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日星期三

张雪忠:防治雾霾不能“从我做起”

【张雪忠按:柴静女士曾在《苍穹之下》中号召大家为防治雾霾而"从我做起",我则写了一篇题为"防治雾霾不能'从我做起'"的文章,批评这种将公共问题私人化、抒情化和泛道德化的恶劣习气。当时,柴的不少支持者出来骂我。如今,更严重的雾霾毫无意外地再度袭来,我很想问问那些骂过我的人:(1)在过去半年里,你们是否真的曾为防治雾霾,自觉作出一些个人化的努力,比如少开车、少开空调等?(2)你们是否仍认为"从我做起"的倡导能缓解雾霾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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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女士制作的关于雾霾的纪录片,经由网络公开发布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众多的支持和赞扬之外,亦有人对纪录片的制作方式和内容提出了批评。由于这部纪录片得到了官方媒体的推介,有人甚至质疑它是否真是柴女士独立制作的。鉴于我本人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可靠信息,我不想介入这些方面的争论。

这部记录片除了聚焦雾霾的来源及危害,还特别呼吁每一个中国人"从我做起",为解决雾霾危机做出私人化的努力。在中国,不少关心各种社会问题的人,都喜欢在公共讨论中发出类似的呼吁,希望人们能够为了问题的解决,各自做出私人化的努力和牺牲。这种颇为时髦的呼吁,还有各种以格言形式传播的变种。比如,"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等等。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试图表明,这种将公共问题的解决诉诸私人化努力的做法,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将误导人们偏离真正的解决之道。可以说,将关于公共问题的讨论抒情化、私人化和泛道德化,这种由来已久的恶劣习气,已经对中国社会的理智氛围产生了极大的毒害,并使公共讨论呈现出一种弱智化的趋势。

私人化的努力,只能解决个人问题,不能解决公共问题。雾霾危机在中国出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一危机可以说已经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我想信,每一个神智正常的中国人,都希望能尽快缓解乃至消除这一致命的危机。但不幸的是,这一危机并未显现合乎中国人一致愿望的缓解迹象。

将公共危机的解决,寄托于人们自觉的私人化努力,这其中包含着一种根本性的认知错误。公共问题就其本性而言,就不是可以经由私人化的努力得到解决的。假设公共问题可以通过个私人化的努力得到解决,政府作为公共机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雾霾危机,就像别的公共危机一样,绝不可能靠每个人"从我做起"来解决。在既定条件下,尽可能让自己的生活更便利、更舒适,这是普遍的人性。一部纪录片,就像任何类似的传播一样,可能让人产生一时的感情共鸣,但这种短暂的情感波动,并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更不可能改编普遍的人性。


公共危机的解决,是专属于政府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依靠"政府来解决雾霾危机。因为基于同样的人性,那些行使政府权力的人,在缺乏外在约束的情况下,也会尽力追求自身的私利,而不会主动和真心防治雾霾。雾霾危机只能由公众"通过"政府来解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控制政府,先通过民选的立法机构制定合理的法规,使每个人对舒适生活的追求与雾霾防治达成适度的均衡和契合;再通过可问责的行政机构进行公正和高效的执法,使大家逐渐形成对环境友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通过独立的司法机构保护每一个人与环境有关的个人权利。

但在中国,由于不存在有竞争的民选政治和独立的司法机构,人们的环境权利毫无保障。公众根本就无法就环境的恶化对政府进行问责,因环境污染而遭受直接损害的人,也难以得到及时而有效的司法救济。那些因受环境损害而试图维护自身权益的人,甚至经常要面对政府的强力维稳。而如果有人试图为保护环境而开展自愿的合作,甚或成立以环境保护为使命的非政府组织,那就几乎肯定要遭受政府迅速而严酷的打压。

可以说,中国出现如此罕见的雾霾危机,完全是权力专横腐化、治理溃败失灵的恶果。这一致命危机的产生,不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公德,而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权利;是因为政府不但放弃了自身保护环境的责任,而且还剥夺了人民参与环保的资格。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与不少中国特色的文艺型意见人士的看法恰恰相反,人们的公民意识,不可能在回避政府权力的情况下自我养成,而只能通过对政府的参与、监督、批评和反对得到培育和锻炼。如果政府疏于履行自身的职责,一个真正有公民意识的人,并不会动辄进行自虐式的自我归责,并试图避开政府去尝试各种于事无补的私人化努力,而是要对政府进行严正的质询和问责。而如果政府不愿或无力回应公众的诉求,而相关的危机又非解决不可,那么人们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2015年3月2日

——微信 我爱新常识

未普:绝代双骄——“东朝鲜”和“西朝鲜”

刘云山(右)与金正恩在朝鲜的大阅兵仪式上
有网民戏称当下的中国是"西朝鲜",金正恩的朝鲜是"东朝鲜"。在党国体制的承袭方面,这两个朝鲜,可谓一对难兄难弟。

中国自从搭上全球化便车,经济快速增长三十多年,暴发户心态持续膨胀,从鲁迅所说的中国人"先前阔"到"现在阔",连去日本购物都振振有词地宣称是帮助日本渡过经济困难,日本人应该感谢中国人。对于穷到饭都吃不饱的"东朝鲜"就更不放在眼内了。只不过,网络上对这个邻居的调侃,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讥讽,其中也包含著中国人自己过去的荒诞记忆,以致《环球时报》特别撰文,反驳网民对金正恩的朝鲜的诸多批评,认为这是发泄对中国现行体制的不满。

北京和平壤的确有重要的基本共同点。两个政权奉行的都是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党国体制。金正恩自继位就杀人立威,从犬决到炮决,从姑父到重臣,杀完一批又一批,龙椅是越坐越稳抑或相反,只怕他心里也没底。中共号称盛世和大国崛起了,但底气同样虚得很,否则王岐山就不会不厌其烦地谈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了,毕竟在党的喉舌话语之中,这根本就不构成问题。

金正恩最近发表了长篇声明声称,父亲将权力传给儿子这一世袭模式"正确的解决了前领导人的思想和领袖地位的继承问题",这份声明可以视为加盖了传国玉玺的皇帝诏书。金三世在声明里还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原因,就是国家领导人没有实行世袭制。在金家王朝眼中,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都是没有找到最正确的权力传承方式。

虽说中共讲的不是父子爷孙之类的血统继承,但泱泱天朝讲的是"红色基因",基因和血统意思差不多,不仅是思想上组织上要继承,还要兼顾血统出身。习近平、王岐山、俞正声都是红色门第,其余则是履历和立场上的红色基因,张德江还和白头山沾点边,他的平壤金日成大学读经济出身,全部符合习近平的圣谕"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这一口诀。

红色基因对习近平当局来说,是个重要参数。这一朝先破了政治局常委不入罪的"政治规矩",不难预见,老邓立下隔代指定的规则也将勾销,胡春华等人未来能不能入常都是问题。习近平本人和团派既无渊源亦无感情,他读初一就逢文革,团组织瘫痪,无缘入团。他十五岁即下乡当知青,后来入党当了支部书记。没有记录显示他入党前先被接纳为共青团。团组织在农村本来就较弱,文革中共青团存在感更弱。故此现在团派的李克强、李源潮等同僚均不入他的法眼,更不必说前朝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除了红色基因,还要讲绝对忠诚,习近平已申明党的纪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党的"绝对忠诚"。这在毛邓江胡几个时代都未曾如此强调过,党员是否合格的最重要标准,以前至少在字面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要有一般群众更高的觉悟,这就是胡锦涛时期"保先教育"的主旨,所谓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到现在不是比先进,而是比忠诚,谁绝对忠诚,不妄议中央,谁就是好党员。

文明国家的政党政治,政党只是自由人组成的社团,他们不但可以议论党政方针,更可"妄议",也就是说,议论本身未必是对的,但"妄议"是自由人的权利。如果句句是绝对真理,步步跟紧中央,这和黑社会组织何异?

