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21日星期五

: “公盟取缔事件”法律意见书

到会人员:

姜明安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刘 莘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许志永 公盟负责人

张亚东 中国政法大学张树义教授工作室执行主管

时 间:2009728

地 点:北京大学法学院

记录整理: 庄 璐 山

会议内容:(省略)

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邀请,我们依据北京市民政局 [2009]1号取缔决定书以及收缴、没收物品清单对事件从学术研究角度进行了讨论与分析,并就如下观点在学术结论上达成一致:

  1. 北京市民政局作出的取缔决定属于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10条明确了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对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五章罚则规定的取缔行为,我们认为属于《行政处罚法》8条第7兜底条款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类型

行政处罚是行政主体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给予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行政处罚的一种,取缔决定取消了一个组织的主体资格,同时《暂行条例》27条中规定取缔的时候一并可以没收被取缔组织的财产。取缔针对的是该组织的结社权,而没收则是针对财产权。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处罚行为,都会给当事一方的权利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北京市民政局的取缔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行使,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要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任何一种行政处罚,判断合法的基本条件包括主体适格、程序合法、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1. 北京市民政局不是适格的处罚主体

回到本案中。作为接受处罚的一方,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单位,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依法设立的内部管理和工作机构,并不具备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

任何一个注册公司里都会有很多下属机构,它不可能都要去对应机关进行登记才可以开展活动。事实上,作为一个下属机构只有在其以该机构名义,而非以其所属公司名义运作,且独立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而本案中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进行的活动,都是按照公司行为来组织活动,并不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调整。因此,北京市民政局援引《暂行条例》作出取缔的行政处罚,认定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是未经登记并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开展活动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而取缔决定书对此并没有予以明确说明。

因此,作出取缔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是适格的行政主体,如果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以公盟公司的名义从事了违法行为,接受处罚的也应当是公盟公司本身。而处罚一个依法成立的公司法人,适用的法律也只能是《公司法》、《行政许可法》《公司登记条例》,并且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也只能是公司对应的登记机关即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而不应当是北京市民政局

取缔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程序规定

既然取缔属于行政处罚的一种,就必然要符合《行政处罚法的强制性程序规定。《行政处罚法》第30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第31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33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取缔是一种针对当事人的不利行为,国务院《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同样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作出行政决定后,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取缔决定书并没有予以明确告知。

在本案中,北京市民政局作出该取缔决定适用了简易程序,但按照法律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只有警告、50元以下罚款、单位1000元以下罚款这三种类型。而没收财产的处罚程序依照第37的规定,行政机关应当调查、询问、制作笔录,39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42规定了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所以,北京市民政局的取缔决定违反了法律的程序性规定,是不妥当的

专家签名

姜明安 张树义


(滕彪供稿)

韩三洲: “夫人”当如周美青

 

     8月18日下午 ,马英九召开记者会,一开始他就90度鞠躬道歉,足足有7秒钟之久,他一度语言哽咽,坦承救灾过慢,对全台人民,尤其是在"莫拉克"台风灾害中丧失亲人的民众表示歉意。 

 

就在"小马哥"鞠躬道歉的同时,他的夫人周美青于当天上午到台东重灾区金峰乡嘉兰村慰问灾民,有灾民激动当场落泪下跪!前一天。周美青到台东县探视灾民时,曾单膝跪地,对每位灾民都给个大大的拥抱。这让受到重创的灾民也当场激动地落泪下跪,满腹辛酸倾泄而出,痛哭失声。周美青则轻轻拍着灾民的肩、背,侧脸贴着一张张被眼泪濡湿的脸庞,抚慰大家说:"我们一起面对困难,要坚强、勇敢地站起来,走出难关。"她还说"人在就好"、"我们要有信心"。看到小朋友时,周美青露出了近日难得一见的笑容,她与小朋友手牵手走到教会参加活动,一起唱着"你是唯一"、"小小梦想"等歌曲。一路上,他也不为马英九申辩,只是默默地救灾。

 

    这真是,肆虐莫过"莫拉克",感人当属周美青。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第一夫人",周美青用自己的眼泪和下跪,多少狼狈不堪地丈夫挽回来不少声誉。

 

   其实,历史上,作为国家或地区的"第一夫人",在国家民族危急之际,挺身而出,与夫君共患难,由"贤内助"摇身一变而成为"贤外助"的,屡见不鲜。别的不说,就在山河破碎的八年抗战时期,包括"孙夫人"宋庆龄、"蒋夫人"宋美龄的宋氏三姐妹的表现就是如此。看看历史照片,她们首先自我捐献,发动募捐,给战场上下来的伤兵清洗换药、缝衣喂饭,都是一幕幕感动社会世人、激发民族豪情的义举。

 

1943年2月18,就是在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英语演讲,把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情况生动感人地介绍给美国政府和人民。她的演讲多次赢得雷鸣般的掌声,有时长达五分钟之久,直至最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一位议员说,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感动得差点儿落泪。在舆论的压力和影响下,美国政府一再明确表示要加快对中国的援助。与此同时美国民间捐助也急剧增加。宋美龄此次访美,在美国和世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宋美龄轰动"也让美国民众更加关心中国抗战纷纷慷慨解囊,捐献钱款。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有宋氏三姐妹的一份功劳在里面。

 

后来,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改朝换代了,这样的光荣传统就见不到了。老百姓所见到的"第一夫人"、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国母"形象,都是在明媚鲜花的簇拥中、在豪华专机的舷梯旁、在觥筹交错的宴会上、在欢乐歌舞的人群中、在接待外宾仪式上……但凡国家出点大的天灾人祸的时候,如地震了、水灾了,死人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国家领导人繁忙身影,莺歌燕舞时频繁出境的"夫人"们却看不到了。难道说,这些"夫人"们永远只是太平盛世的一种陪衬?她们也只能永远生活在丈夫的阳光之下,成为"夫贵妻荣、坐享清福"典范?想想也不应该呀,"国母"江青当年不是还作为"毛主席的一个红小兵",冲锋陷阵般地打头阵了吗?

 

什么叫"亲民、爱民"和"以人为本"?可见,仅仅让男人出来还是不够的,有时候社会就很需要周美青所扮演的这个"第一夫人"角色,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乾坤交泰、阴阳平衡的结合体。男女双方虽然平时各有所司,不能越位,但到了危难时刻,那就要劲往一起使、力往一起用。要知道,世界不可能永远是和谐太平、笙歌一派的呀!

 

   所以,到了国家危难时刻,"夫人"们、尤其是"第一夫人",当如周美青!


