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3日星期日

吕月:改革开放30年“总设计师”不见了,“英明领袖”回来了――中国最大的“凡是”究竟是什么?

华国锋、邓小平

在京奥最喧嚣的时分,2008年8月20日,中国一位最沉寂的政治老人华国锋离去了。 当奥运历史和奥运精神随着伦敦的双层巴士从北京的鸟巢驶回英伦三岛,一党专政下的"大国崛起",很长时间内还需要北京这场用金钱和权力打造的奥运之梦来装扮,还需要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披上电子合成的声光色的华丽外衣。 华国锋的去世影响之大,如同他从历史中重新走了出来。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最后也给于华国锋――这位被邓小平打倒的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高规格的礼遇,显示出了中国现实多重的政治符号,非常耐人寻味。

▲鲍彤一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神话 

京奥结束,意味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活动的开始,这是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给2008年确定的两大政治任务。毛死后,你死我活争夺权力的双方,随着当年最年轻的55岁的华主席的离去,都已经消失完了。但是亲历者仍在,当年还是中共基层干部、工农兵学员的九常委为了今天的共同利益,必须找到合适的说辞来总结这30年。关于30年的争论已经在中国展开,操刀者发社论,能者出书,无权者上网。胡锦涛主政六年,严控新闻和出版,使中国处于整体失忆的状态。这种局面是必须要打破的。
今年年初,前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公开了"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头衔是他本人提出,由薄一波造神造出来的一个神话。详情如下: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薄一波找鲍彤帮忙,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要在"七一"老同志座谈会上着重讲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地位。薄一波说明他的意图:"恩格斯讲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产生了巨人。我们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需要巨人的时代,也产生了巨人,就是邓小平这个巨人。" 鲍彤按照薄一波的意图,当天就为他起草好了"邓小平是时代巨人"的讲话稿。着重强调:我们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上,我们要向邓小平这个巨人请教,因为他的经验最丰富。起草好之后,鲍彤对薄一波的"邓小平是巨人"的提法,再反复斟酌,想起邓小平在中央说的话:"我个子矮,天塌下来,有他们两个(指胡耀邦、赵紫阳)顶着。"如果薄一波的讲话全国一宣传,老百姓联想不到文艺复兴时代产生巨人怎么办?如果老百姓只拿邓小平的外形和身高和巨人做比较,是不是要产生非常滑稽可笑的效果?上边会不会误会为有意在讽刺和挖苦?鲍彤试探着创造了一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新词组,代替了薄一波的"邓小平是巨人"。稿子交给薄一波后,薄很高兴,他评价:"写得好!"两天之后,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照稿宣读,新华社全文照发,鲍彤为邓小平创造的封号,立刻风靡全国,走向世界,入史,入文、入传,成为全国人的口头禅。
鲍彤二十一年之后将自己的这一"知识产权"公布,党内着名农业学者姚监复公开呼吁,"鉴于鲍彤为中宣部提供了一个沿用二十多年的崇高词组,有关部门应解除对鲍彤的监视居住,恢复他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此事如同一颗惊雷轰炸了政坛。细心人发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崇高称谓,从此没有在今年官方新的文本中再出现。最后的检验,要等待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的纪念大会,看看胡锦涛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替代词组。

▲鲍彤二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的神话

中共一向按照邓小平的意志将1976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标志。因为这次会议使得邓小平成为中共权力的最大赢家。记载、歌颂这次会议的文字如汗牛充栋。今年3月鲍彤继续撰文披露真相,令中共当局又一次五雷轰顶,因为鲍彤完全揭穿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的神话。
三中全会是1977年6月恢复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要职的邓小平提议召的,他还提议讨论三个问题:1、通过农业问题的决定;2、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3.讨论计划问题。从邓小平决策的三个议题看,根本不是讨论改革开放。从会议最后通过的农业问题决定仍然坚持"不准包产到户"看,会议不是改革开放的会议。
为三中全会做前期准备的,更为重要、影响更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意见是一致的:向前看,不向后看;不算过去的老账,不纠缠过去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拟提出文革遗留的毛泽东钦定的大案,包括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因此,华国锋的讲话是重点工作要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胡乔木会前为邓小平起草的讲话稿中说:"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不但王张江姚是走资派,河南省委的王维群、驻马店地委的苏华,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他们的罪恶比三反时候河北省的刘青山、张子善严重得多。"这个稿子的思想体系仍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为视角。邓小平于11月5日-14日偕夫人访问东南亚新加坡、泰国、缅甸,并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
邓小平没能参加的这5天会议,非同寻常。1978年11月10日胡耀邦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为中央工作会议,提供多种材料和信息:1、关于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的材料和中组部的复查报告;2、彭德怀复查材料;3、陶铸等人复查材料;4、关于康生诬陷603人的材料;5、胡耀邦复查一系列冤假错案中的讲话和中组部复查平反的案例;6、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群众和高层领导对天安门事件的深刻觉醒的有关信息材料。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做了发言。 陈云11月10日在东北组发言。他参考了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根据他本人在中组部和白区地下工作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六个问题:1、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毛主席知道吧?2、关于所谓自首分子问题;3、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问题;4、彭德怀同志问题,彭德怀同志开除了党籍没有?没有吧?骨灰现在放在哪里?是不是应当放在八宝山?5、关于康生的错误。6、关于天安门事件。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还是革命行动?陈云的发言写成简报发到各组。
从"九大"以后,陈云就没有被选进政治局。只是中央委员,同已在台上、恢复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职务的邓小平的处境,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重点有很大不同,因此陈云带头冲破了华国锋、邓小平为会议设置的框框,使整个会议失控了。
同会内的热烈讨论文革问题相配合,天安门、西单民主墙的群众的大字报也开锅了,矛头直指向文革、"四人帮"和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甚至指向毛泽东和一党专政。
11月14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胡绩伟、曾涛、杨希光、于光远商量,这是事件发生地最高领导人对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当作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当晚7时多,新华社的新闻稿发布。 邓小平11月14日从东南亚出访归来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胡耀邦发言的带领之下,已经跳出华国锋和他设置的框框,他自己已经没有了会议的主动权。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大会讲话稿也根本不能用了。1978年12月1日邓小平对胡耀邦说:"乔木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写。",
12月2日,邓小平邀胡耀邦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到他家商谈起草讲话稿。按邓小平亲自草拟的三页500字的讲话提纲,这份提纲搜集齐了会议涌现出来的新观点。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5、7、9、11日接连四天,到邓小平家共同研究讨论,最后定稿,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此文做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成为陈云和邓小平争英雄的一场暗中较劲的公开比赛。前期陈云高举平反的旗帜、高喊民主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和会议代表的真诚拥护和欢迎。出访归来的邓小平看清了、看懂了形势的紧迫。看到陈云的讲话预示着东山再起,有些好话谁先说,谁将拔得头筹。同陈云争夺民心、党心也就是争夺最高领导权。甚至是未来的第一把手,名义上的主席和背后的婆婆由谁担任的问题。 客观地看,邓小平最后的讲话也是不符合邓小平本意的。同邓小平原来交代胡乔木起草的讲话基调完全不同。为了比陈云的讲话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邓小平讲了党和国家的制度问题、民主问题、解放思想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可惜的是,邓小平讲出的只是一些很好听但不拟执行的好话。
邓小平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会外西单民主墙的议论;他看到了文革遗留的难题,但不愿延伸到反右派斗争的彻底平反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反右派斗争五人小组组长,只愿意为右派分子个人"改正",而不能为反右派斗争平反,仍旧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没有真正做到也不愿做到胡耀邦坚持的"有错必纠","毛主席批的错了,也要平反。"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他认为都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用。因此,他赞成抓魏京生,反对西单民主墙,取消"四大",这些做法正是他让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毛泽东的"六项标准"的延续,邓小平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根源。 从会议结果看,陈云是会议当然的英雄,因此摇身一变,由中委成为副主席,洋洋得意;华国锋以主席身份挨批,他为他和邓小平共同为会议定的框框,为"两个凡是",为"英明领袖",向大会做了检查;但是同样应当承担会议框框和"两个凡是"责任的邓小平却能能摇身一变,把会议成果拿过来,只用一句话:"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就是中央的决定",变成他自己的功劳。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成了邓小平变脸的表演会。
假如认真阅读邓小平的三中全会的讲话,会发现邓小平通篇只讲民主作风,没讲民主制度;着重讲经济发展,即使讲农业发展,也没讲农村改革,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强调的是"不准包产到户",这个文件起草的负责人是纪登奎。至于后来批评华国锋搞"洋"跃进,搞十个大庆的错误,实际上,"十个大庆"是李先念提出来,邓小平支持的,为了大干快上的新跃进,最后把帐算在华国锋的头上。那时翁永曦四个年轻人写封信,主张"轻改革重调整",陈云评价很高。
鲍彤说三中全会不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把这次会议人为地挂上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鲍彤认为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是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是符合人民心愿、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它的成功原因,全部在于七嘴八舌,可以各抒己见,讲自己的话。三中全会失控,在于失去领导。既然陈云可以对毛泽东说不;既然陈云、胡耀邦可以对毛泽东批准的几个文革大案说不,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对文革说不;也可以对人民公社说不。三中全会上代表们可以七嘴八舌,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在政治生活中七嘴八舌,这种自发的对民主的追求,对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捍卫和运用,推动了改革。 至于权力方面的斗争,从领导人排序看,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李先念为副主席,从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从中央委员升到副主席,排列第五;而邓小平实际上从第三位变成了握有实权的第一位。最大的赢家乃是邓小平, 今年6月10日《财经》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撰写的《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一反30年的官方宣传口径,继承其父在全党开展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他对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做了以下的评价:"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四项基本原则"是最大的凡是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之后,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4月5日民众涌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表达对"秦皇时代"的愤怒和不满,遭到首都民兵的镇压。导致邓小平彻底下台。4月6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在"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中,以叶剑英为首的军队元老和将领与"四人帮"的矛盾已经白热化,叶剑英被逼的向毛泽东请病假,躲在家里。叶剑英通过在一线工作的熊向晖对华国锋做细致的考察,先后认定"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这人作风也好"。"很稳重,应该支持"。"这个同志确实好,应该支持"。叶剑英和华国锋两个人第一次单独谈话之后,叶认定华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 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病逝,次日华国锋就通过李先念联系叶剑英,随后亲自去和叶剑英、汪东兴联络。10月6日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叶剑英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当晚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是党和国家新的领袖。叶剑英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就拿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来说,把他们捉起来,周总理不会,小平他也不会。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华国锋去世后,熊向晖之女熊蕾一篇《华国锋和叶剑英"结盟"》不胫而走,使得亿万人得识庐山真面目。
在邓小平当选军委主席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华国锋的错误也做出"决议",华国锋不得不主动辞职。这些错误包括"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8月31日新华社公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所有错误都变成了成绩,说明21年前,邓小平主持做的党中央的重大决议对华国锋是非常不公正的,华国锋同后来的胡耀邦、赵紫阳一样,都是邓小平搞个人独裁的牺牲品。
在华国锋主政的1976-1978年,启用了胡耀邦和赵紫阳,胡耀邦展开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胡的一生干出最大成绩的两年,胡德平写道:"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 邓小平复出是1977年7月16日―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做出的,距离粉碎"四人帮"10个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对邓小平的复出发表过明确的意见,他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他还说:"我们这些老家伙们要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我不说别的,华国锋五十几岁,我们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选择这个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叶剑英还对老干部们介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根据1978年9月叶剑英的建议,1979年1月18日-4月3日中共中央又举行理论务虚会议。当时"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如山的种种党内问题、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元旦,西双版纳农场7万知青罢工,要求返城,数千人下跪请愿,群体卧轨。上海人民广场上人山人海,绝大多数都是从新疆、云南、黑龙江、江西、安徽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呼喊"回城过春节"、"回城参加四化"的口号。据1979年年初的统计,中纪委成立不久便已收到群众来信三麻袋,中组部每月收信1万多封,中央每月收信6万多封,上访常住人口4000多人,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击党政机关,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等问题。胡耀邦认为98%、99%都是合理要求。在1979年1月3日召开的中宣部例会上,胡耀邦传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要"避免出现1957年那种反复,千万防止'翻烧饼'。"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议发表"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是邓小平对五人小组为他起草的讲话搞不满意,当面口授的内容。这是对华国锋和胡耀邦两年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翻的一个最大的"烧饼",是一党专政最大的"凡是"。邓小平生前表示"一个字也不能改"的十三大报告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成为建立权贵资本主义最大的"凡是"。南行讲话就是邓小平自己对这条基本路线的宣讲。这条路线使得当前中国积累的一切问题又回到文革之后。 今年有"第二央视"之称的凤凰卫视网做了一个网络调查,赞成改革开放不朽功绩而且不能令人遗忘的,在11343人中仅有3346人,仅占29.5%,而反对的有7997人之众,占70.5%。民心民意已经宣告邓小平一党专政之下的改革开放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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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日星期六

