和组织过无数次大小战役和演习，但他并不知道，当大量坦克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如何在楼群密集的城市里保住政权，同时不对反对者使用武力？在亚佐夫和部分军队人士看来，他们只想将坦克开上街头，以保住苏联的旧有体制，但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能向反对者开枪。
副总统亚纳耶夫的一句话让亚佐夫稍感宽慰。在克格勃ABC秘密据点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亚纳耶夫说，对国家崩溃的政策愤怒到极点的人民，会兴高采烈地迎接出现在首都街头的军队，形形色色的民主派都将溜走，在人民、党和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军队的热烈支持下，祖国获得拯救。
但军队开进首都，没有产生威慑效应怎么办？反对派没溜走怎么办？如果出现流血冲突怎么办？政变分子却没有真正考虑过。没有公认的领袖，害怕负责任的情绪，缺少相互协调的计划，都为失败埋下了伏笔。
不开枪的士兵
八月十九日当天，杨恕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第一个上街的人。上午，大批坦克还在陆续开入城区。街道平静，商店开门营业，国际旅行社也开了门，大家照样排队买票。
莫斯科大剧院的左侧，停了几辆军车。警戒线前，站了几个士兵，拿着枪。
有几十个市民走上前质问士兵："你们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士兵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让我们来，我们就来了。"市民又问："那你拿着枪干什么？你是不是想要开枪？"士兵说："枪里没有子弹。"市民说："没有子弹你们可以发嘛。"
"被市民指责时，那些士兵都是很胆怯的样子，就让老百姓骂，没有辩解。"杨恕对南都周刊记者回忆。
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士，举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孩子们回家去"，这是对士兵们说的，落款是"战士母亲协会"。
杨恕在红场周边观察，他认为，没有一个士兵打算开枪。就是有人下令开枪，军队也不会这样做。
"苏联的社会基础已发生改变，没有能力去调动或动员整个军队参与其中。苏联军队也出现了分化，很多军人也不同意用政变的方式去推翻一个合法政权。"杨恕分析道。
临近上午十一点，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部队已占领接近白宫的要地。白宫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叶利钦已从居所驱车到达这里。政变分子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通信也没有中断，只是派了些人跟踪他。
事实上，叶利钦知道军队的动向，甚至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动态他也悉数得知，因为格拉乔夫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快，有些官兵带着坦克倒向白宫保卫者一方，他们掉转炮头，支持叶利钦。
叶利钦意识到形势对自己有利，八月十九日中午，他走出白宫，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一辆坦克。苏军总参谋部上校布兰涅茨和几个军官一道换上便装，以来回走动的方式在莫斯科街头军队的周围执勤，并把侦察到的情况定时向首长汇报。
"在叶利钦演说那一刻，他显得非常漂亮：他的整个外表，手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话都散发着胜利的激情。"布兰涅茨回忆。
在演讲中，叶利钦多次使用"军政府"一词，这令布兰涅茨心中一阵阵刺痛。他认为，"军政府"这个称呼带有侮辱性，其不正确性在于，军政府通常搞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叛乱。在这个八月，就是把政权白白送给军队，军队也不要，因为军队的使命并不是为了夺取政权。事实上，部分军队人士始终觉得，他们将坦克开上街仅仅是为了保住旧有体制，而绝不是夺取政权，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向反对者开枪。
亚佐夫同陆军司令部、莫斯科军区和其他军区保持不间断的联络，他不断向下属强调："不容许发生流血。"此时，军队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些军官坚决反对动用武力，因为在保卫白宫的人中有妇女、儿童和老人；而另一些师、团指挥员则要求采取坚决行动。
格拉乔夫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作为军人，格拉乔夫不能抗命，他坚决执行亚佐夫把空降师调进首都的命令，向亚佐夫及时报告；但另一方他还和叶利钦保持联系，这是一个天大的升迁机遇，他不想错判形势，站错队。
八月十九日凌晨，叶利钦给格拉乔夫打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格拉乔夫从亚佐夫那里听来的戈尔巴乔夫生病的说法，叶利钦予以驳斥。他问："你能派自己人来警卫我们吗？"格拉乔夫同意。
当天下午，按照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白宫保卫者一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列别德少将。
尘埃落定
"军队为什么原地不动？它应当显示力量。"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多次催促亚佐夫下令采取行动，驱散白宫前的人群，但亚佐夫必须考虑行动可能引起的流血事件，他又一次想起第比利斯骚乱时军队采取的驱散行动。
历史学家后来把第比利斯骚乱视为苏联解体的开端，在这次骚乱中，军队成了替罪羊。军队驱散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人群，造成十九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类似的流血事件一九九一年年初还刚刚在维尔纽斯、里加发生。