(《新世纪》首发,作者在新世纪专集的网址http://ncn.org/view.php?aid=480)

2009年8月20日星期四

【特稿】管见:再析通钢事件

【新世纪特稿2009年8月21日】吉林通化钢铁公司在重组中发生工潮,矛盾错综复杂,矛盾表现耐人寻味。笔者以为,对这一事件,应该做更广泛深入的探讨。

■通钢管理层挺身而出

通钢重组一事,吉林国资委极力推动,北京建龙积极参与,
而通钢管理层实际上不大热情,出现矛盾。到建龙试图第二次控股,省国资委仍然全力支持建龙,通钢管理层则看来忍无可忍,集团高层宣布辞职。随即,爆发大规模工潮,不仅酿成停产罢工,而且打死建龙派驻通钢的高管。出事当天,这边工潮汹涌,那边省国资委还在组织通钢高层领导座谈,推进重组工作,遭到与会者一致反对。终于,这一民营企业重组国有企业的进程,在工潮冲击下夭折。

吴庸指出,"
大陆中国的民营资本正在同共产党的官僚资本展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建龙滚出通钢'的怒吼反映了官僚资本保护自身权益的心声"。这应该说是准确的,但其中的关节,还是要更为仔细地加以分析。

奇妙的是,在通钢事件中,挺身而出捍卫官僚资本权益的,
不是省国资委,而是通钢管理层。他们在工人支持下,遏止了民间资本进取的势头。

建龙第一次控股,经数年合作,到今年三月转为"股权分立",
背景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显然双方合作不尽愉快,在危机中未能携手共渡难关,而是各打自己的算盘。建龙看来是低估了国有体制刺激经济的能力。它在危机中调整了策略,不料通钢经营很快有了起色,于是回过头来企图第二次控股,情况却起了变化。

建龙承诺,通钢集团现有班子全部留用,员工不裁员、不减薪,
而通钢集团的反应是高层集体辞职。微妙的是传到通钢厂区的传言。《�望东方》周刊的调查报导指出,这些传言"主要针对中层干部调整和裁员,一些人认为重组后'必将洗牌',建龙已经准备好替换通钢干部,更有甚者说建龙将会从外地带来200名左右的后备干部"。流传甚广的建龙陈国君所谓"等我上台,所有通钢原来的人一个不留,全滚蛋"的狠话,其实很可能也是针对着通钢管理层。工人出身、担任过钢铁厂车间主任的陈某,应该不会冲动到坚持要裁撤通钢数万员工的程度。

但是,工潮正在酝酿之中,
激愤的工人已经不理会传言后面的实际情况了。

通钢集团高层辞职,是事态走向激化的一个信号,
而工潮爆发当天中午,炼铁厂食堂面向所有人免费供餐,还提供饮水,则透露出工潮有组织安排之端倪。省国资委官员把事件归咎于通钢"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之类"非在岗人员",用意是大事化小,而他对于通钢管理层对建龙重组通钢的抵制,当然一清二楚。

建龙集团鉴于第一次控股及合作的实际情况,在第二次控股之际,
寻求更大的支配权力,而通钢管理层的抵制随之升级,都是理所当然的。�望东方周刊记者的调查表明,建龙作为民企,掌权后必将彻底整顿通钢,连一些附着在通钢上游和下游的产业,也感觉到了严重的危机。通钢一位领导感慨地向�望东方周刊记者说:"通钢周边有多少是围绕通钢活着的,通化市的百万、千万富翁有多少是通钢养着。建龙为了利益最大化,对通钢的原燃料等必将强化控制,这些人将无利可图,而以前这种钱就是白捡。"正如《三国演义》中曹操大兵压境时鲁肃对孙权所说的,大臣们都可降曹,唯独君侯(孙权)不可降曹。通钢重组,意味着利益格局变化。建龙越是强势,其撕裂旧格局就越是无情,而矛盾冲突也就越大。

反过来,赶走了建龙,旧格局仍有维持下去的希望,那么,
旧格局是怎样的格局?

�望东方周刊记者走访厂区时了解到,群体事件发生前,党群、
干群关系紧张且沟通不畅。虽然有关部门对重组进行了政策性的宣传,但效果不明显,加之老国企的固有矛盾,导致职工对持股人的不满与不信任。

国企有其固有的矛盾。工人徒有"领导阶级"、"企业主人"
名义而无其实,但党群、干群关系不一定紧张,其基本状态是疏离,或曰异化,毕竟大家都在国有体制下生存,特权也相对有限。市场化改革逐渐改变这种格局。即使民间资本不进入,管理层也会尽得"市场化"之好处,工人的"贵族"身份尽显虚幻,管理层之"贵族"身份却逐渐名副其实。不过,只要变化之中"国有"招牌不变,则内部压力逐渐积聚的同时,聪明的管理层会将其矛头引向其市场竞争者,特别是民营竞争者,于是同仇敌忾,共御外敌。

这时,民间资本试图进入,若管理层利益得到满足,
他们会引导员工接受民间资本作为合作者,一旦利益谈不拢,则如通钢那样,共御外敌就出现新的篇章。于是,国企的固有矛盾,就在重组事件中转而表现在民间资本身上了。

�望东方周刊记者的调查指出,
对于官民双方都曾寄予厚望的民营资本,官方和民间的评价却截然相反。民间评价是:2005年至今,通钢整体变了样,效益低下,发展缓慢,更主要的是员工人心涣散、干群关系紧张。官方的评价认为,建龙集团是国内规模较大、具有较强实力的民营企业,第一次参与通钢集团重组以来的三年中,企业得到快速发展。

这当然不奇怪。官方即国资委力主建龙控股,
他们喜欢看到发展的表面文章,而企业并购通常会遇到重重困难,全球商界莫不如此,何况这里是一家民营企业控股国有企业。只要通钢管理层作梗,可以肯定,建龙控股的通钢,会摩擦丛生,甚至举步维艰。数年合作之后又"股权分立",意味着矛盾在表面化,然后建龙又试图再度扩大控股,即使国资委支持,通钢管理层却忍无可忍了。

但是,重组失败,重组之大趋势受阻,
国有企业是否能够表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尚未出现新的希望。"是不是建龙走了,通钢的天就亮了?不是。"一位通钢干部面对记者,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

■工人挺身而出

一位长期反映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通钢老职工,拍着桌子,
一字一顿地问�望东方周刊记者:"通钢究竟是谁的?"这是堪称经典的一问。

通钢不是你建龙的,工人怒吼"建龙滚出通钢",
真的就导致建龙控股重组夭折。

这里面有何奥妙?难道工人阶级真的可以"领导一切"了么?

国有企业爆发工潮,成为一桩很特殊的"群体性事件",
当然上下震动。从维护稳定之"大局"看,这样的工潮应该算是负面的事件,相关官员说不定要被问责,甚至最终丢掉乌纱帽。

然而,在目前"国进民退"的趋势中,
这一工潮显然又是顺应趋势的经典之作。它的意义很明显:不仅国有企业本身利润增长、吞噬民营而市场份额扩大,而且,在多年来体现"国退民进"之重要领域的"国企改革"中,一举反击得手,遏止了民间资本的进取势头。

于是,"维稳"与"国进民退",在通钢事件中,
奇妙地呈现出反向关系。

事情很清楚,通钢管理层挺身而出了,但未能扭转重组势头。
即使其高层宣布辞职,省国资委仍然不放弃,在事变当天还在召集座谈会,对通钢管理层做工作,推进重组。直到工人挺身而出,造成停产、罢工的严重事态,甚至将建龙集团高管群殴致死,这才中断了重组的进程。

毫无疑问,工人显示了力量。问题在于,其中的涵义却极其复杂。

工人的怒火针对着北京建龙,
但却不是建龙集团将工人们排除在重组谈判之外,而从建龙重组的承诺,也看不出对工人有多大的不利。建龙集团若控股重组成功,输家是通钢管理层,而工人的境遇其实反而有改善的可能。当然,他们头上"领导阶级"、"企业主人"的光环肯定要消散──为民营老板打工的身份取代了为国有资本打工的身份,未来可能有实惠,失落感却立即涌上心头。

