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逸夫：香港回归的启示和展望――关于联邦制的遐想之五

看到最近的中港矛盾激化，其中包括港人对大陆产妇涌向香港生产的反感，这正应了我97年香港回归前写的一篇文章中的预感。故把这篇文章再贴出。 ——作者 香港回归的启示和展望 ◇ 关于联邦制的遐想之五◇  一．“一国”之实面临的重大挑战 香港回归提供了一个实践、实验、考验和丰富、发展“一国两制”构想的绝好机会！ 许多有识之士皆认为，回归之后，大陆中央政府以尽量少插手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为宜，让港人充分独立自主地治理香港。这样，管理得好，由于是大陆政府为港人争得自主权的，港人将十分感谢大陆政府，治绩自然有大陆一份功劳。治理得不好，到时候大陆再插手协助，更显中央政府之重要。总之，大陆政府已经在天时、地利、人多的条件下很轻易地做到了香港的回归，务必不可轻易地因愚蠢的干预而前功尽弃。 但是回归之后，毕竟是“一国”了，完全维持两地关系的原状也不现实，因为这难以体现“一国”之实。香港回归前，大陆、香港已经是“两国两制”，回归后要变成“一国两制”的关键是如何落实“一国”，而“一国”的内涵显然远不止象征性的派军驻守。 根据“主权在民”，国家的主体是人民的理念，“一国”首先应该体现在人民的统一上。两地人民对于国土的享用应该有统一的权利。因此，回归之后，两地人民的来往理应更加自由、方便。具体地说，香港成为祖国领土之一部分后，两地居民自然理应能自由出入、迁移。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律平等的理念，没有理由让香港人能自由进入大陆而大陆人不能自由进入香港，至少旅游应该充分开放，而旅游之门一开，难免有大陆人会借机滞留香港。在香港回归前的四十五天，大陆公安、边防系统进行过一场中国历来最大规模的反偷渡演习，仅广东省就出动了七十多艘舰艇、四千余名官兵。可见这个问题的必然性和严重性。 而这正是港人、港府最担心的事情之一。近年来，港人对于大陆人的大量涌进香港已经十分担忧。其中包括大陆佣人问题。许多港人宁愿雇用菲庸和其他东南亚佣人而排斥大陆人，主要考虑到菲佣赚了钱就会回去，而大陆佣人则可能定居下来，甚至再将家人带进香港，从而给香港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但是这种在赚钱机会上“宁赠外人，不与同胞”的作法显然会引起大陆同胞的强烈反感。 回归之后，两地同胞来往如果仍然有极大的限制，那么，想入港而不得的大陆人士，会起来批判、抗议两地政府“对大陆人民实行政治歧视”的作法。此外，香港政府还会受到“忘恩负义”“洋奴思想”“殖民走狗”等等的指责。这种以“民族大义”为名的严厉批判，恐怕不是港人、港府所能承担的，对于华夏子孙的感情凝聚也将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因此，如何协调两制之下人口的互动，是香港回归之后，除了大陆贪污腐败对法制社会的威胁、大陆新闻封锁对咨询自由（而咨询自由是香港经济繁荣的前提之一）的威胁之外，放在两地政府面前的又一个巨大挑战。考虑到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考虑到民族感情对国家统一的重要性，这个挑战的意义，从长远来看，决不次于政治、经济方面的挑战。    二．解决之道：人口和土地的互动 从理念、原则和长远的民族利益来看，过分严格地限制两地居民的自由来往是不适宜、不明智的。那么，就只能从其他方面解决香港在“一国”之后面临的人口压力了。 看来，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大陆政府在香港周边划出一些地区让香港政府管理。这不仅可以舒解香港的人口压力，而且可以使香港的资金、技术力量得到更多的发挥空间。 但是，完全免费赠送土地给香港政府也不可取。其一，港府将这些土地分配给民间使用，会收取费用，那收入至少部分要归于大陆政府。其二，港府至少要承担辖区转移程序中的费用。例如，这些新划入港府辖区的地盘中，恐怕并非全体居民都愿意并能适应新的制度。这样，政府就要给这些居民一些补偿，包括迁移到内地的费用以及在在新制度下谋生的辅导等等。其三，赠送的土地缺少法律的保证。既然今天中央政府可以凭白给你一块土地，他就可能（在你建设好之后）随时凭白收回。对于凭白得来的东西，拥有者的心理是不踏实的。 因此，合理的措施是大陆政府可以将一些地区卖给港府。不过，这样的话，部份港人会想，香港的人口压力是大陆移民造成的，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费用要完全由港人负担？ 因此，更彻底的措施就是香港也向大陆移民收取“移民费”，作为向大陆政府购买土地的补偿。 至于价格问题，当然应该受商品的价值规律制约。只要放弃将某些东西绝对化的意识形态束缚，总可以找到对交易双方都有利的价格。而且这种交换过程可以根据需求关系不断深化、扩大、调整。 这样的话，在人口迁移和土地面积变动之间就可以获得一种良性的互动。不但香港未来的人口压力可以舒解，而且香港的经济力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发挥。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效果。 例如，这可以大大缓和大陆腐败风气对香港的侵袭。香港资金投资大陆，虽然大大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增长，但其中部分是用于贿赂而中饱了贪官污吏，既是浪费，又是社会的腐蚀剂。这是大陆腐败的一个来源，同时也使香港工商界受到不法之风的污染。将香港资金投入由港府管理的新辖区，这个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了。 香港对回归后最担心的是大陆“人治”和腐败风气的侵蚀，香港最缺少的土地空间资源。这两点得到基本的解决，则香港的进一步繁荣基本有了保证。而土地问题是英国所无能为力但大陆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这正是大陆在香港问题的绝对优势、主要王牌，不能不善加利用！好在现在是“一国”了，不必担心“卖国”的骂名了。 更重要的是，这为“一国两制”提供了一个开放、流动的模式。“一国两制”不应该仅仅是对现实的消极承认。事实上中国已经“一国两制”，而且早就“一国两制”了，如果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那“一国两制”并无多少价值。有价值的“一国两制”应该有前瞻性、开放性和流动性。大陆中央政府和香港地方政府之间，人口、土地根据经济规律流动和根据人民需求调整比例的模式，将赋予“一国两制”更大的生机。 两地关系如果能正确加以处理，香港回归可能成为开创中华邦联制新世纪的契机。 三．历史的教训 一个世纪以前，英帝国以租借的名义占据了中国的香港，却歪打斜着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香港以及其他租界，是近代中国种种改良、革命的温床，包括中共的成立会议也是在上海租界举行的。此外，香港的独立于大陆政府，就好像从动荡不已、倾覆不止的鸡窝里将一个鸡蛋偷出，却意外地替这个鸡窝保留了一个鸡蛋。这个鸡蛋躲过了大陆的连绵内战，特别是躲过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被毛泽东那无情的巨掌打得一篮子鸡蛋稀巴烂、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大浩劫，现在已经长成了一只下金蛋的母鸡，成为中国经济起飞一个重要的资金、技术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的一度被英国占领，虽然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笔意外的遗产。 而且这也是极其有益的一课。香港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是十分有好处的。联邦制的好处千条万条，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这就同民主一样，民主当然不是最好的治理手段，比起开明专制来，效率必然差许多。但是开明专制不易得，而且为了维持专制而又很容易滑向暴政，结果往往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相比之下，民主尽管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却可以极大程度上避免最坏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是比较安全、保险的道路。联邦制这种将鸡蛋分散到各个篮子的体制，显然是比大一统中央极权更保险的体制。 从人才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在中国，能够管理好一个省的人才有的是，能管理好一个专区、一个县的人才更是多如过江之鲫，但是能够管理好一个中国的人就太少了。林彪说过毛泽东这样的人才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如果说这样能够把整个中国引向大浩劫的人才如此，那么相应地，能够把整个中国引向大治的人才也当然是几千年出一个。将一个制度的成功建立在这个微小的几率上，不是太冒险了么？因此，专制的结果绝大多数是由一个不能治理好全国的人去束缚了本来可以治理好一县、一省的人才的手脚。这恐怕就是中国长期在中央极权体制下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租出香港的历史已属屈辱，但回归之前香港的人心动荡不安和港人中普遍的对前途的无把握，实在是更大的耻辱。当然，这不能责怪港胞，责任主要在于大陆政府的尚未能取信于民。如果香港在回归之后不幸果真经济衰退、社会人文环境恶化，还比不上殖民时代，那将是等待我们的最大的耻辱。实际上，香港回归不仅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时也潜伏着更大耻辱的危机！在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时刻，国人应该牢记国耻，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谨防新的国耻，而不是沉浸在轻薄、廉价的胜利狂欢中。一个情绪轻薄的民族是没有大希望的。租期已到，水到渠成，回归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只有当香港回归后在中国人手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时，那才是真正雪耻的一天。因此，就香港回归本身而言，那只 是雪耻的开始而已。 当此历史时刻，让我们一起来沉痛地思考历史耻辱给我们的历史教训吧！ 四．关于居民籍和政府商品化的补充     笔者关于居民籍和政府商品化的联邦制提出之后，听到不少的批评意见。其中最多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过于理想化、不现实”和“金钱主宰一切的庸俗乌托邦”。 关于前者，笔者自己也承认。不过在一个梦想破灭、信仰危机的时代，作一些理想之梦，构思一些新的乌托邦，总还是一个可以容忍的爱好吧。陈凯歌曾说：“中国人历来是个少梦的国族，因为生活严峻，有时甚至是严酷，所以大家都很实际，不敢做梦。常听人问：梦想实现了吗？错了，真正的梦想不是为实现而设的，真正的梦想是无以为用的，真正的梦想是永远不会令人失望的！她发韧于信仰，集合于天真，展开于想象，温暖着人类的生命！以无形而做了我们立身的基石！她高悬照耀于我们之上，使我们代代受其恩泽；她不受时空、地域、国别、种族的限制，她即是信念与希望本身！所以，我在梦想着一个敢梦、拥有许多温馨美梦的国族！” 后一种批评意见担心在这样的世界中，富人就可以买到一切，可以占据世界上最好的地区，而穷人只能挤在不毛之地，进一步扩大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对这种担忧，我们可以解释如下。 在政府成为合股公司、人民成为政府顾客的世界里，富人并不能卖到一切，占有一切。 首先，一旦公民籍正式上市成为商品，自然可以采用分期付款，所以，决定购买力的将是能力、潜力而不是现金的多少。现代社会，所谓“钱”，日益非物质化，不再是贝壳、铜币、贵金属、只是银行计算机里的一些信息储存而已，总之正在日益信息化，已经成为一种信用和潜力的信息。其作用是使社会的价值评价得到量化，充当选择和交换的媒介。 其次，在那样的世界，富人固然可以购买到“最好的社区”，但是，在一个全部由富人组成的社区，那里的劳动力必然是非常的昂贵，你要购买别人的服务显然要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换言之，贫、富是相对的，在全部由富人组成的社区里，离开了穷人的服务，富人也就不再是富人了。 其三，在自由购买公民身份的世界里，由于人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从那些愿意过简单而轻松、悠闲生活或丰富精神生活的“穷人”那里，你显然也无法廉价买到他们的服务。如果别人并不关心钱财，则富人就失去了优势。     因此，必然有“富人”愿意到“穷人”社区去生活，以享受廉价的服务；这样，实际上就是带了资金去投资。当然也必然有“穷人”愿意到“富人”的社区，去谋求较高的劳动报酬；这样，实际上就减少了绝对贫穷的人口。所以，自由购买公民籍会导致严重社区贫、富分化的担心，实际上是过虑的。在一个充分开放的社会，如果没有新的不平衡因素出现，更自然的趋势倒是逐渐中和、拉平。 平等人权的信念是西方人首先提出的。但是西方社会在履行这个信念时，并不是全心全意的，而是出于私利而大打折扣的。很明显的，天生国籍制是极大的不平等。在理想而纯粹的平等世界中，不仅要取消遗产，而且要取消天生国籍制，每个人的国籍都应该在他们成人之后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爱好去选购。但是西方社会在全面开放移民方面是很不痛快的。我们不谈平等人权则已，要谈，就谈个彻底。 资本主义的最高理想可以说就是“民有、民治、民享”。但是其中的“民有”，应该是可以选择并放弃（卖出）的占有。胡平先生的名言曰：“我愿意拥护一个可以反对的政权，我坚决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权”。对于占有，其实也是如此。真正的占有是可以放弃的占有。不能放弃、欲罢不能的占有，实际上是“被占有”！ 但是公民籍有其特殊点。他代表了生存空间。一个人不能放弃了他天生的公民籍而不同时获得新的公民籍。因此，必须容许放弃旧公民籍的同时让他获得新的公民籍。这就是说，公民籍应该成为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既股票化。 “人民是政府的主人”，如同“员工是企业的主人”一样，只有通过股权的持有才能从形式上得到具体落实而不再是空话一句。 空间是人类最大的财富！生存空间一旦成为商品，就能发挥更大的服务作用。我们正是要以空间作为实现人类自由意志的工具和手段。 没有一种制度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品味、爱好。因此，应该提供不同的制度、政府让人们自由选择、购买、交换。即使是很少人需要的政府，也应该容许存在。因为顾客的稀少并不等于商品的低劣，恰恰相反，很可能是品味过高而“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没有一种流行的社会制度是永恒的。我们首先要追求的不是仅仅制度本身的改进，而是为制度的平缓更换提供制度化的手段。 选举这种民主形式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最大的缺陷就是它实际上是有多数人代替少数作选择，仍然是对少数人的不尊重。选举作为民主的形式也不是永恒的。西方选举也已经显示出不少弊病，如运作中的浪费，许多选民感到无法表达自己真正的选择、因无可奈何而产生的冷漠等等。股票代替选票、将民众变成政府的顾客，也许是民主的更高、更直接的形式。 人们对于自己的东西，总是代价越高越珍惜。股票要直接化代价购买，而选票不是，因此人们对股票必然比对选票更重视。再者，股票比起选票，同选择者的个人利益明显地更加直接挂钩，因此人们选择股票比起投选票要认真得多。贿选的事情在选票股票化的条件下将难以发生。 政府是服务机构。而服务分有偿服务和无偿（义务）服务。其中有偿服务是能够长久维持、普遍适用的主要形式，无偿服务只能是辅助形式。有偿服务就是商品。良好的市场应该提供给顾客以广泛的选择。 如今华人向世界各地移民的移民潮，以及海外华人对股票、房地产和绿卡身份的兴趣大大高于选票的现象，也启示了我们：中国文化对于政府和居民身份商品化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这或许是华夏文化未来将能提供给人类的一个贡献！  1997八月《北京之春》         《华夏文摘》第三二六期（1997-6-27 cm9706d）转载  ——作者供稿