李雪莉:中国大学生为何信仰基督

(图片来源 http://www.faithfuleye.com/simp/node/844)


李雪莉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3月02日


一个冬日的星期天,北京一所知名艺术院校的宿舍楼里,其它的学生正懒散地打着哈欠,杜佳妮和她的室友们却已经早起开始唱赞美诗歌。这三坪大(约10平米)的女生房间里,有着宿舍少有的清丽洁净。大学四年,这间寝室里的四位中有三位都成了基督徒。
杜佳妮打开她的私人衣柜,柜门垂落着一个十字架,柜里摆着十来本公用圣经和印制精美、给初信基督者的学习教材。她说:“就是为了能够提供给来这里聚会的同学,没有圣经的,就让他们拿来看的。”她每周带着同学和室友查经,连手机闹铃都改为经文:“懒惰的人啊,如果你再睡觉,就会使你贫穷起来。”女孩们低头、手把着手祷告。这样的敬拜,专注的追求,骤然与中国轰闹、纠结的时代氛围,阻隔起来。
如果把时间调回四十年前,那时的中国年轻人,人手一本毛语录,心中没有神,也没有毛以外的权威;而四十年后的中国青年,却开始读起各类宗教经典。
即便在拥挤得让人无法坐定神安的北京地铁车厢里,也能看到有人专注读圣经或佛经的画面,突兀而铭刻。
雍和宫里焚香祝祷的,路上配戴泰佛的,还有到北京边郊佛寺礼佛的人也都多了。无神论的国度,正有了极大的信仰需求,其中基督徒的人数与成长最叫世界诧然。
中国社科院2010年宗教蓝皮书的官方统计称,中国基督人口(指基督新教,不包含天主教和东正教)已有2305万,但也有民间学者如世界和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等估计,中国基督徒更高达7000万到1亿。基督徒集中在东岸沿海与长江流域,与十九世纪殖民通商口岸的历史足迹密切相关。
七、八千万不是小数字,它与中国共产党员等量其观。
如今,不只农民工为治病和平安而信主,都会的知识阶层信基督的比例也在急速扩大。
90后信基督的年轻人,更呈井喷式增长。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都出现了许多校园团契,像在北京,从北大、清华、人大、矿业大、北京医科大、北京航天大、北京语大、北京师大、北京传媒等,团契遍地开花,一个比一个大。
这让我想起九零年代的台湾,高中生被迫死背三民主义、大学联考必考孙中山思想,僵化教育陪着我们这一代长大。上了大学后,呼吸了自由市场与民主选举的气息,年轻人开始反权威、反叛一切官方给予的教条。而现在的中国比台湾那时更断裂,学生必修马克思,书本里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现实生活却很残酷,无产者如此没地位;年轻人对国家宣导的教条心生怀疑,这个疑问也包括共产党六十多年来的无神论教条。
在唯利是图、意识型态单一的中国,基督教对仍抱有理想的年轻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问几位学生为何开始信仰?大学生温馨说,“中国的反差太大,没有信仰特别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外头有很多的欺骗,其实很污秽的,教会里相对单纯。如果有信仰也许不会有那么多人会做出三鹿奶粉(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这样的事。”
不信任的社会、一胎化的独生子女、强大的市场竞争、过度的讯息量、离异的家庭等……都是促成这一代对信仰的渴望的因素。
另一位长得很像影星吴彦祖的大学生赵耘颉,说起信仰的触动是因为感情不顺利。他观察周遭,觉得这个世代跟他有同样问题的人很多,“同样会有那种空虚、空洞,然后需要有填补的东西。但是那时候很多人往往去找的,可能是一些性、娱乐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寻找神,会更好一些。”
甚至,不少来到中国读书的外国学生,信仰都比在自己的国家更虔诚。到北京读书的牙买加女孩摩根说,她因印象中的礼仪之邦而来到中国,但在中国三年,她感觉到这个地方给人平常的尊重都没有,“没有谢谢、对不起,这些简单的事都会让人抓狂”,而她更遭遇严重的种族歧视。
多数时刻,学生们祈求的是和生活、课业、感情相关的事,很务实,就象一位连续三年开放自家客厅给年青人聚会的职业妇女基督徒所说:“我觉得这一代挺忧郁、得病的年轻人不少,我就继续邀请年轻人、朋友、邻居来,这几年来的确发掘许多有困惑而愿意信主的年轻人。”甚至有学生常为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祷告,“希望领导人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
学生们偶尔在教会谈自由或公共议题,也会知道刘晓波、艾未未等被中国封锁的消息或新闻,他们全是微博和翻墙高手,但他们会把握尺度,为了安全和私密,很少在礼拜日牧师讲道时谈论,而是小组团契聚会才聊起。
这些大学团契聚会都很低调,多半谢绝媒体与拍摄。但与上一两代经过文革的教会朋友相比,年轻这一代仍较为大胆地谈论信仰自由。例如在杜佳妮的学校,她们遇到的老师态度较为自由包容,认为人该有信仰,所以学生较为敢言。
但其它学校的运气就不见得这么好。一位自台湾赴北京学医的女学生Sherry说:“老师到周五就会跟同学说,我知道你礼拜天去教会,信仰不要太热忱”、“又例如我们的团契信箱,有阵子发了耶稣或神这些关键字,信箱就被封锁。”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们把团契的标题改为“我们聚在一起给爸爸唱歌”,用爸爸取代天父,或是用“吃东西”取代“祷告会”。
这些大学团契也很国际化,一是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国学生的信仰需求,特别是南韩留学生,在北京五道口附近,他们常常在自己开设的咖啡店里,放圣歌,提供基督徒聚会;二是在国外接受基督教洗礼的海归派或到中国发展的华裔外国人。
北京大学的团契,甚至用英文祷告,有从美国来的华人和许多亚裔外籍人士加入,他们年轻、高学历。外国神职人员穿梭在沿海甚至远方如新疆的校园团契。虽然国家宗教法规定,外国人传教需要政府正式批文,但互动实在太频繁,几乎省略此程序。
比起中国政府明显扶植佛教与道教,基督教是被打压的,部分原因是基督教的一神论(相信上帝是唯一的真理、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把党视为母亲和唯一真理的价值,有较大的矛盾。另外,基督教标举普世价值,是个有组织、有领导的自主团体,并不以官方立场马首是瞻,也是令共产党感到恐惧的原因。
在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才能合法生存。
官方允许的基督教只有三自教会。官方出版的《中国宗教》这本刊物如此解释,中国基督教是要彻底割断基督教的联系,所以要“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目标是要扬弃它的西方色彩,探索符合圣经但又融合中国文化和适合中国处境的基督教。
几位传教士私底下表示,香港、台湾、大马等华人脸孔的牧师或传教士较放松,但若是白人传教士,就特别谨慎,他们犹记2007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有一大群外国传教士误判情势,以为北京在京奥前会放松宗教管制,结果宣教动作太大,反被请出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对“洋教”和“帝国主义的荼毒”仍心怀敌意。
官方因此把基督教当做一个需要随时被监督的对象,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公安部、国家安全局的便衣,随时隐藏其中。
不过,矛盾的是,正是共产党的严控和打压扮演了一个促进年轻人积极信仰基督教的力量。这里头有两个关键因素。
一是,中共釜底抽薪断除了传统信仰。
早在十六世纪,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便将福音传入中国,却无法广泛深入民间,因为中国有多元的信仰文化和浓厚的家庭祭祀观。又如在华人社会里,基督教很难快速扩展的原因是传统信仰的羁绊,像在台湾,拜天祭祖是相当普遍的习俗,中元普渡与新春开工,街头巷尾都摆满了祭祀的队伍。信佛的母亲遇上信耶稣的孩子,经常会闹上家庭革命。
反观中国,破四旧和文革去神、去崇拜,使得中国庙宇、教堂被摧毁,人们多元的鬼神信仰没了。这等于拿掉信仰基督教最大的阻力:家族与传统信仰的支配。
关键之二,巨大的社会不公,让基督教快速填补年轻人价值的空缺。
基督教的两大价值主张是“爱与公义”,特别是长老教会这一派别,强调积极介入社会、改变社会。中国人治的政治体制下,仍存有太多违法拆迁、人权、司法公正等公义的问题。
这两股力量相乘,对年轻人特别有号召力。我看到不少90后勇于在798的街上唱圣歌、在五道口附近发礼拜传单、在校园送圣经;而那些已在国外念书、在华人教会礼拜的80后,则成为90后的后盾,分享许多在美国所见所闻、一个理想世界的样貌;他们甚至透过微博,一同声援那些被拆的教会、土地,还有批评高涨的房价、吃民脂民膏的贪官。
这让我想起,近代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无论是南非或台湾,基督教都扮演了不小的角色。
例如在台湾,即便三十年前一直就很自由,但也是基督教,特别是海内外的长老教会,作为台湾党外运动重要的精神庇护,算得上对台湾民主转型推了一把;他们宣扬人权、救援政治犯,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特殊管道。
现在,中国不止从无神国度成了信仰大国,年轻人更是从党的教条中走出,开始追寻真正的信仰。
90后的年轻孩子在眼前唱起圣歌,他们一会儿单纯地笑,一会儿又泪流满面。他们说,“在这里如果你没有信仰,中国这社会会改变你或摧毁你。”这句话说的既纠结又孤独,但盘根错节的力量,却意外地让他们回过头来改变这块曾经没有信仰的土壤。
或许他们可以为中国创造另一种文化地貌。
李雪莉是台湾《天下》杂志主笔。