然而不能不承认,通钢工人"国有情结"较深,的确是事实,进而,
工人掀起工潮,是为了捍卫"国有",坚决反对民营企业建龙控股超过50%、达到65%,似乎也言之成理。这样,工人对其切身利益、对大规模裁员的担心,似乎反倒在其次。

工潮中,被派往现场做工作的通化市政府领导的随行人员被驱打,
建龙集团与国资委工作组人员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参与维护秩序的警察遭到砖头和钢块的攻击,"砸到盾牌上砰砰响"。但是,工人们搜捕、追打陈国君,更是红了眼,且表现得相当冷酷:"不是通钢人要他死,是多少不作为的人看着他死","陈国君不是被打死的,是激怒了太多的人,被一人一小脚踩死的"。

这样把人打成重伤而不准救治,等待其慢慢死去,北京人在"六四"
镇压中曾见识过,没想到通钢的工人们也会这么干。那么,难道这些钢铁工人真的是横下一条心要将陈某人置于死地?况且,这样打人致死,工人们能得到些什么?什么也得不到,只是回到过去国有体制下的状态而已。他们披上"国"字号战袍冲锋陷阵,为赶走建龙集团而杀得天昏地暗,就真是"无私奉献"?

但是,反过来想,要是不这样把事情闹大,谁会把工人当回事儿呢?

在国有体制下,低工资低收入曾经是企业中的常态,
其福利则含有终身聘用的承诺,因而工人有很确定的预期,尽管创新激励不足,却能够安于现状。市场化改革中,工资福利有所提高的同时,就业"铁饭碗"的承诺逐渐消失,但在国有体制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只要好好干,确定的预期在相当程度上仍然还是有的。然而,民营企业进入,对未来之不确定的恐惧就随之明显增长。

建龙第一次控股时,持股36.19%,工人尚可接受,
而若双方管理层合作愉快,情况可能会改善。现实却是,合作不尽愉快,管理层中的博弈情况也不够透明,民间评价则明显对建龙不利。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出于对不确定之未来的恐惧,当然希望赶走建龙,对建龙去而复返更是持反对态度。这样来看,工人敌视建龙,坚持"国有"的背后,实际上是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

即使是计划体制,实际上也是运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中,
而硬是要压制市场经济,其代价是经济活力持续萎缩。国有企业以低工资而塑造"铁饭碗"的确定性,是其压制市场因素的手段之一。在改革中,这种手段渐渐失效,不确定性从隐性状态变得明显了,而民营企业的外部竞争,以及民营企业的进入,更被视为"不确定性之源"。

更进一步看,"劳资矛盾"
在人们意识中似乎仅仅存在于劳动者与民间资本之间,国有企业似乎没有劳资矛盾,只有干部特权或腐败的问题。然而,工人的"领导阶级"、"企业主人"身份其实是虚幻的东西,他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矛盾,在计划体制下已经潜在地存在着,在市场经济来临之际,则势必迅速发展,迅速表面化。这时所谓"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且沟通不畅",只是看上去还算温情脉脉的面纱,其背后,是劳资矛盾的真实发展。

况且,工人无法独立地或"自为地"组织起来,
无法与国有资本进行集体谈判,早已是国有企业中劳资矛盾的常态。到了计划体制被市场体制取代的转型时期,这一常态不可避免地向其它各类企业蔓延,成为普遍存在的企业常态。现实中很清楚,国有企业中劳资矛盾的状态,实际上规定着目前社会里企业劳资矛盾的状态。

工人在矛盾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对面,是企业管理层,
管理层的背后是政府,是国家机器。工人们如一盘散沙,工会不会组织工人集体谈判,不会组织罢工,也不会在工人自发的行动中支持工人。可以说,工人在与国有资本的矛盾冲突中,取胜希望极其渺茫。

那么,工人们抓住机会,在与民间资本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力量,
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尽管工人与国有资本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然而,
这种矛盾只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才逐渐尖锐起来。特别是在民间资本试图进入国有资本长期控制的领地之际,劳资矛盾不仅错综复杂,而且表现得极其尖锐,此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表现。

过去曾有个说法,落后国家的革命是突破"
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近年来则听说,国外有学者揭示了事物运动中的一种普遍规律,即省力规律。可以说,权力资本或官僚资本是资本锁链中极其强大的环节,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工人对它,不能不相当克制,而民间资本,是相对薄弱的环节。省力规律在起作用──通钢工人的仇恨,通钢工人的怒火,在通钢事件中对着民间资本爆发出来,其背后,是数十年积累着的他们与国有资本的深刻矛盾。

在工人眼里,陈某人是民营资本家走狗,他仗政府之势,
竟敢到国有企业来为所欲为,那么,打死这条"狗"给主人看,叫你们知道老子的厉害!

通钢工人挺身而出,显示了力量。严酷的真相是,这还只是"自在"
的力量,远非"自为"之力量。在共产党专制之下,工人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极其艰难。

现实中,工人有不满,管理层也有不满,这样那样的不满不尽相同,
因为矛盾错综复杂,而一旦这些不满形成共鸣,就可能酿成大事。在通钢事件中,巨大的不满和仇恨对着民间资本爆发出来,因为这一国企重组实践中的民间资本背后有政府主导,不痛击民间资本,政府就不会罢手──现实矛盾之复杂,矛盾表现之诡异,民间资本之虚弱,可见一斑。

民间资本知难而退,看上去窝窝囊囊,自己的人被打死,
只能默默撤退。这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处不让进,不进就是了。更何况"国进民退"早已又成趋势,民间资本依附于国有资本,正是时下的热门。

真正感到恐惧的,当然不是民间资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而言,
工人掀起工潮,击退了民间资本对官僚资本的攻势,那只是这一场混战中意外的战利品而已,而工人寻求自己的组织,寻求自己起来独立行动的机会,才真正是心腹大患。

■国资委遇到新问题

国资委一手主导、操办国有企业改革,在产权交易中呼风唤雨,
纵横捭阖,对维持国有体制支配地位、维持国有资产增值功不可没,对"国有资产流失"也难以推卸其责任。

国资委对国有企业有"监督管理"之责任和权力。
它能否向所有的国企董事会都派出董事,只是形式问题,其权力运作机制的实质,是它可以依据它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支配企业的运行,乃至策划、设计和推行企业重组方案,并且往往不以其持有股份所规定的权力为限。

国资委掌管国企改革事务,它一方面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指导和帮助国企走市场化之路,引入民间资本,实行企业重组,另一方面,它坚持国有体制的基本原则,即国有资产由政府支配,在利益格局中排斥或压制企业的参与,即使名义上作为"领导阶级"、"企业主人"的工人也不例外。表面上的道理是,工人不拥有企业股权,管理层也很少拥有股权,于是,改革的产权交易,理直气壮地在股东之间协商,可以把工人和管理层都排除在外。

权力属于人民,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现实的"宪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掌握实际权力,其执政权力不容制约,其行政权实际上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人大名义上"监督"政府,实际上政府支配一切,那么,国有资产由政府支配,也同样体现现实"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如果说国有企业改革本身"违宪",那只是因为,这一根本性改革体现着最基本的现实"宪政"矛盾。

