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3-6
張灝是當代思想史家，與余英時、林毓生齊名，本書乃其重要早期著作，不乏思想光彩，「一個時代崩塌時，思想該何去何從？」，他以「烈士以身殉道，理解譚嗣同、戊戌變法與近代思想危機」，可謂逆「保守主義」主流思潮，獨闢蹊徑，「看見譚嗣同燃燒的信念與勇氣，讓百年前的靈魂再次發光」，「揭示其思想如何映照時代裂縫，並引發對自由、責任與犧牲的深層反思」，無疑，此誠為當下中國所奇缺、所渴望的支援意識，變革所急需之思想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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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史上的譚嗣同
一日晨，金鐘發我一微信：「附呈兄一掌故——1900年西太后召李鴻章上京處理列強議和事，李在南方啟程前會見梁啓超獻策：兩廣獨立建國。李婉拒之曰：「一代人只能幹一代人的事。」李抵京簽辛丑約，二月後死去。此言之出名勝過他的絕命詩。兄似可一議。時二宮正逃亡，萬一不測，孫派欲聯李在兩廣成立共和國， 港府支持。推兩廣總督李鴻章為總統。梁推為上策，孫助之⋯⋯。」
近代晚期，或說清末民初，有無數迷人細節，或可稱痛人時節，會令後人扼腕擊節，其中凝聚於李鴻章一人者頗多，所以李中堂在史上留下巨大身影，褒貶兩級，後人無可望其項背，其當年亦有「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之歎；但後世回眸一瞥，亦凝聚一烈士譚嗣同，他留下錚錚一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從1987年的一個夏夜開始，錢鋼鬼使神差地追尋起李鴻章的蹤跡來：『我在寫《海葬》。我在寫100年前的變革。』
他告訴我，有一回他去煤渣胡同尋找當年李鴻章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杳無蹤影，『100年了。什麽東西都會面目全非。』
但他卻意外地发現了李中堂的故居賢良寺。就在這座古寺的東面，正興建一座大飯店，那地皮就是當年海軍衙門的舊址。『說不清心里是一種什麽滋味，我們仰望著海軍衙門——一百年後的「王府飯店」，只見這座即將竣工的摩天大樓，在探照燈的照射下，通體閃著銀光，巍然聳入夜空。桔黃色的巨大起重機上，寫著三個大大的日文字：熊谷組。』
1988年。不吉祥的龍年。中國人浮躁、嚎叫和惴惴不安的一年。大夥兒都在罵物價、罵官倒、罵腐敗。上校錢鋼卻把目光投向整整100年前——
『1888年。中國第一盞電燈在紫禁城里被點亮了。1888年。光緒皇帝即將「大婚」，「親政」。1888年。康有為呈「上清帝第一書」，未達光緒。
1888年。頤和園正加緊施工。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距離它的悲劇性的大覆滅還有六年；整整100年後，我為它寫《海葬》。』
《海葬》可謂《河殤》的姐妹篇。但更有意義的是，它寫的正是物質層面變革的悲劇，而這種悲劇100年後恰在中國重演。歷史似乎開玩笑式地在作圓圈遊戲。
錢鋼很早就悟到了這一點。記得大約三年前，他就告訴我他正沈浸在晚清歷史之中。那時我還處在"問題報告文學"的興奮期，壓根兒想象不出這位《唐山大地震》的作者能從故紙堆里掘出什麽"寶"來。但我深信他的那種"不趕浪頭、坐得住冷板凳"的厲害。
我去邀錢鋼一道來寫《五四》這部片子時，他正在為《海葬》作最後的修訂。洋洋十數萬言已經寫出，他卻還被兩件或許永遠解不開的歷史迷團所困惑，白凈的臉上滿是愁雲，劈頭問我：
『你相信孫中山曾經冒死去策反李鴻章嗎？今天我們想像得出當時李鴻章雖然拒絕了，卻鼓動孫中山革命，並願為他作後盾嗎？你相信光緒實際上根本沒有給維新黨人下「誅榮（祿）廢後」的密詔嗎？能設想譚酮同居然是編造了一個假上諭去策反袁世凱的嗎？多麽具有魅力的細節啊。歷史永遠是不可思議的………』
是的，譚嗣同和孫中山都曾寄希望於權威人物。李鴻章雖戴著「賣國賊」的帽子卻不是後人所想像的那樣昏聵。袁世凱雖然兩度成為中國變革的關鍵人物，但卻永遠不會是華盛頓式的「新權威」。他們每個人背後都受到文化指令的支配。這誠如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記》所說：
『歷史的必然總是通過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現的……當滿清皇帝的個人權威還是至高無上的時候，倘若光緒是另一個人，戊成變法未嘗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凱都短壽早死，辛亥前後的局面恐怕也將很不一樣。然而即使那樣，在有著數幹年封建重壓而又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大地上，要邁進工業化社會和實現富強，也仍將百折千回，歷盡艱險，決不會那麽一帆風順，筆直平坦。』
