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日星期二

曾慧燕:2008土鼠年,生机勃勃障碍重重

一年将尽,猪去鼠来。2008年是中国农历戊子年,按天干来看,戊在五行中属土,所以明年也俗称「土鼠年」。且看两岸三地风水命相专家对鼠年运程如何铁口直断……。

2008年是中国农历戊子年,也是俗称的「土鼠年」。公历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由于2月4日是立春,故鼠年将从这天正式开始。以鼠年立春八字来看,木旺土多水少,金、火欠奉。土木相克,火土相会,将是一个生机蓬勃而障碍重重之年。

综合两岸三地风水命相专家对鼠年运程的看法,2008年香港运程不俗;中国主办奥运更加繁荣昌盛;中日关系将明显改善;台湾总统候选人马英九恐遭暗杀,台南出真命天子,两岸关系一度非常紧张;美国经济将继续衰退,可能有暴动及高官下台。西南地区如泰国、印度等国因水、土导致的灾难较多,如地震、山泥倾泻、暴雨成灾或海啸等

;东南国家则易见严重火灾……。

立春日一年之始

一年将尽,猪去鼠来,各风水命相专家又铁口直断来年运程,坊间流年运程、农民历、通胜及风水命相之类的书籍大行其道,而几乎每个风水命相专家都不忘夸耀自己过去一年预测如何准确灵验。

2008土鼠年,鼠虽然口碑不佳,相貌也不大讨人喜欢,甚至还背负「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骂名,但鼠其实是具有无比灵性,聪慧神秘的小生灵。土鼠年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因为命中有吉星,能在危机中脱困得生机。

民间也有人说2008年是「霹雳火鼠年」或「金鼠年」。命相学家指出,在60年当中,唯有甲子年的年命纳音为「海中金」,所以只有一个「金鼠年」。上一个「金鼠年」在1984年的「甲子年」,下一个「金鼠年」在2044年的「甲子年」。而即将来临的「鼠」年是「戊子年」,这一年出生的人属「土鼠」。

正月初一是12个农历月份中的第一天,但新一年的风水术数计算仍以立春作分水岭,以立春日为一年之始。近年在香港术数界后来居上的麦玲玲指出,踏入2008年2月4日晚上7时零3分,便是戊子年,亦即是鼠年。

鼠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是公历2月7日,为何鼠年在2月4日已正式开始呢?麦玲玲解释,传统的中国玄学一向与24节气息息相关,而「立春」是24节气之首,长久以来「立春」在术数界皆被视作一年开始之日,各方位的吉凶亦会随之转移。新生婴儿的生肖,也是从立春日起作定断。

她指出,每年立春大约是公历的2月4日或2月5日,而正月初一通常是在1月下旬至2月下旬不等,所以有时会出现「过了年才立春」或「先立春后过年」的情况。而鼠年则是先立春,才到正月初一。换言之,2008年2月4日晚上7时零3分(立春)后出生的婴儿,生肖属鼠不属猪。

中国民间习俗认为,土鼠年出生的孩子,要办满月酒,才能洗尽身上的「土」。据说土鼠年出生的孩子命格本来不错,聪明伶俐,有大富大贵之命,但却差在土,一般很难「破土而出」。

按六十甲子纳音推算,1972年的农历年份逢壬子,出生的人属「木鼠」;1984年的农历年份为甲子,出生的人为「金鼠」;1996年的农历年份为丙子,出生的人为「水鼠」;200 年的农历年份逢戊子,出生的人为「火鼠」;2020年的农历年份逢庚子,出生的人为「土鼠」;但再按戊子年的天干来看,戊在五行中属土,所以2008年称为「土鼠年」。

中国传统习俗对鼠年还有另外称呼,包括:一、社鼠(木鼠):1924、1984甲子年生(甲五行为木);二、田鼠(火鼠):1936、1996丙子年生(丙五行为火);三、栗鼠(土鼠):1948、2008戊子年生(戊五行为土);四、白鼠(金鼠):1960、2020庚子年生(庚五行为金);五、狐鼠(水鼠):1912、1972壬子年生(壬五行为水)。

木过旺呈相争之象

麦玲玲指出,五行格局向来以平衡为佳,鼠年立春八字的木过于旺盛,有好有坏。从好的方面来说,2008年有关环境保护、人文教育、生态文化的议题备受关注,全球环保浪潮一浪接一浪。

从负面来说,木过旺会呈现相争之象,保育议题虽然获得关注,但实行过程会有不小阻力。木木相争,反映双方代表均会锲而不舍抗争,而且方式激烈,互不相让。

另外,木过旺也反映一些行业的走势相当强劲。木代表的行业包括木材、家具、出版、文艺、绘图设计、文具用品、教育、时装、制衣、种植及生果蔬菜业等。

鼠年这些行业虽然十分旺盛,但因木的同类太多,玄学称为「比劫」之象,所以竞争十分大。其中又以出版、时装业竞争最激烈。除了各出奇谋,也会出现收购、合并的情况。因同业竞争白热化,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士,若本身具备实力,自然备受赏识,事业会更上一层楼。

美国有暴动及高官下台

麦玲玲指出,从全球局势来看,鼠年正西为三碧是非争斗星降临,正西代表的是西方社会,其中以美国最大,故有不少由美国引发的国际社会问题,美国本土社会分化问题渐趋严重,各党派意见相左,斗争手法层出不穷,整体社会难有融洽和谐之象。

香港掌相学家林国雄也指出,由于流年一白星入中宫,三碧飞临西方,三碧是蚩尤星,主口舌是非,在西方的美国将受影响,会有暴动事件及高官下台。美元偏弱,股市楼市下跌,香港也会受影响。

麦玲玲指出,力量最强的八白财星,鼠年飞临正东、东南及东北,并分别有九紫喜庆及四绿文昌两颗吉星飞临,可见东南亚一带的经济将十分繁荣,即使经济疲弱的国家,鼠年也有振兴之象。中国的经济发展亦十分蓬勃。

值得注意的是,鼠年天灾横祸也特别多。首先,因立春八字有土木相克之象,特别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倒塌危机、高空意外等。其次,正南方有五黄灾星降临,五黄属土,正南代表的离宫则属火,火土相会,加上五黄影响,大型地震、海啸将有机会再现,杀伤力也颇强。

另外,鼠年立春八字的水颇弱,而属水的一白星又飞临中宫,有受困之象,故天气十分反常,不但超级台风肆虐,大型交通事故也容易出现,航空业尤其要留意。影响所及,水质也易出现问题,属水的运输及物流业表现亦较弱。

在民生方面,鼠年立春八字有三个甲木,呈现「悬针煞」之象,故流感、病毒的力量不弱,医疗需求甚殷。若本身体质不佳,可主动接受预防注射,一来可应「悬针煞」之象,二来可增强体质,减少受感染机会。

鼠年二黑病星飞临干宫,干代表男性长者、政府首长及有地位的年长男士。所以,麦玲玲预测,香港特首及一众男性高官的健康相对较弱。社会上有名望的男性,若自身流年运势不佳,更有机会受牢狱之灾,或因病离世。