胡少江：中国经济的三个痼疾龙年不会消失

2012-01-27

中国经济在2011年实现了百分之九点二的增长速度，这个速度无论是与正在主权债务危机中挣扎的欧元区和在经济复苏的崎岖道上蹒跚而行的美国相比，还是与其他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都是不错的。但是，从结构上来看，中国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显然没有能够实现，换言之，中国经济仍然顽强地表现出投资拉动的特性、国家主导的特性、和深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特性。

从投资和消费增长的关系看，虽然受到宏观政策的制约，房地产项目的投资增长速度在去年有所减缓，但是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仍然达到三十多万亿元；与比上一年的投资总额相比，名义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二十四，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六点一。

反观消费，全社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只相当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多。消费的名义增长速度和实际增长速度分别为百分之十七点一和百分之之一点六，都大大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由此可见，投资在拉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依然十分明显。

从国家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看，国家的主导性与以往相比仍然在继续加强。除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关键行业的垄断作用有增无减之外，国家税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根据国家财政部上个星期发布的数据，去年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突破了十万亿元人民币的关口。从增长速度看，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即使扣除价格因素，也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的一倍以上。这意味这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继续增长。这也显示出，在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上，国家的作用继续加强。

虽然世界经济遭受到复苏缓慢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双重影响，中国的对外出口仍然增长强劲。去年，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高达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即使按照可比口径计算，也仍然大大高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虽然中国的进口增长也相对提速，从而使得中国的贸易顺差有所收窄，但是仍然没有改变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和继续领先世界出口顺差的两个基本态势。

从动态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去年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出于对经济硬著陆的担心，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年末也由逐步放松的趋势。而且这一趋势在新的一年里很可能延续下去。从宏观政策变化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影响看，通常是较为松动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投资的刺激比对消费的刺激效果更加明显，从而会进一步加大投资在经济结构中的分量。因此，在新的一年里，投资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敏感性和外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复杂性，中国经济结构的另外两个特性，即对出口的依赖和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在新的一年里似乎也不太可能有明显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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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宇硕教授谈网上『华人民主书院』的运作

图：左起翁松燃、王丹、郑宇硕、陶君行。

原题【刘云会客室：网上华人民主书院遭大陆封杀】

新春之时，首先恭祝各位听众新年进步，身心平安。我相信，抱有为国效劳的听众，可能心里更希望国家更进步，人民更自由。但是，要做到这点，毕竟需要汲取知识，明白要自由要进步背后是需要付出努力，明白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倘没机会再拾书包进学堂又或读的都是维持生计的工科时，今天我邀请的嘉宾，他与其他各人免费提供的课程，可能有助你明了自己、社会。

