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4-1
【按：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博明表示：中共是所有对手背后的金主，打赢伊朗中共就难受，他认为欧洲和中东的战争全被对手串在一根绳上，北京才是背后的金主老大。只要委内瑞拉民主化、伊朗被拔牙去爪牙、乌克兰保持主权，就等于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记重拳。打赢这几仗中共就会非常难受，绝不能让伊朗打完仗后掐住霍尔木兹、掌控全球能源命脉。這個脈絡，也需要梳理。】
一、川普轟炸伊朗之後，台海罕見「空窗期」
BBC 2026年3月13日報道：
根據台灣國防部每日公布的數據，自2026年2月27日（最後一次偵測到8架次中共軍機）之後，中共解放軍（PLA）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ADIZ）及周遭空域的活動大幅減少，甚至出現連續多天「零偵測」的罕見現象，引發廣泛關注。
外界關注，由於此現象發生時機正值中共全國「兩會」（3月期間）、美以聯軍對伊朗軍事行動後，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預定3月底訪中前夕，因此，解放軍軍機這幾天在台海空域短暫但不尋常的「清零」現象。
二、余茂春 冲击与清洗：美国军事优势如何瓦解中国战争机器
中国武器发展的现代轨迹，如果不认识到一个反复出现的规律，就无法真正理解：解放军的每一次重大跃升，几乎都由美国军事优势的决定性展示所带来的冲击而触发。
从海湾战争到近年来涉及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冲突，美国在战场上的压倒性优势一再暴露出中国军工体系的系统性弱点，迫使其经历一轮又一轮仓促的现代化、内部危机以及政治清洗。
这种模式不仅反映了战略竞争，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体制内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
从根本上讲，中共长期将美国视为其主要对手。从毛泽东关于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到习近平强调"大国竞争"以及在各个层面对美国全球地位进行系统性削弱，党的战略使命始终围绕着超越乃至取代美国力量展开。
然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非稳步推进、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而更多是由美军不断的绝对性军事胜利所产生的冲击来推动。1991年海湾战争使北京极为震惊，认识到精确打击、隐身技术和网络化作战的决定性作用；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以及2001年的EP-3事件，则进一步凸显了解放军的被动性和脆弱性，促使其加速在航空航天、网络空间和反介入能力方面的全面投入。
每一次事件都印证了一个规律：中国的进步并非源于持续的内部创新，而是对美国军事胜利的被动反应。
然而，这些努力始终受到体制性弱点的制约。首先，中共难以产生真正的创新，严重依赖逆向工程和窃取外国技术。其次，即便获得设计原图，中国在复制所需的工程精度和材料科学方面往往难以达到稳定性能的要求。第三，原本旨在加速发展的军民融合，反而在国防领域滋生了惊人的腐败与低效，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解放军武器质量与可靠性备受质疑。最后，一个建立在宣传之上的政治体系助长了夸大其词和自我欺骗，使真实武器系统的缺陷在实战环境中才能暴露出来。
正是在实际部署中，这些缺陷变得无可否认。在近期涉及委内瑞拉和伊朗的行动中，中国提供的防空网络、雷达系统和导弹平台在面对美国先进的隐身与电子战能力时，多次表现失常。
那些被宣传为能够探测或威慑高端威胁的系统，在压力下证明效果有限甚至完全无效。这些失败不仅削弱了具体装备的可信度，也暴露出中国宣传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
中共的回应并非透明，而是内部震荡。与其反思结构性问题，最高决策人选择在军队高层和国防科研体系中展开大规模清洗。
