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的美国儿童为什么说要杀光中国人？

法广 / 作者 旧金山特约记者 王山

本月16日夜间，美国ABC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吉米•金梅尔（Jimmy Kimmel）在他的节目中召开了一场“儿童圆桌会议”（见图），意在讽刺美国的国会议员有时就像儿童一样幼稚。四位争相发言的儿童，回答金梅尔提出的一个问题：美国欠中国一点六万亿债，还不起怎么办？一位六岁的男童说：“到世界的另一头，杀死所有的中国人（Kill all People in China）。”这句话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引发抗议，抗议者认为，这是严重的种族仇恨的言论。

不过，六岁的美国儿童为什么会说出杀死所有的中国人这样的话呢？
吉米•金梅尔的脱口秀节目，和美国广播电视的所有脱口秀一样，都是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天真幼稚的儿童上电视，更是“童言无忌”。美国的一些华人，却没有因为“童言无忌”而放过ABC电视台和金梅尔。旧金山、纽约、洛杉矶等城市，都举行了超过百人的示威抗议活动。ABC和金梅尔知道麻烦来了。本周一，ABC高层致信美国华人组织“80/20促进会”主席、曾任特拉华州副州长的吴仙标，希望他向全美华人转达歉意；周二，金梅尔在自己的电视节目上公开向华人道歉。但参加抗议行动的华人认定ABC和金梅尔的道歉缺乏诚意，要求ABC在美国的各大英文和中文媒体上发表道歉声明，停播金梅尔的脱口秀节目，开除金梅尔。许多华人还登录白宫网站签名请愿，要求美国政府道歉。
美国的主流社会，没有人认为这位六岁儿童说“杀死所有的中国人”是对的，但他毕竟是六岁的儿童，所以主流舆论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而美国的四百万华人，大约有10%对事件做出反应。其中包括一些华人，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呼吁：华人不但要抗议，也要反思。
有华 人网民指出：美国社会当然有种族歧视的行为，但美国的法律与主流社会意识，不允许种族歧视，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黑人奥巴马当选了美国总统，为什么华人 赵小兰当上了劳工部长、朱棣文当上能源部长、骆家辉当上商务部长如今又出任驻华大使。如果把某位美国白人对华人的批评或者一番幽默，都视为种族歧视甚至种 族仇恨做出激烈反应，那只说明种族歧视的心魔不在白人心中而是在华人的心中。
还有 网民指出：儿童并无评说世事的能力，他们对世间诸事发表的看法，往往来自他们的家长。六岁的儿童说要杀光所有中国人，或许反映了儿童们的家长们，也就是美 国的主流社会，已经对中国人产生情绪。中国崛起、一部分人富起来，才十几二十年的光景，中国人便不再韬光养晦，中国的媒体一再发出轻蔑、嘲弄、羞辱美国的 言论；中国人在全世界办孔子学院，抢购房产、名牌手袋，往豪华酒店的地毯上吐痰，在埃及神庙的浮雕上刻字，在巴黎卢浮宫前水池里洗脚，让小孩在温哥华商场 的垃圾桶里撒尿——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人，一旦有了钱，便如此嚣张。别以为美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他们只是不说而已，六岁儿童说了出来，使用的语言是“杀 光所有的中国人”。
百 多年来，除了韩战和越战，中国人到朝鲜和越南去杀美国人，美国人从来没有杀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只是中国人自己：国共内战、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大饥 荒，杀死中国人数以千万计。毛泽东说不惜死掉几亿中国人与西方民主国家决战；邓小平说杀二十万中国人保二十年稳定，于是89“六四”在天安门广场杀学生和市民。至今仍在杀中国人的也不是美国人，自焚的藏人、村长钱云会、小贩夏俊峰、民营企业家曾成杰，都是谁杀的？
在ABC和金梅尔道歉后，吴仙标表示：华人要求的都有了，今后跟美国的民众交往更重要，他对抗议的结果感到满意。但据最新消息称：各地仍有华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抗议当然是必要的，如果在抗议的同时，想一想六岁的美国儿童为什么说要杀光中国人，无疑是同样必要。

王超华：台灣民主值得驕傲，警惕危機急需改進

图：白衫軍將在中華民國國慶舉辦“雙十圍城”活動……

台灣上演了馬英九王金平的政爭大戲，這和去年二月初王立軍私闖美領館引發的中國政壇大戲，有根本不同。台灣越政爭越暴露真相，如果沒有民主制度的持續發展，這場大戲絕無可能上演。不過，從道德正劇到監聽鬧劇，民眾對政壇權鬥厭惡至極。中華民國不是藍綠政客的競技場，應該是名副其實的民的國。憲法精神必須要能和公民進場參政直接關聯，才能保障台灣民主健康前行。

九月的台灣上演了馬英九快斬王金平卻遭遇頓挫的政爭大戲。這一場大戲和去年二月初王立軍私闖美領館引發的中國政壇大戲，有根本不同。大陸去年是傳言謠諑的鼎盛期，明爭暗鬥的各派互相施壓攪混水。台灣則是越政爭越暴露真相，政客越表演越容易穿幫。台灣民主體制比較穩定的根基，在特大政爭中發揮著作用。但危機同時暴露出憲政體制中的缺陷，急需創造有機條件，便於公民入場，參政護憲。

運作中的民主制度

馬英九說，王金平捲入為司法個案“關說”的醜聞，屬於“大是大非”；關說不入罪，僅屬“行政不法”，因此他必須做出政治決定，堅決開除王金平國民黨籍。為此，他和閣揆江宜樺第一時間迫使前司法部長曾勇夫辭職，而且在法院相關判決不利時堅持抗告。這麼堂皇地為台灣開拓清明政治，幾乎可以追隨德國公共壓力迫使前國防部長因涉嫌抄襲辭職的範例了。可惜馬英九本人事發後雙重標準，言行不一，多次公開混淆總統和國民黨黨主席的權限。如今，除了在訪談中自辯自證之外，他無法再以追求社會群體美德的政治領袖身份就此案發言。

