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虞乐仲 虞乐仲 2026年6月17日
我从未真正喜欢过韩寒。
在十几年前的短暂火爆之后，如今的韩寒已经沉寂了。
这是早就在我预料中的事情。
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缺少深厚的文化素养和生活阅历，游戏注定玩不久。
2011年前后，他的短暂爆红，实在与严肃文学没有多大关系。
要不是2020年春天的新冠疫情，中国严肃文学作家群体早就被大众遗忘二十年了。
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便淡化了，中国文学迅速进入了解冻时代。
因为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反思，有太多的情感需要诉说，文学成了很多人的寄托。1980年代，中文系是大学里最热门的专业。那十几年，作家们文思汹涌，创作热情高涨。
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反思十年文革，古华在《芙蓉镇》中控诉极左路线，蒋子龙在《乔厂长上任记》里展望经济改革......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有钱有闲的中国人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和娱乐热情，逐渐把严肃文学挤到了时代的边缘。
2000年，中国逐渐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严肃文学便形同死亡了。写作越来越沦为码字，作家成了写手。互联网降低了写作的门槛，却毁掉了文学的严肃性。
这十几年来，所谓的“文学爱好者”，在网络上消费的，尽是廉价的爱情故事、职场争斗、玄幻小说。
我敢毫不夸张地说，2009年前后，正是严肃文学作家和读者的集体消亡，才给了韩寒机会。
当作家们普遍早已放弃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和追问的时候，韩寒这个年轻人跳出来，写几句常识性的批判话语，摆一摆反叛姿态，就迅速征服了广大网民。
作为一个短暂的流行符号，韩寒是大众文化时代来临，中国人的阅读走向肤浅的重要表征。
直到2020年春天，武汉疫情爆发，告别文学已经二十几年的大多数中国人才猛然知道，中国原来还有一个作家叫方方。很多人甚至误认为，她是靠武汉日记出名的。
方方从小众的文学圈走向大众社会，并没有带来严肃文学的复兴，却唤醒了中国网民对作家和知识分子群体道义担当和社会责任的期许，以至于一年多之后的西安封城期间，很多人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住在西安的贾平凹，纷纷指责他没有写出《西安日记》......指责他的声音，绝大多数来自热衷于批判现实的右派自由主义阵营。
他们对贾平凹的指责，实则暴露了自己的肤浅。一群真正理解自由真谛的国民，不会在道德上对别人提出超越底线的要求。你可以做一个勇敢的人，但你无权要求别人和你一样勇敢。你可以做一个高尚的人，但你无权要求别人和你一样高尚。
动辄用高大上的道德绑架别人，原本一直被认为是左派才会患上的“精神病”。不是吗？每次中国哪里有灾情，左派粉红总喜欢挥舞道德利剑，瞄准各大明星：“你一年赚那么多钱，为什么不给受灾群众捐点款？”
通过这几年人们对莫言的苛求，我们不难看出，在右派中，很多人患有同样的“精神病”。他们动辄指责莫言：“你是大作家，你是知识分子，你为何不勇敢？”
这让我深刻体悟到，中国严重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右派，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自由主义。很多人选择了与体制对立的右派立场，却从未认真领会和吃透“自由”的真谛。他们肚子里空怀的，只是对现实的一腔不满。
假如在当下中国进行一场社会实验，无论是把权力交给左派网民，还是交给右派网民，从两个阵营的脑子里打印出来的社会设计图纸，几乎不会存在多大的差异。因为左右派的差别，仅仅在于作为立场的屁股，而不是作为思维的大脑。
现代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一再强调“容忍比自由更加重要”。若让这两群动不动用道德苛责和绑架别人的人，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我很难相信，那里会有真正的自由。
对于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批评群体，但是，不要轻易把剑锋指向个体。普通老百姓可以对知识分子寄予高于常人的道义期许，但作为知识分子个体，只要他们恪守不作恶的底线，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选择懦弱和沉默的权利。
知识分子个体的沉默，与其说是一种罪恶，不如说是一种遗憾。对于他们的懦弱，人们所能做的，仅仅只能是表示遗憾，绝无权利指责。
有些人热衷于指责知识分子懦弱，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勇敢。正如很多人当年盛赞韩寒无畏，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反抗。
写公众号六年来，不时有人对我说：“老虞，你的文章勇敢正义，有独到见解，有思想深度。”
我说：“谢谢夸奖！你转发到朋友圈扩大传播啊。”
他们马上摇摇头表示：“不敢不敢，我担心转发到朋友圈，别人看到，会对我有看法。”
听得我只能暗自在内心感到可悲：“我都敢写了，你们却不敢转发，你们配得上我的勇敢吗？”
推动社会进步，绝非仅仅属于知识分子的责任。
附：
没有公知这根搅屎棍，社会将陷入精神的冬眠
原创 虞乐仲 虞乐仲 2024年9月15日
哪怕是在号称“最多元”和“最包容”的欧美国家，公知（公共知识分子）也时常被公众和政府骂为“搅屎棍”，只因他们发出一声又一声的惊叫，屡屡打破观念世界的平衡与静止。
对公知的批评最为激烈的莫过于著名思想家哈耶克：“这些家伙总喜欢故作高深，实则兜售观念的高手。”
这还不够，他接着咬牙切齿地骂道：”听到一些道听途说的知识之后，这帮家伙便到处唧唧歪歪，让人烦不胜烦。”
美国著名法律学者波斯纳对公知的批评更加刻薄。