期望整合世界各地关心民主的华人民主书院在去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出任这个书院的校长郑宇硕指，书院欲透过网络平台引领大陆、台湾、香港及海外的华人朝著民主迈进。本身亦从事教育工作的他认为，要使民主制度能够植根于华人社会里，一个长期的教育工作是必须的。他又谓，书院的对象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士。

「华人书院最基本的理念是，我们希望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能够合作，从而做一些长期的教育工作。在中国推动民主最重要是中国社会内部产生变化，产生政治文化的基础方能够接纳民主。即使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或政治制度而言，一旦出现民主制度，要使制度生根，长期培养及支持这政治文化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我们办华人民主书院的长期目的。就是举办一些有关推动政治民主的课程，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的人士，当然，特别针对中国大陆的人士。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当然，我们希望这过程是公开及透明的，因为你要让国内的人士上课，你只能靠网络进行。我们现在已被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封杀，故他们只能靠翻墙来接触这些课程。不过，华人民主书院所做的工作一定是公开的，因为任何人只要进入网络便可知道我们在说及在干什么。」

此外，书院也肩负另一个使命，就是彰显民主的精神，能够广纳各地华人的民主组织，以包容的态度聆听不同的意见。

「另一个目的是希望香港、台湾、海外甚至国内的民主组织能够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做教育的工作，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外的民主组织有不同的见解及立场，甚至有争吵的情况，即使香港的民主党及社民联也有不同意见，有争吵。但是，我们觉得做长期的教育工作，这些分歧是可以放下。我们现时目睹华人民主书院最初的发起人包括香港的民主党及香港的社民联的领袖人物。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蓝营及绿营的人士包括其中，也望海外的民运人士那管各家各派都能够吸纳其中，望往后也有国内的民主人士加入其中。我们希望在这基础上有沟通的平台，彼此能畅所欲言地讲，作为一个教育组织亦都要有包容，能够接纳不同的取向及见解。」

那中国大陆过去数年间的政治发展，又是否一个远因促使推动民主制度的书院成立？

「我们不敢高估自己的力量，在中国大陆推动民主是要靠中国大陆里的市民有这觉醒，愿意作出牺牲做一些推动工作。我们希望做一些教育工作。当然，若中国大陆也清楚地走上民主的道路，海外工作的重要性一定低很多。恰如你所言，中国大陆在这4、5年间在政治的宽松程度上是正在收紧，而非放宽，我们在过去10年间，看不见国内有什么重要的政治改革，的确看不到有任何的重要政治改革，亦看不到可见的将来有任何重要的政治改革会出现。

另方面，从北京奥运前一段时间到目前为止，各方面都在收紧中，如对媒体的收紧，对异见人士的打压，网上加强管制，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新疆、西藏、内蒙古以致最近在沿海地方出现的动乱，中国领导层无意思放弃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对无意思倡议政治改革，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段时间内若能力所及，仍希望做一些长期的教育工作，不管国内的形势如何，这些长期的教育工作仍是有用的。」

其实，郑宇硕自己本身也是香港城市大学的讲座教授，教授政治。现在华人民主书院成立，是否意味著各地的大学包括香港及台湾的大学在教授政治科上，有不足之处，引致他们要利用其他渠道再强化？

「我觉得�对没有这意思。你目睹现时在华人书院授课的老师，差不多都是在香港或台湾的大学教书，所以，我们就地取材兼利用资源，因为众所周知香港及台湾的重要大学基本上在国际大学的排名榜上都位列前茅，由这些老师授课，至低限度可予人的观感我们的水平�对有国际的水准，彼此无需怀疑，因为这些都是目前在台港两地重要大学所教授的课程。当然，我们的主要对象都是国内关心民主的朋友，倘纯粹针对香港而言，可以说没太大的必要来办这书院，这情况亦同样适用于台湾。

我们亦觉得在港台两地仍有发展的馀地，因为这两地的人民对这学科有兴趣的，他们过去可能并没有读大学，或大学修读的科目并不是政治学，故工馀时间有兴趣修读这些学科，因此，我们是非常欢迎。在香港也有一个构想，能成为各个民主派的党校或各个非政府组织的骨干或活跃人士提供终身及长期的教育。

当然，课程完了兼放在网上，我们当然希望越多人看越好，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大陆境内的人士及中国大陆境外如在香港、台湾或海外的留学生，他们都是我们十分重要的对象，所以，不能说针对港台两地大学的不足，而是我们主要针对国内的人士。当然，我们也望香港及台湾的人士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华人民主书院第一个学期开设了6个课程，当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华人社会的民主运动、人权理念与实践、中国对外政策、民主与传媒、公民记者实务工作坊。讲师的阵容亦集合了大陆、香港与台湾在民主路上付出了不少努力的人士，当中包括王丹、郑宇硕、马岳、张铁志、黄默、毛孟静及庄丰嘉等人。

既然第一个学期已完结了，究竟有多少人修读？尤其是书院期望中国大陆的人士也是「学生」之一？

「由于书院的授课是网上，因此，我们掌握的情况不太肯定。但是，真正向我们书院报名的人数有300多人，我们知道当中有超过100人是来自中国大陆。另方面，我们也知道有5000多人进入我们的网址，却没有向我们作出正式注册。

同时间，我们也见到不少人下载我们的课程，我们同样十分欢迎。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封杀我们的网站，他们若能成功翻墙，这是最好不过的事。我们从理想的角度在思考，会否有中国海外的留学生下载，又会否带回中国境内再与朋友分享，这都是我们欣喜目睹的事。我们是�不牟利，十分盼望这些免费的课程能够越多人修读就越好，不过，我们暂时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只知道有逾5、6千人进入我们的网站浏览，逾300人报名正式加入，当中有逾100人来自中国大陆。

由于我们刚起步，能做的宣传亦十分有限。在中国只能靠口碑，靠媒体的报道，不能有正式的宣传途径，相反，在台湾较易做宣传，现时主要的工作及接触范畴是在台湾，但是，仍没有钱做正式的广告宣传。

香港的广告宣传现时才起步，因为我们在香港的注册做了5个月，远远超出想像。香港政府也给了我们一些麻烦！我们在银行开户口也要耗费1个月的时间才可以，整合起来耗费了半年才完成，远远超过我们预计的时间。我们刚刚才开始在香港做宣传工作。不过，由于我们没有大量的资源做宣传，所以，不时要慢慢地透过一些接触来做，我们相信这些推广工作起码要3至5年才可初见成效，我们希望能够锲而不舍继续做推广工作。」

究竟香港政府又给了这所华人民主书院什么麻烦？

「我们当然不能以大学注册。香港在天安门事件后，基于当时的港英政府的同情，所以，有两所组织包括天安门大学及民主大学命名注册，当时的港英政府亦予以批准。当然，今时今日我们�对知道不能得到特区政府的同情，所以，我们只能以有限公司的方式注册。根据香港公司注册处作出的承诺是，2个月内会完成申请个案，但是，我们却需5个月，且要多番交涉才可以办妥，这当然是一个不正常的事件。

一个普通的注册公司，香港政府且作出这样的两个月承诺，已成为世界上各类指标的关注，众所周知传统的基金公司或世界银行，都会就世界上那地方最方便做生意而订出排名榜，香港亦非常关注自己的排名位置。

至于银行方面，原本一个有限公司在银行开设户口，本应无须一周时间，但是，银行方面跟我们指，由于事件涉一名立法会议员，因而需要较长时间，最终要经过一个月时间才可以成功开启户口。这跟我们的预期也有差距。由于未能够注册及开银行户口，故暂时不做任何的宣传工作。

究竟香港政府问了什么问题，要由2个月变成5个月的工作时间？

我们事实上也不知什么事，我们只是不断催促他们，也不断询问他们有什么问题发生，但是，他们给我们的答覆是「要研究一下」。我们从没有一个正式答覆解释为何被拖那么长久。

你是否相信背后隐含政治意味？

我们当然有这猜测。但是，我们只能够讲政府有这承诺，但为何违反了？我们从来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解释为何会被拖延那么久，我们的估计是一种政治上的考虑。」

书院除了提供知识，其实也望学员能够重视实践。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架构下，书院会否被视为组织煽动，因而吓怕学员修读？

「我们尊重每人的选择。由于网站已被封，我们只能盼望他们能够翻墙及各地的海外大陆留学生把这讯息散布。至于实践之意，我们认为人接受民主教育，望为中国民主做点事，总需要有点承担。以香港为例，我们目睹不少饱受西方民主教育的人士，一旦成为政府的高官或大企业的主管人物，就香港的民主进程，他们的立场跟中央政府的步调颇一致，这情况不是反映出他们曾接受的教育有问题，而是个人承担的问题，考虑个人利益的问题。我们不断强调，华人民主书院所做的工作既然是网上工作，透明度自然非常高，任何人只要进入我们的网站便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说什么，�不可能有任何阴谋诡计。这不是一个秘密组织，这是一个免费的教育组织，非常欢迎人进入网址，利用这平台提供的教育资源。我们对任何有疑虑的人，我们的答案都是这样，因为这个书院是公开，�对透明的。」