除了娱乐圈,宗教方面的是非也会发生,因立春八字中有属土的戊,戊土代表宗教信仰,鼠年会再次出现有关宗教的各种出位舆论,引发不少争议。同时要慎防异端信仰影响民生。

香港全民皆股 赌风炽热

对于鼠年香港经济,麦玲玲预测说,鼠年偏财透出,偏财代表赌博及投资炒卖。可见鼠年赌风炽热,仍然有「全民皆股」之象。不过,立春八字只见偏财,未有正财扶持,全年更受偏财「横发横破」的特质影响。

她说香港的金融经济,在戊子年将有如过山车一样,整体市民的钱财也是骤来骤去,加上代表金融的金,在立春八字中完全欠奉,故鼠年金融股票市场的波幅也十分大,更要慎防金融证券公司突然结业。

她指出,踏入鼠年的农历正月及二月,劫财运重,投资气氛有不寻常之象。一般市民必须加紧留意,采取保守之策为上。农历三月是「动荡之月」,全球局势也不甚明朗,不宜轻举妄动。

林国雄也指出,立春八字,以土为用,喜火、金,忌水、木。土代表土地、房地产,200 年有利房地产发展,尤其在火及土的月份,地产市道畅旺,交投活跃。另外,代表金的五金、金融行业,也会有很好表现。属火的行业,如电力、电讯、电子、石油化工等亦不俗。

他认为2008年不利跟木有关的行业,如建筑、纺织、制衣、印刷、棉布、纸业等。东方属木,东方会有麻烦事。木字姓人士,如陈、林、叶、李、杨等要小心,宜守不宜攻;金字姓的,如刘、郑、吴、钟、金等,财运较佳。

他指出,由于正西亦为兑宫,代表一切以口才谋生的职业,演艺事业也属此列,所以,鼠年娱乐圈容易出现互骂局面,是非麻烦层出不穷。

港澳深天干三朋

林国雄指出,香港、澳门及深圳将形成「天干三朋」的格局,三地经济连在一起,有上升趋势。当中以甲寅的甲木最佳,戊土的用神有力。由此看来,深圳的房地产将起飞,香港及澳门的地产市道,也一片好景。三地楼市、股市5月将节节上升。

他总结说,2008年香港运程不俗,戊土的用神透干,甲木身旺任财。香港、澳门及深圳三地因中国计划带来颇佳财运,港府及市民财运亨通,生意顺景。

香港玄学家汉民则以「铁板神数」批算中国及香港流年运势,根据宋朝邵康节着的《皇极经世书》,2008年「戊子鼠年」的值年卦是「雷地豫」,为「坤下、震上,喜悦之象」。

汉民说美国经济将继续衰退,有些方面要依靠中国入口,中美在鼠年仍保持良好关系。但台湾民进党将加紧挑衅中国大陆,两岸形势一度非常紧张。

香港玄学家苏民峰用风水计算世界地运说,2008年为一白水入中,与八运八白土成土水交战之状,故今年有暴动及高官下台。因水、火导致的灾难较多,土方面的灾难多为地震、山泥倾泻;水的灾难为暴雨成灾或海啸等。不过,因2008年飞星图看不见灾难星重迭,故情况应不会太严重。唯这20年间西南方为灾难区,故印度洋一带灾难较频繁。而且鼠年逢五黄灾星、病星驾临南方,对西南及南方的

国家影响较大。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孟加拉国、缅甸、泰国及印度尼西亚等国。

苏民峰指出,鼠年正东为八白财星,为当运星,故正东一带如台湾、日本、美加西岸,今年经济表现相对较佳。鼠年东南为九紫喜庆星,木为喜星,但与八运的七赤金成火金交战之状。而金为肺、喉咙、气管,故鼠年东南方易有流行性肺、喉咙、气管的疾病。七为先天火,九为后天火,先后天火重迭,恐东南地区的国家易见严重的火灾。东南国家泛指亚洲一带及澳洲。

天灾人祸一浪大于一浪

香港命相学家马启福预测鼠年流年运程说,2008年是下元八运戊子年,天干属土,地支属水,纳音属火,太岁姓邹名铛,流年飞星一白入中,生肖属鼠。

马启福预测中国运势说,鼠年六白权贵星在北,说明2008年中国会象甲木的特性,紧紧地在大地扎根,往上、下生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近年得到极大巩固和加强,中国领导人会将精力重点放在自己的经济及发展中国家方面。

马启福指出,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会趋于平和,中国会努力抓住日本新领导人带来的改善双边关系机会,并采取相对克制和理解的态度关注政府工作的某些问题。

他预测鼠年中国整肃运动仍然持续,政局安定团结,经济发展繁荣,人民财富充裕,金融和资本市场运势良好,在此背景下,人民把储蓄资金和其他资金用来投资股市的热情持续高涨,致使中国股市出现前所未有的持续冲高。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股市的非理性繁荣,便及时出手,拂去股市人为制造的经济泡沫。

同样,中国政府也不愿意看到股市暴跌给广大股民带来的心理震荡,特别不愿意听到不绝于耳的抱怨声。因此,透过某种手段使股市暴跌后反弹涨停乃是必然。从长远来看,中国在2008年的股市会平稳而健康地运行。人民币会往强势货币发展,不仅表现在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更表现在国际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五黄到南方,而且又是岁破和三煞。马启福预测中国华南地区年内的天灾人祸将会一浪大于一浪,相信有不少棘手难事要面对。南方包括四川、广东等地会暴雨连连,还引发土石流导致伤亡,小心一些不明朗的病症引致恐慌。

他说,尤幸鼠年南方火用神得地,只要大家处处小心,做好事前准备,坚定信念,做出有效行动,发挥所有可能性,便可以福星降临,转危为安。

财星当令 楼市上升

马启福预测香港运势说,香港经过10年成长,市民同舟共济,努力冲破重重难关,更加成熟和进一步提升。唯鼠年流年飞星五黄、岁破和三煞一齐汇集南方,使形势不利,艰辛在所难免,可以说是「先好而后烦」现象。

在民生方面,特首曾荫权带领香港运势,为香港经济带来尚算不俗的发展,失业率继续慢慢下降,物价飞升,市民生活指数提高,虽然有些政策改革部署稍为缓慢,但市民有耐性等待。不过,仍会出现很多人事烦恼,身边有高层人士犯错而使政务受连累,招致一些不满声音猛烈批评。

健康方面,由于甲木专旺,缺金相制,因此,容易感染传染病或有突发性健康变化,小心肝病蔓延,尤其二黑病符到西北,加上西北方交通日渐繁忙,空气质素变差,令肺部有关的疾病将威胁市民健康,为医疗机构带来极大压力,不可不防。因此应多注意个人卫生及4月、7月、8月和11月的流行性传染病。

经济方面会有上扬,食神生财为用,所以属火、土的行业会较为理想,如固定实业、热饮餐厅、食品、百货、发电、矿业、中间人、介绍业、律师、管理、顾问、秘书、房地产、建筑、设计等较为兴旺。经济较差的月份是农历5月、6月和11月。

治安方面,甲本主仁厚,可惜专旺无金制,所以治安较差,特别是一些暴力和意气之争,不能节制,媒体、公务员、记者和教师要特别注意,这一年是非特别多,凡事宜多忍耐,切勿冲动。香港西面一带容易被盗贼光顾,宜小心门户。尤其是农历5月、6月和8月治安较差。

股票地产方面,属金的官星较弱,因此金融汇市气氛会较为淡静,能够短炒赚快钱的机会少之又少,要注意4、5月,小心危机出现,下半年7、8月会较平稳。而地产市场方面,财星当令,楼市可望微升,尤其3、6、9月走势较旺。

总括鼠年,算是一个反复的年头,虽然生机蓬勃,各业会兴旺,但障碍重重,还是处于逆境,因此鼠年不宜急攻冒进,打工者不宜因意气用事而转工,凡事小心为要。

马英九恐遭暗杀

台南出真命天子?