金正恩世袭政权后重新修订的《十大原则》明文规定"应将我们党和革命的血脉——白头山血统永远延续下去……并坚决保持其绝对的纯洁性。"也就是说不但要承袭三代,还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换成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靠的是党袭、红色基因、对党和领袖的绝对忠诚。如此看来,"东朝鲜"和"西朝鲜"真是绝代双骄。


——RFA

“政问”:一个台湾公益政治节目(张铁志)

台北市长柯文哲
台北市长柯文哲穿着袜子走进这家台北东区的"杂志图书馆",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我们轻松地聊了几句。我问他,十一月底的此刻正好是他从去年当选市长后一周年,从医生转换到市长的工作有何不同?他说做市长好像作艺人,一直在表演。现场工作人员笑了出来,这的确是非常"柯p"的直白风格(p是"Professor"的简称,台湾媒体惯称他为"柯p")。
我俩开始静默,距离直播还有三分钟。
九点整,节目开始。我这个主持人开始访问柯文哲市长有关台湾的医疗和健保崩坏的问题,网络现场直播三十分钟,网友可以在网站的聊天室提问,并且在一个称为 Pol.is的系统上进行更深度的讨论。三十分钟访谈后,现场工作人员会整理网友问题直接对市长提问。
这是一个新节目"政问"播出的第一集 (11月26日),吸引了许多网友关注。访谈结束后,几乎台湾所有媒体都引述了柯文哲这个台湾最知名医生对医疗政策的看法与建议。
这个全新的节目从无到有只花了三周筹备,参与者包括台湾知名的网站设计师、视觉设计公司 、用info-graphic来分析公共议题的公司、网络高手、几家网络新闻媒体,与台湾最大的直播网站。所有个人和公司都是义务参与,没有人收任何一分酬劳,但做出了许多人认为从制作质量到内容都是台湾少见的优质节目。
这是台湾的公民精神。
台湾大多数人都厌倦了政治沦为无意义的喧哗与争斗,期待政治人物对台湾的关键议题提出具体方案,展开更丰富的辩论;很多人也相信总统与国会选举不该只是政治人物的权力游戏,而是应该由全民一起参与思辨与决定,因为这是关乎台湾所有人的未来。
尤其这一次选举,因为实力悬殊,更成为一场没有实质辩论的无聊选举,因此这群原本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希望透过各自专业,建立一个具有新世代精神的平台,因此有了"政问"这个节目。在节目中,每周会邀请一位重量级人物来讨论台湾的关键问题,如医疗、教育、产业转型等等,并提出他们的解决方案;同样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能够激发公民参与讨论,凝聚共识,最终把民间的声音向候选人提出来。
这样一场对话当然不可能对问题有最终答案,一个来宾的方案也不可能代表各种立场,但重要的是,这个对话可以燃起更大的火花,引发更多人的关注与讨论。
(对我们的挑战则是:如何不像台湾那些泛滥的口水政论节目,而能真正讨论议题,但能够做到精彩而不沉闷,有质感又不用花钱。此外,节目在播出前会介绍议题重点,在播出后会重新整理对谈内容,发展延伸讨论,而不会只是一次性的消费。)
这不是我第一次参与和主持与总统大选有关的活动。上次的2012年台湾大选的前一年十月,台湾文建会主委因为有巨大争议而下台,引起社会对于文化政策走向的关注,尤其是次年将正式成立文化部,因此这一群临时集结的民间文化团体成立了一个叫做"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的组织,("基金会"三个字则是一种讽刺),除了持续关注台湾的文化政策,更针对正在进行的总统大选,要求三党候选人提出他们的文化政策,并接受民间检验。意外的是,三位候选人马英九、蔡英文和宋楚瑜都接受邀请,参加我们举办的活动,由三位候选人分别提出文化政见,并接受十位文化界不同领域人士代表的提问。
这是台湾政治史上第一次候选人认真地提出文化政策(虽然没有彼此辩论),也是极少数不是由传统大媒体举办的候选人讨论活动,这当然也反映出公民的力量。
于是,面对这次选举,又一批公民主动介入,去让政治人物响应公民的期许,因为这是我们的未来。
柯文哲专访视频:

"政问"节目网址:
——金融时报

2015年12月1日星期二

章文:倘不抗爭 則霧霾無治

寫此文時,北京已經連續四日重度霧霾,我的嗓子也有些疼了。今天一天都不敢出門,就坐在開著空氣淨化器的家中,看朋友們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各種自嘲和抱怨。然並卵。
北京市長王安順一年前的表態又被刷屏了。2014年北京兩會上他代表北京與中央簽訂責任狀時,中央領導說2017年實現不了空氣治理就「提頭來見」。此次在北京市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召開的「加快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和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專題座談會上,他解釋說,之前媒體報道的治不好霾「提頭來見」,既是一句玩笑話,也是表達治理大氣的信心和決心。
這個解釋真讓我生氣,政治人物的表態豈能當作「玩笑話」,雖然不可能「提頭」,但完不成任務摘去烏紗帽則理所應當。現在被王安順這樣一說,感覺就是領導和他開了一句玩笑,放了一個屁而已。
當然,北京霧霾非北京一地可以解決,牽涉到河北、天津等地,需要京津冀聯動。因此也不是王安順一人能夠主導,況且北京城還是首都,一干中央首長住在裏面。
就在北京、乃至整個華北淪陷於霧霾之際,從法國巴黎氣候大會上傳來令國人「自豪」的消息:習近平宣布中國將出資200億元人民幣建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用於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
最近兩年來,由於中國到處送錢,被送綽號「大撒比(幣)」。中國民眾很多為此感到驕傲,但也有不少感到憤怒。因為領導人大口一張就是幾十億、幾百億地撒出去了,而國內還有不少貧困地區的孩子缺衣少食、學舍破敗,還有不少人看不起病,還有不少人生活在悲慘的境地。不過這一切都被盛世的繁華掩蓋了,底層民眾的辛苦只有自己去承受。
然而,霧霾卻是沒有辦法掩蓋,也是不可迴避的。去年兩會前夕,前央視調查記者柴靜製作了「穹頂之下」專題片,聚焦中國大地上越來越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熱播兩周後被禁。事後聽權威人士講,有中央領導認為此片挑在兩會之前放出,是「境外反華勢力向我黨的一次進攻」。
領導人這樣說,應該是從政治層面考慮。然而有些人真得認為霧霾之下有陰謀。有一次我和國防大學某教授同台做節目,節目開始前教授非常認真地對我講「別把霧霾看得這麼簡單,這是美國針對中國的氣候戰」。我當時呆住了,真想上前摸摸他的額頭看他發燒否。
而在普通人中,認可這種「陰謀論」的不少。這真是令我哭笑不得:這是一個多麼愛好陰謀論的國度啊!幾千年來,中國的歷代王朝上演了不計其數的各種陰謀,以至於到了21世紀的今天,「陰謀論」陰魂依然不散。
霧霾何來?其實非常清楚:三十多年來的粗放式、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是導致今天霧霾的主因。豈止空氣,土壤和河流同樣被污染。
在朝廷者皆知主因何在,因此也力促「產業轉型與升級」,然積重難返。更關鍵的是,中央的「GDP至上」指揮棒並未改變,地方追求政績的欲望仍然強烈,在產業升級轉型長期且困難時,幾年一換的地方官們只會在意短期效益,不會做長遠打算。
這就是朝廷上下的心理以及霧霾難治的原因。在人大和媒體監督無力的情況下,這種困境幾乎無解。連續多日重度霧霾,未見一個人大代表提出異議,未見一家媒體批評政府。那些走上街頭強烈抗議日本佔領釣魚島的愛國憤青們,面對危害其身體健康的霧霾,也不知龜縮到哪裏去了。
當年英國倫敦和美國洛杉磯的霧霾,就是民眾不停地抗議、媒體不停地報道,才終於緩解並獲得根治。所以民主真不是說著玩的,沒有選票,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公民運動,霧霾就真的無治,起碼在相當長時間內看不到解決的希望。
——东网