轉折卻並非來自英明磊落的政治家。馬英九計劃周密：國民黨開除自家黨員，只需通報中央選舉委員會，作為不分區立委的王金平就會喪失立委和立法院院長資格。不過，面對國會變天，民進黨立委紛紛出頭譴責國民黨，卻有些怪異。但個人可以依法尋求凍結團體的開除決定，為立法院質詢全案贏得時間，也追出特偵組濫用監聽許可的越權及泄密問題。監察總長黃世銘遂遭追究，造成形勢逆轉。不妨說，台灣民主在阿扁民粹式操弄過頭之後，各方政治利益愈加依賴多權分立監督的制度框架進行博弈。這次因衝突激烈，公眾和媒體全程監督，各方都將程序、理據、原則等項作為過招時的必備武器，媒體讚為“綿密”。如果沒有民主制度的持續發展，這場大戲絕無可能上演。

危機仍在，社運應有所作為

但馬英九敢於發難，也是因為輿論公認選舉政治積弊造成立院黨團尾大不掉。王金平和民進黨黨鞭柯建銘主導的立院朝野協商機制缺乏公開透明，淪為既得利益分贓的工具，早已飽受詬病。有此壓力，王金平雖然保住院長位子並繼續以朝野協商為進退，但也謹慎表示願意檢討立院運作，明確各種職責。不過，這次衝突並沒有直接來自基層社會運動的壓力，立院改革很難保證會轉而與社會能量連接。

這次衝突也提醒公眾，成立專職查辦高級官員和民意代表的特偵組，以及修法實施減少監聽監控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都發生在阿扁任內後期，台灣的民主建設一直在曲折進行中。近年來主流媒體將阿扁執政八年描述成災難期，既不符實，也是有意繼續操弄藍綠割裂。公眾輿論必需努力建立台灣自己民主化歷程的論述。

此外，馬英九態度三變卻一直不肯讓步，而挺馬媒體批王金平時，一定會攻擊民進黨癱瘓立院阻止服貿協議過關，卻未必提及朝野協商機制。飽受爭議的核四廠停建公投案已經被提案人撤銷，可知服貿協議是這一回合的核心。自稱尊重程序的馬英九，忘記了服貿協議的要害包括具體內容，但最嚴重的是黑箱作業，他甚至等不及自己政府部門提出預定的評估報告就要簽署。這一齣大戲，究竟誰是真正的幕後推手，誰又在為通常一根筋的馬英九做持續應變的沙盤推演，令人關注。

推進憲政，確立原則

從道德正劇到監聽鬧劇，民眾對政壇權鬥厭惡至極。這些事件也遮蓋了仍在持續的財團與政界勾結造成的社會不公。中秋節前夜，苗栗大埔強拆受害人張森文被發現在附近水溝溺亡，醫師卻被要求同意保密才能參與屍檢，引發疑竇。苗栗縣長劉政鴻在家屬拒絕情況下仍試圖強行進入靈堂“弔唁”，事後還聲稱自己是在執行公務，引起社運界極大憤慨。劉正是馬英九七月份爭取連任國民黨主席時努力拉攏的一位，馬的左右手吳敦義和江宜樺在大埔事件上雙雙跳票。這樣大是大非的事，馬英九卻能心安理得，眼開眼閉，完全沒有政治作為。

曾經在八月初發動二十多萬“白衫軍”抗議的1985公民行動聯盟，已經發出號召，在國慶日雙十節那天，再次穿上白衫，“天下為公，公民覺醒，護憲行動”，大家一齊出來舉行昇國旗活動。中華民國不是藍綠政客的競技場，應該是名副其實的民的國。憲法精神必須要能和公民進場參政直接關聯，才能保障台灣民主健康前行。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高新：习近平有意回避老父生前的反左历史

图片：习仲勋与习近平旧照（网络资料）

当今中共元首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的百年冥寿结束之后，笔者发现这次对习仲勋的所有宣传内容中对他当年的反左事迹基本上是完全回避。还记得十年前江泽民与胡锦涛进行权力交接的时间前后，当时的中共官方媒体对刚刚去世不久的习仲勋也有过一段持续时间不长的小规模的宣传热，由官方组织撰写并公开发表的纪念文章评价纵观习仲勋同志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鲜明的红线——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极左，是他一生信守的原则。据说，这是习近平元首之母齐心对中共官方评价习仲勋所有内容中，最为满意的一句。而当时中共官方之所以能够大胆地给了习仲勋这样一句评价，也是因为习仲勋去世的时候，当年与是他反左之对立面的邓小平和王震等人早已做古。

习近平的胞弟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很为自己父亲“从没有整过人”而留下一个好名声而自豪，但事实上习仲勋之所以能够在党内党外都留下了一个好名声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但凡在自己能够说了算的时候，都是坚持反左的。历史上的习仲勋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中共建政主政西北局时期，反对极左路线是他一以贯之的主张。而恰恰也就是因为他一贯反左，事实上在中共建政之初就直接和间接地与王震、邓力群以及邓小平结了梁子。

当年在中共完全控制了除新疆之外的全部西北地区后，习仲勋曾作了一个“关中新区工作方向”的讲话，他认为农村人民的主要敌人，不是一般地主、富农，而是“互相结合的恶霸、特务、土匪组成的农村中最主要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他提出：“对于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领会其精神，……但不能抄袭那一时候的一切斗争方式”。 1951 年 8 月 22 日 ，他在关于甘肃土改的讲话中又说：“放手是放正确之手……不能放错误之手，乱打人，乱斗争，乱没收，降低或提高成份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气氛里，能够要求自己的属下不效法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的残酷斗争方式，应该说是非常难得了。

接下来，在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亲手下令，定下了千分之一的杀人比例。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西北地区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应该更加宽大，建议在西北把镇反方针修改为“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建议将杀人指标减少一半，减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毛泽东批准了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后来，在实际执行中，西北地区的杀人数字在千分之零点四左右。这就是说：西北比全国其他地区少杀了 60% 的人。

