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原本是属于系统工程学范畴的一个概念。未料，这些年这个"顶层设计"成了中（共）国用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一个热词，并且与"改革"挂起钩来（实际上连改良都没有，只有倒退），频频出现在中共中央文件和主流媒体上。
党国政府下达的一系列发号施令的方针、政策、法规、法令、规划、规则、规章、条例、通知等等，往往带有欺骗性或强制性。而相关舆论则会结合现实语境不失时机地加以引导，告知其中什么什么内容是出自"顶层设计"。不明就里的国人，大都照着去做或被迫遵行。
事后，不少人发觉自己的人身权益受到侵犯，或者是被割了韭菜，上当了。一次次的事实证明，中共炮制的所谓的"顶层设计"，大抵出于为其政权"维稳"与控制、压迫、剥削老百姓的需要，实乃图谋和算计。
无数实情昭示：中（共）国的顶层设计，大多是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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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森伯格（Michel Charles Oksenberg） |
今年，是老一辈革命家，也是我的父亲乌兰夫曾经的老领导——傅钟前辈120周年诞辰。几天前，傅钟前辈的儿子傅晓钟老弟亲自相邀，让我参加傅钟前的辈诞辰纪念活动。感奋之余，我想起了父亲乌兰夫在世时曾经给我讲述的他与傅钟前辈的一段往事。这段往事，虽然尘封多年，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笔，记述了傅钟前辈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贡献，这个贡献，对于我们党和国家今天的历史发展与走向，依然有着重要意义，是我们党一笔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一）
1983年8月，我做为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代表团团长，率团到新加坡参加世界兵器博览会。开幕式的当晚，已经是很晚了，我下榻宾馆的房间响起轻轻地叩门声。我打开房门后，造访者自报家门，说："我叫蒋孝勇，家父蒋经国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信息，让我专程从台湾赶了过来，通过你转达家父对傅钟老师，对希贤同学，对云泽同学的问候。"这个希贤同学，就是邓小平同志；云泽同学，就是我的父亲乌兰夫。
我与蒋孝勇先生开杯畅饮，彻夜长谈。推杯换盏之间，才第一次知道了邓小平同志和父亲乌兰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蒋经国先生不仅是同窗好友，而且在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傅钟前辈的直接领导与推动下，小平同志和我的父亲乌兰夫作为介绍人，秘密发展蒋经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孝勇先生大笑着举杯向我揭秘这段尘封往事的时候，小平同志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我的父亲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傅钟前辈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蒋经国先生已经在台湾地区担任了五年的国民党政府的第六任总统的职务。
回国后，我立即向父亲乌兰夫做了汇报。多年来，已经很少和我长谈的父亲，这一次却破例地用了整整三个钟头，与我谈起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在党支部局书记傅钟前辈的领导下，他和小平同志一道，秘密发展蒋经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过程。
父亲神色凝重地告诉我，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小平同志与父亲谈起了中山大学的这段往事。小平同志说，听了毛主席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全党一起分析讨论了当前的形势。我感到，下一步我们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这一仗看来是在所难免了。如果真是如此，咱们在中山大学发展蒋经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就烂在肚子里吧。父亲接着说，蒋经国是1926年底加入的中国共产党，这都过去快五十年了，蒋经国还没有忘记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是个好事，我要向小平同志和傅钟同志报告这个情况。
（二）
1924年1月，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政治合作。根据党的指示，许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10月7日，苏联派驻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政治顾问迈克尔.鲍罗廷将军，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宣布，为了纪念同年3月12日逝世的孙中山先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决定，在莫斯科建立一所孙中山劳动大学，专门为中国国共两党培养革命人才。