2008年的台湾选举牵动人心,台湾又一次面临裂变和选择。南加州大学人体工程学学科主任、特异功能人士李建军曾以《我的台湾路和连战的总统运》轰动两岸三地和美国,最近他「以人体工程学的眼光审视了800年的中国历史」,新着《当赢总统》即将面世,书中「冰释2008年台湾政局之惑」。

他指出,民进党为赢得持续执政,极力在拚经济;国民党为翻身,必然使出浑身解数;美国支持谁,让局面更加扑朔迷离;日本的态度,也是影响选举的一个因素;而对决双方谁出线,也是大陆极度关注的焦点……,一切都在对台湾的大选形成影响,这是台湾2008年选举最大的变量。

近日李建军在访问台湾时,预测3月台湾总统大选时颇多惊人之语。他预言马英九在2008 年总统大选期间可能遭刺杀,谢长廷要注意心肺健康,王建民来年表现更棒,李安则要开创新天地。

李建军大胆预言,马英九的走路姿势和眼神,泄露「危险讯号」。在两党对垒的情况下,马英九走路老是往左侧倾斜,绝非吉兆。他说马英九2008年1月间恐有劫数。

总统大选谁会胜出?是国民党参选人马英九,还是民进党的谢长廷?李建军说,国民党和民进党目前的运势不相上下,从现在来看,马英九、谢长廷两人的百分比都是50对50,属胶着状态,如何打破?有什么突发事件或者第三种势力能打破,就有可能改变局势。

李建军估计「大事很快抵定」,除了浮上台面的马萧与长昌配两组人选外,还会有第三组甚至第四组人选出现,而且当事人出乎意外的是「天命授予的南部人」,「真命天子就是奇迹的产物」。

李建军称台湾将出统一中国的真命天子,并且出在台南。最初曾有传说是陈唐山,后来到其家中一看便认为绝无可能。

总统选举利火字姓

香港命相学家林国雄则表示,流年八白财星飞临东方,有利东边的台湾,2008年总统竞选,利火字姓的候选人。

李建军预测金马影帝梁朝伟2008年运势时,也有惊人之语:「梁朝伟明 (鼠)年若不能由戏中走出来,将步张国荣后尘!」

李建军说:「梁朝伟明年最重要的功课,是要看他能不能从戏里走出来,只要过了这关就没有问题,张国荣就是没有走出来的例子……。」

台湾大选究竟有什么玄机?谁是最后的胜出者?李建军在新着《当赢总统》中谈及,马、谢对决的格局已经成形了,究竟谁会当选?谁能当赢?以历史成败来看,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开始算起,到1911年宣统帝退位止,在这2131年的时间里,中国一共出了230 个皇帝。这些皇帝中有很多是杰出的皇帝、有作为的皇帝,也有短命的皇帝、荒淫的皇帝、无为的皇帝等等。

他历数历代皇帝的是非功过:袁世凯命里八尺难求一丈,倒行逆施,落得千古骂名;蒋介石走运而不得命助,大青龙不辅助小黄龙而争斗,所以退守台湾;一代天骄毛泽东,几千年造化,必成王气,当仁不让;蒋经国借父之势,经济救国、经济强国,而成一代伟人;李登辉完成了台湾民主大业,却当选不当赢,离任时退出了国民党;连战倾情总统,时运甚好,却命非总统,怎么努力都不成;陈水扁运气颇佳,天帮、地帮、人帮而当选,却也不当赢。台湾走过了蒋介石时代、蒋经国时代、李登辉时代,现在是陈水扁时代。下一个会是谁的时代?李建军认为这个人至少应该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必须有总统命,天降大任于斯人。这是天时所给。

第二,应该是从台湾南部走出来、与南部有很深渊源的人。这是地利所指。

第三,应该是个无党派争斗、无省籍情结、追求和谐的人。这是人和所望。

第四,必须能够和谐两岸、复兴经济,带领台湾走出困局、走向繁荣、走向世界。这是大势所求。

第五,应该有能「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襄助。这是当赢之须。

李建军指出,2008年是台湾的转运期,台湾在新世纪的命运将取决于这次大选。把握得好,台湾就会再度腾飞,重新回到亚洲四小龙之首;把握不好,台湾将急转直下,陷入更加尴尬的局面。他希望2008年选出一个「当赢的总统」,这对两岸民众都是莫大福分。

(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7/12/30)

【特稿】子曰:几家欢乐几家愁

图为胡佳、曾金艳夫妇和他们的新生宝宝

【新世纪特稿2008年元旦】从网上获悉,胡佳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捕了。儿子刚满月不久,父亲就被政府扔到冰冷大牢里去了,马上就要过新年了,孤儿寡母,情何以堪?身处相同境地的,还有高智晟的家人、陈光诚的家人、郭飞雄的家人……

见过胡佳一次,还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他可能不会记得了。印象中的胡佳是一个文弱书生,人长得是那么瘦小,谈吐声音是那样的低柔,关键的是,他像信佛的居士那样,是不吃肉的,纯粹一个素食主义者,后来听说是“六四”枪响后,闻见了屠夫的血腥后,便不再沾染人间的荤腥了。这样一个看来手无缚鸡之力、一直在用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参与维权的文弱书生,怎么会与“颠覆政权”的恶名连在一起呢?莫非文章与良知也能获罪吗?这让人想到了廖沫沙的那句名诗:“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侫幸覆乾坤”。

不过,作为权力无边,无所不能的强势政府,要想整治一个平民老百姓的话,简直太容易了。几千年来封建专制那一套的酷吏手法,政府运用得太娴熟了,那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十八年前,政府所指控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六四”暴乱,组织何在?计划何在?纲领又何在?到今天都没有一个事实确凿的回答。作为律师,高智晟几个月居然下落不明,更不要说为自己辩护了。还有那陈光诚,对双目失明的人冠以损坏公共财物罪名,一个盲人,分得清是公还是私吗?还有郭飞雄在狱中所遭受到的酷刑传闻等等。

总是觉得,政府抓谁也不能抓胡佳。因为胡佳有一颗信佛向善的心,有一种为艾滋病人尽力尽瘁的德行。他作的事情,走在了政府之前;他的善行,普通人达不到。如果说一个天天标榜“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政府,连胡佳这样的人都容不下的话,那么这样的“和谐”,一定是值得质疑的。

