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明漢：卅五年過去，天安門的遺緒仍在

◎馬明漢（Michael Mazza）
自由時報-星期專論 202406

卅五年前，多達一百萬人走上北京街頭抗議，要求政治改革；卅五年前，坦克開進北京市中心，以極端手段粉碎了這場運動。（美聯社檔案照）

卅五年前，多達一百萬人走上北京街頭抗議，要求政治改革；卅五年前，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上豎立民主女神雕像；卅五年前，坦克開進北京市中心，以極端手段粉碎了這場運動。不只在北京，還有全中國各地的城市，成百上千的示威者在血腥鎮壓中喪生。後來，還有數千人被監禁、刑求或處決。許多人逃離中國，落腳在香港、歐洲、美國，或台灣。

天安門事件 預示未來的先兆

回顧這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我們很輕易地會以為，那段黑暗的過往已經距離我們很遙遠。畢竟，自從當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兵向手無寸鐵的同胞開火以來，卅多年來抗議活動並未在中國消失，但坦克再也沒有從掩體裡奉命出動。

然而，雖然人們可能樂見自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共產黨沒有再以它的戰爭機器對付它聲稱代表的人民，但我們也應該體認到，天安門事件並不是一個異常現象，而是預示未來的先兆。誠然，中國在過去的卅五年裡變得繁榮昌盛，許多中國人享受到在一九八○年代可能難以想像的生活品質，同時也經歷了一些相對開放的時期。但是，六月三日至四日晚間籠罩在中國上空的陰霾，從未真正消散。

一九九九年，當數以千計的法輪功學員猝然聚集在中南海周邊時，中共的反應比一九八九年平靜，但並未手軟。它徹底粉碎了中國的宗教運動，將殘餘的宗教運動人士驅趕到世界上的各個角落。那些沒有逃離中國的人，面臨羈押和酷刑。最終，中共為他們找到新的用途─或者更精確地說，為黨的醫生從他們支離破碎的軀體上強行摘取的器官，找到了新的用途。

箝制公民社會 中共手段嚴厲殘酷

二○○八年三月，就在北京夏季奧運會開幕前幾個月，西藏高原爆發主要是非暴力性的抗爭行動。在那裡，悲劇再次重演：黨的安全機器訴諸謀殺、失蹤和酷刑。之後，中國大幅增強對西藏文化、藏傳佛教和藏語的打壓力道。這種文化滅絕的惡行，迄今仍在持續進行當中。

二○○八年十二月，超過三○○名中國著名的知識份子、專家學者、活動人士和文化名人發表《零八憲章》。這份文件宣告，「帝國皇權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並呼籲「實踐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 不久，該憲章大無畏的發起人之一劉曉波遭到拘捕。他此前曾因天安門事件被軟禁，並在一九九○年代後期再次入獄。二○一○年，劉曉波成為極少數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囚徒之一；七年後，他成為首位在獄中去世的諾貝爾獎得主。

中共對《零八憲章》的回應，凸顯中國政府開始更嚴厲地箝制公民社會。自此之後，各種類型的活動人士都發現自己遭到監控、受到威脅。外國非政府組織（NGO）的運作，如今面臨嚴格限制。二○一五年，數百名人權律師和相關活動人士遭到逮捕，被迫噤聲。習近平已經對宗教活動全面開戰。

打壓藏人、維族、香港 毫不手軟

習近平的人權紀錄令人髮指。中國在新疆實施種族滅絕的指證歷歷，信而有徵。強制拘留、身心折磨、性暴力和醫學實驗的披露令人震驚，但並不令人意外。維吾爾族兒童被迫與家人分離，被安置在寄宿學校，在那裡他們不能說自己的母語，也不能從事宗教活動。強迫勞動更是無所不在。

在香港，共產黨幾乎在一夜之間消滅了這座城市的公民權利─但在此之前，數百萬港人連續好幾個月站出來，捍衛他們所珍視的自由。二○二一年，支持公民抗爭的媒體大亨黎智英由於「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被判處十三個月監禁。（他現在因為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和煽動罪名再次受審。）

天安門熊熊怒火 中共並未撲滅

黎智英被逮捕和定罪帶有悲劇性的詩意：所謂的非法集會，是為天安門事件的死難者守夜。「如果紀念那些因不公不義而死的人是一種犯罪」，黎智英在法庭上的一份聲明中寫道，「那就把這種罪行加在我身上，讓我承受這種罪行的懲罰，這樣我就可以分攤那些在六月四日為了宣揚真理、正義和善良而流血的青年男女的重擔，也分享他們的榮耀」。