杜光:在宪法的基础上建立改革的共识


——在《炎黄春秋》2013年新春联谊会上的书面发言
                    
   
   近几年来,《炎黄春秋》杂志社每年都举行新春联谊会,提供了一个老朋友们见面欢聚的难得机会,给我们的晚年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在这里,我谨向《炎黄春秋》的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的本刊编辑部文章《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是杂志社献给社会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近几年来,社会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何取得体制内外对改革的共识,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炎黄春秋》的文章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解答。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应当在宪法的基础上取得共识。我现在就围绕这个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朝野上下政治生活的共同基础,也是体制内外都能接受、最具共同语言的政治形式。虽然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尽如人意,但总的说来,它的诸多条文还是符合于现代民主原则的。从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多次修正,这些符合于现代民主原则的条文,基本上没有改动。如《炎黄春秋》在文章里指出的那些条款,既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也是权力运行的规范。只要认真履行这些条款,就能有力地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法院和检察院能独立地分别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得到一定的制约与监督,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求的;又如,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公民的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能够得到实现,将会有力推动文化体制的改革;关于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能够落实,就会带来社会体制的改革。所以,在认同宪法的基础上建立改革的共识,是保证改革顺利发展的最重要的保证。
   第二,现行宪法是几代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所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它同时也是一百多年来几代人的共识和共同心愿。早在105年前清朝制定的《宪法大纲》里,就有“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等,均准其自由。”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关于公民权利,除“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外,还规定有书信秘密、居住迁徙、信教等自由,有请愿于议会、陈诉于行政官署(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上访)、诉讼于法院、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法院一章,则有公开审判和“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的条文。这些富有民主性的条文,都为后来的宪法所继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儿女的共同愿望。但是,一百年来,被所有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和司法独立,却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公民权利和司法独立,是宪法的灵魂,宪政的核心,也是几代人民苦苦追求的目标。我们这一代、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有责任挑起这个积累了百年之久的历史重担,落实宪法的规定,实现人民百年来的愿望和期待。这既是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任务。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2月4日在纪念八二宪法30周年的大会上说:“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权威也在于实施,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宪法实施,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到新水平。”他把宪法的实施提到生命力的高度,是十分必要、十分准确的。一百年来的许多宪法,正因为没有很好实施,丧失了保障民权、规范权力的基本功能,成为一张废纸。要恢复它的生命力,就必须找出适当的路径,制定相应的制度,采取切实的办法,认真实施。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要实现“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等等,都是符合宪法精神、符合改革需要的。问题是如何实施,把这些承诺转化为改革的实际行动。实施宪法和十八大承诺的过程,也就是改革的过程。
   第四,改革和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领导,都应当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上,以宪法为准绳。首先,《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推动并领导各个领域的改革,是共产党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的最重要的活动,这个活动必须履行宪法的规定,不能越出宪法的范围,违宪行事。其次,宪法是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1954年的第一个宪法和后来的历次修正案,都由共产党提出方案,经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发表。所以,共产党对宪法的实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共产党不但有义务履行和维护宪法,而且应当积极带头,成为履行和维护宪法的模范。再次,共产党在十八大后面临着最艰巨的反贪任务,也必须依宪行事,才能收到实效。一方面,鼓励公民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检举贪污和其他违法失职行为,严惩对检举者打击报复的违宪党员;另一方面,法院应在不受任何干涉的条件下实行公开的、独立的审判。复次,鉴于共产党内存在着普遍漠视宪法、违宪严重的现状,有必要在全党开展经常性的宪法教育,警示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的活动严格地限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
   第五,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制约与监督权力的制度和法规,就是把权力关起来的笼子,制定这些制度和法规的过程,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它必须以宪法为根据,所以,归根到底,是要把权力关进宪法的笼子。宪法对制约和监督权力有着原则的规定,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并对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等等,都是制造笼子的好材料,制定落实这些规定的制度和法规,就可以有效地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运行,建立起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
   我去年11月在《炎黄春秋》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改革共识论坛”上,曾经提出,要推进改革,首先须对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取得共识。我认为,改革就其性质来说,是民主革命在现阶段的具体形式,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这个见解,我自认为在理论上是正确的,长期目标也无可厚非,但在实践上却无助于推动现阶段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无助于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因为在改革的性质和目标上要取得共识,需要有一个自由探讨的良好环境,需要经过相当长期的交流和启蒙的过程。要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取得共识再推进改革,势必延迟改革的进程。而在宪法的基础上取得共识,则是当前就可以启动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改革的最佳途径。我在前面谈的几点看法,就是读了《炎黄春秋》编辑部文章后的感想,是否妥当,请朋友们指教。
   李锐老前几年提出“何时宪政大开张”,振聋发聩,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共鸣。实行宪政,以宪法规范权力的运行,是亿万民众的愿望和企盼所在。社会上对中共十八大后的新领导班子期待甚殷,希望他们不负民望,在改革问题上,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能迈出较大的步伐,以满足13亿余公民的期望,并告慰一百年来为民主宪政中国而奋斗和献身的先辈的在天之灵。
   《炎黄春秋》的新年献词会不会成为报春的燕子,为我们带来2003年宪政大开张的喜讯?我怀着殷切的期盼,拭目以待。
   祝愿朋友们在已经来临的蛇年里,健康!平安!一切顺利!
                                                         2013年2月27日


仲维光:哭许良英先生

图:前左为董光璧教授,右许良英教授,后右仲维光先生 后左为还学文女士

一九七五年我和许先生见面谈的很多问题都溶有那几年读书的痕迹。
概述那一次我们的争论:第一,我明确地推崇经验主义,他坚持有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我对共产党是彻底否定的,是吉拉斯的观点,只有彻底抛弃。他则认为毛泽东是暴政,但是认为共产党能够改变,支持邓小平一派。第三,我痛恨四九年后的知识份子,针对那种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却依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我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启蒙,而非反左。启蒙的对象是知识份子,共产党需要抛弃,而非启蒙、改良。


仲维光:哭许良英先生


许先生待我“恩重如山”!
东望神州,仰对苍天,抚今追昔,先生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嘱托,言犹在耳,如何想像,如何接受,这世上就再也没了先生!
在我的生命中,我的亲友中,有不多的人影响了我的生活。许先生是我作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在我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痕迹的少数的几个人之一。他对我的器重与关心也是一般人所想像不到的。所以尽管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年中因为不能够容忍我的经验主义立场,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妥协、不留情的批评,而和我断绝了联系,但是对我的关心却从来不曾,也不会断绝。对此,我深信不疑。

一

最早知道许良英先生应该是一九六八年,那一年他的长子,许成刚,在革命激情和理想的支配下主动去了东北建设兵团,这引起了我的关切。我是一个晚熟的人。虽然比许成刚大两三岁,可是却一直充满孩子的玩心。虽然从六六年四月干部子弟的怪异刺激了我,而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但是直到六八年我却都是凭着直觉,凭着对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正义冲动及兴趣参加的。虽然先天那种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和百折不挠的性格使我参与很多,但是对未来和人生的规划却从来没有过。直到六八年春天,如许成刚这些同一派的朋友“先知先觉”地走上了“充满未来大志”的人生之路,我才开始积极认真地思考自己的未来。
我之所以走向今天的这条道路除了六八年当时的气氛,也就是我从文化大革命的挫折感到社会和自己的未来问题的所谓的严重性:连毛泽东都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走资派还在走是个永远要警惕并且威胁我们的题目。或许我自己应该对未来有所承担。而在这方面应该有所承担应该说和清华附中及包括许成刚在内的很多朋友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我是一个不服输,英雄主义气质很强烈的人。从来觉得有抱负是自己责无旁贷的特征。我喜欢鲜明,而厌恶“温吞水”。当时在我们这个群体最早走向这条路的就是许成刚们,还有我那时的朋友陈淮子等人。所以大约六八年夏天我开始越来越自觉地走向现在这条道路。
一九六八年我听说许良英先生,是作为许成刚的背景。只知道许良英是他的父亲,一位大知识份子。“不凡”的许成刚给他写去绝交信,还画了一把手枪,要他彻底接受改造。而对许成刚的“支边”他却是非常支持。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决心走上这条革命之路,到农村去。我的这条路是革命和传统混合体。革命豪情的同时还混杂着传统的有志者要在年轻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铭言。我是独子,不愿意蹲在父母身旁,而希望先飞出去历练几年。六九年初我拒绝了分配在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作而在四月到东北白城插队。
第二次再听到许先生的名字的时候,许成刚已经成了“反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不敢和我们联系,回北京也是悄悄的。但是到了七二年后,他希望得到帮助,而那个时候我已经彻底完成了思想的反叛,有条不紊的开始自己的追求。我对于社会的禁锢及这个社会的名誉地位已经不屑一顾,经常会有很多出乎周围人想像的主意和出格的行为。所以许成刚在成为反革命后再次和我联系,并且希望得到帮助。
第二次听到许先生的名字也已经和许先生的个人内容相联系。这次我知道他在农村,但是还在坚持翻译等学术工作,对国家未来非常关心,非常关心并且支持许成刚。
大约在七四年,社会的形势起伏变幻,邓小平复出,批林批孔。我那时对此已经毫不关心。因为我已经彻底看清共产党,用邓小平的话说黑猫白猫共产党都是猫。当时我嘲笑那些关心这些的朋友们,“新地主,老地主,都是地主。”绰号“乌鸦”的朋友则嘲笑我的这句名言说,“这是什么话,莫名其妙。”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知道邓小平主导反右,并且五六年对于匈牙利事件主张坚决镇压,所以我对邓小平从来没有好感,包括七十年代后他的复出和推行所谓改革政策时,我从来没说过他一句好话。那是一个真正杀人不眨眼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典型的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

二

一九七五年,许良英先生到北京商务印书馆做临时工编选他的爱因斯坦文集。许成刚对我说他父亲担忧国家的前途,很希望能认识一些有志气有思想的年轻人,准备从事一些艰苦的工作,他向许先生推荐了我。那时我身患严重肝炎在家养病,转氨□五六百以上近一年。尽管如此,我去了商务印书馆,和许先生谈了一下午。
那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屋子中的绳子上晾着几件许先生自己洗好的衬衫,许先生穿着也很简单,是个不修边幅和随便的人,一切都很简单。现在回想,那年许先生其实才五十四岁。可脸上已经布满沧桑。
我和许先生的谈话极为激烈,直率但是愉快。我们是两代人,两个世界的人。我谈到我的经历。由于六六年到六八年跟着毛泽东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让我非常痛心,为此我认为是自己的思想方法出了问题,而专心于认识论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在认识论问题上是错误的,所以最终导致它成为一门专制学说,成为极权主义的革命理论。要说清马克思主义就要弄清楚认识论问题。为此我除了自学哲学外,还在自学数学、物理。对此许先生给予坚决的否定和反对,他认为政治是政治,专制政治和认识论无关。
那次见面我以自己经历也对他那一代人提出质问,你们读过爱因斯坦等人的作品,为什么会跟随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这些问题都和我六九年后的读书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已经在我们这群文革的中学生中流传这个观点,那就是一个人二十岁的时候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血性,一个人三十岁如果还信仰马克思主义那是他没有思想。与此同时,我也在书中读到,当年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年轻一代起来问老一代,你们当时干什么去了。
一九七五年我和许先生见面谈的很多问题都溶有那几年读书的痕迹。
概述那一次我们的争论:第一,我明确地推崇经验主义,他坚持有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我对共产党是彻底否定的,是吉拉斯的观点,只有彻底抛弃。他则认为毛泽东是暴政,但是认为共产党能够改变,支持邓小平一派。第三,我痛恨四九年后的知识份子,针对那种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却依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我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启蒙,而非反左。启蒙的对象是知识份子,共产党需要抛弃,而非启蒙、改良。
从那次开始,在其后几年我们的多次对话中,我的中心问题就是,你们这代人读过那么多西方思想家、科学家的著作,为什么会和我们这代人一样,如此愚昧地跟着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此外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问题上根本是错误的,所以决定了它的教条性、专制性。由于许先生毫不讳言地坚持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对这个观点尤为愤怒。他一直对我坚持强调认识论问题表示坚决的排斥和愤怒。
我记得在我之后,我清华附中的朋友戴建中也去见了他。在言谈中戴建中对列宁极不恭敬,这使得许先生对他十分反感。其实我比戴建中的观点更为激烈彻底,但是大约我谈的是思想,所以并没有引起许先生那么强烈的反感。
第一次见面以后,由于形势变化,他又回到浙江,而我则一直陷于重病之中。再听到许先生消息的时候已经粉粹了四人帮,他回到了北京。我不时从许成刚处听到他的消息,如他非常看重一个叫做CTY的学生,这位CTY报考他的研究生但是因为发生了《红与黑》式的事件,被称为于连式的利用了N业部副部长的女儿而未被录取。由于那个时候我早已经反叛出这个社会及其精神知识领域,所以我对CTY这些人从心底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我确信一个有思想的人,能够提出问题的人,一定不会还在马克思主义的笼子中。
这种思想让我敌视中国四九年以后的知识界,我声称绝对不买一本中国知识份子的书。我甚至误以为,四九年后的知识界的情况是四九年以前的延续,因此中国知识界是肤浅的。当然这种思想也是因为我当时无法读到更多的四九年以前的著述,前人的探索研究,也读不到当代海外如余英时先生等人的文章。那十年我能读的只有些许的翻译的内部读物,以及能够找到的各种古典作品。我不过是依靠搜遍这少许书籍的角落,拚命吸吮其中的营养长大的。
这种思想第一次受到撞击是八四年读了洪谦先生的“论时间与空间”。他那种把握概念,阐述问题的能力,让我感到惊讶,在中国居然有和艾耶尔、罗素一样级别的思想人物。后来读了陈寅恪我才看到,原来中国曾经有过一批这样的知识份子。而认识齐如山则是更后的事情。