行文及此,听到了电视新闻的一句话,“新年到了,全国上下到处弥漫着浓浓的欢乐年味”。我可以断定,这是一条假新闻。胡佳的家人欢乐吗?高智晟的家人欢乐吗?郭飞雄的家人欢乐吗?陈光诚的家人欢乐吗?还有许许多多因言获罪被关进狱中的人士,他们的家人欢乐吗?满堂皆欢,一人向隅而泣,古人所不为也!这么多家人都是在望眼欲穿、痛苦煎熬中度过2007年的,还能称之为“全国上下”吗?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切,让人感受到的,只能是弥天的寒意与悲凉了。

——2007年除夕,于歌舞升平、烟花四射之时。

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

作者:zhiheng_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版)是中国首个私人人物评选计划。在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一切都烂了,无法取得人心的敬意,只有在“私人”那里,尚存一点若即若离的公信力。所以,从它2005年出现始,我就一直是这个项目的鼓吹者。大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现象。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很热络的话题,然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现象以及如何评价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呢?对于这个问题,单靠援引几种国外的权威解释,介绍几种概念,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放到中国文化里面去看,尤其要放到近代以来的新文化传统里看,才能看出一点端倪。

专业化知识的一般情况与知识分子公共发言之间有联系,我就从新文化传统里的专业化知识的一般情况谈起。

前几天,我国的一位非常不错的文学理论教授——余虹——自杀了,他的死亡据我看来是对中国近现代以来专业化知识破产的宣告。每一种自杀都必定有某种意义,余虹教授的自杀的意义往远处说就在这里。在中国学术里,专业知识始终无法体现正确的现实关怀,甚至干脆游走于现实之外,这导致了现实生存的虚空,并可能最终归于无。

在新文化传统里发生的专业知识体系,起初就是先天不足的。这意思是说,它压根就不是现代化的知识系统,而是中国文化老旧的核心价值观的继续或者新体现,而同时在表层上体现为所谓“专业知识”的思想活动在本性上又必然向往现代性(文明的人性论属性),这个矛盾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贫瘠。

新文化专业知识体系的基底是民族主义价值观。这种民族主义价值观是独特的,它基于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政治局面的粗浅又模糊的理解而取得形制,内里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理想。它的文化史使命是延续旧有的伦理世界从而抵御必然的现代化进程,并从它一开始出现,就全面规定着中国思想的所有方面。这我们从新文化传统中的如下一些观念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爱国”,“救亡图存”,“帝国主义侵略”,“(侵略性的)殖民主义”,“中国人”,等等。这些观念规定了中国思想的活动方向,使得后者总体上是背真理而行的。这种独特的民族主义价值观,直到今天也依然是中国思想的主体部分,这我们只要检查一下当前中国思想的一般情况就可以明了了。

在民族主义价值观基础之上,中国思想按照如下三种主要方向活动,一是现代新儒学代表的思想形态,一是泛滥成灾的革命主义思潮,一是卑贱的实用主义行动方案。须注意的是,这三种方向在社会实践上往往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例如,“五四”时代以来流行不败的(中国式的)科学主义思想本质上属于我所谓“卑贱的实用主义”,但革命主义思想并不排斥它。这三种方向的思想活动分别结论成三类专业知识,即坚持“中国文化优秀”论的现代新儒学思想,骨髓里都藏着嗜血欲望的社会科学思想(主要在大陆中国),以及受了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引诱从而堕落了的自然科学思想。读者或有疑虑:清末以来,国人说了那么多话(文章),做了那么多事,就只区分出这三种?是的,主要的只有这三种。至于后革命时代(毛时代以来)中文学术的成绩那是连台面都上不了的。

就大陆的情况而言,如今这三方面的专业知识都走到了尽头,都破产了。这你得动点脑筋才会明白,我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

现代新儒学走进死胡同的情况说起来相对简单些。现代新儒学有一个听起来并不算坏的看法,它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优秀的文化。并且,同时它又认为,这种文化是世界文化的将来的方向。上个世纪的20年代,张君励等人对欧洲进行了一次考察,考察结论是,西方的“物质主义”(他指的是欧洲的经验主义方法与技术主义欲望的融合)思想会把人类带向毁灭。张在北京向学界公布他的考察结论,引起了一场论争,论争深深影响了后来新儒学的思考。世界是真理的现实形象,不是可以任意进行操作的对象。这里新儒学有个并非根本但却不可以犯的错误:新儒学思想连民族主义思想方式都没有跨过去,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尚处在民族主义观念的樊篱之内,却对一个更加广大的范畴——世界的文化方向——指点江山,这其实是矛盾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中,一方面,思想是企图自由的,另一方面,它却受了某些功利观念的拖累。现代新儒学里也是有一种好文字的,那就是熊十力的《新唯实论》。这种文字既融合了中国古老的思想传统,又简捷地解决了思想与存在之间关系的问题,相当令人惊讶。虽然它只是一种感悟,既没有产生逻辑学原则,也没有推演出可以指导中国新生活的原理,但还是令人感到高兴,感到惊讶,因为,它展示了思想的自由本性在东方文化中可能的模样。不过非常遗憾,熊十力并没有把他的《新唯实论》的能量发挥出来。事实上,这本小书之后,他写作的基本上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思想在“新唯实之论”里只是张望了一下自己的自由本质,就转而又回到它所熟识的那些观念里面去了,什么仁义礼智之类。熊十力的学生牟宗三也相当有才华,他有很好的思想能力,这表现在他对康德方法的一定程度的理解当中,但他也没有成才;他的情况似乎是这样:他很会讲道理,但一旦涉及现实问题,他就把他所讲的道理忘得一干二净,照样耍无赖,照样耍流氓了。也许是他的心高气傲,也许是孔老二的阴魂,使得他对康德的哲学,尤其是对欧洲的思想传统只是浅尝辄止,展示了一下自己高超的思想技术之后,就又回到仁义礼智信里边去了。现代新儒学一路,除了这两个颇有思想能力的人而外,别的就没谁了(人们广为传颂的梁漱溟其实不过一个愣头青而已,唯有一点激情,思考问题的能力几乎等于零)。人才匮乏加之思想活动的沉重——深陷在流行观念之中——使得它既无法对清末民初的历史变局作出逻辑学把握,更无法为中国思想指引方向,做来做去,到后来就只能成了一家呓语了。总的说来,一直以来,中国思想对于现代儒家思想是缺乏敬意的,在大陆这里,它差不多只是一堆臭狗屎,只因为没有比狗屎更好的思想观念,所以人们也并不就此将它彻底忘掉。

