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者 2026-3-18
（編按：支聯會案審訊被告之一鄒幸彤早前申請海外專家任證人被拒。她在約一年前以「在記憶與改寫記憶的抗爭......我們未完的故事」為主題，邀請海內外參與過六四運動、六四集會及支聯會活動的人士書寫證詞。《追光者》獲授權全文轉載。）
法官大人：
我名叫王丹。今天我以一個見證歷史的人、也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回應鄒幸彤小姐的呼籲，為「六四事件」以及支聯會作供。因為我人在海外，無法親自到庭接受盤問，只能把我知道的、我經歷的、我親眼見過的事情，盡量誠實、清楚地寫下來。
我不是法律專業人士，這份證詞未必符合最嚴格的法律文書格式。我也明白，任何人的回憶都不可能像儀器測量那樣完全沒有情緒。但我願意在這裏向法庭坦白：我寫下的每一段，都以「對事實負責、對歷史負責、對自己良知負責」為原則。我相信，法庭要判斷是非，不能只聽權力一方的說法，更應該聽聽曾經在現場的人，如何理解那段歷史、以及那段歷史如何延伸到香港。
以下分兩部分：
甲：關於「六四事件」
乙：關於「支聯會」與鄒幸彤
甲 關於「六四事件」
一、我對「六四事件」背景的見證
1. 我親身處在那個年代的氣氛裏。
1989年之前的幾年，中國社會一方面在改革開放下出現希望，另一方面也累積了非常多不滿：貪腐、官倒、特權、言論限制、對改革的反覆與倒退。對我這一代年輕人而言，最深的感受是：我們愛這個國家，但我們看見它被一套僵硬而且不容批評的權力機器壓住；我們想要的是更公平、更有尊嚴的生活，以及能夠公開討論公共事務的空間。
2. 運動不是「外國勢力煽動」，而是中國人自己走出來的。
我很清楚記得，當時學生走上街頭、走到天安門，最初的語言非常溫和，訴求也非常具體：要求反腐、要求對話、要求自由的言論空間、要求尊重憲法裏寫着的權利。我在那裏看到的，是很多人用最笨拙、但也最真誠的方式在表達愛國：有人拿着手寫標語，有人唱歌，有人只是站着流淚。那不是某個境外力量能「指揮」出來的場面，而是一種社會情緒走到臨界點後的自然爆發。
3. 胡耀邦逝世是導火線，但不是「陰謀」。
胡耀邦先生逝世（1989年4月15日）之後，學生自發悼念，背後的情感很直接：很多人把他視為較能包容改革與不同聲音的領導人。悼念活動逐漸轉化為對政治改革的期待，這是歷史邏輯的延伸，而不是外力操控的結果。
二、我對「六四事件」發展過程的見證
1. 我就是運動的當事人之一。
1989年春夏，我身在北京，直接參與運動的組織與行動。我不需要靠想像或轉述來理解那段歷史，因為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很多細節——廣場上夜裏的風、同伴的疲憊、群眾送來的食物和水、一次次對話無果後的失望——到今天仍然非常清晰。
2. 運動長時間維持和平、理性、非暴力。
外界常常忽略一個關鍵事實：這場運動持續相當長的時間，絕大多數參與者都努力保持克制。我看到的是學生自發維持秩序、勸阻衝突、對市民表達感謝。我也看到許多北京市民——工人、店員、老師、司機——用他們能做到的方式支持學生：送水、送飯、提供紙張、提供藥品。這些都不是「暴亂」的樣子。
3. 局勢被一步步推向不可逆的悲劇。
我不能替任何政治人物下定論，但我親眼見證了：在關鍵節點上，官方用強硬定性、威脅鎮壓、拒絕真正對話，使得矛盾被放大。到了後期，北京城裏充滿一種壓抑的恐懼：大家都在猜，軍隊會不會真的開槍。很多人不願意相信「會對自己人開槍」這件事會發生，但它最後發生了。
4. 六月初的鎮壓造成大量傷亡，這是悲劇性的事實。
關於死亡人數，因資訊封鎖與多年來的政治壓力，外界難以掌握完整數字。但「發生了以武力鎮壓和平民眾、造成嚴重死傷」這點，不是爭議，而是歷史事實。這也是為甚麼直到今天，仍然有許多受難者家屬、倖存者、見證者不願沉默。
三、我對「六四事件」性質的理解（以見證者角度）
1. 它首先是一場對人民的傷害。
對我而言，六四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很多具體的人：有的人再也回不了家，有的人留下終身傷痛，有的人失去青春，有的人失去子女。
每當有人把它輕描淡寫為「一場風波」，我心裏都非常難受，因為那等於再次否定了無數人的痛苦。
2. 它也是一段必須被記住的歷史。
如果一個社會連自己的傷口都不能說，那它就很難真正走向成熟。記憶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避免同樣的悲劇重演。這也是我理解香港多年來紀念六四的原因：香港人用燭光守住的不只是同情，更是一個社會對「不可以再殺人」這個底線的堅持。