錢鋼三年引而不发，突然向世人托出一個100年前的噩夢，不是比我們筆下的現實改革更意味深長嗎？
二、現代史上的失蹤者
中國既無現代史更無當代史，然而有無數失蹤者，像考古一樣發掘出來的，還有比林昭更早更著名的嗎？
中國政壇沒有女性的任何聲音，這個現實，并不因為1989年天安門曾豎起一尊女神像，并且是由一個女大學生掛帥同一群老光棍抗衡了震驚世界的五十六天而有絲毫改變。這早已不是性別話語，而進入政治學課題，這場政治危機，不妨說是中南海裡六七個老頭兒組成的寡頭政治，強暴了中華民族一次。
假如真要寫一部中國當代女史的話，那裡是沒有一尊女神像的，而只有「失踪者」，那是一部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製作人胡傑在片首自己出場說：
『五年前，我聽到了一個關於北京大學女學生，在上海提藍橋監獄裡用自己的鮮血書寫了大量勇烈的充滿人道激情的血書，最後被監獄秘密槍決的故事。這個女學生的名字叫林昭。 那時，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 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後，整個中國大陸都停止了思想，並生活在謊言與恐怖之中，是這個女孩開始進行了獨立思考，在獄中，當她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情況下。 她用髮卡當筆，刺破自己的手指，在牆上、在襯衣上書寫血的文章與詩歌。 這個故事使我最後作出一個決定。 放棄我的工作，去遠方尋找林昭飄逝的靈魂……。』
林昭殉難，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1968年，她的母親還要向政府繳納槍殺她的五分錢子彈費，這比中世紀還要野蠻。林昭死在中國人只懂恐懼的時代，那時他們還沒學會冷漠。 但從林昭被处死的上海龍華機場，到坦克履帶碾壓的北京長安街，中國依然黑暗，距離並不遙遠；可是林昭媽媽許憲民，到再也不肯沉默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中國露出文明的晨曦了嗎?
三、當代史上的鮑彤
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已落入改革存廢在一線之間，喜則因為改革呼之欲出，此一線之間，竟是由於鄧小平也曾有過「改制」的一閃念，或使中國避免「革命」、暴力，而和平演變，此一線之機，便是在龐大、昏聵、殘暴的中共體制中，出現由鮑彤領銜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見2014年8月11日 吳偉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我一向主張「非暴力革命」（此為我支持劉曉波之主因），而「和平演變」路徑只有依賴黨內健康力量出手改制，其機會也只發生在鄧小平偶然出現「改制」意願的一瞬間，這個機會主義者殺心突起（成因大可研究），不止中國要人頭落地，最可惜者，乃是中國又落入暴力循環的怪圈，回到兩千年舊磨道上去了，而中國變局唯賴強人之一閃念，乃是民間太弱小，至今如此。
鮑彤是當代譚嗣同，因為鄧小平是想殺掉鮑彤的，由此八九六四這場溫和改革，又因為遭到鄧小平血腥屠殺，完全是重複一百年前的戊戌維新，遭到慈禧的血腥鎮壓，六君子斷頭菜市口。當年嚴家祺、吳國光等追隨鮑彤，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曾經有機會把中國撥向和平轉型的道路，卻被鄧小平斬斷，趙紫陽因為有鮑彤襄助，當年才如此精彩，幾個大手筆均來自鮑彤的建議，所以，實際上鮑彤才是當年進入中國最高決策層的一位傑出政治家。
2022年11月9日，鮑彤先生于北京時間7時08分安然離世，我聞訊在臉書上貼出一段文字：
『鮑彤先生辭世，從八十年代過來的中國人，都會「心有戚戚焉」，因為鮑彤是趙紫陽的第一智囊，而趙紫陽的名字，會跟中國改革、八九六四等話語，永遠留在歷史中，政治的力量抹煞不了，原因也是政治對他不公道，對鮑彤也不公道。「任人評說」是一條歷史酷律，好人壞人皆不能免。』
我並不認識鮑彤，卻因為《河殤》和《烏托邦祭》而扯上關係：
『到了（一九八八年）深秋之際，《烏托邦祭》的出版仍無著落。有一天戈揚忽然打電話給我：「曉康，你趕快給我弄一個十萬字以內的壓縮本，我用一期《新觀察》推出。」我連夜就做，知道老太太乃是京中一豪傑，不畏強梁的人物。
《新觀察》是半月刊，月初、月中各一本。我雖諸事纏身，整日頭緒紛亂，卻巴巴兒地等著下一個出刊日。記得一個黃昏，我掙脫一個什麼會議，就跑到一家街頭報刊亭，買了一本《新觀察》，翻開一看，連影子也沒有。跑回家給編輯部打電話，沒人接。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沙灘文聯大院，在《新觀察》那棟小樓上，堵住編輯部主任鄭仲兵。老鄭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君子，一把拉我進去坐下：