现时华人民主书院在台北设有办事处，校长郑宇硕谓，香港的办事处，往后将会进入民间提供免费课程。

20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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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上風：胡温 節日動向（附「非法」向溫總拜年 2訪民被拘）

图1月21日至22日，温家宝来在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曲子镇双城村看望村民，向大家拜年。

（世界新聞網/January 26, 2012）冬季達沃斯論壇26日開幕，近40位國家級領導人、18位央行行長和約1600位CEO參會，但中國主要領導人缺席，暫時聽說最大的官是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還有兩個城市副市長。過去熱門的論壇在中國遇冷，據說是因領導人過春節這時不願出門。

話是這麼說，但兩位中國主要領導人，即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再一次沒在家過年，而是跑去基層噓寒問暖，媒體統計說他們二位近十年沒在家過春節了。

沒在家過春節，他們去的地方卻特別有意思，胡錦濤不說了，他身體沒那麼好，所以近兩個春節，都在是河北和北京轉，走不遠。而溫家寶身體硬朗，通常跑得很遠，這次去的就是甘肅。

溫家寶去甘肅，有人說他這回是去懷舊，因為他這就快要退下來了，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半年的時間就必退，做國務院總理還有一年多點，明年3月也是鐵定退下。他當年從甘肅走出來，才一蹴登高，坐上今天的位子。

但真要看溫家寶的行程，懷舊之說就不準了。這是因為，溫家寶的甘肅之行，主要去了兩個地方，一個叫慶陽，一個叫環縣，這兩個地方都相當特別。

甘肅慶陽沒名氣，但很多人知道，是拜去年11月這裡一起校車嚴重車禍，導致21人死，40餘人傷，基本上是學齡前幼童。溫家寶這次去，有點補過之意。國務院分管教育的副總理、國務委員，死那麼多孩子都沒有出來道歉，溫家寶這回去了一家，那家人仍傷心得很。

溫家寶去的環縣，過去也沒什麼人知道，但以後很多人會知道，因為這是習仲勛成名之地，是該縣首任中共縣委書記。他的大公子習近平成下任總書記，已似鐵板釘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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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向溫總拜年 2訪民被拘

（世界新聞網/大陸新聞組北京26日電）日前到北京給國家領導人拜年的數十名上海訪民已被遣返，其中有兩人被以擾亂公共秩序罪名分別判處拘留五天和十天。在此之前，這些因私有房產遭到強拆而鳴冤的上海市民在前往溫家寶總理家拜年途中被警察攔截，警方稱此次拜年為「非法上訪」，並把他們送進訪民救濟站關押了一天。

美國之音報導，腿上有殘疾的上海訪民王扣瑪表示，他們大年初一到東郊民巷並沒有攜帶上訪材料，純粹是去拜年。他和其他一些給領導拜年的訪民被上海助京辦送上火車遣返，在當天下午2時回到上海，當局對他進行兩小時的「訓誡」。他表示，同行的訪民中至少有兩人遭到警方治罪，黃蘇滬和張燕紅兩人分別被判拘留十天和五天，罪名是「擾亂公共秩序」。

他說：「在中國無奇不有，給領導拜年成了犯罪。我們是因為在上海看不到陽光才到北京。溫家寶說中南海大門向群眾敞開，正義比太陽更加光輝。我們去給他拜年還被抓起來，中國還有什麼公道好講呢？」

據報導，另一位強拆受害者蔡文君表示，她姐姐蔡銀婉被遣返回上海的當天就遭到當地警方傳喚，理由也是擾亂公共秩序。蔡文君說，她和姐夫等三人一起衝進派出所把姐姐拽出來，否則蔡銀婉可能也會被拘留。

維權網消息說，王扣瑪、黃蘇滬、張燕紅、蔡銀婉、徐秋琴、周妙如、杜林強、董佩麗、李俊等八、九十名上海訪民大年初一在北京一個訪民救濟站被關押期間進行了絕食抗議，他們呼喊還我自由、還我人權和鏟除黑監獄等口號，並且高唱國際歌。

博訊新聞網消息說，大年初一下午，曾因上訪被勞教一年的上海市民孫軍在北京中南海門口下跪，向最高領導人拜年求救，也被警察帶走遣返，並遭到虹口警方傳喚，是否被拘留目前不得而知。

美國之音報導稱，北京官方對訪民拜年被抓被遣返一事沒有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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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走向分裂、对抗和革命的中国――对2011年圣诞前后中国政治迫害波的思考

2011年12月23日圣诞节前夕，四川民运人士陈卫（图左）被判刑9年。12月26日圣诞节刚过，贵州民运人士陈西（图右）又被判刑10年。接着，浙江当局对一批民运人士抓捕、抄家和起诉。中国当局在2011年圣诞节前后的这一轮政治迫害波，显然是落实12月13日中共政法书记座谈会和12月18日至21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决策。
根据中共1989年后形成的惯例，每年12月中旬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研究下一年的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的问题，制定计划，提前准备，部署应对方案。其中，对异议人士的迫害是重点防范措施之一，这样的措施既是为了清除下一年的政治事件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也是制造威慑心理效果，使“闹事者”不敢行动。
笔者认为，根据近年来的实践经验和对中国现在的政治博弈的分析，中国当局的这类手法越来越没效果，不仅无法阻止目前的反对浪潮，而且制造了新的仇恨和动力，导致维稳更加困难，同时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也造成更大的困难。
中国现在面临的压力是什么？不是什么少数人的捣乱和破坏，而是政治体制转型的压力。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转型，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直至被压垮。如果错误地以为目前中国的问题是少数敌对分子与境外势力勾结，恶意捣乱，那不仅是对中国现在的局势和问题的错判，而且是对数百年来人类现代化社会的进步及积蓄的政治智慧的无知。
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政治问题是老问题，是150年前中国人面临的问题。当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迫要在守旧与变革之中做选择，其间虽然也有争论和冲突，但中国人最终选择了变革。但是，作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变革开始时更注重经济和技术、轻视政治和意识形态。这样的跛足片面的现代化，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还给中国带来新的痛苦和灾难。19世纪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跛足变革中挣扎了半个世纪。20世纪的前20年，中国人意识到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使思想文化全面发展，才能实现现代化。然而，其后的国际局势和中国自身的问题没给中国这样的机会，经过一系列政治挫折和动乱，最终导致共产党上台。但仅30年，毛的极权治理方式就遭到受惨重的失败。
之后，中国本该回到原有的轨道，但是邓小平却错误地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穷；而过去之所以没能解决穷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没有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而这又是因为国人在政治上有太多的分歧和冲突，其结果是政治动荡和社会纷乱。邓提出的纲领是，以党国暴政维持稳定，以稳定保改革促发展。他的基本判断是：发展经济应当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在，应当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如果有人捣乱，那一定是出于险恶用心；对这些心怀叵测的恶势力应当毫不留情地封杀和镇压，不给他们搅乱人心的机会。邓小平以为，只要铁腕维护政治稳定，保证经济改革，就会有高速发展；只要经济发展，就可以消解问题。
邓小平的思路确实给中国带来发展，但这不是邓小平的发展战略的功绩，而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数千年来，中国历经劫难，但是总能在“白骨露于野”的废墟上，再创繁盛。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过是中华民族顽强生存勤奋劳动的故事。
正如历史上专制王朝必然由暴政、腐败最终走向覆灭一样，邓小平的威权治理最终也无法避免腐败和暴政的命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由于现代社会快速演进，暴政、腐败的蜕变速度也相应加快，甚至在几十年内，就严重到人民无法忍受的程度，于是人民不满、反抗，甚至造反。
邓小平的继承者延续邓的方针，一方面严厉镇压异议者，一方面又给大众一点甜头，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持住稳定。但是，中国的群体事件却在频率、规模、持续时间和暴力程度等方面都迅速发展，而且越是发达的地区群体事件越多，也复杂。
其实，如果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问题，导致政治更加不稳定，甚至国家分裂和内战。这不是什么新现象，而是近乎 常识的道理。在极权政体下，经济高度发展，在两方面给人民带来危害：第一，发展的机会、成果和代价不能公平地分配；第二，极权暴政威胁个人的安全。
专制权力导致腐败，这是中国几千年专制史上从未能解决的问题。即使政府官员清廉，但威权的政府仍然不能保证公正性；因为专制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意愿没有充分的表达机会，也不能获得平衡，而这是公共决策的前提条件。由于自由表达被压制，甚至致使人们对自己的利益不能形成准确、成熟和稳定的看法。事实上，在利益冲突中，只有通过公正的程序表达、争论，才能达致平衡，才能建立公正。也就是说，只有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中，人们才能享有公正。
专制暴政给民众带来的安全问题，对中国人并不陌生。这是中国政治中的古老问题。然而，在现代社会，安全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对于前现代的中国人来说，专制暴君和酷吏常常是公开劫掠民众的财产，践踏乃至残杀百姓生命。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正当权益范围大大增加，人们不仅对传统的生命、人身和财产安全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增加了有关平等、尊严、机会、最低物质条件、幸福感等观念。经过现代权利意识启蒙，人们对于安全问题更加敏感，有更多的要求。
中国知识界受传统儒家历史观影响，总以为人民革命发生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其实，活不下去的人们并不能对王朝造成政治颠覆的威胁，那些掌管资源和道义权威的人卷入造反，才会对王朝造成真正的威胁，而他们的卷入是由于正义和合法性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真正造成政治危局的是公正和安全问题。今天，中国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也正是来于这些问题。
中国当前的不满和反抗的根源是腐败和暴政，这不可能通过重判异议人士来解决，这种做法也不可能威慑住那些不满和反抗的人们。异议民运人士，是由于表达对于政体合理性的看法；不满的民众，是由于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这是两种不同的反对群体，循不同的反抗机制。但后者会向前者转化，统治者在以迫害前者的罪名镇压后者时，会给前者输送新的力量。因此镇压前者不会缓解后者造成的压力，虽然短期内可以避免后者大规模地向前者转化。
虽然，当局镇压异议人士不会解决大众的反抗问题，但确实可以影响大众反抗的政治发展方向和后果。当专制政权消灭了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成熟的理性和平的反对派领袖时，反对运动会变得更激进、更暴力、更情绪化。这不仅加大统治者的控制难度，而且会对未来政治转型造成更不确定的演变格局。
因此，2011年底中国的政治迫害波，在政治上不仅野蛮，而且愚蠢，使中国逐渐失去最后的和平转型的机会，促使中国走向分裂、对抗和革命。在政治迫害催生的充满愤怒和仇恨的革命中，中国政治前景有巨大风险，中国共产党将以极其难看和悲惨的方式被逐出历史舞台。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2年：那“一声炮响”快来了（张轶东）