《纽约时报》杰安迪 :驻华八年,回望我身后的那个中国

2015年11月30日
北京,一幅宣传某家电商网站的广告。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北京,一幅宣传某家电商网站的广告。
北京——前两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些朋友在一家餐厅小聚,朋友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背景的巴萨诺瓦音乐中,我们抿着法国梅洛,用iPhone拍下彼此做鬼脸的样子。
从远处看,这场聚会完全表现出,在经历三十年不间断的经济增长后,在中国终于成为大国的心态带动下,近年来北京已经变得多么国际化。
但任何一个偷听到那晚谈话的人,都会对我的朋友表达出的焦虑和恐惧感到震惊。我即将结束在这里近八年的生活,朋友们是为我饯行的。
他们中包括一位说话温柔的藏人作家、一名画家和一家小企业的老板。藏人作家一直拿不到护照,出不了国。画家朋友的作品去年被警方全部没收。那位企业老板则是一位单亲妈妈。虽然把尚处在青春期的儿子送去美国读书她有些不情愿,但她更"不愿他被中国的教育制度洗脑"。
在桌子的另一头,一位在官方通讯社任职的编辑在抱怨宣传官员不断提出的要求。那些官员一心想要控制13亿人的思想。"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一代,"这位32岁的编辑后来这样解释他为什么考虑放弃目前待遇丰厚的工作,去泰国寻找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漫无目的,甚至对明天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感到恐惧。"
面对在中国的日子即将结束,我才意识到自从我1985年第一次来中国以后,这里的变化是多么大,又是多么小。那时候,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伤口还没愈合,但在宁静的首都街头,明显能感觉到对未来会更好的期盼。那时的北京还满是低层建筑和纵横交错的胡同。自13世纪以来,那些胡同几乎没什么变化。
2008年,在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几个月时,我再次来到中国。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胡同被拆,让位于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和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高楼大厦,和一个每年都会新增一条线路的世界级地铁网络。
北京到处是意大利跑车和奢侈品牌手提包精品店。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终于获得了过去几十年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所得不到的尊重。
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抱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共产党实行的限制措施可能最终会放松。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互联网。当政府承诺在奥运会期间对之前被禁的网站解禁,并表示允许在官方规定的"示威区"举行示威时,人们更是充满了希望。
但后来,那些承诺证明是空话。示威区空无一人(申请抗议许可的人遭到拘捕),只有在奥运村工作的外国记者可以享用没有限制的网络。
回头看,举办奥运会是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国家力量不断增强,越来越自信,但它的领导层却害怕自己的公民,下决心要对他们的思想和抱负进行限制。
互联网没有使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而是变成了扭曲中国6.5亿网民思想的一套精密工具。奥运会落下帷幕后没几个月,政府开始屏蔽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不久,这个名单继续增大,囊括了《纽约时报》、彭博社(Bloomberg)、Instagram、Dropbox,以及谷歌(Google)的多项服务。
作为替代,北京支持本土的此类公司,如类似Twitter的新浪微博、即时通讯软件微信和搜狐等门户网站。它们的内容都受到严格监督,要剔除所有被认为威胁共产党统治的东西。试着在中国主要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天安门大屠杀",它会在跳转页面显示,"根据相关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这种网络控制的影响发人深省。大多数中国年轻人认不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张标志性照片,上面是1989年春天一名抗议者独自站在一辆坦克前。去年,当数以千计的学生走上香港街头要求民主的时候,本来很理性的一些朋友却只是机械地重复官方媒体谈论的观点:抗议者是被宠坏的小混混,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指使。
中国的确比25年前要开放得多。中国人去国外旅游和学习的人数不断增长,社会控制的放松意味着中国人可以和外国人交往,不受当局干预。尽管政府尽了最大努力,还有成百上千万人成功地通过使用VPN软件避开了网络审查。
然而,共产党的控制之术近乎完美,可以让中国社会呈现出让人陶醉的活力,模糊了政府对异见者无所不在的限制。现如今,官方大肆宣传"民主"、"公正"等理念,但它的公民却因倡导自由选举或就工厂污染问题起诉政府而遭到监禁。
记者本应与报道的人物和新闻事件在情感上保持距离。但当我知道警察拘捕了知名人权律师浦志强——一年半过去了,他依然被警方扣押着——知道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似乎因就政府针对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动荡采取的措施向记者提供坦率评价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我的客观性经受了考验。这两位不仅是可靠的信源,也成为了我的朋友。
自习近平在三年前上台以来,他力主推动的中国梦——公正!平等!创新!——成为了民族复兴的集结令。但它的实际影响是挑起往往让人感觉有仇外色彩的民族情绪。记者、学者和佛教僧侣被迫上政治教育课,反复诵读有关共产党地位至高无上的陈词滥调。
有这么一件事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最近几周,中国最著名的一些演员和电影导演纷纷公开承诺要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场运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确保流行文化是维护共产党利益的可靠宣传渠道。
尽管中国经济近期开始放缓,但本月早些时候,北京的街头依然到处是购物者,现代社会的各种虚饰一样也不少。习近平政府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他在遏制让普通中国人恼火的小腐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他放松了限制中国夫妇生育第二胎的人口控制政策。时髦的高铁将不少大城市连接起来,拥有一辆别克轿车对人数急剧增长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已不成问题。
与此同时,共产党似乎也成功地引导许多中国人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物质消费追求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让他们担忧和恐惧的方式来实现的。
不过,对于更好的明天——更清洁的空气、正义、可以挑选自己的政治领袖的机会——的追求,不会完全泯灭。就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有一天,我在自己经常修自行车的铺子停了下来。那家店铺的老板非常爱国,经常动不动就辱骂日本人,或大赞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
我跟他做最后告别时,他开了个玩笑,说要躲在我的行李箱里偷渡出去。"但你不是很爱国吗,"我一边说,一边指着新铺的路,和一排由政府出资刚刚翻修的店面。"我是爱我的国家,"他难为情地看着自己的脚。"但我更爱自由。"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杨光:中国南海主权争议——是崛起的机遇,还是跌落的陷阱?