1925年10月28日，国共两党共同选派的340名青年学子，在上海港吴淞口码头登上了船舷的俄文标示为"远东——191"号的一艘大型煤货混装运输轮船，开启了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求真理的征途跋涉。在这340名青年当中，鲍罗廷将军亲自推荐了20名学员；在国民党选派的217名学员当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要的子女占了多一半。在共产党选派的103名学员当中，除了父亲乌兰夫，还有张闻天、王稼祥、陈绍禹（王明）、左权、张琴秋等三十多名刚刚入党不久的青年共产党员，以及杨尚昆、伍修权、陈昌浩、何凯丰、李伯钊、丁玲等一批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傅钟和邓小平同志则是受党组织的指派，于1926年1月6日，从法国抵达莫斯科后，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转到了中山大学。
由于是为国共两党培养人才，所以苏联方面并未同意我们党在中山大学单独设立支部。后经协商，我们党以莫斯科东方大学党组织派驻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的名义，于1926年初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指派傅钟前辈担任了支部局书记，傅钟前辈也因此成为了由中国共产党选派的这103名学员的直接领导者。在后来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中，这一批学员当中，走出了一大批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为了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我们党对选派人员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各项工作，都做了精心的准备。从登上苏联的"远东——191"号煤货混装大型运输轮船开始，负责带队的中共中央委员兼上海区委书记俞秀松，就把父亲乌兰夫与国民党派出的学员蒋经国安排在了同一个船舱。俞秀松交代父亲，要主动地与蒋经国交往。
1925年11月中旬，这340名中国学员，经过了近2万公里的艰难辗转，终于走进了坐落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在原沙俄贵族菲拉列特的别墅里建立起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莫斯科党支部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傅钟前辈与父亲的第一次交谈，就是从询问了解父亲这一路上对蒋经国的印象开始。父亲说，首先，蒋经国是南方人，他的宁波口音我听不懂，我是北方人，我的内蒙古口音他也听不懂，所以，没有深度交流；其次，我感觉蒋经国脑子好使，知识面挺宽。这一路上，从上海港出发，他告诉大家到远东海参崴的距离是4400海里，差不多是8100里地，海上航行要四到五天的时间。到了海参崴，他又告诉大家，距离莫斯科还有14800多公里，还得走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比他大两岁，倒觉得他比我大两岁。再有呢，尽管大家都客客气气，但看得出来蒋经国的性格清高。除了和几个国民党大官儿的孩子，如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有说有笑，与其他的人都不大说话，骨子里并不是很好接近的人。
傅钟前辈听了父亲关于蒋经国情况的汇报，非常高兴。傅钟前辈告诉父亲，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对蒋经国就能有如此深切的感受，说明你很善于观察问题，也很善于归纳总结。党中央通过派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代表团通知中山大学支部局，一定要做好对蒋经国的团结工作，这也是关系着国内国共两党的合作，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使命任务。
当时国内的情况是，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的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革命的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逆流。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右派势力还抛出了所谓的《护党宣言》，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傅钟前辈告诉父亲，针对国内革命运动出现的新问题，在年初召开的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并且通过了《对于民主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
傅钟前辈特别强调，在国内形势剧烈动荡的当下，党支部局把你安排在了蒋经国所在的学员四班，不仅同班，而且还是同桌，同室，同住一个上下铺。要通过你的努力，你的影响，做好团结蒋经国同学的工作。还要通过蒋经国，来影响其他的国民党学员。这项工作做好了，对我们党在国内开展的国共政治合作，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希望你和蒋经国同学成为好同学，好室友，好朋友。党支部局指定支部局组织委员兼党小组长，七班的学员邓希贤同学指导协助你共同做好团结蒋经国同学的这项工作。
父亲告诉我，傅钟前辈这次与父亲的一席谈话和提出的要求，其实是我们党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态势做出的战略安排。父亲说，现在回想起来，对于当年刚满19周岁的他来说，傅钟前辈交给他的这个任务，实在是太重了！傅钟前辈提出的"要与蒋经国同学成为好同学，好室友，好朋友"的要求，也就成为了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四年的学习时光中历历在心，责无旁贷的一份重要的责任与担当。
（三）