三

许先生返回北京,住在东厂胡同的时候,我和许先生见面不多,而且匆匆。及至他们搬到海淀黄庄新建的教授楼的时候,再去他那儿就有了一个变化。此前我都是找他儿子许成刚,可那时候逐渐变成每次到他家主要是和他谈。我们这些年轻人已经都是他的客人,无形中,许成刚已经退到了次位。这个变化是耐人寻味的,是人格魅力。我想所有因许成刚而拜访过中关村八一二楼七�四的他的同学回忆过去,都会发现有类似的体会。
当然我和许先生的争论并没有因为那几年的社会变化和他的变化而减少、减弱。一九八一年夏天的一次见面我和他之间再次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我记不清楚具体的争论细节,但是在那次争论中,我们都动了情绪。他的激烈的态度和言辞致使王来棣伯母在偶尔旁听的时候,不断地在旁边低声说,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如以往一样,我们之间的那次争论涉及的仍然是根本的经验论者们曾经提出的哲学问题、启蒙思想问题,它让我感到非常痛苦。因为我几乎只能在一个答案上选择,要么我全错了,也就是从七零年后走向的路根本是错误的,要么是许先生在基本的哲学概念上错了。
我痛苦至极,因为我的哲学是自学的,并且根本没有老师可找,可问。我无法通过第三者判断自己。而所有一切又是根本性的。大约经过两三周的痛苦仿徨,我只好问我太太,还学文,她当时已经在北大哲学系读过三年,也看了不少哲学书,我说,现在是我抉择的时候,人生最重要的抉择的时候,因为是根本性的分歧,因为涉及未来,我可以转向,你抛开个人情节判断一下,是我对还是他对。还学文经过考虑后说,你是对的,他在基本哲学问题上的理解是错误的。于是我才走过这个问题,从此决定继续坚持自己的方向,而不再和他进行争论。这同时也让我对于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哲学框架,对西方哲学的曲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四

七十年代初期后,因为思想的反叛,当然也有马克思式的狂妄的革命情怀,以及经历过六十年代彻底的封闭社会后的无知的井底观天的自大,我对中国知识界极为蔑视,谁也看不上,认为已经没人能够当我的导师了。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九八二年初夏,许成刚突然问我,你是否愿意报考我父亲的研究生,如果你愿意报考,他就争取明年招考一名研究生。你如果不能,他就不计划了。因为他已经有四名学生,一个导师一般只能够招收四名。他可以以这四名学生并不都是科学史所的学生,而是和别人合招的为理由,申请明年再招考一名。
这不仅让我大为惊讶,而且极为感动,因为许先生知道我们的分歧,知道我对共产党及其知识界的看法。如果能够进入科学院学习和研究,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因为很多条件都是我在中学当老师所无法比的,我当然愿意。
经过一番周折,我所在的中学,北京二十九中居然同意了我报考。在报名后,许先生就拒绝再见我。我再见到许先生的时候是在复试考场上。
我的报考如我一生的命运充满了戏剧性。我原来的计划是在哲学史和外语考试上超过别的考生,拿分,理论物理不丢分。但是不料评完卷后,恰好相反,理论物理我得分最高,外语居然五十九分不及格。总成绩我是第三。我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十几年刻苦自学哲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甚至读了中文译本后,因为听译者我的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朋友马元德先生说,罗素的英文可当作教科书范本阅读,而又逐字逐句阅读了英文原本。我根本不相信同代人中有比我对于哲学史把握更好的。外语不及格对于我来说更是难以想像。有朋友提示我说是否判卷、计分有误,是否可以请许先生要求招考办公室复查卷子。但是我的确心存疑虑,怎么会万里难挑一的事情又让我碰上?
事实上在我犹豫的时候,许先生已经在得知结果后坚持绝不复查卷子。他并且说仲维光有自学和研究能力,分数不够就不必上了,不需要复查卷子。然而,事情到这种地步,谁也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自然科学史所负责招考的朱兵女士在考场注意到我,她看到结果后坚持要复查卷子,并且说,这个专业很少能招收到有能力的人,我在考场看到了这个考生,今年就是不招也要复查卷子。在她的坚持下,所里重新开封覆核了卷子。结果真的是我的卷子判错了,被计算错了分数。外语甚至扣了我两次,六分的整洁分。哲学史则由于我的答卷没有完全按照考试的规范,而回答了整整十二张八开纸,阐述对六位哲学家的思想和我的看法,在重新传看后认为分数给低了。与此同时,那一年科学院下达了通知,所有的研究生录取都要进行复试,一个名额要有三人复试。就这样我在曲折中通过了第一关。
在复试中,笔试和口试我的成绩是那两个人的分数总和的两倍多。这个成绩引起所里人的惊异。为此,许先生毫不掩饰地告诉他们,这个学生是我挑来的,早就认识。有人立即提醒他,你不怕别人说你营私舞弊?许先生则因为他做得正,对于这种可能发生的中伤他连想都没想过。
在这件事情上,许先生让我看到他是个公私分明,原则清楚的人。我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件,不知道自己碰到类似的情况是否能够做到。身教胜于言教,这将永远是我做人的一面镜子。在我命运的路上当然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朱兵女士,她对我有知遇之恩。

五

我在许先生那里做了三年学生,那个时候几乎我们每两周就在他家里有一次读书会。除了专业外也交流一些社会思想动态,个人感受。
三年后的毕业答辩上,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答辩会上,许先生介绍学生的时候,首先就说,这个学生很特殊,我没有进行过任何指导,这篇论文是我所带的学生的论文中写的最好的一篇。
这让我非常震动。没有一个导师是如此介绍自己的学生的。许先生的这个介绍让我知道什么是谦虚做人。
为此,我从来没有提起过许先生的这段评语,因为我知道前辈的坦荡,后辈更应谨慎做人,这不是自诩的资本。我当然更知道,其实我在许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所以能够进入爱因斯坦研究,写出这篇论文,完全是许先生引导和影响的结果。因为我本来是由于关心启蒙和社会思想问题而走向科学哲学、物理哲学问题,而非专门的物理思想史研究。所以对于物理学思想史的文献和专业研究的了解,我都是做了许先生的学生,到了科学史所才入门的。他的书架上的书,以及他对那些书的了解都让我更直接地进入了这个领域,而不必再在黑暗中摸索。我对于爱因斯坦文献的了解更完全是直接得益于许先生的工作。
在毕业后我翻译了瓦伦坦的《爱因斯坦传》,那是一本最好的文学性的爱因斯坦传记。由于从八十年代初进入物理史领域,至今我都在收集每一本有关爱因斯坦的新出版的传记及思想研究,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第二个作者能够写出瓦伦坦这样思想清晰、文采飞扬的传记。我能够直接选择这本传记翻译,让中文世界有幸在法文、英文、德文本之后能够读到,却不是我阅读了很多传记后的选择,而是直接来自许先生的推荐。
这本传记的水平远远高于《居里夫人传》,应该是青少年和关心思想的读者卷头必备的图书,而它的印刷量没有能够迅速扩大,其中也有我的疏忽。
在许先生那里做学生的三年,以及后来到所里工作,我和许先生的交往是愉快的。因为那时我基本上不再和他争论哲学问题,而只是专注于爱因斯坦和物理史问题。在对于科学史和科学家的研究中,尤其是对于近代科学家思想的探究精神的推崇和认识上,我们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许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研究科学史切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度测科学家。他推崇爱因斯坦纪念普朗克六十岁生日的文章,而我也非常喜欢爱因斯坦在这篇文章中对于科学家,对人的追求的看法。

六

现在回想一个非常现象,这其实很能够说明我和许良英先生的关系。
许良英先生所在的那个知识群体,其实都是围绕原来在中宣部工作的于光远形成的,其中包括范岱年、何祚庥、赵中立、查如强、侯德鹏、陈步、何成钧、梁存秀,乃至外围的戈革等人。这些人都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从事意识形态宣传,自然辩证法大批判专业的骨干。我在许先生那里做学生的时候,许先生的其他学生由于许先生的关系也经常往来于范岱年、赵中立、何成钧、李佩珊和梁存秀们周围。但是我却除了因为党外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戈革先生对于古典文学的爱好,而引起共鸣去他的家中多一些外,和其他那些人几乎没有来往。五、六年期间只因为送稿各去过一次何成钧家和赵中立家,而对于住在许先生旁边一个楼的范岱年,我不但从来没去过他家,没有过任何私人交往。而且甚至碰面都没有正面对视过。
我和他们没有任何交往是不奇怪的,因为我在七零年反叛后,就对共产党文人十分厌恶,更遑论这些《一九八四》老大哥手下能干而积极的宣传工作者。我是个异类,他们比我更清楚。但是奇怪的是,第一,那□长的时间,并且如此彻底,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第二就是,许先生能主动招我为学生,而我能和在他们之中也可说是非常典型的,具有同样经历和思想的许良英先生交往如此密切,这就不仅令人奇怪,而且让人深思。
与此同时,我性格中天生喜好交友,重视江湖义气,然而在许良英先生那里作学生的几年中,我和他的其他学生的往来也是如此,和他们中的任何人也没有成为真正的朋友。因为无论世界观、人生观,处事态度和思想,我们之间的差距都太远了。经历了七零年的反叛后,我和这些同学,几乎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我的热情并没有换来传统中固有的友情。所以这一切都染有这个特殊的时代的特点。
这个回忆对比让我看到,能够超越思想和政治的是感情和性格的交流,我和许先生在深处有很多能够相通的人的东西,否则无法解释。