「咳！老太太都躲著你呀。我跟你說，版都做好了，在開機印刷前一分鐘，老太太給鮑彤撥了一個電話。鮑彤說，這個蘇曉康，麻煩惹得還不夠呀？一個《河殤》，已經叫我們焦頭爛額，你再把這個廬山會議捅出來，我們可沒法保護他啦！」
到此，出版渠道基本堵死。』
《河殤》的命運，跟趙紫陽、鮑彤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其背後又牽扯一個極為重大的權力問題、政治危機，是直到今天，這個歷史秘辛，還無法獲得確鑿的證據，因為趙鮑二人皆已謝世。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
『李先念在「反趙」行動中非常積極，他既是前線人員，也是幕後主腦。1988年10月，第13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上，曾有計劃公佈架構重組。但王震突然攻擊《河殤》，要求中央委員會正式發出批判。我沒有理會。那次事件之後，葉選寧（葉劍英之子）告訴我，王震當著他面前極力告發鮑彤，說他是支援製作《河殤》的無賴──這是王震從李先念口中聽到的指控。』
「倒趙」是一個典型的陰謀。起初，趙紫陽阻擋王震攻擊《河殤》，僅僅是不想再回到「文革」舊路上去；但當王震進一步莫須有地指控「鮑彤支持製作《河殤》」，就是為了構陷趙紫陽支持「自由化」——別忘了，胡耀邦就是被指控「縱容自由化」而下台的；由此，老人幫也終於找到了顛覆趙紫陽的「政治罪名」，所以「八九」風雲一起，李鵬便乘勢扳倒趙紫陽，是註定的。
我們要問，1988年左右，所謂「八大老」為什麽要在「倒胡」之後，緊接著就「倒趙」？
「六四」這場衝突，有一個早就被人們忘懷的背景，那就是中共的權力繼承問題。經過「文革」，老人幫的教訓是，他們打下的江山，只有交給他們的子女才放心。「六四」衝突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他們如願以償，中共這個政權也從此變成一個封建的「家天下」。「六四」屠殺二十年來，中國和世界都遺忘了許多，卻從未明乎於此。
趙紫陽公開支持《河殤》，據說是鮑彤的建議，他跟趙紫陽說，《河殤》支持改革，這個細節已無從證實。
但是，八九另有「驚天一炸」，即趙戈會「拋鄧」，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坊間皆言趙紫陽乃是對鄧小平攤牌，置鄧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據說，這也是鮑彤向趙紫陽建議的，也因為這個事件，鄧小平在血腥鎮壓之後，第一個抓的人，就是鮑彤，他甚至要砍鮑彤的頭。
其實，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麽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一九八八年開始的「倒胡」「倒趙」陰謀，緣起陳雲的「子弟接班」戰略部署，乃是晚清「垂簾聽政」故事重演，改革陣營的趙紫陽鮑彤，見鄧小平恐懼學潮而令大局崩壞，必須出奇招扭轉頹勢，利用「五一六」的時間差，趁電視轉播的機會，向天下公佈「鄧掌舵」秘密，並以此反對調兵鎮壓，都是在中共體制下的明智終極之舉，鮑彤臨危不懼、冒殺頭風險，事後亦忠貞不移、守節致死，其風範直逼戊戌維新中死難的譚嗣同。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高齡九十的鮑彤投稿《光傳媒》一文〈俄國十月炮響給中國送來什麼〉，這或許是他最後的文字？我受託寫了一篇推薦詞：
『鮑彤，耿介之士，也是一位智者。他沉浮黨內多年，風風雨雨；曾位居中樞，睨視決策；又因腦後有反骨，身陷秦城，終於倖存晚歲，看盡興亡。此文雖短，卻大開大合，如庖丁解牛，由馬克思憤青的起頭，一路辨析俄羅斯的荒謬、毛澤東的粗鄙，中國造了兩千年反，還要去請「洋宋江」，寥寥幾語已說盡中共百年鬧劇。毛澤東說是「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標準答案，中國學生用來應考保證得滿分，但是等於沒有回答，因為沒有人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東西，連馬克思本人也說他只知道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從譚嗣同到飽彤，好一個「百年首尾各一同（彤）」。
四、八九衝突中的方勵之
前述錢鋼曾驚詫譚酮同居然編造了一個假上諭去策反袁世凱，而變法失敗後梁启超避祸日本使馆，也劝譚一同出逃，但譚拒绝後說出那一番「请自嗣同始」的慷慨之言，然而方勵之李淑嫻遭鄧小平通緝後，在1989年走進了美國大使館，雖然他的自傳第一次披露，他在使館日記裡赫然已有「應準備：一、為民族而獻身，獻生命。二、長期監禁」的字句。
其實，更直接的問題是，方勵之為什麼不想當「中國的沙卡洛夫」？我則覺得，非得拿中國去比附蘇聯或西方，諸如「中國的戈巴契夫」、「中國的曼德拉」等等，本身就是一種貧乏。再說中蘇的專制蛻化程度、兩黨的演變路徑，都有巨大差別，皆受其深層的歷史文化制約；沙卡洛夫發揮影響的社會條件，也根本沒有提供給方勵之。自然，跟一百年前戊戌維新的世態時勢，早已迥異，而譚嗣同殺身成仁的價值系統也不復存在。
