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名目击天安门事件的日本人
2020年10月，日本出版了一本由“六四回顾录编辑委员会”编辑的《证言：目击天安门事件的日本人》（六四回顧録編集委員会『天安門事件を目撃した日本人たち：「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に何が起きたか』ミネルヴァ書房，2020年），收集了目击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四十四人证言。包括原日本驻华使馆馆员，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教官，日本贸易振兴会北京所所长，留学生，翻译，医生，银行，商社等日企职员，驻华媒体记者（一名美国人）。
全书分作四个部分：（1）那天，在广场目睹的；（2）在枪声与混乱中；（3）凝视事件的思考；（4）直面危机。
当時在京日本人約有四千至五千名。也有不少目击者一开始对“六四”解放军开枪屠杀学生和市民愤慨，但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利用自己流畅的中文与在华人脉优势，往返于中日之间做生意，从此缄口不言。本书记载的与日本记者同在北京饭店四楼的美国记者索尔滋伯里，镇压后对中共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在“南巡讲话”之后，又开始为中共唱颂歌。
五月的天安门广场。四十四人在“六四”过了三十年之后才敢于打破沉默，站出来证言，是因为他们大都从第一线岗位退职，实现了身份过渡，财务自由与生活重心的转移。有人在证言之后不久逝世，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真”。
当时日企和日媒大都集中在坐落于东长安街与王府井大街的交汇处，离天安门广场直线距离只有一公里，徒步十五钟以内的“北京饭店”。他们从饭店的高层客房和阳台目击了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的“六四”清场。
商社“丸红”驻华总代表中藤隆之证言，现场感觉6月3日晚至6月4日拂晓的死难者约一千人。前《洛杉矶时报社》的国际驻外记者大卫·霍利目击军队动用催泪弹和实弹强力推进清场现场，推算遇难者也是1000-1500名。（“天安门母亲”群体突破重重困难，确认的有详细身份的死难者202名，2017年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一批1989年外交档案，估计至少有一万名平民死亡，而中共颁布的数字为319人）
东京都立駒込医院的医生森武生的医院与北京肿瘤医院和上海医大合作筹备医学会议，与同事于6月3日到达北京。这天，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奉命向北京市中心挺进。紧急情况下，他泊的旅馆由王府井改到中日友好医院的宿宿舍。在宿舍周围吃早晚餐时，看到飒爽英姿背着旗帜的学生，想起六十年代末日本的安保斗争的情景。接待方告诉他们两天后的演讲和手术照常进行，于是两名日本医生还悠悠自在地喝了点绍兴酒早早就寝。
当晚到次日凌晨，森医生经历了充满恐惧与绝望的“血腥之夜”。北京上空除了激烈的枪声，坦克声和群众的呼喊之外，最密集的就是救护车凄厉的声音。6月4日凌晨医院的救护车一辆辆急促鸣笛疾驰进出，血染的红十字在风中飘扬。被送进来紧急抢救的几位腹部中弹的受伤者全身是血，瞳孔放大，一种生命骤逝的空洞与冰冷。也有人趴着窗户焦急地寻访亲人。
森医生作为外科医生立即想参与人道抢救，但因为是外国人被拒绝参与“中国内政问题”。此时森医生已经得知6月3日晚上解放军开枪镇压，据传已经有二，三十枪伤患者被确认死亡。
森医生既然帮不上忙，就赶紧撤回宿舍以便不碍事。
北京肿瘤医院接人的车来了，避开有坦克和军队的主要道路，一路上，森医生看到巷子里的鸡们昂首阔步，市民生活继续日常。森医生漠然地注视着眼前的和平景象，想起昨天平民伤亡的血淋淋的病床，仿佛两重天世界。
车到目的地，接待的中方教授满面笑容：“昨天的事件，造成今天的听讲者有所减少，但大家都非常期待您的讲座，不管怎么样，我们有自行车为武器”。