【新世纪特稿2012年1月26日】  这是一个全人类（甚至带着一些不安地）关注的年份。而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则更加不安。但是时间是无法阻止的，它还是不可避免的来到了。

图为武警堵在乌坎村派出所的大门口（2011年8月22日路透社图片）

套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常用的一句话可以说：“中国大陆目前的形势是有目共睹的”。最有目共睹的是：19世纪的广西金田村起义和20世纪初的黄花岗起义，已经在广东省陆丰市的乌坎村重演了。这是否是新的辛亥革命的前奏呢？

同时又来了一件催中共的命的事：北朝鲜的金正日和卡达菲“作伴”去了！但是这还不够“三位一体”呀！“第三位”应该是谁呢？胡锦涛吗？

乌坎村人民赶走党支部和派出所，成立自治组织（“乌坎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村妇女联合会”和“乌坎热血青年团”等）说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中共当局真正承认的话，那末全国农村都赶走党支部派出所并成立自己的自治组织（据说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也有农村成立了“农民自救会”），你都承认吗？那不是等于承认自己应该滚蛋了。不承认说这是“非法组织”（其实中共本身是今日中国最大的“非法组织”）而要镇压吗？全国出现成千上万个“乌坎”你怎麽镇压得过来呢？海门群众起来反对建电站时，当地公安武警正好被调到乌坎去了，结果当地人民的反抗规模比乌坎还大。这不正好和1911年湖北清军被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反而促成武昌起义是同一规律吗？这还只是在一个广东省发生的现象。但是谁敢说不会重现在全国范围内呢？

有外国评论说乌坎事件演化为更大规模的反抗运动的可能性很小，其理由是乌坎人民还对中共中央幻想，要求中共中央出来“救他们”。这一方面的确反映了农民传统的寄希望于“好皇帝”。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当全国只有一个“乌坎”的时候，乌坎人民是否应当讲究一点斗争策略呢?一旦全国出现哪怕只有几十个“乌坎”时，谁知道某一个“乌坎”人民就会唱出“国际歌”中的“从来没有什麽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呢？

中共绝不是傻子。它对自己面临的严峻形势乃至命运其实比谁（包括对它进行斗争的全国人民）都清楚。它其实对自己的寿命估计有两本帐：第一本帐是今年（2012年）它自己就要完蛋（这是它自己不敢说的），第二本帐是把它在中国的统治（即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制度）再延续10年。它在这方面已经放出三次空气了：1）说习近平将在第二任期内（2016—2010年）内搞政改；2）江泽民通过连战说中国将在10年内搞政改；3）习近平2011年12月23日在泰国华侨欢迎会上又说：“在未来10年内，中国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一切表面上好像是中共的计划，其实是中共在搞缓兵之计，使它熬过2012年的风暴，继续延长10年的寿命（10年中中国官员们又可榨取中国多少民脂民膏，然后逃往国外啊!）

但是中共的缓兵之计是否真正能使它延长它10年的寿命呢？为此我们不妨用宏观历史的角度对比一下1966年初和当前（2012年初）中国的形势：在1966年时，中国正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毛泽东个人迷信之间互不相容的情况。在这时毛泽东拥有巨大的资本和能量，看破刘，邓和周等人的无能，把握战机，调动起当时中国社会所有的落后因素，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举击溃了（甚至消灭了）相当一部份能促使中国社会前进的积极因素，使中国社会发展（即改革开放）推迟了十年。

那末今天（2012年初）中国的形势与1966年初有什麽相似之处呢？那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民主）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即没有什麽东西能掩盖住这个矛盾了。那麽今天中共方面，还有什麽类似毛泽东那样的枭雄（什麽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和薄熙来等等早已注定是历史的垃圾了）能把握战机，发动政变，大量消灭民主力量，把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再延续10年吗？再说，今天的中国社会，也不像1966年时的中国社会，有那麽多的落后因素可供枭雄们“动员”了。这个可能的确是比1966年小得多了。

让全国人民加快觉醒，让我们准备迎接那“一声炮响”的来到吧！

       2012年1月1日于美国费城

余英时：谈中共因恐惧而强化对维权人士的打压和迫害

图为2011年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右）看望倪玉兰律师时的合影

中共政权最近表现得、在政治上，害怕。它怕什么呢？就是怕有像中东、有像叙利亚现在这样老百姓起来正式反抗，那就不得了了。因为现在个别的反抗已经是每年十几万起，今年就有10万以上，最著名的比如说是广东的乌坎之类的，那就是已经造成很大的影响。现在乌坎事情还没有解决，好像开始又要秋后算账。所以共产 党本来好像以为地方上可以很开明地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又发生变化了。

我们暂时不谈这个别案子，我就讲共产党的恐惧表现在各种方面。基本上有一个中心的线索，这个线索就是用最极端的暴力镇压一切，决不舒解、决不跟人家和谈、和老百姓和缓谈判，而是镇压，就是完全用“镇压”两个字。

共产党的怕，第一个是法轮功的人。为法轮功辩护的高智晟，早就被判决好像是三年，2006年判决，三年缓刑。事实上从来没有缓刑，就一直失踪。到现在忽然出现了、最近又出现了，就是中间它让高智晟出来一下，好像放回家，事实上第二天又失踪。

然后过一、两年又出来一下，见个记者，然后又失踪。到现在又出现一下，这是他家里人报告出来的、他的弟兄，就是现在他又加判了，等于说那三年等于没有用，说现在又要再关三年。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地屈服，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受到酷刑，酷刑以后又向外宣布，这样对共产党更造成威胁。

现在共产党为了这个原因，也要修改它的法律。修改法律就是以后可以随时逮捕它怀疑的人，然后是拘留的时间也延长，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换句话说。所以现在公安人员抓异议分子、人权律师，那是毫无顾忌的、毫无忌惮的，根本不在乎舆论的、从前还怕，这就是它恐惧更加深的表现。所以如果这个修正法出现以后，那 就更不得了了。

这是一件事情，这也是《纽约时报》在今年的1月2号发表的消息。然后1月3号我们就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律师、是女的，倪玉兰。倪玉兰是北京西城附近的一个律师，她是帮她附近的。她很早就出了毛病，就是2002年她就被抓起来、关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她帮邻居在法律上对抗官方，因为官方要把西城的居民赶掉，为了建造运动场之类的、迎接奥林匹克，她是那样开头的。