当时在西北局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四川已经把保长以上的敌伪人员都杀了，而我们西北对保长一级的基本上都没有杀，但习仲勋并没有向邓小平领导的四川省看齐。所以，日后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时，看到下面整理出来的习仲勋在土改运动中与他邓小平截然相反的宽容政策，以及不愿意向他邓小平当年领导的西南地区看齐的内容，自然会同意把习仲勋的罪状里再多加一条一贯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内容。

当然，所谓的镇压反革命本身就是中共政权在其执政史上犯下的最大的恶行之一，但是，相比于邓小平等当年主政其他大区的中共领导人，习仲勋确实是相对宽容的一个。当时发生在甘肃的一起回民暴动事件，也是因为习仲勋的力主才令毛泽东同意不采取直接派军队镇压的手段。

1952年5月4日，习仲勋在《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进行改革。”他提出具有独创性的政策是：除了“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自觉”和由“本族群众为主去做”以外，“首先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同意和赞助。”他要求用“改得和平些”和其他必要的妥协，去换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赞助。他还规定了几条政策界限，“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

但是，当时是王震担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邓力群是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们在新疆的剿匪、平叛、土改、镇反中“左”得出奇。

1951年4月13日，习仲勋主持的中共西北局给王震发了一个电报，要求说，不要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镇反对象中不提“大回族主义”。当时，习仲勋不赞成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因为新疆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都是和平起义的，如果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会伤害许多起义人员。

就在王震正在推敲公然对抗习仲勋的指示之利弊得失的时候，邓力群提出了“变封建的畜牧经济为人民的畜牧经济”的主张，并给王震出了在《新疆日报》上刊载习仲勋讲话时用打省略号的方式把关键的反左内容全部删除的主意。

继而王震和邓力群的对农牧主大搞清算，对当地宗教首领大搞镇反的疯狂行为在新疆地区搞得怨声载道，中共中央西北局发现问题后，习仲勋立即要求新疆分局停止牧区“镇反”。以王震为首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却认为牧区“镇反”理由充分，西北局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顾虑到新疆搞得太恐怖可能会导致西藏地区宗教领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高度警惕，这才安排习仲勋亲自前往新疆指导工作，随即也撤换了王震和邓力群在新疆的职务。因此，王震和邓力群对习仲勋始终耿耿于怀，到八十年代习仲勋进入中央书记处之后，这围绕在邓小平身边的两个人一武一文，成了中共政权里著名的左王，习仲勋此时的政治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七八年初习仲勋被同意“有限度复出工作”，虽然他五十年代即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八大前的党内政治地位至少是和当时的邓小平平起平坐，但在邓小平当选主席的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只被邓小平同意安排了一个当时还只被内部规定享受副省部级待遇的常委，二十多个副主席的名额都轮不到他习仲勋头上。好在当时的叶剑英及时生发了让习仲勋主政他叶剑英自己家乡的设想，这才令习仲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接下来的故事是，邓小平虽然同意了叶剑英和胡耀邦关于重用习仲勋的建议，但也要求习仲勋必须以承认五十年代初曾经“错整王震同志”为前提，求职心切的习仲勋于是便违心地承认了当时导致王震被撤消新疆分局领导职务的原因是他持毛泽东令箭到乌鲁木齐后主持召开的党内高层会议以及在北京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对王震的批评违背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疆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但是严重的”这一客观公正的评价，把工作中局部的问题夸大为全面的、系统的错误，而且对王震处理不公正，由原来拟调动工作改为撤职......严重挫伤了各级干部的积极性，给后一段的新疆工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习仲勋表态“承认错误”之后，邓小平随即下令由中央于1979年3月中旬正式发文，通告中共中央已经对当年由习仲勋主持的中共新疆分局二届党代会的“问题”作了纠正，指出：……会议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

如今，习仲勋但凡在天有灵，一方面肯定会为自己的百岁冥寿竟会有如此隆重喜极而泣，一方面应该也会为自己生前最为得意的反左历史居然会被自己的儿子下令“不强调、不渲染”而郁闷不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艾未未――无国界记者组织新闻自由大使

法广 / 作者 瑞迪

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图片摄于2013年5月

（图片来源：路透社 / Kujundzic）

自2013年6月起，国际知名的北京艺术家艾未未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的大使。他的百幅摄影作品也收入该组织每年三次出版的影集—《为新闻出版自由的100张照片》（«100 photos de Ai Weiwei po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于9月底正式在法国问世。这本专辑也被命名为《警察国家，秘密警察》，其中很多照片记录了他作为监控的受害者这一现实。

无国界记者团体每年出版三期《为新闻出版自由的100张照片》。和该组织的其他物品一样，其销售获得的收入全部用来支持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各项行动。
无国界记者组织出版总监瑞迪特-贝尼亚耶（Judith Benyayer）和艾未未本人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法广：以捍卫新闻自由为主旨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为什么选择以艺术创作闻名世界的艾未未为大使呢？
瑞迪特-贝尼亚耶：无国界记者组织与艾未未合作是因为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上，中国在１７９个国家中，名列第１７３。在过去几年间，无国界记者组织已经多次开展过促进中国新闻自由的活动，但从今年的情况看，中国的进步不大，甚至相反。
的确，艾未未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艺术家，但促使我们同他合作的原因是他不仅仅是一位当代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艺术记者”，就是说，他通过他的一些行动和造型艺术，抗拒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通过他的艺术创作传递信息。比如，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他拍摄了很多倒塌校舍的照片。在我们这次出版的影集中，他则向我们展示出他本人和其他中国人一样不得不面对的监控：无论是在他的工作室，还是外出，艾未未全天都在便衣警察、警车或摄像头的跟踪监视之下。他就以自己的方式反抗当局这种监控：警察对他录像、拍照，他也对跟踪的警察录像、拍照。这是一种反抗宣传的方式。他的嘲讽风格也与无国界记者的行动理念十分接近，因为这些工作其实都很有些挑战约束的放纵不羁。