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首都，是国家的心脏地带，没有人能承担在首都开枪的责任。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格拉乔夫如此向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通报：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
当国家面临消亡的危险时，亚佐夫希望加入到拯救国家的行列，就像参加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卫国战争，光荣地战斗。那时，法西斯德国就是他的敌人。在漫长的美苏争霸时代，美国就是他的敌人。
但现在，如果有战场，这个战场是在首都莫斯科。敌人在哪里？是那些说着俄语、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吗？
向同胞开枪，会有什么后果？亚佐夫和军方不敢想象。他们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意军队对外争夺时的大收缩，希望加入这场政变，扭转国家的颓势。但他们同时也坚信，在国家内部，绝没有发展到必须对国人动刀子的地步，此前军队动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带来的血腥教训，使得他们始终徘徊在犹豫和动摇的边缘。虽然紧急状态委员会制定了夺取白宫的计划——"大使馆"行动，但这个命令从未下达。
八月二十一日凌晨，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又响了，对着话筒，亚佐夫的回答很直接："我不能派小伙子们去对付那些醉醺醺的人。"当时，亚佐夫同意对《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讲几句话。记者问："军队是否要冲击白宫？"亚佐夫声明："不，不会的。"
黎明时分，又一阵坚决的电话铃声响起，亚佐夫不得不拿起话筒。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国防部长到他们那里去。"打来电话的是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我不能去那里。"亚佐夫断然拒绝，他让阿恰洛夫带话，"告诉他（克留奇科夫），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
当天清晨，国防部召开了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于是，亚佐夫下令撤军。阿恰洛夫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
在杨恕看来，不开枪成为军方的情绪，没人愿意下这个命令，即使下这种命令，也没有人愿意执行。"莫斯科军区司令天天在电视上表态，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不顶用。不开枪，是苏联军队的情绪和政治选择。"杨恕分析。
三天后，六十八岁的苏军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死者穿着整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手里没有枪，元帅把窗帘绳折在一起做成绳索。"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放在一边的遗书写道。苏联官方没有表示慰问，第一个为他写下祭文的是一位美国将军。
两个月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九时三十二分，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代之以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元帅为之奋斗的国家灭亡了。
仍在军队任职的布兰涅茨很快看到了一幅军中浮世绘：亚佐夫及一些老战友住进"水兵寂静"监狱，三年后获俄国家杜马大赦出狱；格拉乔夫、列别德等人迅速堆积官职；一些将军和上校示威性地撕毁党员证，大声讲述他们的祖父曾放火烧了苏联建立的集体农庄。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八十一岁的亚佐夫授勋，作为他的生日贺礼。当初为挽救旧体制而作出的努力和面对民众始终坚持"不开枪"的举动，为亚佐夫赢得了俄罗斯人的尊重。
有人在评价"八·一九"事件时说，假如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帮"为首的是个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儿就得手了。
想起这些事，叶利钦仍感觉后怕。"政变分子若诉诸武力，连锁反应就会传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席卷全国。"他在一本传记中写道，"懂得人生价值，在犯罪前体验到恐惧。一九九一年八月，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们终究没能越过这个界线。"
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两年后也面临类似价值底线的考验，却没能超越他笔下的"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一九九三年十月，叶利钦调集军队，用坦克攻打白宫，造成八百八十多人伤亡，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获得了"勇敢"勋章。
莫斯科街头的炮火早已经散去。至今，杨恕仍清晰地记得二十年前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街头，那位羞涩的苏军士兵。
杨恕听得很仔细。有位老太太质问一位在街头待命的年轻士兵："你到这里来，你告诉你妈妈了吗？你妈妈知不知道？"士兵低着头，胆怯地说："没有，我妈妈不知道。"
（参考书目：《沉沦之师：俄军总参谋部上校手记》、《苏联的最后一年》以及戈尔巴乔夫、克留奇科夫、伊万绍夫、博尔金、叶利钦等人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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