图:中国在南海大规模填海造岛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南海作为进出中国的主要海上商道,南海各国、亚太各国作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一切都使得南海对于中国和亚太的重要意义远非"主权"一词可以衡量。在这里,一国主权事小,世界秩序事大。

中国版门罗主义失败
1823年,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警告欧洲列强不得再以美洲为殖民目标,不得干预拉丁美洲国家的主权事务,同时,美国亦对欧洲各国的争端以及欧洲国家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保持中立,此即所谓门罗主义。门罗主义的产生被历史学家视为美国作为本地区主宰性大国和世界新兴大国崛起的标志。
从国家利益和战略的角度看,门罗主义在美国的实践是成功的:它营造了有利于美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确立了美国的美洲领袖地位,阻止了俄、普、奥"神圣同盟"将已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重新殖民化的图谋,并逐渐将欧洲列强的势力从西半球排挤出去。门罗主义并未走向封闭意义上的美国孤立主义或泛美小团体主义,而是适应了美国国力不断增强的国际形势变化,奠定了十九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后来又经两位罗斯福总统之"罗斯福推论"(1904年)和"睦邻政策"(1935年)的修正,依然是二十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些年来,中国以其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的快速增长而自封"民族复兴",世界舆论亦普遍承认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且一旦"崛起"必将以或好或坏的方式改变亚太均势和世界格局的全球性大国。在此进程当中,中国政府在东海、南海领土争端中的立场愈益强硬,其坚决拒绝东海、南海问题"国际化",高度反感和戒备"个别域外国家"参与本地区敏感事务,甚至拒绝国际仲裁法庭,只接受当事国双边谈判的僵硬态度令人想起了当年美国的门罗主义。2012年《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正在对南海邻国实行"中国版门罗主义",日本媒体亦曾有过相同的评价。
的确,二者存在相似之处,所谓"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的事情由亚洲人来解决",此类论调确有门罗主义韵味。不过,这种类比似是而非,二者不仅时空环境极为不同,在性质上似亦完全相悖:当年美国门罗主义意在保护美国的弱小邻国免受域外强权的欺凌,美国所试图扮演的,乃是本地区"带头大哥"和安全警察的角色;而所谓中国版门罗主义,则不仅不是中国对周边邻国实施安全保护,相反倒是为了削弱周边邻国的外援渠道,使其在与中国发生重大纠纷时得不到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安全保护,中国希望以此逼迫菲律宾、越南等较弱小的对手以一对一谈判的方式与中国解决争议事项——在此,中国所扮演的绝不是"带头大哥"而几乎是地头蛇的角色。这就是当年"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之门罗宣言受到美洲国家普遍欢迎,而今日"东亚命运共同体"之习近平宣言不受邻国待见的根本原因所在。
暂且不论中国在东海、南海的主张和行为是否像中国外交部所宣称的那样"合情、合理、合法",仅就中国所期待的排除第三方干预、只接受一对一谈判的争端解决方式完全无效这一点而言,中国的东海、南海政策均属失败之举。在东海,美国、日本高调宣布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范围,在南海,菲律宾所提仲裁案被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定受理(而中国拒绝仲裁的政策则使自己失去了一次利用国际司法渠道申张其合法权利的机会),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驶入渚碧礁人造岛十二海里之内,并计划将针对南海人造岛礁的巡航定期化、常态化,而对于美国、国际法庭等域外因素的高规格强行介入,中国顿显颓势,一是中国在军力上不足以驱逐美国,在国际道义与法理高度上又不足以抵消国际法庭的影响,可谓打架打不过,讲理也讲不过,结果只能对域外因素介入南海事务既不敢正面善意应对,又无有效反制方案,二是其他相关国家对美国和国际法庭的行为均表欢迎,中国在外交上陷入空前孤立,成为南中国海上的孤家寡人,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支持或赞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行为,包括在人权、台湾、钓鱼岛等敏感问题上全部支持中国立场的北朝鲜和俄罗斯亦不愿表态支持中国(俄国是越南开采南海争议地区石油的主要合作国),这就明白宣告了所谓"中国版门罗主义"的失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引爆争端
南海是中国的后院。历史上,在十九世纪西方列强与中国接触、碰撞之前,南海各国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和朝贡国,越南北部(古称交州、交趾)在从秦汉时期至五代十国末期的一千多年里更曾经是中国本土的一部分(越南人原本属于中国人,脱离中国后在其废除汉字之前越南也一直是汉字圈和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据说越南的历史教科书将其国家史描述成一部不间断抗击中国侵略的历史,这种历史观将近代民族主义套用于古代历史,未免离奇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说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你甚至可以说,整个东南亚、整个南海地区都曾经长期在中国天子的名义统治之下,岂止区区几个南海岛礁?事实是,中国人民的"老祖宗"对南海岛礁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在1885年中法战争达成和约、法国获得印度支那宗主权之后,南海诸岛的归属才成了问题,在那之前,理论上当然可以认为,南海诸岛一向属于中国。此后,先是法国,然后是日本,然后是中华民国,相继宣称对全部南海岛礁拥有主权,最后,则是后殖民民族主义时代、海底石油大开发时代、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时代接踵而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各国于是竞相宣称并以不同方式行使其对南海全部或部分岛礁的"主权"——这正是当前错综复杂的南海主权争议格局形成的缘由。人们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解决南海争端的钥匙,殊不知,该公约即是解决问题的药方,也是制造问题、导致南海争端激烈化、白热化的罪魁祸首之一:正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推出的12海里领海、二十四海里毗连区、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这一"豪华套餐",使得那些本来在茫茫南海里毫不起眼、甚至无人在乎的小岛、浅滩、暗礁立时身价百倍,成了各国不惜代价竞相争抢的宝贝。小小岛礁的附属利益如此巨大,只要有一丝理由,谁能不奋力争抢呢?
毛泽东送岛,习近平造岛
中共当局对南海的态度是错乱的,不一致,不连贯。最可气的是1957年毛泽东为支援越共抗美,将两年前刚从国军手上"解放"的白龙尾岛无偿奉送给北越。白龙尾岛是南中国海最大的岛屿,位于北部湾中心线附近,退潮面积是南沙太平岛的四倍、西沙永兴岛的两倍,有淡水资源,有常住居民,有基层政府,但这些切实的主权利益在毛泽东眼里远不如打倒美帝重要。几十年过去了,到了2000年,为了安抚两年前在南沙赤瓜礁海域被中国海军"欺负"的越南(此役中国海军击沉越南登陆舰三艘,致70余名越军官兵丧生),中国政府与越南完成了北部湾划界谈判,从此白龙尾岛不再是争议岛屿,而是法理上属于越南的合法领土,此举使数万名长期以北部湾越南一侧为渔场的中国渔民丧失生计。本以为在北部湾对越南让了步,在南沙群岛越南可以投桃报李,但是越南政府并不认账,他们也认为白龙尾岛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最早对该岛进行行政管理的是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
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眼里,南海争端中最解气的事情大概就是习近平当局从2014年起在南海礁岩上大兴土木的填沙造岛之举了。某种程度上,中国填沙造岛是迫不得已,因为中国虽然在南海争端中嗓门最大,九段线画到了人家家门口,但谁也说不清楚这条从民国继承而来的海洋断续线是边界线、领海线还是岛礁归属线,谁也不知道这条U形线除了激怒他国还有什么其他用途;而在长达数十年的周边夺岛行动中,中国远不如越南、菲律宾,中国在南沙群岛实际控制的岛礁太少,且只有礁盘、没有岛屿,除非填海造岛,否则无法派兵驻守、无法长期控制,也就无法在南海自家的后院拥有发言权、开发权,而且,率先在南海变礁为岛的是越南和菲律宾而非中国。
但是,中国的造岛规模和速度令越、菲两国小打小闹的造岛行动相形见绌,中国七个大型人工岛、三个机场的整体布局让南海局势立时多云转阴,优势向中国倾斜。毋庸置疑,这些人工岛屿将主要用作军事用途,一旦越南、菲律宾将来在南海与中国撕破了脸皮,如无域外强权介入,其所控岛礁就很难保得住。这是越、菲寄望于美国干涉,而美国也确定以南海为"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政策之主要发力点的原因。
崛起的机遇,还是跌落的陷阱?
正如九段线的模糊性质一样,中国在南海的战略目标也是模糊的。2010年,中国政府宣布南海主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通常,这一说法意味着战略上不妥协、不退让甚至"不容挑战",但是,这一概念显然用错了地方。如果中国真的是要确立并行使其在南海九段线亦即南海全境的领土主权,这无异于宣布将南海变为中国的内海,当然这是办不到的。除非中国强大到足以与周边各国并与全世界为敌,然后打败、吞并它们,否则此"核心利益"不可能实现。
领土主权争端是民族主义最好的催化剂。中国和东南亚都是民族主义方兴未艾、易放难收之地,而东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有一个共同特点:似乎天然就有排华、反华基因,这可能要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和华裔与土著居民之间的长久冲突之中寻找原因。如今,南海主权争端已经在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唤醒了潜伏的民族主义恶魔,越菲两国均已爆发多轮反华运动,在越南,中资企业和中国侨民曾遭到打砸抢烧杀,若任由南海危机蔓延下去,其在东南亚各国播种的对华敌意将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造成持久的伤害。更何况,若南海局势持续紧张,中国与美国、周边各国的战略互信必逐渐丧失,那时就随时都有可能擦枪走火、祸从天降,等待着中国的或将不是崛起,而是跌落。
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南海作为进出中国的主要海上商道,南海各国、亚太各国作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一切都使得南海对于中国和亚太的重要意义远非"主权"一词可以衡量。在这里,一国主权事小,世界秩序事大。因为主权游戏是零和游戏,而国际合作、利益共享则能使总体利益无限放大。在这个意义上,南海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长远利益远远不是区区几个岛礁的所谓主权,和所谓专属经济区、海底石油储量所能限量的,美国政府以普遍性"航行自由权"挤压排他性主权之争是恰当的。所以,中国应该趁早放弃"核心利益"说辞,将中国对南海的战略目标透明化、清晰化,让美日澳欧和周边各国都了解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声索并不是狮子大开口无度索取,而是自我克制的、公平的,可以在现有双边、多边机制和国际法框架下和平解决的。如果中国不能在相关国家中建立这种战略信任,那就是中国的战略失败。
2015/11/6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1月号