然而,国资委本身是应改革需要而生,尽管改革实践充满争议,
国有企业产权市场化的进程,实际上是在曲折地展开着。

但是,改革本身的逻辑在悄悄地起作用,即使国资委,
也尚未真正察觉。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价值是劳动之异化,
即形成价值的活劳动反过来为死劳动所支配,体现着"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现实。资本主义的起源,是资本支配下的劳动产生出剩余价值,而资本主义的基本过程是积累过程,,在其中,剩余价值资本化,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这时,"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
并生产剩余价值",然而,"在生产的巨流中,全部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小的量)。"原有资本,或预付资本,是依靠活劳动而"再生产自己",其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是"新形成的资本",也同样是劳动的异化,其中有工人的劳动,也有管理劳动。

新形成的资本,乃剩余价值转化而来,源自于活劳动,那么,
预付资本的人对其有产权要求,付出活劳动的人们,同样对其可以有产权要求。在改革开放中,突破了国有企业利润全部上缴的格局,是第一步,而企业产权意识的萌生,是新的、更富长远意义的变化。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仅身负国有资产增值的责任,它的产权要求,也有其经济学依据。

在这个意义上,国有企业完全有权在产权交易中占据一席之地,
即应该由管理层和员工双方派出代表参与交易谈判。国资委代表着预付资本出资人,而预付资本(死劳动)在企业运营中由活劳动而再生产,它对于剩余价值或企业资本的支配权力,并非天然地高于企业的其它"股东"。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新形成的资本归于投资资本家,
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已非天经地义──"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就是说,它掌握在"别人手中"不是什么新鲜事。应该看到,企业资本成长起来,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实践中管理层之强势的资本基础,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体现着投资资本与企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那么,企业管理层在改革中顽强地参与,并占据相当的权益,
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恰恰体现着市场经济的逻辑,成为改革的现实逻辑。郎咸平之类的学者,忙着抢占维护"国有"的制高点,一味指责企业管理层作为"保姆"而越权行事,避免触及企业"主人"的复杂现实。他们难以面对、难以正视的现实却是,即使在国有体制下,企业自身的社会化趋势也在悄悄地发展着,并且不可避免地寻求政府官员之外的人格化代表,无论他们是企业管理层,还是民营企业家。

改革逻辑在理论上有根据,在实际中尚未得到普遍认同,
却已相当有力。当然,它本身有其内在的矛盾,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企业主、工会、政府三足鼎立,而中国的现实是,共产党政府顽固地抵制和阻碍民主发展,公民权利受到严厉限制,工会组织不是工人组织,而是党政机构的延伸。这样,在改革中,国资委可以实现政绩,得到其它好处,管理层无论是否参与交易,或是否满意,终究也可以得到相当的权益,而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则基本都落实在工人和其他纳税人的身上。

有矛盾,就有其表现。有压迫,就有反抗。通钢工潮表明,
国资委的主导地位已经遭遇到企业管理层及工人的严重挑战。

■结语

可以说,通钢是国家的。也可以说,通钢是通钢全体员工的。
这两个说法或许都不完整,但人们对它们还是认可的。

一旦民间资本进入,答案就会更复杂,或者也会更模糊。
然而很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复杂和模糊的发展,人们才能够比较肯定地说,通钢经过了市场化的复杂变化,成为社会的了。

但是,通钢事件导致民间资本退却,通钢重回官僚资本掌握之中,
它未来如何市场化,如何社会化,更充满着不确定性。

社会主义不等于国家占有。国有体制不等于社会主义。
马克思学说指出,社会化是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发展趋势。这一判断,至今没有人能够否定,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特别是互联网迅速发展,正在丰富它的内容。迄今的发展证明,这一趋势,不是权力可以主导的,也不是权力可以阻止的。通钢如今仍然属于国家,但是它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它终究会社会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国有=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
变成为如今人们面前这个庞大的怪物。在它极力欢庆自己的六十周年的时候,在它极力吟唱权力颂歌之际,通钢事件如同一道闪电,撕下了它的面纱,映照出它身上所有的颜色。


管见:通钢之鉴

面对吉林通化钢铁公司的工潮,"劳资矛盾"成为评论的焦点。民营企业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似乎有强大的后台,入主通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出来进去如入无人之境,而它派到通钢的总经理陈某,则犹如赵子龙单骑护主,即使在群情激愤的工人之中也毫不退让,直到被群殴致死,可见双方对立之尖锐,也可见双方仇恨之深。

政府官员声称,工人们因为"国有情结"较深,
对国企改造面临的困难"不明真相",被人煽动不满情绪,才出了乱子。"左派"则兴奋起来,将工潮视为"中国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讨还血债",更声称"国有情结存在说明社会主义不会灭亡"。

那么,看上去,中国工人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至少在东北,
或者在通钢是如此。

那么,令人好奇的问题是,工人是否会围住政府官员,
是否也会将其打死?

更令人好奇的是,中国各地"群体性事件"中,民众往往相当克制,
很注意不给官方以镇压的借口,直到官方动手镇压,才暴力反抗,何以通化的钢铁工人,却如此无所顾忌地打人致死呢?

不过,也有评论者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叶檀在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的评论认为,"
这一悲剧事件让我们看到民企控股国企的艰难"。她指出,建龙第二次控股之际,通钢经营已有起色,"引入民间资本不再成为当务之急",但问题是,其它"大型钢铁企业的出价难以符合当地政府的预期"。现实的环境背景是,"一些民企的贪婪与官员的贪腐结合,导致国退民进之路遭受广泛的质疑,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反而吞噬了民企的前进之路。在2004年宏观调控后,民企进入国企的大门越来越窄"。即使如此,叶檀认为,"不能因为重组过程的利益纠纷,就放弃中国大型国有的市场化进程",而人们不能不注意的是,"国企员工的身份红利,最终将降低社会整体的运作效率,并导致新增就业人口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话说得很委婉,还是可以感觉到其中的锋芒。

于是,出现了更有意思的跟帖。

有一则跟帖,一语道破事情的实质:"大家都很清楚,
国资委惹不起,民企则依然没地位,是撒气筒",事情的过程,"只能说民企的生存环境依然无比恶劣。如果并购的主角是国企(如宝钢),或欧美跨国公司(如总经理是老外),还会发生类似暴力事件?反正在民众眼里,民企依然是邪恶的,可以随意被欺负的,欺负了也不会有后果的"。

另一跟帖明确为建龙集团辩护:"通钢员工工资只有300元,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建龙全国各个厂的大致工资情况。民营企业大家身边都有,可以这样说,福利肯定没有国有企业好,但是工资水平一般都比国有企业好。这个300块,就这样被四处引用了,引用前你调查了吗?"