为什么说自然科学类的专业知识也破产了呢?人们也许会反驳说,中国文化不行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事,不该怪到自然科学头上去;自然科学作为现代时期的新发明,本身是不错的。这种意见是很有迷惑性的,的确,中国科学事业不景气,只是中国科学家不争气,怪不到牛顿(见图)三大定律上去。但是,我必须指出,这种意见其实根源于一种十分有害的抽象的思想方式。这样一个论理前提是必须坚持的,就是,所谓科学,并不是单独成立的东西,它是跟总的文化环境融合在一起的。18世界的欧洲,虽然他没有那样做,但牛顿是完全可以拿着他的三个定律去到处炫耀的,他得到的只会是人们的羡慕与敬意,而在18世纪的中国,一个士大夫如果当着众人的面宣布说,他发现了一个重大原理:一个东西正在往前跑,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挡住它,绝对没有任何东西挡它,它就不会停下来,他这样宣布则会怎样?——会被唾沫星子淹死。所以说,自然科学知识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是意义综合运动的结果。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基础命题都是一些纯净的思想,是与生俱来的思想,它们进入日常视野有赖于流行观念的退出。自然科学思想是某种文化比如现代文化综合情况的一个专门表现,并不是某种可以从文化域总和里独立出去的真理体系;就现代历史的情况看,它只有在人道主义文化环境里对于人类生活质量的提升才有卓越表现。从这一点看中国社会的自然科学知识对生活的参与,结论无疑是难以乐观的。在中国,自然科学以及技术科学思想完全没有超越民族主义思想范畴,它依然还只是“民族”、“国家”等集体主义观念的社会生活体现,而非现代文化中的纯正的科学思想。这从当前中国的科学研究现状、院系体制的建构、教学学系的设置、研究与政治的关系(这方面大概情况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专制政治压迫、玩弄文艺,那以后,它玩弄、利用科学,稍有不同的是,文艺思维受到压迫时它会奋起反抗,因为它的本质是自由,而自然科学思想则是乐此不疲,因为它只是一种技艺思维,它总必须有所依傍而不能自立)、教学活动的理念和方法、科学成果社会价值的诠释方式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我们人类的科学思想起初导源于对欧洲中世纪目的论思维的背叛,而后于17、18世纪努力实践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基本精神,从而发展起来。它的机械主义思维作风及其天然的对于经验世界的投入对于帮助现代人类思想彻底瓦解原有的神道主义世界观起到了极大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且它由此发展成为人类现代生活的一种方法和技能,甚至时常作为现代生活总的伦理法则的一种有益补充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从它那里得到的多半都是美好的。然而,我们发现,中国的自然科学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的科学活动从它开始出现的那一刻起,就肩负了一个“民族复兴”的重任。这个东西说起来挺光荣,挺伟大,但这“光荣”以及“伟大”其实都不仅是虚假的,而且也是蒙昧的。这种定位表明,中国文化里的科学活动没有跨出民族主义的樊篱,它深陷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泥沼里,它成了一种扭曲变形了的东西。准确描述这种情形是这样的:科学原本是一种极为纯净的思想,它从普遍有效的观念(比如凡物体必有质量)出发,严格按照形式逻辑开展活动(比如物体有质量则必可称量),而在中国文化里,科学思维没有办法纯净化,它无法摆脱近代以后结论而成的各种民族主义观念的束缚,它事实上只是总体中国思想的一个个别的兴趣,并且这个兴趣还被浸润血腥气的功利主义目的所包围,这样的话,思想的科学主义的活动就被“国家”、“民族”、“社会”等与人道主义价值观对立的民族主义观念绑架了;科学就其本性而言是与这些观念对立的,但在中国思想里它必须完全无条件地自行蛰伏于这些反对现代性的观念之下,它因而其实也就不是纯正的科学了,而堕落成了一种相貌庄严的功利主义了。当前的情况似乎已经是这样了:由于科学思想是嫁接到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上面去的东西,它受了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的污染,所以,它现在已经完成了它梦寐以求的与急功近利的中国权力的合谋,这种情况在现实上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副样子,今天造个假明天造个假什么的,造假的同时霸气十足。我们说这种知识破产了那意思是,中国文化里的科学活动,既不能够像西方文化环境中的科学活动那样,在总体思想活动中待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上,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得体的乃至谦卑的服务,它反倒展现为独霸全局的姿态,它总企图打倒别种思想形态,企图把自己作为唯一的信仰重重悬挂在中华民族的脖子上,同时,正由于它如此超越权限总揽思想活动的全局,它的服务生存的本职能力也受到了严重削弱,也不能够为中国文化里现代人生形态的营造提供有益的精神参考,相反,它将中国思想搞得相当混乱。由于它是这样一种不健全的知识,所以,人的生存活动在它那里也就不可能得到健全的体现。造假,搞不出来什么真正成绩,说起来就是这么个原因。

上面说了两种知识的破产,接下来说说社会科学知识的问题。

自然科学知识的最终合法性依赖人类存在的伦理学选择,但它有这样一个特殊之点:它的操作活动是远离伦理学的,它甚至给人一种印象——它与伦理学无关,是伦理学之外的“另外的”存在论系统。相比之下,社会科学(有的人也说“人文科学”,其实是无所谓的)却很不一样。社会科学不仅根源于最高的伦理学原理,而且繁忙不暇的思索活动始终都是伦理学的忠实信徒。在功用的意义上,社会科学总体必然满足如下两个条件,一个是,在生存论层面上,它制定合用的规则,这些规则使得作为健全的社会性存在的个体能够取得生活的稳定感,另一个是,在存在论层面上,它完成了对真理的通俗说明,这使得世界生活过程总能够处在真理的观照之下,如此一来,则各个生活的细节在基础诠释学上就不会成为某些孤立无根的事件,而总体现为是合乎逻辑的,因而灵魂的本性(即无限性)也就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学对待;如果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则社会科学总体自行瓦解。清末以来,中国文化里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系统无法满足这两个条件,它正处在自行瓦解的过程中。

民族主义观念基底,以及疯狂舞蹈的西方理论符号,这两项,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构成。“五四”时代的批判是一个珍贵的历史姿态,“五四”以后,这个姿态为历史所坚持,但是抽象化了。这意思是,此后的历史坚持了对待传统的批判态度,然而这批判却是空洞的,并没有碰触到中国集体主义文化的实质。传统彻底不被信任,学术思想活动的光荣感便只好到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符号中取得。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学术的庄严感都是靠着这些西方理论符号获得的;这种情形也是与这段历史的一般逻辑相吻合的。但这里有个严重的问题是,这些理论符号是表面的,不是根本的;它们漂浮在中国思想的表层,被思想活动的核心观念所支配和使用,它们制造的理论景象都是虚幻的,中国生活的真实内涵不为把握。这就造成了一种极为重大的诠释学悲剧:当思想忙碌于摆弄大量的西方理论符号时,民族主义观念才是最后的主宰,当思想欢畅于虚假的现代新人生时,原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正在这欢畅里实实在在地延续着,旧时代在“新时代”的高歌中实存,非人的现实在现代化的向往中实存。反现代的东西获得了花言巧语的现代化诠释,这是一个广大无边的、持续了一百年的文化阴谋。