鲍彤:中国共产党的梦

2008北京奥运会上的这条标语曾经忽悠了全世界……



"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常被相提并论。不过没有人说得出这个民族应该"复兴"到哪个原点,没有人知道那原点究竟坐落在这个民族的哪个黄金盛世——究竟是复兴到周、秦、汉、唐,还是复兴到宋、元、明、清。可见所谓"复兴",无非随口一说,跟咱"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全部历史扯不上任何关系。

稍一探究,还可发现,"中国梦"的主体其实不是"中国"。因为它的全部内容,不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理想吗?第一个"一百年"岂不是1921-2021吗?1921难道不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年份吗?第二个"一百年"岂不是1949-2049吗?1949难道不就是该党夺得政权的年份吗?由此可知,"中国梦"的主体,百分之百是党,即"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家,不是"中国",更不是作为中国主体的中国人。

中国主席不久前在联合国慷慨陈辞:"每一位中国妇女都有实现她们梦想的机会。"机会存在着。机会成为梦幻泡影的可能性也存在着。梦想成真,主席很乐观,公民们未必。丁子霖们乐观吗?刘霞们,王宇们,浦志强们,郭飞雄们,马永田们,大家乐观吗?准备继续冒生命的危险,前赴后继地讨还公道和权利的访民们乐观吗?万一主席在联合国的善意的畅想实现不了,也不能把责任归于畅想本身,因为混乱之源有可能竟出在那个名实不符的概念上,也不能排除!

名不副实很容易产生不应有的误解和纠纷。为了避免继续错下去,应该家喻户晓地名正言顺地把这个所谓"中国梦"重新命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梦"才对。

但在"中共梦"和中国人之间,毕竟存在着异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永远掌权,永远七不讲,永远管住老百姓的脑袋和嘴巴诸如此类理想的实现,需要以中国人对中共的绝对服从为前提。语云:"一切行动听指挥。"究竟谁听谁的指挥?当然是中国人听中共的指挥咯。人人唯党是从,党的梦就做稳了。这是中国的维稳经费所以必须超出军事费用成为国民第一重负的主因,而这种重负早已成为国富民穷无法自拔的特色和常态了。

有人把这种特色和常态归因于草木皆兵的心态,认为是党和政府的神经不够坚强所致。不能说这种论调没有丝毫道理。但也不妨试作一种新的探索:如果能把新型劳动者、战斗者和创新者成千成万成亿地批量生产出来,如果个个都跟军营中的士卒似的,"一切行动听指挥",百分之百完成中共分配的生产和维稳任务,百分之百惟党是从,人人七不讲,不上诉,不妄议,永远对普选说不,无牢骚,无思想,一心扑在创新上,唯独不晓得自由和人权为何物——果能如此,万年江山岂不笃定泰山永远归党掌握了?


——RFA

梁京:习近平的认知障碍和中国的大革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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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西雅图的欢迎晚宴上的致辞演称"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MARK RALSTON / AFP)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越来越多的人对习近平的言行感到困惑。许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他究竟想干什么?他要把中国和世界带到哪里去?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想要做什么,而是他存在非常严重的认知障碍。由于习近平掌握了巨大的权力,由于中国存在著全面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再加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习的认知障碍,正在急剧地增加中国发生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大革命风险。

什么是认知障碍?认知障碍(cognitive disorders)是一个认知心理学概念,它指的是人的认知过程出了问题。虽然认知障碍是一种病态,但一个社会的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在认知过程的某些方面存在问题。至于政治家或处于权力地位的人,有认知障碍则更为普遍。这是因为权力和权力博弈对有认知障碍的人更有吸引力,在一般情况下也更容易加剧认知障碍。

对搞政治的人来说,最容易出现的认知障碍,就是不自量力,从而在思维、判断和语言方面出现系统性的错误,造成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习近平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困惑,其根本原因,首先不在于他想干坏事,而在于他要干的事与他的能力,尤其是与他的认知能力完全不匹配。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搞个人权力集中到了荒唐的程度,并且越来越不加掩饰地搞个人崇拜。

最高领导人发生严重的认知障碍,后果往往会非常严重。即便是在民主政体下也是这样。美国打伊拉克之战,就是现代历史上一个突出的例子。在中国,很多人曾以为,类似文革那样的荒唐政治已不会再发生,但今天许多人却发现,他们在自己工作的单位,正不得不面对荒唐政治之风与日俱烈的现实。对突然失去饭碗、职位乃至财产和家人的恐惧,正在迫使许多人讲违心的话,搞毫无疑义的形式主义,并开始危及维持正常秩序的起码信任。对于这种极不正常的现像,习近平的反应是继续加大摧毁社会信任的压力。其最危险的结果,就是冲击到了现代社会信任极重要的基础,基于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信任关系。

这意味著什么呢?有一定判断能力的人都明白,这个趋势最终是无法持续的。问题是,这个趋势会以什么方式被终结?随后又会发生什么?这些问题正在令中国的权贵和精英们十分纠结。如果习近平不回头,中国的上层社会有能力逼他回头吗?有可能发生一场来自上层的政治革命吗?

众人皆知,习近平能如此集中权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贵和精英们几乎人人屁股上有屎。因此,他们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而不可能联合起来抵抗,更没有道德号召力发动政治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如果有足够的认知能力,理论上他反而有机会发动一场"光荣革命",推动法治和宪政民主。但我们现在都知道,这完全不可能。因为他的中国梦,更类似于传统的帝王梦,与现代政治文明毫不相干。

沿著这个逻辑,如果习近平彻底摧毁了中国上层社会和精英阶层的抵抗意志,又全面动摇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专业主义信任机制,那他就只能依靠一支完全信奉奴才主义的官僚和管理队伍。这样的队伍或许可以支撑一个类似北朝鲜那样的管制经济,却不可能维系一个建立了复杂分工体系,并且与世界经济高度整合的大型市场经济。

于是,随著美国和其它发达经济去中国化,中国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必然爆发。虽然很难预料这个过程会有多长,但可以预见的是,一个基层社会不能自治,上层社会无力自主的中国,不会有苏联解体那样的平静,唯一可能发生的,就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破坏性极大的大革命。
——RFA

高耀洁:艾滋病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

作者:依娃文 

  因为天气的关系,最近艾滋病孤儿连着死了6个,最小的一个才五岁。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情。
                                                                       ______高耀洁妈妈最近的一封来信

 我一时没有能力查清楚这六个孩子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最后告别人世的情况,但把他们的死亡纪录在这里,以此纪念!
  