笔者赞赏的是,这些跟帖的作者,对事件责任的看法很有水平──"
引资后国企老员工如何安置,应该是国有资产改制的重要部分。如果合同没写清,也是国资委的问题,因为你不能指望一个民企去承担一个老企业几万离退休人员的包袱。如果在整个事件中有很多问题,那么首当其冲的'罪人'应该是吉林国资委,而不是建龙集团,因为作为买家,他追求的必然是低价格,而卖家应该通过公开竞标等方式追求高价格,并保障原企业的特定利益(如退休员工安置)。这都是市场规律。但,当前矛盾的焦点,在工人与建龙集团,吉林省国资委则象独立第三方一样"。该作者说,"我家乡很多国企倒闭,老职工一度发工资出现困难。市里也一度发生过职工到市政府或厂里静坐事件,但均未发生暴力行为,最后多数职工的工资都通过国家财政拨款的方式得到了保证,甚至涨了很多"。

这样来看,事情很清楚,即使通钢事件体现"劳资矛盾",那么,
其实是国有资本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主导着事件,因为国有资本对工人有不可推卸的承诺,不能借"国企改革"之机就转嫁其责任,对工人撒手不管。

然而,国资委表现得象是"第三方",国有资本的人格化代表缺位,
就把事情弄成另外一个样子。民营资本不知是傻乎乎地挺身而出,还是被人推到前面,反正它是以身遮挡国有资本,面对工人的怒火。

建龙集团交易得手,陈某人自然理直气壮。他没有料到,
国资委玩的一手"大撒把",原国企将工人推到市场上,陷入不利境地,看上去却是他代表的建龙集团"黑心"、"无情"。工人们不会无所顾忌地殴打政府官员,打他这个民营企业高管,没有多少心理负担。更何况是众人出手,个人风险减少了许多。那些"左派"高人,只会对建龙集团指手画脚,只会嘲笑陈某"为了资本积累的快速完成而乐于奉献出宝贵的生命",对于政府行径,他们很聪明地保持在"隔靴搔痒"的程度,小心翼翼不去触及权力对资本积累的主导地位。

民营企业在改革中重出江湖,民间资本在开放中展现活力,
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它们不是天使,也不是花朵,它们成长的过程同样充满着矛盾冲突。然而,民间资本逐渐成长,它们出面参与国有企业的重组,相对于没有民间资本存在情况下改造国有经济,有可能更为顺利地市场化,而更多的市场制约,也有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公平。

这种可能性,不是天然注定的事情,只能取决于社会中力量的博弈。
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实为弱势群体,他们若不能与民间资本有所合作,就无法摆脱任国有资本宰割的命运。正如电影《子夜》描写的,工人与民族资本斗得两败俱伤之际,买办资本成为赢家。现实中,工人对民营企业高管大打出手,迫使民间资本退出交易,自己也无法成为真正的赢家。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跟帖指出,
那些跨国公司或基金在并购国内企业时,"花了大精力聘请律师,会计师或专业人力或风险咨询顾问参与其中,并在并购合同中详细说明这些潜在债务的处理方法。民企可能因为财力或不规范,而忽视这点,最后酿成了大祸"。与那些意识形态味道浓厚的评论相比,这是真正有价值的观察。民间资本在成长,但它们目前终究实力有限,并购这样的事情做得不好,或做得不漂亮,原本是很正常的,只是因为参与重组国企就不能不与权力打交道,不能不沾上权力资本,就要更加小心。弄得不好,象建龙那样,自己吃了亏,还被人骂得一蹋糊涂,是为前车之鉴。当然,这样的事情出来,各种各样的嘴脸都显现出来,也不错。

(原载《动向》2009年8月号)

2009年8月19日星期三

【特稿】朱学渊:寻找解决西藏问题的共同点

【新世纪特稿2009年8月19日】国际藏汉会议于八月六日在日内瓦陆际饭店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民运人士和新闻从业者一百多人与会。我作为历史与民族学者也受邀与会,且有内人同行,它是由国际和解协会和瑞士西藏友好协会筹办,流亡政府涉汉事务官员主持,达赖喇嘛作书面和即席讲话,政治学者严家祺作邀请发言,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仁波切意为宝,喇嘛的敬称)全程出席了为期三天的会议。 

图一、与会的茉莉、康正果、朱学渊

这个主题为寻找共同点的族际会议适逢其时,达赖喇嘛出境流亡已经过了五十周年,他的非暴力主张为西藏人民的苦难博得了举世的关注,而上月初乌鲁木齐发生的恶性事件,又标志中共死硬的民族政策已走入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空前困境。在如此严重的态势下,北京高层有拖无决,它的内部则不可能不反思:西藏和新疆问题还再拖得过一个二十年吗?

两个月前在达兰萨拉认识的旺珍拉姆小姐也从印度赶来,她的外祖父是阿坝地区藏族头人,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
旺珍拉姆的母亲是流亡政府藏汉和谈工作小组的成员之一,当年去新疆支边时与一位南京支边青年结合,育有子女数人。旺珍拉姆和母亲认同西藏,不畏艰苦来到印度参加流亡事业。内人张宁华女士也是南京人,听到如此感人的乡里故事,不禁流下了眼泪。

共产党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大敌,而且它又把解决民族问题扭曲成反分裂斗争,这就使某些追求民主的勇敢人士,在民族问题上反而畏缩不前。然而近年这种状态大幅转变,这要归因于西藏流亡政府不断努力和达赖喇嘛在世界上的崇高威望,也要归因于茉莉、曹长青等汉族作家经年为西藏人民大声疾呼,这次藏汉精英在日内瓦寻找共同点,实际是他们思想合流的水到渠成。

整个会议显得轻松和谐,各种观点都能得以表达,与会者的普遍情绪是:同情西藏人民的处境,欣赏达赖喇嘛的人格,怀念胡耀邦的民族政策,厌恶北京的歪曲宣传。虽然也有几位台湾和原大陆人士表现了对西藏独立的个人期望,但远没有达到有人宣传的绑架大会或者误导达赖喇嘛的效果。当然,达赖喇嘛也不是一个轻易会被人误导的人。

共同点的中心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核心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不仅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有民族自治的操作余地,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也有利于西藏的经济发展,达赖喇嘛的回国更会有利于解决全中国的民族问题。因此,这个能够创造多利多赢格局的共同点,也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需要,除非它没有政治智慧。

香港《亚洲周刊》会后报道,以新华社为背景的《新华网》认为这次会议是达赖与海外动乱分子的新勾结。事实上,一些有亲北京立场的海外新闻专业人士也应邀与会,他们在会上也都畅所欲言,会后则先声发表报道或评论,当然也会将达赖喇嘛的善意报送北京政府,因此《新华网》的新勾结说法非常不当,是一种过时的阴谋思维

八月七日的上午和下午,于陆际饭店的十八楼,达赖喇嘛和桑东仁波切分别会见严家祺先生,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先生作翻译,我均出席作陪。达赖喇嘛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他很恳切地对严家祺说:最重要的是争取知识分子,如果能够争取到一千个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我想,这次会议本身就是达赖喇嘛与海外汉族知识分子的一次直接互动。


图二、达赖喇嘛与严家祺、朱学渊


一九三五年,达赖喇嘛出生于青海省湟中县的一个农家,因此外间都很关注他的健康,而北京方面则期待着他的圆寂。这是我第三次见到他,他看上去很健康,袈裟裹着一副壮实的身骨,可能是由于性格的开朗,所以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七十四岁的人。据说他去年切除了胆囊,那只是很小的常规手术。北京当局对他的健康和长寿,或许还须要作更长期的思想准备,在期待中不要贻误了自己的时光。

达赖喇嘛也懂一些汉语,不仅会说象共产党毛主席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也会说完全同意,有时还与翻译讨论用词。之于一个磨难成的名人,恭维或许是另一种折磨,上次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我就注意到,他对漫长的恭维会很沉静,但是一旦有新鲜话题就会兴奋起来,有时还会插话,使谈话变得非常热烈。他对下属也很客气,我不懂藏话,只觉得他们是在商量着什么,他没有一点居高临下。记不得在什么地方读到,连毛泽东也说他的态度好。