但更重要的是，在八九年的時代局限下，方勵之硬要扮演「沙卡洛夫」，就只能去當「烈士」，但是，方勵之的理念非常西化，不可能再有「引刀成一快」式的「烈士情懷」了，而且即便他有譚嗣同式的死難決心，也對整個局勢無補，中國變革已不是靠「英雄流血」就能奏效了的。
許多人以「道德資源流失」的理由，責備方勵之李淑嫻走進外國使館避難﹂，卻沒有發現，其價值預設前提，恰好是將西方、國際社會、人權價值，統統視為「與中國為敵」，好像方勵之不是「走進使館」而是「走進監獄」，就能喚起民眾革命了。我們或許可以說，中國政治變革至今唯賴「民族主義」一個有效動員力，是很尷尬的；方勵之遭遇這種尷尬後，及時返回他的天文學領域去，仍可以施展抱負。只有最知道方勵之價值的人，才能從一開始就洞穿這個結局，這個人正是李淑嫻。
五、最後陳述的劉曉波
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
劉曉波因「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
從六四清晨在大軍環伺的槍口下帶出廣場抗議學生，到身繫牢獄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二十年換了一個人，雖依舊桀驁不馴，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溫和心腸。
六、思想史上的余英时
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的這位講座教授，後來自願給自由亞洲電台做「特約評論員」。2011年秋某日，余先生打電話來問，紐約時報稱香港歌劇《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網上說中共忌諱紀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溫，於是找了有關信息傳真過去，他要準備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講講，接連打了三次電話找不到我，我出去采購了。
晚上陳淑平來電話才講出原委，原來余先生日前與北京《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訪談《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是近來他極精彩的談話，國內封殺，卻被董橋欣賞而刊登於《蘋果日報》。我這才找來閱讀，果然把所謂「晚清變革」、「辛亥意義」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幾年，『反「反傳統」』漸成主流話語，進而對「辛亥推翻皇權」作負面詮釋、否定孫中山已成時髦，一個替代的說辭，即「西太後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卻是為中共今日「不改革」辯護。哪知「批判激進主義」的大師，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變革」、極言「滿洲黨」不肯改制才誘发革命，進而肯定革命並非「暴力」，甚至「軍閥割據」才有多元空間而生出「五四」，比比皆歷史洞見，非「大師」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證「所有歷史皆當今史」，不從當下出发說歷史則無異於空談妄說。余英時滿腹經綸，把玩古今於談笑之間，卻不沾一絲迂腐或高深，當今一人而已，學問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說到辛亥，必然要提孫中山，當下中國有沒有一個孫中山？
被稱為「海外民運第一人」王炳章，就是一個學習、踐行孫中山最徹底的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位医学博士留学生，1982年他在美国宣布「弃医从运」，声称要推动大陆民主运动，从事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如同晚清孫中山在香港學醫、也在檀香山鼓動革命、成立興中會。但是王炳章「回國發動革命」，被中共判處無期徒刑，至今深陷牢獄。
因為今天需要一個「孫中山」，王軍濤也模仿他，將自己鎖在一個大鐵籠裡，擺在紐約時代廣場二十八天，實乃他走向體制外的宣示，悲劇意味也愈加濃郁。
雖然王軍濤必須在海外「組黨」、「舉牌抗議」，把他詮釋為「最接地氣」的步驟一步步都走完，但是他私底下也跟我說，凡是做真事實事的人都不肯出來流亡，民間並無所謂「英雄」（陳勝吳廣），現代政治也不玩這一套，就是體制內的「藏龍臥虎」還不現身，看不見他們。他常常引用晚唐章碣的一句詩來形容中國未明局勢：「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附：
聯經出版 2026-2-25