自一月初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几近完美的军事行动之后，大量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消失"，包括最高层级的指挥人物。出席重大政治会议的军队领袖人数大幅减少——三月初"两会"期间，26名上将中仅有6人能公开现身，显示出军队内部极其严重的动荡。在中央军委6名军方成员中，已有4人（占三分之二）在近几个月内被清洗。
清洗还蔓延至中国武器研发体系的科研与工业核心。
自一月美国在委内瑞拉行动以来，与航母建造、先进战机设计、雷达系统、防空导弹及战略武器等重大项目相关的关键人物，纷纷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或被剥夺地位。其中包括歼-10与歼-20等先进战机的主要设计师杨伟，解放军首席雷达与反隐身专家吴曼青，防空导弹领域高级专家魏一寅，以及先进核武器设计的重要人物赵向庚。这些人都是中国国防创新体系中的关键人物。类似情况还有数十起。
这些突如其来的"消失"并非孤立事件，而更像是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技术领导层的一次系统性拆解。
与此同时，国防工业领域也出现了高调的司法案件。上周三，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AVIC）董事长谭瑞松因腐败与渎职被判处死刑。该集团是中国大多数作战飞机的主要生产者。这一案件凸显了政治与经济刺激下的双轨体制如何扭曲武器研发过程，削弱其效率与可靠性。
此外，一些关键科研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也接连离奇死亡。在高超音速武器与先进空气动力学等中国新一代武器的核心领域，仍在工作旺盛年纪的科学家近期突然去世。其中包括中国两位最重要的高超音速武器研究专家——68岁的方岱宁和57岁的严红。他们死亡原因的不透明发表，引发了外界猜测，也凸显出中国国防科研体系中高度封闭且高压的环境。
这些发展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共体制无法公开承认失败。当缺陷暴露——尤其是在与美国军力对比的压力下——其反应不是制度改革，而是将责任归咎于个人。这就形成了一个以政治清洗取代技术改革的循环。
其后果极为深远。通过清除经验丰富的军事领袖和武器科学家，体系自身的学习与改进能力被严重削弱。同时，恐惧氛围压制了真实报告与批判性分析，反而强化了最初导致失败的夸大与低效的现象，使创新变得更危险，因为讲真话反而比犯错更具风险。
归根结底，美国的军事胜利对中国武器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们作为催化剂，迫使中国加速现代化并扩展能力；另一方面，它们又充当压力测试，暴露出一个重控制而轻能力的体系的结构性弱点。每一次对抗不仅扩大技术差距，也引发中国军队与科研体系内部的不稳定。
最终形成一种悖论：中共渴望与美国竞争，推动其不断追求更雄心勃勃的军事项目；但正是这个动员一切、好大喜功的体制，也限制了其成功的几率。缺乏透明评估、真实创新与制度韧性，使得进步始终不均衡且脆弱。
从这个意义上看，美中竞争不仅是武器的较量，更是制度的较量。美国受益于一种容忍失败、以失败推动进步的模式，使其能够不断适应与改进；而中国的体制则将失败转化为政治危机。
只要这种情况持续存在，每一次美国军事优势的展示，不仅会在外部挑战中国，也会在内部动摇其稳定，从而加深它试图弥合的差距。
三、鄧小平望海有點晚
北京亂了營。外長防长皆失踪，經濟熄火，青年失業嚴重，美中全面對決，北戴河元老們焦急萬分，但是我看這些問題，都歸結為一個問題：打不打台灣！
習近平明白，拿不下台灣，他就歇菜；而外事口、軍方衡度情勢，斷然沒有決勝的把握，這軍方，首先就是火箭軍嘛，拿台灣，海軍陸軍都是第二位的，習性急也有道理，經濟下行了，中國實力開始疲軟，強國快成明日黃花，不只爭朝夕就全黃了！然而這一切的前因後果，還得從鄧小平說起，要說晚了一步，從他那會兒就稍遲了點。