他对科学似乎特别有兴趣,在达兰萨拉有人介绍我过去是学物理的,他的眼睛就一亮。这次我请他在一本他谈科学的书上签名,他看了一下书名,然后对我说:是我写的,我只是半个科学家。据说他对下属说过,如果佛经与科学有抵触的话,不要随意地反对科学。他曾经说自己是一个觉悟了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深度觉悟了的僧侣,在面对挑战时对宗教更深度的信心。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一种令人无法拒绝的低诉求,但是北京当局还是以最专横的语言欺凌他。这位受了五十年折磨的谦卑僧侣,却以悲天悯人赢得了世界的认同,不止一个西方人对我说,他的影响已经超过罗马教皇。人类历史只产生过不多的几位圣人:释迦、基督、甘地……,在达赖喇嘛的身上我也看到了一种脱凡的圣性,青海省湟中县无疑也将呈献这位藏家子加入这个荣耀的行列。

严家祺曾担任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他对达赖喇嘛说,邓小平以为只要解决温饱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事实证明邓小平的想法错了。近来中国经济发展颇有成绩,但突发事件愈闹愈多,愈闹愈大,去年的西藏事件和今年的新疆事件表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都有问题,而且是金钱物质所解决不了的大问题。但是,北京领导人的胆子却一代一代愈来愈小,他们要名誉要地位,然而谁也不敢做决定,谁也不愿负责任,甚至不愿对共产党的未来结局负责任。

严家祺对达赖喇嘛回国表示极大的关切,他不仅认为这是达赖喇嘛作为中国公民的无条件的权利,而且认为它可以是中共解决民族和宗教问题的一个举重若轻的切入点。他认为达赖喇嘛第一步可以先去五台山朝圣,这将是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和解的象征,一定会受到世界舆论的欢迎。严家祺向达赖喇嘛建议,对于未来的自治区域和方法,可以在他回国以后进行协商,不必成为今天的障碍。

达赖喇嘛回忆近二十年前在巴黎见到严家祺的情景,他说他对北京政府二十年的作为很失望,但对中国知识分子却愈来愈有信心。达赖喇嘛指出不要过分地纠缠历史,历史也未必能规定现状,只是中央政府有些说法不合理,譬如元朝统治过西藏,就说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元朝统治过中国,中国又是不是蒙古的一部分呢?今天西藏必须依附于一个大国,最好就是中国,这不仅是因为藏汉两族历来相处得很好,而且留在中国对西藏的经济发展有利,对藏人的物质生活有利。

对历史和现实,对人民的物质利益,达赖喇嘛都持客观的态度。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讲话,他立刻就停下来听我说,我用英文对他说:‘We are not only searching for the fact of history, but also the solution for the future.’(我们不仅要研究历史事实,而且要寻求未来的答案)他听了以后很表赞同。

会议最后一天达成《共识》,这份求同文件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宣称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历史事实不符。近一百名与会者无人提出异议,因为这不是否定今天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而是肯定这种现实格局的更理性的态度。否则,若唯有自古以来的领土,才是未来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么西藏反而可能有分离出去的借口了。

桑东仁波切是一个思维缜密的学者型人物,他在开幕式后回答问题,也是提供西藏方面的全面立场,有些问题相当尖锐,如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内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的可能性的质疑,他则以权利的可实现性作的理性阐发,表达对未来充分现实的估计,予我以深刻而悲情的印象。

在与我们私人见面时,严家祺问到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问题,我画了一张草图,他在上面用藏文和英文标明了几个宗(县)的位置。我注意到他不仅对国际条约、地理水系了解得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场也毫不含糊,而且对历届中央政府的态度非常尊重,显然他明白边界问题是必须由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来解决的。我想他的这种态度也能为未来流亡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合作创造了优良的气氛。

在讨论《共识》中关于藏人的民族自治权,政治选择权,宗教信仰的权利的时候,会场上发生较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应将自治改为自决;另一部分人认为《共识》主要面对中国大陆的广大民众,当前民众的觉悟尚未及理解自决的程度,而且往往将其误解为独立的诉求,故尔自治实为较少阻力的用字。争论相当激烈,最后以表决通过已公布的文件。

这次会议非常成功,藏方对汉族知识分子有高度的期望,但又对各种不同意见表现了高度的理性。尽管与会汉族人士对北京方面的错误政策有不同的批评程度,但又对西藏人民抱有一致真挚的善意,可以展望藏汉两族民间交往会进一步发展,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具体内容会在两族的互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得到两族人民更多的拥护和支持。

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http://ncn.org/view.php?id=76048

2009年8月18日星期二

【特稿】烈士后代:共和国花甲觉醒呼吁词

  【新世纪特稿2009年8月18日】共和国花甲浴火重生,中华民族六十年觉醒。它不需要歌功颂德,它讨厌阿谀奉承;它不需要耀武扬威,更不看粉饰太平。它要的 是深刻反思,它要的是民主启蒙;共和国四十岁而不惑,共和国五十而知天命,今年六十岁是耳顺之年吧,它能够对逆耳忠言喜听、宽容!

 

觉 醒的共和国知道科学发展,觉醒的共和国不再胡折腾;这里没有封建皇帝也没有救世主,国际歌高唱让思想冲破牢笼:团结起来到明天,要为真理而斗争。多少烈士 流血牺牲,是为了民主共和,人民共和国不能徒有虚名;先烈追求的是社会公平公正,为了人民当家作主而满腔热血沸腾!是谁背信弃义背叛先烈理想?觉醒的共和 国不能答应!

 

烈 士九泉之下六十年不能瞑目,它在注视后来人的行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如一把利剑,保卫着信念理想和忠诚!背叛者让民众在这里流血,为了专制再次让民主牺 牲;纪念碑烈士发出呼号,一直响彻共和国的天空;这呼声让多少愚昧者觉醒,这呼声让背叛者胆战心惊!它窃取了本属于民众的权力,用人民的名义霸道横行:军 队警察为他看家护院,以国家名义把国库掏空,国有资产流入权贵者腰包,号称主人翁的工农却仍旧贫穷!百姓上访却被截访抓捕,扼住正义的喉咙不许出声!烈士 鲜血换来的宪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公民权利从不实行;公民的人权得不到真正保证,不许人民知道历史和现实的真情!我们听到了烈士在地下哭泣,我们的理想 可有人继承?可有人还在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你可在唱国歌的歌词:起来,不愿做 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的新的长城。。。

 

共 和国在国歌声中觉醒,共和国 在国际歌声中新生。共和国要以人为本,执政者要为了民众;要用民主代替专制,以法治代替人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不能再将民主倒过来变成主民,国家管理 者必须由全国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是真正代表人民,不再是专制者的工具任其玩弄;国家要真正实行宪政,军队要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同一个世 界,同一个梦想,这普世价值深入在民心中;接受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要融进世界大家庭。

 

我们的当政者我的年轻的弟兄,这是多少烈士后代的心 声,你听了我的诉说可能接受,这些逆耳忠言你可能听?你也许会成了国家高层领导,你可真想把先烈的理想继承?你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封建式的指定不合现代 文明;你是不是具有真正的合法性,我不说你也心知肚明。我实在为你的前途命运担心,你如坐火山上不定哪天会地裂天崩!如果你想和我前辈一样为国家做些好 事,如果你想在历史上留下好名,请向烈士一样不怕自己牺牲,抛弃私利真正想想中华民族的前景:世界民主潮流不可阻挡,再不可逆潮流而动做愚蠢事情;你可敢 开放党禁报禁,重温一次前辈当年的正义呼声:我们曾如何痛驳蒋介石的一党专政,我们曾如何呼唤实行宪政;我们曾呼吁军队国家化,我们曾要求言论出版自由要 让民众出声。我们没有执政前曾向民众做出多好的承诺,重温一下承诺会令你吃惊!  