他毫不客气地警告美国社会的公知们：“你们这些家伙们不要自作聪明，轻易超出自己本专业，对公共问题随便发表见解。”
没有人把身兼美国联邦法院法官的波斯纳教授貌似严厉的警告当一回事。
在欧美大学，优秀的文科教授，仍然热衷于当公知，用优雅的文体，为大众媒体写作。
不时出现在聚光灯下，激情飞扬地参与公共讨论，几乎是所有文科教授共同的梦想，尽管他们经常故作矜持地表示：“我最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
欧美文科学者的文章大都文笔优美、逻辑严谨，叙事流畅，结构精妙。唯有接受优质文科教育的长期熏陶，才能具备这样的才能。
让我有点想笑的是，哈耶克自己后来竟然也成了公知。
随着学问和研究的深入，他终于意识到，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对于一个社会健康而言，是如此的不可或缺，以至于数年之后，他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公知队伍，并和文学家萨义德、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一道，成了公共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和公共写作最亮丽的风景。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公众普遍存在两个严重的认识误区。
一是坚持认为，指出社会存在问题的公知，必须同时提供解决问题的药方，否则就是耍嘴皮子，空谈误国。
二是死活咬定，公知的观点必须正确，否则就是误国误民。
在理解公知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清楚，对于公共问题的判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基于常识的判断，一般由公共知识分子提供。
一种是基于专业的判断，由专业知识分子提供。
对于社会健康而言，两种判断均不可或缺。
与活在大众传媒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一样，专业知识分子活在专业期刊，除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他们写的论文，外行几乎不会主动去阅读，很难产生大的社会影响。
公共知识分子主要通过媒体写作与公众保持接触。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力远超专业知识分子。
与专业知识分子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就像是指出你的气色不好，可能有病，那是基于常识的判断。
他们善于及时发现问题并影响舆论，但是，他们未必能解决问题。生了病应该如何治疗，需要诉诸于专业知识分子提供的专业判断。
然而，公共知识分子如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大妈、大婶、大伯、大叔。哪一天你气色不好，他们总是最早发现。
正是他们基于生活常识，主动提醒你，你身体可能不大健康，你才会考虑该不该去医院看医生，寻求专业诊断。
基于常识的判断为社会提供了及时的预警。其意义在于，通过制造舆论，提醒行政部门和社会大众，哪些地方可能出了问题，并把危机感传导给决策着和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分子：“请你们注意问题所在，做出专业判断，提出解决对策。”
要求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一定正确，则更是蛮狠无理，尽管公知们的判断，经常貌似煞有介事，实则漏洞百出。
正如大妈、大婶、大伯、大叔们基于常识的判断时常不够准确一样，你气色不好，只是因为昨晚没有睡好，你的身体其实非常健康。
然而，正是因为有这些人时刻在身边关心你，哪天你的身体真的出了问题，才不至于拖到病入膏肓了，才想到要去医院看医生。真到那个时候，恐怕医学提供的专业治疗也回天无力，你只能坐以待毙了。
我们应该谨记一点，公共知识分子的本体价值，不在于提供正确的答案，而是通过不断发出追问的声音，使整个社会不停止思考，并在自省中良性发展。
读书人对公共问题的广泛参与与热烈讨论，是一个社会肌体和精神健康的重要表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面对美国院校过度深陷专业化的泥沼，导致公共精神萎靡不振的问题，社会学家让.雅阁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他指出，对于一个急速发展的社会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更加容易让社会陷入危机的，绝非公共知识分子的论断不够正确，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逐渐消失。
每次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环顾我周围的教授学者。
是的，是过度的专业化导致教授们普遍把关注点落在了本领域，对公共问题普遍缺乏热情和思考。
专业化制造的职称等级，进一步驯服了知识分子，使他们越来越屈从于金钱诱惑和行政逻辑，只顾专业研究而放弃公共情怀，甚至不惜以“埋首书斋，专攻学术”来掩饰道义上的麻痹和懦弱。
在大学任教那些年，我眼睁睁地看着大学生一届比一届更不愿意读书和思考。
除了关心一米之内的个人利益、成绩、就业，他们的精神视野无法超越个人工作和生活，不知道人文精神教育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对广阔的知识世界缺乏好奇心。
比公共知识分子有可能提出错误的观点，更加值得忧虑的是，由于公知这个观念世界的捣乱者，及其所引爆的公共讨论的长期缺席，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将越来越陷入精神的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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