當代中國，一切都是彎道超車，你說打仗、征服、軍事的事兒，也能彎道嗎？火箭井蓋打不開咋辦？司令員為此自殺嗎？核潛艇機械失靈、缺氧咋辦？雖然如同我在《海慟》的序言裡說的，「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西典，這回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此後經過二十年瘋狂海軍擴張，截至2022年共装备各类舰艇837艘，总排水量约265.36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海軍，其中战斗舰艇493艘、航空母舰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舰）、驱逐舰43艘、护卫舰93艘、导弹艇81艘、两栖舰艇169艘、常规动力潜艇61艘、核潜艇18艘，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駛入太平洋。」這就像「大煉鋼鐵」那會兒一樣，沒用！
海牙法庭裁決中國對南海沒有主權。"千年孤獨之後的黃河，終於看到了蔚藍色的大海。"這是《河殤》解說詞的最後一句，我至今可以感覺到它的滾燙。然而大海並沒有邀請黃河。"黃河來到了偉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二十九年前《河殤》就預言了這痛苦，如今成了互聯網上愛國憤青們的咆哮，讓我覺得很荒誕。
八十年代只有少數知識精英"崇洋媚外"，大部分成年人還在黃土地上睡眼惺忪，而年青人則哇哇叫地往海外、往沿海城市蜂擁而去，雖然鄧小平戰戰兢兢只敢開放一個深圳。那時候，趙紫陽在想海外來料加工、胡耀邦在想中國人能不能從吃谷物改成吃牛奶肉類、鄧小平則總在琢磨陳雲又會使什麽陰招兒。他們都絕對沒有關於航空母艦、南沙築島和"九段線"的想象力。那時中國只有"西洋幻想"而尚無海洋欲望，民間只湧動著一股掙脫封閉、無知、內陸的激情。
費正清寫《劍橋中國近代史》提到：不知為什麽，當海上已經出現了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後，整個中國政府的注意力，財政、軍備，重點還在對付西北──那時西北正在發生太平天國後期所引起的捻軍和"回亂"。中國政府的主要力量還在西北，沒有海軍，也沒有真正懂得海戰的人。高陽的小說《紅頂商人》也說，左宗棠率軍征西，清朝政府都沒有錢給他，他是靠胡雪巖去向西方人借銀子。中國當時有內陸的麻煩和壓力，一直沒有處理好海上來的問題。
鄧小平的"回亂"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大清還沒找到"海洋"的感覺就垮了，鄧小平的政權卻存活下來，是靠屠殺學生娃娃而沒垮掉。所以當時中南海哪有心情做海洋夢？這不僅讓中國的"海洋欲望"晚了三十年，也叫這個政權受了釜底抽薪的戟傷。改革變成維穩。激情早已糜爛。
大一統欲望的延長
"六四"合法性危機，使北京喪失了對邊陲的凝聚力，也引發了"邊陲對中心的恐懼癥"。疆藏兩地抵死（自焚、武力）抗爭；香港人則從疆藏的今天，看到了他們的明天，懼怕有一天港澳"中國內地化"；香港的淪陷，又激出台灣抵制"服貿協議"的"太陽花"學運，讓國民黨丟了江山。繼而，東南亞和環太平洋周邊的國家，也感染了中國邊陲的恐懼癥——這恰是"中國崛起"的本質：中國不僅不會"分裂"，這個壞制度得勢了還要開疆辟土，對外擴張，於是東海南海從此不靖。
毛澤東一生沒有"統一"中國，此所以鄧小平高度重視"回收香港"，並視其為一生最大滿足，但他還是飲恨台灣。這漸漸慣出中共的一種"領袖情結"，誰上台都要以完成"統一大業"為最高業績；又則，"統一大業"也是這個政權代價最便宜的合法性補充劑，因為被"民族主義"馴化的老百姓最吃這一套，馬克思已經不靈光了。
以壞制度統合邊疆、民族地區，是近年來中共的成功經驗，因為它無須以老百姓感受為準，而是以試煉體制壓制社會的"馬基雅維利式"技術為準——今天我們看到，在其徹底控制下的新疆維族已近絕望，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被拖成一盤死棋，藏族也看不到其他出路；香港人因特殊地緣而在無操作性的"獨與不獨"之間掙紮；北京唯有對鞭長莫及的台灣極盡訕笑。中國其實沒有什麽"海洋戰略"，它只是搞定了四個邊陲，心里說何不索性去南海撒潑？
《河殤》當年沒說，黃河其實沒有流到出海口，就幹凅了。
造島：內陸型思維來到海洋
南海唯一的誘惑是石油。八九年鄧小平殺了人就說："必須把經濟搞上去"，於是將中國轉換成一座"世界工廠"，近二十多年"掠奪式"的耗竭型發展，搞得資源匱乏非常嚴重，必須到海外去搶了。一個海洋地質學家大聲疾呼："鄧小平的海洋政策就是把近海守住，韜光養晦，不與人爭利。但現在不行了，中國的石油有一多半都從國外運來，貿易也要依靠外國市場，如果再不爭取海上利益就會為人所制。"這是六四屠殺的邏輯後果。