父亲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李大钊同志亲自选派的。行前，李大钊同志交代，这次，中共北方局把你们几位蒙古族同学送往苏联学习深造，是我们党着眼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需要，进行人才准备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内蒙古地区，现在还处在北洋政府和蒙古王公贵族的双重统治和压迫之下，广大民众尚在深重的灾难中煎熬。所以，你们今天的它国之行不仅任重道远，而且时间紧迫，我李大钊就在北京迎候你们的早日学成归来。你们切记，祖国的内蒙古，就等着你们这些年轻的革命先行者们，早点去搅他个天翻地覆！
为了能够早一点去把灾难深重的内蒙古搅他个天翻地覆，父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费尽移山心力地刻苦学习。父亲在学习中遇到的的第一个最大难点就是不懂俄语。每天晚上，中山大学图书馆就成了父亲攻坚的战场。父亲手拿着一本俄汉词典，用俄文汉文比照发音的笨方法，硬是用俄语通读了《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资本论》父亲用俄语通读了三遍。很快，父亲的俄语水平就成了中国学员中的佼佼者，被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同时聘为教学翻译，负责中国学员上课时俄语教学的同步翻译工作。
有一天，蒋经国主动把一包宁波香糕塞到了父亲手中，问道，云泽同学，我看你对俄语的掌握这么快，这么好，诀窍是什么？父亲说，诀窍就是每天晚上在图书馆里看书学习，练习发音。就是这么一次不经意的对话，蒋经国也成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几乎每晚必到的学习者。父亲说，那一段时间，父亲和蒋经国每晚泡在图书馆里，共同看书学习，对口练习发音。不长的时间，蒋经国不仅阅读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而且俄语水平突飞猛进，经常受到中山大学的教学表彰。没有任何的拉拉扯扯，也没有任何的江湖猫腻，父亲乌兰夫就这样与蒋经国成了好同学，好室友，好朋友。
父亲随着与蒋经国读书交往的深入，两个人思想层面的教流也有了新的境界。有一次在图书馆里，两个人用俄语朗读《共产党宣言》。蒋经国刚刚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著名的开篇自然段朗读完毕就戛然而止。蒋经国说，云泽大哥，你是读书高手，你给我讲讲这段文字的含意。
父亲说，我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在欧洲旧有的封建体制统治下，冒然出现的政党都会引起旧体制党派的怀疑，更何况是出现的还是一个先进的反对党，为了共同的利益，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这些陈腐的旧党派都会联合起来，将先进的党派统统视为杀一儆百的靶子。
蒋经国反应很快，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与我们中国当前正在发生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处？
父亲回答，你对《共产党宣言》的这段开场白的理解非常深刻。我们现在的中国，就是正在复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欧洲大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甚至更为激烈残酷。
那天晚上，蒋经国做了这样的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好像早就预料到咱们中国今天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国民党和你们共产党刚刚在中国问世，就被旧军阀们恨之入骨，以斩尽杀绝为快。云泽大哥，我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弄明白了这一点。我感谢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理论大师，今晚给我上的这一课。
父亲特别告诉我，父亲与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图书馆这种共同用俄语通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仅仅是共同提高了对俄语的掌握程度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理解的知识水平，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两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趋同，特别是对国内不断发生的重大事件，探讨起来都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父亲说，那个时候的蒋经国，虽然骨子里面依然高傲，但是性格随性率真，实话实说，从来都不掩饰自己。所以，我们之间的交往特别的真诚。
傅钟前辈，通过小平同志对这些情况了然于心，还经常提醒我，告诉蒋经国同学，学习不要太猛了，如果把身体搞坏了，也不是一件好事。父亲说，傅钟前辈掌控着中国学员的全局情况，对如何做好团结蒋经国同学的工作，考虑的比我们更深一些。所以，有一天，当我把蒋经国突然向我提出他是否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向傅钟前辈汇报时，傅钟前辈神情淡定的说了一句话：水到渠成了。
那是1926年12月的一个晚上，父亲和蒋经国从中山大学图书馆走回宿舍的路上，两个人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当最后一句的"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歌声刚刚落音，蒋经国突然站住，非常庄重地问道：拉谢维奇同学，我能够加入你们的中国共产党吗？拉谢维奇，是父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俄文名字。