关起来以后已经是多少年了，这个说她是扰乱了秩序啊、甚至于是有颠覆国家政权这个嫌疑、颠覆政府啊。反正总而言之，给你造一些很大的罪名，然后就把你送进监 去。送进监去还挨刀，她挨各种酷刑，打得腿都打断了。所以在2010年出来的时候，就是坐在轮椅上了，而她的丈夫推着她，所以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又出毛病了。因为她出来以后，她的房子已经没有了、被拆掉了，所以有些支持她的人就送她一个帐篷，她就在北京某些公园的地区，住在那里。好像又闹出大家报道、网路上也拼命宣传，这样子又把她抓进去，觉得她问题很大。然后把她送到一个小旅馆，这个小宾馆里面只有一间小房她夫妇俩个人住。她又付不起钱，所以又欠了钱。现在因为她出来以后，她的律师的牌照被吊销，所以她变成非法了。她又帮老百姓打官司，结果这样就冒犯了共产党，又以新的罪名说她是捣乱，又要开始审判她。同时也告她拿不出钱来、欠了宾馆的费用，种种。总而言之，她丈夫现在推着轮椅到法庭受审，说这次判得将会更重。

这是要得到普通居民的支持的，共产党都怕。因为都怕将来连成一气，变成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或者大地区性的反抗的时候，那就没法制止了。就是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的，共产党最恐惧的就在这里。维权的律师是首当其冲，就是他们要消灭的第一个对象，让他们不能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一种威信，然后可以号召。这一号召，那 共产党的政权就岌岌可危了。

所以从这两个例子来看，就看到共产党现在的恐惧感。另外一方面，像西藏，又发生别的问题。最近的报道就是又有3个和尚自焚，所以这个自焚已经到了9个人、或者还更多了。所以这样下去，我想到处都是火苗，共产党是恐惧得不得了。

这样的恐惧之下，到底是用什么办法能和解？现在像国内的作者、年轻的作者，像韩寒，最近一连出了几篇文章，我已经讲过了，《论自由》、《论民主》、现在还 《论革命》，现在一个题目就是革命是不是应该再来一次、这样一个讨论，他是理论上讨论，所以，一时还没有办法抓他。不过在网上这个变成一个极热门的题目，所 以这是共产党更恐惧的一点。

所以，共产党我看目前照它的趋势来看，不会放宽它的控制，也不会进行改革，也不会有所放松，所以只有越来越紧。这样的话给它自己挖坟墓，又挖得更深一些，这是我们很担心的事情。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20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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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读鲍彤文章有感

鲍彤

张木生

2012-01-25

近日读了鲍彤先生在博讯网站首发的文章"谈回到民主主义及其他"。文中谈了四个问题，第一，关于张木生的讲话；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第三，关于革命与改良；第四，中国今后怎么办。读后有些感想。

上个世纪80年代，鲍彤和张木生都是中国改革马前卒。鲍彤曾任赵紫阳秘书、中央委员，以极大心力贡献于政治改革，张木生则致力于农村改革。鲍彤因六四事件被判入狱7年，出狱至今，仍被软禁。而张木生刚从《中国税务》杂志社长的职位上退休，如今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张木生的讲话之所以吸引了鲍先生的眼球，我想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张木生提出的"超越左右"重归新民主主义，已经在北京思想界形成一股旋风；其二，张重提新民主主义，意在寻找一条既不同于左翼、也不同于右翼的第三条道路；其三，这条新民主主义的路，据一些大陆人士分析，有可能被下一届中共领导人采用，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政治改革；其四，张提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鲍彤曾是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设计者。

鲍彤说，二十多年前，他在组织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其脑子中的蓝本，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但他那时不能用"新民主主义"，如果用了一定是百分之百通不过。而现在，鲍彤说，张木生敢于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说明现在人们的思想比那个时候更活跃，头脑普遍更清楚，说明张先生比他勇敢。

在我看来，"勇敢"的"张先生"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却正好说明，中国现在搞的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搞不下去了。本应是新民主主义主体的工人和农民，现在都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弱势团体。而工农联盟和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民主主义的两大支柱，当然，对张先生的新民主主义而言，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的领导。

共产党的领导如此重要，以至于共产党员张木生即使不赞成它的一些领导，也必须无条件服从。据乌有之乡一篇文章披露，8月12日，张木生同两位好友以个人名义，拟召开一个小范围的"内部双周读书会"，谈新民主主义。不料通知已发，读书会却在8月11日突然收到不得举办的上级通知，最后被迫取消。张木生无奈地表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这篇文章披露的内情，被来自北京的消息所证实。

连个读书会都不让举办的共产党，肯定存在著极大问题。张木生自然是看到了当下这个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暗潮汹涌；也看到了现在的中国就像30多年前一样，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他以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走出险境；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挽救共产党；他还说，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是行之有效的唯一路径。

张木生的话被很多人看作是测试十八大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据《南方人物》说，张和一些党内高层尤其是"红二代"的交往不时被传播，相当数量的高级党政干部邀请他私下对谈。对此，张不隐瞒、不解释，只是说任何谈话都和未来的领导人无关。张木生就是这样成为思想界的一个奇特现像：他不忌讳谈敏感问题，言论背后的政治权力若隐若现，令外界捉摸不透。

相信再过几个月，张木生就不用这么"若隐若现"、让人"捉摸不透"了。只是他大力鼓吹的新民主主义到底有几分可行性呢？鲍彤论证说，毛泽东在取得政权之前提出新民主主义，是因为那时中共不仅需要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的支持，也需要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支持，但一旦取得政权，中共的脸就变了，新民主主义立马变成了空头支票。

于是这里的问题就变成，毛泽东执政时，新民主主义是空头支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对此唯恐避之不及；到了习近平时代，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习就会兑现60多年前的空头支票呢？再有，共产党执政60多年，新民主主义几乎从未认真实施过，谈何有效呢？还有，张木生说，选举现在不行、媒体开放现在不行、必须要党的领导，那这个新民主主义和胡锦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多大区别呢？

至于中国到底怎么办，鲍先生说，中国"应该靠民主主义起死回生"，这个民主主义是林肯、孙中山、罗斯福，不是共产党；而张则认为要回到新民主主义，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鲍先生进而主张，以台湾为师，以蒋经国为师，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我赞成鲍先生的主张。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y）

梁京：吴英案的政治解读

2012-01-24

吴英案一定是今年春节期间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我相信，支持吴英当死者一定是少数。这些人其实只有一个依据，即判她死刑并不违法。这个逻辑显然是说不通的。

办了将近5年的吴英案黑幕重重，极不透明。对她财产的处置一开始就遭到置疑，地方权势集团对她怀有的恶意和敌意非常明显。有人因此认为判吴英死刑是一些有背景的人想图财害命，我以为真相可能要复杂得多。

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吴英集资的对像是一批很有权势，但又不愿暴露身份的官员。正是这个事实，决定了此案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当地早已见惯不怪的"非法集资案"。在我看来，吴英得罪的地方权势集团犯了一系列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那些借钱给吴英的人财迷心窍，以为吴英会帮他们发大财，后来发现吴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损失，于是就动用司法程序来挽回自己的损失。他们判断吴英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小女子，毫无还手之力。但他们显然低估了舆论的力量，使自己陷入了困境。这样一来，吴英案就开始超出一般刑事和民事案件的意义，而开始具有政治性质。

地方权势集团发现，他们不能退，因为退让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第一，是他们已经彻底得罪了吴英，而吴英又知道许多权势集团的内情。更重要的是，退让会动摇整个地方权势集团维系各种潜规则的"权威"。义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过去二十年，这个地方创造的财富是许多人无法想像的。而这个奇迹之发生，除了义乌人的经商才干之外，地方政府维系各种与中央法规冲突的"潜规则"，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之所以默许义乌政府这样做，是因为义乌的潜规则不仅给私人老板们发财的机会，而且也让国家和官员都可以从中分享大量财富。

吴英案给上级政府出了一个大难题，那就是他们是否要默许地方权势集团置吴英于死地？正是在这一点上，上级政府内部出现了分歧，这也是此案拖了如此长时间的根本原因。上级政府显然意识到，默许地方政府用国家的司法程序来执行地方"潜规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他们试图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

因此，吴英二审的结果是维持死刑原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个结果表明，地方权势集团的意志获得了胜利。在地方权势集团强大的政治要挟和金钱攻势影响下，上级政府终于横下一条心，冒天下之大不韪让吴英去死，这说明黑社会化的地方权势集团的猖獗和中央权威的式微已经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这才是吴英案最重大的政治意义。

正因为如此，吴英案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阻止滥用死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司法公正问题和量刑不当的问题，而涉及到这样一个大的政治问题：这个政权是否有能力实行有效治理，而不让地方权贵势力滥用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黑势力对地方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的官方喉舌《环球时报》也不同寻常地就吴英案发表社评。即使站在专制政权的立场上，姑息地方黑势力如此滥用司法程序来维护权贵势力，也是极其危险的。