可是南海既無島嶼，更無土地，如何說它"自古屬我"？中國喜好搬出歷史來證明領土歸屬，乃是一種標準的內陸性思維，因為華夏漢族兩千年來，便是從北方幹旱的黃河流域，漸次墾殖到潮濕的長江、嶺南、雲貴地區來的，這種文化是離了土地就心虛的，腳下無寸土甚至不敢強詞奪理，哪里像橫行大洋的海盜，搶到你家門口也理直氣壯。
所以中國南海造島，立馬勾起我的一個回憶：當年在山東煙台，我坐上一條小船，劃過蓬萊水城的拱門，一看到黃海就想：為什麽島國的倭寇可以渡海來打明朝，而中國人只能守在海邊，連想都沒想過要去日本看看究竟？為什麽歐洲的海軍炮艦可以全球遊蕩，而中國的戚繼光只知道把長城修到海邊來？
西方人分析，南海造島是一個"維護國家面子、但缺乏戰略邏輯作支撐"的政策，因為即使中國把整個南海變成它的內湖，也確保不了從太平洋一直通向印度洋、波斯灣的各條海上通道的安全，而投資研發新導彈對付美國航空母艦，對於解決中國的潛在安全難題作用不大，反而無端引發美國的對抗。
可是中國的想象力只有島，只要在海上堆土，心里就踏實了。中國並沒有從大陸運載沙土石料去填南海，而是跟德國合作建造了一艘大型自航絞吸挖泥船"天鯨"號，以"吹填法"，采用南沙礁盤周圍大量的海砂造島，但依然造價不菲，據《金融時報》報道，以永暑礁為例，工程總造價約為736億元，連國人都驚呼：這哪是造島，分明是造大陸。這造價是個什麽概念？就算折價美元一百億，恰是美國地產大亨川普的身價——這爺們只值南海一個人造島。
政權保衛戰契合海洋戰略
對中國新的全球戰略"一帶一路"，西方分析家蠻讚成"一路"而批評"一帶"（海上絲綢之路），說中國計劃在中亞地區開發一條通向歐洲和中東的新"絲綢之路"，可以替代過度依賴脆弱海上航線的"一帶"——其實"一路"穿過社會秩序徹底瓦解的戰亂中東，恐怕更"脆弱"。
不過這是中國人的business，不管洋人痛癢；只是西方分析家看不懂，中南海在南海怎麽玩，都不會輸掉什麽。如今大多數人已經淡忘，中國興起的後八九民族主義，直接跟太平洋有關，眼下遭遇"南海危機"，可以說早在預設之中。
九十年代初，人們預測歐洲已經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東亞崛起，將是下個世紀高度發展的地區。1993年鄧小平說了一句話"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指前蘇聯垮掉了，中國沒有北方威脅，可以走向太平洋了，當時中國出現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天時地利對我們有利"、"走向大洋練兵"、組建遠洋海軍，向俄國買航空母艦，等等。
誰知中國面向海洋最先遇到的是"第一島鏈"，其中台灣島扼其咽喉；再往東又有第二島鏈，從日本群島向南鏈接印尼群島，封住了關於太平洋的一切。我們不妨以此來解釋近兩個十年里在東亞和兩岸發生的所有摩擦，諸如台海"導彈危機"、"釣魚島"紛爭、東海防控識別區、美國"圍堵戰略"、中國反日狂潮等等。然而壞事變好事，這也給中共創造了一種極好的外部環境，它對此的投資極具"戰略眼光"，將老百姓引向太平洋上最靠近的兩個島國，盡力釀造仇外情緒，馴化大眾的狂熱民族主義，恰好可以轉移他們對內部腐敗、專橫、不人道的憤怒，因為一個沒有聲音的族群是深仇大恨的。這里還有一層歷史鋪墊：新中國對太平洋只有痛苦記憶，毛澤東1950年派兵攻打台灣而全軍覆沒；蔣介石從台灣派飛機深入大陸，據說是激怒毛澤東搞"大煉鋼鐵"要造航母的誘因。情緒化常常是歷史的真正奧秘。
從文化角度描述這幅景觀，比政治、國際關系角度更準確。"反太平洋狂潮"（涵蓋反日、反台獨）及其伴隨的中文語境中的單向口水戰，極致是所謂"情節雷人台詞低俗的抗日神劇"大行其道，被網友用"四化"形容：戰爭遊戲化、我軍偶像化、友軍懦夫化、日偽白癡化——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里，人性受到某種禁錮，社會人格的發展就被限制在一定的宣泄區域，如逞口舌之快，又借互聯網獲得長足發展 ，泛濫無度，以此解釋中國人靠低俗、下流過嘴癮靡然成風，再恰當不過。這絕非僅僅"文化商業化"而已，背後須有制度化的政策和財力支持。
海牙一裁定，網上出了一個段子：中南海決心打大仗，是不必懷疑的，現在的問題是：一、戰場選在橫店還是中山影視城？二、戰役任務到底交給八一廠還是華誼兄弟？三、前敵指揮選馮小剛還是張藝謀？四、還用不用抗戰神劇名角、嫖娼被抓的黃海波？反正中國只贏不輸。