森医生整个人愣在原地，呆若木鸡。
但森医生想，可能像安保斗争，狂热卷入的也只是少部分学生和市民，大多数人在韧性地等待头顶的暴风雨过去。这大概是历史悠久的中国老百姓的坚忍的生存方式。
《读卖新闻》的记者保存了戒严部队在北京使用真枪实弹进行武力清场的最直接物证-弹头和蛋壳，成为海内外民间学者，难属和历史见证人拼凑历史真相，反驳官方“未开枪，未死人”说法的核心关键。
原驻华使馆馆员证言，日本政府对四月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北京及中国各地学生和民众的悼念活动以及迅速演变成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民主运动并不看好，认为农业大国的农民漠然无关的话，知识阶层的呼吁不会带来根本性改变。因此在运动初期盲目乐观，甚至有人认为是“乐趣不多的中国老百姓出来乘凉”。
纪念胡耀邦的学生队伍。但6月7日上午，戒严部队（据史料记载为第39集团军步兵115师某团第七连）行至建国门立交桥附近时，突然用机枪和自动步枪对两侧的外交公寓进行了密集的扫射。日本驻华大使馆人员住宅遭到枪击，日本大使中岛敏次郎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但李鹏强调，这是內政，不容干涉，中国绝不示弱。“六四”使得中岛“从民主主义的立场來看，对本国人民动用武力清场，实在太遺憾，中国人真可怜。从而对共产体制发生根本性怀疑”。
枪击事件造成外交界和在京日侨极大的恐慌。同一天，日本政府发出避难规劝，当天就有近两千名日本侨民集体撤离北京
但是日本大使馆只把握千人左右的记录，“六四”发生的初期表现出日本政府在撤離与营救“邦人”時的短板。这一事件成为日本战后危机管理体制的重大转折点，直接促进日本政府在后期改善并强化了海外邦人的保护与营救体制。
六月三日晚进入广场的解放军士兵。在撤侨最混乱的阶段，ANA（全日空航空公司）北京事务所，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向，从市内搬来打字机打印飞机票，以“超法规措施”帮助乘客安全迅速撤离混乱中的北京，无现金者，只需一张名片或在纸上记下护照号码和回国后的支付方式即可。且对邦人以及外国人一视同仁，其美谈后被人称颂。
水上勉的“六四”素描：生如蝼蚁的血肉之躯
作家水上勉第一次访华是1975年。
中国尚在文革期间。那是比他年长12岁的文坛前辈井上靖的邀请。自1957年发表《楼兰》以来，以磅礴的浪漫想象与深厚的“西域情结”闻名。从1957年到最后一次访华的1988年，访华达27次，有时一年四次，是访华次数最多的日本作家之一。
井上虽然在“西域小说”中将宏大的历史背景与苍凉的命运完美第融合，生前曾多次实地考察新疆与丝绸之路，但他只是对远古时代的戈壁沙漠，海市蜃楼，未知冒险有兴趣，据他的儿子说，父亲对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中国民众的实际生活并不关注。因此，这二十多年中国经历的一系列密集的政治运动，比如“大跃进”饿死人，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国文化人遭受的迫害，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汉维民族矛盾，毫不关注，也未留下只言片语。相反，甚至认为“毛泽东的脸上，展现了亚细亚的全部”，毛泽东逝世后，后悔自己那么多次访华却从没见过这位伟人。
日本作家、剧作家水上勉。跟随井上访华的水上，也同样享受了中国官方的高规格待遇。团长井上乘坐紅旗牌轿车一领先锋，水上等人随从在后，一路都有欢迎的鲜花和掌声。
80年代以后水上又多次访华。水上幼年被迫入禅门出家，虽然最终还俗，但禅宗的哲学和文化，都成为他一生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与精神骨架。他写过《南宋望向悲譚》，《蟋蟀》等小說，他的不少作品多被翻译成中文。