1926年12月12日深夜，傅钟前辈带着小平同志和父亲，在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党支部局办公室，与蒋经国做了一次长谈。
傅钟前辈说，经国同学，你身边的同学们都说你做人率真，学习努力，年纪不大，志向不小。云泽同学告诉我，你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作为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中山大学支部局的书记，我非常欢迎和支持你的这个想法。特别是在我们两党实施合作的背景下，你的这个想法如果成真，对于进一步加强我们国共两党的政治合作，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只是，你的这个想法，征求过你的父亲蒋介石先生的意见了吗？
蒋经国回答说：傅钟老师，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独立思考，独立决定的事情，无需征求家父的意见。我到中山大学学习行前，家父与我做过一个长谈。家父说，送我们这一大批学子到中山大学学习，就是家父把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与俄为师的思想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如果没有苏俄的支持和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中国，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断无成功的可能。所以，即使家父知道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想，他应该会以一个积极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情的。
小平同志问道，如果让你即刻加入我们的共产党，你有心理准备吗？
蒋经国动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辛亥革命前夜，在湖北组织共和会的志士先贤熊朝霖被清廷抓获。刑场上，这个大英雄慷慨高呼"须知世界文明日，尽是英雄血换来！"我想，我若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定然以吾之热血，去换取世界文明之日！
傅钟前辈，小平同志和父亲乌兰夫，当即伸出了大拇指。
这天夜里，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旗面前，傅钟前辈亲自主持，小平同志和我的父亲乌兰夫作为介绍人，见证了蒋经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宣誓过程。这一年，蒋经国19周岁。
蒋经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小平同志奉调回国。行前，蒋经国请小平同志和父亲，在莫斯科彼得罗夫大剧院，看了一场芭蕾舞剧《天鹅湖》。蒋经国说，邓大哥，你和云泽大哥待我亲如兄弟，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希望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四）
1927年4月13日晚，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狄拉克在学校的大礼堂里，向中国学员通报说：同学们，你们的祖国，昨天发生了重大事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打着"清党"的旗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们苏联共产党已经撤回了派驻中国广州政府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将军，苏联共产党与中国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实施了坚决彻底的决裂！会场上，中国学员义愤填膺，愤怒声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突然，坐在父亲身边的蒋经国起身，大步走上了主席台，在全场一片愕然的目光中，作了如下的发言。蒋经国说道：尊敬的拉狄克校长，亲爱的同学们，我叫蒋经国，是中山大学第一期四班的中国学员。刚才，拉狄克校长告诉大家的那个背叛中国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人阶级的蒋介石，就是我的父亲！蒋经国说，我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我郑重宣布，我，蒋经国，与中国革命的可耻叛徒——蒋介石坚决断绝父子关系！我从此不再是蒋介石的儿子！我坚信，中国革命必胜！
父亲告诉我，在"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清党宗旨指导下，蒋介石指挥着新军阀们，向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大开杀戒。在不长的时间里，国内的58000余名共产党人，竟然有29000多名共产党员被杀害，其中内蒙古地区的共产党员全部牺牲殆尽。而蒋介石对国民党内部的杀戮也毫不手软。20万名国民党员，被蒋介石杀掉了整整10万余众的左派力量！所有这些，还不包括10多万人民群众！