長程歷史的陰影
南海危機，說到底就是海洋和內陸的問題。
歷史學家余英時曾提出他的一個觀察，認為中國的歷史是從西北，從內陸亞細亞逐漸向海洋推移的一個過程。最初從漢代帝國唐代帝國所遇到的敵人，都是來自西北的，到唐以後，遼、金、元都是從東北西北，都是從不靠海的內陸開始，這是一個壓力，是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壓力，不斷地把漢民族從黃河流域推到長江流域，從長江流域逐漸向海洋發展。余英時說這是一個從內陸來的政治壓力，一個代表西北的文化。中國的發展是從西邊向東邊，然後從北邊到南邊，慢慢地越來越接近海洋，這種發展一直沒中斷，但是遭遇到西北力量的影響時就有轉折。
他舉例，第一個轉折就是蒙古人的入侵。永樂的心里想的依然是蒙古人，明朝對大知識分子的侮辱不是中國的制度，自漢唐以來對宰相、三公九卿是非常尊重的，何以有後來這些嚴酷的制度，當然是從內陸民族帶來的，最早是金人，後來是蒙古人，然後是明朝人繼承下來。但到明朝，向海外發展已經很大了，永樂有鄭和下西洋，西方人研究文藝覆興的，研究航海歷史的，都承認中國可以向西發展，它何以沒發展？主要是政治原因，永樂的宮廷政治不允許這樣的海外發展。由於滿清王朝比後期的明代帶著更濃厚的內陸取向，海洋中國的發展在十七、十八世紀受到了嚴重的政治阻擾。余英時總結：
『我覺得海洋和內陸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政治是被內陸所左右的，經濟文化是慢慢向海洋發展的，所以政治與文化，經濟與文化有一種沖突，不是合一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這個沖突可以說一直延續到今天，我甚至可以說包括共產黨。它真正的基地是陜北，是在最貧窮的、也最能滋養原來內陸政治那一套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土地上發展的政權，有一種封閉性，就是關門主義，對外面是恐懼的，不放心的。歷史有時是奇詭的。近三、四百年來，中國內陸取向的政權雖然千方百計阻撓海洋中國的成長，但傳統的內陸文化，特別是家族組織和勤勞節儉的工作倫理，卻是中國人海外發展的主要的精神憑借。 脫離了內陸政治的羈絆，中國的傳統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經濟領域中發揮得更為暢快。』
三、一匹战狼来到太平洋
（2023.08.10 美國之音专访苏晓康谈《海恸》）
最近，流亡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作家苏晓康推出新作《海恸》，深入分析了中国问题及世界局势。那么书名《海恸》的「恸」字是什么意思？苏晓康又是如何看待四十年来所谓的「大国崛起」以及中共专制扩张问题的根源？以下请听本台记者凯迪对苏晓康的专访。
被颠倒的《庄子》寓言
记者：您好，苏晓康先生。我们今天想访问您，谈谈您最近出版的新书《海恸》。我们都知道您是1988年著名纪录片《河殇》的总撰稿人。《海恸》和《河殇》，文字上有种相互对仗的感觉。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它是怎样一本书？
苏晓康：我从一则古老的寓言、庄子的寓言讲起。《庄子》里有一则寓言，是讲海神教训河伯，河伯就是黄河。就是黄河流到大海以后，它很狂妄自大，又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海神批评了他几句。这是《庄子》里非常有名的一则寓言。可是今天，中国把这个寓言颠倒过来了。颠倒过来的意思就是说，黄河流到大海以后，它要教训大海了。这个意思是我写《海恸》这本书的一个立意。
记者：那么对于《庄子》里的这个预言，您是如何具体解读的呢？
苏晓康：《海恸》这本书分了三层意思来解读。第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个黄河就是中国。中国在一个坏的制度底下走向太平洋，等于太平洋迎来了一匹「战狼」。第二层意思，养大这匹战狼的恰好是太平洋那一端的美国。这就是30年中国崛起的内幕和诀窍。我在另外一本书叫做《鬼推磨》里讲了，这里就不多说了。第三层意思更有意思，诞生在黄土高原上的中华民族、这个汉族，他们曾经不知道什么是海洋啊。所以《海恸》这本书基本上讲了这么三层意思。
「战狼文化」与商韩法家