无国界记者组织影集《艾未未为新闻出版自由的100张照片》封面 无国界记者-艾未未

法广：这本艾未未作品专辑在海外出版，那么，无国界记者希望他对新闻审查无所不在的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瑞迪特-贝尼亚耶：无国界记者组织出版维护新闻自由摄影集以来首次推出数字版，不仅按传统在法国推出纸质相册，而且也通过苹果公司的软件销售平台AppStore发行数字版，人们可以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登陆此平台购买数字版影集—《为新闻自由出版的百张照片》（«100 photos de Ai Weiwei po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无论在哪里购买，价格都是7.99欧元或美元。而且，数字版还邀请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评论这些作品，并附加了他在影像分享平台instagram上的账户链接以及他的一些视频作品链接。这是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百张照片集首次在全球发行。

  

艾未未：共同的理念需要大家共同来支撑

法广：作为艺术家，您怎么看担任无国界记者大使这项使命？
艾未未：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作为艺术家，我长期坚持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也是作为艺术家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一种责任。我的工作能够被认可，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法广：那您希望怎样来帮助无国界记者组织来传达新闻自由的理念呢？
艾未未：我觉得不是我帮助他们，而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这个共同的理念需要不同的人，从社会不同的方面，通过他们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来支撑，来形成一个文明的社会氛围，保证新闻自由，保证言论和表达的自由。
法广：也就是说，艺术创作的自由与新闻自由之间有一个共通的理念，从这个角度说，您虽然是艺术家，担任无国界记者团体的大使并不是走出了艺术创作的范畴。
艾未未：显然是没有。因为我个人的艺术（创作）本身也同新闻调查、新闻报道，以及传媒的使用有着很深的关系，我这些年的很多活动都同这些有很清楚的关系。
法广：无国界记者团体维护新闻自由的立场非常明确，他也因此而多年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紧张。担任这样一个团体的大使是否会影响您个人的安全？
艾未未：我不知道，因为我个人本身就是不安全的，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更不安全！

2012年10月艾未未作为客席编辑为《新政治家》杂志出版的中国特刊方面。 图片取自唯色博客

 
艾未未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刚刚在巴黎结束的现代艺术国际博览会上就有他的作品“铁树”。但艾未未与众不同之处更是他的社会担当，他因此而逐渐成为当局严密监视行踪的异议人士。他的艺术表现手法多样，从不拘一格的造型艺术，到微博、推特等新媒体上的文字、视频、音频，将艺术创作与社会担当巧妙地融为一体。2012年10月，他应英国《新政治家》之邀，以客席编辑身分，为这份很有政治和文化影响的杂志主编出版了一期中国特刊，以艺术家的眼光去剖析中国。

【附录】http://rsf-chinese.org/spip.php?article733

无国界记者和艾未未揭露北京当局想要隐藏的真相

无国界记者组织著名的照片专辑《为新闻出版自由的100张照片》，首次在世界范围内以多种数字版发行，包括法文版和英文版，公众可以在APP Store上购买（价格分别为7.99欧元和7.99美元）。

这一著名专辑归功于享誉世界的中国艺术家和异议人士艾未未，其销售获得的收入将全部用来支持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行动。
最近几周，中国当局的镇压再次加剧，而本专辑《警察国家，秘密警察》使用了超过100张独家照片，记录了艺术家已经成为监控压迫的受害者这一现实。
“我们感到很自豪，能够和几个月前刚刚成为我们大使，不知疲倦的抵抗者艾未未，一起出版发行这一战斗意味浓厚的专辑。这一专辑向全世界揭露中国当局对艺术家日常自由的侵犯，也击碎了沉默的法律，直指整个系统的荒谬和可笑之处。
专辑所传达的消息具有广泛的意义，可兹佐证的是，许多人，就像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Lech Walesa，都和我们合作，参与制作发行这份特别的专辑”，无国界记者组织总干事Christophe Deloire说。
“这一颇具挑衅意味的专辑，是和一位被当局监控，并被禁止出境的异议艺术家首次合作的结果，它也重新创造出一种艺术行为主义的表达方式”，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出版总监Judith Benyayer明确。
《艾未未之为了新闻出版自由100张照片》纸质版已经在9月12日登陆全法书店和报刊亭。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100...

余华：戏谑、谎言与中国的空气污染

今年体检之后，我拿到了健康促进报告。医生指出，我的肺纹理增多增粗，我惊讶地发现"空气污染"是原因之一。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健康报告中。

这让我想起去年6月的时候，PM2.5在中国引起的轩然大波。美国驻华使领馆监测并发布PM2.5数据，引发中国民众对空气污染的担忧。但中国政府出来辩解，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指责美国使领馆的做法不符合国际公约和中国相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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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Lionstar
  中国作家余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出了和吴晓青同样的指责后，就有网友戏仿他的话："根据国际公约，众所周知，美国使领馆区是美国领土，他们那里监测到的数据，只能说明美国的空气质量不好。"

在此之前，除了为数不多的环境和气候专业工作者，中国的普通民众几乎不知道什么是PM2.5。这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被吸入人体后会直接进入支气管，干扰肺部的气体交换，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针对官方指责美国和刻意淡化PM2.5的危害性，民间的声音在网上纷纷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口罩被抢购一空，还有人在大街上兜售起了罐装的新鲜空气。

雾霾天气开始笼罩中国的很多地区。今年1月，浙江省安吉县发生了一场火灾，三个小时以后才被附近居民发现，因为火灾引起的烟雾和明火都淹没在雾霾之中了。上周，雾霾笼罩下的哈尔滨能见度不到10米，导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一天。

今年初中国召开了两会，选举出新的国家主席和新的总理。同时，北京及其它北方城市笼罩在有毒雾霾中，一些地区的雾霾日天数刷新了纪录，使得空气污染在两会期间成为大家热议的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我们领导人的办公室和家中安有空气净化器，但他们仍需要外出，这个时候，他们也要与普通人呼吸一样的空气。可能是国家领导人也是受害者，也可能是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我们的政府对待PM2.5的态度来了一个急转弯，不再指责美国使领馆的监测，也不再淡化PM2.5的危害性。

今年夏天，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未来五年大气污染防治总体投资将近1.7万亿元左右，却并没有具体解释这笔钱如何使用，只是表示将年增数千个PM2.5监测点。