1989年4月水上访问浙江。出发前，他从日媒已经得知北京经历了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自发性民主抗议运动。此时，浙江省作为华东地区重要的政治与文化大省，爆发了仅次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抗议运动，以杭州为核心，运动迅速波及温州，宁波等多个地市。但水上只是一边访问道元禅师修行的天童山等求法圣地，一边阅读随身携带的《正法眼藏随闻记》，对浙江学运无记录。
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访问了印度。
1989年5月20日，李鹏发布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之后，日本政府对在华日本人发出了安全警告。日企和家属以及留学生开始收拾行李，处于紧张中的观望状态，机场挤满离境的外国人。
此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派遣的日本文化界代表团却逆向而行，于6月1日访问北京。团长是水上勉，副团长是该协会理事白土吾夫，团员有文艺评论家尾崎秀树，演员河原崎一郎等一行七人。出发前有人对此行异议，但“患难中见真情”是该协会一贯的方针。
水上认为自己身体吃得消，也对紧锣密鼓的访华充满信心。该团原定于6月15日回东京。一行泊北京饭店。
水上的房间在七楼的东转角，朝向既能看到宏大政治感的东长安街，又能看到有人烟气的繁华地段。
6月2日至6月3日，是“六四事件”历史进程中局势发生决定性转折的48小时。这两天里，天安门广场及周边的局势由对峙迅速走向了公开的军事镇压。刘晓波等“广场四君子”（刘晓波本人并不喜欢这个称呼）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正式绝食抗议。《证言》证实进城的便衣潜伏部队与装甲车在前往广场的途中被市民和学生发现并阻拦。6月3日冲突升级，军队开始发射催泪弹。6月3日晚间，官方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市民不要上街，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强行推进。
广场上的刘晓波。日本代表团这两天的行程和以往访华时一样，与旧交新知的作家，戏剧家等文化界见面欢谈。只是出门时，他们的专用车得绕道而慢行。6月3日这天晚上，还去“老舍茶馆” 欣赏传统评书等曲艺。井上想起与老舍的交往。1966年老舍不堪红卫兵的凌辱和迫害投湖自尽，1967年水上便发表了《蟋蟀葫芦》表达对老舍的深切怀念。
晚上八点多，代表团终于各自回房。
窗外传来枪声和呼喊声，不安与惊恐中，团员纷纷来团长房间观察局势。但接待的中方无任何消息。
水上后来在《骨壶之话》（『骨壺の話』集英社，1994年）与《心筋梗塞的前后》（『心筋梗塞の前後』文藝春秋，1997年）中，根据手记与回忆证言清场的佛晓，从饭店七楼的房间稍稍掀開窗帘，以及在阳台亲眼目睹了“不属于人世的地狱景象。”
坦克正在挺进，大量的市民和学生涌上街头，试图阻拦军队的推进，年轻人与对峙的军队呼喊。戒严部队向空鸣枪示警，发射催泪弹和高音爆震弹试图驱散人群。公交车被当作路障纵火焚烧，试图通过火光与车体构筑防线，延缓坦克和军车的推进。集体逮捕。深夜里机关枪的射击声。一波波翻涌的浓烟。搬运受伤者的景象。坦克仍在挺进。像蜘蛛的幼虫般四散又围拢聚集的年轻男女。枪声不断。中弹者与受伤者。满身鲜血的女子抱着满身鲜血的男子。
这一年，水上刚满七十岁。作为访华团长的责任以及连日疲惫，目睹武力清场造成平民死亡的震惊，此时他感到自己“即使突然猝死也毫不奇怪”。
水上继续记载：
“五日清晨，天气晴朗。我看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慢吞吞地走上有坦克警戒的长安街。他把上衣挂在行人道的树枝上，赤裸着上身，悠然地开始打太极拳。
美丽的朝阳自东方天空照耀着长安街。当然，由于已经颁布了戒严令，街道上既没有骑自行车的人，也没有行人。
在一片幽静的晨雾中，一位老人缓慢地活动着身体。而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发生过血淋淋的大骚乱，公交车的残骸里还冒着黑烟。然而，那位老人，以及照映在周围树木上的晨光阴影，却显得异常安详和宁静。树木上晨光的阴影，此刻显得异常的安详与宁静。