记者：您曾说《海恸》是"一部流亡者以血泪汇聚的世局观察报告"。我们知道，您从八九六四后流亡海外，30多年来，您主要生活在美国。那么身在海外，您是怎样看待中国这些年来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呢？
苏晓康：我刚才讲，中国崛起是在一种坏制度底下崛起的，一个坏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专制的制度，它比以前的专制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从我《河殇》的思路来看，我们要寻找或者摸索这个专制制度、这个"战狼文化"在中国文化脉络里的深处，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是我《海恸》里写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记者：说到这儿，您能否解释一下，书名《海恸》的"恸"字是什么意思？
苏晓康："恸"的意思在中文里面很复杂，基本可以解释为"惊讶"。就是大海非常惊讶，它现在面对了大陆上的一匹战狼。一匹战狼来到太平洋，这是今天全世界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
记者：那您发现这个"战狼文化"到底来源是什么？
苏晓康：在中国文化里顺藤摸瓜，这个"战狼文化"上接的顶端是什么呢？是2000年前的秦朝、秦始皇的那一套文化。因为这里头有两个东西是今天习近平继承的，也就是今天中国这个制度继承的。什么两个东西呢？一个叫"大一统"，另外一个很简单，就是残暴。这两个东西是2000年前秦朝遗传下来的。所以你看，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批判传统，他们就批一个东西，就是儒家，但是从来没有批过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商韩法家"。商韩法家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大一统"和没有人性、残暴。
「大一统」：西方至今不懂的中共逻辑
记者：那您能否再解释一下这个"大一统"？
苏晓康：我想告诉西方人，共产党不只是侵略扩张的问题，它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在老百姓当中很受支持的。这个东西就叫"大一统"。美国和西方至今不懂中共的逻辑叫"大一统"。也正因为如此，50年代毛泽东占领西藏的时候，完全在西方的视野之外，西方完全不知道。后来英国丢掉香港，到100年了就把香港还给中共了，也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大一统"这套东西。那时跟邓小平签的合约，什么50年不变。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拿下了香港就是在它的"大一统"的观念下，它一定要把香港改造成跟中国大陆一样。现在中国的下一步要拿台湾, 也是那个"大一统"的观念。美国直到今天，我认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普习同构」下的扩张
记者：您在书中提出"普习同构"的现象。您能否具体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观察？
苏晓康：今天正在发生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种族、完全不同的文化，但是他们都经过了共产极权改革、复辟、扩张。今天我叫做它"普京和习近平同构"，就是一样的意识形态、一样道路、一样的个人野心。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在扩张。现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仗今天还在打。然后习近平下一步要统一台湾。