健全的民族主义直到今天都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观念构成,它不仅是日常思想活动中常见的观念,而且是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而有效的原则,在民族主义法则的规范之下,世界各个区域正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里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正如影响中国长达五六十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集体主义的变种一样,这种民族主义也是集体主义的一个变种。中国传统文化就其逻辑结构而言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的伦理学命意在于,它全面消灭个体存在的自身合理性。个体性的阙如,使得伦理个体的社会存在沦落为单纯的社会管理功能的操作符号,管理功能的集大成便是中国古典时代的皇权。这样说更明了些:伦理个体社会存在的个体性的消失,正好等于管理权力的高度圆满,这个高度圆满的管理权力也就是皇权。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中国文化原有的权力形式,即皇权主义政治形式,被推倒了,但使得这种权力形式得以发生的基础,即个体存在的空洞化,并没有被消除。这种古典形态的人生模式(个体的存在论根据不在此地,而在外面)自然寻找新的政治表达,必求以一种新的社会政权结构替代原有的皇权化政治,这就是中国思想基础性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来由。这种观念除了以了然姿态,即爱国主义教条,展现于中国生活之际,还隐晦地存在于中国思想-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层面,并作为所有经验性存在的诠释学基础牢牢地规定了当下整个伦理世界。这当然也就是说,在所谓“中华世界”之内,所有事物,其存在意义一旦获得昭示,便必定是此一民族主义观念的外延,所有事物,都必定在民族主义思想法则那里获得最终的价值认定。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想观念,就是所谓“新时代”所有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第一原则,它是潜藏的、普遍有效的思想背景。它是所有社会科学知识的灵魂,而这个东西,在现代人道主义文化面前,完全是个臭名昭著的东西,它是现代个体主义价值观的真正敌人。

中国的所有社会科学知识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它的所有的理论体系,所有的形式逻辑推断活动,任何概念的全部外延,一旦走到基础性的民族主义观念,就走到头了,就无论如何不能够再向前迈进了,而民族主义观念最多只不过是现代思想的一个有时不仅不可爱而且臭名昭著的驿站,它只是无限思想的一个只具有功利主义价值的环节,在它之外,有着思想的无限天地。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知识,又怎能完成为生存提供健康的诠释学服务的任务呢?它必然破产;它现在正开始破产。

专业知识逐渐破产的过程也就是历史的良心逐渐崛起的过程。中国现时不相信良心,它觉得良心既不能当饭吃,也换不来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形制,但这种情形并不能说明良心真的就不存在,而只表明,历史运动总体尚没有把各个必要环节走完,从而把良心展现出来并成为接来下向前进步的指引。腐败在暗地里进行,我们反对腐败,中国权力从来不说“我们就是要专制,不要民主”,它总是转弯抹角地小心把它内心的肮脏想法隐藏起来,这些流行现象都说明,我们的生活正被历史的良心看护着,由于这看护,中国思想在如何陈述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上总得小心翼翼,以便必然做到不违背自己的本性——良心。历史的实际运动表明了,历史的良心在中国的专业知识那里无法获得健全的实现,它由此便寻求别的实现路径,这就眼下而言,便是知识的公共发言。多年以前,新疆的克拉玛依发生了一场大火,有人高呼“大家都别动,让领导先走”,于是有一百多个小孩子以及他们的老师死于火海,高跟鞋还在小孩子的尸体上采出了不少窟窿,两年前,由于管理失误,黑龙江省沙栏镇有两百多个小学生在洪水中淹死,洪水退后人们发现,他们挣扎的痕迹都留在学校教室的墙壁上,这样一些事件正以相反的形式包含着历史发展的真谛。对此,专业化的思想不能够做出恰当的陈述,它被一些知识系统阻碍着,那么,它就只有自行瓦解,然后,良心再在泪水涟涟之中寻找别样的思想表白。

上世纪90年代,各种“主义”泛滥,——我们通常管那叫“后学时代”,短时间里,相当热闹,专业化的中国思想在这种活动中作了最后一次挣扎——并最后一次取得了某种虚假辉煌之后,于本世纪初终于转向了关于社会公共事务以及希图公共意义的发言。这些发言尽可能地关照中国社会的真问题,重申了人类生存的常识,广泛地反省了中国社会的不幸现实。这些发言是历史良知的体现,是中国历史进行下一步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它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指引中国思想,使它正确陈述已经发生的并且有效规划接下来的历史步骤。“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版)编辑的正是这样一些言论。

“政右经左”是北京的一个年轻人,他集中精力做这样一个项目,至少说明他很有眼光;他对时代作了一个正确的判断。王蒙等人前几年推展“中国文化宣言”,北京学者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老派人物鼓吹中西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济学家帮闲挣美元,这些意见都不能算对时代作了正确判断,因而,这个年轻人辑集良心言论并彰显为“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选评计划,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人们对他的计划不以为然甚或加以怀疑,那不过是因为在这淡漠以及怀疑中,思想被个别而抽象的意见左右着,被孤立的爱好以及不真实的标准左右着,被虚幻的庄严左右着,被晦暗不明的思想状态拖累着的缘故;淡漠以及怀疑将被崛起的良知作为一个必要的环节加以利用。从文化的角度看,把“个人”想象得过于抽象,这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存在于当前几乎所有论题之中。比如,人们通常认为,民主社会良好的公民形象属于它的健全法制的结果,这个判断就刚好把道理颠倒了;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人的充实而健全的个体主义存在导致了良好的法制秩序。摆脱对“个体”的抽象的处理方式,才可能把伦理个体建设成真正的“现代人”,而这所谓“建设”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只需要我们“不去做什么”,只需要我们全面承认个体存在的自身合理性就行了。因为,现代哲学告诉我们:全部好的、现代文明所需要的东西都本来地就在个体存在里面的,当然也包括做这个年轻人所做项目所需要的健全的判断力和纯洁无瑕的公正之心。

(2007.12.21)

无情即属真豪杰?——记史良(反右干将剪影之四)

作者:张成觉

图为1950年,蔡畅和史良(右)在天安门城楼上

记得还是在广州读小学六年级时,刚改朝换代,某日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些时事政治资料,让我们抄下来。其中有一则,题为‘中枢四女杰’,后面是宋庆龄`李德全`史良和许广平四人的名字。宋`李`许分别为孙中山`冯玉祥和鲁迅夫人,均以其夫知名,于我而言并不感到陌生。老师介绍说,史良是大律师,任司法部长。她和担任卫生部长的李德全,是政务院仅有的两名女部长。


放学回家,讲起这事,本身也是律师的父亲便说:史良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36年因主张抗日,被当局逮捕,举国瞩目,轰动一时。


历史往往会出现某种重复。21年后,史良再度成为受人瞩目的人物,那是因为她在反右之初的6月14日,打响了轰击‘章罗’的重炮。‘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一招把老练的政治家章伯钧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此之前,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当晚,史良就向找上门来的章发问道:‘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章答称:‘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章本来就是因看了社论‘气不顺`想 不通’,‘想找个人说叨说叨’,而前来这位多年挚友家里的。听了史的问话,他不但没有产生警觉,反而大发议论,宣泄不满。如同‘竹筒里倒豆子’,‘把肚子 里的话统统倒出来,’之后,才无比畅快地回家。妻子李健生问他:‘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他答:‘很好。’(以上引自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 版社,2004年,14页)。