不过，《环球时报》不敢把这个核心的政治问题挑明，而只是把吴英案的意义限制在重新审视死刑和司法独立方面。

现在，球已经被踢到了最高法院。我相信由于这个案子的政治敏感性，最后的决策肯定不是"司法独立"的结果，而是一个政治决定。因此，无论最后的结果是否能"刀下留人"，都将传递出重要的政治信息。在我看来，如果吴英能够逃过一死，并不意味著"司法独立"理念的胜利，因为中共并不相信司法独立。但如果最高法院最后决定免吴英一死，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好消息。这不仅说明中共政权对于维护人的生命尊严的理念有所进步，对于民意的压力有所顾忌，而且说明中央政府明白，不能继续放纵地方政府胡来。如果最后的结果是核准吴英的死刑，那么胡锦涛就在是在明确无误地释放一个信息：我下台之后那管它洪水滔天！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y）

滕彪：吴英的生命和你我有关

图为吴英在法庭上

一

2003年夏天，我们在孙志刚案后呼吁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开始营救身陷囹圄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时候，22岁的吴英在东阳市新开了“贵族美容美体沙龙”，展露出不凡的经营才华和交际能力。其实在15岁的时候，她就与别人合伙开了家美容店，生意逐渐做大。2005年又经营KTV、理发休闲店等，2006年注册两家公司，开始介入民间借贷、铜期货等交易。之后大手笔组建本色控股集团：本色商贸、本色洗业、本色广告、本色酒店、本色电脑网络、本色装饰材料、本色婚庆服务、本色物流……，吴英及本色集团开始闻名全国。

多行业的同时运作需要大量流动资金，但年轻没背景的吴英和更年轻的本色集团几乎得不到银行贷款，只能借助于朋友熟人。材料显示，除了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来自工商银行东阳支行外，她的几乎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信贷。2006年12月，因债务纠纷，她被义乌市的杨志昂、杨卫陵的杨氏家族成员绑架，并被强迫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被抢走，被强迫交出数张银行卡密码。吴英报案后，当地公安一直没有立案，她却在两天后收到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封。

民营企业急需贷款银行不管，绑架抢夺属于刑事案件公安却不管，本属民事领域的民间金融活动，因为有利可图，政府的积极性来了。吴英报案似乎是她命运的转折点。报案后不久，2007年春节之前，资金链趋紧的吴英被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审开庭时，给吴英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认为，“吴英借来的钱只是朋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要非法占有的想法，而且全部都用于公司经营上了，并承诺归还。所以我们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能算民事纠纷。”但一心要置吴英于死地的法院完全不理会这些意见。法院认定，从2005年至2007年，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亿元。吴英的罪名从被拘时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成了可怕的“集资诈骗”。2009年10月，吴英一审被判死刑。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法院二审维持死刑原判。

二

    吴英作为民间企业家，向朋友借款从事实业经营，既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非法占有的企图，这只能算是民事纠纷。与公权力何干？受害者没有站出来（借贷金额7.7亿，11个债权人都否认自己被骗），公检法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抓人杀人？如吴英集资是为“占有”，何必搞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众多的实业？在刑法上，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吴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哪？

2008年12月2日，浙江省高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2011年1月4日，最高法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吴英与11位债权人均为朋友或固定合作伙伴，因此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都够不上，判定“集资诈骗罪”乃是欲加之罪、司马昭之心了。

    吴英非但不存在“集资诈骗罪”，历史地看，她还是众多推动金融体制变革、打破金融垄断的行动者之一，尽管她未必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吴英案的历史背景是，中国从导致国民奴役和经济崩溃的计划经济中挣扎出来，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腾飞”了、“大国崛起”了。但问题是，这个市场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甚至是畸形的。一来政治体制没有跟上经济体制变革，缺少基本的政治自由和起码的司法独立，官商勾结，腐败蔓延，政治体制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二来关键的经济领域，石油、电信、电力、金融、石化、铁路等仍然被垄断（实际上被高干家族控制），行政扭曲价格，公权豪取利润，顽固对抗市场。“入世”这么多年，美、日、欧盟等仍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原因应该在此。

金融垄断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你把金融业垄断起来了，老百姓的钱就没地方去，一方面钱很多，一方面借钱还借不到，这就说明我们的金融业有很大的问题。金融业干什么？就是把钱能够用到好地方去，现在老百姓有很多钱，而中小企业又很缺钱，就是你金融业有毛病。”吴英在法庭上说，她购置固定资产，目的就是想从银行借款，但却极难从银行系统融资。中小企业或个人要发展，只能转向地下钱庄借贷。另一方面，存款利率低，有钱人不愿把钱存银行，一定设法寻求更高的回报。民间借贷门槛低、有信用、效率高，因此是市场的必然。

民营企业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G D P的60%，近些年GDP增量的80%以上是民企创造的。但民营企业却难以得到银行的支持，只能靠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数据表明，银行的短期贷款中，民营企业只占不到20%。据全国工商联一项调查，有90%以上的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全国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在过去三年中有近62.3%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融资。在温州，只有10%的企业能从正规金融系统获得融资，而有接近90%的企业需依赖民间借贷途径融资。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60%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完全合法化势在必行。2011年11月，央行负责人称，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运作。另有学者透露，两三年前就已经搞了一个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草案，但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一直拒绝提交这个草案，无法进入讨论程序。

解决问题之本，应在开放市场，建立自由金融制度。反市场、高腐败、低效率的金融垄断体制必须废除，断无靠重刑乃至死刑来维系垄断特权之道理。若干年后回头看，当中国自由金融体制得以建立，吴英们的行为是正当合法的、符合市场规律的、为国民经济做贡献的，——而今天这样的行为竟获死罪，这是何等的悲哀？吴英能亲眼看到那一天吗？以投机倒把罪为例，中国1997年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到2008年才被废除。此前，有太多同胞被定为投机倒把而入狱甚至被处死，而他们从事的交易行为今天看来是完全正常的。韩庆生等4名国企工程师转到乡镇企业，设计

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却因“技术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我听过一个案例，有个人把一些猪从一个省赶到另一个省去卖，竟被以投机倒把罪判无期徒刑。温州从事民间金融的郑乐芬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1991年被执行死刑，她是中国死于投机倒把罪的最后一人。回头看，这些同胞难道不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吗？不正是他们的生存需要、才能和勇气，逼出了市场化改革吗？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改革需要付出代价，但我们就不能长一点记性，避免这类悲剧吗？小岗村的18个立下生死状的村民如果被枪毙，后果将会如何？我们就不能稍微仁慈一些，在完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非要流血不可？为了那不久的将来定会实现的自由金融体系，非要人头落地、扼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

三

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刑民不分也体现在吴英案上。萧瀚评论到：“说穿了，就是伪公权可以肆意作恶，蹂躏民间私法关系，夫妻俩吵架吵到官府那儿，可能会被痛打一顿关牢里。现在也一样，吴英借人钱，生意没做好搞砸了，借钱的人只想要回钱，但官府说你只许管我借钱，借不借给你看我高兴，不许管那么多人借，你瞎借钱，我就要宰了你。”先是与民争利，继之残民以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窃钩者被诛，窃国者诛人。司法只是个表象而已，抢劫杀人工具而已。

什么是法治精神？几个世纪以来，法理学的一个核心争论就是“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这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在一个政治经济体制迅速变迁的社会里，这个命题就更加复杂。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时刻伴随着恶法和对恶法的违反。改革就是对僵化法律制度的突破，这种突破基本上都是事实上的突破导致立法上的变更，而不是相反。农村改革、国企改制、证券制度、户籍制、宗教信仰、教育制度、新闻出版、信访制度、诉讼制度、城管制度、劳教制度、社团制度，哪一个领域没有经历过突破的尝试？哪一个领域没有过公民的血与泪的抗争和受难？哪一个领域彻底完成了改革？哪一个领域不需要继续改革或者说彻底变革？

法治是人类的事业，因此也必须是符合人性的。但是在一个法律和人性被肆意践踏的年代结束之后，法律体系不完善、法治水平落后，社会上存在着太多僵化教条的理念，落后的、反人性的法律政策。很多情况下，法律“陷人于不仁不义”的境地。比如“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建立之前，一个了解了母亲犯罪情况的孩子，就必须在亲情伦理和法律义务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毫无疑问，法治、善治、普世价值、一切常识，都要谴责反人伦的法律，而不是自然的人性。

中国公民苦于“非法化生存”久矣。孙大午案的时候，人们就热议“民营企业的非法化生存”；公盟被查抄的时候，大家又讨论“NGO的非法化生存”；崔英杰案、夏俊峰案，人们反思城管的非法化生存；当下的吴英案，民间信贷的非法化生存又进入人们的视野。目前的公权力制度的不完善还造成了“官员的非法化生存”，谁都不干净，所以只能听话不能站错队，否则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生活作风问题，说你有你就有，真没有也可以有。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可就有关系了，为商为官，都是如此。