七

我在自然科学史所工作的时候,对那个社会早已经看穿,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很少去所里,从不参加任何会议,不介入所里的任何事情。所里几乎没人认识我。但是八七年,在一次会议后,和我一个研究室的阎康年先生在我们一同步行回所里去的路上突然对我提到两件事情,并且警告我。
第一件事是,在我批判查如强的自然辩证法引起的争论中,由于《哲学研究》杂志等封锁我的文章,我给《哲学研究》编辑部的退稿信的回信(见我的文章“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另外一件事是,许先生在所里讨论继任所长人选时,他推荐董光璧先生的时候说,“我的一个非常有思想的学生说,在当前四九年后这一代知识份子中,中国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方励之,半个是董光璧。”为此,阎康年警告我说,你这么做和这么说,还想不想在所里呆下去,是否还想提职称,分房子?我坦率告诉他,走向这条路,我就已经仔细想了,一不想提职称,二不想分房子,只想能把问题说清楚。
在我离开中国后的第三个月,所里定职称的时候,阎康年们果然立即出手打击我。许先生来信告诉了我这个情况,他说“本来定助理研究员,权在研究室,所职称评定委员会(1983-87年我是副主任)只是听一下汇报,备个案,不进行讨论。想不到今年评定你时,听说戴念祖转述阎康年攻击你的意见,说你自高自大,看不起老专家,陈美东就要大家表决。结果是5:4被否决了。估计投反对票的有∶陈美东、┅┅、戴念祖、┅┅、┅┅。投赞成票的∶董光璧、潘承湘、席泽宗(已不当所长了)、华觉民(副所长)。”
有意思的是,投赞成票的都是老专家,而投反对票的都是党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知识精英”。我其实也从来对席泽宗和华觉民先生的学问是很佩服的,而戴念祖们,虽然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但是由于我从六七年到七三年常在社科院大院看他的大字报,所以后来他的文字我怎么也看不下去。为此他打击我,我并不放在心上。
这件事对我毫无影响,它反而再次告诉我必须努力,你面前是一座大厦,你必须更加强有力,否则就会被压倒。许先生知道我没有受影响,在信中说,“定职问题,不仅没有挫伤你的锐气,反而激励了你,这使我非常高兴。有志者事竟成,相信你是会成功的。人生最可贵的,是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我自己也是靠着它生活过来的。我们所现在完全由‘文革’时的一个帮派控制着,今年提职称,充分暴露了。”
同样一件事,一句话,在阎康年们看来是如此,在许先生看来却另是一样,这就是做人的差别,对我的思想和为人认识的差别。

八

一九八八年初,我知道自己再在国内呆着,要么接受他们的各种封锁和压制,要么如果还想出国看看,就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我思索再三决定出国。在和许先生告别的时候,我非常难过,不知道何时,甚至是否可能再回到所里和他一起工作。未来的路如何也是未知的,因为我去的是一个我毫无语言知识的国度,而我已经将近四十岁了。分手的时候许先生送我到楼下大门口,再三告诫我∶你有研究能力,要集中在研究工作上,千万不要读博士,不要浪费时间。
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听到这样的告诫,第一次六九年底,刘升泰,一位神秘的、短暂相识后迅速消失的朋友,他告诫我,生命如同一场马拉松赛跑,要耐得寂寞、耐得贫穷,跑到最后才是胜利,才能够做出大成就。之后他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期,送别广西大学历史教授黄现
先生回广西。他是中国第一位壮族历史教授,三十年代留日的历史博士。在火车站,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千万不要看重学位,学位是虚的,重要的是你的著述和工作。如果你没有像样的著述和工作,最后一切学位都是自欺欺人。
这是第三次,许先生的这个告诫我不但理解,而且更深知这个对人生的看法,和阎康年那些人的人生观的根本不同。这不是一个混社会的人生观,而是一个鼓励追求,创造的人生观。他鼓励我追求的是踏踏实实地能够立得住贡献,而非个人的名利享受。对此我深知,无论有多少名利都如浮云,都是假的,而能够为历史和人类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做一些推进,才是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对的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培养支持你的师友的东西。我当然也深知,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许先生这样对我说也是对我的信任,对我能力和品质的肯定。

九

离开中国到达德国,我关门学习了一年的德语。我的目标是阅读,因为我知道我的工作领域是中文世界,我不但要在思想上有所推进,而且在中文文字上也要确立自己的追求和风格,为此,我坎坷的努力和有限的生命只能够允许我集中精力于中文,但是德文的阅读对于我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它能够为我打开一扇窗子,一个新的天地。
 离开中国到达德国很快我也决定,不能够因为还要回国而在能够发声的时候,该说的时候不出声,因为我是在国内被封锁而发不出声音才被迫出来的。如果出来不说,回去也发不出声音,那一辈子就会永远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我离开中国到达德国半年后,也就第二年二月,我申请了访问台湾,六月爆发了六四事件。十二月我作为第一批欧洲学人访问了台湾。我做了该做的,讲了能讲的,所以两年后使馆首先吊销了我太太的护照,直到离开中国五年后,九四年我才第一次回国探亲。到家后母亲告诉我,在我无法回国的时候,许先生给她打过几次电话,问候安慰她,并且对她说,你能有这样一个儿子应该感到骄傲。
许先生的电话对于我母亲来说当然是一种言语无法表达的安慰和支持,甚至可以说,在九十年代的十年中,许先生的话对于独自生活中的我的母亲,在精神上起了难以言说的作用。说它支持我母亲走过了九十年代,能够独自活到八十四岁也毫不为过。而许先生对我的肯定也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许先生的电话当然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先生对于学生的呵护,对此我永世铭记。

十

一九九六年年初,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困难的一段时期。因为九四年我和德国汉学教授马汉茂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和意见分歧而分手,失业在家。那个时候国内恰好准备翻译出版《爱因斯坦全集》,许先生就在那个编辑委员会上推荐了我,并且强调说懂得德语的人参加翻译的重要性。但是国内的另外一位先生,戈革先生,由于对许先生的长期不满,在这个会上利用梁存秀等几位自然辩证法专家们对我的不满,以我的文体是“精英体”,而提出反对。最后在许先生的坚持下,他们居然提出我做的话,就必须先试译。
散了会,许先生立即写信告诉了我会上的情况。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就在我收到许先生的信的同时也收到戈革先生的信。他在信上对这次会上的事情只字未提,直接对我说,他正在上海主持一套物理学家传记翻译丛书,其中海森堡的传记,他希望全权交给我在德国选题并且翻译。这立即激怒了我。联想到在我八八年
开中国前,许先生委托我和梁存秀联系编辑一本批评查如强的自然辩证法文集,在我和梁存秀先生联系的时候他对我的文章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但是当我
开中国后他立即把我的文章从文集中撤除,于是我立即告知许先生戈革先生的这封来信,并且公开给戈革写了同寄梁存秀先生的回信。与此同时作为备忘录我写了“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一文。
许先生收到信后极为震惊,回信要我不要公开,说这对谁都不好。由于信和文章邮寄给许先生后我就去美国开会,返回德国获知母亲重病于是就立即返回北京探亲,所以只回信告知许先生信收到,我马上回京看望母亲。
回到北京前两天我当然都是在医院陪母亲度过。我准备从医院回家后立即去看望许先生,不想第二天许先生就打来电话,问我文章是否发表了。我跟许先生说,我写的是备忘录,不会不通知他就发表,如果发表我一定会事前和他商量。
那一年春天在北京的日子是我最后在许先生身边的日子。我还是如以前一样基本上每一两周去他那里一次。我们还是如以往,有讨论,有争论。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我从德国辗转托人带回国很多德国民众和学生对于六四受难者的捐款,基本上都是通过许先生转给那些需要的人。

十一

二零零年,在浙江的一个出版社的许先生的侄孙许晓光联系买下了《爱因斯坦语录》的版权,许先生立即推荐我来翻译。我和还学文认真地翻译了这本书,不仅从英文原本,而且对照了德文本,及另外一些爱因斯坦文章的德文原文。在翻译中我
异地发现,爱因斯坦德文的叙述方式,翻译成英文后,很多地方竟然在语气上做了巨大的改变,如间接陈述方式改为直接陈述。这让我再次深深地感到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必须看他原来所使用的文字语言。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
在翻译中德文本的粗疏和错误,乃至偏见是我始料未及的,它让我感到,许先生对于爱因斯坦生平及文献的把握的功力。这在西方学者中也是不多见的。
在译后记中我记述了这些感受,同时提到中国孔子以来留下的良好的知识传统,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大可不必妄自菲薄。然而这引起了许先生的反感,他对传统是彻底否定的。为此对我说,如果我的译后记保持这段话,他就要在书后加上批判我的文章。看了他的信,我知道我们观点的分歧非一日之事,只能求同存异,回避不同。因此我请他删改我的文章,我看后再决定是否接受。许先生删改了我的译后记,我看了,觉得只是有些话没说,而无强加给我的观点,所以爽快地同意了。
许先生是了解我的固执性格的,对于我同意修改,他甚至感到十分意外。
《爱因斯坦语录》的出版记下了许先生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我一生从对马克思主义反思开始,走入专心于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启蒙思想研究,由于许先生的关心和帮助,我才进入有关爱因斯坦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在爱因斯坦研究上,虽然由于命运没有给予我更多的时间,但是已经勾画出了一个轮廓。到今天为止,我一共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爱因斯坦科学思想研究。我完成了一篇爱因斯坦量子思想研究的八丌多字的文章。文章的前半部份四丌多字已经作为硕士论文发表,后半部份则一直封存在家中。本来我计划在这个研究后,再做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研究,并且同时进入爱因斯坦与宗教,爱因斯坦与文学及艺术的研究,如此最后完成一个较为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研究。但是,可惜后面两大部份到今天为止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再继续做下去。
第二.翻译出版了一本迄今为止应该可以说最好的爱因斯坦文学性的传记,瓦伦坦的《爱因斯坦传》。如前所述,这本书完全是在许先生对爱因斯坦传记的了解推荐下选题的。选择翻译这本书,可以说完全是许先生的推荐引导。
第三.翻译出版了《爱因斯坦语录》。这本语录在有关爱因斯坦的出版物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我们的这个译本,我相信在中文世界中也有它的一定位置。因为我们的译本是考订了英文和德文本翻译的。而这本语录的翻译和出版也是在许先生的呵护下完成的。
实际上这三方面的工作已经为我的爱因斯坦研究和介绍形成了一个基本轮廓,这个轮廓显示出了一个开阔的未来,只是可惜由于生活颠簸、艰难,而没有能够更好地开拓完成这方面的工作。作为许先生的学生和受益者,留下了我人生的遗憾。