他万万想不到,史良在6月14日民盟中央的会议上,将他那些私人谈话和盘道出,也像‘竹筒里倒豆子’一般。包括其要害,即他说卢郁文是小丑,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这样的评价其实已将章的立场表露无遗。但史仍然穷追不舍说:‘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


那是史良发言的第三段,也是震撼力最强的一段。其结束语,则‘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待。”’(同上书,21-22页)


章诒和在书中接着写道:‘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只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同上书,22页)


次日北京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刊登史良发言的全文。李健生阅后,为之目瞪口呆。愤懑之余她责怪丈夫之不智道:‘你鸣放得还不够吗?嫌人家手里的辫子还少吗?’章未置答。但其后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接受良心的考验。’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同上书,23页)


我们无从知道史良此次发言之前的心情。但有两个事实不妨补充一下。


一是反右之后,司法部撤销,不知与史良上述发言的第一段有无关系。在该段她给司法工作提了意见。章诒和认为,‘这段话,表现出一个著名法学家的水准,一个司法部长的责任心。’(同上书,17页)但在此前后,毛对刘少奇提出要抓紧制定法律的回答是:要法律干什么,那么多年没有它我们不一样过来了?(大意)史良对本职工作的热心,可能适得其反。即所谓‘冷面贴上热煎堆’了。结果,史良的部长当不成,改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她的发言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态并划清界限。’按说,如此旗帜鲜明,‘功在党国’,理应更加给予信任与重用。然而实际并非如此。58年大跃进时期,郭沫若等一批高级民主人士‘光荣加入中共’,史良也向周恩来提出申请,遭毛否决。周称史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作用更大。’情况与卢郁文有某种相似。

63年6月11日,沈钧儒病逝。人皆以为史将接任民盟主席,不料被起用的是中共秘密党员杨明轩。尽管‘反右全靠她打开了民盟的缺口’(罗隆基语),甚至即使‘无反右之功,她的资历也是足够的。’(章伯钧语)看来,中共还是实行‘内外有别’。不是自己人,到底不放心。


‘据说,自那以后史良的身体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学习,她常请假。’(同上书,24-25页)


1967年8月22日,杨明轩病逝。民盟主席空缺。文革后民盟恢复活动,史良终于出任主席,时在79年10月,她已高龄,望八之人(79岁半)了。


史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57年与知己老友章伯钧和亲密朋友罗隆基一刀两断,但她并非无情之人。文革时期的66年冬,她被批斗,有人将其早年写给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原先她的腰被‘弯得低低的’,这时,她‘直起腰回答:“我爱她。”’


对此,目击者章伯钧认为:‘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像又回到了从前。’章诒和评论称:‘显然,父亲所说的从前,是指1957年以前。’(同上书,25页)


啊,1957,1957!如果没有1957,史良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又会是什么样?谁知道?


(08-1-1)

安希孟:思维火光

一

从学英语的良性循环说开去:读完一篇英语文章,需要记住的词,自然就记住了;不需要记忆的词,天然就忘却了。凡是记住的,就是应该记忆的。凡是忘却的,就是无须记忆的。人云,“为了忘却的记忆”,然而不会忘却的,本不必去刻意纪念。凡能记忆住的,便不会忘却。另一方面,忘却的,就是不需要也不可能记忆的。不重要的,无须记忆的,自然就忘却。所以尽情尽性阅读。

由此观之,英文走红天下,国人西装革履,而不是长袍马褂,西方节日流布世界,中国节日萎缩,乃是应然。实然代表应然,应然必定实然。所以,光复汉室,宪章文武,弘扬中华传统土节,责备人们忘记传统,乃是抱怨人类两只耳朵长在头上,而不是长在脚上。存在的就合理,合理的就现实。现实即合理,合理即现实。美国领导世界与夫世界被他领导,皆合乎礼数。

八九民运,中国开花,苏俄结果。传扬民主理念,京城一声枪响,断送马列之礼炮轰鸣。凶残毕露,主义无望,大军压城,实不当也。

二

你如何看待自己,别人就如何看待你。别人如何看待你,你也就如何看待你自己——精神癫狂者反是。社会评价与自我评价互动一致。无待——于是庄子无是非;然而,条件——吾人生存之前提也。解释学的循环,是生存论的循环。

用西方六经注释中华文化之我,用中华文化之我注释西方六经。皆不可取。例如直躬,以直道立身,论语子路“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宋史“必须公正之人典掌衡轴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而武汉大学郭齐勇六经注我,云乎哉苏格拉底也主张“子为父隐”,算是拿西方六经注我。典掌衡轴,直躬放言。武大郭齐勇胡说父为子隐是古今传统君子所热心为之。然而现代法治反对徇情包庇,反对钻法律空子。人类不同于兽类,兽类亲情相隐。人类不能互隐。

三

历法之争,关乎国祚。中国人接受西洋历法,曾经流血牺牲。中华节日,自古关乎王朝兴替,国脉民命。中国人体质差,动辄就有亡党亡国亡军亡夫亡妻之痛。西洋历法入吾华,砍掉脑袋碗大个疤。历法之争引起人命。是举全中国与西洋人也。清圣祖,满人也。然汉人守旧。今之中华土节保卫战与杨光先保卫中华土历法相同。阴历就是阴谋,农历就是不误农时。农历,乡土文明、农本经济。洋历即阳历,太阳神阿波罗崇拜。中华阴柔文化缺阳刚之气。西历非农历,乃商历、工历、学历。商品经济,非不食五谷,而是产品剩余,人员富足,剩余劳动用于手工业,生活上档次。所以西方哲学科学发展。汉历、阴历,比阳历、西历混乱。Week,汉译“周”,周而复始也。一周即一圈。又译礼拜。礼拜上帝也。然亦叫星期。Sunday以星宿命名,气象博大。周的概念来自西方,今已成吾人生活一部分。

四

欣闻刘小枫上峨眉山打游击落草为寇推广汉语四川方言神学。中国游击战是国粹、国货、国宝,良民避之,兵家大忌。不讲规则,中人所青睐,西人所藐视,如水泊梁山、绿林好汉、地痞民团、荒野萍踪、流寇响马、深山密林、天险洞府、游击土匪、三十六计、七十二变、牛魔王的芭蕉扇。车牌遮挡、恣意乱窜,即使在军事上也是中国独有,西人所无,何况用于商场文坛政界乎?国人文韬武略,权谋术数,机关算尽,把丑丢尽。当年毛将军秋收暴动,欲攻打长沙,却突现灵机,窜入井岗,国史上此乃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即今观之,兵家不为也。故西人视三十六计、孙子兵法为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五