乙 關於「支聯會」及鄒幸彤
一、我與支聯會的接觸與親身觀察
1. 我多年來與支聯會及香港燭光悼念活動有直接關聯。
自支聯會成立以來，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燭光晚會長期是全球華人社會極少數能公開悼念六四的場合之一。我在不同年份、不同身份下，與這類活動保持關注與參與，並與多位香港公民社會人士有交流。支聯會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非常「香港」：來的人很雜，立場不必一致，但大家願意為一個基本的人道立場站在一起。
2. 支聯會的核心工作是紀念與倡議，不是暴力，更不是秘密顛覆。
我所了解的支聯會活動，主要是公開的：悼念晚會、展覽、座談、出版、教育與公眾倡議。它的表達方式是燭光、文字、演說、集會。這些活動即使尖銳，也屬於公共討論範圍，與暴力、恐怖、或秘密組織的模式完全不同。
二、支聯會的性質：為何我相信它不是「外國代理」
1. 支聯會是一個以香港社會為基礎的公民組織。
就我長年觀察，支聯會之所以能維持那麼久，不是因為某個外力操控，而是因為香港社會長期存在一股自發的道德情感：對六四死難者的同情、對暴力鎮壓的反感、對中國未來的關心。支聯會能做的事、能動員的人，都高度依賴香港民間的參與，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力量。
2. 「動輒指控境外勢力」是威權政治常見手法。
我作為被迫害過的人，非常熟悉這種語言：當權者不願面對社會不滿的根源，就把一切推給「外國勢力」。這種說法方便、廉價，卻經不起檢驗。六四當年如此，後來對很多異議人士也如此；把同一套說法套到支聯會身上，我並不意外，但我認為那不是嚴謹的司法判斷方式。
三、支聯會的社會意義：我看到的三件事
1. 它讓香港人有一個面對歷史的方式。
六四對很多香港人而言，是一種集體創傷。每年的燭光晚會，像是一個公共的「哀悼場域」：人們在那裏承認悲劇發生過，也承認人命值得被尊重。這種公共哀悼本身，就是文明社會的一部分。
2. 它讓中國受難者家屬知道：他們不是孤單的。
在極權環境裏，孤立是最可怕的。支聯會多年來讓很多人知道：仍有人記得那些死去的人，仍有人願意說出「這是不對的」。我認為這種精神上的支持，是非常真實、非常具體的「人道援助」。
3. 它曾是香港自由空間的象徵。
很長時間，國際社會觀察香港是否仍保有自由與法治，六四燭光是否仍能點起來，往往就是一個指標。支聯會存在與否，與其說是某個組織的命運，不如說是香港公民社會空間的縮影。
四、關於鄒幸彤：我對她的了解與判斷（以事實證人角度）
1. 我知道她做的是「公開倡議」，不是秘密行動。
我與鄒幸彤的接觸與了解，主要來自她多年以來公開的言行與她所承擔的工作。她的表達一貫是公開的、可以被檢視的：她說甚麼、做甚麼、呼籲甚麼，都在公共領域進行。這與「暗中顛覆」的想像完全不同。
2. 她的言行延續的是支聯會一貫的路線。
我沒有看到她把支聯會帶向暴力或非法的方向；相反，我看到她承接的是一條很清楚的脈絡：以公開方式保存記憶、以公民方式表達立場、以和平方式喚起社會關注。這些做法，也正是香港長年公民社會的典型方式。
3. 她的堅持讓我想起很多受迫害者共同的特質：不願說謊。
我說這句話不是抒情，而是事實上的感受：在一個壓力巨大的政治環境裏，很多人會選擇沉默，因為沉默最安全。鄒幸彤選擇不沉默，這本身就意味着她付出代價。她如果是為了私利，完全沒必要走到這一步。這是我作為曾經付出過代價的人，能夠理解、也能夠判斷的。
結語
法官大人：
我寫下這份證詞，不是為了把法庭變成政治戰場。我只希望，當你要判斷一個人、或一個組織的性質時，能夠把歷史放進來，把人的經驗放進來，把常識放進來。
六四的悲劇確實發生過；香港人以燭光紀念它，也確實是自發而長久的社會事實。支聯會長期以公開方式在香港進行紀念與倡議，我所知所見，並不符合「外國代理」或「暴力顛覆」的描述。鄒幸彤作為其中一位承擔者，她所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在公開領域，她的行動邏輯也與支聯會多年來的路線一致。
我願意為我以上所述負責。如法庭需要，我亦願在可行的法律程序下（例如以視訊或書面補充方式）作進一步說明。
謹此作供。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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