這或許就是天安門事件的遺產。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那個晚上，中國共產黨向中國人民宣戰。中共以無情的效率和殘忍的暴行，發動這場迄今仍未平息的戰爭。這場戰爭的內容是凌虐、失蹤、消音、壓制和恐嚇。可是，中共並沒有撲滅卅五年前在天安門廣場上點燃的熊熊怒火。數十年來，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滿懷希望的人們持續呵護著火苗，等待着餘燼燎原的那一刻。

（作者馬明漢為2049計畫研究所資深主任，也是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的非常駐資深研究員。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六四“最后的秘密” 香港出版中共机密文件再揭权力内幕

魏安 斯影/BBC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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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3日深夜至4日凌晨， 中共下令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用武力驱赶占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造成至少数百人伤亡。

如何收拾残局和中共有关“六四”问题的决策内幕一直是中共的最高政治秘密，民间对事件真相追求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党内文件不断以各种渠道公布出来。

“六四”30周年之际，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六四”结论文档》，公布关于“六四”事件的又一批党内机密文件，展现“六四”镇压后，中共“统一思想”的过程，揭露高层权力运作的机制。

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多位中共元老在会上做了讲话或书面发言，随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西郊宾馆召开，489名中共党内元老和最高级别官员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产生的文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这是中共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对“六四”事件定下结论。

“最后的秘密”

“六四”军队开枪20天后，于6月23-24日召开的此次中央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支持邓小平的开枪决定，用中央全会的形式，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 强化 “4.26 社论”对“八九学运”的定性，并集体“学习”邓小平关于“六四”事件的数个讲话和时任总理李鹏关于撤消赵紫阳职务的报告。

数天前举行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元老讲话和高官发言以机密文件的形式发给参会官员，在会议结束时全面回收以确保对外保密。

《最后的秘密》一书收录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下发的27份文件， 共209页。包括陈云、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王震、聂荣臻、万里、彭真、胡启立、芮杏文等17名中共元老和高官口头讲话和书面表态会议记录。

邓小平5月31日和6月16日与高级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以及北京市委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和公安部长王芳的报告也在新书文件中。

这些从未公开的内部资料揭露了中共高层政治内幕。深入分析这批珍贵史料，可有助了解中共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时，身处中国最高权力小圈子的中共官员，如何主动或被迫忏悔、站队和表态，支持邓小平，批判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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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出版过程与真实性核实

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香港的政治类图书出版业几乎停滞，独立出版人面临极大政治和生存压力。

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新世纪出版社耗时数月对《最后的秘密》一书中披露的文件来源做了考证和说明， 表示本书中的文件由27份文本组成，共209页，全部来自“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两次中共高层会议，即北京市委第六届全体扩大会议和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但从文件编号缺失5份可看出，本书涵盖文件并非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的全部。目前估计，缺少中共政治局常委乔石、田纪云和姚依林的讲话。

出版人鲍朴对BBC中文说：“稿件接收时中间人和最终来源为了安全，保密身份，因此来源不能作为出版的条件。是否决定出版最重要的是看稿件的内容，材料必须经过考证和认证，确认文件的真实性。”

出版社称除了对原始图像做了少许技术处理，“没有对文本进行任何选择、删除或更改”。身份未知的中间人向出版社的编辑提供了USB数字存储装置，原始文件中文字的缺陷没有加以修复，但出版社编辑发现，这些文件已经做了一些数字处理，比如删去了文件的编号和绝密标记。

据了解，文件被中共党内姓名不详的某高级官员复制并保存了多年，所有文件通过中介人提供，“没有附加或口头传达任何解释或说明”。

但BBC中文无法独立对文件进行核实。

此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为之前面世的自传文献和其他官方文本，形成相互佐证，揭示在中共如何克服党章程序上的限制，强行罢免赵紫阳，合法化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并在开枪后统一思想，为接下来中共的权力体系布局。

本书也成为《改革历程》和《李鹏六四日记》之后，民间获得的解读中共权力幕后高层运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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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发言：“国内外敌人——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

引人注目的是，在党内资历高于邓小平的元老陈云未出席会议，以书面的形式提交两句话：“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陈云并未明确表示支持邓小平使用军队镇压的决定。

87岁的退休元帅徐向前说，学运的根本目的是“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对于如何处理“敌人”，81岁的前军人和国家副主席王震言辞最为激烈，如果“镇压反革命暴乱就此完结，我很不赞成”。似乎没说过瘾，王震又提交了一份书面讲话（王震是唯一有两份发言稿的人），细数具体措施：“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劳改、劳教一大批……戴了帽子的，劳改劳教的，一律吊销城镇户口，送到偏远地区，强制劳动。”

王震强调，“这次我们的方针是，一个不放过，一个不扩大。否则，不足以显示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