 

 

是 到了实现当年承诺的时候了,不可忘记历史是多么有情又无情!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我们是靠民心才得到执政;如果你真的失去了民心,只想靠枪杆子保卫专制可 太不聪明!只有无私者才能无畏,只想私利便进入了泥坑;瞒和骗是当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技俩,真相出现便让反动派土解瓦崩!我们可不能重演国民党的老路 啊,为了这新中国多少先烈流血牺牲!

 

听 一听不同的声音吧,这会让你清醒,唱一次国歌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不可听到不同声音 ,便将人抓捕关押,你的关押只会让更多的人觉醒;我们不要再自毁血肉筑起的长城啊,后代人不可自挖埋葬自己的墓坑!我们的国家当政者,我的弟兄,你可能和 我一同听一遍国际歌声:让思想冲破牢笼,要为真理而斗争!

 

                

  2009.8.18

 

于北京草稿征求烈士后代意见后向国家最高层领导正式发出

(图为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浮雕)

“老同志讲话”是对建国60周年最好的纪念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wangluo-08182009120034.html

【张伟国: "老同志讲话"是对建国周年最好的纪念】

2009-08-18

最近,一篇被人们认为是中共元老万里在国庆60周年前夕
的讲话在网上流传。首发这篇讲话的网络杂志《新世纪》主编张伟国认为:讲话最为深刻之处在于,指出了中共完全破坏了一个政党应有的政治伦理。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报道


《一位老同志在国庆60周年前夕的讲话》在《新世纪》网
络杂志上首发,并在网上广为流传后,北京官方中通社迅速发表批评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伪造出来的伦理》。这表明,无论这篇文章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看出文章的重大意义在于:一位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中共元老,指出了中共破坏了一个政党应有的政治伦理。

张伟国表示:从文章中得知,讲话的这位老同志,曾用一个
周末的两天时间,读完了中国作家、学者笑蜀,在上个世纪90年代编的一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张伟国说:"笑蜀编的那本《历史的先声》讲,共产党在49年执政前,《新华日报》上毛泽东、刘少奇写的那些社论,对民主都有过高调的承诺,把中国人民骗得一愣一愣的。到共产党执政了,他们就完全不提了。通过研究万里的讲话得知,他不但看到修改过的东西,还看到过原稿,当年原稿是什么样,后来怎样删改,最后怎么样全部弄掉的。这个过程,等于把整个革命的意义,把中共当初推翻国民党那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全部给颠覆掉了。"

张伟国表示,这就是这位中共元老所指出的,中共破坏了一
个政党的政治伦理:"共产党自己违反自己的承诺,然后使得整个社会伦理完全崩溃。联系到最近共产党自己的喉舌媒体《求是》杂志下面的《小康》这个刊物所做的民调结果:妓女的公信力已经超过政府官员。这不但是共产党自己完蛋,把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弄得全部崩溃掉了。这一点,共产党难辞其咎。"

张伟国说:在建国50周年前夕,已故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慎之,曾写过一篇文章《风雨苍黄50年》,对中共半个世纪的执政做了总结,"万里这篇文章,比《风雨苍黄50年》着眼点更高,影响也会更大。国庆60周年,领导人在忙着搞歌功颂德,但是真正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肯定要考虑国家的命运方向。像乌鲁木齐这样的事件不断发生,每年十多万起群体事件,这些都在促使有识之士思考体制问题。万里的文章在这个时候出来,给这样一种思考加了一把劲。我接触到国内的知识分子都奔走相告,说多少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好文章了。"

张伟国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应该看看这篇老同志
的讲话:"现在政治局不是经常组织学习吗,这个老同志的讲话是现成的嘛,甚至可以把该老同志请来,让他给大家讲一讲,这是对国庆60周年最好的纪念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的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wangluo-08172009115826.html

【张伟国解读"老同志讲话"】

2009-08-17

近来中文网络流传《一位老同志在国庆60周年前夕的讲话
》,引起强烈反响。讲话的老同志是不是万里?首发这篇讲话的网络杂志《新世纪》主编张伟国,回答了上述问题。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报道。


7月底,国内一位知名知识分子给张伟国传来一篇《一位老
同志在国庆60周年前夕的讲话》,希望在《新世纪》网络杂志上发表。张伟国读后,认为这是一篇极为重要的讲话,并通过对讲话的研究,确认讲话的这位"老同志"就是万里。张伟国说:"对照文章里讲话的口气,在字里行间透露的自己从事过那些工作和职位,以及他对问题的判断和做出的评论,我们觉得是万里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还健在的元老级别的领袖人物里,除了万里,不可能有第二个人会讲这样的话、采取这样的形式表达。"

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朱学渊等人也认为,讲话的老同
志就是万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在看了这篇讲话后,则表示"朱先生的判断,必有所本。"

中国人至今都记得文革后拨乱反正年间中国流行的一句话:
"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万里和赵紫阳当年分别在长江下游和上游,坚定地支持中国农民,举起农村改革的义旗,最终导致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公社制服的覆灭。万里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伟国指出:万里能够在国庆60周年到来之际,发表这样
一篇讲话,说明他作为老一辈共产党员,至今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深刻的洞察力。张伟国说:"中共这个体制相当恐怖,像一个吃人的机器,任何人进去了,它就把你同化掉。如果不被同化的话,就可能落得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下场。这个老同志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他进去60年了,没有被一党专政的机器同化掉,还能继续保持自己的清醒的头脑,保持了对这种体制的警惕和批判精神。这非常不容易,也是相当难得的。"

万里作为中共元老,他完全有渠道把自己的讲话送交给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他没有这样做。张伟国说:"我们看到的,是他用民间的,用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做法,直接用网络告诉社会,也告诉他的党内同志。解读他的这种做法,我感觉,至少他对原有的体制,对原有的信息传输的方法,乃至对于中南海当权者,都已经不抱有希望了。他是寄希望于人民。"

这篇被认为是万里的讲话,着重批评中共破坏了党的政治伦
理。对此,张伟国指出:"也就是说,根据他的看法,这个党已经异化,已经腐败,已经无药可救,政治伦理已经彻底毁了。他的讲话,我感觉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中共建国60周年,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的报道。

【出手不凡的万里】
万里1916年出生于山东东平贫民家
庭。1936年加入中共。1949年任南京市军管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后随刘邓大军南下,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2年任国务院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主持人民大会堂建设工程。文革期间被打倒。1975年1月出任铁道部部长,整顿铁路交通秩序,成效显著;197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支持推广小岗村包产到户,和当时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齐名,民间有"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

1980年后,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1987年极左派对改革反攻倒算的困难时刻,万里提出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对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给予了坚定的支持。1989年六四事件中,为了应对危机他结束外访提前回国但在上海被扣,此后再未公开发表过任何独立的意见。1993年3月,万里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退休。

十三大后,当时在世的开国元勋全部退出一线领导职务,以
退休或半退休状态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当一线领导意见分歧时,由他们最终定夺。 坊间称此"元老治国"。成为元老的资格一般须出生在1901年――1910年之间;入党较早,资历很老;当任过要职,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当时被称作元老的有邓小平、陈云、杨尚昆、李先念、万里、薄一波、宋任穷、王任重、习仲勋、王震、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