世界卫生组织对PM2.5设立的标准是每立方米PM2.5小于10微克为安全值，中国政府是每立方米PM2.5小于75微克。官方的解释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不能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现在的目标值。民间的解释是一个笑话：一条鱼掉到酱缸里，到处说环境差。一条大蛆爬过来，指着鱼鼻子骂：丫的闭嘴！你不能用鱼缸标准评价酱缸。

然而治理空气污染比建立PM2.5监测点困难得多。虽然已经知道钢铁和化工企业是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政府这些年也关闭了一些小型的民营钢铁化工企业，可是国营的大中型钢铁化工企业才是空气污染的元凶，政府对此没有什么作为，仅仅是控制新增钢铁化工企业的数量。因为环保新规涉及到经济利益，至少在短期如此，而且领导人最大的担忧是，经济问题可能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固。

毛泽东时代是以强制性统一思想来维持政权，而今天，中国经济增长成为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所以，一些城市治理空气污染主要是实施机动车限行政策，根据车牌号码最后是单数还是双数来进行限行。还有一些避重就轻的治理方式，比如北京治理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是取缔户外烧烤摊。

包围北京的河北省是中国的钢铁大省。钢铁厂在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河北沧州的应对之策是发起戒烟运动。

河北的官方报纸《燕赵都市报》7月报道，沧州当地官员举行了一场动员大会承诺戒烟。当远处的工厂烟囱翻腾黑烟时，官员们发表戒烟宣言："治理空气污染，从我做起。"

今年10月12日，我写下一条微博："来香港第四天了，住在海边的公寓里，昨天开始头疼，一阵一阵的，没有感冒，估计是在北京住久了，已经不适应海边的好空气。"

不少网友向我提供相同的治疗方案：赶紧去吸汽车尾气。

很多年来，"空气污染"这个词汇一直努力想进入我的健康报告。终于，它进来了。可是我悲哀地意识到，要把这个词汇从报告里赶出去，将比让它进来更加困难。

――纽约时报。读者推荐

未普：三中全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十八大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对一年前走马上任的习近平当局来说非常重要。习近平当局未来几年到底要干什么，他要把中国领向哪里，都将在三中全会上宣示。

对于这次会议，官方宣传非常热络。政协主席俞正声称，三中全会带动的新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将强有力地推动大陆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也说，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第一次改革"，那么即将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成为"第二次改革"起步的象征。

相对于官方的高调宣传，民间的反应相当冷淡。这几个月来，习近平当局对民间、知识界和民营企业界的严重打压，制造了新的朝野对立和分裂，撼动了朝野之间原本就很脆弱的互不信任感，粉碎了民间、知识界和民营企业界对习近平当局的最后一点期盼。被打压者，及所有反对当局的打压和同情被打压者，形成一种联盟，一种对三中全会本能不信任的联盟。他们不知道当局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对葫芦里卖的药也不感兴趣。和历届三中全会相比，十八大三中全会前夜的朝野对立，十分罕见，罕见到有人公开喊，聪明的自由派们，请更多关注三中全会吧！

自由派们看淡三中全会，自然有他们的道理。首先，根据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表现，他们都知道，政治改革根本没戏，政治打压将会继续；其次，传出来的全会版本显示，经济改革有集权倾向。

那么，三中全会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目前广泛流传的一个三中全会版本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改革方案总报告，简称"383方案"，其中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起草者是目前红得发紫的习近平的智囊刘鹤等人，报告全文长约一万字，阐述了八个方面的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产业领域、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及绿色发展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规划。汪玉凯也预料，三中全会将对进一步提速行政体制改革做出明确部署，达到"政府职能要转变、部门利益要遏制、行政审批改革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要到位"的目标。

一些学者认为此番改革是一种集权改革。叶檀在她的"大集权下的大改革"一文中指出，三中全会试图展示的是"尊重市场、设立边界、建立信用、平等博弈"，但地方政府的权力有可能被大幅削弱；分税制将得到改进，中央政府财力偏弱状况得到改善。

在我看来，在经济改革上，三中全会会在某些方面集权，在另外一些方面放权，譬如土地制度等，但政治上仍将墨守成规，政左经右的发展模式将会继续实施。习近平不可能摆脱邓小平设计的"政左经右"的窠臼。习甚至比邓小平还保守，邓小平还提"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习连这样的口号都不敢提了。

不搞真正的政改，任何经济的深化改革都会受到制约。这点已经成为大陆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共识，也是海外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的共识。习近平当局又何尝不知道经改对政改的依存关系。但是习近平早已表明，有些东西就是不能改。

对此，习近平早已通过屡次讲话表明了态度。他的基本态度是：无论怎么改，共产党领导不能挑战，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思想政治路线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改变。习近平的三大底线可以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划等号，除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习近平最新一次表态是在前不久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他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称，"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对习来说，最现实的最坏的例子就是苏共犯了颠覆性错误，造成了自己的解体，中共绝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导致这种错误的任何引子都不能出现在三中全会的政策设计及其实施上。因此我们看到的关于三中全会流传出来的版本中，不提政治体制改革，只强调行政体制改革。

经济上越发展，政治上越保守，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剪刀差就会越大，大到最终会引发严重甚至全面的危机。这绝不是习近平的三大底线能阻挡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王丹：中国的不确定性

图片: 王丹吁当局“六四问题愈早解决愈好”。 （资料图片/记者萧融摄）

 Photo: RFA

中国问题千头万绪，角度繁杂，要想有所把握，方法论是最主要的基本功。心中有清晰的原则在，就能够冷静分析层出不穷的中国问题。

而这些原则问题的第一个，就是中国的不确定性。我的观点是：有关中国问题，最能确定的一个判断，就是它的的不确定性。

我经常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你认为中国还有多少年会变？坦率说，我的答案就是简单的“不知道”三个字。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能用具体数字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才是奇怪的事情吧。

中国问题的不可测，首先在于规模庞大，层次复杂，外界很难把所有问题统一在一个判断内；同时，规模过于庞大的政治体，发生各种不可测因素的可能性就会更多，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出现，导致发展路径很难确认。另一方面，也在於至今很多资讯和数据，仍然处於中共当局严格的信息封锁之下，尤其是中共内部的运作，我们更是了解甚少，黑箱运作的结果就是外界的雾里看花。这样的政权形态就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我们往往无法准确预测它会发生的变化。