傅钟前辈告诉父亲，中国革命虽然进入了低谷，但是蒋经国在中山大学的发言，却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低谷中的中国革命是一个坚决的支持，对走向历史反动的蒋介石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2018年8月的一天，蒋经国先生生前的最后一任侍卫长，年逾80高龄的台湾退役少将李祖怡将军，多方打听，几经辗转，来到北京与我见了一面。李祖怡将军说，他所以一定要见到我，是要转达一个信息，蒋经国先生生前的最后几年，多次提起过他曾经在莫斯科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也曾多次提到了傅钟老师、希贤同学和云泽同学。李祖怡将军说，他当时仅仅理解为这是老人家对青年时期经历的一个回忆。但是，当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终于在1992年形成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共识后，他突然有了一个感悟。他说，虽然蒋经国先生已经于1988年驾鹤西去，但是国民党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一个中国的政治立场，坚持"九二共识"。这件事，让他对蒋经国先生晚年经常提起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历史过往的理解有了一个升华。他说，这一定是蒋经国先生非常想念他年轻的时候在共产党内结下的朋友。他坚信这些朋友，一定会给海峡两岸带来不朽的未来。
我告诉李祖怡将军，我相信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肯定是蒋经国先生生前基因的传承使然。这个基因，与90多年前傅钟前辈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有着任何力量都阻隔不断的深厚渊源。所以说，海峡两岸国共两党达成的"九二共识"，傅钟前辈，还有邓希贤同学，云泽同学和蒋经国同学都是心力神合，居功至伟。李祖怡将军听罢，当即豪饮茅台一斤不醉。
1983年9月20日中秋前夜，我的父亲乌兰夫，向傅钟前辈转达了海峡对岸的蒋经国先生通过蒋纬国捎来的久违的问候。傅钟前辈遥望南天，心潮逐浪，欣然命笔，填词一首表达了他对蒋经国先生同样的牵挂与问候，以及对海峡两岸未来前景的殷殷企盼。这首词傅钟前辈是这样填写的：
《长相思——致台湾故旧》
喜中秋，庆中秋，
中秋月夜思亲愁，
团圆寤寐求。
念同俦，盼同俦，
莫将归心付东流，
大业在前头！
好一个"大业在前头"！傅钟前辈永垂不朽！
2020年5月4日
（作者为乌兰夫次子，88岁，原中国长城公司执行总裁。本文由方凯声代拟）。
——华夏文摘
5 月 28 日，有餐館食客正觀看人大閉幕會議的報道。 圖片來源：Billy H.C. Kwok／Getty Images2020年5月29日 BY 陶傑
蓬佩奧聲明，只向國會說無法再「證明」（Certify）香港是一個自治城市。
然後，國會就「香港關係法」責令杜林普做事。杜林普將會簽署總統行政令。美國對香港的總體「優惠」，完全建基於對鄧小平魯平等，生前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保證。美國認為「保證」已經不復存在，當然可以改變對香港的態度。
坊間有提議以在港的八萬五美國人為人質。美國相信應該有最壞的打算，包括當機場因病毒理由尚未完全開放、航班稀少，會因應威嚇，準備調動幾艘戰艦緊急撤僑。
那時如何進入中國香港海域，可能出現一番衝突。
香港的「高度自治」狀態，固然「不由美國定義」，但美國如何看待香港，則完全由美國定義。本來大量總部或分公司設在香港的美國企業，若對中國十四億市場仍然依戀，則林鄭與邱騰華可以向美國在香港的商會繼續誘之以利，借力打力，叫他們游說美國。
但現在蓬佩奧、國會、白宮、總統的行政命令，機制已經啟動，香港的美商即使收受林鄭政府私下好處，恐怕回美國也游說無門。
加上中國近年來對市場經濟根本態度的改變，如下令在外資企業也要加插黨委書記。中國絕對不會向美國開放銀行與保險市場，而在香港長期觀望的美國企業，許多是金融與銀行機構。所謂「十四億人每人買一瓶可樂，美國就會發達」的 80 年代夢幻早已破滅，加上病毒擴散、空氣污染，「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令美國商會自己也陷於險境。
因為許多在港的美國商人，也同時隸屬本國家鄉的共和黨或民主黨，更可能是共濟會員。
「國安辦」在香港開設，人員會不斷增加。加派的國安辦員工，不可能天天在香港「懶政」沒事做，他們可能來自內陸省份，不熟悉香港狀況，為了「工作效率」，一定倚賴並歡迎香港人自己主動投訴告密，指出哪一個香港人與哪一個「外國組織」來往。
一名主管迪士尼香港玩具部的美國商人可以是共和黨黨員、共濟會會員。當他在香港的西餐廳與一名香港玩具商 A 先生午膳，談未來美國和中國的玩具市場貿易問題，但同一間餐廳，有另一個香港玩具商 B，以前因爭奪迪士尼某品牌的獨家分銷權，B 輸給了 A，一直懷恨在心，碰巧在餐廳見到 A，也見到 A 與美國商人表情曖昧，好像談甚麼秘密，偷用手機拍了一張照片，盡一個愛國愛港的香港中國公民責任，主動上報。
經駐港「國安辦」用電腦一查證，這個美國商人多年前曾去北京，被當地國安懷疑或是「中情局」人員。於是 A 會被香港的國安辦人員邀請密談。
台灣在戒嚴時代，到處都有「舉報匪諜，人人有責」的標語。對於警備總部的「約談」，許多台北市民聞風色變。「約談」不一定造成拘捕與軍法審判，但會造成心理壓力，以及業界和朋友圈中的互相猜疑。這樣的環境，是否還叫一個自由貿易港？
何況香港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會，與外國宗教組織的聯繫一向天經地義。但在中國眼中，耶教在美國或歐洲的機構，永遠有顛覆中國之嫌。
曾經與外國商人、西方學者喝過一杯咖啡的香港人，若被他的「行家」發現而報私怨，台灣戒嚴時代與康雍乾三朝的文人之間，出於人性的陰暗面，時時發生。香港九家大學的學生會，將來必會成為監控對象。對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而言，偵察敵情也是「國家情報法」的公民責任要求。那時香港大學校園的氣氛如何？
在一個革命政權的眼中，「一小撮」被清洗之後，「一大片」也難避免。例如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被捕之後，肅清「孫政才餘毒」及「餘黨」，長期未停止過。「餘黨」和「殘餘勢力」可以是三數人，也可以是三數百。
權力一旦行使，只會擴張，不會收縮。香港向來有各種所謂的國際勢力，他們對於香港有沒有普選，或者全無興趣，但一定會衡量：通過香港賺到的錢，是否足以抵消在一個現代東西廠的中國城市，所付出的精神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