十二

二零零三年在纪念李慎之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感到在很多问题上我应该做出较为彻底清楚的论述。所以在顺手发表了我和许先生的一封通信后,又写了第二篇文章,“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学思想问题。”然而,就是这两篇文章造成了许先生和我的彻底决裂。
因为在对于二十世纪的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政治问题上我们的看法相距太远了,所以我当然知道,只要我坚持并且继续发展,这个思想上的彻底分手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个分手的方式却是让人痛苦的。
我在许先生那里经历了很多戏剧性的事情,
第一,他不顾我野蛮的思想,反叛的个性,孱弱的身体,而主动招我为学生。这一点说明他是过人的,是他的同道,范岱年、戈革所望尘莫及的。他以自己的性格超越了时代,世俗的界限,对此,许先生对我来说,无论我如何自信、如何自负,我都必须承认,许先生对我恩重如山。
第二,在许先生那里,尽管双方都知道思想分歧很大,但是我却还是感到自如,而和其他那些老师,尽管没有过思想交流接触,却依然格格不入。这本身就说明很多问题,性格上的、思想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根本的知识倾向上的,我们都不相同。
在做人的气质上,我有很多和许先生相通的的地方,所以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被别人利用,扩大了我们之间思想的距 。
痛恨平庸,大约是我和许先生相通的一点。
我一生中能够容忍平庸的人,却不能够容忍把平庸当作才能,在需要才能的地方用平庸来滥竽充数的举动。这就是我和一些人无法成为朋友,走近的原因。
因为我自己常常孤独地走在艰苦的人生途中,而这就使得许先生这些前辈的嘱托和鼓励对我来说显得十分重要。傅雷在他所翻译的贝多芬传前言中写道,在人生的奋斗中,有很多时候你需要伏在伟人的精神上休憩,对于奋斗的后辈来说,同样有很多时候在人生的艰难中需要前辈的搀扶和鼓励。有的时候言语不多,但却是在你坚持度过人生中很多艰难险关,甚至越过深渊时起到了看不到的关键作用。在这点上,许先生对我恩重如山。

十三

然而,我和许良英先生的关系,最终没有能够战胜时代和社会留给我们的那些思想和精神的荆棘,没有能够超越它,而没有演奏出和谐美妙的音乐。可这就是这个黑暗的时代,这个极权主义的实在留给我们人类的一幕。
作为师生,我和许先生的关系也打上了这个荒谬的时代,黑暗的时代的深刻的烙印。
按照我骨子里的传统,我们中国人的师生关系,“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鸣沙石室佚书-太公家教》)“师道既尊,学风自善。”(康有为《政论集.在浙之演说》)
然而,这是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时代,我虽然极力想叛离它、逃脱它,可终究没有办到。我和许先生的关系,和一切亲友的关系莫不如此。现在我们常说,共产党文化扭曲了一切,癌变了一切人类的关系,我们的师生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和爱因斯坦同时代的另外一位大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非常喜爱一句话∶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我和许先生都研究思想史,在思想史上我们也既是研究者,也是被研究者,我们用我们的行为为同代人,为下代人研究这个时代思想的纠葛,思想的歧路、弯路,思想的对抗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蓝本。同时我们也为研究人性与时代及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分析案例。
生在共产党社会,对于一个敏感的人,一个在思想上,知识上有着正常追求的人,一个有正常的良知的人是痛苦的,他不可能自得,自安于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每当回顾以往,我的内心中都充满痛苦∶回顾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青年时走过的路,回顾我和许先生的关系,无不留下黑暗年代坎坷曲折的痕迹,被扭曲的社会带来的误导、自欺,无可奈何的无谓的生命浪费。
本来我们可以更对得起生命,做一些对个人,家庭,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事情。可中国,在经历了我的老师这一代,我这一代之后,为后代留下的是破碎污染的山河,堕落的道德,无序的社会和家庭关系,败坏的学风┅┅无论为文字,为学术,为文化,为道德,为现实,我们都没有像祖辈那样为人世留下翔实的,真正有价值的贡献。
我们留下的是反抗,留下的是在黑暗中的挣扎,留下的是极权主义、嗜权的人,癌变一个社会的痕迹,而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些知识份子所参与的,或者由于我们努力不够,抗争不够而没能够让人们警惕它,阻止它!
这是最沉痛的经验教训,在一个黑暗年代,我们唯有痛苦,很少有可以引以为骄傲的回忆┅┅
许先生去了,人生的事,让你五味交集,肝胆俱裂,不知身在何处┅┅


——刘自立推荐
  

管见:全国政协其实是“全国政协办公室”

图:俞正声任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主持人


【新世纪特稿2013年3月2日】(“两会之际”一事一议)  又到“两会”之际,看看新闻,琢磨琢磨,挺有意思的。

二月底,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拟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分别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名单、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名单。全会结束当天,中共中央即举行民主协商会,向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听取意见。第二天(3月1日),全国政协召开第58次主席会议,研究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这有什么?不都是这样吗?

是啊,的确都是这样。

然而,仔细瞧瞧,其中的确有意思──

中共中共通过了它的领导人选名单,直接就向几天后就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推荐就是了,为什么偏要抢在会议之前,作一次提前的“民主协商”呢?况且,这次协商会,未见现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是什么意思?

对比一下前后两天的会议,可以得到的印象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即全国政协本身,其实不负责政治协商之事,它只负责做政治协商的技术性工作,而正式的政治协商,则由中共中共来做。

这样一来,所谓民主协商,其实就是“通报情况,听取意见”,那些被中共中央请去“民主协商”的人们,重要的是表态──认为中共中央“考虑比较周全,表示拥护和赞成”,至于所谓“就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更多地只是一种客套而已:毕竟人家中共中央看得起你,请你来“民主协商”,你不要不识抬举!

那么,这样的话,还要那个全国政协干什么,就改成中共中央下属的“全国政协办公室”不就行了,现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不用出席民主协商会议,因为他其实只是个办公室主任而已。

这怎么行?贾先生是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啊!

那没关系,中共中央有“中办”,级别不低,而贾先生是兼任“政协办”主任(主席),也不算屈才吧?

不管怎么样,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

图左四李盛平,左五曹志杰,左六陈子明,左七王军涛,左八林希翎,左十韩志雄,左一林刚、左二孙庆祝(1979年)

【此为谢小庆1990年公开发表的旧文】

谢小庆说明:钱钟书先生曾经拒写回忆录,他认为,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他说,作家在创作时往往缺乏想象力,但是在回忆时却充满想象力(大意)。这是我1990年初在国内逃亡期间写的一篇东西,以真实姓名发表于1990年6月16日在香港出版的《百姓》杂志218期。该杂志主编为陆铿先生。这毕竟是写于并公开发表于1990年的文字,应具有较高的可信性。
《百姓》杂志编者按:陈子明、王军涛被公认为八九民运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观念和主张究竟如何,从没有人系统介绍过。本文是第一篇解答这个问题的,作者属体制内改革派,现在大陆。作者将稿托人带出给本刊发表,以求当局对陈王的公正对待。关于陈王被捕经过,详见本刊二一○期。

一、真正的反革命

在法国《解放报》今年四・廿五题为《北京之春根源》的文章中,认为陈、王对去年的事件"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说,对于他们的"身份和意图还存在许多阴影,人们仍有疑问"(根据新华社的中译稿)。目前,陈、王均在押,他们无法为自己辩解,也无法自己来澄清这些疑问。近两年与陈、王关系最密切的人中亦无一人流亡国外(这并非偶然,后面将谈到),因此,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来介绍陈、王的一些情况。近几年(包括去年风波期间)我与陈、王接触较多。从八八年初,我担任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主任,王任我的副主任,陈的夫人王之虹亦任我的副主任。在以陈、王为首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中,我兼任最高领导机构所务委员会委员。在陈、王发起成立的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中,我兼任人事委员会主任和学术委员会委员。
十几年来,陈、王一直是明确的改良派或改革派,而不是革命派,他们这种反对革命的立场是基于对各国政治历史的理性分析。他们经常对学生们讲:各国经验表明,革命的结果不是动乱即是新一轮的专制。王经常引用谭嗣同的话:革命相对容易一些,但以后局面难以收拾,改良虽难,但以后的事情较好办。对于那些由于看到社会中的专制、腐败、低效而痛心疾首企图自下而上反抗的人,王经常讲:我们都看到我们居室中的蛆虫和垃圾,但我们不能因此放火烧房子,烧掉房子将是十一亿的灾难,文革已有教训,不能重蹈覆辙。我们只是一点一点地去清扫房间。
陈、王经常谈到,只有改革失败才会出现革命,应力争改革而避免革命。在绝食后期,由于绝食人数之多,时间之久,群众支持之热烈,政府表现之迟钝和无能,陈、王也曾短暂地头脑发热,但五月廿一日凌晨王就已经在与人讨论李鹏政府垮台会造成的后果,并很快得出结论:动乱将给中国带来比李鹏政府更持久、更深重的灾难。在五月下旬,王多次与学生谈到:"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三十八年的动乱,今天中国不能再有动乱。"约五月廿五日,陈为《经济学周报》撰写了题为《妥协是解决当代政治冲突的途径》的社论。为了劝学生在绝食期间与政府达成妥协,在戒严之后离开广场,他们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并且的确使许多学生领袖(至少包括王丹、刘刚)接受了妥协的想法。这期间王曾说:一定要避免人民起义的局面。陈曾说:这种不给政府出路,把人往墙角逼的策略是愚蠢的。遗憾的是,五月下旬广场上的情况很像雅各布宾专政后期,领袖一旦表现出理性和妥协精神便马上失掉群众,最激进的人受到喝彩。在"6.4"的前几天,陈、王的主要目标是劝学生撤离广场,更多考虑的不是对付政府而是对付激进的学生领袖,但他们一筹莫展。历史终有一天会将全部事实公诸于众,这场悲剧对于中国人和全人类都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一九八六年春夏,北京出现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的小高潮,陈子明、闵琦是这次讨论的策动者,并以陈、闵为首成立了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即后来社会经济所的前身。这场讨论很快在上层得到了呼应。"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搞不通",成为邓小平八六年下半年谈话的重要主题。八六年底的学潮不仅使胡耀邦下台,也结束了这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但陈王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却未中断,他们开始组织出版政治学研究丛书和出版政治与行政研究刊物,并以王军涛、闵琦为首进行了影响很大、涉及数万人的"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组建了中国民意调查中心,以闵琦为首开始编写大型工具书《中国政治手册》。政治体制问题一直是陈、王关注的焦点,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体制拖经济体制的后腿。现有政治体制既不能有效抑制腐败,也不能为人才到位和决策科学化提供保证。八八年以后,他们关于政治体制的研究从政策层面转向操作层面,集中于实现方式、转变过程和步骤等。

三、民主运动领袖是权威派

近年来,陈、王对决策科学化的关注远远胜过民主化。在八八年底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中,一些人指责他们背叛民主。他们的看法源于他们的政治学研究。他们认为民主进程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背景,急于求成会欲速不达。他们认为民主进程包括传统专制、开明专制、精英政治、民主政治四个阶段。去年6.4之前,中国的问题是防止向传统专制的倒退和促进向精英政治转化的问题,不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军涛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政治只会导致"痞子上台",精英由于受到个人道德的约束经常败于痞子。他提出的"精英要与痞子赛跑"的观点,在知识界中很有影响。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维护权威的关系,王说:"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是明确身份,结束又当裁判、又踢球的状况,追求裁判的公正性,这与维护裁判权威并不矛盾。"

四、对一九八四年以后的经济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

经济问题一直是陈、王关注的另一焦点,并主持着与《世界经济导报》南北呼应着的《经济学周报》。他们与国内最出色的老、中、青经济学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八四年以后的经济政策持强烈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在市场作用得到承认之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关系就不再是政策问题而变成技术问题,应由技术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来回答。他们反对以"让利放权"为主旋律的经济改革思路,认为"让"和"放"都是复杂的技术问题,不能搞群众运动式的"放"。他们认为,对于城镇居民和全民职工的"利"和"(特)权"要以赎买方式来"收",而不是"放"。他们借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批评高消费的政策是"以打土豪、分浮财的方式搞经济改革,分光吃光"。对这位经济学家"文革是十年动乱,改革是十年乱动"的说法有共鸣。他们对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低积累、短期行为、产业结构轻型化,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导致经济失误的直接原因是缺乏精致的、严密的、可操作的设计,深层原因则是政治体制未能为人才到位和决策科学化提供保证。他们组织了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自甘寂寞地躲起来搞操作层面的经济改革方案,已搞出几百万字成果"待价而沽"。在经济学界,人们称他们为"方案派"。