    九月底,各色菊花和金灿灿的南瓜已经上市了。月亮悄悄地圆圆地挂在天上,中国人的中秋节也来到了。
     刚 吃过月饼,因为高妈妈临时有点事情,让我去纽约见她。并说:"你不要嫌弃我的床铺简陋,委屈两天可以吗?"想想高妈妈去乡下探访艾滋病人,连破旧窑洞土炕 破被都住过,(照片1)那她现在有热水澡洗有抽水马桶用的公寓就是"豪宅"了,岂能多嫌?和高妈妈的护工通过电话后,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我就登上了从波 士顿去纽约的汽车。

    这 次拜访高妈妈前后三天,比较从容。可以和高妈妈一起吃饭、聊天、上网看文章和图片、探讨文字的修改润色。一老一不少(我正从中年往老年的路上行走着)有说 有笑其乐融融,度过了一段非常愉悦难忘的时光。我最爱看到高妈妈笑,满脸皱纹了,因为新做的假牙戴上不舒服,她就没有戴。笑起来嘴有点扁,慈祥可敬的模 样,总让我想起我最爱的外婆。
    当 然,有"中国防艾第一人"之誉的高妈妈仍旧是"三句话难离本行"。三天里面,除去白天两、三次老人家必须的睡觉,高妈妈絮絮叨叨反复说到的话题总是中国艾 滋病的问题,总是牵挂着故乡的艾滋疫情,惦念着那些感染艾滋病在痛苦深渊里的不幸者。我觉得高妈妈说的这些小故事、一段经历、只言片语、对一些人事的看法 都很重要。就以自己的记忆记录下来,让关注中国艾滋病的人们、关注高妈妈晚年生活的人们得知。

     高妈妈走访艾滋村的几个小故事

   自 从1996年4月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高妈妈花费了十多年走访了上百个艾滋村,有时一天就访问一百多个艾滋病人。总共和多少艾滋病人交谈过,给多少人解 答过问题,给多少人送过药品、衣物和食品、送防艾资料与书籍。(图2)怕是高妈妈自己也无法统计出来了。按高妈妈的话来说:"我这里有关艾滋病的材料很 多,每天给你讲10个故事,至少也能讲100天。"我这里先纪录几个高妈妈讲述的与艾滋病人有关的"小故事"。


       (一) 奶奶 你家里有馍吗?
   那是2002年,高妈妈从小学校出来,看到两个小孩就蜷曲在墙脚地上。小脸蛋很脏,冻得浑身发抖。他人告诉我,两个孩子的父母亲都因为卖血患上艾滋病去年死去了,他们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高妈妈和两个孩子说话,两个孩子吓得挤在一起往墙角躲,不敢和陌生人说话。高妈妈蹲下和颜悦色地问他们一些情况,两个孩子最后鼓起勇气问:"奶奶,你家里有馍吗?"馍就是北方人的馒头,也是人们的日常主食。
   高妈妈连说:"俺家里有馍,还有面条哩,跟我走。"
   两个小孩一听有吃的,跟上高妈妈就走。把他们带到一个小饭馆,给他们一人买了一碗面,两个饿了不知道多少天的孩子狼吞虎咽的吃起来,让坐在一旁看的高妈妈无比难过。
   "两个小孩,一人能吃下一大碗,你看看,把孩子饿的。你的孩子是孩子,人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吗?"
    说 到这里,高妈妈忍不住哭起来,抹起眼泪,让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就像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心疼那些受苦的孩子。在手术台上,曾做过妇产科医师、妇瘤科主任高 妈妈是训练有素麻利冷静的医生,不知接生过多少小生命,做过多少例肿瘤手术。但提到那些艾滋病遗孤,高妈妈就只是个心肠柔软、见不得孩子挨饿受冻的老奶 奶。
 好在,这两个孩子都被高妈妈送进了杜聪先生的智行基金会照顾,都入进学校上学了。我相信,这两个孩子会永远记得曾给他们买面条吃的"高奶奶",会把一份爱传递给其他需要的人。
    (二) 大夫 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吗?
    "我 给你看看我的照片。"高妈妈把我领到她的电脑前,我们并排坐下。她熟练地打开一个又一个文件,让我看她多年积累的上万张有关艾滋病的图片。高妈妈的图片分 类有序,清清楚楚,按照"艾滋病病人"、"艾滋病孤儿"、"宣传演讲"、"得奖"等十多个大类分别,想看那些内容找起来一点也不费力。这些图片对高妈妈来 说就是有些富贵女人的"翡翠黄金、珍珠玛瑙首饰",无价之宝,是她多年积累的心血。

    高 妈妈指着电脑上的一张照片介绍到:"那时候,我到农村,还没有治疗艾滋病的药。(图3)我就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些治拉肚子、发烧的药,好几箱子。到了农 村,那好多人都来要,我都是免费发给他们。有一咯中年人拿了药不走,就问:'大夫,这药多少钱?'我说不要钱,他还是问多少钱,不相信那药不要钱。又问要 不要钱,我还是说不要,让他回家去。他想了好半天就问我:'大夫,你是不是毛主席派来的呀?'我没有回答他,我不知道咋回答,他问了好几遍。多愚昧无知 呀,最后我说:'你赶紧回家,喝点水!吃药!'那人才走了。那时候,毛泽东都死了二十多年了,你看看。"
   在中国,毛泽东依然是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神,毛泽东像和小型雕塑更是小商小贩赖以为生的"红色商品",毛的外孙女孔东梅因此大发其财,红色旅游韶山毛 泽东广场更是人山人海,磕头烧香。有很多农民的感情和道德判断仍然只停留在毛泽东主席年代,这成为他们取舍事物的一大标准。在毛主席逝世20多年后,艾滋 病人们仍然保留了这种传统愿望,某种层面上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位能帮助他们摆脱病痛和苦难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人就是毛主席。
      高 妈妈大声疾呼:"这一切的祸害都是毛泽东,让中国人没有人性了。如果不拉下毛泽东的神位,中国就没有希望,去毒要把这个老根挖出来。"在中国近代的惊涛骇 浪大起大落了近九十载的高妈妈,虽然年老多病体力不支,但笔耕不辍,正在天天加紧写作《悲惨年代》,为揭露毛搞政治运动害人的罪行留下亲历铁证!
    (三) 有外人进来了?
      高 妈妈这么多年来从事爱滋病的调查走访工作,没有资金没有助手就不说了。河南很多地方官员为了捂住盖子、保住位子、留住面子,居然提出"有谁举报高耀洁,就 给奖励500元。"本来应该得到政府鼓励、支持和表彰的工作,却处处受到打压和刁难,甚至威胁。高妈妈经常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样去打那些"黑洞" "黑血站"____白天不开门(图4),半夜才开始抽血。