但是，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不一样。俄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了，而习近平新建立的这个集权比普京比俄罗斯还要保守和落后。可是，他有比俄罗斯和普京厉害和强大、現代的地方，是什么呢？我把他形象地比喻为「数码列宁主义」与「商鞅秦制」的结合。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历史上、就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两个领袖，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今天的习近平。他们都遗传了中国传统中最毒的一个基因，就是刚才讲的千年秦制。
强大的专制与弱小的民间
记者：那么面对现在中共专制集权如此强大，您觉得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苏晓康：这就是中国这30年经济起飞以后，没有改变制度的结果，就是国家强大到了民间完全没有办法抗拒的程度。今天习近平就是做得再坏，他也不怕，因为民间非常的弱小。重要的是民间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形成力量。我们看不到从中国内部改变这个制度的任何迹象。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慢慢地跟这个体制来较量。
四、習近平唯有繼續頂缸
前陣子北京政變、軟禁等傳言充斥網絡，其實不過是早前「換習」、「換人換制」等預期的再度延燒，借了習近平未露面的一個空檔，可見中國人恨透了這個小學生，但是中共並未再次發生「林彪事件」，自有其原因，則更值得分析。我想習已焦頭爛額，而中共內外交困，仍不換人，乃是無人可換，讓習繼續頂缸，是最省事的做法，因為瘟疫傳播全球、防疫禁錮全國也拖垮經濟、一帶一路熄火、台海僵持、全球敵對等等，換了習就要有人出來應對處理，中共這個邊緣人集團，今天還有這樣一個人嗎？而且「換習」意味著清算其路線，如今的常委們哪個脫得了干係？
二〇二〇年九月初，中国墙内疯传一段"中央北戴河会议的最新精神"，大力"宣传抗美援朝"、发扬"上甘岭精神"、备战备荒，像一篇小学生作文，然而六十年代"我们的黑白电影"单子里，也没《上甘岭》这部片子，而从电影里发掘"我党遗产"，是一个创举呢。但说这是"北戴河会议新精神"，你信吗？倘不在乎这些墙内词汇的隔世陈旧和荒诞可笑，其释放的信息，乃是习近平已从"大国崛起"战略转移为收缩抵抗。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并未对此前抛弃"韬光养晦"、转而"大国崛起"的左倾盲动承担责任，有惊无险地扭转大战略，亦未见他找谁来做替罪羊。从耍横到装怂，不需付"学费"，这算"新极权"的一个特征？
但这不符合中共一贯性格和作风，即错误路线执行者必须负责下台，乃是此党"伟光正"的诀窍，也是毛泽东"战无不胜"的猫儿腻，否则该党会遭受巨大损失，早就挂掉了；否则从刘少奇到林彪，把老毛累得贼死，把全国人民也折腾个溜够，不都白瞎了？
看来这次"北戴河"神秘不宣，应是政治局常委们接受习的"转舵"而不追究责任，任"小学生"继续瞎闹。但是，这一点或许恰是此党当下的"成熟"，因为西方大梦初醒、正兴师问罪，而海外"换人"呼声震天，此局势下"团结"才能共度危机，换习恰恰"要上帝国主义的当"。
这便意味着，该党自觉他们的"合法性"并未损失殆尽，仍可继续为"习极权"支付代价；而国内百姓亦未觉得"换制"有那么要紧，或反正也换不了，就让习"下一盘很大的棋"吧。
一般的说法，是习不仅颟顸，也深通权术，乃中共三十年未见的狠主，直逼老毛。其实，六四屠杀以降，"合法性"成疑，该党若不走普世价值道路，只有相反走集权道路，而且必须越来越极端，俗话说，螺丝越拧越紧，松一扣就滑丝了，所以该党的前景，就是呼唤强硬独裁者，而牺牲社会发展和大众利益，且必须走到与西方和国际社会死磕的那一步，这是屠杀已经预设的前景，西方耗三十年从生意吃亏上才看到这一步。
习近平须回头发掘毛泽东遗产，不是什么"上甘岭精神"，而是"一穷二白"、"自力更生"之类，还有计划经济、票证制度、粮食副食布匹定量等等，而这样的社会也须有相配文化，比如当时全中国唱得最频繁的一首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被人把歌词改成这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九十号！九十号呀，九十号，九十号！
烟号票，酒号票，豆瓣儿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买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