我不禁倒抽一口气，感到几乎窒息般的震撼。
不知为什么，在長期睡眠不足的状态下，我竟会一大早便泪流不止呢？彷彿身体里所有的水分全都湧向双眼，泪水沾湿了我的脸颊，最后全部流进嘴角。
我並非因为觉得人与人彼此相争，不如安安靜靜地打太极拳來得美丽。只是无论如何，能看到人还活着，平静地过着应有的日常生活，这，令我感到欣慰。而照在那位老人背上朝阳的一道红光，更令我觉得近乎神圣。
毕竟，那是死了許多人的前一夜。这座城市里，活着的人大概也仍像死去一般沉沉睡著；然而，那位老人却走到街上，靜靜地开始打太极拳。尽管我无从窺知他当時的心境，但望著他那沉默的背影，我心中竟湧起一中‘终于见到了应见之人’的喜悦。
而我正是因此而哭泣的。
六月四日后进驻北京城区的解放军士兵。如今再回想起來，我甚至觉得，那彷彿是自己瀕死体验中的一幕幻视。”
水上的“应见到之人”，大约是他心目中深爱的中国，应当见到的民众生活的日常，悠久历史中禅哲式真实得道，身心放下的得道之人。
代表团在震惊与恐惧中被足足困在饭店三天。
“六日清晨，我还在为那样的景象流泪时，早餐前，中国对外协会的人忽然來了，通知我们必须转移。沿途戒备之森严，自不待言。到处都停着坦克，顶部舱盖探出士兵的钢头盔，并架设着似乎随时都能开火的高射机关枪”。
6月6日，一行的飞机起飞，降落东京时间上已经是6月7日未明时分。但不是成田机场，而是羽田机场。
一下飞机，就被记者群包围。
水上回到世田谷的家中，向家人讲述了在北京的经历时，“絲毫沒还有感覺到死神逼近的气息”
他吃了一小碟泡黄瓜，喝了点啤酒就寝。但天安门的枪声和混乱，市民用平板三轮车，户板或担架，源源不断地运送血淋淋的伤者和死者，刻印在他的脑内。极度的悲伤和身心俱劳，彻底击垮了他，导致当晚心筋梗塞突发，险些丧命，经过急救，仍然心肌有三分之二坏死。
上述的两部纪实自传作品是住院和康复期中，用极为克制且痛苦的笔，将这段北京清场的核心现场历史见证记录下来。
水上同时是一位画家。他不管去哪里，都随身带着几样东西：双筒望远镜，素描写生本和画笔。这使得他能够从窗帘的一角和阳台观察外部局势，并迅速记录和素描。
他生前留下了十五幅“六四”历史现场记录画。
逃过死亡劫难后的第十天，经过医生的同意，水上就在病床上一笔一画用心描绘。现存的作品，是在北京画的素描的基础上，用竹纸重新创作。竹纸在日本传统上属于和纸的一种，呈自然的淡黄色-水上曾致力于复兴竹纸制作。
这些记录画，由他的长女蕗子保存2019年，曾向媒体公开过。
笔者曾询问水上在家乡福井县大饭町设立的综合文学馆“若州一滴文库”的工作人员，据答蕗子打算全部寄赠这批画作，但整理和公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证言》作者之一的媒体人加藤千洋见到了这些见证画：
大约B3（36 公分 × 51 公分）尺寸，上了色彩，余白为文字记载。素描有塔克，装甲车，燃烧的公交车，民众用三轮平板车抢运浑身是血的受伤者。此外素描画还有无数小黑点的聚组的人群。“就像蝼蚁一般”。
水上在两本自传里也记载了天安门清场和枪响时人群陷入极度惊恐，四散逃命的场景：
“ 凌晨四点多，接连传来接连传来小规模的枪声。长安街一片骚动。在交叉路口被用作路障的三辆似乎二手车的公交车，正在燃烧的一辆四个轮胎突然爆炸，声音如同四颗炸弹同时爆炸。人群中传来掌声，景象非常奇特。不久，从广场方向传来装甲车的履带碾压路面的轰鸣声。市民，學生仿佛被一脚踢散般，躲入小路或建築物，树木丛的阴影遮掩中。从饭店七楼用双筒望远镜俯瞰，穿着衬衫的青年，女性等人手牵手地奔散逃命时，如同蝼蚁”。
水上一生热爱自然，曾出版过以虫类为主题的随笔散文集《虫之宴》（『蟲の宴』集英社，1982年）及《虫之生命里》（『虫のいのちにも』大和出版，1984年）。这些作品，表现了他对蝼蚁等微小生命的深切悲悯与人生哲学的思考。
在庞大的政治钢铁巨兽面前，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生如蝼蚁的普通个体，展现出的蚍蜉撼树的勇敢，用血肉之躯在历史的墓碑上铭刻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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