本来就不应该被禁止的、自然的、自由的，生生地制造了一个非法化生存的法律环境，谁之过？本来健康的制度可以避免某些人性之恶，但一个激发人性之恶的制度迟迟得不到修正废除，谁之过？吴英就算有罪，也是社会变革大背景下不健全的融资制度之罪，是历史和社会之罪，让吴英一个毫无特权的弱女子来承担，这是极端残酷和不公正的。

四

吴英当然不是天使。她虽然有经济眼光和企业家本领，但她不幸没有生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和政治制度下。为了生存，为了扩大财富，她被迫选择了适应这个体制，就像很多来中国做生意的老外也要适应中国的商业政治潜规则一样。吴英检举过她所行贿的多名官员，也当然意味着她有过行贿行为。（需要指出，在检察院没有指控吴英犯有行贿罪的情况下，律师和公众并不应该扮演指控者的角色。）假如从一开始就仅指控吴英行贿并且证据充分，在法律上似乎问题不大。但行贿罪没有死刑，在受贿者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更不能匆忙认定行贿。何况还是吴英主动交代的，依法应“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何况是被索贿还是行贿还难说。

但这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我们当然要谴责行贿。但假如吴英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贷款，她还需要行贿吗？更应该谴责的是这个金融垄断体制和公权力不受约束的体制。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道德的体制下。这个不道德的体制让每一个人都染上了不道德的病毒，极少有人能幸免。更进一步，这个体制经常置我们于于道德困境之中、甚至法律困境之中。稍有中国底层生活的经验，就不难理解这种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状态。

曾几何时，你收听美国之音，你非法了。你举办一个舞会，你非法了。你雇佣的工人超过8个，你非法了。你贱买贵卖，你非法了。你把自己的奥拓开上二环路，你非法了。现在情况变了，很多原来违法的事情变得不违法了。但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情况没变。你在城市打工没办暂住证，你非法了。你没办准生证把孩子生了，你非法了。只能生一胎你却生了两胎，你非法了。阻拦强拆队伍毁坏你家房子，你非法了。发帖子批评官员，你非法了。为了讨薪你爬上立交桥，你非法了。在路边摆个摊儿卖烤白薯羊肉串，你非法了。没经过出版社自己印些书分发给朋友，你非法了。没经过公安登记而留宿外国人，你非法了。不放弃某一种气功，你非法了。你的孩子奶粉结石了，你站出来带头维权，你非法了。调查地震校舍质量问题，你非法了。越级上访，你非法了。自焚，你非法了。没死成活来下了，你非法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非法你能活下来吗？

你的亲人生病了要做手术，不给麻醉师和医生红包，手术质量就要下降——有多少人选择不给？不通过关系给领导好处，孩子就上不了稍好一点的学校——有多少人选择不给？你或者你的亲人酒后驾车被抓住，有多少人首先想到按规定接受处罚而不是托关系说情？在有摄像监控和没有摄像监控的情况下，你遵守交通规则的程度有没有不一样？你有没有购买过盗版软件、光碟和书籍？你有没有答应上级领导的不道德的或者不合法的要求？你有没有享受亲属的或多或少的特权利益而沾沾自喜、毫无愧疚？面对重大的非法行径，你有没有选择沉默而不是挺身而出？我的一个熟人花钱买了一个驾照，我的一个亲戚通过提交假体检报告而提前病退，我的另一个亲戚通过关系享受低保待遇，尽管他穷，但周围很多比他更穷的、显然符合条件的家庭却得不到低保。低保指标腐败是全国性的，我知道。至于我自己，以下省略2000字……。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曾得到“非道德或非法”的好处，同时更因这种普遍的“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而受害，但问题是，我们中有多少人接受甚至享受这种“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状态”？

抛开案件证据本身，吴英不是完全清白的。你我也不是。我们不能太过幼稚和势利，在吴英有钱的时候，我们仇富，在她落难的时候，不闻不问、幸灾乐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吴英。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吴英。我们都是从过去那个体制下的幸存者，我们都希望活到我们希望的那种体制实现的时候。我们都从他人的受难中获利，我们没有成为牺牲者，仅仅是出于偶然。 “总有人牺牲，只要别轮到我头上。”这些人往往话音未落，灾难就已降临。幸存者得到制度变迁的好处，但没有谁幸运到每一次都是幸存者。

五

吴英自己说，“也不知道多少人希望我死，多少人希望我活。”谁希望吴英死？吴英被刑拘后，为求立功免死，曾检举她所行贿的多名官员。其中荆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天贵、荆门市农业银行副行长周亮、中国农业银行丽水市灯塔支行行长梁骅均已经获刑。吴英的父亲透露，吴英在看守所中举报了另外7名官员。此外，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曾写联名信，要求一审法官判处吴英死刑。一审判决完后，这些官员又曾到浙江省高院，要求二审维持原判。

有网友例举了吴英被抓后的资产被处理过程的可疑情况：本色概念酒店，至少5000万，450万拍卖；38辆汽车，2000多万，390万拍卖；法拉利，375万，去向不明；珠宝，7000多万，去向不明；博大新天地商品房买断销售权定金，500万，去向不明；希宝广场定金，500万，去向不明；本色集团财务没收现金，75万，去向不明；强行拍卖得款，500多万，去向不明……这里面有多少猫腻？

吴英究竟检举了多少官员？姓甚名谁？多少金额？有无查处？哪些官员联名要求处死吴英？他们从吴英资产中获利多少？这些官员不正是做贼心虚吗？按图索骥有何困难？成功检举贪官属于重大立功表现，为何法院量刑时不予考虑？在这么多问题没有说法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判吴英死刑，不是杀人灭口又是什么呢？杀吴英或是一箭三雕：一杀鸡骇猴，恐吓民间资金流动，阻挠自由金融制度，维持垄断特权。二杀人灭口，埋葬吴英掌握的大量官员腐败的证据。三杀人夺财，重新上演屠杀资本家血腥一幕，不是化私为公，而是化私为官。

六

死刑是国家杀人。国家有权杀人吗？杀人杀错了，如何挽回？有哪一种司法制度能够100%避免判错死刑？死刑能威慑犯罪吗？统计数据表明，不能。杀人偿命？这种同态复仇观早已过时，以眼还眼，举世皆盲。犯罪是社会的，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犯罪者个体身上，枪毙了事。这也是废除死刑的重要原因之一。把吴英案放在中国金融制度面临改革、司法制度尚不健全的大背景下，尤显废除死刑之必要。

全世界的大潮流是废除死刑。1977年，仅有15个国家完全废除了死刑，到2001年，在法律或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08个，2010年则为139个。仍在执行死刑的国家在2009年仅有18个（2010年是22个）。全世界保留并且执行死刑的这一小撮儿国家里，绝大多数情况下死刑也仅仅适用于最严重的暴力犯罪。

中国是死刑超级大国。2010年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至少有527例死刑被记录在案，中国执行死刑的数字属于国家绝密，但据学者和人权机构估计，每年大约有8000人被执行死刑。但中国也在减少死刑。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2007年）中提到，我国现在应逐步减少适用死刑，“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2011年废除13项非暴力死刑罪名。这些都是限制死刑的努力。

也许对暴力犯罪废除死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对所有非暴力犯罪，应该尽快废除死刑（目前中国仍有31项非暴力罪名可处死刑）。是以极刑维护畸形的金融垄断体制，还是以此为契机启动改革破除旧规？中国到底奉行慎杀还是滥杀，吴英案或成为一个检验。回首过去的司法实践，经不起时间检验的死刑案件太多太多了。确立杀人指标的“镇反”时代和抽疯式的“严打”期间，自不必说。近年见诸报端的就不胜枚举。无罪的聂树斌、滕兴善，杀了。正当防卫的好公民曹海鑫，杀了。发现尸体去报案的18岁小伙呼格吉勒图，杀了。基本上可以认定是精神病人的邱兴华，杀了。喊了几句话的荆中秀，杀了。受刑讯逼供被黑社会的樊奇航，杀了。现在又来杀吴英。甘锦华案，疑点重重，死刑；承德陈国清案，子虚乌有，死刑；夏俊峰案，正当防卫，死刑；吴英，被控罪名根本不成立，死刑。——中国司法像“镇反”和“严打”那样，杀红眼了吗？

吴英案发生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之中。和我们一样，吴英是弊端重重的制度中的行动者。她听到死刑判决时的绝望和无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绝望和无助。我常常想象，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与我同龄的聂树斌的内心世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聂树斌。同样，吴英的生命也是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一次，我们有能力阻止司法成为谋杀机器吗？或者仅仅在于，我们的后代在回顾吴英案时，看到的是我们的呐喊呢，还是沉默？

2012年1月23日，正月初一

作者电邮：tengbiao89@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