妈妈记，娃娃抄，号票不能搞混了。
说到这儿，倒想起一个人来，跟习争储落败的薄熙来，最能玩这套把戏。2007年"十七"大后，他上任重庆市委书记，从外地空降过来，把自己的亲信王立军从大连调来做公安局长，构陷炼狱、酷刑"治官"，重手荡平地方势力，称之为"打黑"，以民粹手段博得民众拥护，颇得毛泽东"文革"诀窍；"打黑"之后是"唱红"，2009年秋，中国最抢眼的事情，不是北京秦俑方阵式的胡锦涛阅兵典礼，而是重庆的"唱红"，嘉陵江畔传来高亢的"革命歌声"——红旗、红歌、红标语，组成"红海洋"，是被人遗忘了的一个旧景观，乃造势煽动，一种前现代的巫术，假如我们回到"文革语境"，便知道薄熙来是在搞"党内路线斗争"——他对治理中国，跟江泽民、胡锦涛有不同的思路，特别是他"善于"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传统，正以更有效的新术，谋取最高权力。
舆论皆称美国"灭共"，会把中共逼回毛时代，而邓的"韬光养晦"已经露馅，那"光"既蛮又蠢无法再"韬"得回去了。玩毛术，习不幸未经文革锤炼，那时他还小，"打过老师"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有经验，可这三十年都贪腐了，据说都对他咬牙切齿。我们不知道，如今在牢里的薄二哥，心里会不会嘀咕：瞧，我在重庆都替你预演过了，要让我来玩，指定比你玩得更花哨更娴熟；而曾庆红会不会暗暗叫悔：早知有今日，当初留下薄熙来多好……。
无论是川普的"贸易战"，还是习近平的"细菌战"，或者两者兼顾，将中国逼回闭关锁国，漂亮的说法叫"内循环"，按老话儿说，那叫"洋务运动"闭幕了，回首三十年师夷，邓小平不过学了一回李鸿章而已，没什么"总设计"可言，然而的确令人感慨：中国起飞，黄金万两，贫富崩裂，山河破碎。如今鸣锣收鼓，缩回去"循环"雾霾和污水吗？
习近平"转攻为守"，除了大力宣传抗美援朝、"上甘岭精神"，备战备荒，做好粮食及能源储备之外，似乎应还有个"花木兰精神"吧，还有诸如：
——启动国家经济双循环体系；
——大力宣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以举国之力实现高科技及高端制造业突破；
——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占GDP 4%以上；
——突破美国构建的第一、第二岛链，实现对美国战略突围；
——大力发展核武器，真正以强大的核威慑震慑美国的疯狂，等等。
這些都颇有这个独裁者的风格，色厉内荏，然而更大的信号是，"中国崛起"告吹。
六年前，即2014年，我跟法廣安德烈有个訪谈《野蛮的崛起》，安德烈問：
今天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什麼性質？
我说，中國經濟尤其是近二十年的「掠奪式」的資源耗竭型的發展，使它的資源匱乏非常嚴重。今天中國對外的發展，純屬資源爭奪上的擴張。但是如果不是因為二十五前的六四屠殺，中國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條更加合理的、消耗更低的發展道路。
核心问题是，鄧小平要用經濟發展來挽回六四所造成的合法性缺失問題。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政治危機，中國政府完全可以很合理地安排經濟發展，不必走現在這種讓中國資源全部耗盡，土地、水源、空氣通通污染的發展道路；同時，又在分配上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不公平，極小部分人拿走了中國90%的財富，其他十幾億人只占百分之幾的財富，我們還付出了環境的代價。胡平對此有一個極神似的概括：「槍聲一響，變偷為搶」。
反過來說，不偷不搶的話，中國可以篤篤定定的走一條資源低消耗的發展路徑，也犯不著到海外去搶資源。今天的經濟發展道路造成中國兩個喪失：中華民族的生存家園沒有了，還有這些年的封閉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精神荒漠，中國人失去了心靈的家園。所以我可以講，中國十億人今天在心靈上也是在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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