《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經典重排新版）》
作者：張灝｜2/26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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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崩塌時，思想該何去何從？
看見譚嗣同燃燒的信念與勇氣，讓百年前的靈魂再次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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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以身殉道，學者以筆重現靈魂
理解譚嗣同、戊戌變法與近代思想危機的關鍵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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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極具象徵性的人物。他尚在而立之年，卻於戊戌政變前後，以生命實踐理想，凝聚「以身殉道」的烈士精神，並以《仁學》挑戰傳統秩序，開啟知識分子自我批判與超越的現代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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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張灝的重要早期著作，透過嚴謹史學與深刻哲思，細緻剖析譚嗣同的性格、心靈歷程與思想轉折，呈現其如何在宗教情懷、人生困境與時代壓力中，走向仁學的思想高峰，並作出以生命承擔理念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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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是一部傳記，更是一場思想探索。張灝將譚嗣同置於十九世紀末「傳統解紐、價值重構」的關鍵時刻，揭示其思想如何映照時代裂縫，並引發對自由、責任與犧牲的深層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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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既是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導讀，也是理解知識分子精神困境的必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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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張灝
1937—2022，國際重要漢學及思想史研究學家，專長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及政治思想史。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美國哈佛大學碩士、博士，曾任美國俄亥俄州大學歷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曾獲得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研究獎金、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研究獎金、王安東亞學術研究獎金，以及中央研究院院士等多項榮譽。中文著作主要有《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時代的探索》，均由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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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經典重排新版）》
2026/02/26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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