以中共为例，1976年江青等高层领导被集体清肃，在行动之前的一天，党内省部级以上干部知道要发生什么事的都屈指可数，遑论民间和国外。中国可以说是一夕变天，没有任何人能预测到这个事件的时间点。薄熙来被拘押审查之前一周，还在“两会”上面对中外记者侃侃而谈，意气风发，请问那个时候，又有谁确定知道他即将锒铛入狱呢？

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其实有其逻辑可寻，那就是我刚才讲过的两条：中国政治的规模，以及中共的黑箱作业的体制特性。这两条是可以预测和分析的，是确定的。因此我才说，中国最确定的一件事，就是不确定性。

认识到中国政治和发展的不确定性，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和必要性。那就是有助於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发展的可能性。不确定性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可能性的存在。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原则，那么就可以做出以下两个判断：

第一就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短期内，中国政治发展是线性的，随着经济发展，必然走向民主。从人类历史的长远发展来看，我当然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安排，但是在短时段来看，我认为这是不确定的，我们不能排除中国继续维持现状，甚至在政治上有所倒退的可能。

第二，但是同时，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短期内发生倾向于民主化的变化的可能性不存在。也许我们没有具体而可信度很高的证据来证明民主化变型可能在短期内发生，但是在面对一个表面现象与事实状况往往有巨大落差的现实，我们显然不能仅仅因为现在看上去没有证据就做出否定的结论。

这两个结论看上去自相矛盾，但是反映的是中国的现实：中国，处在各种可能性的十字路口上。中国的命运，将取决于在这个关键的转型期，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变量的相互作用。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李南央：一而再……――致中国海关的第二封公开信

图为李锐、李南央父女

绝没有想到五年之后，中国海关会再一次扣下我的父亲李锐的书籍。我原以为五年前在我发出致中国上海海关公开信后，四天内海关发还了扣押的三册《李锐日记》和一册《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家信集》之后，李锐在海外和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出版发行的书籍，已从海关的扣书名单中删除，绝没有想到会有一而再……！

昨天，2013年10月29日，我和我的先生、女儿和女婿一行四人从香港乘HX336航班落地北京入境。为了保证行李重量符合航空公司规定，我将在香港得到的53册《李锐口述往事》和香港友人赠送的刊物和自著，分于四人的行李箱之中托运。我和先生及洋女婿经海关扫描滚带检验行李顺利过关后入境中国大陆，在海关栏杆外等候被海关人员拦下，拆箱检查的女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美国籍的女儿和女婿，入境时并没有像其他西方法制国家那样，被要求填写入关申报单。因此自认没有携带违禁品的他们应从绿色通道过关）。因为发现女儿箱中有书，已经经过检查合法进入中国大陆境内的我、我先生及女婿的行李又被极其负责的年轻科长再次拖回海关的扫描滚带，拆箱，将内中的书籍、刊物一本本、一包包取出，拆封，落放在他们的工作台上，内中有中国大陆出版的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此书经要求，当场发还）。5年前，2008年7月2日，上海海关扣书时的说法是，此书是2008年出版的，尚未显示在他们掌握的禁书单上，但是仍需留下审查。但是这一次不同，我眼望着桌子上垒起的六摞书刊，凉气从脚底直逼心脏：现在根本就没有禁书单，只要是印刷品，就要扣，就要查呵！在那一分钟，我对父亲的挚友习仲勋伯伯的儿子、当今党和国家第一把手习近平心怀的那些期望和期盼，烟消云散。本以为习主席的中国梦是想重建中国历史上曾经强大过，昌盛过，曾经是世界上文化最丰、国民产值最高的大国之梦，希图通过自己这一届的努力，将中国再次引入繁荣昌盛的梦之境。如是倒退，怎不令人心寒。

我向扣书的海关年轻科长口头说明，在“审问记录”补充一栏内也要求用文字注明本人返美的日期和航班号，希望T2航站的海关青年人向他们的上级转达，当事人希望能在离京之前归还扣书，若不放心，可在当事人离境的当日由海关人员监督将这些书籍发运美国。

今晨，10月30日早8点半钟，按T2航站海关年轻科长交给我的一张裁剪的歪歪斜斜的小条上注明的电话号码询问，第一次被粗暴挂断，声称：我们这里不是T2航站楼咨询电话。再打去，同一人接听，赶紧先报上自己拨打的电话号码，说明是昨天海关人员给的条子，不应有错。被告知：“这个条子是好多年前印的了，他们怎么还用？我们这里早不叫T2航站楼咨询电话。”令人哭笑不得。我简述了我的书昨日入关如何被扣，说明被扣留的那83册书刊中的53本，是本人为编者，记述的是本人父亲李锐一生的口述往事，不论中国政府如何评价，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评价极高，认为是作研究的宝贵史料，我将带回美国，请在我离京前交还于我，不要闹出笑话。对方告诉我：上面审查书籍的机构很多，你想在7号前拿到这些书的可能是“0”。我回答：那我就要上网寻求舆论的支持。他说：那我管不着，我负责的只是将各点儿收集的物品归堆儿后上交。

因为得到的是“希望是0”的回复，本人决定将此短文兼为给中国北京海关的公开信，发送网络。国内友人告诉我，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本人将于11月7日此会召开前的日子离京返美。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在替代了胡温的习李班子领导下的海关，能够显示出至少不低于胡温时代的智慧和担待，将书归还与我。若不允许我将其中的一部分留给国内的老父亲李锐，至少允许我全部带回美国，交给那些美国大学中等待此书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为这次会议添加些光彩。

李锐是谁？1917年生人，一二•九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元老，曾经担任过高岗、陈云、毛泽东（兼职）秘书，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水电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清朝的康熙、乾隆祖孙两人办了三次千叟宴，尊老、敬老；若今天的第五代领导人，真将97岁高龄的李锐的述往文字视为洪水猛兽，拒之国门以外的话，将与中国传统美德背道而驰，中国的梦和美国的梦如何相通？！