五、反对"全盘西化"

早在八三年,军涛就大谈"伊朗教训"。他说,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事业必须是全民族的创造性发挥,如果像巴列维那样脱离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就会变成少数改革者与多数群众的对抗,这种改革是不会成功的。陈、王认为必须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要尊重古代的儒家传统,而且要尊重近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八九年初,我曾在讨论民族文化建设问题时将自己一篇文稿给陈子明看,文中主张在将共产主义宗教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化的基础上,将共产主义信仰与古代传统文化一道,作为重建民族文化的基础。陈读后表示,理论上同意我的看法,但由于人们对共产主义的逆反心理太重,运作上难度太大。

六、希望与技术官僚结盟

去年春天,陈曾在一次谈话中讲:知识界虽然在消化人类现代思想方面有优势,在青年中有影响,但他们缺乏实际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政治运作的经验。相反,以留苏同学为主体的技术官僚(这里可看成是英文直译,并无贬意,意指懂技术的领导,不同于"技术干部"概念所指),却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经验。知识界应争取与技术官僚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八八年底,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陈、王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当时,李铁映、邹家华、李瑞环、朱镕基等是他们关注的总理人选。胡启立、乔石、朱厚泽、阎明复则是总书记的人选。正由于这种考虑,在去年风波期间在对待李鹏的问题上,他们经常有投鼠忌器的苦恼。

七、不交叉方针

八九年初,陈、王考虑到可能会出现学潮,曾经讨论过一旦出现学潮将怎么对待。结论是:学潮是情绪化的,知识界的努力应是理智的;学潮是短暂的(当时估计最长二十天),知识界的努力应是持久的。因此,知识界的现代化努力不应与学潮交叉。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于五月一日举行的一次形势分析会上,又重申了这一不交叉的方针。陈说:学生撑起了屋顶,知识界应利用这一机会来砌砖,来抛出思想成果,使屋顶再次落下时能巩固住一些进步。在这次会上分配了写作任务:准备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写八篇文章,用一期《经济学周报》的全部八个版面推出。直到绝食开始前,陈、王对学潮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后,受中央委托处理学潮的阎明复、李铁映希望知识界出面斡旋,通过北京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郑也夫,由统战部派车,将军涛接到统战部参加学生与政府的谈判。至此,才结束了"不交叉"状况。今天,当局将自己请来劝架的人关起来,实在有悖情理。

八、非暴力

在整个风波期间,陈、王都一直坚定地、明确地宣传非暴力精神,多次讲要让非暴力精神深入每个同学的思想,对部队和公安人员一定要做到只许动口、不许动手。当五月廿一日发生六里桥暴力事件后,王立即建议高自联发布公告,要求学生、市民一旦发现向戒严部队挑衅者,立即扭送当地派出所。但是,学生控制局面的能力是有限的。早在五月十八日学生与李鹏对话时已经表示,学生已控制不住局面,这是实话。

九、宁可坐牢也不流亡

至今,与陈、王关系密切的(包括社会经济所的全部所务委员)无一人到海外,这并非偶然。戒严以后,考虑到可能的镇压,我们曾就善后问题进行过讨论。基于对中国近期、中期和长期政治发展的分析,基于"出国容易回国难"的认识,确立了"宁可坐牢也不流亡"的方针,确定了留在国内寻求与中共内健康、开明力量合作的方针。"6.4"之后,一些朋友出于对陈、王生命的担心而力劝他们出国,被他们拒绝。

十、放弃了"锦绣前程"

陈、王不是出身草莽的绿林好汉,也不是被逼上梁山的自发的反抗者,他们是自觉的爱国者。在自觉地选择这条崎岖之路之前,都是时代娇子。陈子明(一九五二年生)八○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读书期间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会主席,毕业后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军涛(一九五八年生)七八年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读书期间是团中央候补委员,毕业后分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他们得到的位置是许许多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求之不得的。凭借他们的才华,凭借他们已有的影响(二人均是七六年"四・五英雄"),他们完全可以像许多人一样平步青云。但他们对信念的追求太执着,为了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在军涛的思想中还有自我磨炼的想法),他们均在原单位辞职,成了"科研个体户",在有些人眼里,成了职业革命家。至今,陈子明一家还挤在父母家中一间约十平米的斗室中。军涛虽结婚多年,还没有房,夫妇两人过着流浪的生活。两人均尚无子女。军涛是个潇洒的小伙子,那些狂热崇拜他的女学生们怎么会想到,他会常常在晚上饿着肚子上床呢。

十一、两种政治家

还在大学读书时,军涛就确立了自己殉道者的人生道路。他曾对我说:"有两种政治家,一种政治家总是将自己置于政治天秤的平衡点上,因而总是立于不败之地,但他们对社会的进步没有贡献。另一种政治家则总是通过调整自己在政治天平上的位置来影响平衡点向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为此,他有时要将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甚至牺牲掉自己。我要做第二种人。"的确,七六年他们用身陷囹圄来促进了"四人帮"的垮台。七九年,他们用民主墙这种特殊方式促进了主张改革的邓小平的出山和掌权。他们常常远离权力中心,但他们却在一步步地实现着自己的政治理想。

十二、悼念胡耀邦

在这次以悼念胡耀邦为起因的事件中,王军涛的卷入是可以理解的。当他还在大学读书时,胡耀邦曾经与他进行过长谈。这次谈话给他印象很深,当时胡说:"我年轻时也曾希望很快将反动派消灭光,也曾以为革命队伍内部应都是美好的,后来才知道革命是多么艰苦和漫长,才知道革命队伍内还有不美好的东西,才逐渐学会了等待,学会了妥协……"。或许正是这次谈话,坚定了他的非革命的、稳健的改革思想。

十三、结论

这次风波中各种政治力量都力图对学生产生影响,但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左右学生。或许陈、王是对学生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无力控制学生。他们的影响是以推进改革为目标,而不是以革命为目标。这次学潮早期表现出的突出的非革命性、非暴力性、理智性,举世共睹,这与陈、王的影响有关。

十四、我的呼吁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到,陈子明、王军涛属于我们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些年来屡屡被逼而不反,忍辱负重,受尽委屈,却仍然对民族的复兴抱拳拳之心。每每思之,总令我想到九死不悔、爱国近痴的屈原。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人自己摧残了多少最优秀的儿女,从林则徐、谭嗣同、张荫桓到李大钊、瞿秋白到遇罗克、张志新。今天不应让这种悲剧再重演。我恳切向中共中央常委呼吁:公正地对待陈、王及其他知识份子,给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国家、人民的权利。我向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们呼吁:共同来保护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人才。落笔至此,泣不成声。
我是一个技术工作者,对社会政治问题关心甚少,素养很差。文中所述,均为事实,愿负责任。对陈、王观点之叙述,则应以将来他们自己的表述为准。陈、王并非完人,且各有重要的弱点。在他们蒙冤陷狱的今天,我只谈及一面,想来朋友们会谅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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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随感之一


杜光
                   
    2月9日农历除夕之夜,我在腾讯网上写了一条微博,全文是:“在我的第七个本命年即将过去、新的蛇年即将来临之际,谨向所有为维护公民权利而斗争的维权人士致以诚挚的祝福,向所有因敢于直言干政而被蒙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罪、冤屈入狱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慰问。你们是我们民族的精英,祖国的希望所在,尽管或被监控、或蒙冤狱,我的心永远是同你们在一起的!”
   这条微博发出后,很多与我有同感的朋友加以转发,并在跟帖中向我致以节日的祝福和鼓励,但也有一条评论提出质疑。我考虑到他所持的见解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有必要作出适当的回应,而微博的园地过于狭小,不宜于展开充分的论述,所以决定把手头一篇纪念文章完成后,再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不料今天(19日)查看那条微博的评论时,有八十多条跟帖,唯独没有那条向我质疑的评论。是谁删掉它的?为什么会这样?我无法理解。
   好在我还大体记得那条评论的内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反驳那个评论,而是阐述我对它所提问题的个人见解。阐述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并不因跟帖评论被删除而消失。
   那条评论的主要内容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人是人民的敌人,怎么能向这样的人祝福慰问呢?你的心怎么能同这些人在一起呢?本文准备就这个问题进一步谈谈我的看法。


     (一)

   近几年来,有不少朋友因为发表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见解,而被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刑入狱。对于这种现象的是非,可以从当代的文化思想轨迹来加以探讨。
   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亿万民众陷于苦难,社会濒临崩溃。粉碎四人帮后,朝野上下,痛定思痛,深感改弦易辙的必要,于是就有了包产到户、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西单墙、理论工作务虚会等等,中华大地,奔涌着思想解放的大潮。人们回顾那个苦难的岁月,反思社会和个人的遭遇,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途径。这就不能不触及现有制度的缺陷、共产党的错失和毛泽东的责任、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但这个正常的、健康的发展趋势,却引起了专制制度维护者的惊恐,他们通过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截断了思想解放的洪流。
   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完全可以扬弃官方传统的党思维,把它逐步转换成为符合于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进步潮流的思想导向。但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却把社会思想推回到僵化的牢笼里。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刚开始启动就被扼杀了,四项基本原则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支柱。
   尽管如此,社会思想渴求解放的趋势却是不可遏止的。一些明智的出版家、思想家,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政治思想书籍,掀起了一波新的西学东来的高潮。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的落后状态,在近现代的历史上,西学东来往往成为促进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力。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对几十年来社会历史的反思和西方先进思想的学习研究,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形成了一股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成为同僵化的传统思想相对立、相抗衡的社会力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各地兴起了以争取民主自由为主旨的学生运动,此落彼起,蔚为大观。1989年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学生运动的新高潮,却遭到残酷的镇压,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损失殆尽。可是,民主自由的潜流,仍然涌动在人们的心头,它逐渐苏醒、复原。进入新世纪后,关于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探讨和研究,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日益深化,各种思想观点异彩纷呈,为改革提出许多不同于传统思想的、可供选择的的理论见解。
   这个历史回顾表明,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言论和文章,近因是对文革的反思和对毛泽东的批判。它本质上是从十九世纪中叶的洋务派引进西学开始的自由民主思想,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与讨伐。毛泽东专制独裁统治的空前酷烈,无疑加强了人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求。文革末期的“四五运动”和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学生运动,是见之于行动的诉求。行动可以打击,可以遏止,但思想却是难以禁锢的。“8964”之后,官方仍然固守毛泽东的传统思维方式,拒不改革政治体制,迫使有识之士探求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正确途径,这才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官方传统政治思想的言论和文章。正是这些政治异见,引起了官方的不安,于是才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二)