"后 来他们改变了,白天不卖血,夜里十二点以后卖。在山东,我都去了,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没有第一手材料谁相信你?我和两个小伙子去的,我穿上个大褂子,捂 住头,不然来个老太太被人发现了。好多人就在那里卖血,排着队挤。我带去的小伙子一照相,闪光灯一闪,糟糕了。(听到这里,我这听者紧张的要命,如果被那 些黑血头发现有人照相取证,还不被打个半死不活。)我就听见有人喊:'谁照相?有外人进来了?"当时我们都很害怕,害怕把俺几个一起抓住了(图5)。但有 一个农民老实,说:'俺打的火,抽烟哩。'那些人就相信了,就算蒙混过关了。我们赶紧跑出来……第二天,我一量血压,升到200,量血压的人说:'我的老 天爷,你昨晚上当贼去了?'我赶紧吃药,不吃药,就要死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高妈妈几乎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照片被报纸、杂志、电视、采访等所使用,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让外界了解中国爱滋病的真相。
  (四)这张照片不是流氓燕和田喜妈

 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高妈妈提供了这张照片。拍摄于2003年,河南扶沟县曲楼村,失去了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身亡的儿子的母亲和失去丈夫的媳妇,婆媳俩同时在高妈妈家客厅里痛哭流涕,悲伤不已。
    但 是网络上有不少人使用这张照片,在很多文章和网站上发表,注释那个媳妇是流氓燕,那个老太太是田喜妈,这个媳妇和流氓燕都胖胖的,也就容易让人相信。但是 田喜的妈妈脸大得多,这根本不属实。高妈妈并不认识流氓燕和田喜妈妈,这种误传让高妈妈心里很不舒服。她只想做到艾滋资料应该准确无误,给读者可信可靠的 信息,千万不能张冠李戴。
   这张照片不是流氓燕和田喜妈,在此纠正。

     有学识却可怜的医学博士生
    对很多人来说,觉得自己不嫖娼不卖淫,不吸毒不是同性恋,那么艾滋病和自己没有关系。不要说文化水平低,没有基本医学知识的人群对艾滋病有种种误解和歧视。就连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对艾滋病有着奇怪和令人无法理解的看法。
        高 妈妈说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学医的博士留学生,他妹妹因为输血得了艾滋病死了。当时他哭着对我说,希望我能在文章上提起一下,也算是对他妹妹的纪念。后来 我没有提他,只是发了一张他妹妹的照片(是他给我的)。后来他马上找我,让我把照片拿掉,因为他交了女朋友。这么可怜的医学博士,竟对艾滋病如此认识?何 况其他缺乏医学知识的人呢?这个小女孩死的太可怜了,她是因为输血感染的,她的父母都很健康。可气的是,给这个小女孩输血并不是因为她有病,而是因为早 产,她父母要给她输血增强体质,你说有多愚昧。而且她家经济条件好,所以有这个条件。我看到照片上那个可爱的女孩,真是太可惜了。
      下面这段话摘自这位医学博士生给高妈妈的来信:
    "2005年妹妹因为水痘感染而住院,在焦作传染病医院检查后才得知,她感染的是HIV,是艾滋病患者!
      起 初我的全家都不相信,根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可是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妹妹从艾滋病发病到最后临终,也只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那时的我还 是XX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学生,我们全家都一直守在她的床边,她临终时的一举一动,我都历历在目,永生难忘。也许是冥冥中老天安排的,她去世的日子是在 200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
     因 为怕歧视,怕被别人误解,我和爸妈一直都不敢公开我妹妹真正的病因,起初想要状告血站和医院,可是害怕声张有负面影响,也就只能在家里默默的流泪,一切都 是因为"艾滋病"这三个字。后来,我们就搬走了,离开了我们生活几十年的河南老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人 们常说:"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是有知识没文化,有技术没思想。"一个在美国接受以救死扶伤乐于助人为一个医生天职的博士生,因为交了女朋友,就以有一 个因艾滋病死去的妹妹为羞耻、为不光彩、为见不得人的事情。令人觉得荒唐而悲哀,那经受痛苦而冤屈死去的小妹妹也难以瞑目吧。
    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医者的道德良知,这样的医学博士,在未来是不是一名好医生,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河南出了个高耀洁

 在 高妈妈从事爱滋病调查和宣传的最后几年,处境越来越艰难。河南省副书记陈XX几次找上门来,让高妈妈改口,以维护河南的形象。高妈妈丝毫不为所动,一口回 绝:"你们说农民是吸毒是性传播艾滋病,农民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吸毒?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对任何人我都要说真话。爱滋病,有就是有,我看见那么多, 我不会说假话。"政府派有专人轮班守候在高妈妈家小区门口,不让朋友和媒体找她,电话和电邮也被截断,如同软禁。
那 是一个冬天,高妈妈看到楼下有两个男青年已经常守在她的楼下, ,冻得鼻涕不停的流。高妈妈于心不忍,就说:"你上俺家来,喝点热水,吃点啥。"那人一听,不知是不好意思,还是以为被高妈妈识破了,赶紧骑上摩托灰溜溜 地跑了。看门房的老头对高妈妈说:"那是看你的,害怕记者来找你。"
    艾 滋病血祸蔓延,家家死人,村村新坟一片一片,政府不是医治那些在病床上痛苦呻吟的人,不是救助那些失去父母没吃没穿没学上的可怜孩子,不是赡养那些死了青 壮年的儿子、媳妇对天嚎哭悲痛欲绝的老人,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堵住揭露出爱滋病真相的高耀洁的嘴。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封住高耀洁的嘴,河南艾滋病就解决 了。
    高 妈妈说:"艾滋病是全国性的,只是程度不同。河北有一个姓李的化验员,是个胖子,个头不高。他经常吵......当地因输血感染艾滋病,他到我家来说他那 里一个村上就十几个得艾滋病的,都是输血感染的。结果把他给处理了,本来是化验室的,让他去看大门,一个月给一百块钱。他是越处理越吵,结果那里的领导给 他一套楼房,一辆汽车,还给提了工资。本来是中专生,提成副高职称,给个党票。好了,不说了。所以,他来我家就和艾滋病人家属吵架,以后他就不来俺家 了。"


    和 高妈妈谈话的高干说:"外省艾滋病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人家别的省的人聪明,都不说话,咱河南就你在吵!吵!吵!咱咋出了个你呀?吵个不停。结果弄的河南 成了艾滋病第一了。" 高妈妈不光是"吵!吵!吵!"到记者招待会上去"吵",到国际艾滋病大会上"吵",到国内外大学去"吵",呼吁人们关注中国的爱滋病。图7. 图8还根据她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十二本有关艾滋病的专著,成为中国防爱第一人。  

      高妈妈   最没钱的专家 最富有的人

    高妈妈纽约的家一室一厅,还算宽敞。但是她所使用的床、书桌、饭桌、书架、椅子等没有一件是光亮的成套的,都是老家具,破旧的家具。以我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经验,知道这些家具多来自"车库拍卖""院子拍卖",要不了几个钱。
    "你猜猜这个桌子多少钱?"
     高妈妈考问我,我看桌子表面都破了。
     "十块钱。"
     "对,就是十块钱。刚来不知道能买到这么便宜的家具。看这个花架,也是看护捡回来的,人家不要的,这个也是捡回来的。好好的,都能用。"
   早 期的新移民,都有过在院子拍卖、车库拍卖购买老旧便宜家具生活用品的经历,我现在家里还有早十多年买来的桌子和台灯。可是高妈妈是中国防止艾滋病方面的著 名专家、著名教授,获得过那么多国内、国际奖和数万美元的奖金,连天上有一颗星星都被誉名为"高耀洁星"呢。高妈妈的生活如此简单和清贫,既让我钦佩,也 让我有点心酸。