《李锐口述往事》是父亲留给后人的自己一生历程的回顾和思考，国外的学者认为不仅是留给中国的，也是留给这个世界的财富。我相信此文上网之后，立即会引起数额巨大的网络群体的关注，注视着中国北京海关将如何行为。请不要让我们失望！请不要将此事演变为又一场让中国海关颜面丢尽的法律讼诉，请不要“再而三” 。

李南央

2013年10月30日

唯色：记我的法文版新书《西藏的自焚―世界的耻辱》

图片：四川阿坝州红原县藏人次仁平措在1月18日自焚现场。（受访人提供）

10月17日，法国Indigène éditions出版社发行了我的有关126位藏人自焚事件的新书：《Immolations in Tibet: The shame of the world》（见图），意即：西藏的自焚—世界的耻辱。。

这是我的第二本法文著作。第一本是2010年由Gallimard（伽里玛）出版的《 Mémoire interdite,Témoignages sur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au Tibet 》（即我所做的关于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西藏记忆》）。但不同的是，《Immolations in Tibet: The shame of the world》是应Indigène éditions的约稿而专门写的。也即是说，这本书的第一读者是法文读者，这让中文写作的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始于今年四月的这本新书，实际上心力交瘁地写作了两个月，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万多字。Indigène éditions曾出版批判全球化金融资本滥觞而畅销全球的小书《愤怒吧！》(Indignez-vous!)，关注藏人自焚，尤其关注如此众多的藏人自焚而世界却一片沉默的状况，希望通过我的文字向世界发声，然而这不是轻易就能发出声，原因无他，126位藏人将宝贵的生命付诸于奉献与抗议的火焰，人世间任何语言对此的描述与评价都是苍白无力的。

而在我写作的时候，在这本书即将印成的时候，在高高的西藏高原仍有藏人以身浴火，表达决绝的抗议。所以我在这本书中只来得及记载了125位自焚藏人的概况。在此允许我陈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2008年遍及西藏高原的抗议及中国政府的严酷镇压之后，2009年1位藏人自焚；2011年14位藏人自焚；2012年86位藏人自焚；2013年迄今，25位藏人自焚。

就在上个月，台湾的雪域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著的记录之书《自焚藏人档案》。实际上这两本书是不同的。多达20多万字的《自焚藏人档案》包括对每一位自焚藏人生平、事迹的记录，以及藏人领袖的评价与呼吁、来自藏人内部及外界的评说、追忆与报道，更重要的是，还记录了中共当局对藏人自焚所采取的严酷对治之措。而两万多字的法文版新书，是我对四年来持续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所做的一种竭力的解释、沉痛的分析和直率的批评。当然，批评针对的是不义的中共当局以及向不义妥协的世界。其章节内容包括：藏人自焚概况；自焚是一种抗议；藏人为何抗议；抗议为何走向自焚；从两个高峰看自焚诉求；自焚者的遗言；自焚如何被记录；抗议需要得到支持；中国当局对自焚者的污名化；“逆向种族隔离”的拉萨；中国当局的“反自焚运动”；休戚与共的迢迢长路。

当这本法文版新书完成时，因为我在书中引述了伟大的人权卫士、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关于藏人自焚的评论——“西藏是拷问中国、国际社会人权和公正标准的最严厉问卷，没有人可以回避，可以绕过去。目前为止，没有人不受辱蒙羞。”——Indigène éditions希望邀请到艾未未设计封面，艾未未则给我回信说：“我愿意为藏人为你的文章的出版物做事。自焚行为的意义，无论从哲学还是宗教层面，它超越了尚存者的任何试图理解和诉说的努力，人们看到仅是它发生的直接的政治原因……我还是愿意试一试，尽管我十分明确这有多让人绝望。”

艾未未设计的封面令人感动：所有自焚藏人的名字用藏文记录其上；中间的一朵火焰壮丽，充满奉献的美而非惨烈的苦；洁净的封面宛如西藏洁白的哈达，以献给所有自焚藏人。在此，由衷地感谢艾未未！

同时要感谢的是，为这本书作序的Robert Badinter（罗贝尔•巴丹戴尔）先生，他是法国前司法部长，事实上，他被称为法兰西“废除死刑之父”。他写道：“那些燃烧的火焰所要表达的是藏人再也无法忍受对这个民族的侵犯，再也无法忍受藏人文化习俗和语言被根除，再也无法忍受在各国政府怯懦的沉默中，中国政府对西藏进行的文化屠杀。”

这本法文版新书的出版立即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关注，英国卫报、法新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美国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等，都做了报道并且采访了目前住在拉萨的我，同时对我可能会有的遭遇寄予了关注。我的答复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悬崖边上，随时有掉下去的危险。而写一本这样的书，并且是在国外出版披露真实的书，肯定是有危险的，只是目前我还不知道这危险的程度有多大。然而，这么多自焚藏人的勇气，也将勇气赐予了我，因此我并不畏惧。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莫怀远：當真理遭到壟斷——創新力歸零——束星北教授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

图：束星北

古代中國之所以落後，其根本原因是皇帝壟斷了真理，一言九鼎。只要堅持壟斷真理，就會把一切不符合宇宙真理的思想都禁錮起來，於是創新力就被扼殺了。

報載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主辦的"2013諾貝爾獎獲得者北京論壇"上，2006年經濟學獎得主艾德蒙•菲爾普斯忠告道：中國的許多企業"創新力還是零"是因為"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輕人，都擠著想去做公務員，這是一種嚴重的浪費。"他認爲"聰明的年輕人"應該到西部、南部、北部去開公司。因為他認為"政府機構不是給年輕人的，這是低估了他們的能力，是大材小用，也浪費了社會花在他們身上的教育成本。"

無疑這是金玉良言,然而在官本位的國度裏，官場對"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輕人"來説吸引力遠遠超過商界、學界、企業等一切非官場機構。政府機關需要的固然是循規蹈矩的吏，而不是勇於創新的人，否則海歸前輩周樹人先生不會離開公務員崗位去南方，成了聞名全國的魯迅，愛因斯坦也不會放棄他在瑞士的公務員生涯，而潛心研究相對論；然而，在思想受到禁錮的制度下，官場之外的學界商界研究所工廠農村真的有創新的土壤嗎？