   近些年来,有些朋友因为发表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言论和文章,被定为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刑入狱,这是非常荒唐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指的是“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则是“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那些被判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人,不过是发表了一些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言论和文章,提出自己经过深入思考而得出的见解,既没有造谣诽谤,更没有鼓动他人去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现行制度,怎么可以把这样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呢?
   如前所述,那些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言论和文章,都是为了探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撰写的,就以在所有报刊以至网络微博上一概被封杀的《08宪章》为例,它是刘晓波被判处11年徒刑的主要依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在刑事判决书里指责它“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主张,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份足以贻笑大方的判决书,不但违反了宪法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而且直接同现行的刑法相悖。刑法规定的煽动颠覆国家罪是“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罪,则是“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请问,《08宪章》里,有哪一段哪一行哪一句是鼓动别人去“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没有!字里行间有没有造谣诽谤?没有!煽动是要以被煽而动的客观效果为依据的,没有人被煽动去“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就构不成煽动罪。判决书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前加上“试图”二字,就更加暴露出这个权力机关的理屈悖法。“试图”是一种心理活动,把它作为定罪依据,何异于“莫须有”?
   《08宪章》只不过是民间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未来走向的期盼,在它发布不久就有上万人签署,说明它得到广泛的支持。我在它发布后不久和发布一周年时,在网络上发表过两篇文章,标题分别是《08宪章: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政治改革的蓝图,民主宪政的丰碑》。我认为这两个标题是对《08宪章》的恰当的概括。前者说明它的态度和立场,它通篇文字表现出理性、温和,充满善意,怀有期待,并且主张以合作、非暴力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后者反映它的内涵和意义,它提出的六条价值理念、十九点基本主张,以改变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的状态,为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如此温和的主张,居然被认为是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对现政权激烈批评的文章,就更难以避免判罪入狱的命运了。

(三)

   应该指出,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煽动”指的是煽惑他人起来采取某种行动,如果煽而无动,没有人响应,没有人起来颠覆国家政权,那么,这仅仅是言论问题,应该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不能入罪;如果煽而有动,有人因其文章之煽而采取“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动,那么,就可以按照“颠覆国家政权罪”依法处理,没有必要规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迄今为止的案例表明,这十多年来被判定犯有“煽动颠覆国家罪”的人,都属于煽而无动的情况,没有任何人因为看了他们的文章而起来“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他们只是运用了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发表一些不同于官方传统理论思想的言论或文章,就被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被判刑入狱。这个事实充分说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为了压制不同的政治见解,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而定的,这是公然违反宪法的罪名,应该把它从《刑法》里删除。
   那些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批评现政权或提出与官方传统思想不一致的观点的人,是现阶段这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精英,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拜金主义盛行、逐利狂潮汹涌的当代社会里,这些知识分子却视名利如草芥,埋头思考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指点江山,冒险犯难,这是多么难得,多么可贵!照理执政当局应该欢迎他们,鼓励他们,为他们提供更有利于思考问题的条件和有助于探讨研究的环境,这才有利于执政者开阔眼界,广采众议使路线政策更加符合于历史规律和社会需要。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他们当做罪犯,化友为敌,以恶报善,结果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许多忧国忧民的爱国者,连同一些头脑清醒的旁观者,都赶到自己的对立面去,成为自己的反对者,这是何等愚蠢啊!
   我为国家失去这些优秀人才而深感痛惜!也因他们被被剥夺了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权利而不平。他们的爱国情怀,甘冒锋镝的勇气,都使我敬佩,向他们表示新春的慰问和祝福,难道不应该吗?

                                                          2013年2月23日

2013年3月1日星期五

法新社采访了李承鹏


法广 / 作者 小山

被禁言“驱逐”出中国体育界但仍在体育界享有盛名,讲真话揭腐败的前体育记者李承鹏这两天又被关注,这是因为眼下至少有两件事跟李承鹏有关。

一是法新社很难得对李承鹏做了一个专访,虽然访问报道没有什么更多更新的内容爆料,但李承鹏定位批评政府但并不参与组织反对政府,只对国人讲真话,批评政府,而不对外国媒体揭露中国,他出名很多年以来很少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可以说,法新社的专访对关心李承鹏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另一个事件,则是眼下全国网评都关注的解放军少将军衔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涉嫌轮奸被拘捕,由于舆论普遍反感官二代仗势欺人并批评李天一坑爹,李双江教子无方,李承鹏作为最受欢迎的一位时评作家,被网民们问:李承鹏发表了评论没有?李承鹏的评论被找了出来,原来他不仅批评李天一,而且对那些替李双江惋惜而同情李天一的像著名电视明星杨澜的骑墙议论表示愤慨,“受伤害的不是你家孩子你当然不痛心!如此说法是推卸责任。”李承鹏明确质疑说,“反对杨澜。我说劳教不起惩教作用且发挥负作用。杨却说一年量刑过重让其破罐破摔。别洗地,没人贴标签。我不同情他,我同情那(被凌辱的)姑娘。追问他(年龄)真实到底多大?”

法新社的采访没有这些内容,但强调了李承鹏因为说真话,揭露中国体育界尤其是足球界而被禁声封杀,被拥护当局的激进左派攻击以及受到暴力威胁。李承鹏,外号“李大眼”。他曾是中国最著名的足球记者、评论员。如今,在他的微博认证中这样介绍自己——“时评人、作家”。 从2009年起,他新浪博客的访问量便稳居前十,拥有7百万粉丝,李承鹏每一篇文章的阅读量轻易过百万。他以文章介入到社会众多公共事件中,他文笔犀利,语言幽默,从而拥有庞大的读者群。

李承鹏是在四川接受法新社采访,四川是李承鹏的老家,但1968年却出生于新疆哈密市,8岁时才随父母迁回成都。1990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四川一家体委机关报工作。1996年,李承鹏因为批评假球黑哨,被报社勒令停职反省,他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因批评假球黑哨被停职反省的记者。1999年,他因提前披露当时的足协副主席王俊生被解职的消息再遭封杀。李承鹏因祸得福,仗着名气被相对开放的《足球》报收录。李承鹏在报纸上以及开始流行的博客中用泼辣、诙谐的手法撰写球评,抨击中国足球乱象,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足球记者。但李承鹏的犀利批评,导致他与足球报双双受到压力,结果自然是李承鹏再被停职,最终于2010年被迫离开报社。

李承鹏用采访调查的素材与证据与人合著了《中国足球内幕》,揭露中国足球圈内种种黑暗,在中国引起震动,该书披露出的内容随后都被证实。评论指出,中国刚刚完成的最大的足球打假打黑反腐败运动,李承鹏的批评揭露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而被中国司法判刑的一干人马中,均是中国足球界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人物。国际足联在中国司法作出判决之后,也追记了国际足联规章制度的惩罚,按照评论,国际足联很可能会有第二波惩罚,原因是中国司法之后,足球惩罚还没有到位,个人受过,参与假球假哨黑球黑哨的俱乐部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李承鹏会不会继续犀利批评,受到期待。

李承鹏并不受到当局欢迎,官方媒体这样说他,在过去的几年间,他写了几十篇批判性的文章。如他所说,现今的中国复杂艰深,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物质也最为丰裕,但却混乱喧嚣,充满暴戾与惊恐,尊严尤为缺失。在这个时代,有房奴,有暴戾的城管,有怒而杀人的父亲,有被“卖淫”的10岁少女,有王蒙,有郭敬明,也有药家鑫……既有四川地震学校豆腐渣工程,也有大饥荒等等。

李承鹏最近在签售那本杂文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过程中,在北京签售过程中,他先是被来自山东的一名律师尹国明掌掴,后又被另一名网友“@胡杨林717” 扔菜刀。尹国明事后在微博中说,他跟李承鹏之间没有任何个人恩怨,这次冲突完全是出于公愤。除在北京遭到掌掴之外,在李承鹏的老家成都,他被勒令可以签售但不能说话,也不许读者提问,不许嘉宾发言;第三站是在深圳签售,有人打着牌子喊“李承鹏是汉奸”。李承鹏虽然写了几本书,但为了出版,费尽周折,原因是要找到敢于出他的书的出版社,还真不容易。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李承鹏批评当局,但并不反对政府,李承鹏说,当局知道他不会领导一个组织,不会接受外国的钱,也很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李承鹏不同意网上把他比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或持不同政见艺术家艾未未,对他来说,陈光诚与艾未未只是在外国更有名,而他,只想对国人揭露真情。李承鹏还说批评政府是真爱国的体现,但他澄清,虽然拥护民主,却不想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中国官方对李承鹏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虽然禁止他,却又让他出杂文集,很官方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甚至说,中国需要更多的李承鹏,但李承鹏却也没买央视的账而这样说,如果有一天中国央视开始批评中国政府了,那他就可以安心去写诗。

——法广

胡少江:罗援将军想干什么?

罗援

最近中国出了一个新闻,那就是中国的“媒体军事达人”罗援开通了微博。罗援官阶为少将,据说是一名军事研究人员,还是博士生导师。罗将军以鹰派的身份活跃在中国媒体已经有些时日了。 

在开通微博之后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中,罗援慷慨激昂地宣称,开通微博视为了要为“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党、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民”战斗;还具体地将自己的“战斗”任务界定为四句话、十六个字,那就是“外捍国权、内惩国贼、打击腐败、振我中华”。 

罗将军的微博开通之后,网上反映踊跃。但是,迄今为止看到的大部分评论基本上是负面的、或者说不友好的。有的网民还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人肉搜索,试图将罗将军及其家庭的故事呈现给读者。其中包括他的父亲的共产党高官背景、他的兄弟利用中国的国家资源在美国经商的美差、和他本人多年以前在对越反击战打响的前夕突然离开后来的参战部队,上调到安全舒适的北京军事院校的历史等等。 

说实话,我是从来不相信像罗援、戴旭这样的中国军队中的鹰派将军和大校之类的。首先是因为他们本人从来没有真正地打过仗,做过的事情也就是唱唱歌、跳跳舞、写写歌颂党、歌颂领袖的应景文章而已,或是至多做个无关痛痒的参谋之类的镀镀金。他们谈打仗,纯粹是太监谈做爱。假如他们中有的人真的在打仗之前还曾经“合法”地利用父辈的特权临阵脱逃,躲进安全地带而让那些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贫家子弟去送死,那就更没有资格谈什么战争了,那纯粹是在拿全中国的老百姓的性命去开国际大玩笑。 

当然,今天我想说的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民族气节和政治道德无关。我只想通过罗将军所界定的战斗任务看看罗将军究竟想干什么。“外捍国权”,这倒是军队和军人的职责所在。问题是,网上通过写中文文章来捍卫国权似乎并不是中国军人的任务。军人捍卫国权的地方应该是在边陲、在海疆,或者是在在国际上发生冲突的地方。在谈判桌上捍卫国权是外交家们的任务;在媒体上“捍卫”国权是宣传部门的任务,哪里用得上国家花大把银子养育的军人去做。 

至于“内惩国贼”等等就更不是中国军人的事情了。国家有一整套维护国家安全的司法系统,不仅有安全部、公安部,还有检查院、法院等。对真正的卖国贼,依据法律,查实罪名,逮捕、审判就行了,怎么会轮得上军队来管?难道这些机构都归罗将军所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管辖?还有“打击腐败”,看来罗将军连中纪委和监察部也要接管了。真是“普天之下,莫非军土”。中国是军管会领导的国家吗?宪法似乎没有这个规定啊! 

看来罗将军对中国的现状很不满,对中国现有的领导人很不满,对中国现有的一套管理制度和系统很不满。它要中国的军人接管这个国家,让他所代表的鹰派控制这个国家。更耐人寻味的是,罗将军还专门强调,他开通微博,是经过“有关部门经过调研论证规定”,并且“经过所在的军事科学学会批准的”。不知道罗将军是否想通过这个说明让世界知道,他出面高调要求军队干涉国家事务是习近平接任军委主席以来对军队既有政策进行调整的一部分?或著他和同类的鹰派将军们想挟持这个上任不久的军委主席听命于他们?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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