王震将赵紫阳重用或支持的改革派称为“象（注：原文）林彪那样的大小舰队”。他说这些人“控制一大批舆论工具，到处搞政治性沙龙、演讲和集会，甚至钻进党和国家的核心部门，占居重要岗位”。

王震用语强硬，接连两个四字词语和一连串并列短语描述他认为的严峻形势：“（他们）上下勾连，内外串通，长期以来进行思想的、舆论的、组织的准备和精心策划……发动利用社会上的流氓政治团伙和地主官僚、封建军阀反动阶级残余及社会渣滓，企图以动乱直至暴乱，达到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目的）。”

针对“国外敌人”，宋平说：“美国多方插手，‘美国之音’每天造谣、煽动，唯恐中国不乱。”王震逐个列出了他所认为的海外势力如何影响学运：金钱收买、思想文化渗透、派遣特务、盗窃情报、制造谣言、挑起动乱、扶植内部敌对势力等，“除了直接出兵，什么都用上了”。

被邓小平临时授命，取代赵紫阳的江泽民， 以总书记的身份发言，借着对其上任起关键作用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指责赵紫阳“采取资产阶级政客的态度”。

江泽民含糊了邓小平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向邓效忠，为自己在党内权力之路获得平衡。 他的讲话文件中表示，“邓小平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健在，一般的工作，我们绝不打扰他们， 但是遇到重大问题，我们还是可以随时向小平同志请教，听取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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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实质上已被软禁的赵紫阳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没有被安排发言（赵紫阳资料照片）。

实质上已被软禁的赵紫阳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没有被安排发言。两天的会议时间，主要请所有参加会议的党内元老和中共最高官员逐一发言，表态批判。 邓小平只在第二天出席。

据赵紫阳在其《改革历程》一书中记录，他坚持在最后进行自辩发言，发言时，与会者“面部紧张，急躁不安”。

正式表决时，据赵回忆，邓小平说，“到会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员，都有权参加表决”。 党内元老李先念接着说，“这是李鹏给大家的权利（因为李鹏是会议主持人）”。

在赵紫阳看来，这些十分“滑稽”的程序却意在“以势压人”。除赵之外，全体举手赞成。这场看似合法，但实际无视《党章》的会议，试图使中共镇压八九学运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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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认错：“舆论失控”因赵而起

《最后的秘密》涵盖的机密文件还包括因反对镇压而遭到撤职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以及主管宣传的芮杏文和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他们承认，在危机时执行了赵紫阳的指示。这暴露出党内80年代对新闻与文艺自由的不同路线。但不少“六四”研究者认为，他们的认错是迫不得已。

阎明复在讲话中说，自己在“八九”学运期间经历了从“比较清醒”到“严重模糊、矛盾重重”的过程。但5月19日戒严大会后，听了彭真、杨尚昆、李鹏、乔石的谈话，“特别是听了传达小平同志重要讲话，才又重新有了比较清醒认识”。

“八九”学运期间，5月20日北京戒严前，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争取到了极为短暂的新闻自由。在刊发党内宣传讲话的间隙，得以客观、公正地报道学运。

胡启立的讲话为此提供了事实依据。他说，“十二日，我按照紫阳同志的批示，向首都各大新闻单位主编传达了他的讲话”。他被迫承认，这次传达是“向新闻界烧了一把火”，令“错误的舆论导向”出现。

芮杏文也表示，他向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传达了赵紫阳的批示，因而“给新闻单位负责人松了绑，使新闻宣传决了口，舆论失控越来越严重，直至完全失控”。

文艺思想上，芮杏文提到赵紫阳与邓小平的不同政策。他说，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党对文艺工作要按照文艺创作规律来管，不要乱管，不要乱干涉”。而赵紫阳则认为“少管、不管”。

揭秘的意义

基于此套机密文件和其他资料，对本书做了深入史料考证的”六四“亲历者和旅美作家吴禹论接受BBC独家采访时说：“新书完整呈现了一套罕见的历史资料，揭示了中共高层运作机制。在危机时刻，正是这种机制，完全无视任何事实、意识形态、一切法律或规章制度， 而确保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掌握权力。这是中共执政的法宝。”

另一位为此书做了导言的美国政治学者黎安友评价：“本书所刊登的文件阐述了中共官方对邓小平10年改革，1989年危机以及之后党的方针的看法。 这一立场在其后三十年基本上保持不变， 并是现今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这些党内学习材料对了解和研究中国党内高层政治规则，1980年代高层严重政策分歧导致几近崩溃的困境、以及今天仍然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会。这些文件也为了解习近平治下当今共产党领导心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