他曾不屈從任何權威和權貴

束星北教授的一生也許能回答这个問題。這位民國時代著名物理學家，在相對論和電磁學方面的研究中成果迭出；他擅長實驗，中國第一台雷達就出於他之手。他的研究生、兩彈元勳、國防科工委核子試驗基地副司令兼研究所所長程開甲院士認為像他這樣"集才華、天賦、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學家在中國科學界是罕見的"。但是束教授桀驁不馴，他質疑過愛因斯坦的統一場論，也在大庭廣眾中當面指責過蔣委員長，因為他不認為需要屈從任何權威和權貴。在他看來，爭論正是磨礪思想、生產靈感的良方，因此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玻爾1937年訪華，在杭州期間，年方而立的束博士尋找一切機會與玻爾爭論，甚至冒著傾盆大雨，"只為了能多爭論幾句"，這引起了玻爾之子的注意，在日記上記下了前面引述的那句話。至於他與王淦昌這兩位在浙江大學同系任教的大師更是爭論不休。甚至專門開設"物理討論"課程，在學生面前公開提問相詰，有時還爭得面紅耳赤，成了浙大的一道風景。這種爭論不但沒有使他們成為"敵人"，反而兩人的學術水準都在爭論中相得益彰。束教授喜歡爭論，但憎惡暴力，聞國民黨政府槍殺浙大學生于子三，他倡議罷教以示抗議。這種特立獨行的性格自然會對束教授的人生帶來不少坎坷，然而不得不承認束教授從1931年學成回國之後，其創新力蓬勃發展的時期正是他在民國時期浙江大學那段學術生涯。

他的創新力歸宿于專政威力

1949年解放軍進入杭州，束教授既沒有逃離也沒有上街歡迎，而是在屋裡研讀《新民主主義論》和解放軍的入城佈告。他相信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對於任何一個政權都是有益無害的。他選擇與新政權合作。沒有參加過任何黨團和特務組織的他主動去"反動黨團特務組織成員登記處"交出了抗戰期間得到的一支手槍，如實填寫自己的履歷，宣示對新政權的歸順。開始似乎一切如常，沒有人故意找他麻煩，甚至他還可以仗義執言為蒙冤的蘇步青教授辯護，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也可以拒寫自我侮辱人格的"悔過書"。然而形勢比人強，該來的總要來的。學蘇聯，理工分家，於是浙大被肢解成工科大學，理科必須分出去，束教授去了山東大學。山大校長是著名的馬列主義哲學家，具有高度的理論自信，堅信在如此美妙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下，依靠手中掌握的宇宙真理，一定能改造這個舊知識份子，令其走上光明的道路。然而，雖經多次談話、規勸、批評，告誡他馬列哲學是科學的科學，可以管物理、化學乃至一切。束某人卻不服管，竟然在大會上公開頂撞校長，叫囂"自然科學第一，馬列哲學第二"。如此一來，縱然叔叔可忍，嬸嬸們也不可忍，矛盾性質轉化了，先是將束某人逐出物理系不准上講臺，進而戴上極右分子帽子，最後經刑事判決定為反革命分子，交專政機關實施管制。證據充分：抗戰期間，束某曾在國民政府軍令部任技術室副主任從事指導研製收發報機、雷達等"罪惡活動"（系刑事判決書原話，不敢更改），薪水相當於兩個少將，根據公安部的條例，在國軍中任上尉連長以上者即為反革命分子，更何況兩個少將！雖然束某在抗戰一結束就離開了那個技術室，那是枝節問題。於是束教授結束教授生涯。（順便提一下，那位掌握了宇宙真理的哲學家的處境比束某更慘：就在束某被逐出物理系的那年，哲學家直接被投入監獄，罪名也是反革命！罪狀之一是包庇反革命分子束某，然而束某僅被判管制3年而哲學家卻是徒刑13年外加剝奪政治權利7年，於1972年在獄中病逝，直到1980年才平反昭雪。嗚呼！宇宙真理真成了咒語！管住了一切！）他想去技術部門而不允，卻被發配到月子口水庫工地，在勞改隊裡被評為"較壞隊員"，水庫完工後又到醫學院去當清潔工繼續接受管制共8年，在那裏他的創新力終於有了歸宿：用於研究便池的結垢問題。這就是人民專政的巨大威力。

学术生涯50年一半被驱离讲台

轉機出現是因為束先生的學生李政道獲准訪華。諾獎得主1972年向國家領導人提出要求見恩師一面，雖未如願，但使束先生得到了"一批二用"的機會。經安排，他參加了粘結劑的物理測試、修理雷達等技術工作。真正允許他重新執鞭走上物理講臺是在1978年。從此各種頭銜紛至遝來，然而七十有三的老人又能剩下多少創新力呢？1982，他去世的前一年，中國物理學會給他頒發榮譽證表彰他為物理科研教學辛勤工作50年。可是實際上其中近一半時間，而且本應是學術的結果期，他被驅離物理講臺，在辛勤地挖土方和"洗涮茅房"。

俄共主席久加諾夫曾說過，造成蘇共亡党的根本原因是壟斷真理。其實不光是一個政黨，任何民族都是這樣。中世紀的西方真理也曾經被壟斷，異端邪說的歸宿是綁上火刑柱，伽利略被迫承認錯誤，然而地球並不因伽利略認了錯就聽從教會的命令停止旋轉。幸好後來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打破了這種壟斷，才有近代西方科技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古代中國之所以落後，其根本原因是皇帝壟斷了真理，一言九鼎。老皇朝垮臺了，新皇朝取而代之卻又重蹈覆轍，周而復始，墮入輪回。只要堅持壟斷真理，就會把一切不符合宇宙真理的思想都禁錮起來，於是創新力就被扼殺了。就算有充滿創新力的天才，就算那位天才原本從事著能發揮其創新力的事業，但是在禁錮思想自由的同時，也把創新力擊得粉碎，一切歸零。束星北就是千萬個例證中的一則。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