这些人中万里是迄今唯一健在的元老。这次老同志国庆60
年前夕谈话传出后,人们对号入座,首先想到的就是万里。这固然是他以前有身手不凡的傲人记录,也是社会对他仍然有期待。如果这个讲话果真出自万里,那也是他沉寂20年后对自己的良知和历史作出的一个交代。其实,这个谈话本身的已经是对中共60年执政作了最深刻的反省,内容远比形式更重要,谈话者不署名发表的本意就是要读者更多的关注谈话的内容!(史明/原载《动向》)
【图为万里/纪红提供】



《动向》社评:法制全面倒退的胡温之政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天天抨击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天下”。等到自己取得天下之后,共产党自身“一党专制”的“党天下”,较之国民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值得警惕的是,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前,官方和还羞羞答答、半遮半掩地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和群众的关系是什么不能分离的“鱼水关系”。可到了“胡温新政”的今天,执政党地位已经转化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本来是靠人民的才能存活的“鱼儿”,现在已经颠倒成为十多亿衣食父母不可或缺的“水”了。这才会有郑州官员逯军的实话实说,“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才会有了西藏书记张庆黎的大放厥词:“共产党才是藏民的活菩萨!”

 

更有甚者,日前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共国务委员戴秉国也公开对记者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话一传出,网上大哗,认为戴秉国的如此表态无疑说明,中共的核心利益,“第一是,保证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基本制度,以及中共高层领导集团的权利、财产、人身安全”有网友认为,这种话“ 丢中国人的脸是小事,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用一种制度来束缚中国的发展才是大事”。还有网友写道,“这是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世界强国,只要不把我们赶下台,条件随便你开,有甚么便宜随便你占!”

 

     让人忧虑的是,今天的中国,这种专门为了保护特殊利益集团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奇谈怪论,在大陆各个领域尤其是司法系统日益蔓延开来。今年两会期间,身为法盲本就没有任职资格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就提出“三个至上”,首先就是“党利益至上”。前不久,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又公开表示,“律师要听党的话,要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教育管理,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诚履行律师职责使命。”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正如网友博客所讲,吴爱英在担当司法部长职务之前,从未接触过与司法有关的专业,部长如此,司法何以堪?”如果都听党的话,制定的那些法律条文还有什么用处,要律师还有什么用处?再说,如果党错了,又该怎么办?要知道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包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些误国害民的事情,可都是党的号召党的话才干出来的,如果讲政治顾大局的话,都要跟党一股道走到黑了。另外,中共当局对公检法的控制也很有特色,一把手几乎全是不学无术、只知道大献愚忠的外行,以便为我所用。
  

正是一些律师忠于职守没有听党的话,代理了敏感案件,北京市律师协会居然拒绝给几百名律师年检,变相剥夺他们的律师资格,而一直用律师资格理性为弱势者维权的许志永,竟也遭拘捕。中共执政六十年以来,党的一元化领导表现为“朕即法律”和“以言代法”,法制遭受无情的践踏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赵执政期间,才有了较为开明的强调“党也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身的权力,不能超越法律范畴现在,中共当局不仅政治上全面倒退,法制建设也倒退到文革期间,法律本身成为“党天下”可以任意玩弄的摆设与迫害持不同政见的工具了。

 

有人说,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法律,“法律只是表面上的,事实上是共产党的意志取代了整个法律体系。”党永远要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约束。王胜俊与吴爱英的公开表态,正不打自招地说明了这一点。


(原载《动向》2009年8月号)

2009年8月16日星期日

值得引起广泛共鸣的最强音――《动向》编者和鲍彤关于一篇谈话纪录的来往书信

《动向》编者致鲍彤的信 

  鲍彤先生:

  寄上一位老同志的谈话纪录。朱学渊先生指出,这位老同志是万里。您认为是否可信?这篇文章在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前夕发表,它的意义如何?

  《动向》编者

  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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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彤覆信

  《动向》编者:

  刚刚接到你寄来的谈话记录。我一口气读完了,又迫不及待地反覆读了几遍。这篇谈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是纪念「十一」六十年的最有实际内容的好文章。

   万里委员长是值得中国人民敬重的一位长者。七十年代,是他和赵紫阳,分别在长江上下游,同时坚定地支持中国农民,举起农村改革的义旗,最终导致了毛泽东 缔造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覆灭。八十年代,是他直接继承了五四先贤们的遗志,在共产党当政的条件下,发出了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呼声。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 上,他勇敢地支持陆定一提出的建议,要求在《精神文明决议案》中删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震动了邓小平陈云思想统治下的死水一潭。在乌云正在密布的一 九八九年五月十日,在他主持下,当时的各位副委员长同心协力,作出了在六月二十日召开人大常委全体会议的决议,准备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把学生们提出的 各项重大问题,提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事日程。这些,在最近面世的《赵紫阳录音回忆》中都有记载,他推崇万里是「坚定的改革派」。万里在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改革时期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不能代替的。在我受命研究政治改革之初,万里找我谈话,指出在政治改革过程中必须有知识分子的声音。老人耳提面命, 我至今不敢或忘。但是,太惭愧了,我没有能力做到他的嘱咐,这是我的终生之恨。

   朱学渊先生说,这篇文章是万里的谈话记录。朱先生的判断,必有所本。我没有资格在文献鉴定方面发表议论。我只知道,文章的价值是内在的,不取决于作者的 姓名,而取决于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这篇记录给我最强烈的感觉,是深刻而又广泛地反思了我们这个国家走过的路程,把失误概括为六十年来三个「不了」: 「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监督不了执政党。」

   确确实实,这三个「不了」,反映?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各种社会团体,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无奈。(也许可以再加一个「不了」,掌握不了主人翁本来应该知 道的信息。)集中到一点,谈话指出:「六十年了,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追本探源,谈话者指出了「六十年不变」的 最基本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幺呢?」──我们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党不是「国家的党」;我们没 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我们没有平等的党际竞争;我们这个党至今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还没有用国家 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党库与国库之间还没有分清;在党内,还没有竞争性的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这位老人语重心长地问: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 要再等几十年?六十年不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是一种政治惯性吗?还是一种政治停滞?这位老人声明:「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 提法。这不符合事实。」他指出,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他进一步指出,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幺?那是不文明 的,是野蛮的宣传,这野蛮宣传也得治一治。

  全文 美不胜收,使我无法一一摘引。因此,我建议贵刊,以此作为纪念「十一」六十周年的重头文章刊出,用以引起全国有心人共同反思。用不?引经据典,正常的人都 懂得,国庆的意义,全不在于激情的狂欢,全在于理性的反思。一个多月之后,官方当然会隆重发表国庆六十周年的主旨文章。如果那篇官方文章能够正视这篇谈话 记录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而作出切实的而不是敷衍的回答,它就能够有资格被称为名副其实的主旨文章,值得大家欢迎。万一它只是冠冕堂皇的八股颂 词,那幺,恕我直言,历史将会证明:不是那篇美轮美奂的美文,而是这位老同志的谈话记录,才是真正值得引起十三亿同胞共思共鸣的当之无愧的中国的最强音。

  匆匆奉覆。不当之处,请《动向》的读者们不吝指正。

  鲍彤

○○九年八月六日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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