路与舟。书山有路勤为径。其实,地上本无路,人行方有径。走得多了,才有路。走路,就是走出一条路。可见,书山本无路。踩踏挤压,方才有路。

学海无涯苦作舟。然,既无涯,舟欲何之?可见学海还是有涯——相对真理也,局部知识也。故百舸争流,舟楫扬帆。

2008年元月啦,丑陋的中国人赶快放鞭炮啦污染环境噪音扰民啦。

‘大写’的人:胡耀邦——‘大风浪’中三君子之二

作者:张成觉

半世纪前毛亲手策划的那场‘阳谋’/阴谋,无论对于其打击对象,或依靠对象,几乎都是谜团重重。据现在已知的资料,中共党内高干中,似乎只有邓拓早有预感,并且不以为然。平素性格开朗,行事光明磊落的胡耀邦(见图),并没有对整风一下转为反右感到困惑。相反,在6月8日《这是为什么?》发表后,他‘也认为,这确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他特地去思想活跃的《中国青年报》社,按《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精神,跟编辑记者们打招呼。’(《胡耀邦传》第一卷,293页)

然而,他打招呼的目的,着重在提醒他所领导的共青团系统的新闻战士,恪遵‘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不逾矩’,以免在政治上栽跟斗。作为团 中央第一书记,他一向爱护团员和青年,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而对‘反右’‘这一类政治运动不甚积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 639页)

当年7月,胡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活动,历时两个多月。其时正值国内反右斗争高潮,团中央机关的运动由团中央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 罗毅主持。9月中旬,胡自苏返抵新疆,一到乌鲁木齐,他立即打电话询问情况。‘当得知团中央系统已经划了一批右派,单是《中国青年报》就划了17个,已占 编辑部人数的17%,还有几个待划时,他吃了一惊,不由得说,“损失惨重啊!”指示立即刹车,等他回去再说。’。(《胡耀邦传》,293页)

就胡而言,他当时虽肯定反右必要性,却没想到过‘会给少不更事的青年带上这样沉重的政治帽子,更没有想到呼啦一下子划这么多的青年“右派”。但他回天无力,他只能在可能范围内尽量保护一些人。’(同上书,293页)

例如,‘几乎要划右派的团中央宣传部长项南`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张黎群,被他保了下来。’(《反右派斗争始末》,639页)

上述张黎群,曾在新闻界一次鸣放会上说,现在报纸缺少自己的声音,成了‘传声筒`留声机`布告牌’。毛获悉后让邓小平查问此事。邓找胡询问张的情况。胡 说,他讲的那些话,是糊涂俏皮话。他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是有感情的。毛的秘书田家英也帮忙转圜,使张免于戴上帽子。(《胡耀邦传》,293页)

‘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模,他竭力保了一年,到1958年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上,还是被划了右派分子。’对此,胡实在无奈。陈模后来写了一篇《耀邦同志二三事》,其中谈到:

我当时兼着报社反右五人小组的组长。工作组(按:团中央机关党委派来的工作组)认定某同志是‘右派’,而且要将他的情况见报,开除他的党籍。我在延安尝过 ‘抢救运动’的苦头,见过康生这个大坏蛋,怎样整了许多清白的党员`干部,把别人的政治生命当儿戏,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我主张对某同志的问题,暂缓见报, 请示上级党委后再说,他的党籍问题,应留到运动后期去处理。这一下子,我成了反右斗争的阻力!原来工作组是有来头的。第二天工作组就宣布,撤销我的领导小 组组长职务。新的领导小组在工作组的督战下,自然很得力了,抓某某人一个右派哪够哩,为他的作品写过评论的人是右派;搞过某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 率低的报道的人是右派;揭露搞特殊化的‘秘密商店’的记者是右派;在《辣椒》副刊上,写过一篇反官僚主义小品文的编辑是右派;给人事科贴过一张《用人唯 贤》大字报的干部是右派;说过一句‘报社哪有这许多右派分子’的人,也成了右派。不一而足,早已超过规定的打‘右派’指标了。(《反右派斗争始末》, 639-640页)

显然,‘胳膊拗不过大腿’。胡耀邦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但他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救人于水火。《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钟沛璋,便是又一例。钟为老党 员,‘地下工作时期曾做出过卓越贡献’。胡激赏其文章,称之‘有思想`有气势’。但钟曾‘提出青年团应有更大的独立活动空间,被人揪住,要划右派。’胡耀 邦说,钟‘是在内部会议上(团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的发言,各种意见都应该允许,’将其保了下来。可是,后来批‘项梁’,钟还是被波及。胡‘实在顶不住了, 对钟沛璋终于被划为“右派分子”惋惜不已。’(《胡耀邦传》,293-294页)

团中央系统共划右派五十多名,加上‘中右’,将近百人。58年2月,这些人都要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一批去北大荒,一批去陕北。出发前,胡跟大家座谈,为其送行。面对这些神情沮丧黯然不语的下属,胡耀邦说:‘那我先说几句’然后张口‘叫了一声:“同志们”。

这久违的称呼,使这些处境艰难的人感动得眼含热泪。胡接着说:你们中间的绝大部分是有才华的,才华横溢,为党为人民做过不同程度的贡献。可这次你们的错误 犯得太大了,你们太骄傲了。他接着说:今天你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时对你们只知使用,帮助不够。你们当中大多数人现在悔恨`难 过,我也不好受,很不好受。可是你们要明白,党中央`毛主席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敌我矛盾,但是可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此团中央组织上对 你们不能不做出适当处理。他说,你们中间绝大部分同志要下去劳动锻炼,希望你们能自觉地找苦头吃,自觉地好好劳动,通过劳动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以恢复党籍,可以入党嘛!你们不要背包袱。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犹如今日生。我希望听到你们 的好消息。我相信你们能改造好,我坚信咱们还有共事机会!他最后说:你们改造好了回来时,我给你们开欢迎会。咱们就这样说定了。’(同上书,294- 295页)

他绝非心血来潮说这番话。而是发自内心地同情与爱护遭殃的部下,他的真诚与善良,在对待李庚的事情上,表现得更为充分。

李‘是位学识渊博`性情耿直的知识分子’,原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反右后期,他上书表示了对出版事业照抄苏联体制和将一些文化人划为“右派”的不同看 法,结果他自己也被划成“右派”,又因为不肯认错,而被层层加码,成为“死不改悔”的极右,因此抑郁不堪。’当他62年从外地劳动改造回京后,胡立即邀他 谈心。听其申诉后,‘胡表示:“是处理过重了。有意见允许提出来,组织上可以研究,该纠正的就纠正。。。。你出了苦头,但不要耿耿于怀。”他对李郑重表示 了道歉。李说:“当时你出国不在家,你没有责任,不必由你给我道歉。”胡耀邦说:“我是第一书记,团中央的事,我都有责任。错了就应该认错,我还是要向你 道歉,请你原谅。”

其后,他设法为李平反不果,只好致电给李说,‘你的事情现在怕一时不好解决,你不要现在就提出申诉,安心生活和工作,以后总会解决的。'(同上书,294页)

胡耀邦对于团中央划了那么多‘右派’,一直感到有问题。其后多次检讨说,他对这些青年干部帮助不够,关心不够。其中许多人后来较早获得摘帽,并安排工作。有的依旧受重用。(同上书,295页)

毫无疑问,胡耀邦在中共最高层中是个异数。1978年全国绝大多数‘右派’获得‘改正’,离不开他的努力。他真正‘以人为本’,极富人情味。虽然他并非昂藏七尺的魁梧汉子,但他的形象使人想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句古语。他绝对无愧于一个‘大写’的人!

(0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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