    高 妈妈"手大留不住钱",就是今年初获得第二届刘冰雁良知奖,她为了购买自己出版的新书《镜头下的真相》、《高耀洁回忆与随想》就一次"挥霍"掉八千元。高 妈妈走访研究写作中国艾滋病到明年就整整二十周年了,出版的著作有十二本,印刷发行量也有几十万册之多。但是她把应该获得的稿酬通通购买成了书,无偿地赠 送给各个大学和各个城市的图书馆、赠送给朋友、赠送给素不相识的人。但却有缺德人要去在网上专卖了。
  "你看,我银行里的钱不到两千块了。"
    高妈妈拿出银行的账单给我看,就是这么个不富裕的人,还在许诺要出两千美元帮助调查艾滋病的同行出版书购买书。
    高妈妈没有任何积蓄,她的房租、水电费每月近两千美元报销了,每月有500美元零用钱,一个月近两百元的生活费,她认为年轻能工作时,拼命在中国干了四十多年,现在老了旡用了,成了美国的负坦,因此她在日常的生活开消自动紧缩,精打细算从不乱花钱……
    高 妈妈是最没有钱的专家,最贫穷的教授。一辈子没有挣下花园别墅,没有购来名车豪艇,连几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更别说女人们喜爱佩戴的金银首饰了。有两件比 较"高级"的衣服挂在壁橱里,平时并不舍得穿,那是专门上镜头接受采访的服装。可是,我要说,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最高贵的人。她无私的母爱和神洁 的慈悲比大海还深厚还宽广。
 写到这里,我的泪水溢出眼眶。因为老人带给我深深的感动。

         艾滋病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

     夜 晚,我和高妈妈修改了一天稿子。她有些累了,晚饭还是一碗鸡汤和一个友人送来的小花卷。高妈妈偏着头,用手扶住脑门,想着什么。我不愿意多问,我想她或许 思念着远在中国的亲人,或者担忧着自己的病痛和未来越来越艰难的日子。但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是,老人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后说:"艾滋病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未 来!我是看不到了,你还能看到。我真的很担心!"
     一 个年纪八十八岁的老人,一个走路需要扶椅的老人,一个洗澡穿衣需要人照料的老人,一个每天需要服用五、六种药片维持生命的老人。她思想的不是自己所承受的 孤独和痛苦,忧虑的不是自己异国他乡无依无靠的处境。她担忧的依然是她的国家,她的民族,她的百姓。高妈妈真可谓"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表率。

        前 几天高妈妈给我的来信中说:"关于艾滋病,我说是个黑洞,确实是一个人意识不到的黑窟隆咚的大窟窿。很多人都认为我在艾滋病上做了些工作,其实那只不过是 黑洞中的一点小缝。从整体来看,如此传染下去,若干年以后,中国的兵源要成问题。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比如,XX先生的基金会在正资助的9000 个艾滋遗孤,在这些孤儿中,有632个是艾滋病患儿,约7%左右。这仅仅是一个小组织的发现,非孤儿中还有多少艾滋病儿童,只有天知道。"另有国内同行告 知我四川凉山因艾滋病死亡,天天埋人。
    高妈妈痛心疾首地说:"据王淑平医生1995年的统计,爱滋病感染者有500万之多,二十年过去了,这个数字翻了三倍、四倍,如今血祸还没有完全控制,还在蔓延发展,这样下去,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我老了,做不动了。"
   今天,世界各处的人都知道那位总是穿着粗布纱丽,满脸皱纹,终生在印度帮助穷人并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瑞莎修女,人们亲切地称呼她Mother Teresa 。
   今 天,世界各处的人知道不知道这位总是穿着最廉价的衬衫,迈着一双年幼时曾经被母亲打着缠过的小脚,在六十九岁高龄后,走遍了广东、山东、陕西、湖北、广西 等十几个省市,调查中国艾滋血祸,花费上百万元印刷防御艾滋病书籍资料,抚养过一百多名艾滋遗孤的高耀洁妈妈。可是,六年前,"大国崛起"的政府为了堵住 这位老人的嘴,将她驱赶到美国,流亡天涯。
    高妈妈一生信奉"但愿人皆健,何方我独贫"的信念,她做到了。我相信,有一天,世界各地的人们会知道,中国有个"Mother  Gao. Yao Jie"

     一篇小文章,纪念世界第27个艾滋日,并预祝高耀洁妈妈88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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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30日星期一

李直:供給側改革、SDR扭轉中國經濟?

截图:湛江市长多次亲吻发改委批文

中國大陸現在流行的熱詞是「供給側改革」。

有人把現時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類同於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供給經濟學,這種類同有無道理,應該是仁智互見的問題。但是,有一點卻不容否定,那就是不論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還是本世紀當下的中國,都面臨著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問題。幾年前的4萬億,今年以來的屢次降低存貸利率以及準備金利率等財政金融手段,都沒能解決日益扭曲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問題。由是,在為經濟求解過程中轉向供給側改革,是大陸嘗試解決經濟結構問題的最新努力。
用財政手段調整需求側,一直是中國政府的拿手好戲。這是因為通過財政手段調控需求側的管理模式,與計畫經濟的管理模式邊界模糊,政府自身做出調整的幅度最小。實際上,舉凡中國經濟結構扭曲之處,舉凡中國產業結構重疊、產能過剩之處,無不是政府調控的傑作。
此說被具象化的典型圖景,就是前年廣為大陸媒體刊載的廣東湛江市市長,在北京國家發改委大門外親吻鋼鐵項目批文的照片。但是,其實就在距湛江不到200公里的地方,一個在建的大型鋼鐵項目還未建成即成過剩……中國的現實是,僅僅河北省鋼鐵集團一家,其產量即可登頂世界鋼鐵量產之巔。這也正是北京市、河北及其周邊省市毒霾繚繞不散的基本原因。
對於政府來說,相比供給側改革,需求側的調控實施得力、見效快速。此外,其中不為人所公開道的關鍵還在於,調控需求側,可為設租和尋租留有更隱蔽、更大的空間。這一點,僅從國家發改委成為反腐運動中落馬官員層級最高、數量最多的政府機構就可證實。因此,在抱薪救火的需求側調控失敗之後,中國政府轉身面向供給側改革,其首要必做之事,不是向市場、向市長乃至向企業發號施令,而是先行改革政府自身供給公共政策和公共產品的方式,以市場化的要求來調整政府機構、改變政府職能和規範政府行為。
供給經濟學的要義在於「小政府、大社會」,在於少干預、多減稅。這樣的要義在中國大陸會否發生橘南枳北的問題,實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如果按現在中共有關做大做優做強國有企業,進一步強化國有企業的資源獲取優勢和市場壟斷地位的政策,由此通過國有企業的經濟活動來控制初始資源分配,以求達到供需平衡的目的,那麼,所謂供給側改革不過是在蘇聯、在東歐、在中國大陸已經徹底失敗了的計畫經濟2.0升級版而已。
如果說以供給經濟學為內核的供給側改革是加速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的話,現行做大做優做強國有企業的政策無異為這個改革踩下煞車,甚或是從已有的市場化改革階段大步後退。從大陸現有輿論看,藉供給側改革這個外殼,說市場化改革的有之,言計畫經濟的也有之。
以現有中國大陸已達至的發展階段,要完全退回到計畫經濟時代,是斷然不可能之事。但是,一腳油門一腳煞車的政策信號,無疑會為經濟增長的現實與前景平添混亂。在大陸,計畫經濟之不可能,就在於中國經濟增長已捆綁於整個世界經濟,斷開這種聯繫,中國經濟必毫無前途而言。
8月,IMF發布的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初評報告稱,IMF理事會將在11月最終決定人民幣能否納入SDR。從現有資訊看,美日等國均已為人民幣納入SDR開了綠燈。人民幣納入SDR,從中國國內多方態勢而言,不啻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化之途上築起一面止退的大壩。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原载《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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